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韩服账号冻结怎么找回:达瓦宣教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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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瓦宣教团研究
钱雪梅
【论文分类】宗教
【论文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B9
【期刊期数】2009年06期
【论文期刊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09年2期第136～159页
【英文标题】A Study of the Al-Dawa Missionary Community
【作者简介】钱雪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内容提要】 达瓦宣教团是伊利亚斯创办的宣教团体。其意识形态综合吸收了沙瓦利乌拉、迪欧班德派和苏菲派的思想元素，工作方法表现为对宣教的时间、方式制定了比较明确的细则，长远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伊斯兰复兴。从最初的远离政治参与和世俗事务，到现在同地区和国际政治形势、激进政治力量、极端恐怖活动之间已有的和潜在的联系，达瓦宣教团现已成为全球性的、制度化的组织实体。它对伊斯兰形象、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世界社会政治秩序等有着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关 键 词】地区与国别政治/达瓦宣教团/伊斯兰复兴/伊利亚斯/优素福
1926—1927年，毛拉穆罕默德伊利亚斯（MuhammadIlyas, 18851944年）在印度德里西南部小镇密瓦特创建以仿照先知早年实践、净化穆斯林的信仰为核心目标的信仰运动。该运动被称为Tablighi Jama'at，意为宣教团体（Preaching Society），① 中国西北地区习惯称之为达瓦宣教团。达瓦宣教团是当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跨国运动，② 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
一、达瓦宣教团的缘起
达瓦宣教团深深植根于20世纪初南亚次大陆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是伊利亚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探索改变印度北部地区伊斯兰和穆斯林社会生存困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一）达瓦宣教团诞生的政治社会环境
1920年代，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在次大陆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穆斯林宗教信仰废弛
西方人类学家称20世纪初南亚穆斯林为名义上的穆斯林（Nominal Muslims）③：日常生活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两大信仰的要素，交错渗透在一起融合成为地域文化，指导和规范民众的生活，许多穆斯林不了解伊斯兰教信仰和仪式。密瓦特个案尤为典型，据说密瓦人（Meos）不知道如何做礼拜，④ 甚至不知道清真言。⑤
这种经验的事实，对强调信主独一的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和虔诚穆斯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罪恶；他们认为，信仰废弛是对真主诫命的亵渎和背叛，是穆斯林社会一切苦难的根源。这种信念的逻辑结果自然是：要摆脱苦难，必须重振和净化信仰。
2.穆斯林群体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
1857年反英大起义之后，穆斯林在次大陆的政治经济地位急剧下降，英国殖民统治者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对穆斯林的歧视，促进了泛印度穆斯林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穆斯林精英贵族与普通民众、分散居住在印度各地的穆斯林群体逐渐团结为一个整体，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分野随之强化，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信仰的复兴。与此同时，穆斯林精英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殖民政府作对，更多关注穆斯林共同体的道德水平和个人行为，他们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态度总体上较为消极，被动应对多于主动出击。⑥
3.激进印度教组织的净化改宗运动
1920年代，圣社、大斋会等印度教激进主义力量发起净化和改宗运动，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攻势，威逼利诱新穆斯林重新皈依印度教。这些活动在珀勒德布尔和阿格拉等地取得显著成效，当地许多穆斯林改宗了印度教。⑦
当时正值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实行代议制宪政改革，信徒人数多少直接决定着代表席位和选票，因此，信仰归属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现实政治利益问题。面对圣社和大斋会运动的冲击，穆斯林精英深感忧虑，他们相信，只有通过一种大众性的宣教运动（Tabligh movement），才能挽救印度伊斯兰教的危亡。⑧ 于是，巴雷利派在1923年1月派遣由10位乌莱玛组成的宣教团到密拉特传教。德里印度乌莱玛协会（Jami'at-ul Ulama-i-Hind）、阿格拉伊斯兰宣教协会（Jami'at-i-Tabligh-ul Islam），安巴拉伊斯兰宣教组织中心（Jami'at-i-Markaziya Tabligh-ul Islam）等组织纷纷跟进。各穆斯林组织的宣教活动在印度北部地区汇聚成巨大的洪流；伊利亚斯在密瓦特地区的宣教努力是其中之一。
可见，宣教运动实际上是穆斯林精英对圣社和大斋会等激进印度教运动的回应。也就是说，宣教（tabligh）运动并非伊利亚斯独有的构想，而是席卷当时印度北部地区的时代潮流；不同的是，其他宣教组织和运动如昙花一现，而伊利亚斯的达瓦宣教团却发展成为全球性运动。
（二）达瓦宣教团的思想渊源
达瓦宣教团思想主要有三大源流：沙瓦利乌拉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和改革主义理念；迪欧班德派乌莱玛尤其是坦纳维的思想；苏菲派思想传统。
1.沙瓦利乌拉的主张
沙瓦利乌拉（Shah Waliullah, 1703—1762年）是南亚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他的核心思想是：必须要重新阐明伊斯兰教义，在穆斯林中广泛传播伊斯兰教真谛，使他们重新觉醒起来，为穆斯林国家的复兴重建辉煌奠定新基础。其对伊利亚斯的影响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社会道德腐败导致社会秩序衰败、穆斯林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莫卧儿帝国衰落的根本原因。穆斯林的紧迫任务是发起道德复兴运动，本着妥协和宽容的精神，促进穆斯林共同体团结。
每个穆斯林都应该阅读《古兰经》和圣训，并且把对经训的理解和信仰转变成为行动。
乌玛有两类哈里发：外部的（zahir）和内部的（batin）。外部的哈里发负责国家行政管理、照看孤儿、修建道路、建造清真寺和其他民事责任；内部的哈里发则负责教授人们学习《古兰经》、逊奈和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劝导和督促人们履行各项宗教义务，使他们自觉行善戒恶；还有责任派遣使团到国外传播伊斯兰教。⑨
2.迪欧班德派尤其是毛拉坦纳维的影响
伊利亚斯曾师从迪欧班德派多位著名乌莱玛，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拉阿什拉夫阿里坦纳维（AshrafAli Thanawi, 1863—1943年）。伊利亚斯多次表示，自己的运动旨在实施坦纳维的思想主张。⑩
坦纳维实际上是宣教活动的躬行者，1920年代被尊奉为信仰的复兴者。(11) 他多次到坎普尔、阿尔瓦尔、雷瓦里等地传教。他对伊利亚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宣教工作的神圣性。
坦纳维强调宣教（tabligh）是《古兰经》和圣训规定的义务，每个穆斯林都必须身体力行。他还赋予宣教以极高的宗教价值，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宣教更能取悦于真主。宣教是所有穆斯林的神圣职责（farz）不进行宣教是不可能获救的。(12)
（2）宣教的内容和目标。
坦纳维主张普通穆斯林在宣教时只涉及基本信仰，把容易引起争议的伊斯兰教法细节问题留给乌莱玛；强调宣教的目标是让穆斯林更加严格地遵循逊奈。
（3）灵活的策略和方法。
包括避免直接批评穆斯林宗教实践中的非伊斯兰习俗元素，注意因材施教等。
1924年，坦纳维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宣教计划，提出12个行动要点：清真言、礼拜、缴纳宗教赋税、斋戒、朝觐、求知、穆斯林团结、建立组织、反对道德邪恶等。(13) 其中绝大多数内容被伊利亚斯继承下来，成为达瓦宣教团的核心原则。
3.苏菲派的影响
苏菲派对达瓦宣教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主张凡事以沙里亚为原则，通过日常的接触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敦促穆斯林遵循伊斯兰实践，使之成为更好的穆斯林，进而改革社会结构。
其次，达瓦宣教团实践的两个要点齐克尔（dhikr，或作zikr，赞念）以及齐拉（chillah，历程），是典型的苏菲派修炼方法。
第三，伊利亚斯临终前后确立继承人的方式，也是基于典型的苏菲信仰，特别是有关特质转移（intiqal-i-nisbat）的古老信念。根据这种传统，真主赋予一位苏菲谢赫某种特殊品质和特性，这些特殊品质会在谢赫临终前传给他的继承人。伊利亚斯生前，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优素福（Muhammad Yusuf, 1917—1995年）对宣教工作没有热情，因而不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但是伊利亚斯临终前凝望和拥抱儿子的行为实现了特质转移，优素福的权威随即得到达瓦宣教团长老的认可。(14)
需要说明的是，伊利亚斯是实践家，不是教条主义者，因此，他对上述三大思想源流更多是扬弃，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继承。比如，他秉承了沙瓦利乌拉有关伊斯兰复兴和道德改革的主张，但回避了其对政治权力的重视；他沿用了苏菲实践方法，却增加了宣教的主动积极性；他虽然是迪欧班德派乌莱玛的忠实弟子，但是当他在实践中发现迪欧班德派传统的道路不能够真正改变穆斯林的社会环境时，便改弦更张，采用巡回宣教的方法。务实的扬弃创新，是达瓦宣教团成功的关键。
（三）伊利亚斯创立达瓦宣教团的实践
伊利亚斯在密瓦特地区创立达瓦宣教团及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偶然因素综合作用结果。
1.从萨哈兰普尔到尼扎姆丁：继承父兄未竟的事业
穆罕默德伊利亚斯原名阿科塔伊利亚斯（Akhtar Ilyas），1885年出生在穆扎法讷格尔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父亲是以虔诚和博学著称的毛拉穆罕默德伊斯梅尔（Muhammad Ismail），家中有三个儿子，伊利亚斯是幼子。伊利亚斯幼年跟随父亲学习伊斯兰教知识，1910年在迪欧班德宗教学校毕业后，受聘到萨哈兰普尔宗教学校任教。
19世纪末，伊利亚斯的父亲伊斯梅尔在德里尼扎姆丁清真寺创建宗教学校，对密瓦人进行伊斯兰教教育，1898年去世之后，长子毛拉穆罕默德继承父业。1917年穆罕默德去世，密瓦人派代表到萨哈兰普尔，请求伊利亚斯接管其先父和先兄在尼扎姆丁遗留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15) 据说伊利亚斯起初并不太情愿离开萨哈兰普尔，盛情难却之下终于同意去德里继承父兄的事业，同时提出前提条件：在密瓦特地区建立宗教学校，密瓦人必须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宗教学校学习。
可见，伊利亚斯当时奉行的是迪欧班德派传统的理念，即通过加强宗教教育、提高民众的宗教知识水平，以此改善社会环境。他到密瓦特以后，很快建立起上百所初级宗教学校。
2.从创办宗教学校到组建达瓦宣教团：思路和策略的革命
很快，一个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伊利亚斯原来的信念：在密瓦特一所初级宗教学校第一批学生毕业典礼上，伊利亚斯见到了应届毕业的一个哈菲兹（hafiz）。这个年轻人留着小胡子，衣着和举止也与当地印度教徒完全一样。据说伊利亚斯在见到这个哈菲兹以后深受刺激，几乎突发心脏病晕厥过去(16)。他由此感悟到，宗教学校教育不能改善穆斯林的信仰状况，不能真正复兴伊斯兰。于是决定另寻他法。
伊利亚斯为何选择达瓦宣教团的方式？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伊利亚斯针对圣社和大斋会的净化改宗运动设计的，还有人认为达瓦宣教团采用的方法是密瓦人已有的一种实践，因为密瓦人去萨哈兰普尔邀请伊利亚斯时，采用的就是上门邀请的方式，而且针对伊利亚斯当时提出的前提条件，这些密瓦人承诺将通过巡回逐户访问（gasht）的方式把孩子们带到宗教学校读书。(17)
达瓦宣教团成员则相信，真主通过一个梦，教给他这种传教的方法（tariqa-itabligh）(18)。哈菲兹事件之后，伊利亚斯于1925—1926年去麦加朝觐，据他自己说，在麦地那停留期间，我接到做这个工作（tabligh）的命令。我被告知，（真主）将通过我的双手来完成这项工作。(19) 在领命之后，他马上返回印度，在密瓦特地区发起了达瓦宣教团运动。因此一般认为，达瓦宣教团运动开始于1926—1927年间，尼扎姆丁清真寺是其摇篮和中心。
3.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
1920—1930年代是印度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教派流血冲突不断发生，民族主义斗争如火如荼，加上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吸引了英国殖民政府和穆斯林政治精英的注意力，起初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伊利亚斯在密瓦人中间进行的达瓦宣教活动。
同样致力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毛拉毛杜迪（Sayyid Abul A'la Mawdudi）在1930年代末注意到伊利亚斯的达瓦宣教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及达瓦宣教团在普通穆斯林中传播伊斯兰意识的巨大潜力。1939年他亲自到密瓦特调查，发现此前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名义上的穆斯林的密瓦人，(20) 已经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社会习俗完全伊斯兰化，民众遵循伊斯兰礼仪规范、摒弃印度教习俗，而且参加达瓦宣教团外出宣教的热情在密瓦特地区蔚然成风。兴奋之余，毛杜迪发表文章高度赞扬达瓦宣教团运动，称之为伊斯兰复兴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21) 之后，达瓦宣教团日益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二、达瓦宣教团的意识形态
伊利亚斯本人没有撰写过理论著作，达瓦宣教团其他领导人和活动家也都拒绝把自己的实践理论化，加上达瓦宣教团迄今没有官方文本陈明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所以它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迄今学界还没有人专门系统地研究过达瓦宣教团的意识形态。(22) 笔者在此主要依据政治学有关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框架，尝试从有关伊利亚斯和达瓦宣教团的零星分散的资料中，进行初步归纳。
第一，世界观。
达瓦宣教团宣扬这个世界是腐朽的，穆斯林处于困苦之中，其根源在于穆斯林背弃了伊斯兰信仰、偏离了先知及其伙伴的道路。要改变困境，必须敦促穆斯林改革个人行为，严守沙里亚，做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和更好的穆斯林，回到伊斯兰道路上来。伊利亚斯对时代和世界的基本看法是：
（1）穆斯林从权力和财富顶峰的衰落，是真主的惩罚，因为他们偏离了伊斯兰正道、放弃了宣教（tabligh）责任。真主已经承诺，如果穆斯林忠实地遵循穆罕默德的道路，投身于宣教事业，那么他们将注定成为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人。(23)
（2）现世（this world）生命是通往火狱或者天堂的短暂走廊。真正的穆斯林不能沉迷于世俗事务，必须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与世俗事务的接触维持在基本生存所需的程度。对此达瓦宣教团有一个形象的表述：穆斯林必须把现世看作洗手间，只在绝对必要时才使用它。(24) 伊利亚斯相信，必须先变革个人，才可能变革社会。个人变革的关键是严格遵守沙里亚，消除日常生活和信仰中的非伊斯兰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了解最基本的伊斯兰知识，成为自觉的穆斯林。所以，达瓦宣教团强调在普通穆斯林中间传达宣教伊斯兰的基本教义。
第二，信仰及其与宣教实践的关系。
达瓦宣教团强调，信仰是行动，不是空谈；宣教是一种信仰行动；宣教是《古兰经》和圣训的要求，是每一个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责任；积极参加宣教可以获得无与伦比的神圣酬报。在达瓦宣教团内部，宣教被当成是《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因为根据《古兰经》，穆斯林乌玛负有劝善戒恶的神圣使命（3：110；3：104），外出宣教的人将获得真主的重大报酬（9：111）。伊利亚斯认为，穆斯林要把信仰转变为行动，通过行动来体现和巩固信仰；在所有的宗教行为中，宣教具有特殊的价值。所有穆斯林都必须首先把自己看作伊斯兰的传教士（muballigh）。宣教必须严格遵守先知穆罕默德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把使者教给他的伙伴的那些内容，告诉给所有的穆斯林。我们的第一步是走遍每个地方，告诉人们有关礼拜的事宜，给人们提出建议。(25) 在实践中，达瓦宣教团成员的一言一行、从衣着外貌到起居作息都刻意严格模仿先知及其伙伴，他们被要求通过穿戴先知曾经穿戴过的服装，来公开表明他们对伊斯兰的忠诚和意志。
第三，宣教实践活动的范围和界线。
达瓦宣教团活动的平台是以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为基础的；通过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设定达瓦宣教团成员工作的疆域和范围。(26) 在达瓦宣教团的观念和实践中，宗教与世俗、价值意义与具体的问题细节、扬善与惩恶等对偶概念非常重要。通过这些区分，达瓦宣教团强调真正的穆斯林应该专注于宗教信仰和实践，克服所有世俗的欲望，致力于积累神圣酬报，以便获得在天国的永生。同时，在宣教实践中，它着重讲述价值意义问题，对细节问题一般保持沉默。他们还尽力回避惩恶问题，完全专注于宣讲伊斯兰的基本教义和正确实践方式，宣扬正确行为的巨大酬报，让人们自己主动放弃非伊斯兰生活方式，自觉加入宣教行列。
第四，达瓦宣教团的近期目标是传播伊斯兰基本教义和正确实践方式、推动穆斯林平等和团结，长远目标是建立以沙里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伊斯兰复兴。
伊利亚斯提出，先知穆罕默德是穆斯林完美的典范，乌玛的进步在于效仿先知的道路：即首先改革个人生命，通过个人道德信仰的完善来实现集体的进步。乌玛当前的衰落是由于穆斯林忽视了宗教责任，偏离了先知的道路，只需要恢复先知已经践行过的工作即宣教，就能够改变现状，因为《古兰经》承诺穆斯林乌玛拥有这个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3：110），不过其前提条件是信仰（iman）。因此，达瓦宣教团格外强调宣教的价值，贬抑包括政治在内的世俗追求，以致从表面来看，它似乎远离政治。然而，伊利亚斯的逻辑是：假如穆斯林能够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严格实践伊斯兰，那么真主将保佑他们获得现世和后世的成功，真主将赐给他们政治权力，统治这个世界。他再三强调，如果穆斯林在个人生活中忠诚地遵循先知的榜样，他们将注定成为这个地球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也就是说，通过虔信可以获得政治权力，不需要直接去斗争争取；相反，它将作为真主赐给穆斯林的福佑，一旦穆斯林回归到伊斯兰道路上来，就会获得这个赏赐，之后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秩序就将建立起来。(27) 为此，伊利亚斯并不认可TablighiJama'at这个名称，而是称自己的工作为信仰运动（Tahrik-i-Iman），(28) 并强调该运动对所有的穆斯林敞开大门。的确，在实践中达瓦宣教团是以传播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面貌出现的，但其传播教义背后有着更加重要的目标和追求，用伊利亚斯自己的话说：我们的运动被认为是一个只教授礼拜（namaz）的组织。我对安拉起誓，这个运动的意图不是为了教授礼拜。我们正在养育一个新的民族。(29)
三、达瓦宣教团的活动方式
（一）达瓦宣教团活动的根本原则
（1）清真言（kalima）。学习清真言的正确发音，学习它的字面意义和信仰要求。
（2）礼拜（namaz）。学习礼拜的各种细节。坚持按时虔诚地做礼拜，认识礼拜作为服从真主意愿的一种行为的重要性。
（3）知识和赞念（ilm-o-zikr）。学习伊斯兰的其他义务和仪式规则，比如斋戒和课税、日常使用的祈祷文，以及先知的言行举止。每天至少赞念三次。
（4）尊重其他穆斯林（ikram-i-Muslim）。理解穆斯林同胞团结的重要性，学习宽容、忍让、迁就和善意，不能责怪和批评其他穆斯林。
（5）净化个人的意图和动机（tashih-i-niyyat）。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必须是赢得安拉喜悦。
（6）奉献时间（tafrigh-i-waqt）。应该从世俗的职业和家务事中挤时间来用于宣教。
为落实这六大原则，伊利亚斯制定了达瓦宣教团活动的细则：
（1）每周在当地宣传基本的宗教知识（清真言和礼拜）；组成固定小组在临近地区巡回宣教；
（2）每个月花3天时间到周围515英里区域内的其他村庄去传教，劝说当地人参与宣教活动；
（3）至少花4个月（3个齐拉）的时间离开家，到某宗教学校去学习有关宗教的知识。(30)
由此，组成宣教小组在各地巡回传教或者到外地进行宣教旅行，是达瓦宣教团活动的典型特征。达瓦宣教团成员相信，这套宣教方法实际上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使用过的方法，是神圣不可改变的。(31) 于是逐渐成为达瓦宣教团的核心行为准则，乃至被提升到无可争辩的原则性真理的地位。(32)
（二）达瓦宣教团的行动细节
1944年优素福接管达瓦宣教团以后，在伊利亚斯确立的总体原则和工作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达瓦宣教团成员的行动细节：(33)
（1）在当地清真寺工作：每周在本地进行两次巡游（gasht），挨家挨户登门造访，邀请人们来清真寺。巡游当天，在清真寺为那些应邀前来的穆斯林举办学习班（ta'lim）。
（2）3天外出宣教旅行：每人每月花3天时间从事宣教工作。由清真寺组建为期3天的贾马阿，在方圆15英里内工作。
（3）齐拉（Chilla）：每人每年至少花40天（一个齐拉）参加宣教团工作，一生应该投入至少3个齐拉的时间。
（4）巡游（gasht）。一个巡游小组一般不超过10人。执行任务时，小组2／3的成员留守清真寺以便接待应邀前来的民众；其他成员外出巡游，他们中选出一位发言人，负责对民众解释访问的来意并真诚邀请受访者到清真寺听演讲。
（5）清真寺的演讲（bayan）。演讲者由达瓦宣教团小组协商选举产生，演讲主题围绕着后世永生的价值重于今世短暂的生命。演讲结束时，演讲者邀请听众志愿报名跟随达瓦宣教团小组出行，并说明这样做的神圣报酬。
（6）组建新的达瓦宣教团小组：在演讲者对听众提出组建和参与达瓦宣教团的要求后，达瓦宣教团小组一名成员负责登记志愿者姓名，组建成本地达瓦宣教团，并建立起每周两次的巡游制度。
（7）学习班（ta'lim）：参加者必须行净礼，坐姿必须端正。学习内容包括：诵读《古兰经》的价值和报酬、背诵《古兰经》特别是礼拜中常用的经文章节、矫正常用经文的读音等。还要高声朗诵达瓦宣教团六大原则。
（8）协商委员会（mashwara）：达瓦宣教团小组每个成员必须参加，小组的每一件事情都要通过这个程序进行商议和讨论。会议过程中，每个人必须完全诚实地表达观点和意见，但不能要求别人接受自己的建议。会议决议不是基于多数原则，而是由埃米尔（amir）做出；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埃米尔的决定。
这套工作细则至今通行全球。达瓦宣教团有各种时间长度的宣教项目供志愿者选择，工作地点则一般由达瓦宣教团组织统一决定。妇女若要参加达瓦宣教团宣教旅行，必须已婚，而且必须是得到丈夫或者直系亲属的陪同。实际上达瓦宣教团更主张妇女留在家中，通过理解支持丈夫外出宣教旅行、在丈夫外出期间管理好家庭生活、对孩子和家族中其他女性成员宣教等方式，参与达瓦宣教团工作。
根据达瓦宣教团自己的说法，宣教旅行过程中，成员自备炊具衣被，沿途食宿费用完全自理。而且成员无论贫富、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高低，在达瓦宣教团小组内部完全平等。旅行过程中他们同吃同住，分担煮饭、洗衣、买菜等日常劳动。达瓦宣教团小组有一名领导人，称为埃米尔，负责决定小组内部各项事务，其他人必须绝对服从。宣教任务完成以后，埃米尔要向派出清真寺或者达瓦宣教团中心汇报宣教旅行的经历。
四、达瓦宣教团的全球网络体系及其组织结构
达瓦宣教团向全球扩展，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精心计划和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如今达瓦宣教团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它们往上同尼扎姆丁总部保持密切联系，往下则管理和掌控着达瓦宣教团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活动与发展情况。这种体制说明，达瓦宣教团并非自发的、松散的草根运动。
（一）达瓦宣教团的全球扩展
达瓦宣教团全球扩展的构想可以追溯到伊利亚斯。1938年他曾亲自尝试将宣教工作扩展到阿拉伯半岛，但是没有成功；优素福在1945年明确提出并开始落实海外扩展计划，最终建立起达瓦宣教团全球体系。
1.伊利亚斯在阿拉伯半岛推广达瓦宣教团的努力
达瓦宣教团在德里地区打下坚实基础以后，1937年，伊利亚斯感到自己应该到伊斯兰心脏地区去执行宣教使命。1938年1月，他为此再次踏上朝觐旅程。沿途他和随行人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宣教活动。
朝觐结束后，伊利亚斯频繁接触来自其他国家的朝觐者，介绍达瓦宣教团的工作，并提出把达瓦宣教团推广到阿拉伯半岛的构想。与此同时，他的随行人员组成宣教小分队，每天早上和晚上在驻地附近巡游宣教。受其影响，来自巴林的一些朝觐者承诺回国后也要展开宣教工作。
伊利亚斯在当地调查发现，阿拉伯半岛比印度更加需要宣教工作(34)。但是他却没有能够得到伊本沙特国王对其在沙特阿拉伯进行公开宣教的许可和支持。震惊和失望之中，伊利亚斯决定返回印度，并加大了在印度各地推广宣教工作的力度。
1941年11月28—30日，达瓦宣教团在努赫召开年度集会（ijtima'），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2万。集会之后，达瓦宣教团很快在联合省、旁遮普地区、卡拉齐和博帕尔等地建立了分中心。伊利亚斯多次到各地旅行，指导和鼓励当地达瓦宣教团小组的宣教工作，他希望把宣教号召传达到（印度）滨海地区那里有许多阿拉伯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居住和生活以便通过这些港口城市，这个号召能够被阿拉伯半岛沿岸地区的民众听见。(35) 不过，伊利亚斯没等看到这个结果，便于1944年离开了人世。
2.优素福与达瓦宣教团全球体系的建立
深谙父亲宿愿的优素福接管达瓦宣教团以后，立即着手安排制定和落实达瓦宣教团向阿拉伯半岛等地扩展的计划。他在任期间，达瓦宣教团迅速发展成为当代最成功的伊斯兰组织(36)。
1945年1月中旬，优素福在莫拉达巴德召开会议，正式提出要把达瓦宣教团传播到国外的目标，并宣布向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叙利亚、埃及、英国等地派遣宣教团。(37) 由此确立了20世纪下半叶达瓦宣教团全球扩展的三大中心：尼扎姆丁总部、阿拉伯世界、英国。优素福时期达瓦宣教团全球扩展的路线图大致如下：
（1）阿拉伯世界：1946—1952年
1946年尼扎姆丁总部派遣宣教团，分别沿陆上和海上朝觐路线到达希贾兹地区。1948年开始，每年都有宣教团到达阿拉伯半岛。而后以半岛为中心，达瓦宣教团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辐射。1951—1952年，第一批达瓦宣教团访问了埃及、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2）非阿拉伯伊斯兰世界：1952—1958年
印巴分治时，优素福出于各种考虑决定继续留在印度，同时在巴基斯坦建立分支机构和新的地区中心。1947年在赖温德建立了西巴达瓦宣教团指挥中心，在达卡和栋吉建立了东巴达瓦宣教团中心。这三个新的达瓦宣教团中心很快积极投入达瓦宣教团全球扩展的事业中，尤其是巴基斯坦赖温德，成为达瓦宣教团在1950年代以后向外扩展的主力，其外派宣教团在数量、规模和成效方面甚至超过尼扎姆丁总部。
1952年，巴基斯坦达瓦宣教团到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拓东南亚处女地；到1962年达瓦宣教团已经覆盖了印尼、文莱、菲律宾南部和泰国南部地区等穆斯林聚居地。1953—1954年，第一支到达土耳其的达瓦宣教团也来自巴基斯坦。1958年，巴基斯坦达瓦宣教团穿越边境进入阿富汗。
1956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达瓦宣教团中心分别派出一批宣教团，到达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马拉维、赞比亚、莫桑比克、东非、罗德西亚、南非、毛里求斯等非洲印度洋沿岸国家。1961—1962年，印度达瓦宣教团达到尼日利亚和西非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达瓦宣教团在非洲这些国家扎根以后，积极向欧洲其殖民宗主国扩展，成为达瓦宣教团渗透到欧洲（除英国以外）的重要力量。
（3）欧洲和北美
1946年1月达瓦宣教团从印度出发到达伦敦，后来担任印度总统的扎基尔侯赛因（Zakir Husayn）博士也参加了这支达瓦宣教团在伦敦的宣教活动。1952年巴基斯坦第一个达瓦宣教团到达英国。英国成为达瓦宣教团在欧洲的总部和中心。
1954年，巴基斯坦派出达瓦宣教团抵达美国，揭开了在美洲拓展的篇章。1968年，巴基斯坦一个大学生在多伦多大学从事宣教活动，并组建达瓦宣教团到安大略省各地进行宣教。1960年代末，随着南亚移民数量的增加，更多的达瓦宣教团来到北美大陆，多伦多成为达瓦宣教团在北美的活动中心。
（4）亚洲其他地区
巴基斯坦和印度达瓦宣教团分别于1956年和1958年到达日本。由于国际和地区政治环境的限制，优素福时期达瓦宣教团没有扩展到中国和中亚地区。1980年代中期才有第一支达瓦宣教团从印度到达中国。(38)
达瓦宣教团向中亚地区的早期扩展主要得益于1970年代孟加拉与苏联的友好关系。1975年栋吉派出达瓦宣教团到达乌兹别克，宣教团一行4人访问了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一些城市。不过，达瓦宣教团真正扎根中亚，是在1980年代末以后，主要由巴基斯坦推动。
截至1965年4月，达瓦宣教团向世界各地派遣了数千个宣教团，传及90多个国家，(39) 成为横贯亚、欧、非、美四大洲的跨国运动。
3.哈桑时期的组织建设
哈桑继任以后，继续推动达瓦宣教团跨国发展，同时采取措施建立和完善达瓦宣教团全球体系网络。他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激进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兴起、世界范围内穆斯林政治热情高涨的1960—1980年代，努力把达瓦宣教团的注意力集中在宗教信仰领域，谋取良好声誉；
第二，着手积极在世界各地建立中心和分部，从组织上完善和巩固了优素福时期的跨国努力；
第三，亲自到世界各地从事宣教旅行，鼓舞士气，增强组织凝聚力。毛拉的第一次国外达瓦宣教团旅行是1967年到斯里兰卡，1972年他又访问了达瓦宣教团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几个重要中心。除了10个欧洲国家以外，他还访问了科威特、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利比亚、土耳其和摩洛哥。1975年他再次巡游非洲国家，频繁的旅行一直持续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他的最后一次国际旅行是1994年的英国之行。(40)
（二）达瓦宣教团的全球组织结构
虽然伊利亚斯和优素福都不承认达瓦宣教团是一个单独的组织，(41) 但达瓦宣教团实际上具备一个社团所有的重要特征：目标和纲领明确；有最高领导中心，下设各级分支机构，不同层级之间联系较为紧密；有全世界达瓦宣教团通用的工作语言乌尔都语；世界各地的达瓦宣教团成员虽然在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方面千差万别，但是在达瓦宣教团框架之中，拥有共同的身份，信奉同一个意识形态、遵守共同的活动原则和规范、甚至生活方式的许多细节也完全相同（特别是在宣教旅行中）等。实际上，在摩洛哥、比利时、法国等地，达瓦宣教团已经在政府正式登记注册为法人社团。
1.达瓦宣教团全球最高领导核心
1995年以前，达瓦宣教团实行最高领导人负责制，先后共有三位终身制的最高埃米尔，称哈兹拉特吉（hazratji，或写作HadratJi）：伊利亚斯（1926—1944年在任）、优素福（1944—1965年在任）和哈桑（1965—1995年在任）。由于优素福是伊利亚斯的儿子，哈桑的父亲伊克拉姆哈桑（Ikram-ul Hasan）是伊利亚斯姐姐的儿子，(42) 所以有学者认为达瓦宣教团具有一种王朝特性。(43)
1995年哈桑去世后，达瓦宣教团全球最高领导权归新成立的最高舒拉（shura, 协商委员会）掌握，不再设立哈兹拉特吉。最高舒拉起先有三名成员：哈桑的儿子穆罕默德祖拜尔哈桑（Muhammad Zubayr-ul Hasan）、优素福的儿子萨阿德哈桑（Sa'ad-ul Hasan）、伊利亚斯的叔叔伊兹哈尔哈桑（Izhar-ul Hasan）。1996年伊兹哈尔去世后，达瓦宣教团全球最高领导权实际上由祖拜尔和萨阿德分担。(44)
核心领导集体的外围是大舒拉（larger shura），由来自印度各地的大约15名长老组成；另有大约50名常设官员协助长老们处理日常事务。长老们轮流值班，共担责任，以确保世界各地上报到达瓦宣教团中心的各项事务得到及时沟通和协调解决。大舒拉成员每天碰头，每周四举行开门办公会议，称周集会。
作为达瓦宣教团的全球最高领导中心（The' alami markaz），德里的尼扎姆丁主要通过三种渠道监管全球达瓦宣教团活动：
（1）世界各地的达瓦宣教团小组来到总部，接受培训、向长老们报告各自地区和国家达瓦宣教团运动的进展，领受总部建议和训示；
（2）总部定期向各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官员，负责了解并协调各地外派达瓦宣教团的旅行路线和相关事务：
（3）总部长老们经常参加到世界各地的宣教旅行，出席各大洲大型的年度聚会并发表讲话，各国达瓦宣教团的长老和负责人与尼扎姆丁之间保持定期的书信往来。
2.达瓦宣教团在地方的组织结构
在其已经确立根基的国家和地区，达瓦宣教团一般至少设有三级机构，都称为中心（markaz）：国家／地区、省／邦／州、地方（城镇、乡村、社区等）。不同级别的中心都承担两个方面的责任：一是了解和引导当地穆斯林的信仰，推动本地达瓦宣教团事业的发展；二是协调自己辖地范围内各达瓦宣教团小组（包括本地的和外来的）的活动。
各级地方中心的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尼扎姆丁中心的翻版：
（1）中心一般也设在某个清真寺中。
（2）国家／地区一级的领导人由尼扎姆丁总部中心任命，往下实行逐层任命或者委派制。1995年以前各级都实行埃米尔负责制，有舒拉辅佐。1995年以来，国家和地区一级改行集体领导，省、市、镇、乡村各级的埃米尔制度也在向舒拉体制过渡。
（3）各级中心也把周四确定为周聚会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届时舒拉公开办公，达瓦宣教团在该地区的每个成员和普通穆斯林都可以参加。
（4）国家／地区一级中心对下属各个达瓦宣教团的管理监控方式也与尼扎姆丁大体相同；它一般相对独立地处理本国／地区内普通日常事务，负责向尼扎姆丁汇报本国／地区达瓦宣教团的总体状况，并负责落实尼扎姆丁制定的在本国／地区的发展计划。
除了这种固定、连续性的组织机构以外，达瓦宣教团组织体系中还有临时性的、较为松散、极为活跃的单位，即达瓦宣教团小组（贾马阿，jama'at）。一个个流动的贾马阿实际上是达瓦宣教团这个总体组织的一个微缩景观：在清真寺的集会上组建，沿途以清真寺为依托；通过选举、指定或者委派的方式产生一个埃米尔，虽然其任期取决于贾马阿活动的日程长短，但是在整个行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在工作完毕后需要向派出清真寺或者出发地的达瓦宣教团中心汇报；如果行程时间较长，则要在途中同出发地保持联系。可以说，贾马阿实际上是达瓦宣教团的底层组织，或者说基本单元；不过因为其规模很小，所以一般不设专门的舒拉。
3.达瓦宣教团固定成员的资格和义务
原则上，达瓦宣教团没有门槛，只要是穆斯林，都可以自由参加，包括贾马阿的出发时间、行程长短也都可以自己选择；一般而言，贾马阿在完成旅行以后，便会解散，其成员可以继续参与其他宣教活动，也可以选择返回到世俗生活中。于是，达瓦宣教团实际上有两类成员：一类是临时的跟随者和支持者，参加一次或者数次宣教活动后离开；另一类则是固定成员和骨干力量，他们是达瓦宣教团工作的核心支柱，持续不断地进行宣教旅行。前一类成员具有非常大的流动性，其规模难以估算；相比之下，固定成员对达瓦宣教团长远发展的影响更加重要，因为根据利兹的研究，当前达瓦宣教团全球扩展的重点是组建地方清真寺贾马阿（masjidwar jama' at），(45) 而要建立地方清真寺贾马阿，则需要一批固定的、忠诚的达瓦宣教团成员。
达瓦宣教团固定成员的基本要求包括：每天到当地清真寺参加五次礼拜、组建舒拉并按时参加各种会议、每天花两个半小时用于在附近地区进行宣教工作、每天各在家和清真寺学习达瓦宣教团文本一次（共计约3045分钟）、每周进行两次宣教巡游。(46) 其他义务还包括：每个月三天，到居住地区的另一个地方宣教；每年40天去本国的其他州或者省市，也可以去其他国家宣教；一生一次大齐拉（grand chilla，即三个连续的齐拉）用于宣教。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以前达瓦宣教团在长途宣教旅行中主要驻留在世界各地迪欧班德派的清真寺中，现在达瓦宣教团在世界各地已经有了一大批自己专属的清真寺。
4.集会（ijtima）
集会是达瓦宣教团组织生活和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主要有两种类型的集会：
（1）周集会。
通常周四晚上昏礼之后在当地达瓦宣教团中心清真寺举行，当地所有穆斯林都可以参加。周集会的议程依次为：集体礼拜负责人或者长老讲话朗读讲解达瓦宣教团文本号召志愿者登记参加宣教旅行祈福礼拜（du' a）。实际上，周集会是达瓦宣教团与穆斯林共同体进行交流、扩大自身宣传的一个机制，同时也是其招募志愿者和成员的一个平台，大多数外出旅行的贾马阿都是在周集会上组成的。
（2）年度集会。
每年召开一次，一般是由国家／地区一级的达瓦宣教团中心举办，地点也相对固定，如美国芝加哥、英国迪斯伯里（Dewsbury）、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孟加拉栋吉（Tongi）、巴基斯坦赖温德（Raiwind）、印度博帕尔（Bhopal）等。周集会的传统是伊利亚斯确立的，年度大型集会的传统则是优素福时期确立的。(47) 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度的年度集会往往是世界性达瓦宣教团大会，各国都派代表团参加。特别是在赖温德和栋吉举行的年度集会，199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除麦加朝觐以外最大规模的穆斯林聚会，影响十分深远；孟加拉、巴基斯坦政府总理和其他要员经常出席这些年度集会。有趣的是，近年来，随着其年度集会全球影响力的扩大，赖温德和栋吉开始同尼扎姆丁争夺达瓦宣教团的全球领导地位：它们否认尼扎姆丁的最高权威，竞相声称自己是达瓦宣教团的国际总部，而印度的达瓦宣教团则说尼扎姆丁才是全球中心。(48)
五、达瓦宣教团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由于达瓦宣教团迄今没有官方发言人，尼扎姆丁、赖温德、栋吉的达瓦宣教团中心都回避公开谈论政治问题，加之达瓦宣教团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有关达瓦宣教团的政治立场及其对世界政治潜在的影响，观察家们见仁见智。911以来，西方情报和安全部门对达瓦宣教团的兴趣和关切不断增加，穆斯林世界内部对达瓦宣教团的争论也在增多，达瓦宣教团越来越引人注目。
实际上，要准确具体地评估像达瓦宣教团这样一个全球性组织和活跃的跨国运动所具有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虽然研究者试图厘清它的意识形态、行为原则和组织管理体系，但是，任何一个组织，其意识形态同具体实践之间、其行为的初衷意图与客观后果之间，总是存在差距的，达瓦宣教团也不例外。在每一个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达瓦宣教团的传入和存在形式、其同尼扎姆丁中心的关系密切程度也不尽相同。国外有证据表明，达瓦宣教团有成员涉嫌参与极端恐怖主义活动，不过，这些成员的行为和思想的演进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在达瓦宣教团的经历，以及同达瓦宣教团组织是否相关，还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定量分析。(49) 概括地说，达瓦宣教团已经呈现或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于：
（一）对伊斯兰自身的影响
首先，达瓦宣教团正在悄悄重塑伊斯兰教的形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伊斯兰教不是一种使徒宗教，因为它没有专门的传教机构和组织。但达瓦宣教团的活动足令人反思这种常识：优素福时期开始，达瓦宣教团已经把宣教对象扩大到非穆斯林。
其次，把伊斯兰信仰和伊斯兰深奥的经学思想简化为礼拜等仪式和宣教活动，是达瓦宣教团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对穆斯林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它确实起到了宗教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唤醒了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和觉悟，同时却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教化和组织管理，以消化或容纳穆斯林在觉醒之后萌生的更多信仰和组织需求，所以一些年轻穆斯林从达瓦宣教团毕业之后，加入到其他更为激进乃至极端恐怖的运动和组织中。 再次，随着达瓦宣教团的迅速发展，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权威秩序正在重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1）达瓦宣教团赋予普通穆斯林以宣教的权利和责任，动摇乃至否定了传统上乌莱玛和苏菲圣人对信仰资本的垄断。实际上，由于达瓦宣教团过分强调宣教的神圣价值和报酬，以致即便是普通的、无知的达瓦宣教团活动家也开始炫耀自己比那些不参加宣教的乌莱玛要高级和优越，趾高气扬地宣称那些乌莱玛已经偏离了正道。(50) 乌莱玛传统的权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
（2）南亚原本处于伊斯兰世界边缘，达瓦宣教团的崛起侵蚀了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次大陆渴望成为新的伊斯兰秩序的中心：达瓦宣教团在赖温德和栋吉年度聚会的规模仅次于麦加朝觐，乌尔都语成为宣教的通用语言。当然，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语在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位依然有信仰作为支撑，但是达瓦宣教团组织和运动的发展正在日益凸现南亚的地位。
最后，达瓦宣教团从信仰运动成长为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实体，推动和加剧了伊斯兰组织／运动之间的竞争和分野。20世纪末以来，达瓦宣教团同其在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反对者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其与巴雷利派的尖锐对立尤为典型，他们之间的敌对和仇视已经从南亚蔓延到南非、英国等国家和地区，成为群体性暴力事件的诱因，值得密切关注。
（二）达瓦宣教团运动／组织同政治的关联
伊利亚斯把达瓦宣教团描述为信仰运动。富勒、麦特考夫、罗伊等学者也认为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虔信运动（pietistic movement）。(51) 当前，大多数国家政府对达瓦宣教团持宽容默许政策。但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缘起和早期发展来看，达瓦宣教团与其他伊斯兰主义组织和运动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努力而已。
据说伊利亚斯曾专门对印度穆斯林政治家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致力于试图改善穆斯林的现世处境，还感谢他们的政治活动转移了英国殖民政府的注意力，使他和达瓦宣教团得以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由活动。(52)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1920—1940年代南亚穆斯林精英内部有一种类似劳动分工的默契：达瓦宣教团致力于推动穆斯林民众的信仰，唤醒其宗教意识和觉悟；其他一些穆斯林组织则在政治领域工作。达瓦宣教团在很大程度上协助和补充了伊斯兰主义政治组织在建立伊斯兰社会秩序方面的努力。伊利亚斯曾明确表示，达瓦宣教团的出发点是完全复兴伊斯兰，与伊斯兰主义组织的目标相同(53)。1939年，他在回应毛杜迪对达瓦宣教团的赞扬时说，毛杜迪所从事的才是真正的伊斯兰工作，即致力于确立伊斯兰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而他自己的努力不过是初步的工作。
第二，优素福和哈桑时期，达瓦宣教团远离政治参与和世俗事务，更多是一种生存智慧，是其在特殊政治环境中采取的策略，而非达瓦宣教团的本性。
实际上，1920年代次大陆特殊的政治环境、伊利亚斯对穆斯林信仰和乌玛前途的深刻关切，决定了达瓦宣教团内在深刻的政治性。优素福时期，达瓦宣教团远离政治，是为了打消印度教组织的疑虑；哈桑时期，达瓦宣教团在政治事务上保持沉默，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在各种政治体制中生存。
达瓦宣教团领导人不公开表明政治立场，为其成员和活动家自由参与政治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从事政治活动。对此，斯坎德的判断一针见血：即便是远离政治的这个决定，也有着重要的政治后果，这一点不难理解。随着该运动开始扩展到南亚以外的地区，达瓦宣教团在不同环境中工作的政治含义越来越清楚。在一些地方，它使得穆斯林能够务实地适应世俗政体，而在另一些地方则大力帮助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其反对现政权的斗争。(54)
由此，甚至可以说，相对于伊斯兰激进极端主义简单、直接的政治观念（即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改变现状）和行为方式而言，达瓦宣教团对政治的理解更加深刻，其行为方式更加迂回含蓄，因而生存能力更加强大。
第三，达瓦宣教团在一些地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在孟加拉、车臣等国家和地区，达瓦宣教团在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而最能证伪达瓦宣教团非政治性的个案是巴基斯坦：达瓦宣教团几乎无处不在。
政府体制内部。1960年代，阿尤布汗总统积极笼络达瓦宣教团，试图联手对抗政敌伊斯兰促进会。(55) 达瓦宣教团意识形态专家穆夫提马赫穆德、毛拉扎卡里亚曾官至西北边境省首席部长，并且领导了要求恢复先知体制运动，直接导致阿里布托政府倒台。(56) 达瓦宣教团高级领导人穆罕穆德拉菲克塔塔尔（Muhammad Rafiq Tarar）1998年担任巴总统，在任期间曾谋求推行伊斯兰教法。(57)
达瓦宣教团在军队高级官员中根基深厚，前陆军上将、三军情报局局长贾韦德纳西尔（Javed Nasir）是达瓦宣教团高级领导。(58)
参与策划推翻政府。1995年达瓦宣教团一些成员被控阴谋暗杀总理贝娜齐亚布托。(59) 199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达瓦宣教团中分离出新的达瓦宣教团组织，宣称以吉哈德为其首要目标，旨在通过国内外活动推翻巴基斯坦的腐朽统治者(60)。
（三）达瓦宣教团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911以来，达瓦宣教团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从国外情报部门公布的信息来看，达瓦宣教团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运动之间的联系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某些地区性达瓦宣教团组织直接参与暴力活动、支持和加入恐怖组织，或者进行极端主义宣传。
达瓦宣教团组织直接参与极端恐怖活动的现象主要是在乌干达和巴基斯坦。根据乌干达政府的消息，1991年乌干达达瓦宣教团下属机构宣教青年运动（Tabliqi Youth Movement）以坎帕拉为根据地，发起了一系列反政府的运动和袭击，他们还拒绝承认新任穆夫提的权威。1990年代中期，他们在基地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与两个武装组织一起组建了联合民主阵线（Allied Democratic Front, ADF），2001年5月，美国宣布ADF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61) 在巴基斯坦，长期观察和研究达瓦宣教团的学者发现，对于达瓦宣教团许多人来说，塔利班代表着真主之光(62)。根据情报部门的消息，巴一些圣战武装组织如虔诚军（LeT）、圣战士运动（HuM）、迁士运动（HuA）等，与达瓦宣教团关系十分密切；1995年针对贝布托的政变据说乃达瓦宣教团与圣战士运动联手所为。省战士运动一位高级成员公开表示：我们绝大多数成员的确来自达瓦宣教团，我们定期参加赖温德年度集会。我们的组织是一个由真正的圣战穆斯林组成的真正的国际性网络。(63)#p#分页标题#e# 根据印度一个智库的研究，达瓦宣教团在中亚各国、俄罗斯、中国新疆等地积极广泛地传播极端主义思想、招募穆斯林，把他们带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学习宗教，在圣战士运动和虔诚军训练营接受武器培训。(64) 2003年，一个达瓦宣教团被控从事极端主义宣传和招募而被哈萨克斯坦政府驱逐。
第二，某些达瓦宣教团成员加入极端暴力组织／运动，或者组建暴力恐怖组织。
不少国家都已经发现达瓦宣教团成员参加恐怖组织和暴力活动的证据。2001年美国塔利班约翰瓦尔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震动了西方世界。2002年，印度达瓦宣教团领导人涉嫌古吉拉特邦火车爆炸案被拘押，31名嫌犯在新加坡受到审判。(65)东南亚一些恐怖主义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如阿布巴卡尔巴希（Abu Bakar Bashi）曾经是达瓦宣教团成员。(66) 2004年5月卡萨布兰卡爆炸案的主犯、恐怖组织赎罪与迁徙运动（Al-Takfir wal-Hijrah）前领导人优素福菲克里（Yusef Fikri）及其50多名从犯都是达瓦宣教团成员。(67) 荷兰达瓦宣教团成员涉嫌卷入2004年11月导演特奥凡高谋杀案。(68) 在英国，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2名嫌犯、2007年7月伦敦和格拉斯高机场恐怖袭击事件的两名嫌犯据说也是达瓦宣教团成员。(69) 法国情报官员称达瓦宣教团是原教旨主义的接待室，因为法国约80％的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者来自达瓦宣教团。(70)
还有关于达瓦宣教团成员参与创建极端暴力恐怖组织的消息。除了前述圣战者运动（HUM）以外，据说巴基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Harakat ul-Jihad-i Islami）也是达瓦宣教团的衍生组织。(72)199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达瓦宣教团发生裂变，分裂组织在旁遮普北部塔克西拉建立了新的总部，依然沿用达瓦宣教团的名称，提出在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进行圣战的目标。(73)
第三，极端暴力恐怖组织／运动利用或觊觎达瓦宣教团的跨国网络和平台，作为其跨国活动的掩护，或者作为其招募成员的代理机构。
达瓦宣教团以其无与伦比的全球网络体系、合法而且活跃的跨国活动平台、对所有穆斯林完全敞开大门等特点，成为极端暴力恐怖组织和运动的绝佳载体和保护伞。加拿大情报机构发现，有一些组织并不真的赞成达瓦宣教团的基本意识形态和深厚的宗教虔诚性，但是依然会利用达瓦宣教团的外衣以便逃避安全力量的监控，他们非常清楚，达瓦宣教团不会公开反对任何叛离者。达瓦宣教团领导人对此完全明白，承认达瓦宣教团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清除和预防：我们不阻止任何人的加入，显然我们不知道前来加入的个人的本质，我们没有检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74)
由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极端暴力恐怖分子加入达瓦宣教团，利用达瓦宣教团作为其活动的保护伞，以及其招募、运送和培训新成员的入口，在达瓦宣教团组织与极端暴力恐怖活动／组织之间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推演，它正在变为现实：一方面，达瓦宣教团从世界各地招募穆斯林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接受军事培训；另一方面，又把南亚的圣战士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为极端暴力恐怖组织提供重要的后勤支持，保障他们的人员供应和流通。早在1980年代，达瓦宣教团就曾资助和帮助运载世界各地数千名穆斯林到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接受军事培训。1999年，乌兹别克政府指责达瓦宣教团把其400个公民送往恐怖分子训练营。2001年阿富汗战争以前，达瓦宣教团在为塔利班提供和招募成员方面卓有成效，前述林德只是其中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发现基地组织在利用达瓦宣教团进行招募。2001年，菲律宾政府指责达瓦宣教团运送巴基斯坦志愿者参加菲本土伊斯兰主义恐怖组织。2002年有近400名来自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学生得到达瓦宣教团资助前往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75) 1989—2004年，美国有400个达瓦宣教团成员在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营地接受培训。(76)
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演变，极端暴力恐怖组织越来越认识到达瓦宣教团的利用价值。根据摩洛哥官方消息，萨拉菲圣战者（Al-Salafiyah al-Jihadiyah）组织鼓励其成员加入达瓦宣教团，以便掩藏自己的身份，同时影响这些组织的政策。2004年11月，巴基斯坦某圣战主义网站呼吁穆斯林要利用达瓦宣教团活动来进行圣战主义活动。(77)
为此，已经有政策分析家把达瓦宣教团描述为通向恐怖主义的一扇大门，认为达瓦宣教团的安全风险被严重低估了。(78) 有研究者甚至提出，达瓦宣教团现在已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引擎，是恐怖主义组织在全世界招募的主要代理人，对绝大多数年轻的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来说，加入达瓦宣教团是他们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第一步。(79)
结论
20世纪初，南亚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促成了规模浩大、形式多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浪潮，其中，伊利亚斯于19261927年在密瓦特地区发起的信仰运动存续至今，并演进成为全球性的、制度化的组织实体达瓦宣教团。达瓦宣教团的意识形态综合吸收了沙瓦利乌拉、迪欧班德派和苏菲派的思想元素，其工作方法则扎根于在新穆斯林中复兴信仰的实际需要，其长远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伊斯兰复兴。
在伊利亚斯时代，达瓦宣教团着重于宗教领域活动，与活跃在次大陆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伊斯兰主义组织和运动相互补充和呼应。如今，它的影响已经超越南亚地区和宗教领域。911以来，作为有虔信运动声誉的全球性体系，达瓦宣教团与地区和国际政治形势、激进政治力量、极端恐怖活动之间已有和潜在的联系，因而备受瞩目。同样需要关注的，是达瓦宣教团对于伊斯兰形象、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世界社会政治秩序等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1980年代中期，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支达瓦宣教团从马莱冈出发，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宣教活动。据说在中国的传教旅行中，这个贾马阿发现了一些令他们震惊的地方宗教实践，如日常生活习惯、男女交往习俗等，被视为偏离了正道(80)。按照达瓦宣教团的意识形态和行为逻辑，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穆斯林将是他们宣教工作的一个重点目标。值得密切关注。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全球组织体系和跨国运动，达瓦宣教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达瓦宣教团数百万成员和支持者中绝大多数是守法和平的穆斯林，达瓦宣教团组织整体上迄今还没有演变成为极端主义组织，但是，不能忽视其组织体系对极端暴力分子的吸引力和脆弱性，不能否认达瓦宣教团框架内部可能隐藏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者。
从近期来看，达瓦宣教团以一个全球性组织的形式整体、直接、公开参与或支持暴力恐怖组织／活动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由于达瓦宣教团特殊的国际影响、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其他形式的安全风险和隐患却是存在的：
（1）给恐怖分子提供掩护，或者恐怖分子为了特定目的而渗透到该组织中，利用达瓦宣教团的名声和网络体系进行活动；
（2）通过宣教和招募穆斯林到巴基斯坦等地激进的宗教学校学习，到圣战主义武装组织的训练营接受培训，可能助长和鼓励他们的宗教狂热，使之走上激进和极端、暴力、恐怖道路，成为恐怖组织的潜在成员，甚或单独从事恐怖活动；
（3）以各种形式为极端暴力恐怖组织招募和培养提供间接支持。对于这些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本课题得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资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 Francis Robinson, Islam and MuslimHistory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
② Muhammad Khalid Masud ed.,Travellers in Faith: Studies of the Tablighi Jama'at as a Transnational IslamicMovement for Faith Renewal, Leiden: Brill, 2000, p. vii.与达瓦宣教团的实际存在和影响力极不相称，有关达瓦宣教团的学术研究迟至1970年代才开始，911事件之后西方情报部门加强了对该运动的关注，但专门性论著不多，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③ Quoted in Francis Robinson, Islamand Muslim History in South Asia, Chap. 2, 4, 11.
④ Quoted in Yonginder Sikand, The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 Jama'at, 1920-2000. New Delhi: OrientLongman Privat Limited, 2002, pp. 110-113.
⑤ M. Anwarul Haq, The Faith Movementof Mawlana Muhmmad Ilyas,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72, p.75.
⑥ 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哈里发运动中，迪欧班德派领袖和毛拉阿里兄弟也将运动的最高领导权奉让给圣雄甘地。Hafeez Malik, Moslem Nationalism in India and Pakistan, Washington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3, p. 238.
⑦ ［巴基斯坦］MA拉希姆等：《巴基斯坦简史》第四卷，I. H. 库雷希主编，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9260、327328页。
⑧ Yonginder Sikand, The Origins and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 Jama'at, 1920-2000, p.44.
⑨ 伊利亚斯认为自己是沙瓦利乌拉的继承人之一。M. Anwarul Haq, The Faith Movement of Mawlana Muhmmad Ilyas, pp.67-70.
⑩ Yoginder Sikand, The TablighiJama'at and Politics, The Muslim World, vol. 96, Jan. 2006, pp. 175-195.
(11) Yonginder Sikand,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Jama'at, 1920-2000, p. 67.
(12) Ibid., pp. 54-56.
(13) Muhammad Khalid Masud ed., Travellers in Faith, p. IV.
(14) M. Anwarul Haq, The Faith Movement of Mawlana Muhmmad Ilyas,pp. 158-162.
(15) 伊利亚斯的二哥毛拉穆罕默德叶海亚（Muhammad Yahya）于1915年去世。
(16) Yonginder Sikand,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Jama'at, 1920-2000, pp. 128-129.
(17) p. 132. jama'at和gasht都是伊利亚斯在达瓦宣教团的核心实践方式。
(18) Yonginder Sikand,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Jama'at, 1920-2000, pp. 130-132.
(19) Anonymous, Deviation of Tabligh al-Jama'at from the Ahlas-Sunnat,http://www. hizmetbooks, org/Religion_Reformers_in_Islaim/ref-58.htm,
(20) Yonginder Sikand, The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 Jama'at, 1920-2000, p. 109.
(21) Ibid., pp. 96-97.
(22) Ameer Ali, Tabligh Jama'at and Hizbul Tahrir: Divergent Pathsto Convergent Goals, Education to Counter Extremism, http://203. 208. 37.104/search? q=cache: 9FngOuhBZaIJ: www. irfwp. org/files/20-2content. pdf+Tabligh+Jama%27At+and+Hizbul+Tahrir:+Divergent+Paths+to+Convergent+Goalshl=zh-CNct=clnkcd=1gl=cnst_usg=ALhdy2-vLuHGxHff6KXmIXpfNpLv5rFPJg,
(23) Yonginder Sikand,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Jama'at, 1920-2000, pp. 67-68.
(24) Ibid., p.8.
(25) http://www.hizmetbooks.org/Religion_Reformers_in_Islam/ref-58. htm,
(26) Yonginder Sikand,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Jama'at, 1920-2000, pp. 83-84.
(27) Yoginder Sikand,The Tablighi Jama'at and Politics, The MuslimWorld, Vol. 96, Jan 2006, pp. 175-195.
(28) M. Anwarul Haq, The Faith Movement of Mawlana Muhmmad Ilyas,pp. 45-46.
(29) http://www. hizmetbooks.org/Religion_Reformers_in_Islam/ref-58. htm.,
(30) M. Anwarul Haq, The Faith Movement of Mawlana Muhmmad Ilyas, p.116.目前不清楚伊利亚斯当时说的究竟是一年一次还是一生一次。
(31) Yoginder S. Sikand,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the TablighiJamaat in Britain, Islam and Christian Muslim Relations, Vol. 9, No. 2, July1998, pp. 171-192.
(32) Yonginder Sikand,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Jama'at, 1920-2000, p. 103.有学者把这六大原则等同于达瓦宣教团的核心意识形态，但从内容可以看出，它只是体现达瓦宣教团意识形态的准则和实践方法。
(33) Muhammad Khalid Masud ed., Travellers in Faith, pp. 26-28.
(34) M. Anwarul Haq, The Faith Movement of Mawlana Muhmmad Ilyas, p.94.
(35) M. Anwarul Haq, The Faith Movement of Mawlana Muhmmad Ilyas, p.134.
(36) Muhammad Khalid Masud ed., Travellers in Faith, p. 189.
(37) Ibid., pp. 126-127.
(38) Barbara Metcalf, Traveler's Tales in the Tablighi Jama'a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88, July2003.
(39) Muhammad Khalid Masud ed., Travellers in Faith, p. 17.
(40) Muhammad Khalid Masud ed., Travellers in Faith, p. 20.
(41) Ibid., pp. 238-239.
(42) Ibid., pp. 17-18.
(43) Alex Alexiev,Tablighi Jamaat: Jihad's Stealthy Legions, MiddleEast Quarterly, Winter 2005, pp.3-11.
(44) Dietrich Reetz, Keeping Busy on the Path of Allah, OM, 1, 2004,pp. 295-305.
(45) Dietrich Reetz, Keeping Busy on the Path of Allah, OM, 1, 2004,pp. 295-305.
(46) Ibid.
(47) 伊利亚斯时代只召开过一次年度全国集会（1941年），据说还是非常不情愿。YonginderSikand,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 Jama'at, 1920-2000, p. 107.
(48) NicholasHowenstein,Islamist Networks: The Case of Tablighi Jamaat,http://www. usip.org/pubs/usipeace_briefings/2OO6/1011_islamist_networks. html,
(49) 已经有学者进行这样的努力，荷兰学者马洛斯詹森（MarloesJanson）深入冈比亚进行专门田野调查。参见Marloes Janson,Roaming About for God's Sake: The Upsurge of theTabligh Jama'at in the Gambia,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vol. 35, no.4(2005), pp. 450-481.南非学者法拉第埃萨科（Farad Esack）则为此在巴基斯坦生活了12年。
(50) Yonginder Sikand,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blighiJama'at, 1920-2000, pp. 105-106.#p#分页标题#e#
(51) 参见Grahma Fuller,The Future ofPolitical Islam,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BarbaraMetcalf,Traditionalist Islamic Activism,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Council, Nov.1, 2004.
(52) Yoginder Sikand,TheTablighi Jama'at and Politics, The Muslim World, Vol. 96, Jan. 2006, pp.175-195.
(53) Ibid.
(54) Ibid.
(55) Mumtaz Ahmad, IslamicFundamentalism in South Asia, Martin E. Marr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Fundamentalisms Observ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518.
(56) Yoginder Sikand, The Tablighi Jama'at and Politics, The MuslimWorld, Vol. 96, Jan. 2006, pp. 175-195.
(57) Jassim Taqui, Politicising the Tablighi Jama'at, http://paknews.com/articles/1999/jan/art1jan-15html,
(58) Daghestan: Focus on Pakistan's Tablighi Jama'at-Background ofTablighi Jama'at, http://www. saag. org/papers/paper80, html,
(59) 同上。
(60) Ziauddin Sardar, Watch This Grass-Roots Group Carefully, in NewStatesman, September 4, 2006.
(61) Tabliqi Groups in Uganda, Islamic Africa Newsletter, Vol. 1 No.4, August 2006, pp. 1-5.
(62) Susan Sachs, A Muslim Missionary Group Draws New Scrutiny in U.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03.
(63) Daghestan: Focus on Pakistan's Tablighi Jams'at-Background ofTablighi Jama'at, http://Www. sang. org/papers/paper80. html,
(64) Ajai Sahni,The Delhi Declaration: Convergence onTerror,http://www. borrull. org/e/noticia. php? id=12183id2=2120PHPSESSID=255bb2629aa2df2e725d22cbff382b06,
(65) B. Raman, Terrorism in South East Asia: India's Concerns,http://www. southasiaanalysis. org/papers10/paper980. html,
(66) 同上。
(67) Daniel Freidman, Tablighi Jamaat Dossier, Center for PolicingTerrosim, May 12, 2005, p. 10.
(68) Ibid., pp. 11-12.
(69) Paul Lewis, Inside the Islamic Group Accused by MI5 and FBI,http://www. guardian. co. uk/uk/2006/aug/19/religion. terrorism, AmeerAli,Tabligh Jams'at and Hizbul Tahrir: Divergent Paths to Convergent Goals,Education to Counter Extremism,
(70) Daniel Freidman, Tablighi Jamaat Dossier, p. 14.
(71) Joshua W. Hedges,Tablighi Jamaat: The Premier LatentNetwork,The Fund For Peace, April 2008, p. 13.
(72) Daniel Freidman, Tablighi Jamaat Dossier, pp. 11-12.
(73) Ziauddin Sardar,WatchThis Grass-roots Group Carefully, New Statesman, September 4, 2006, pp. 21-22.
(74) Ibid., pp. 12-13.
(75) B. Raman,Terrorism in South East Asia: India's Concerns,http://www. southasiaanalysis. org/papers10/paper980. html,
(76) Alex Alexiev,Tablighi Jamaat: Jihad's Stealthy Legions, MiddleEast Quarterly, Winter 2005, pp. 3-11.
(77) Daniel Freidman, Tablighi Jamaat Dossier, pp. 12-13.
(78) Nicholas Howenstein, Islamist Networks: The Case of TablighiJamaat, http://www. usip.org/pubs/usipeace_briefings/2006/1011_islamist_networks. html,
(79) Alex Alexiev, Tablighi Jamaat: Jihad's Stealthy Legions, MiddleEast Quarterly, Winter 2005, pp. 3-11.
(80) Barbara Metcalf,Travelers' Tale in the Tablighi Jama'at, Annals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88, July 2003,pp. 136-148.
这篇文章中有将近一页的篇幅描述这支达瓦宣教团的活动，也是迄今笔者找到的唯一有关达瓦宣教团在中国早期活动的研究。^NU1DA201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