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髓小粒:张爱玲的汉奸背景，及李安成名的蹊跷

关于《色戒》原著者张爱玲的汉奸背景

前言：张爱玲之所以写这样一个小说，就是因为她在现实中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她无法忍受这样的压力，所以用小说的形式来为自己投靠汉奸做掩饰，在人性上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

一个没落自私、梦想荣华的女子蜕变为汉奸婆娘几乎顺理成章，这样的文学或历史形象不可能为她开脱。她必须把一个抗日之士变成一个汉奸情妇才能达到目的。但这项工程的难度不亚于把白说成黑，方说成圆。这是小说《色戒》从娘胎里落下的致命伤，没出生就断气了。这么一块没生命的骨肉，李安再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

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中国内地出现了“张爱玲热”。对此，我写了《“张爱玲热”要降温》。其后，关于张爱玲，我又写过4篇文章，评说了“张爱玲热”这一文学现象。在这些文章中，我认为：“张爱玲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一位有个性、有特色、有相当成就的作家”，但“有三桩关系到张爱玲‘大节’的事件，人们是不该忘记的”：一、她在抗战中“民族大节”有亏；二、在日寇投降后仍包庇、资助她的同居者、汉奸胡兰成；三、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没有对她算老帐，但她却在1952年到香港后炮制反共小说，露骨地反共反人民。我说的都是事实。古远清先生（以下简称“古”）在1996年《今日名流》第9期上发表《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一文对我进行批评。同年《今日名流》第12期刊登我的文章《何必匆匆为张爱玲曲辩》，对“古”文作了回答。其后，“古”没有再写为张爱玲曲辩的文章。因此，我以为在张爱玲评价问题上，我与“古”可能有了共识，“古”或许已改变了他对张爱玲评价的原有观点。

孰料10年后，“古”竟写了长达14000字的长文《海峡两岸“看张”的政治性和戏剧化现象》，以众人皆错、唯我正确的自以为是，在正文和附注中一口气点了迅雨（傅雷）、李子云、钱谷融、王瑶、唐弢、丁易、刘绶松、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四位学者（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刘心皇、苏雪林、周锦、司马文侦、陈辽、何满子等十八人的名，指责他们：“两岸左右翼文人联手挖坑‘活埋’张爱玲”；其中特别指称刘心皇、陈辽、何满子是“忠义文学评论家”，“联袂‘宣判’张爱玲为‘文化汉奸’”。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然而，在这14000字的长文中，“古”却对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张爱玲的作品实际没有什么评述，意在遮蔽。在此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将“古”遮蔽的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及其作品实际告诉读者，敬请读者及专家将我这篇文章与《“看张”》比照，看看这场有关张爱玲评价上的争议究竟谁是谁非。

一、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和作品实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还是被日本强占的沦陷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民都为抗日战争胜利而艰苦斗争。而少数汉奸却丧失国格人格，认敌为友，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凡是爱国的中国人，当时无不痛恨汉奸。张爱玲（1921-1995）与文化大汉奸胡兰成先姘居、后结婚的年月，并非在抗战以前，也不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七年的时刻，自觉自愿与胡交欢。而且，张爱玲也不是无知无识的女性，而是大学生，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已有一点名气的女作家。

糟糕的是，张爱玲和文化大汉奸胡兰成结识后，竟对他倾心爱恋。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从防御转为进攻，日寇败局已定，张爱玲竟爱上了文化大汉奸并和他正式结婚，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能不使她蒙垢含羞。她的舅舅对她不齿，她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说：“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后，胡兰成“只身来到武汉。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令人难以原谅的是，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竟和敌伪政治相联系。她在作品中歌颂日本；嘲讽正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对还在抗日的蒋介石造谣诽谤。那些一味哄抬张爱玲的人，却只字不提这些作品。在《忘不了的画》里，张爱玲在这么一篇谈绘画艺术的文章里也忘不了对日本称赞一番：“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而在当时，“对于训练的重视”的日本人正在灭绝人性地大肆杀戮中国人。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媚日言论即使在敌伪报刊上也不多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区里与日寇作殊死战的军民都知道“日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哪怕是开电梯的丢了一只旧的牛奶瓶换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这么一件小事，张爱玲都没有忘记刺一下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而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万人以上。在小说《等》里，她竟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诬蔑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说了一遍不算，又说第二遍：“……里边蒋先生（即蒋介石）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诚然腐败，但它毕竟还在抗战，而且蒋介石从来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敌伪的张爱玲的胆子多么大！这在依附敌伪的作家中也是仅见的。请问“古”：在沦陷区作家中还有谁敢这样指名道姓地对蒋介石造谣？

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又重新统治了上海。这时胡兰成“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但又不甘束手待毙，积极策划，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一起匆匆宣布武汉独立，并拥兵数万，妄想成立武汉军政府”。“‘独立’了13天，便分崩离析了。”胡兰成逃到上海，曾到张爱玲处住了一宿，后又逃到温州，化名张嘉仪。此时，张爱玲一方面包庇汉奸丈夫，以稿费支持潜伏浙江乡下的胡兰成，还路途迢迢地看望背着张爱玲已和范秀美结亲的胡兰成，苦苦哀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胡兰成在武汉活动时的情人）之间作出选择。在已被通缉的文化大汉奸胡兰成面前，仍然“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另一方面，她却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对抗舆论界对她的揭发、批评，大言不惭地申明：“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其实，当时舆论界指责张爱玲是“文化汉奸”，是有根据的。她不但作为知名女作家和大汉奸胡兰成结婚，而且和上海很有权势的日本人池田纪笃友善，出入汪伪第三把手周佛海的家门；日本军人宇垣大将到上海，也想与张爱玲结识。上面我引述的张爱玲的多处文字，更揭露了张爱玲所谓“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是骗人的假话。至于拿什么“津贴”，根本没这个必要。她的稿费多得很也高得很。《传奇》出版的第四天就再版，她还要“津贴”做什么?

若问：像张爱玲这样的人，因何未受国民党政府惩治?这是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于发动内战，打共产党，因此他把抗战期间降敌的一百多个将领和不少汪伪高官收编，委任他们为“司令”、“长官”，根本不予法律处理。连大汉奸周佛海在蒋介石包庇下也免予一死。即使如曾任汪伪中央宣传部次长、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那样的文化大汉奸，也未认真缉拿归案，“绳之于法”。据洁芳提供的资料，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仅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只有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问查办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最后受到刑法处理者只有303人，只有汉奸总数三四万人的1%。如此“惩奸”，张爱玲自然可以逍遥法外了。这和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严肃、认真地进行惩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张爱玲未被国民党政府“绳之于法”，所以我在《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中，将张爱玲和另一位附敌女作家苏青作为“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的代表，以之与汉奸作家代表周作人、陈彬和、胡兰成相区别。而“古”却反而因此说我“以老新四军战士的身份给张爱玲补划‘文化汉奸’”。这就是“古”的论战“逻辑”!

二、张爱玲从依附敌伪到
“附蒋”到紧贴共产党政治到
“附美”，其人品、文品实在差劲

当张爱玲得知国民党捉拿胡兰成不过是一阵风，胡兰成的生命已保无虞以后（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惩奸”，完全是装模作样给百姓看的，当不得真），她就立刻“附蒋”，在文学作品里企图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她在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里有意插进这么一段：“我注意到那绣着‘东怡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缦子，正中的一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段文字，对于《华丽缘》的主题和“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都是不搭界的，只能理解为张爱玲急于“附蒋”，急于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

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国民党统治区没有逃跑台湾仍然留在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抱欢迎态度，采取团结他们一起建设新文艺的政策。对张爱玲也不例外。上海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时，正式邀请张爱玲作为代表参加。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上海文艺界领导人夏衍打算请张爱玲来担任编剧，后因为有人持不同意见，只好稍待一时。镇压反革命期间，对张爱玲并无触动。善于见风使舵的张爱玲便又迅速紧贴共产党政治。共产党对张爱玲是争娶团结的。但是，我们后来从张爱玲的《浮花浪蕊》（收人《惘然记》，1983年）中得知，她以主人公洛贞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描写写出了她自己1952年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体验：“她觉得是个阴阳界，从阴间回到阳间”。她把新中国视为“阴间”，这倒恰好用得着这么一句话：对新中国怀有刻骨仇恨!
我们回过头来看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作品，却又发现她在字面上对共产党的政治比国统区留下来的任何一个作家跟得都紧，简直到了热衷为政治服务的程度。这只有一个解释，张爱玲写在纸面上的全是假话。为了让读者了解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阳一套、阴一套，我们不妨对在上海《亦报》发表的《小艾》、《十八春》中的某些文字略作引述：

小艾作为女佣被主人席景藩强奸后，对主人景藩、主母忆妃，“她是恨透了他们，但是不光是他们两个人，根本在这世界上谁也不拿她当个人看待。她的冤仇有海样深，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才算报了仇，然而心里也常是这样想着：‘总有一天我要给他们看看，我不见得在他们家待一辈子。我不见得穷一辈子。’”比起《白毛女》里的喜儿来，小艾的阶级觉悟高多了。其后，小艾听说丫头连喜出逃被人骗卖成妓女的故事，“心里非常难受，对于这吃人的社会却是多了一层认识”。金槐大骂国民党，“说到后来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十分愤慨”。小艾“听他说说”，“长了不少见识”。小艾和金槐后来结了婚，苦尽甘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小艾在旧社会里带来的病还没有好，解放后的小艾对金槐说：“我真恨死了席家他们，我这病都是他们害我的，这些年了，我这条命还送在他们手里。”金槐道：“不会的，他们已经完了，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不会再让你死的。不会的。”小艾住进了医院，起初只是觉得那程医生人真好，三等病房那两个看护也特别好，后来才发现那原来是个普遍的现象。“她出院以后，天天去打营养针，不由得感到医院里的空气真是和从前不同了，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小艾到印刷所里做折纸工，“通过学习，把眼界也放大了，而且明白了许多事情”。小艾怀了孕，“有时候想着，现在什么事情都变得这样快，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像了吧?”
比起《小艾》来，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对共产党政治的服务更到了触目皆是的程度：
“我觉得我姐姐（曼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指解放前的旧社会）逼得她这样的。”“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指往苏区）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我告诉你一桩事情。别的朋友面前我都不说了，告诉你不要紧———我预备到解放区去。”（按：叔惠去的地方是苏维埃地区，简称苏区，那时还没有“解放区”的说法）“像我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可政治不清明，简直就没法子安心工作。”“其余都是些有名的乡绅，其实也就是地头蛇一流的人物，靠剥削人民起家的”。

“她（指曼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长大的，那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她都很习惯了”，“在她看来，善良的人永远是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人生俱来的，因此只有忍耐。她这还是第一次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她胸中充满了悲愤。”“到底是解放区那边什么人才都有。”“从前我们医院的院长（指张慕瑾）给国民党捉去了，冤枉他是汉奸，跑到医院里来搜，简直像强盗似的，逼着那院长太太叫她拿出钱来，把她吊起来打，拿火烧她的脚后跟……”“你可以加入家庭妇联（按：新中国成立后并无“家庭妇联”那样的妇联组织，是张爱玲自己编出来的组织），她们那儿有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做，有机会还可以参加学习，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思想很快就可以搞通了。”“老实说，我对新中国的前途是绝对有信心的，可是对我自己实在缺少信心。”“你（指世钧）要到东北去（工作）我也要跟你一块儿去。”“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我结果是弄得家破人亡!”
…………

我之所以摘引这么多张爱玲在《小艾》、《十八春》中如此紧贴共产党政治的话语，只是为了指明：一、张爱玲及其作品从敌伪统治时期起她的创作一贯与政治密切联系，而她生活在新中国的日子里，她在文学上紧跟共产党的政治比任何一个原在国统区的作家都更要表面化；二、张爱玲在心底里把新中国看作“阴间”，但她在作品里却把“阴间”写成光明的“阳间”，把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解放前的旧社会写成黑暗的“阴间”，如此阳一套阴一套，也是国统区留下的作家们中间所罕见的；三、张爱玲把对新中国的仇恨隐藏得这么深，而对新中国的歌颂又歌颂得如此表露，这倒真有点难为了她；四、凡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点感情的人，如果得知张爱玲一方面把新中国看作“阴间”，另一方面又在《小艾》、《十八春》里对共产党这样歌功颂德，对国民党、“蒋匪帮”这样大骂特骂，仍然还要做“张迷”，是不是有点儿“冤大头”?!

1952年，张爱玲去了看港。很快供职于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新闻处。麦加锡是她的顶头上司。她又很快决定“附美”。张爱玲在香港期间写出了《秧歌》、《赤地之恋》两部思想上反共、艺术上拙劣的作品。麦加锡后来很得意地告诉著名女作家陈若曦：“是他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秧歌》写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被勒索“捐献”，终于“暴动”。女主人公月香纵火焚烧粮仓，却葬身火海。不久，村民们奉命备齐年礼，扭着秧歌到军属家去拜年。《赤地之恋》写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在张爱玲的笔下，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土改”，反对腐败的“三反”，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写得面目全非，黑白颠倒。这时，张爱玲已明目张胆地、肆无忌惮地与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密切联系，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了。当年曾经发表过张爱玲的较好作品《金锁记》的老作家柯灵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从上可见，有奶便是娘，就是张爱玲的创作倾向。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对敌伪、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是心里“叫娘”；而对共产党是心里“骂娘”。难怪胡兰成说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确是知妻之言。

对张爱玲及其作品充塞“政治性”的评价，不可能置当时当地的政治于不顾。夏志清从反共政治出发，大捧张爱玲，大吹《秧歌》、《赤地之恋》，瞎说张爱玲的成就超过鲁迅。不能跟夏志清学样。我们一方面肯定张爱玲的某些作品在艺术上有特色，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指出，张爱玲民族大节有亏。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张爱玲之所以在沦陷时期走红上海，很大一个原因即在于，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的优秀作家或到革命根据地或撤退到了大后方。被迫留在沦陷区的作家，有的忙于做地下工作，写文章只是余事，而且他们不可能有言说free；有的隐居；有的暂时搁笔；加之，敌伪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柯灵语），所以，沦陷区文学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上佳之作。这也并不奇怪，正如迅雨（即傅雷）说的：“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如此，张爱玲的作品实际如此，张爱玲一贯依附不同时代、不同政权的政治如此，因此，当上海某高校在某教授的策划下，拟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举行“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老作家、老评论家何满子先生出于民族义愤，认为“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举行，很不合适。有关部门接受了何老先生的意见，建议某高校停止举行这一研讨会。后来，某高校决定不举行这一研讨会。这样做，十分正确，深得人心。而“古”却对此大为不满，在《“张看”》中竟对何老先生上纲上线，说什么“让人觉得好像是大批判运动又来了”。这是不讲大义，不识大体，不顾大局!夏虫不可与语冰，此之谓也。

附录：李安的成名背景的背后：汉奸成名的蹊跷

而李安之所以在国际上比张艺谋影响更大，是因为李安更会投洋人所好。张艺谋所作的只是把中国文化最恶劣的成分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给洋大人看，这样一种跪的姿态让洋人感觉不错。而李安却对西方文化更加了解，在《推手》、《喜宴》中十分成功地表现了中西方的文化冲突与优劣，集体主义内核的东方文化与个人主义内核的西方文化之间，李安无疑更接受后者，他的这样一种立场的影片，十分清晰地让西方人看到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优势与征服。李安的这个下跪，跪的更干脆漂亮，获得西方主人的赏赐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