美国留学生何乐五年前创办的“打工子弟爱心会”，已成为拥有30余名正式员工、1100多名志愿者的公益组织，他们在城市边缘用集装箱搭建的教室里，承载了这些志愿者和无数打工子弟的青春梦想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姝通讯员 牛丽君(除署名外)

　　日前，微博上一组转发率极高的图片，令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图片内容是北京郊外一排专为打工者子弟提供课外教育服务的集装箱教室。这些“教室”属于“打工子弟爱心会”（简称CMC，Compassion for Migrant Children）。CMC的创始人来自美国，中文名叫“何乐”。他想让这些孩子们放学后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接受作业辅导、参与兴趣课程，在大都市里给打工子弟一个温暖。

　　CMC已成立近五年，已经发展成正式注册的慈善机构———CMC打工子弟爱心会，累计受益者达7000余人，累计服务时间40万小时，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六家社区活动中心。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北京黑桥村的社区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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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颜六色的集装箱

　　要帮助孩子，就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CSR2007年数据，中国目前有2000万流动儿童，北京有50万。数字背后，是不少外来工子弟被忽视、被遗忘的故事。2006年，美国留学生何乐随北京语言大学的同学一道去打工子弟学校当志愿者，这次毕业前夕的普通公益活动，成了他留在中国的动机：这些孩子需要帮助。

　　何乐是他的中文名字，取“何乐而不为”之意。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拿出1万元积蓄，在北京朝阳区大望京开设了第一家社区活动中心，专门为打工子弟提供课后辅导。

　　五年过去了，当初的活动中心已经发展成正式注册的慈善机构———CMC打工子弟爱心会，目前累计受益者已达7000余人，累计服务时间40万小时，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六家社区活动中心。

　　申雅静是CMC资历最深的“元老”之一，对创办伊始的困难记忆犹新。最初他们没有资金来源，所有经费都是志愿者掏腰包，为了省下一笔装修费，创始人们一起动手粉刷教室。2009年，这个凝聚了不少心血和汗水的社区活动中心，因为城市建设而被拆迁。当年轰动一时的“大望京三号商业用地”成为新地王的背后，是CMC这个活动中心不得不搬迁的命运，投入的装修改造资金也打了水漂。

　　于是，在筹建黑桥社区活动中心时，何乐提出用集装箱代替传统住房。

　　“要想帮助孩子，最好和孩子们在一起，而且要保证稳定和连续性。”这一直是何乐的基本宗旨。而集装箱方便搬迁和拆卸的特点，使其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年代更具灵活性：打工子弟家庭搬到哪里，集装箱教室就迁到哪里。另外，集装箱在空间设计上也更灵活，可以根据学生数量随时调整教室面积，CMC亲切地称它为“活力魔方”。

　　黑桥村位于中国电影博物馆附近。走进这个北京东北角的小村庄，几乎感受不到大都会的气息，街道两旁横七竖八地摆着贩卖各式日用品的推车，接近干涸的河道里扔满了花花绿绿的包装袋，末班公交车只开到下午六点。时不时有几驾马车或驴车走过路旁，扬起一阵黄沙。CMC那十几个色彩鲜艳的集装箱，是这里最醒目的建筑，在周围两米高的小平房群里，一眼就能被认出来。

　　白天大多数时间里，这儿没什么动静，直到下午四点半，沉寂一天的中心迎来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过很快又会安静下来，只能听到铅笔在作业本上划过的沙沙声，一个小时之后，操场上再次热闹起来，男孩们三五成群打篮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女孩聚在一起跳绳或玩皮筋，也有孩子把棋盘铺到桌台上，杀一盘象棋、军棋或五子棋，这是孩子们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六点半左右，志愿者会提醒孩子们回家时间到了，没有家长来接送，他们都自己背好书包，走向周边灰黑色的低矮建筑，腿脚快的孩子五分钟就可以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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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走在城市的边缘

　　与政府沟通，是门值得钻研的“学问”

　　黑桥社区活动中心目前有100多名学生，20多名志愿者。按照惯例，至少要有10名志愿者，两人一组，五个小组轮流负责周一到周五的课后辅导，同时教授孩子们一些兴趣课程如手工、美术等。为了灵活处理，黑桥中心将第二个小时的兴趣课时间改为体育课自由活动，至于课后辅导的一小时，常常得由正式员工负责答疑解惑和维持秩序。但CMC表示，志愿者没有全部到位并不是因为报名者不多，而是因为新学期刚刚开始，筛选工作还在进行中，目前报名的志愿者已有一千多名。

　　黑桥现在有五个针对不同年级的集装箱教室，粉刷成绿蓝灰红黄五色的教室分别对应一至五年级，图书馆和计算中心尚未投入使用，目前只开放了两个教室。室内陈设很简单，除了讲台、黑板、桌椅、日光灯、空调和饮水机等设施外，教室后面的一幅彩色壁画是唯一的装饰物。

　　该中心工作人员谢颖芝告诉记者，用集装箱做教室虽然在国外有先例，但对他们而言很多地方仍需摸索，比如之前就没想到集装箱导热性很强，夏季暴晒后很热，需要装空调；其次是容易掉漆，箱体上的涂鸦会变模糊，必须选用特殊漆料……目前，CMC其他五个社区都是平房，另一位工作人员申雅静说：“集装箱是新的尝试，但不代表以后会全部采取这种模式，可能将来会想出第三种方法。”

　　自今年五月投入使用以来，黑桥社区活动中心已逐渐被村子里的家长和学生接受和信任。当初选址在此，是看中了附近有星火、红旗两所打工子弟小学，孩子们放学后顺路就能到中心来学习，距离公交车站也不远，步行在十五分钟之内，志愿者来工作也方便。更令CMC满意的是，黑桥附近有几所高校，可以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现在看来，黑桥的选址是正确的。今年暑假前后，北京市朝阳、海淀、大兴区24所接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自办校被关停或拆除，CMC东坝社区中心周边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在其中，孩子们不得不去很远的地方读书，放学后赶到社区活动中心时已经很晚了，只能待半个小时，很多孩子不得不放弃辅导。黑桥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打工子弟学校停办之后，古城、厂甸等地学校并入红旗小学，新转来很多学生，有些家庭因为孩子读书迁入该地，希望参加课后辅导项目的家庭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家长询问CMC能不能办一所学校。但何乐有清晰的看法：“我们要做的是对政府提供的教育资源做补充，教育归根结底是政府的事情，学校不能是我们来办的。”

　　何乐在创办CMC时，与其他教育公益组织最大的不同就是采用社区活动中心模式来提供服务，这是借鉴国外社区教育的经验。不过，这也令CMC面临更多的挑战：每个社区的环境和情况都不一样，每建立一个新的社区活动中心都必须了解当地教育、文化、政府、经济等多方面状况，以便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服务、更有效地应对突发状况。每次开设新的社区活动中心，总要花些时间和政府部门沟通。

　　谢颖芝告诉记者：“（政府）最开始对CMC很担心，不太清楚我们打算做些什么，后来沟通多了，就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就黑桥而言，中心日常所需水电都是由村里帮助解决的，但对于交涉的细节，工作人员用“一言难尽”回应，不肯透露更多；CMC如何得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也不愿多讲，只是强调协调过程很复杂。

　　对于一个由外国人领导的团队而言，怎样与政府打交道是一门比较陌生的学问。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CMC在北京的活动中心配合政府相关要求，停办暑期夏令营项目；上海的社区活动中心也曾在世博会期间给予同样的配合。在不断探索、不断磨合的努力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和家庭受益，CMC还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一同发起成立了“活力社区”基金，合作开展多项项目活动，并接受各方捐款。今年，“活力社区”基金申请了朝阳区政府社会建设办公室采购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并顺利通过了申请，黑桥及东坝两个中心的多个项目因此得到了朝阳区政府的认可和资金支持。

　　从最初几个热血青年一拍脑袋成立的社区中心，到今天有30余名正式员工、1100多名志愿者的公益组织，CMC已经不再沿用“一起出钱、一起干活”的工作模式，人员管理和资金使用上都更专业有效。报名的志愿者只有承诺完整服务一个周期（10-12周）才能够被接受，这使得志愿者的质量得到基本保证；CMC是纯公益组织，运营资金完全来自个人、企业和基金会捐款，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在开设新社区中心时尤其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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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一个共同需要

　　打工者子弟，和城里孩子没什么不同

　　CMC在中国志愿者中，95%以上是中国人，以大学生居多，有些甚至特意从外地赶来。和其他公益组织相比，CMC的国际化背景对年轻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英语与中文共同作为工作语言使用，工作手册是英文撰写，向每一位上岗的志愿者提供完整的培训课程。每年报名参与的人很多，若能顺利通过简历筛选、面试等一系列程序，还必须签署一份工作协议。整个团队十分年轻，“70后”、“80后”占绝大多数。

　　李在洋是个21岁的小伙子，这个瘦弱的大男孩，笑起来略带几分腼腆。他来自农民工大省河南，也曾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2008年，他参加了CMC的生活职业技能培训，之后去快餐店工作，但一直怀揣着为打工子弟做些事情的想法，所以回到CMC，成为黑桥社区活动中心的一名员工，同时也在认真地准备成人高考。他平日里做些场地协调、活动安排、道具管理等零散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活儿都干。每天一到自由活动时间，他就成了活动中心里最忙碌的人，孩子们都认识他，围着他要各种游戏道具，而他就像机器猫似的，从储藏室里把东西一样样“变”出来。

　　雷特也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大男孩，上学期间他有个去IBM的实习机会，令很多同龄人艳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CMC需要志愿者。怀着好奇心报名参加，顺利成为了东坝超级星期六的英语课教师。一个学期的志愿者服务结束后，他发现CMC的工作气氛和环境很对他的胃口，于是继续申请在组织内实习，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来到这里工作。

　　孩子们淘气起来，有时会令还是学生的志愿者们手足无措，不得不想一些怪招来“制服”他们，让他们乖乖听话。雷特和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有一次在课堂上，孩子们总是不好好听课，他板起面孔让所有孩子都站到教室最后面，自己则站在讲台上，告诉孩子们自己曾经也是站在他们现在的位置，只有一步步努力，才能慢慢向前行。经过这一番“折腾”，孩子们都回到座位上认真地听他讲课。

　　问所有CMC员工同一个问题：打工者子弟和城里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答案也只有一个：没什么不一样。若继续追问，他们会笑着说，和咱们小时候都一样，就是小孩子。这些孩子们学习、生活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远远不及城里小孩，但他们对学习的渴望、爱玩的天性以及对未知事物的好奇都与同龄人没有区别。小女孩在头发上别着一朵粉红色的塑料花，听说要给她拍照马上摆好姿势冲镜头喜滋滋地笑；小男孩拿着棋，到处找人和他杀一局比比高下。

　　韦思瀚是黑桥中心年纪最大的孩子之一，今年读六年级，不同于其他小男孩对记者提问的躲避或不耐烦，他很乖巧地放下手中正在玩的五子棋，耐心回答。他也算是黑桥中心的“老”学生了，五年级一年参加了两个周期的ASP(课后辅导)项目，如今是第三次报名。不过据他说，六年级的孩子不被硬性要求接受第一小时的课后辅导，他可以在院子里和同学一起玩两个小时的游戏。当被问到什么时候做家庭作业，他只是笑。过去一年他学会了不少东西，比如篮球、象棋、军棋等等，很喜欢在中心度过的时光。

　　和中心仅有一步之遥的一排平房里，住着一家从山东来的农民工，他们的小儿子代世华马上要读小学了，今年暑假刚刚从山东来到北京。为了儿子读书方便，全家搬来黑桥村。开学初，代世华妈妈带儿子去黑桥中心报名ASP辅导项目，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中心老师人手不够，只接收九岁以上的学生，以后志愿者全部到岗后才能接受他的报名。每天代世华就在家里写作业，然后去社区中心里面找同学做游戏、打球。隔壁家的孩子因为报名参加了暑期项目，新学期开始后可以接受课后辅导。对于代妈妈而言，儿子不能去接受辅导并不令她特别着急。在她眼里，黑桥中心就是一个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待的地方，和老师同学一起学习总归是不会错的。

　　一名来自四川的朱姓小朋友，走路摇摇晃晃，淌着两道清鼻涕，见谁都笑。刚刚四岁的他，说话都还没利索。他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每天幼儿园放学后他来这边，课后辅导结束后跟哥哥姐姐一起回家。据谢颖芝介绍，类似这样跟哥哥姐姐来社区中心的小孩子很多，CMC正筹备一个针对1-4岁孩子的项目，目前在东坝试验，打算带着这些孩子们读书、画画、做游戏，教他们与人沟通、生活自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