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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国人－读《丑陋的中国人》2007-07-20 17:04:11 　　来自: NeeDream (温州)
 丑陋的中国人的评论   

　　　　1/4个世纪以前，柏杨先生提出要讲“丑陋的中国人”，他的心与3/4个世纪以前的鲁迅先生一样，对中国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4个世纪以后，我读完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想写评论，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说错话，就成了柏杨先生口中那“丑陋的中国人”了。
　　
　　　　在1/4个世纪前写的《丑陋的中国人》里，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丑陋，根源在于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由于汉代的“师承”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的积极“改造”，成了一种极端保守，拒绝创新的封闭思想，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污秽的东西不断沉淀，最终变成了一个文化的酱缸。若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这个酱缸，中国人到现在恐怕还活在愚昧无知里。
　　
　　　　针对中国人的其他一些糟糕习惯，柏杨先生也提出了比较有新意的观点（相对于他所在的八十时代来说），比如说中国人嗓门大、不团结、猜疑他人、表里不一……说到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整理柏杨先生书中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和平时，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竞争厉害，不得不内斗；战乱时，经常残酷要到人相食（人吃人），不会内斗就够活不下去了。
　　
　　　　比缺乏安全感更糟糕的是中国人的自卑。根据柏杨先生的解释，那个牺牲人权换取君权膨胀的儒家等级制度是罪魁祸首。柏杨先生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春秋战国时，儒家不是主流思想，君臣是平起平坐的；汉代时，推崇儒术后，皇帝坐台上，臣子们坐台下；宋代时，四书五经当道时，皇帝坐台上，臣子们站台下；明代时，八股文当道时，皇帝坐台上，臣子光着屁股、当着众人的面在朝台上挨板子。臣子尚且如此没有尊严，就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
　　
　　　　两千年的等级制度，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还以为，在那个立足于慢节奏的农业社会的专制集权时代，由于没有现代化的精确数字管理与信息传递，所以管理人口不断膨胀的庞大帝国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等级制度与形式主义过头了，信息传递与行政管理的质量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在面对那个立足于快节奏的工商业社会的君主立宪体制的大英帝国时，“中央帝国”的溃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两千年的等级制度，配之以科举制度与愚民政策，又使中国人产生了另一种病态观念——官本位思想。用柏杨先生的话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这么崇拜权力了。当人们普遍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治人”与“受治于人”两种状态时，就无平等观念可言了，人生只有一个目标了，就是当官，于是要么喊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以求考取功名，要么念着“无毒不丈夫”，用遍天下最歹毒的各色办法，哪怕是踩着他人的尸体，也要谋求权力。在权力的中心，官人们又一起创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可谓酱缸中的酱缸。自卑的人没有尊严，只有爬到别人头上才可以意淫，所以翻开中国历史，每一页都记录着丑陋的嘴脸与可耻的谎言。
　　
　　
　　　　如何根除中国人的酱缸病，柏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要学会做鉴赏家。要做一个鉴赏家，必须要有眼光，要能分辨良莠，进而才能做选择。再套用柏杨先生在另一个讲座里的观点，学会独立思考是做这个鉴赏家的起点。
　　
　　　　人一旦会独立思考了，就不会盲从，就不会迷信，即使是柏杨先生的书也是。柏杨先生自己在书中说自己没有开始读西方历史，我起初以为是玩笑话，但是读完书后，我感觉柏杨先生是真没读过西方历史。全书中，为了强化效果，突出中国人丑陋的特性，柏杨先生几乎一直在拿古代、近代与当代因为经济不发达而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的中国人和西方现代的高素质公民做比较，结果自然是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差了个天，差了个地。记得以前我读过一个年轻人写的反驳《丑陋的中国人》的文章，就是通过列举洋人们早年的诸多丑陋行为来为我们这些“丑陋”的中国人找到了一大群遥相呼应、肝胆相照的洋兄弟。柏杨先生却几乎不拿近代以前同时期的东方与西方比较，也许是因为他太了解西方了，知道洋人古时候远比中国人丑陋，所以故意不说。但是当我在书中读到书中柏杨先生为了丑化中国古人与五千年历史文化而高呼以下文字时，我笑了。
　　
　　　　“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
　　　　
　　　　这里我解释一下，印加文明是南美洲印第安文明的一支，出现于公元13世纪。印加人在公元15世纪建立了印加帝国（Inca Empire），一个世纪后在来新大陆寻找财富的西班牙人摧毁。
　　
　　　　柏杨先生这里说话就明显不负责任了。如果是演讲的话，有时候为了加强效果，不小心说错话是难免，但是出书的时候，这么明显的错误不更正，真是让人怀疑柏杨先生前面的诸多论据的真实性。
　　
　　　　这个月下半期的《南风窗》的结尾有篇文章是张军先生（经济学家）写的《无知的增长》。这里我摘录几句，借以表达我的观点：
　　
　　　　“这些年来我们的这个社会变化了很多，最有意思的就是，危言耸听的话越来越有市场。”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问题和独立思考中国问题的能力，完全成了媒体和学者言论的‘俘虏’。”
　　
　　　　“我们太需要规范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走进社会和公众了。”
　　
　　　　“社会没有了学术精神和学术尊严，结果让危言耸听的言论大行其道。”
　　
　　　　“比那些讹化了的言论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社会的知识水平的下降和无知的增长……”
　　
　　　　在这期《南风窗》的“知识如何有力量”专题文章中有一篇是采访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先生的稿子，题目叫《独立性没有任何道德优势》。王先生的研究对上世纪90年代的两税改革与医疗改革等有巨大推动作用，可谓学界的实干者。记者问他：“你跟许多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答道：“很多知识分子就是嚷嚷两句，批评两句，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学术搜索’去查，有些非常著名的学者，几乎从来不被学术刊物引用，也没有一篇文章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他们的文章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
　　
　　　　我当然不是说柏杨先生的观点武断和错误，但是我不得不说，他的很多观点很极端，很个人化，比如说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汉语拼音化等等。不过我这是他的自由，甚至可能是他的策略。
　　
　　　　李银河教授的性观点一直很尖锐很激进，很多人觉得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这么极端，我却觉得，她可能是故意把观点讲地过分一些，那么大家到时候能接受个三分四分，她的目标就实现了。我想柏杨先生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分寸，所以才会为自己喊冤道：“柏杨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乱飞。呜呼，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嚷：‘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还请读者老爷思量。”
　　
　　
　　　　其实，这本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的《丑陋的中国人》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附录里那篇叫《你这样回答吗？——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丑陋的中国人”》的文章。
　　
　　　　“司礼义”是这个比利时裔美国籍的神父Paul L-M. Serruys的中文名字。这位当时七十余岁，精通英语、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熟谙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从事了五十多年的中国语言、文字、民俗研究，还有十多年在中国内地以及台湾生活的经历。他对中国人的剖析，作为一块攻玉的它山之石，入木三分，虽然未必全对，而且大有站在西方世界中心论的角度看问题的“小偏见”，但是这些被西方人解构过的东西，反而更能朴素而有力地指明我们身上的不足。
　　
　　　　“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
　　
　　　　“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拳，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
　　
　　　　“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地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语，英语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不想讲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
　　
　　　　接下来是神父眼中造成中国落后的几个原因。关于法治的一段描述真得令人信服。
　　
　　　　“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身居里年个第秒度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 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中国的法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基本观念只有一个种，就是犯罪法（criminal law），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civil law），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两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素仪，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归根结底，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神父认为中国复兴慢的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中国有些在上层的任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被悲的。又有些人，从赤贫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坚船利炮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能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我亲眼看到那时候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 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
　　
　　　　神父也谈了中国人的优点。
　　
　　　　“和中国相处，刚开始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他们愿意无条件为你做很多事情，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
　　
　　　　“中国人的忍耐能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我没有见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神父的这些话或许已经有一些跟不上今天工商业社会快速发展的脚步了，但是，其中提起的中国人的弱点，却始终存在着，因此，我们还是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去反省，去训诫，去思考，更去行动。
　　
　　　　《丑陋的中国人》出版20年后，其姐妹篇《我们要活有的有尊严》终于诞生了。“尊严”两个字，相信是无数读着柏杨先生作品成长起来的八十年代青年人在经过了20年的反思与摸索后，对于如何彻底摆脱“丑陋”，所得出的相同答案。
　　
　　　　明天，我要看看这本书。  文章出自: http://www.douban.com/review/1182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