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在我裆部塞跳蛋:从雍正改革的现代启示录

从雍正改革的现代启示录2007-07-13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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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忠全 (上海某房产公司 总监)

雍正是个非常有争议的皇帝，大清帝国之所以有“康乾盛世”，皆赖于雍正的承前启后。正是由于雍正皇帝强力扭转康熙王朝的种种积弊，康熙盛世才得以圆满并延续；也正由于雍正皇帝的锐意革新和进取，乾隆王朝才能轻松活泼直至大清一朝的巅峰。雍正是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他的改革成效和深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尤其是他强国富民反腐倡廉的改革，对今天的社会更是富有启迪。　　雍正接手帝位时，大清王朝的吏治已经严重腐败。国家税收短缺，财政入不敷出，国库亏空极其严重。国库的亏空直接与吏治腐败相连，吏治腐败又与国家体制上的漏洞相关。于是雍正帝三管齐下，清理亏空、打击腐吏、革新吏治一起出手，从而创造出中国帝治史上罕见的清廉之治！
雍正从清理亏空入手，派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钦差大臣，率领一大批候补州县奔赴各地查勘。雍正所派钦差大臣与地方上的官僚无任何瓜葛，亦无任何利害关系，因而不容易与地方勾结包庇贪官污吏。其次雍正还下令一旦查出一个挪用和盗窃国库者，可当即进行革职，并随即从清理亏空的团队中抽调候补官员就地任职，从而使得候补州县们人人卖力个个踊跃。反观我们当代的反腐倡廉措施，虽有纪委、检察院、监察部（厅）等专门机构，可由于人事任命和地方上的利益关系，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僚形成各种大大小小的关系网，承担反腐倡廉使命的官员反成了这些网中的一员。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经常会有腐败官员调查腐败的司法行动，或者是利害相连关系密切的人前来调查腐败，如此一来我们的反腐倡廉还会有什么效果？这一点上，我们的执政团队可要比封建皇帝雍正差远了。
自康熙以来，大清王朝的亏空就极其严重，由于明清两朝官员们的俸禄极低，除自身的生计外根本就不足以支撑场面上的送往迎来，所以挪用和贪污国库银两的现象就极其严重。由于朝廷上下腐败蔓延成风，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只要向户部官员缴纳一些“好处费”和“茶水费”，各种贪墨和挪借就会一笔勾销。再加上各部院各省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所以不仅腐败日益严重，而且朝廷国库总是朝不保夕。为了杜绝此一弊端，雍正成立“会考府”，也就是独立的审计核查机关，专门核查缴税、报销和钱银支用事宜，从而彻底杜绝了非法核销和乱收好处费的恶习。反观我朝，虽也有专门的审计机构，然而除了李金华率领的中央审计署尚能有所作为外，各地各级审计部门基本形同虚设，对反腐倡廉毫无意义。各地各级官员该非法报销的还是非法报销，该非法注销账目的还是非法注销账目。即便李金华率领的中央审计署又能如何？这个审计机构的确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工作，然中国那么大，需审核的账目那么多，单靠一个中央审计部门能行吗？况且审计署审计出来的问题的确不少，可真正予以法办的有几个？李金华是个非常称职的审计长，如果再换个不称职的呢？
俸禄太低是明清两朝官员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雍正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顿贪官时也在思考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何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全官员们的清廉操守。当官任吏是很尊贵的，官员们的尽职和卖力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利益攸关，所以他们应该过上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这自然就需要大笔的金银。当国家给予的薪水很少的时候，那种体面的生活是无法拥有的，官员们于是就靠搜刮和贪墨敛财了，这样不仅会导致国库亏空，还会严重骚扰社会摧残百姓。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高薪养廉”，官员们的俸禄不便随便更动，雍正便推行“耗羡归公”，将火耗、米耗等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收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制定耗羡标准，然后再将耗羡以一定比例返还给各级官员充作俸禄的补贴。过去国家并未明文收取火耗、米耗，这些附加税收只是各地约定俗成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随意而定，既不入国库又可随意支取，成为敲诈搜刮百姓和贪墨贿赂的重要源泉。如今国家明令收取并制定统一标准，这就避免了百姓负担的加重；统一上缴国库，就杜绝了因之而生的贪墨和贿赂；按比例返还，不仅使官员们的收入迅猛增加，贪腐之心为之大为收敛，而且尽职工作的劲头更足。反观我朝的高薪养廉，各级公务员的薪水、补贴一涨再涨，可腐败并未因此收敛，人民负担并未因此减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雍正推行高薪养廉的时候堵塞了一切腐败漏洞，我们只是高薪而已，腐败的漏洞继续存在着；其次中央也三令五申地经常下达些减免税费负担的举措，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里取消了那里找补，总之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百姓的负担总是难以减轻。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然而在这寿命短暂的王朝内，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清廉政治，这不能不算个奇迹！这一奇迹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雍正在藩邸四十余年，即位之前就已参与政事通晓下情，对国家积弊了如指掌，所以才能有的放矢推陈出新厉行改革。反观我朝，除了邓大人三起三落期间深晓民众疾苦和国家弊政并力行改革，余后的执政者又有谁能通晓一切积极进取？其次，雍正即位推行改革，光靠自己一人不行，还得建立一个团结一心的强力政治团队，于是才唯才是举杜绝庸碌；光靠一个渠道的信息不行，要兼听则明广开言路，于是便大力推行“密折制度”，使得自己遍知全国内情，各种政策的利弊得失和吏治状况一目了然。反观我朝，不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下情难以上达，欺瞒和蒙蔽上级的现象比比皆是；贪腐惩治力度很小，庸者充斥而有才者难以出头，关系网林立，派系山头矛盾重重；机构重叠极其严重，官僚队伍非常臃肿，人浮于事。如此这般又何以能够高效与清廉？再次，雍正改革成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因素是雍正本人乾纲独断、智慧明达、勤政爱民，尤其其勤政朱批日均８０００－９０００个毛笔字的纪录更是震烁古今。雍正将帝王权限发挥到极致，所有大清王朝的决策都亲自参与和制定，所有的吏治民情都亲自过目和详察，所以才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并最终取得成功。这份尽力尽心，这份拼命和献身，虽古今中外的政客都概莫能敌，在人类帝制史上，“雍正一朝无贪官”现象也只有雍正能够实现。然而雍正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那就是寿命早夭英年早逝，一代睿智明达的帝王就这样活活地累垮。所以说雍正的成功只是他个人的成功，他是中国帝王政治的一个回光返照，雍正试图再现尧舜时期的圣状，然而殚精竭虑也只能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和留下了一串骂名，骂名的流传显然是得罪了根深蒂固的权贵阶层的缘故。雍正政治的短暂辉煌恰恰说明中国以及世界帝制已经走向了末路，独裁和专制已经难以与时俱进，民主、科学、法制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新道德伦理体系才是人类的真正未来！
雍正去世后，乾隆即位，乾隆走在雍正用鲜血和汗水铺就的大道上甚是闲适和自得。乾隆不想和雍正那样劳累早夭，于是便向臣下大肆放权，不再学其父的亲力亲为。于是，满清吏治再度松弛，钻营又起，贪墨不法又盛，雍正辛辛苦苦堵住的窟窿又被乾隆放开了不少。结果就是乾隆一朝腐败骇人，乾隆的亲信宠臣和绅居然成为震烁古今的大贪官，和珅敛财8亿两，竟是法王路易十四财产的14倍。从雍正到乾隆，正是人治从胜利走向失败，人治的成败得失往往与治人者的本事和心态息息相关。治人者胜，则人治胜；治人者败，则人治败。人治的成败总是因治人者的素质不一而千差万别，这是人治体制最致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