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成都高投创投:辛亥革命1 袁世凯：共和的尝试与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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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共和的尝试与反动2011-1-15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鸿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1912年2月12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下诏退位。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瓦解。
仅仅4个月零2天，历史转折。这当然是伟大的时刻。
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由那些重要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本刊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报道，即着意去寻找并发现那些创造历史，并影响至今的人物。
显然，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多数史料记载，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以镇压武昌起义之际，袁提出六款要求：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武昌起义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给予充足的军费。——虽然，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袁是否真的提出这六款要求尚有争议，但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保留清廷，君主立宪。
但是，这不是革命党的选择，更不是另外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目标。袁世凯派出的议和谈判代表唐绍仪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是辛亥革命后可能完全不同的走向。在当时中国南北对峙处于战争的境况下，它最可能发展的方向是“以战而定制度”。但凡袁世凯效仿他的前辈曾国藩而一意捍卫清廷，制度选择最终将付出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国家的悲剧。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评价袁世凯，但是他设法避免了战争，避免了制度更张时刻人民生命与社会财富的损失，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逊位。
只是，袁世凯后来权欲过于膨胀，竟重新称帝。反差之下，我们容易忽视他当时的价值。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100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现代化中国发生史的坐标来重新审视。在这个结构下，袁世凯及他那个时代杰出之士的贤与不肖，我们将可以将其放诸现代化复杂的中国进程来观照。
简言，清政府在经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战争后，财政已经破产，国家运转的维系竟只能畸形地靠举借外债。清亡已是事实，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而已。武昌起义，正是推倒清廷的决定性时刻。清亡之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未来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需知，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链环而已。并非政制但变，社会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政府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政府，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
有100年的时间，足够可以拉开时间与空间距离，让我们更公允地回看那段历史。中国如何另开新面，是100年前那代人的挑战，同样是当代人的挑战。
所以，知史需有襟怀，如此方可鉴未来。
辛亥年间的中国政治格局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记者黄远庸(1884～1915)
◎李鸿谷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鬓鬓，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去。
被清朝免官“回籍养疴”第二天，袁世凯反常地由北京去到天津，而不是回到原籍。英国人海鲁记录下了这段当时他与袁同行去津的行程。袁的家眷亦于同日抵到天津。
袁世凯当时着实仓皇。一天之间，带着10房夫人无数子女悉数由京至津，确算逃命了。
选择去天津，住进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对于袁世凯，是准备若再有变故，可由此亡命日本避祸——大儿子袁克定在获知父亲被罢诏书后，判断是：“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袁世凯当然恐惧。但是，袁一手扶植、并继任他的直隶总督杨士骧却拒绝了他。杨只是让自己的儿子去见袁，然后再传话说：“他本是奉旨回籍，怎么可以来这里!他要是赖着不走，我只有报告朝廷了。”对于袁，这又是一道羞辱。
在袁世凯跑路去天津的时候，他的军机处同事、军机大臣世续去袁家慰抚他，看门人说袁病了不让进门。世续不客气，硬闯袁宅。看门人无奈，说了实话。世续大惊说：这才真是加速大祸临头呢!赶紧用电话催促袁世凯回朝，并说再无追加严惩之后命。这样，惊魂稍定的袁世凯率领一个庞大家属群，又于次日返京。
权倾朝野如袁世凯，顷刻间却觉命将不保，这只是他自己想象的恐惧?未必。当光绪与慈禧辞世之后，袁必有大祸，即为其时清一朝官员的广泛传言。据说，有一天袁退朝稍迟，即有传说他被杖毙，与袁有关系的人，都赶到袁府探问——“北洋公所车马络绎不绝。”稍后，袁世凯回到家中，误会方释，大家才各自散去。
袁世凯之祸，那只被等待掉下来的“鞋子”，终于掉了下来。1909年1月2日，袁被罢官。
避祸之道
袁世凯的这场灾祸，1898年因出卖光绪皇帝，即已种下。这是袁世凯一直的隐忧，即使在他“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之际，仍未敢忘怀，他在给其兄袁世勋的信中说：“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
此等情势之下，袁如何避祸自保?当是理解他行为逻辑的一个隐性线索。
种祸10年之后，1908年袁世凯50岁生日，慈禧念其前情，赏赐他无量寿佛、金佛各二尊……这场祝寿会由此轰轰烈烈。据当时报纸报道：袁世凯共收到寿联500余副，寿屏120余堂，全部用泥金笺，没有用红蜡纸者。一时之间，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泥金笺、寿屏售卖一空。不过，福祸同行，寿会弄大了，御史参奏袁以做寿为名，广揽财物，结党营私。反过来，慈禧又招袁世凯来严加训斥，袁受惊不小，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后来，“足疾”，正是将他开缺的说辞。
袁世凯的寿宴结束不足两个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摄政王载沣系光绪皇帝之弟，袁世凯延搁10年的灾祸，势将爆发。这个时候，袁有无底牌可自保?似乎有。
清朝新一任宣统皇帝登基之日(1908年12月2日)，清朝的秘密使节团由唐绍仪率领已去到美国。唐绍仪看上去的任务是与美国协调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办法，以及协助币制改革的一笔借款等，但他真实的使命却是希望与美国、德国接洽一个三国协约以保持中国的完整。这个计划，两年前由德国提出。
简单地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际。当时的清朝廷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形成制约与平衡。列强之一的德国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之子李约翰，在其专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中描述：“德皇于1906年向中国驻柏林公使提出中国、德国和美国缔结一个新的三国同盟或谅解的可能，英国、俄国得加入这个同盟或谅解。这样一个国际阵营的重新安排会使得法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保持安静，因此它具有双重目标：维持法德之间的现状和阻止中国被瓜分。第二个目标正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政策。”
德国的这一计划，按李约翰的解释：“法德在世界政治中夺取领导地位的斗争以一个极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了远东。”欧洲国家间的争霸竞赛，引发了德国这一创想。两年后，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鼓动下，清朝廷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准备实施。这个三国同盟，当然是基于清朝“国家利益”的一种选择，但于竭力促成此事的袁世凯，“他曾许下诺言说唐绍仪能够从美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制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慈禧辞世，光绪之弟的报复将至，袁的性命有虞，这个时候他的亲信唐绍仪率团去美国——这当然是他手里最重要的自保底牌，《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说袁，“正在因为唐绍仪赴美之行预料可以成功而暂保他的官职”。
从德国人提出计划到中国清朝廷的行动，整整两年时间，太长了!在唐赴美之际，日本人已经完成与美国的“罗脱-高平换文”，将法国与日本排除在外的德国计划，已被瓦解。这一结果意味着，袁世凯手里最后一张牌业已失效，“袁的命运再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使他不致遭受光绪之后和光绪之弟的报复了”。
之后，没有意外，袁世凯被罢官，仓皇逃至天津，然后惴惴不安回到河南乡下……
晚清，一个国家的现实
袁世凯与光绪皇帝的恩怨，竟可如美国观察者李约翰那样想象——用一次国际性的同盟来化解自保?理解这一疑问，必须回到复杂的历史现场。
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慈禧一意坚持宣战，是清一朝最后一次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这次战争的开战理由颇不可为外人言。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件其实不确的消息：“外国照会要求慈禧将政权交还给光绪。”让慈禧交还权柄，这已不是伤情感的问题了。战和之间，平衡瞬间倾斜。只是事后来看，这一战，代价太大。战争结束，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发出上谕，宣布政府今后对外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至今读之仍觉悲愤的是，上谕还写道：“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美国人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这样记录慈禧回到北京：(1902年1月28日各国使节接见)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2月1日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在引用这些材料里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很具象征性，显示清政府同列强间的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当时在中国办报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清政府对外政策：非野蛮无理，即拱手听命。——显然，转折时刻已经来临，“听命”成为主流。之后，英国《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瓦·姬乐尔描述：中国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她只能在其他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主权。
真正的问题是：清政府如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整整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入大体在每年白银8000万两上下。
义和团之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1两白银。这笔赔款分40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两次战争，清之财政已陷绝境。
治国本于理财。如此格局，清政府无论进退，皆为失据。财政之窘，清政府选择只有两途：其一，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其结果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其二，加紧对国内的搜刮，竭泽而渔。由此而观，清亡指日可待。
如此格局，即以更冷静的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观察，清政府担当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领导者，已无可能。简言之，其财政汲取能力已经丧失——以举借外债而维持国家基本运作，这成为中国现代化肇始时刻的基本条件。如果失去对这一前提的体察，所论将失当。如此，有绝对权力亦有个人信用的清政府官僚，作为列强与清政府“国际(债务)关系”代理人，便变得极端重要。这是观察袁世凯的基础——化解恩怨的“国际”自保策略，并非凭空想象。不过，回到中国现实来推测，即使唐绍仪不辱使命，达成三国同盟，袁世凯就一定能够自保?夫仇兄仇，其恨其痛，在传统中国的思维结构里，对光绪之后与光绪之弟而言，感情因素或许将远远超过现实算计。那个时刻，袁世凯欲脱其咎，不易。
虽则，袁世凯期待的以国际同盟以求自保之策，难以成功，但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关系里权重最大之人，已无争议。袁被罢官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将他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在其社论里评论：“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这个年代，袁世凯拥有清政府无人能及的“洋务”资源与信用，未来这一资源将如何发生作用呢?当清政府崩溃之际，个人资源系统的价值将迅速由隐而显。
列强与资本
义和团特别是这一运动所彰显的中国人的顽强抵抗，易被忽视的结果之一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其给德皇的奏议里论及，要把“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实在是“一种困难”。对中国实行瓜分实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
瓜分中国，暂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选择。——利用“惭愤交集”的慈禧以及完全屈服的清政府来实行对中国的统治，成本更低。更关键的是，如瓜分，列强间的利益无可平衡。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中国境内又发生两场战争。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为分割中国东北利益，展开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英国人则公然出兵侵藏，并一举占领拉萨——此前英国与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里，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而自始至终，英方不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为何?历史学家唐德刚解释：“此时的西藏正处于英、俄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之下，与俄间谍勾搭，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英为防俄，始提高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不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当然是英国基于平衡不得不如此的一种选择。
而日俄战争之后，形势迅速逆转，日俄两国为平分中国东北，防止英美染指，竟化敌为友，通过两次密约，擅自将东北划分“南满”、“北满”两部分——南归日本，北归俄国，彼此不可逾越;而若有其他列强欲进入，则日俄相助逐之。
这种局面维系了一种奇特而脆弱的平衡。中国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防范，谁也不乐意它们被任何一方强占——不被某一方霸占，他们未来也都还有分赃的希望;而若被一方强占，则其他列强将无指望。因此制衡力量的存在，中国保持着对各地区的宗主权。
明确而蛮横地瓜分中国，并非列强们的明智选择，因此而中国保持完整，亦复悲哀。
在这种脆弱的平衡格局之下，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方式，也开始调整而转变，资本在此际成为核心性的关系纽带。
这个时期，各个列强在中国已经逐渐明朗各自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借口教士被害，出兵占领胶州湾，随后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租期99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30里内煤矿由德国开挖。法国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了广州湾(今湛江)99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了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在割走中国台湾之后，还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并经日俄一战获得与俄国平分中国东北的权益……起步稍晚的美国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
1901年之后，列强此前的动辄武力相向的行动，开始转向实现各自的投资特权。与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这种特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统计表明：甲午战争前，虽经过50多年积累，1894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还只有约1.09亿美元，而到1902年则已增至4.78亿美元。
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与清政府急举借外债以偿赔款并维系国家运行形成一种奇异的结合。借债须有抵押，而此前清政府已将差不多能够抵押做担保的东西押了出去，现在还剩下最有价值的就是铁路——“量中华之物力”，也唯有此端。铁路之于列强的价值，除了投资巨大，资本收益率极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兴建铁路所经地区，一般将成为投资国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这是另种形态的争夺并瓜分中国方式。
如此局面，正如当年《中兴日报》所载《路矿其不保乎》所言：“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这种简单道理，清政府各色当权人士岂能不知?只是，晚清时刻清政府已无选择，只可能以此饮鸩止渴方式维系。
国家不能自立，革命将无可避免。不过，我们以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而观察那段历史，那个年代，无论革命、政府再造还是现代化启动……其核心性资源，当然是资本，而资本几乎悉数需要列强输入。非常屈辱的只是，清政府以关乎国家独立的资源抵押列强，只是为了举债偿赔款而已。帝国主义列强先以坚船利炮侵占中国，继以资本控制中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屈辱。
显然，观察那个时代，资本作为列强核心性的控制资源，当是基础。非此，我们将无可理解清亡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而资本的决定性价值，直到改革开放至今，仍可被深刻感知。
立宪派的选择
在康有为、梁启超去国7年后，1905年，立宪运动再次成为清朝廷的热烈议程。有意思的是，这一重大转折中，曾经出卖维新派而与光绪皇帝结怨种下恶果的袁世凯，却成为立宪中坚。
这种转变颇有戏剧性。袁世凯幕僚张一麐回忆：“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居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袁世凯)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预备立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
一夜之间，霄壤之别?事实上，一年前，1904年，与袁世凯断交20年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即通信袁世凯，希望他主持立宪，以“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袁世凯的选择，并非朝夕之别，而有深谋远虑。在记录下来的袁世凯与慈禧对话里，可见他的基本考虑——慈禧说：“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袁对答：“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维系清朝之不倒，当是袁世凯的关键考虑。不过，从袁避祸而求自保的个人角度观察，《袁世凯传》作者沙铁军分析：“若借助立宪，还政于民，必然可制约皇权。皇帝若不再金口玉言，拿他也无可奈何。”袁与光绪之怨，或可因立宪而消解?这是一种有趣的猜测。
袁世凯步调即定，随即一再奏请清政府尽快实行预备立宪，派大臣出访德、日考察宪法;请王公嫡系赴英、德学习政治、兵备;在天津设立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学社和议事会。1906年8月16日，袁世凯再奏请朝廷预备立宪;两周后，慈禧下诏：“预备立宪。”
从统治者集团当政者内部生发的政治改革力量与立宪运动，发展并不顺利。
争议的焦点是，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而满族亲贵的主张则是：“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中央政府不可。”——对应来看，中央集权首先针对的就是袁世凯这样有巨大势力的疆臣。公允而论，其时清政府已是“外重内轻”，即中央政府权力轻，而地方都督巡抚权力大。中央无权，积累资源与财富，并无可能。但是，中国形势演进至此，还有机会与时间给清政府中央集权吗?
清末“新政”立宪的价值，尤其是其间系地方分权还是中央集权的冲突，以后世读史者的角度观察，是传统中国结构性关系之一。之后，无论是袁氏当国，还是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其路向清楚明确：没有强大而独立的国家(中央政府)，其积累资源汲取财政能力皆为疑问。只是，在清政府即将倾覆之际，立宪选择尤其是以集权方式为路径，已非缓不济急，而是本末倒置。不成功自无意外。后来袁氏当国的集权化选择，并以恢复帝制将其制度化，其失败亦将无可避免。
事实是，袁在预备立宪最初的官制改革过程中，失去了权柄。袁兼差的所有“政府职务”一并开去;其所统辖督练的军队，在袁的要求下，也只保留二镇，而且只是“调遣训练”。清的立宪运动，于是坠入旧窠，进入人事纠缠中。但是，立宪运动所积累的人才资源，却是我们理解那个风云际会年代所不可轻视的要素;而由此以观，袁世凯明面上所失是权，隐性所得却是人脉资源，换言，即他充分地获得了立宪一派“被选择权”。
袁世凯被罢官出局后，立宪派在国内先后掀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最后一次，终有结果，清廷颁发上谕：“著缩改于宣统五年(1913)实行开设议院……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
此道上谕发出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内部的自我更新，看来并无可能。
革命党的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廷的立宪运动甚至也是压垮自己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
清走向亡途，已无可逆转。
后世读史、述史并论史，所谓公允，格局大小而已。单纯将清政府当做一个分析单元，它面临列强压迫，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对此失去观察，自然不公。但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时代，传统中国朝代兴衰更迭规律，已无法解释现代化因素介入后的中国之变局。旧途亦无迹可觅，而新的潮流之势，足以完全推翻旧有格局。
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了1903年，岁入已达1.049亿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亿两。而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2.969亿两，岁出达3.386亿两。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对立，已至空前。
压迫之下，反抗不可避免。只是，与清政府这种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对外割地赔银，对内万税并至，如何理解这一国势?金冲及解释说：“汉族人民中传统思想，这时也起了很大作用。满族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重新突出出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话，到处被引用着。许多人把清政府种种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无顾惜地出卖国家和民众的权益，统统归结为‘异族’统治的结果。”
这种思潮的形成，并非凭空虚构。以新内阁官制而论，其“皇族内阁”的安排，国之将亡，而既得利益集团却仍如此把持权力不肯稍松。其腐败已臻骨髓。而且，清末经过短暂的“同治中兴”之后，其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已经弥漫而成“明规则”——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记录当年御史弹劾奏章里的材料：梁士诒，铁路总办，聚敛1300万英镑;陈璧，邮传部尚书，585万英镑;李德勋，津浦路北段总办，142.5万英镑。庆亲王据称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即有712.5万英镑。而据说外务部两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每人每年接受外国礼品，达15万～30万英镑。由此种种数据计算，莫理循说：“如果该项数字完全准确，则说明，这些官员退赃数字将足以代替外国贷款。”举债而维系国家运转的晚清政府，国家之窘与官僚之腐，其间反差，真是情何以堪。
此等情势，当年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识者有言，弊随法起，假公济私，流品污贱，至官而极，支那不亡，是无天理。农工商贾，茹苦耐劳，诚信善良，实占多数。仁义孝悌，半出田间。支那若亡，是无人理。温带气候，民物富庶，矿产丰饶，天府雄国，支那若亡，更无地理。
在华的外国人，对中国未来洞若观火，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写给其上司的信里明确地说：“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对应于外国人的中国观察，1903年邹容在其《革命军》里将这种走投无路境地里的中国人未来的出路，做出激情洋溢的表达：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再来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当更易理解。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就很快将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的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最符合时代潮流的核心目标，由此诞生。
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算得上“革命”吗?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疑惑，而是当时《泰晤士报》的问题——该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发回的即时电讯稿时，删掉了这个词。其编辑布拉姆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解释道：“目前为止，我只冒昧地对你的电讯改动了一个词，即‘革命’一词。我们的研究文体的专家确切地对我说，这个词只适用于成功的叛乱，只能在叛乱已经成功之后使用。很显然，除非和直到政府已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也不可将起义称为革命。”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河南洹上村里，袁世凯正在过他退休回乡后的第三个生日。据说，来贺的朋友对此判断亦如《泰晤士报》编辑，认为可能只是一场小骚乱而已，唯袁例外。
革命，对现在的中国读者而言，已是日常用词，而当年它出现时，却是完全崭新的概念，无此原因，邹容的《革命军》也不会发行100多万册，影响深远。金冲及先生解释：“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绝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思想和目标，使人们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这种状况却是可以改变的。”在武昌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正是这种革命——它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
不过，回到这场革命的具体历史现场，引发它的时代因素，仍在前述结构性要件之中：铁路、列强资本、清政府举债以及愤怒的中国人。
更微观而具体地分析清政府辛亥年(1911)财政结构：按预算，这年岁出达3.3865亿两，岁入则为2.9696亿两，赤字为4169万两。如果将各省的地方行政费3770万两计入，则赤字将达7939万两。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清政府的解决之道只能是举债。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来的项目是粤汉、川汉铁路。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找到这个“招商项目”，上秉摄政王载沣，力主将其交给洋人修建以寻借款。1908年，铁路借款开始商议。
复杂的情势在于，粤汉铁路先前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但这家公司在签订合同3年后仍未开工，于是于1905年8月由中国向美国合兴公司备款赎回，交给民办。同时川汉铁路亦为民办铁路，到1911年，四川人民已为川汉铁路集资实收股额1645万元。
自1908年开始，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开始商议介入粤汉与川汉铁路，两年时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并且自行商定把铁路范围向南延伸到广东，向西延伸到四川。这种重大的突破，并未跟清政府打任何招呼。这时候，美国希望进入东北修筑铁路，与日本在这一地区就东北铁路展开激烈争夺，由此矛盾，日本《朝日新闻》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借款草案揭载出来。湖北留日学生得此消息，立刻哗然，保路运动由此兴起。
已交由地方商办的川汉与粤汉铁路，如果欲以此向四国银行借款，则必然收归国有。1911年5月8日，清政府“皇族内阁”确定，第二天，内阁即宣布铁路干线国有。随即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铁路干线既收归国有，之后又要将各省铁路公司的已收股金强行夺去——立宪派人士彭芬记录：“夫铁路收归国有，此乃国家政策。顾收路必须还本，待遇必须平均，方不致国民之反对。乃初则坚持不能还本，不久则广东承认付还矣，不久则湖南允许酌还矣，至于四川、湖北两省，仍然不准付还……”对于湖北，尤其是四川那样广泛持有铁路商股的人来说，这种豪夺，情何以堪?国家如此赤裸裸霸占民利，激变已如弦上之箭。
四川骚乱无可避免，粤汉、川汉铁路督办端方带着湖北新军4个营入川;还未到达四川，尚在途中，端方即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据说，当时端方不仅知道武昌起义，还知道重庆已经独立——这正是他要经过的地区。这时，他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4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但是，这支入川部队仍然哗变，端方被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昌起义枪响仅两天，起义士兵即占领武汉三镇。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当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而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11月上旬相继独立——这个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同样也是国际社会观瞻所系的焦点地区;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清朝治下只剩南京一座孤城，但是经过江浙联军苦战，12月2日，南京光复。南北对峙形成，这当然是一场全国性危机。
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共和与立宪
武昌起义事发，清政府最初的选择并非袁世凯，而是议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清亡之际各色官僚之表现也实有趣，当时任军咨府第二厅厅长的冯耿光记录：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卦，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筒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当时在座的人们忍住了笑口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随着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在座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一位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做出这样的行动，未免荒唐儿戏。
荫昌当然没有一个人马，北洋新军是袁世凯练出来的。动荡之际，旧制度里生长出来的顶尖者如袁世凯，其积累的资源条件，得以由隐而显，为世人所窥。主持《袁世凯全集》编纂与整理的研究员骆宝善统计：在袁“退休”的2年8个月时间，前来拜访会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而这些人中有人还不止一次前去洹上村。由此来重新审视袁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被罢官，骆宝善分析说：“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即所谓‘非袁莫属’。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为皇族内阁的汉臣权相，武昌起义发生后，至少不会被革命党人视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对象。”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即宣称：“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乱自能平息。”随后，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建议，由他会见摄政王载沣，转告这一意见。美国人告诉清政府：不是任他(袁世凯)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3年前为报兄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摄政王载沣，此刻如何接受这一选择?清政府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解释不得不选择袁世凯：“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清政府与袁世凯的角色关系，由此逆转。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当时孙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卫即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凯称：如果袁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唐德刚解释：“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
看起来，无论宿敌比如载沣以及清廷，还是交战对手革命军，都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
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以一位曾经立宪的重要领导者而论，其思想资源与目标设定，立宪之于袁，并无意外。而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结构里无法回避的另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骆宝善分析：“他们暂时不打算放弃支持清王朝，又一致认为袁世凯是收拾局面的最佳人选，因而也支持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同革命党方面和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罢官时曾去慰抚的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袁：“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答道：“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
但是，这不是为革命军所同意的选择。袁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情势之变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至此，君主立宪已无任何实行的可行性，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之后他的目标变得单纯，说服清帝逊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为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大总统之位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其《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了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另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战争是需要资源的，尤其是资金资源，立国当然也是如此。
与革命军交战的另一方，袁世凯所部，粮草与资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世凯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袁的主意竟是：旧瓷器发出，变价充饷。这也算得上古今中外战争筹款的传奇了。随后袁又令部下姜桂题电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清不亡，真无天理。袁世凯当然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莫理循记录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北京的财政状况到了绝望的地步。”《清帝逊位与列强》这样描述那个时刻。清政府的求款首要目标当然是引发此次激变的四国银行。四国银行因在粤汉、川汉铁路上的领先，促使沙俄想组织一个银行团迅速向北京提供一笔借款，以获在中国稍显落后的地位。最初时间，看上去清政府还有足够机会。但是，“四国银行团决定等‘负责’的中国政府从混乱中出现以前，不再垫付任何现款”。——这一决定反过来又让俄国觉得那笔“竞争”借款已无必要。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如此郑重承诺，只需袁顺应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将总统之位让出?孙中山先生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当然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令人景仰的关键。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如果失去对其选择时的约束性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的观察与分析，其结论，无论阴谋论还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当。只有“革命精神”，无法打仗，亦无法立国。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既有的中国政治结构，以中国资源与主权换列强借款，并不会因革命而一夕逆转。所以，若不建立政治结构性观察坐标，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当年政治人物的进退与选择。
在中国有竞争性关系的外国银行，消息更灵通。莫理循记录汇丰银行注意到的日本金融动向：“汉冶萍(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1000万日元贷款。这笔交易完全合法，不能出面反对。各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争着做这笔贷款，然而人们承认日本人对权利的要求最为强烈。”但是，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遭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以辞职抗议。针对于此，骆宝善记录：“孙中山于一周之内两次致临时参议院咨文，并写信给章太炎等，说明情况，及有损主权，不顾声誉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终仍然未获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向列强的借款尝试，就此结束?没有。仍是骆宝善的精细梳理：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转而谋求向日本贷款，表示应允租借满洲，只是未能谈判成功罢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之困窘于此可见。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人物之选择，也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非袁莫属”，如果仅仅解释为袁世凯的权谋，失之简单。
独裁的路向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作为替代者的中华民国及其总统袁世凯，面临什么局面，又将如何作为?
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而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抗议，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中国政治传统里经典“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政府的运作，在袁世凯政府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政府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中央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
如此这般仿佛死结的“名实”之争，当然是虚伪的政争，但它给袁世凯、孙中山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以使他们检讨并重新规划各自未来政治路向呢?
在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自存，必须向袁世凯交权之际，为着约束袁未来的权力膨胀，迅速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即临时宪法。南京临时政府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临时约法》则规定，中央政府为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能够约束袁世凯吗?
袁世凯选择的政府总理，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但是，不出3个月，唐挂印而去。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但后来袁改了主意，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如此执意而为，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以资历、提携与人脉而构成的中国传统官场，“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几乎都是他的属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也是想当然。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但是，这种设计，特别是互动而形成的结果——不信任而欲以制度制约，其结果可以想象袁会犯规，果真袁就犯规。袁世凯如此，究竟是行为惯性，还是有意弄权，其实也很难讨论了。共和制度安排，这个时刻，阻碍立现。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还是“反对党”孙中山，即使如孙那样只是临时政府的总统，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比如向列强举债以求政府运转，以及借款在意料之中必定面临的反弹种种。反对是容易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所以，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民国元年八月，双方达成的“八点共识”，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针对中央政府的资源筹措，其中第六条即称：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中央集权，这算得上双方共识之一。
只是，共识过于脆弱短暂。前有控制权力的责任内阁设计，后有善后借款的大争吵……其间所含意图，治世之能臣袁世凯岂有不明之理。经过一年运转，共和是否适应当年中国，是袁的疑问，也是当年众人的疑问。本来，中央集权与个人独裁之间就界线模糊，至少从结果上看，袁根本没有在乎所谓界线问题，他的权谋能力很迅速让他以再造制度的方式破坏制度——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特享有终身职务，而且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
这时距武昌起义，刚过3年。共和，早被袁弃。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起义讨袁。此次战端但开，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
帝制
由终身大总统而往皇帝，半步距离。袁世凯终于跨过这半步。
后世读史者虽能拉开距离，建立更具格局的坐标，但却未必比袁世凯的同时代人更有切肤之感与深刻认知。评论袁世凯的，少有超过当年著名记者黄远庸的。
黄论袁世凯之长：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
而袁世凯其短：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袁世凯后来的作为，只不过是将黄远庸所言再演绎一道而已。
新知识与道德不具备，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梦，所不能看清楚的，正如梁启超在其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所言：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可复续。
当了83天皇帝之后，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一如当年罢官，由京赴津时的仓皇。又过两个半月，袁世凯辞世。 从能臣到军阀之路——袁世凯和中国近代新军
2011-1-15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练兵、创立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兴学办学、主张立宪、筹办农工，袁世凯建功立业可谓不少，但被人熟知的，仍旧是一生发迹的起点，编练新军。从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六镇，袁世凯终于大权在握，北洋军未能保住它的创建者大清帝国，反倒成为日后中国数十年混战的主力，倒是外地新军成为推翻帝国的始作俑者之一。
主笔◎蔡伟
从朝鲜到小站掌兵
1895年12月，袁世凯向清廷提交了名为《为练新建陆军上督办禀》的报告，提出“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在接手李鸿章新办的“定武军”之前，袁世凯表达了他对编练这支新式陆军的思路。
甲午战争败绩，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果北洋海陆军尽没。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参酌中外兵制”，着手编练新军。
清廷军务处建立后，朝中地方大员曾有过一次关于军事改革的大讨论。重练西式新军费力费钱费时，多数大臣并不热心。首先提出军制改革的人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清史稿·兵志》载，胡燏棻在1895年倡议，建立一支在军械和军制上都沿袭西方部队的新型陆军。他建议在北洋辖区训练5万人，在南洋辖区训练3万人，广东和湖北各训练2万人，其余省份各练1万人。
胡燏棻在编练定武军时指出了清朝旧军队的荒谬：“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当时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显然，这些问题早是积习，如果不是甲午之败，国将不国，胡燏棻的军制改革也不会有任何回音。
1894年11月，胡燏棻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在天津附近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次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9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小站，那里原是淮军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字营的驻地。
鉴于旧军队的弊端，胡燏棻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然而胡燏棻练兵不到一年，定武军的军权就转交给了袁世凯，决策的原因，是清廷认为，袁世凯更懂军事。
在清末大臣中，胡燏棻算是视野开阔，颇有胸怀，然而他毕竟没有近代军事的学识和军旅历练。当时清廷真正懂得西方近代军事知识的将领也是凤毛麟角。对于现代军事人才的匮乏，清末中国军事历史研究者、美国军官拉尔夫·鲍威尔指出了长期以来清代选择将领的缺陷：“中国人的失着是假定只需有蛮力和勇气就可以成为将才”，武举考试的核心就是举石锁和拉弓射箭之类。
实际情况更糟。由于绿营武装已腐朽多年，依附绿营制度的武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武生很难在传统军队中找到职位。“至少是在19世纪末期，多数武举出身的人都没有在军队中服役，而正式的将领则很少有人出身武科。”人才匮乏如此，袁世凯此时被举荐编练新建定武军，不过是他此前在朝鲜有限的军事经历，让他获得了“知兵”的声誉。
1882年，随吴长庆前往清帝国属国朝鲜的袁世凯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后被吴长庆推荐，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留在朝鲜。当时在日本阴谋策划下，朝鲜独立派在1884年12月发动“甲申政变”，由日本公使竹添支持，挟持朝鲜国王到景福宫，迫使朝鲜国王召请日本大使进宫保卫。当时在朝鲜独当一面的袁世凯一面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一方面致书日本公使。未见答复后，他果断率兵进朝鲜王宫，营救出被挟持的朝鲜国王，迫使日本公使竹添逃往仁川。
这种班超式的举动赢得了李鸿章的认可。林明德在《袁世凯与朝鲜》中说，袁世凯当时年仅25岁，“竟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在军事上，甚至外交上做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
最看重袁世凯此举的却是日本人。当时著名报人佐藤铁治郎在其《袁世凯》一书中评价：“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彪悍之手腕哉。”
袁世凯初次练兵本是受朝鲜国王邀请，帮助其练新军500人，训练内容不过是最简单的队列等。袁世凯的办法很简单：任用德国留学回来的专业人才，再施以中国传统中严苛的军法，果然让500名朝鲜兵“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这小小的练兵行为虽然对战略战术、后勤编制等毫不涉及，但袁世凯“知兵”的名声却就此发源。
在获知甲午战后清廷有意编练新军后，袁世凯抓住时机，立即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计划。他指出，甲午之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兵少不精，而在于“无术”，是“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
这个思路正符合朝廷的想法，李鸿藻随即将他调到北京充军务处差遣。在甲午战败要求编练新军的讨论中，他迅速召集幕僚编译了十二卷兵书给清廷军务处和兵部尚书荣禄。在李鸿藻推荐下，荣禄指定袁世凯依照当时打败了法国的德国陆军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合同》呈报军务处。
于是，1895年11月1日，小站新军迎来了新统帅。袁世凯第一次成为掌握军权的实权人物。
一支全新的陆军
胡燏棻最初编练新军在天津马厂，后转移到小站，共编成10个营共4700余人。1895年10月袁世凯接管后改称“新建陆军”，扩充到7000余人。
甲午战前，湘军和太平天国、淮军和捻军的交战虽然持续多年，绵延多省，死亡千万，但在当时西方军人看来，不过是乌合之众的相互残杀。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虽然显示出近代化海军的战斗力，但中国陆军唯一的“精锐“——淮军却和日军交手一触即溃。西方军事观察家由此普遍认为，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陆军才向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陆军发生转变。
过去湘军、淮军也以西方武器武装，请西方教官操练，但部队编制并未完全和西方军制接轨。比如湘军以营为单位，不分兵种，每个营的兵员可以几百到上万不等。胡燏棻由于练军时间太短，这方面也没有根本改变。
袁世凯新建陆军虽然依旧沿用了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传统中式编制名称，但编制上和旧军完全不同。新军不但设立步、马、炮、工、辎等多兵科兵种，还首次在军中成立参谋机构，以军事专业人才取代了以文人为参谋师爷，以西方近代军事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中国传统兵法谋略统军作战。
传统上清军一直沿用募兵制，这一雇佣兵制度导致军队战斗力和军饷紧密相关。中国军队的循例是军官靠吃空饷发财，以致许多部队仅存于纸面，就连兵部也无从知晓国家真正的兵员实力。
1901年，袁世凯开始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他要求从民间选择家庭清白，年纪在十八九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长四尺八寸的男子当兵。被招募的男丁必须没有恶习，没有疾病。他要求：“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
他再次改革新建陆军编制构架，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和兵备三处，三处总办分别是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不久又上奏，要求创办常备军。
所谓常备兵即现役部队，每月支全饷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再3年后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老百姓，到战争爆发时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和现役相关联的后备役部队。
在编制上，常备军也实行了新编制。下辖步队两镇，炮、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步队每镇分两协，每协分两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14名士兵。全军共42营，1.9万余人。武器则主要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进口的步枪和火炮。
在装备上，新建陆军不但有齐整的制服，西式的步枪和步兵炮，甚至还装备了其他所有中国部队都没有的机关枪。这种武器早在它刚被发明的时候，发明者马克沁就在当时前往欧洲考察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前演示过，但当时李鸿章觉得太贵，没舍得买。
在袁世凯控制下，新建陆军练兵很快有效。清末名臣、被称为“戊戌第七君子”的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由康有为代拟)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新建陆军不但早已超越淮军水平，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支清军部队的实力。据说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镇子，就因为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上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
新军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精神面貌上。1906年“漳德秋操”中，它表现出了比张之洞属下湖北第八镇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没过几年，英国《大陆报》派往汉口的特派员丁格尔就在汉口亲眼目睹了这两支部队真正的交火。
在《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丁格尔写道：“在那段时间内，清军(袁世凯北洋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开始展示出他们的优势。革命军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基本上是由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不懂战争技巧，结果可想而知。”
在丁格尔眼中：“北方军队是由一些受过严格训练且灌输着强烈的军人意志的士兵组成……谈到中国军队编制中的缺陷，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缺陷至今也仍存在。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创建的，袁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他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
帝国财政和袁世凯的经营
武力的基础便是人和钱，一支精锐的部队若没有强大经费支持，不过是镜花水月。袁世凯新建陆军之所以能够编练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以其手腕和地位获得他人没有过的财政优势。
在1897年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大清帝国的收入和开支》中，上海英国领事哲梅森详细分析了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他估计中国每年岁收在8897.9万两，其中半数用于维持军备和相关军事机构。哲梅森分析，地方武装至少消耗了他能列举所有开支的一半。
清朝兵部和户部自己的报告则表明，1898年一年间，乡勇、防军、练军和新建陆军共消耗军费2000万两，其中半数为百无一用的绿营和练军吞噬。
清帝国财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西方式统一有效的中央财政。在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国库，再依据财政预算拨到地方。清帝国正好相反。税收虽然由各省征得，却因各种临时性的需要零零碎碎地分拨给当地、他省和中央。某些省份要接济外省，同时却又从他省得到某些款项。
以1894年浙江省为例。该省岁收除了维持本省军队，还要调拨给京师的军队、北洋舰队甚至东北的军队。朝廷财政极度混乱，一方面导致惊人的浪费，另一方面则让军队这个最需要长期稳定巨额经费喂养的巨兽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如果袭用据说是拿破仑对中国睡狮的比喻，那么这只狮子之所以长睡不醒，完全是因为多年营养不良。
最简单的方式看似是裁撤那些无用却耗费巨大的绿营，用节省下来的钱编练更有战斗力的新军。
早在1874年曾国藩就奏请在沿海、沿江各省建立并训练共12万新式军队。曾国藩认为，这个规模的新军每年只需800万两白银军费，仅是当时中国所有陆军军费的1/10。1896年盛宣怀也曾建议，与其每年在绿营和乡勇上浪费数千万两白银，不如全部裁撤，用西方制度另外征募和训练新军30万人。康有为则对裁撤绿营最为激进。他主张“全汰”、“立汰”。胡燏棻则相对和缓，建议每年裁减二成，5年裁竣。
然而西方人看似简单而又对“国家”有利可图的改革，在中国却有巨大阻力。西方国家军队都是中央常备军队，军费由中央拨款，然而大清国的绿营、勇营，其粮饷却主要由地方提供，所需不足还需自行筹备。以胡燏棻和袁世凯练兵的小站为例。淮军盛字营当年驻扎于此，一则是位于海防要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广阔，让盛军得以挖河造田，种粮养兵。之后，盛字营永久消失在朝鲜战场，小站稻倒是流传至今。
绿营、勇营虽然没有战斗力，却是百多年来吃空饷发财的工具。从仕途上看，绿营军官属于国家编制，是升官发财的正途，新军军官却在官场没有编制，自然没有地位。甲午战后清廷发起战后改革陆军的大讨论时，仍有人视刀矛藤牌为制敌利器，或继续反对引用西方的军制练兵。只有极少数开明官僚认同以西法建军，但一谈到军费就百般推诿，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显然，对于各地大员来说，新军属于中央陆军，却要消耗地方财政。如果为此裁撤他们控制的绿营、勇营、练军等传统军队，则不但损失更多财路，还将丧失众多可以用来安排下属仕途的职位。有趣的是，在朝廷下旨编练新军前，本来也兴趣不大。因为北洋海军过去耗费大量金钱，对加强朝廷中央权力却并无多大价值，反倒让越来越多的汉人官员声望日隆，手握大权。裁撤绿营，将失去朝廷在地方的耳目和爪牙，还可能让编练新军者独大。
与绿营不同，新式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耗费巨大。张之洞在给朝廷的上奏中曾估计他练军所用费用，每万人年耗费白银44万两。张之洞认为，一支合格到足以与西方匹敌的军队，将领必须合格，勇丁必须娴熟技艺，人员必须强壮，勇丁绝不当杂差，连队必须足额，军火必须丰富，粮饷必须充裕。所有这些不但都要仰赖充足的经费，还要保证它们必须落到实处。
袁世凯比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优势，在于深得兵部尚书荣禄和李鸿藻之力，经费筹措无须在辖区巧立名目，而是直接来自户部，这是其新军能编练成精锐的根本。
镇压维新运动后、庚子之变前，兵部尚书荣禄本来掌控着新建陆军的大权。他将国家4支最重要的部队改编为“武卫军”，分左右前后中五军。分别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勇，宋庆的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军则是满族的八旗禁卫军。武卫军各部则开始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样本进行改建。为了这支中央直接掌控的部队，户部每年要拨款40万两白银。为保证军费，荣禄甚至被授权在经费不足时，可以挪用地方上接济福州造船厂的款子。
然而满族朝廷试图再次掌控军队的企图很快遇到挫折。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全军覆没，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聂士成战死。好不容易编练的3支新军，转瞬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加上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武卫右军的经费更加无忧。1902年2月5日，朝廷居然诏准了他的请求，拨出高达100万两白银作为他部队的军费。
既然武卫右军成为护卫京城唯一一支新军(张之洞新军数量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更有暗中要挟朝廷的资本。1904年1月袁世凯奏报，由于日俄准备开战，他需要10万兵力才能防御直隶。为此他与庆亲王(刚接替死去的荣禄)商榷，要求增招3万人并添置大量装备，全部费用高达600万两白银。
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圆滑手腕。他提出考虑到朝廷的困难，希望先筹备300万两白银，其中100万两由直隶自筹，200万两由户部拨款。但这笔款项，他建议由练兵处转拨，为的是以避免遭到其他地方大员的嫉恨。结果两个月后款项仍未到手，他以战祸的后果作为警示，朝廷竟下令要求户部立即拨款。
有资料显示，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地新军的军费总开支已达白银5400多万两，远远超过绿营和勇营1900万两的军费。而新军学堂589万余两的费用也接近了八旗军880万两白银的耗费。
权力与危险
袁世凯的优势不仅在于财力。在他运作下，1901年清廷发出密函，要求将张之洞在江苏训练的新军“自强军”从湘军将领刘坤一手中调拨给袁世凯，理由是协防空虚的京师。当时已不再掌控该部队的张之洞虽然提出异议，但这支部队最终还是调拨到袁世凯手下。
实际动因其实是荣禄所处的满族集团试图削减地方汉族大员的兵权，袁世凯不过是善于揣摩和顺应罢了。然而1901年李鸿章去世，次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到了1903年，荣禄也死了。随着支撑帝国腐朽大厦的最后几根柱梁的倒下，袁世凯就成为清廷唯一能仰赖的军事人物(张之洞虽然也兴办洋务、编练新军，却并不以军事而闻名)。
1907年清政府本计划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模板，最终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然而到1911年，最终不过编练14个镇、8个混成协、4个标以及一支由满族人为主体的禁卫军，总兵力不过13.18万人。但北洋六镇就占了7.45万人，成为新军的绝对主力。此时除了张之洞在武昌重新编练的第八镇陆军，清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集中在袁世凯手里。清廷和荣禄试图将帝国精锐再次集中于满人手中的种种打算，最后成全了袁世凯。
中国官场利益盘根错节，真正有志做事之人无不饱受攻讦。当年李鸿章办北洋，多为朝中清流所恨。丁汝昌尚在威海卫死战，早有李秉衡上奏要他人头，何以袁世凯志得意满?
其实袁世凯练兵刚一年时，监察御史胡景桂就在1896年4月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幕僚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记载了随同荣禄后来前往小站“查办”袁世凯的结果。陈夔龙写到小站新军：“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问他，你看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夔龙回答：“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结果，荣禄“查办”的结论是，“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袁世凯去小站练兵本是荣禄的推荐，由自己的后台“查办”，何忧之有。何况袁世凯练兵确有绩效。于是最终结论反倒是“查明均无实据，应请毋庸置疑”，“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袁世凯和李鸿章、张之洞等儒生们最大的区别，是他极为适应中国官场——无论朝中如何变乱，他永远能迅速找到最强有力的靠山。
从淮军入行伍后，袁世凯由吴长庆保荐得到李鸿章的信任。回国后从李鸿藻这类朝中清流名臣攀附到实权人物荣禄。在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甚至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入会”，让光绪和康有为等改良派误认为袁世凯及其新军站在自己一边。
然而当袁世凯军权日盛时，他仍旧不免成为朝廷警惕的对象。
1904年秋，袁世凯在直隶河间举行由两个镇兵力进行的野战演习，当时还没有引起太大影响。到1905年北洋军建立起6个镇的兵力后，袁世凯再次于10月在河北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
演习由段祺瑞和王英楷分率两军，模拟一次从山东向直隶的入侵。这正是西方传统的入侵路线。所有参加演习的将领都是袁世凯从小站以来提拔的将帅。各国的军事观察家、记者和国内各省代表纷纷受邀，观看这一带有多重目的的武力炫耀。袁世凯的意味是多重性的，他试图告诉西方，可以将庚子年以来驻防于华北的军队调走了;二则想告诉朝廷，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银子没有白花。
实际效果似乎正好相反。1906年，袁世凯在河南漳德又举行规模空前的“漳德秋操”。这次清朝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军事演习，用刚建成通车的京汉铁路调来南北最精锐的两支陆军——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和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在演习中，袁世凯的北洋军显示出了比湖北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和报纸都宣称，袁世凯因为统辖着优于南方新军的北洋军，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个空前的练兵成就显示了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不免对满族权贵集团构成严重威胁。满族贵族开始煽动御史上书弹劾他，而剥夺他北洋统帅的传言已经在北京的西方人圈子流传。
伴君的危险犹如刀尖上的游戏，有靠山是基本条件，关键是紧要关头不能站错队。如何把握这其中微妙，能力就在于对“实力”天生的敏锐嗅觉。袁世凯曾对家人谈到自己为何没有在戊戌变法时效忠光绪。他说，他当时早已观察到，京畿周边已被慈禧、荣禄密布近14万重兵，而从自己编练新军开始，虽然受到荣禄等人的支持，但朝廷对他的提防也从未松懈。袁世凯举例说，当年他在保定训练武卫右军，部队士兵平时都是有枪无弹。每到演习射击，才专门由外地运来子弹。射击完毕后，每发子弹的弹壳都要收回点验。
于是当朝内出现他将步曹操、刘裕后尘的传言后，袁世凯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在1906年11月的一次奏折中，他请求把手下4个镇的部队移交给陆军部，竟被朝廷批准。此后他又获准辞去7个重要的兼职。这丧失的不仅是军队和权力，还包括财政来源，而他可能挽回的，则是朝廷的信任和身家的安全。
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不同道路
在清末编练近代化新式陆军过程中，张之洞和袁世凯一南一北，本来成就难分伯仲，但前者无意经营私人势力，后者却最终成为军阀起源，最终复辟称帝，导致声名尽毁。
1895年12月27日，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表示，他建议在德国教官的帮助下建立1万人的新军，并表示他已经按这种编制建立了13营的“自强军”。张之洞积极建立新军，主要是担心日本入侵长江流域。这支由“步队八营、马队二营、炮队二营和工程队一营”组成的混成部队全部以欧洲武器装备。军队建制模仿德国，不但由工程部队替代了传统的挑夫，还计划编制医官、兽医和军械维修人员。
张之洞谋划深远，他还计划在训练半年后，由洋人教习继续训练新军，而已经训练成的部队则由中国军官管辖。如此一则保证训练的质量，同时也避免部队大权为洋人掌控。
然而自强军很快被朝廷调归湘军领袖刘坤一指挥。即便如此，张之洞在1898年再次上奏，表示他将继续编练新军。他甚至已经为这支部队安排了稳固的财政来源，约每年7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包括江苏、江西、安徽三省裁撤勇营节省下来的20万两，由芜湖米厘金指拨12万两，苏州与上海米厘金指拨38万两。令人感动的是，张之洞的热情并非要培植私人势力，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远见和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朝廷回应的却是猜疑，这反倒正是中国历史千百年颇有讽刺意味的常态。大清帝国对张之洞等人不信任的根源，在于这个少数民族入关立国后，最担心的是臣民(被压制的汉人)的反叛，而不是外国的入侵。
张之洞的一厢情愿也是太平天国后，清廷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带来的后果。由于内外战争导致湘军等半私人武装的兴起，削弱了清末的中央权力，导致朝廷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变化。
一个前所未见的情形是满汉官员数量比例发生了颠倒。1861到1890年，清廷任命的44个总督中，有34个是汉人。同一时期朝廷任命的117个巡抚中，汉人占了104个。
其次是出身行伍的人日益掌控实权。上述34个汉人总督中，许多出身乡勇而非科举这类传统仕途，而104名汉人巡抚中，有1/4的人甚至从没有考中过进士甚至举人的功名。当朝廷的军事、经济开始为汉族大臣所掌控时，张之洞的努力可以说完全没有摸到满族统治者的心意。
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毕竟是君权思想浓厚的传统文人士大夫，内心并无夺权篡位的野心。张之洞本人并无意在新军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他甚至从不在自己的故乡招募士兵。虽然和袁世凯一样重视军事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培养任用，也和袁世凯一样关注留学归国人员的任用，但张之洞并不强调私人的效忠。当朝廷将他调离时，他也失去了对自己建立的新军的控制力。然而与张之洞不同，从建军之初，袁世凯便开始灌输绝对忠诚的治军理念，不过忠诚的对象是他自己。
西方人在参观北洋军军营时，发现军营内到处悬挂着袁世凯的头像。效忠的思想被变成各种《练兵歌》，谱以西方军乐教授给士兵传唱。因为袁世凯的士兵不像张之洞的新军那样强调读书识字，如此编成歌曲，更容易给本来就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洗脑。
不过和张之洞一样，袁世凯也一改旧军队官员吃空额、扣军饷的惯例，制定规章，所有军饷都直接发到士兵手中而不是交给统辖的军官，有时甚至亲自监督发饷。这更让士兵们意识到，袁宫保才是赏饭的人。但部队忠诚的核心是军官，这方面，袁世凯有效地在新旧体制中为下属谋求利益。
他最热衷的是把军官们送入军事学堂和国外的军校，孜孜不倦地为属下谋求各种地位，这其中还包括绿营的官职。绿营虽然早已腐朽，但有趣的是，其军官的职位却被朝廷认可。反倒是新军军官在官场没有编制和品级，自然也没有仕途上的地位。于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北洋军将领们的官衔不但有绿营和八旗，还有各种知县和候补道等五花八门的职位。这更让他们紧密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让后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与袁世凯相比，张之洞更重视军人素质的养成。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涉及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为了提高新军质量，张之洞更喜欢招纳识字的文化青年投军。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一时传统知识分子出路迷惘，许多本省和外省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张之洞的新军。西方军事观察家认为，张之洞的第八镇新军，是所有新军中士兵文化程度最高者。
南方其时也正好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区。大量新军军官都曾在日本接受军事学习，成为革命党重点争取的对象。湖北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如“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张之洞的“启智”和开明，客观上让湖北新军成为日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最先起事的革命党新军部队。
无论是张之洞被辜负的忠诚，还是袁世凯对北洋军一己之私的培植和经营，清廷其实应负最大责任。从重建新军开始，清廷的核心目的并非强国强兵，不过是试图将帝国被分散的武力收回朝廷用以防民防臣，以致同为新军，朝廷却厚此薄彼，空让忠臣白头，让能臣异心。一个国家政府内心如此阴暗叵测，在内忧外患时仍以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纵有10个张之洞又如何能改变中国现状?纵有10个袁世凯，又焉能不让其私怀反心? 袁世凯 －－－－踯躅在新旧时代间的领袖 “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残酷无情的力量，名义上是共和国元首，内心却是专制君主：他把清朝全部耀眼的旧服饰都保存下来，甚至那位派来迎接我的侍从武官荫昌将军也是满洲人。”
1913年11月7日，刚上任的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在中南海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芮恩施在日记中回忆说，民国政府和清廷一样，有讲求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接自己前往总统府的马车车身上涂有描绘着金饰的蓝珐琅，总之，一个军事独裁者继承了旧皇朝。
芮恩施描述，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身材矮胖，但面部表情丰富，粗脖子，圆脑袋，看起来精力充沛。他经常带着机警的表情，锐利地盯着每个来访的客人，却不显露敌意，能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残酷无情的力量，名义上是共和国元首，内心却是专制君主：他把清朝全部耀眼的旧服饰都保存下来，甚至那位派来迎接我的侍从武官荫昌将军也是满洲人。”
“我的反对派对我毫不讲信义，他们要推翻我的政府。”芮恩施这样记录袁世凯当时的观点，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这个国会并不好，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组成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使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立法手续……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和西方不同，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芮恩施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袁世凯在1912年底决定要就任民国大总统时，就把辫子剪掉了。当时他询问自己的顾问海军将领蔡廷干，当整个国家都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时，是否要在外表上也表示一下？蔡廷干表示赞同，他就叫人拿来一把大剪刀敦促他动手。“蔡将军用力一剪，就使这位晚清朝廷中最有权势的人物进入了现代——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内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芮恩施这样记录。
崛起山东
仿佛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能成为袁世凯的机遇。1899年11月，40岁的袁世凯首次得到了独当一面，出任地方大员的机会——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这片位于渤海之滨，接壤直隶京畿之地的重镇在当时10年内，已经成为清廷越发担忧的祸乱根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于欧洲强国之林的德国，亟待寻求自己“阳光下的地盘”。1897年，深受马汉海权理论影响的阿尔弗莱德·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出任德国海军大臣，从而迫使威廉二世皇帝深信，德国在远东的经济与殖民权益必须得到毫不含糊的扩张与保护——一个适当的深海不冻港口能同时成为德国海军的补给基地和贸易拓展前哨。1897年11月爆发的“巨野教案”，终于使德国有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引发了另一波列强在中国境内攫取租借地和其他权益的狂潮。
不仅如此，由于暴戾的黄河横穿而过，使得整个山东都饱受洪涝之苦。而同时，因为春季天气骤然转暖，土地水分蒸发量大，东南季风及其雨带却姗姗来迟，农民们又不得不忍受频繁的旱灾。自然灾害和饥荒，连同列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都使难民、盗匪数量激增，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同燎原烈火一般蔓延。在地方士绅与官府势力相对薄弱的鲁西，以大刀会和民间宗教结社为基础，旨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蓬勃发展。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的统计，1899年5月至12月，山东全省就发生了529起“教案”，造成413名教民与43名普通民众丧生。
袁世凯一上任，首先就要面对在山东大肆扩张的德国。凭借1898年3月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迅速在租借地强行征收，测量土地，派出地质勘探人员寻找煤、铁等可开发的矿藏，并着手铺设胶济铁路。1899年，坚信铁路与火车将破坏地气的村民与铺路工人发生了冲突，德国海军陆战队竟开枪伤人。在这样背景下上任的袁世凯，命令麾下部队“弹压”，；一边与青岛德国领事馆交涉，恳请撤回已开拔至高密的海军陆战队，一边电令武卫右军分统副将王来魁迅速布置防务。自1900年1月起，袁世凯与叶世克、德国驻华武官布德乐以及山东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在青岛开始谈判，最终签署了交涉章程7款，铁路与煤矿开发修筑章程各28款。
1899年底，英国传教士卜克斯于肥城县张家店被杀。袁世凯将主犯孟光汶处死，同案犯吴方城拟绞监候，同案犯吴经明监押两年，杖责八十，因“保护不力”的肥城县知县金猷大，县汛千总邱扶盛应被革职。然而前来山东交涉的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甘伯乐显然对此并不满足，要求将凶犯从重治罪，巡抚会同观审，将泰安府知府以及肥城平阴两县知县革职，永不叙用，以及在凶案发生地由清政府出资建立教堂等苛刻条件。袁世凯始终坚持己见，不断以“讲求约章”针锋相对，最终使甘氏“无法要求”，只能离开山东返沪。
对于义和团，手握新式军队7000人的袁世凯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方针。然而，暂时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间歇：1900年五六月间，尽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等地方大员由于担心列强借口义和团运动而公开武装干涉，数次上表要求采取强硬政策——届时已经有24艘西方列强军舰聚集在大沽口外——清廷内部仍然决定对山东、直隶两省境内声势逐渐浩大的义和团由剿转抚。最终使刚毅、赵舒翘等北京顽固派官员占据上风的事件，就是6月初，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2000联军从天津出发，试图前往北京保卫使馆时，遭遇了铁路沿线义和团民的不断袭扰，在付出274人的伤亡后最终仓皇撤回天津。6月21日，清廷针对列强发布了一个模糊的宣战诏书，并称义和团为“义民”，由军机大臣刚毅负责统带；张之洞等地方实权督抚拿出的策略则是“东南互保”，在盛宣怀的牵线下，各国驻上海领事与这些洋务派汉族官僚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身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和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李鸿章一起加入了这个对抗朝廷旨意方案的设计。袁世凯一方面婉拒了东南各督抚关于带兵进京，扫除顽固派，“清君侧”的要求，同时秉承北京中枢要求各地拳民进京“勤王”的旨意，宣布任何滞留在山东境内的义和团都将“照土匪章程惩办，如遇拒捕，格杀勿论”。并派遣军队保护教堂，护送大部分传教士至烟台和青岛的安全地带。但另一方面，袁世凯又效法1860年庚申之变中的官场前辈曾国藩，以一个“拖”字诀，巧妙地抵制了北京朝廷关于调遣其武卫右军急速驰援天津、直隶的命令。最终，率部驰援的山东登州镇总兵夏辛酉还在路上，天津已告沦陷，袁世凯遂做出一副以大局为重的姿态，命令夏部“改道北上，驰入京畿”听候荣禄调遣。当八国联军于8月攻陷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仓皇“西狩”，颠沛流离至太原时，袁世凯立即输送现银30万两，绸缎200匹，以及原本为年度中秋贡品的“恩面”（山东恩县龙须面）、风尾菜等珍馔，并慷慨地表示“此系由臣报效，不敢动支正款”，大得落难小朝廷的欢心，所谓“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称济急，索带物品尤为得用，两宫大为嘉许”。
事实是，袁世凯在这场灾难中升到了个人政治声望的新高峰：属下7000名新军士兵毫无折损，他对义和团的铁腕镇压赢得了山东本地和外埠避难士绅官员的交口称赞，列强也对袁世凯的处置颇为赞许。很快，远在西安的朝廷就对这种政绩做出了报偿：1901年11月，袁氏受命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属下共有超过200名文武官员得以升迁。正如《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的作者拉尔夫·鲍威尔所说：“义和团叛乱和德国人对山东的侵略，使得袁世凯获得了增加他军事和政治势力的责任和机会，这一力量的成长，又成为他和整个北洋集团获取晚清中枢权力的重要一步。”
雄踞北洋
1901年11月，袁世凯正式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义和团“庚子拳变”和随后的联军入侵几乎彻底毁坏了天津这个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尽管如此，袁世凯仍然雄心勃勃地在近乎废墟的天津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改革，并坚信这将成为自己的下一笔重大政治资本：就在10个月前，尚在匆忙“西狩”流亡途中的慈禧，终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4天后，敏感的袁世凯就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修号令”、“崇实学”、“开民智”、“重游历”、“裕度支”、“修武备”等10条建议，而天津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袁氏的试验场。
复兴天津的第一步，就是稳定币制，清理金融并复兴商业。上任伊始的袁世凯立刻委派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择其新址位于河北大悲院故址，机器则紧急调运东局子造币厂残余设备，由支应局借款13.5万两，召集机匠“日夜鼓铸”，前后只用72天即宣布投入运营，至年底共铸造铜元150万枚，同时饬令天津官衙严禁制钱铜元流散出境，以及打击民间私铸。次年8月，袁世凯按山东商务局成例，设立天津商务局，次年5月又饬令设立天津商务公所，作为联络商情振兴工商业的枢纽机构。
1903年，因国际银价波动，北京政府又无足够现银储备供应，天津遭遇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天津现银奇缺，袁世凯设立了天津官银号，贷发官银70万两，投放铜元数百万枚，并用40家钱庄联合开出银钱票，缓解了这场危机。《大公报》1904年11月12日亦发表社论，称赞“此等办法真乃得保商之道，为从来官府所未有者，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然而袁氏眼光并不止于临渴挖井，他向清廷上奏，痛陈设立现代银行之必要。于是，1904年底，天津设立户部银行，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代行国库功能，后于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袁氏同时又奖掖成立私人银行，力招当地得力绅商入股，他认为，天津的金融危机“非得本地富绅招集股本，辅以官款开设银行”才能“取信于人”。按照袁氏的筹划，天津银行的资本100万两，一半由天津银号提供，另一半由自己推荐的总董杨俊元等招集天津绅商合力凑集。
在复兴商业的同时，教育与农业也被袁氏所看重。1902年5月，保定将省城书院改为直隶大学堂，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1903年4月，袁氏顶住各方压力，恢复了戊戌变法期间设立，后被勒令关闭的天津大学堂，并改为北洋大学堂，委派曾于日欧考察游学的教育家严修出任直省学校司督办。袁氏发展教育的成果是，3年后，直隶省内已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学堂21所，优等师范学堂一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40所……见册报者入学人数80652人。光绪三十四年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直隶小学堂8809所，学生197832人，而当时素以文教科举著称的江苏省，也只不过拥有1667所小学堂，学生53391人。1902年，袁世凯亲自下令在保定设立农务局，以道员黄璟为总办，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为顾问，在城西设立农事试验场一所，将小站营田400余顷划归其经理以进行农业试验，并开办附设农务学堂。在随后成立的农务总局的倡导下，日本桑秧、美国长绒棉等舶来先进农业产品首先在直隶地区得以推广种植。
为了妥善将天津建设成北洋集团遥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营，大规模的市政现代化建设也在袁世凯任内迅速展开：1903～1905年，袁世凯责令天津地方政府进行了近代第一次人口普查，并从关内外铁路借款余存项下拨出3.3万英镑于海河北建设天津北站；以北站建成为起点，天津旧有道路系统也在他主持下得以彻底改造：一条全新的大道“大经路”从北站伸延至直隶总督行辕，再以此为中心，依次修筑了南北向的二、三、四经路，以及东西向的天、地、元、黄纬4条道路，由此组成了津门全新的商业贸易中心“河北新区”。袁氏本人当时曾说：“自督辕后至新火车站马路两帮，均添盖洋房，以便租与商人，因津埠铁路将通，商务必盛，近日各国租界经营不遗余力，若不早为抵制，将来商务必为租界垄断。”对于老城区街道，袁世凯主持设立的工程局甫一办公，就着手进行现代化改造，“城内十字大街一律改筑碎石马路，其道旁明沟用三合土培筑后覆以砌砖”。河北大胡同处原有旧房、窝铺等600多间在1905年7月一个月内被修整改造完毕，马路改宽，所有私建自盖房屋，概行退出1丈5尺，拆迁净尽。1904年在唐绍仪具体负责下，海河修浚工程完工。
在派驻国外游历，执行外交使命的各级部署影响下，袁世凯逐渐对西方现代化工业都市艳羡不已，曾公开在奏折中表示：“欧美各国通都大邑，电气各车纵横驰骋，故能荟萃商旅，百货骈臻，电灯照耀，通昼不熄。”1905年初，在他授意下，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洋务局道员蔡绍基开始与比利时世昌洋行商人合作，开始创办天津有轨电车的谈判，最终签订了《天津电灯车路公司合同》，责成世昌洋行全权承办天津道路照明、电车运营业务，50年后，全部资产由中国政府收回。电车线路以城内鼓楼为中心，分为4条，旧有城区四隅都能方便通达。
迅速步入国际近代都市行列的天津，势必要配以相应的治安管理措施。早在1902年5月，袁世凯就在张骞等人建议下，于保定创立巡警局，令赵秉钧为总办，选练巡兵500人，作为警察之用，下设5个分局，又建立警务学堂，聘请日本警官为教习。当时天津仍处于八国联军占领下，袁世凯在同联军谈判收回天津时，就已经预先筹备整饬天津政务与公用事业管理。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周围20华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袁世凯只能考虑以警代军，他秘斥所部营队3000人，授以管理各法，编成了10个巡警局，于1902年7月暂驻保定待命。天津接管事宜商讨完毕，袁部新练巡警即火速开进津门，维持秩序。1905年，袁世凯将巡警制度推行至天津四乡村镇，并起草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章程规定，值班巡警不许与人闲谈，只许挺身往来梭巡，不许携伞持扇、吸食纸烟。身为总办的赵秉钧经常亲自午夜于天津街头查岗。这种治安管理成果，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中感叹：“不二年津埠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贼者，西人亦为之叹服。”1905年9月，袁世凯借调查吴樾谋刺出洋考察“五大臣案件”，将警察势力范围从直隶扩展至北京，赵秉钧、杨以德率领新式巡警1500人进京，协助破案，加强治安，并成立巡警部，由徐世昌任尚书，制定全国统一巡警章程。在紧握这支新兴执法力量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布下了刺探京畿舆情，以及社会民意，政敌动向的眼线。
扩军、洋务、招商，种种新政如果没有雄厚资本支持，则只是水中之月，深谙此道的袁世凯在坐镇津门后，即刻开始着手为北洋集团开辟新财源。1902年，袁世凯被任命为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后，依照《辛丑条约》，从列强手中接收关内外铁路系统。在艰苦的折冲樽俎后，清廷基本完整地从联军手中索回了机车、车皮，以及沿线车站、道班、电线、工厂等附属设施，还艰难地争取到了自定客运、货运价权、招标购料以及账目独立核算权。逐渐，袁世凯开始将这项李鸿章淮系集团创办，本意在于支持军工防务体系的“官办”后勤事业，改组为20世纪初中国北方贸易运输的干线，以及清政府一项全新的财政来源。首任铁路总办为留美学生梁如浩，总工程师为英国人金达，还从“关内外铁路余利”一项中拨出经费，从北洋大学堂中选派留学生前往英美等西方铁路大国学习铁路技术管理，不过几年间，关内外铁路每年纯利润即达白银700万两，是直隶地丁田赋的3倍。其中每年报效北京朝廷200万两，150万两为北洋军需，其余在修筑京张铁路、归还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利息后，仍颇有盈余，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军政临时开支以及扩充势力打点各方之用。
1905年下半叶，袁世凯在晚清朝廷中的地位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他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重兵北洋六镇，其控制力自直隶延展至东三省，门生旧属遍布朝廷南外。原有的“小站班底”已经不能满足他觊觎更大权力的需要：接收恩师李鸿章的淮系旧人，壮大势力人脉，必然顺理成章。袁氏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首先笼络了恩师李鸿章的得力幕僚杨士骧、杨士琦兄弟。前者出任直隶按察使，献策袁世凯坐镇天津，操控北洋，遥制朝政。后者曾任关内外铁路总办，投靠袁后出任洋务总文案，以后驻沪总理招商局并参赞电政，随后出任商部左丞、右丞。此外，转投袁世凯麾下的淮系人才还包括长期管理北洋银钱所与开平武备学堂，被袁氏称为“才识恢闳，志趣正大”，民国时代出任外交总长与代理国务总理的直隶候补道孙宝琦，曾担任李鸿章幕内总文案的于式枚，以及担任淮军前敌营务处同代巡捕三营，“智略兼优，长于缉捕”，后担任巡警部右侍郎的赵秉钧。借助他们丰富的行政经验，仕途人脉，袁氏得以步步接近北京权力中枢。同样，在甲午战争后，一度被各派势力轻视的北洋海军旧部，也进入了袁氏的笼络范围，包括北洋海军补用总兵叶祖珪、北洋海军前三品衔补用守备程璧光、海天舰管带刘冠雄等，后来一一成为袁世凯集团掌控清政府乃至民国海军的得力干将。
推手立宪
1905年5月2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的天平骤然向小岛国日本倾斜，从而无意间为已经如火如荼的晚清立宪运动再增一分紧迫。正如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说：“这是一次日本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获取辉煌胜利后产生的戏剧性变化，对许多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来说，立宪体制的东瀛小国居然能战胜一个西方的专制大国，这是立宪体制优越性的最好证明。”
1905年6月初，在张謇等国内立宪派的推动下，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北京，敦请推行立宪政体。同月，袁氏又奏请清廷核准派遣朝廷大员出洋，考察各国宪法，以求资鉴变通实行。次年8月25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与袁世凯会衔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然而由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截然不同，“立宪”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慈禧本人将立宪看做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其自身权力的工具；满族亲贵把它看做是重新实行集权和将汉族官僚排挤出权力核心的机会；而地方实权督抚和士绅知识分子则把它看做一条参与中央政治决策的新途径。1906年初，清廷宣布着手中央官制改革，以为宪政铺垫，史称“丙午改制”：在坐镇北洋的袁世凯看来，尽管风险巨大，但这完全是一次扩充自己和北洋集团权力，从而彻底操控朝政的天赐良机。在9月2日发布的上谕中，负责官制改革的编制大臣行列中只有袁氏一名封疆大吏，其余如张之洞、端方、岑春煊等只能“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商议”。他的政敌盛宣怀则在当时的日记中深刻表露出对于袁世凯进京的忧虑：“当七月初前，京津密使往来频繁，本初（指代袁世凯）向来大权独揽，所发莫不中的，今立宪二字，上既摇动，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
确实，在“编纂官制馆”中，出身北洋集团袁世凯麾下的新型洋务官僚人数极多，庆王奕劻一向是袁氏在朝中的奥援，徐世昌是袁的老部下，端方、那桐也与其交往频密。而在办事员中，更是北洋系的天下：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章宗详、陆宗舆为起草委员……在这种形式下，袁世凯当然是全力出击，时人说他“气概如虹”、“主张最多”，且“全案皆由其一手起草”。9月，庆王奕劻将新官制草案进呈慈禧，其中行政部分提出设立责任内阁：“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入则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则成。”完全按照袁氏之构想拟就，他甚至已经定好了首任内阁名单，庆王为内阁总理大臣，副总理则由清流军机大臣瞿鸿机和自己担任，可以想见，对新式政务以及对外交涉几乎无能为力的瞿氏以及见地平庸、唯袁氏马首是瞻的奕劻，在内阁中只能坐视袁氏纵横阖捭。对此，与庆王交恶的瞿氏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于是联合对袁氏等汉族地方督抚极为排斥的少壮亲贵铁良，展开了一系列反击：首先派出以御史刘汝骥为首的言官，参劾袁氏以及庆王，将其比作鳌拜、隆科多、明珠、年羹尧“四凶”，称其把持朝政，图谋不轨。然后再以袁世凯提议遣散宦官为由头，取得内廷李莲英的支持。最后，将袁氏在少壮满族亲贵中的得力助手端方调出北京，出其为两江总督。在各方压力下，慈禧也逐渐恐惧袁世凯把持朝政，尾大不掉，开始对其抬出的新官制深感不满。根据盛宣怀得力幕僚陶湘日记记载，一日袁世凯入宫参见，慈禧问袁氏：“官制何以久未定稿？”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未料想慈禧冷冷地来了一句：“那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么？”猜忌之心，已溢于言表。
终于，在11月6日，内廷奏折批下，结果大出奕劻、袁氏意料：慈禧称军机处“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所以“毋庸更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旧执行”。对于这项丙午官制改革的最后结果，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评价是，清廷唯一肯做出的改变就是，将传统的六部扩大为11个具有一些现代化功能的部门，在立宪政体表象背后做出了一次倒退的机构重整，汉族人在高层机关中占据了不到1/3的职位。在接下来的1907年，“丁未政潮”又使袁世凯失去了更多的权柄——他和张之洞都被北京朝廷调回京师担任军机大臣，“虽然这个职位因能对皇帝本人提供直接的政治咨询服务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再也不能直接统领军队。这两个统率中华帝国最强大军队的人，就这样被明升暗降地剥夺了权力”。其后，新成立的陆军部立刻将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北洋军六镇中的四镇划归到自己直接指挥之下。在光绪皇帝逝世后的第二年，朝廷中枢下诏，宣布皇帝本人是海陆军最高统帅，摄政王醇亲王载沣的皇弟载勋和载涛分别于1910年、1911年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军咨使。
然而，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袁氏因在丙午官制改革中的受挫，逐渐被张謇、郑孝胥等江浙立宪派士绅视为潜在盟友和未来领袖，甚至梁启超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迫寓居海外的立宪派也开始与他建立联系。1906年，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将“保皇会”改组为帝国立宪公会，就得到了袁世凯、端方的暗中财政赞助。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曾将中国精英按照其权力和社会影响度划分为国家、省级，与地方精英三类，最后一类缺乏前两个层次强有力的关系网和跨地区影响力，但能在乡土社会和村镇上行使权力，为地方官员分担行政管理责任，并在乡民和官府之间充当调解人。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参与行政的正式法定权力。虽然士绅整体观念保守，抵制任何可能危及其地位和财富的社会变革，但20世纪最初10年间清政府被时局所迫施行的急速近代化改革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毋庸讳言，正是这个位于晚清地方性社会中坚政治力量的全体的倒向，奠定了晚清乃至民国初年政治格局中“袁进”而“孙退”的趋势。
接下来是处于暮年的清帝国是随波逐流，任凭病毒吞噬其肌体的两年，1908年11月14日，在不到24小时内，74岁的慈禧太后和37岁的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它标志着清廷中央权力结构的骤然断裂。这种危局随着刘坤一、张之洞等传统洋务派地方督抚，以及荣禄等传统一批充当前者与朝廷中枢之间链接纽带的满族官僚的去世，更为加速。“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一批少壮亲贵，只能以更加狭隘和短视的手段来维持这座有历史悠久，却日渐坍塌的大厦。”李约翰这样写道。在朝野上下，稍有一些政治敏感性的中下级官僚都预见到了王朝的命运。1909年设立的省级立宪机构——咨议局成了立宪派士绅的天下，他们对于清廷的不满在1911年5月8日达到了顶点——第一届责任内阁12名阁员中，满洲贵族达到9人，其中皇族7人，由此导致来自16省的40名立宪代表于一个月后聚集北京，成立了宪友会与辛亥俱乐部，要求掌握地方财政等一系列政治性权利。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袁世凯越发显得不可替代，他就越被满族亲贵所切齿痛恨。1909年1月2日，这位晚清第一重臣被骤然开缺回籍，理由是“足疾”。袁世凯刚刚接到自己的免职诏书，就匆匆离开了杀机四伏的紫禁城，直接驱车来到了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最后退隐到了位于河南彰德（安阳）北门外洹上村的豪华庄园养寿园里，像“一个中国传统大家族族长”一样过起了儿女绕膝的田园隐居生活。
与中国历史上许多以隐居姿态韬光养晦“以待其时”的政治家一样，袁世凯坚信自己隐退后，巨大的权力真空无法填补。况且他的部属已经控制了清廷大部分重要职位：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与军机大臣；段祺瑞担任陆军第六镇统制，江北提督；冯国璋为军令部正使，新军统制；唐绍仪出掌奉天巡抚；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每天，位于养寿园内的电报房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机关的电文，朝野上下元老政要的造访更是络绎不绝，袁氏只是在等待一个让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正如他在一首题为《自题渔舟写真》中所吟咏的那样：“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革命与窃国
1911年10月11日，正是袁世凯的53岁生日，属下文武如赵秉钧、段芝贵、王锡彤、杨度等人齐聚洹上村“养寿园”，当武昌“有乱事”的急电送至时，宴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场如何操控时局的议事。虽然在许多细节处理上众说纷纭，但赵、段、杨等人却在一点上毫无分歧：即袁世凯本人肯定会被朝廷即刻重新委以重任。果然，仅两天后，便传来了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的消息。然而这份差使完全不能满足袁氏心中期待的价码：清廷期待他承担的任务仅仅是在陆军大臣荫昌手下“会办军务”。就在诏书发布的同一天，清廷命令荫昌亲率由北洋第二、四、六镇各一部组建的第一军南下，军咨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但是，曾担任清政府军咨厅第二厅与第四厅厅长、北洋陆军第二镇管带的冯耿光曾回忆，北洋六镇不听指挥，新军其他部队纷纷或溃散，或反正。
这种“朝廷一日不可无公”的紧急局面，袁世凯自然清楚得很，所以他在拜折应诏的同时，也向朝廷开出了8项条件，要求军事全权，足兵足饷。他一面与北洋旧部暗通消息，幕后指挥前线军事，一面以“足疾未愈”为借口，拖延行动。袁世凯向前来请示的冯国璋授以六字机宜“慢慢走，等着瞧”。他不出山，北洋军在前线作战也就不力：与革命军在汉口稍一接触，就退居孝感、滠口一线按兵不动，摄政王载沣知道这是袁世凯借机要挟，但也束手无策，只得在20日派徐世昌微服至彰德再访袁氏，恳请其尽快出山。袁世凯这才不慌不忙亮出底牌，提出明年开国会，由自己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以及委以指挥，编制海陆军全权等六大要求，朝廷无可奈何地于27日连发4道上谕，任命其为钦差大臣，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并从内帑拨银100万两充当军费。当日，在袁的授意下，湖北前线的新任第一军军长冯国璋下达总攻击令，连克汉口外围重镇刘家庙、大智门；11月2日，迫使革命军退出汉口。
11天后，卷土重来的袁世凯乘坐专列抵达北京，美国公使馆汉务参赞丁家立博士在他的官邸向其转交了一封来自南方革命党人代表伍廷芳发自上海的书信。信中明确表示，如果清帝退位，革命党人将保证其人身安全并优给岁俸。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评论的那样：“从11月8日开始，鉴于其在中国政局中的不可替代性，聚集武汉的革命党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问题已经不在于他是否出任未来的大总统，而是是否能接受条件，上任后尊重共和制并迫使满清皇帝退位。”这种清廷、革命派争相博弈出价的混乱态势，正是袁世凯所需要的。11月15日，在袁氏授意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与杨度在北京组织“国事共济会”，提倡与湖北革命军议和。观察力犀利的莫理循一针见血地提出：“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这个善于权谋的布鲁图斯只有一个目的：由他做中国的统治者。”
11月27日，汉阳落入北洋军之手，两军隔长江对峙。袁世凯再次命令属下按兵不动，向北京拍发电报，声称“陆军出发仅万余人，除拨守后路及伤亡外，应急仅万人，就此兵力，谋攻汉阳，而顾此失彼，亦多涉险”。同时要求在京满族亲贵“毁家纾难”筹措军饷，否则战事无法维持”。
至此，传统史学家对于袁氏所作所为之评价一概负面，称其无疑莽、操之流，一面尊养时晦，一面伺机逼宫夺权，左右逢源。然而崔瑞德指出，袁世凯本身的地位并没有想象中的稳固，10月底，北洋新编第二十镇陆军在滦州起事兵谏，通电要求共和；第六镇吴禄贞部又在石家庄通电要求清政府停战并大赦革命党人，旋即山西宣布独立。袁世凯所倚重的南方立宪派绅士也迅速地背离了君主制，要求南北和谈：江苏省咨议局局长张謇在11月就向其建议，君主立宪制只适合日本那样的小国，而不适合情况复杂、人口众多，且满清朝廷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比这些更令袁氏棘手的是列强的态度：“由于努力支付外债和赔款而陷入长期困窘，中国实际上已经一贫如洗，如果没有列强政府的公开支持，几乎不可能筹措到巨额借款以维持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向列强抵押那些稍有信誉的资产。”英国公使朱尔典虽然率先对袁氏表示支持，但列强始终保持中立。12月10日，袁世凯派遣唐绍仪南下上海与南方革命军选派的代表伍廷芳议和。然而就在1912年元旦，孙中山抵达上海，以17票中的16票当选为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生怕被孙氏彻底夺去开国总统头衔的袁氏急忙于１月3日发出通电，称如果他本人能够出任大总统，将亲自劝说清帝逊位。
仿佛是加剧南北双方的彼此猜忌，破坏脆弱而来之不易的和谈结果，1月16日，袁世凯在北京遭刺杀未遂。事后查明，刺客乃是北方同盟会成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等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与南京临时政府有任何直接联系，但已经让北京的袁氏和全国立宪党人对革命党人芥蒂益深。2月13日，清帝正式退位，同日，由袁世凯接任了大总统。
险滩逆流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一切仿佛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以至于对于它们的任何精确记录都令人昏昏欲睡。”辛博森在评价辛亥革命前后数年的中国历史时这样说，“一瞬间，4亿人民被置于群龙无首的境地，突然被告之，一种人人如邻居一样友善的全新制度降临了。”
然而，民众的乐观情绪却在短短几个月后消失殆尽。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法在使清王朝骤然解体的同时迅速组织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政治结构。民国新政府首先继承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张謇以两淮盐税作保，从各路商会筹措了14万两白银以供应，遣散在革命中急剧扩充并盘踞南京周边的各省军队，但他拒绝担任财政总长一职，缘由在于算出全国赤字已经达到8000万元之巨，即便有关税、盐税以及国营铁路等财源，亦不敷使用。根据费维恺在《中华民国的经济趋势》中的统计，民国初期10年内，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相加，只占GDP的3%～6%，清代传统收入中最大宗之田赋被地方截流，从而导致中央政府收入的80%左右取之于仅占国民收入10%～15%的关税、盐税、统税等杂色收入，更为糟糕的是，这些收入的大部分必须用于偿还外债、赔款与军事开支，此三项在北洋政府一代占据岁出的80%以上。最终，民国政府不得不借助陆徵祥等从晚清时代就与列强折冲樽俎的职业洋务官僚，向其商借贷款：1913年4月26日，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和袁世凯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21款和附件6号。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5厘，按84％实交，47年偿清。
不仅如此，袁世凯很快就发现，按照法国制度设计的临时约法规定下的责任内阁与国会，使他束手束脚，无法像以往那样充分地动用权力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无论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抑或达成自己的私欲。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在《政府公报》中对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1913年12月，袁世凯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而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崛起，曾为辛亥革命助推器的地方自治主义，现在也变成了北京政府贯彻其政策的阻力：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世凯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1913年1月，袁氏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政府的组织章程，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根据费维凯的统计，民国元年至第二年12月，全国各省应缴税收额度为3250万元，然而实际缴纳数字不过280万元。
从今天历史大尺度来看，这些清末宪政与地方自治运动中起家的传统职业官僚政治家，对于完全舶来的代议制政治参与体系，自然是南辕北辙。塞缪尔·亨廷顿争辩说，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参与制度既能够不断地逐渐吸纳新兴团体，并且能提供一种有秩序的参与方式，然而民初的中国，则距离此目标相去甚远：根据台湾地区近代史专家张玉法《民国初年政党》中的统计，第一届民国国会选举时，全国境内竟有大小党派600多个，然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总额不过841人，被时人戏称为“八百罗汉”，于是各种稍孚资望的地方名流与辛亥革命元勋，分别为这些实为地方派系俱乐部的“政党”竞相拉拢。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身兼七党党员，副总统黎元洪与财政部长熊希龄分别身兼八党、九党党员身份，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选民人数不足2000万，只占当时人口的5%左右，大部分缺乏参政热情，而轻易为各种贿赂收买。所以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不客气地论断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领导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然而军阀本身也并非是中国政治海洋中突然出现的火山：从晚清开始，军队就成为地方士绅跻身政治精英与社会高层的全新孔道：较之学制漫长，前途不明的西式专科学校，陆军小学堂只要花上几年就能成为低级官佐并拥有晋升的可能性。和耽于享乐、墨守成规的旧式军人不同，他们把自己的职业看做是抵抗西方侵略，促进国家整体观念和公共意识的工具，并把各种想象中的救国主张和个人抱负、利益结合起来。在这种形式下，各省在辛亥革命中参与推翻清廷的军人，顺理成章地摇身一变，成为地域性军阀，彼此武力相向。民国元年初，就有南京临时政府拥立的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与山东巡抚张广建公开宣战，战火蔓延至登州、黄县，后袁氏不得不将两人一起开缺，改命北洋嫡系周自齐担任山东都督。同样，贵州又有唐继尧、杨荩诚之争，安徽有孙毓筠、黎宗岳之争，既杂合了晚清新编滇军、黔军之派系芥蒂，又有立宪派与激进革命党之间的门户之见。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袁世凯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分裂与扰乱所表现出的不安与不满，不久就变得明显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说。在袁世凯看来，现代化和民国只能等同于一个富于效率的中央政府和某种军事上的统一，并且不能骤然背离中国传统。“中华民国是个非常幼小的婴儿，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者服用一些西医开的烈性药物。”袁世凯这样对芮恩施说。就在后者来京赴任前几个月，《宪法新闻》刊出了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之引荐，前往北京政府担任宪法顾问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撰写的《古德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位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断然宣称，普选制似非大如中国者所适宜采用，所以国会间接选举总统“不但合于中国现势，其法实足使国会有监督政府之权”。在古德诺看来，这一草案对于大总统之地位，“系兼采法美两国之制，总统任期稍长，大总统拥有行政权，由国会选举而非普选，任期为六年，有提议法案之权等”。这种临时性设计实在是为处于混乱、亟待实现行政制度化的中华民国着想。然而，很多人都承认，这是两年后“洪宪帝制”出现的第一声含糊预告，袁世凯本人似乎也没有料到，中华民国和自己虽然在共和民主制的狭湾浅滩上历险无数，但贸然逆流回头所带来的灾难，却来得更为迅速、严厉。 三联生活周刊 11年第3期
开缺回籍
走过洹水上方的安阳桥，往南再走几十米就是昔日袁世凯1909到1911年期间韬光养晦的洹上村了。不过这个地名已经被彻底掩埋在尘埃中，即使在这附近住了50多年的老人，也不能说出准确的洹上村位置。
在安阳师范学院许博士的带领下，才明确一片荒凉无人迹的苗圃就是昔日洹上村的所在。树丛中，躺着两块废弃的假山石，让人生出一点幻想，是否当年旧物？不过看管的园林工人很快说，这是前两年搬来的。洹上村目前唯一的遗迹，就是现藏在袁世凯墓地“袁林”中的一块界石，“洹上村”三个大字在石上清晰可见。
不过，袁世凯死后之哀荣变幻，相比其生前巨变的际遇，也未见更出奇。1901年，袁世凯入觐，当时军机章京高树在其《金峦琐记》中描述：项城在颐和园入觐，卫士如虎似熊，有恒温入觐之概。项城卫士驱逐行人，行道者摇首曰：太凶猛，有一魁梧内监高声嚷于道曰：难道袁某非海外天子焉。
1908年9月，迁居北京的袁世凯庆贺自己的五十大寿。当时《泰晤士报》的记者观察：前院和内院，走廊以及宽敞的袁府的各个客厅全都密密麻麻站满了官员，北京权贵无一不在。估计有1000人。很值得把这个场面用特电拍给《泰晤士报》。
昔日的袁府至今尚存，为王府井附近的锡拉胡同19号，保存完好，现在改成了一座幼儿园，不可入内，只能从几进的规模里想象当年风光。《泰晤士报》的记者当年在袁世凯庆贺五十大寿时曾见到，胡同通往东华门的那条大街上挤满了马车，军警沿途站岗，皇太后、皇帝的礼品正通过黄色肩舆运来。
当时不少亲王达官为了和袁世凯套近关系，选择了尚书那桐任袁世凯五十大寿时堂会的“戏提调”。那桐想请伶界大王谭鑫培唱双出，由于谭名声太大，于是亲到谭家，提出希望。谭鑫培对那桐说：你要给我请个安，我就唱双出。当时为尚书身份的那桐等他话一出口，安已经请了下去。谭鑫培连忙说自己是玩笑话。与袁世凯同为尚书的那桐为袁祝寿而肯向谭鑫培卑躬，可见袁世凯当年威风。
风光的五十大寿后袁世凯转瞬就被御史江春霖参了一本，斥责他广收财物，纳贿弄权。老太后虽然留中奏折没发，可是在召见时，也训斥了袁世凯一下。袁世凯在给他夫人于氏的家书里面写道：“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更大的惊恐来自于两宫去世后，民间广泛流传光绪皇帝去世的时候，留下遗诏，真相无法考证，这种传言大半来自于海外的梁启超的讨伐檄文，不过光绪之弟载沣确实渴望收回袁世凯手中之权力，甚至在满清权贵的鼓动下要处死袁世凯。要不是张之洞等重臣反复陈说为了朝廷计，不能轻易下手的话，载沣很可能就会下手。
就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先是逃往天津租界，在接到弈劻等权臣力保其无事的信息后，才回到北京，接受“养疴”谕旨。1909年1月6日，从北京坐火车去彰德，当时送行者只有严修和杨度等寥寥几人，表面上很凄凉。不过，根据广州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的研究，真实的送别场面，只是在大庭广众下无法表现出来而已，身份高的重臣不便于在车站送行，早就在前几日去袁世凯家中作别。张之洞就是其中之一。
甲午战争以来，清廷驱逐的枢机汉臣，只有翁同龢与袁世凯。翁走的时候确实孤立无助，无人问津，只有走到天津小站，袁世凯送上厚礼，才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凄凉的满足。可是袁世凯在危难之际，既有重臣扶持，回到原籍后，更是门庭若市，说明大家都判断，袁世凯虽然遭遣，但是他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隐居洹上村
一年之后，从北京回到河南原籍后，袁世凯一开始还在选择地方居住，先到了河南卫辉府的一处宅院。和在朝廷中受到的支持一样，他在穷乡僻壤也受到拥戴。曾任广西知府的王祖同带领四方士绅拜谒袁世凯，还率领地方势力维护袁世凯的安全，并且杜绝报馆记者来采访。
王祖同这一举动，可谓在袁世凯失势时“浇冷灶”，他也在几年后收到了回报：民国后，袁世凯立刻把他任命为河南布政史，后来又任内务司长，袁世凯虽然口头上拒绝为亲朋好友谋取职位，可是他一向是善于施恩的。
在选定彰德府的宅第之前，袁世凯还在辉县的百泉居住过，可是始终没有选择回到原籍项城居住。这一是由于袁世凯这支早年就随嗣父袁保庆的官职调动而寄居各地，包括山东、江苏等地，一直未回祖居，自他投奔庆军后，更是除了嗣母、生母的葬礼外，一直和项城断绝了联系。
事实上，还有另一件事使得袁世凯拒绝回到项城。根据《河北省文史资料》中李相宾的回忆，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请假回项城埋葬他的生母刘氏，当时轰动远近。刘氏是其父的庶妻，当时袁世凯想让母亲安葬在项城袁寨的祖坟正穴上，可是其兄长袁世敦坚决反对，认定那里只有嫡妻才能安葬。至今袁氏家族的人还传说，当年兄长世敦在葬礼期间穿红衣，不参加殡仪，袁世凯只能将母亲另选在红土洼安葬。他请了风水先生，买了120多亩土地安葬母亲。兄弟也因此反目，袁世凯发誓不回项城。
按清制度，官员回籍不一定要回本县老家，只要回省即可。习惯了居住舒适的袁世凯挑选了几个地方后，选择了交通便利、有山有水的彰德。他的亲家何炳莹在这里兴办实业，开设工厂，也买了地建房居住，看袁世凯正在找地居住，便赠送了这块地给他。这就是洹上村的地界由来。
在“袁林”的展览中，还有几张当年“洹上村”的照片，里面建筑很多，其中“养寿园”和“谦益堂”等照片最多，“养寿”和“谦益”都是当年慈禧太后高兴时候赏给袁世凯的条幅，现在拿出来命名，可以表明不忘当年太后的恩典。
根据一些记载，“洹上村”名为村，却只是袁世凯一家的宅第所在，面积约300亩，全部封闭，内院是很多宛如棋盘状的四方形建筑，与传统的四合院完全不同，每处建筑为5间，均为落地门窗，还装有自来水，中西合璧，别具特色。花园的面积也很大，有珍禽馆和鹿房，中间还有椭圆形的大水池，袁世凯那幅传说中有政治寓意的垂钓图，就是在这个水池中拍摄的。当地人也知道袁家有个大鱼池。依围墙西北角还建有一排营房，住着袁世凯的卫队。
1927年，冯玉祥抄袁家，首先给了洹上村巨大打击。所抄物件后来有部分保存在河南省博物馆。但更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日军在附近修建机场。解放战争期间，袁宅被彻底毁为平地，在中原大地上，这片独特的宅邸只有几十年寿命而已。
不过在1909到1911年，这里却是朝廷之外的另一处政治中心。袁世凯51岁生日时，本来想闭门躲寿，可是京汉道上，车水马龙，往来送礼和致礼的人流不断。一年所隔，虽已为遭遣罪臣，可是仍风光无限，尤其是北洋六镇的将领也全部到贺。袁世凯还有几分避祸态度，到了正日仍然闭门不出，最后是辈分较高的张勋不待通报，带领各位将领硬闯上房，袁世凯才出来接受大家的祝贺。事实上，北洋将帅多年已经和袁世凯形成了忠心耿耿的上下级关系，也正是他们的拥戴，才使载沣不敢对袁痛下杀手。
不过袁世凯确实在表面上做到了韬光养晦。他在洹上村写了很多山水诗，还写了专门教育子弟的《袁氏家塾训言》，不过不再是教育他们学习之乎者也，而是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他还办了留学预备班，家里的女孩子也要上学，著名词人吕碧城也曾经担任过他家的家教。
不过，山水诗和那张著名的被刊登在上海《东方杂志》上的渔翁装扮的照片只是起混淆外界耳目之用，袁世凯不甘于久居山野，他的一首诗现在还在“袁林”展出：“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特别能展现他的野心和抱负。
袁世凯尽量做到不与官员主动往来，他很明白如何不授人以柄。不过，各种迹象还是表明，他仍然是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铁路大臣梁士诒为他安排了紧急备用专列，随时可用；北洋旧部升迁或变更职位，都是第一时间向他汇报；他还兴办各种实业，例如在京城兴办自来水公司，虽在彰德，但是股份全系其募集，北京城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自来水设施的基础都是他在这时候打下的。而京张铁路修好后，詹天佑还专门寄来所有工程照片。原来袁世凯任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时，詹天佑从美国回来后，被他任命为修建中国筹款自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当时袁家专门设立有电报房，袁世凯每天会收到来自各地的电报，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来处理公务。他向各方面伸出触角，等待再起时机。
师友之间
《纽约时报》的记者观察到，袁世凯小心谨慎，甚至会随身带着胶鞋，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危险，这个习惯是他自直隶总督任上传下来的。尽管性格中小心因素强烈，可是，在利欲熏心的时候，袁世凯并没有贯彻谨慎到底的决心，比如对待早年提携他的李鸿章，就是因为晚年的一次不小心谈话，败坏了他在李鸿章心目中的全盘印象。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袁世凯虽然没有背叛他，却投靠了他的敌人翁同龢、荣禄。这也是实用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一是可以谋求他在小站练兵的位置的一帆风顺，二是保证自己今后仕途之有靠。他在这种情况下，劝说李鸿章让出协办大学士的位置，暂归林下，为的是让翁同龢有机会补入。但当时就受到李的呵斥：止，止，你来为翁做说客吗？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袁世凯走后，李鸿章立刻对周围人说，袁世凯是个真小人。至死，他也没有原谅早年很欣赏的袁世凯，一直以嘲笑的态度来对待他。去世前，也没有像后人传说的那样，推举袁继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可是，这不妨碍袁世凯是李鸿章的遗产继承人。早年，在朝鲜的甲申事变中表现突出的袁世凯被李鸿章所发现，他不仅表现了勇猛和胆识，还表现了超越一般人的冷酷。当时有很多受伤士兵，袁世凯拒绝了赶来救助的红十字会，说不用麻烦医生了，因为“他们虽然能让人恢复如初，却不能让士兵恢复如初”。当时舆论称，面对一个如此冷酷而又如此城府深的人，你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为了向李鸿章报告军情，他甚至还跑死了自己的一匹马，以至于李鸿章上奏说他足智多谋，足可以胜任。李鸿章可以说是他仕途上的第一个领路人，他的不少做法，与李鸿章极其相似，包括他要求变法，搜罗海外留学人才，兴办实业，以至于虽然李鸿章晚年不再欣赏他，外界还是将其视为李鸿章政治遗产的继承者。
在仕途和政坛上，个人恩怨往往被袁世凯看得极淡，关键是能不能合作，双方合作将有什么结果。他和与自己有半师半友名分的张謇的关系也是如此。
晚清有一场著名的大骂，发生在袁世凯与张謇之间。1881年，袁世凯投笔从戎，投靠了吴长庆，可是吴长庆军中当时人满为患，只留下他读书，并且委派张謇做他的八股制艺老师。袁世凯非常失望，告诉张謇自己家中并不缺钱和田地，不是为了糊口而来。两人一席谈话，彼此赏识，因此结交。张也多次向吴保举袁，随着袁世凯的军事才能逐渐被发现，包括他被李鸿章赏识后一路青云直上，两人突发矛盾。张謇写了一封著名的绝交书给袁，双方20年不再往来。张謇在信中斥责袁世凯背叛吴长庆，指责他有11项心术不端的地方，一得势就妄自尊大。
20年后，立宪运动兴起，两人各成气候。张謇以状元公的身份成为著名的实业家，成立立宪公会，成为地方立宪派的首领；而袁世凯则是封疆首吏。这时候，张謇又给袁去信，鼓励他以重臣身份走宪政之路，做中国的维新领袖，袁以极高的热情回复了他，称他为“英绝领袖之才”，双方再次开始成立政治同盟。在袁世凯下野期间，张謇专门去彰德拜会，离开时非常满意，这成为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大力支持袁的原因。
双方的合作，一直持续到袁世凯称帝为止。张謇愤而辞职。不过在袁世凯死后，他立刻原谅了他，觉得他是“败于群小之手”。
袁世凯的家庭生活
天津，海河东边上的袁府宅邸，3层共54间，据说风水极好，楼顶上的采光亭据说也是按照风水需要建成，楼里面还有多个暗道，一直通往后面的花园和楼下的地下室，是一座天津少有的仿18世纪德式建筑，又带有意大利风格。可是在1920年终于建成时，袁世凯已经去世了，现在看来仍有气势，这是我们在天津唯一寻觅到的和袁世凯有关的旧宅了，另外的几处有的已经拆毁，有的隐藏在楼群中不见踪迹。
2005年至今，袁府宅邸改为首府酒楼，卖些燕鲍翅之类，说是生意很好，可是按照袁静雪的回忆，袁世凯不吃这些东西，他长吃的只有几样菜，不仅菜不变，摆放的位置也不能变。最爱的清蒸鸭子，吃的时候象牙筷子一卷，就掀下一大张鸭皮，还爱吃红烧肉和韭黄肉丝，几个姨太太也做拿手菜给他。袁世凯有3位朝鲜姨太太，他很喜欢吃她们做的高丽白菜。他的吃饭速度快于常人，吃完后，胡子上还会沾些菜汁，均由他的姨太太帮他擦掉。除了吃菜，他还爱吃人参、鹿茸等热性补品，经常是大把放在口中嚼食。也有人说，这些热药是他后来生病的缘由。
袁静雪说他父亲五短身材。事实上，袁世凯身高只有1.58米，后期更胖，不过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站着或者坐着，总是挺直了腰，家人甚至都没看到过他斜歪的样子，所以，他在照片中并不显得特别矮小。
也许是因为袁世凯晚年当皇帝的缘故，所以即使是袁林里的展览，也渲染他的一位朝鲜姨太太来自皇族，是闵氏王妃的表妹。不过袁静雪回忆的袁世凯的家庭生活，并不像外界传说那么出奇，只不过是一个生活在变革前的中国的封建家庭的典型罢了。
袁世凯有1妻9妾，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算上家中的管事和佣人，足足有几百人。即使在彰德生活的时候，袁家也像小朝廷。袁世凯个人意志强烈，所有人的荣辱沉浮，都由他的个人意志决定，而他的好恶也没有什么标准。
他的原配于氏是项城人，家中有钱，可是她没有读书，也不太懂得规矩和礼节。袁世凯和她结婚的头一两年里，感情还好，有天她穿着红色绣花缎带进出，袁世凯和她开玩笑，说她穿得像个“马班子”（妓女）。她觉得这是嘲弄，反击说：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而袁世凯的生母是姨太太，他和母亲感情很好，就为这句话，夫妻从此反目，再不让她管家。不过袁世凯在面子上还是很客气，即使后来当了大总统进了中南海，还是会隔几天去她房里说说：太太，你好。而她回答：大人，你好。两人说阵家常话。
袁世凯前后阶段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其中大姨太太沈氏是他的风尘之交。她早年是苏州名妓，袁世凯去投靠庆军的路费就是她给的，所以袁世凯去朝鲜的时候，她随从，被当做太太看待，子女们都管她叫亲妈。在朝鲜，袁世凯连娶3位姨太太，都是从她手里过的。不过，几位姑娘并没有受到沈氏的善待，因为她们对她是直接威胁，其中袁克文和袁静雪的母亲金氏很美丽，按照回忆，皮肤白，黑发坠地。沈氏以对她管教为名，在她进门不久，就把她绑在桌子上毒打过，她的腿也受了终身内伤。所以她终生都郁郁寡欢，不爱说笑，甚至袁静雪都觉得她有轻微的精神病。
五姨太太是天津杨柳青人，据说并不美丽，可是口巧心灵，能管家，遇事有决断，所以袁家后来的日常生活完全由她管理。除了管家人，儿女们的日常生活也由她照料，谁有不听从，她都会告诉袁世凯，包括大夫人于氏有时候都很畏惧她。
尽管如此，袁世凯并没有停止“置办”姨太太的过程，在彰德隐居的时候还置办了九姨太太。这位九姨太太并不住在洹上村，而在城区有几间住房，至今犹存，虽然屋顶破落，可是当中很粗的横梁还是说明了当年确实是深宅大院。在安阳老城区现在还有九府胡同，老人都知道这是因袁世凯的九姨太太的府第而得名。
在袁家，袁世凯定了家规，后进门的要服从先进门的管束，丝毫不可违背。九姨太太年纪小，又不懂礼节，多次被五姨太太殴打，有次头都被打破了。可是，袁世凯觉得，家规是不可违背的。他的家规，首先是男女大防。在中南海和彰德老家，女儿都不可以出门；在中南海里，女眷不可以随意散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必须坐上人力车，用车蓬遮挡得严严实实；他爱听堂会，可是女眷门全部都要坐在细竹帘后面，家中的女人是看不见外面的男人的。
袁静雪还记得一件事，袁世凯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想把她许配给溥仪，已经提出了，可是她大哭大闹到了父亲跟前。袁世凯说：以后我非要把你送礼不可。她说：我又不是鼻烟壶。袁世凯一听反倒笑了，他觉得这个女孩理智高，斗志强，比家中的男孩子有勇气。事实上，袁世凯提出这桩婚事，也和他准备做皇帝有关，可是后来溥仪不肯俯就，婚事没成。
袁世凯儿女的婚事，普遍是从政治利益出发，由亲家关系捆绑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有学者考证，他的儿女亲家包括了当时晚清各个利益集团的领袖人物，如周馥、端方、张人骏、孙宝琦、黎元洪、徐世昌等，基本上是由亲朋好友而成为政治同道。
北洋系的“袁家班”
去往天津小站的路上，知道那里已经修建了一个叫小站练兵园的纪念场馆。车到了咸水沽，按照记载，这里就是当年袁世凯练兵时的兵营的起点，可是在凛冽寒风中，只有漠然的厂房和农田，据说小站人说话还时常带有当年练兵的遗留痕迹，比如称发工资为关饷，称改善伙食为吃犒劳。
只到了最后的核心区域，才见到一个酷似北方大院的练兵园。工作人员介绍，当年留下的一点点痕迹基本都浓缩在里面，讲武堂后期变成小站粮库，气派不存，所以现在的讲武堂重新修整在高台上，而展示的武器军械，民间征集上来的极少，基本上是后期仿造品。整个纪念馆中，显然是因为袁世凯的名声问题，提及他的地方少而又少。
不过还是可以从蛛丝马迹中窥见袁世凯的影子，墙上贴着根据他的要求写的募兵告示：如新兵绝不能抽大烟，发现者立刻斩首；必须能拿起100斤以上的石锁才能被征召；还有不得淫人妻女，贪人财物等谣曲，也是他编写而成。而他先后编写的《新建陆军兵略图存》和《训练操法详细图说》的书影也在墙上，这是一支与以往的清军完全不同的、按照德国军队模式建立的清末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墙上那些黑白的士兵训练和野战演习的照片，看上去几乎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规军队没有区别。按照记载，当时兵营里只挂袁世凯的照片，使得士兵们对他保持了绝对忠诚，这也是北洋集团最初的由来。
对士兵阶层要求其忠诚即可，可是对周围协力练兵的人，袁世凯显然用了更多手段和心思。这群军人，并非传统行伍出身，如段祺瑞早年在武备学堂学习，后被清廷选派到德国深造，在柏林陆军学校学习，学完理论课程，又去了克虏伯实习，已经是中国军事界少有的新型人才。练兵伊始，袁世凯就对他委以重任，然后历次向清廷保举他。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特别注意施恩于人。段祺瑞自己回忆，有一次有一重要职位出缺，应该考试才能授予。第一次考试中，冯国璋考得比较好，本来袁世凯表面上对这两人没有分别，可是私下对段道歉，后来又有一重要职位出缺，袁世凯事先把题目告诉段，这是段终生感激袁的一件事情。
除了功名利诱外，就是利禄动人心思。有学者以为，袁世凯对有用之人，一向出手大方，他爱权力，可是对金钱却并不在意。
袁世凯的心理阴影
在袁世凯的早年家书中，反复叮嘱家人的总有一条，祖坟不可随意动土，家中住宅不可随意改门塞门，他自负颇懂得堪舆之术，数百封袁世凯的家书中，看风水、占卜等随时可见。为什么如此看重风水之术？原来终其一生，他心里最大的症结，就是他能不能过家族中命定的58岁的坎一事。
说来也奇怪，在袁世凯家族中，可能因为体质原因，男性很少有能活过58岁的，从袁世凯的曾祖父开始，到他这一代，有学者专门统计过，30多个成年男性中，先他而死的14个成年男性里面，有13个死于58岁之前，只有六叔祖死于60岁。
“58”成为袁家难以置信的一道坎，在这十几位先他而去的长辈中，袁甲三和袁保恒父子成为典型代表，他们死时是钦差大臣、按院大臣，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是上应天上星宿的贵人，可还是活不过58岁。因此，袁世凯早年和家人，朋友的信件中就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他相信天人感应，自己觉得，这就是上天给他家注定的寿命年限，也许是祖坟的朝向、房宅等风水不吉利的缘故。前者天命难违背，可是，后者却可以改变。袁家人也大多有此心事，他们家族中除了长房还在祖坟埋葬外，剩下的都自选风水好处进行安葬。
越过了50岁，袁世凯的担心已经明显外露，他的亲家、多年的政治盟友周馥1910年去洹上村拜访他的时候，他叫周携当时著名的风水先生杨焕之前往洹上村，专程去项城看他祖上风水，并且去红土洼看他母亲的坟上风水，表现了他对“58”的担忧和恐惧。
因为中国流行“冲喜”一说，袁世凯晚年鼓捣帝制，不仅因为其政治野心，他还特地选择在民国五年，也就是他虚龄58岁之年，有学者觉得其用意虽然没有明言，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有借机冲破58岁大限之念，可还是没有躲过去。袁静雪回忆，在生命最后一个阶段，袁世凯已经觉得自己前途不妙，死亡也将临近，一方面是四面反对帝制之声，另一方面，还是因为58岁这道坎。有一次家中吃饭，几位年纪小一点的姨太太可是闹起来，说是如果不封她们为妃子，她们就带孩子回彰德去居住，几人喋喋不休。袁世凯把筷子一放，说：你们别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等扶着我的灵柩一起回去吧！说完长叹一声，从那时候起，他的病就一日重于一日，只有数月就病死了。
历史学家骆宝善总结，其实并没有所谓“天命”，自作孽，不可活，人心向背其实就是天命。袁世凯的后人，有不少活过了58岁。以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为例，前半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后半生虽然穷愁潦倒，可是一直活到了80岁。关于袁克定还有不少故事，除了早年为了当太子而做假《顺天时报》的故事外，他后来活得倒是有风骨。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想买彰德的养寿园，又动员他出山，他说靠当汉奸维持嗟来之食，不干；50年代后他的财产丧失殆尽，只靠中央文史馆每月的数十元生活费生活，寄居在亲戚张伯驹家。可是，即使是生活潦倒到了只能吃窝头，他也要戴好餐巾，用刀叉进食，每次提到袁世凯，他一定尊称先总统，无论在何种场合，均不辱及先人。袁世凯的孙子、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也活到了80多岁，虽然他的父亲袁克文只有40多岁就去世了。
归葬袁林
称帝之前，袁世凯几乎对所有人都有所遮掩。冯国璋去北京讨他秘誓，表示自己在地方上也好有所布置，可是袁世凯说：帝制之说是谣言，你我自家人，我的心思可以向你明言，我都这个年纪了，现在的地位和皇帝也没差别，当皇帝只不过为子孙计，可是现在克定残疾，克文只想做名士，剩下的几个孩子都还小，哪里能对付天下之重？再说帝王之家从来没有善果，为了子孙计，我也不能害他们。冯国璋还行试探。袁世凯说：要有人逼我做皇帝，我就去英国做寓公，反正我一个儿子现在在那，已经购买了一些房产了。结果没多久，筹安会成立，冯国璋先还在为袁世凯开脱，届时才知道自己受骗，气愤地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
内外交困，帝制难以为继，特别是他的一系列亲信都宣布独立后，他很快崩溃在床。可是他只吃中药，不去医院，也不相信西医。他对家人反复说了一些遗言，例如总统之位，应该传给黎元洪，他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之类。
当时袁世凯的三儿媳曾割下了自己的一块肉，煮成汤给他喝，被他厉声拒绝了。临死前四五天他陷于昏迷，1916年6月6日，他还是在58岁时去世了，他刚死，几个姨太太立即抢夺起财产。6月18日，他头上戴着特制的平天冠（装饰有日月星辰等），脚穿朱履入棺，因为死后发胖，特意准备的阴沉木棺材也无法用。袁静雪还记得，当时有谣言说段祺瑞要杀他们全家，全家都很惊慌。实质上，早年和袁结交的段祺瑞主张为袁世凯的葬礼拨款50万银元，并亲自执绋，一直将灵柩送到彰德。
当时有殡葬工人萧景泉记载了葬礼：完全按照国葬规格，先在怀仁堂停灵，在火车站上车时，还有101响军队礼炮。
而袁林花了两年时间才在彰德修建完毕，当地百姓管这叫袁坟，是个中西结合的整体建筑。工作人员指点我们，进门处的石牌楼为绿琉璃瓦顶，而供奉灵位的景仁堂的进门处的门钉并非九九八十一个，而只有54个，按照清代亲王的礼仪，并非按照帝王的规格。
景仁堂当年留下的袁世凯的全套使用器物，经过这100年，一切荡然无存。后面就是西式的墓台，是仿照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濒河墓园所做。“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想炸开坟墓，在这里点燃了土炸药，可是因为当年修建得结实，墓台只被炸开了一点水泥地，现在已经补上。当年段祺瑞指示，所有水泥都从日本进口。没想到，多年后这些水泥还起了作用。
全部园林占地140亩，而现在的袁林只有30多亩，都被周围农田所占据，这点地方，还是因1952年毛泽东的指示才保留下来的。据说毛泽东当年参观袁林，看完后坐在景仁堂的台阶上说，留下来吧，做个反面教材。现在，那台阶上还有一块指示牌，标志着他当年所坐的地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1912年2月12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下诏退位。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瓦解。
仅仅4个月零2天，历史转折。这当然是伟大的时刻。
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由那些重要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本刊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报道，即着意去寻找并发现那些创造历史，并影响至今的人物。
显然，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多数史料记载，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以镇压武昌起义之际，袁提出六款要求：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武昌起义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给予充足的军费。——虽然，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袁是否真的提出这六款要求尚有争议，但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保留清廷，君主立宪。
但是，这不是革命党的选择，更不是另外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目标。袁世凯派出的议和谈判代表唐绍仪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是辛亥革命后可能完全不同的走向。在当时中国南北对峙处于战争的境况下，它最可能发展的方向是“以战而定制度”。但凡袁世凯效仿他的前辈曾国藩而一意捍卫清廷，制度选择最终将付出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国家的悲剧。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评价袁世凯，但是他设法避免了战争，避免了制度更张时刻人民生命与社会财富的损失，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逊位。
只是，袁世凯后来权欲过于膨胀，竟重新称帝。反差之下，我们容易忽视他当时的价值。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100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现代化中国发生史的坐标来重新审视。在这个结构下，袁世凯及他那个时代杰出之士的贤与不肖，我们将可以将其放诸现代化复杂的中国进程来观照。
简言，清政府在经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战争后，财政已经破产，国家运转的维系竟只能畸形地靠举借外债。清亡已是事实，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而已。武昌起义，正是推倒清廷的决定性时刻。清亡之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未来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需知，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链环而已。并非政制但变，社会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政府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政府，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
有100年的时间，足够可以拉开时间与空间距离，让我们更公允地回看那段历史。中国如何另开新面，是100年前那代人的挑战，同样是当代人的挑战。
所以，知史需有襟怀，如此方可鉴未来。
辛亥年间的中国政治格局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记者黄远庸(1884～1915)
◎李鸿谷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鬓鬓，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去。
被清朝免官“回籍养疴”第二天，袁世凯反常地由北京去到天津，而不是回到原籍。英国人海鲁记录下了这段当时他与袁同行去津的行程。袁的家眷亦于同日抵到天津。
袁世凯当时着实仓皇。一天之间，带着10房夫人无数子女悉数由京至津，确算逃命了。
选择去天津，住进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对于袁世凯，是准备若再有变故，可由此亡命日本避祸——大儿子袁克定在获知父亲被罢诏书后，判断是：“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袁世凯当然恐惧。但是，袁一手扶植、并继任他的直隶总督杨士骧却拒绝了他。杨只是让自己的儿子去见袁，然后再传话说：“他本是奉旨回籍，怎么可以来这里!他要是赖着不走，我只有报告朝廷了。”对于袁，这又是一道羞辱。
在袁世凯跑路去天津的时候，他的军机处同事、军机大臣世续去袁家慰抚他，看门人说袁病了不让进门。世续不客气，硬闯袁宅。看门人无奈，说了实话。世续大惊说：这才真是加速大祸临头呢!赶紧用电话催促袁世凯回朝，并说再无追加严惩之后命。这样，惊魂稍定的袁世凯率领一个庞大家属群，又于次日返京。
权倾朝野如袁世凯，顷刻间却觉命将不保，这只是他自己想象的恐惧?未必。当光绪与慈禧辞世之后，袁必有大祸，即为其时清一朝官员的广泛传言。据说，有一天袁退朝稍迟，即有传说他被杖毙，与袁有关系的人，都赶到袁府探问——“北洋公所车马络绎不绝。”稍后，袁世凯回到家中，误会方释，大家才各自散去。
袁世凯之祸，那只被等待掉下来的“鞋子”，终于掉了下来。1909年1月2日，袁被罢官。
避祸之道
袁世凯的这场灾祸，1898年因出卖光绪皇帝，即已种下。这是袁世凯一直的隐忧，即使在他“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之际，仍未敢忘怀，他在给其兄袁世勋的信中说：“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
此等情势之下，袁如何避祸自保?当是理解他行为逻辑的一个隐性线索。
种祸10年之后，1908年袁世凯50岁生日，慈禧念其前情，赏赐他无量寿佛、金佛各二尊……这场祝寿会由此轰轰烈烈。据当时报纸报道：袁世凯共收到寿联500余副，寿屏120余堂，全部用泥金笺，没有用红蜡纸者。一时之间，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泥金笺、寿屏售卖一空。不过，福祸同行，寿会弄大了，御史参奏袁以做寿为名，广揽财物，结党营私。反过来，慈禧又招袁世凯来严加训斥，袁受惊不小，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后来，“足疾”，正是将他开缺的说辞。
袁世凯的寿宴结束不足两个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摄政王载沣系光绪皇帝之弟，袁世凯延搁10年的灾祸，势将爆发。这个时候，袁有无底牌可自保?似乎有。
清朝新一任宣统皇帝登基之日(1908年12月2日)，清朝的秘密使节团由唐绍仪率领已去到美国。唐绍仪看上去的任务是与美国协调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办法，以及协助币制改革的一笔借款等，但他真实的使命却是希望与美国、德国接洽一个三国协约以保持中国的完整。这个计划，两年前由德国提出。
简单地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际。当时的清朝廷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形成制约与平衡。列强之一的德国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之子李约翰，在其专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中描述：“德皇于1906年向中国驻柏林公使提出中国、德国和美国缔结一个新的三国同盟或谅解的可能，英国、俄国得加入这个同盟或谅解。这样一个国际阵营的重新安排会使得法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保持安静，因此它具有双重目标：维持法德之间的现状和阻止中国被瓜分。第二个目标正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政策。”
德国的这一计划，按李约翰的解释：“法德在世界政治中夺取领导地位的斗争以一个极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了远东。”欧洲国家间的争霸竞赛，引发了德国这一创想。两年后，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鼓动下，清朝廷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准备实施。这个三国同盟，当然是基于清朝“国家利益”的一种选择，但于竭力促成此事的袁世凯，“他曾许下诺言说唐绍仪能够从美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制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慈禧辞世，光绪之弟的报复将至，袁的性命有虞，这个时候他的亲信唐绍仪率团去美国——这当然是他手里最重要的自保底牌，《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说袁，“正在因为唐绍仪赴美之行预料可以成功而暂保他的官职”。
从德国人提出计划到中国清朝廷的行动，整整两年时间，太长了!在唐赴美之际，日本人已经完成与美国的“罗脱-高平换文”，将法国与日本排除在外的德国计划，已被瓦解。这一结果意味着，袁世凯手里最后一张牌业已失效，“袁的命运再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使他不致遭受光绪之后和光绪之弟的报复了”。
之后，没有意外，袁世凯被罢官，仓皇逃至天津，然后惴惴不安回到河南乡下……
晚清，一个国家的现实
袁世凯与光绪皇帝的恩怨，竟可如美国观察者李约翰那样想象——用一次国际性的同盟来化解自保?理解这一疑问，必须回到复杂的历史现场。
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慈禧一意坚持宣战，是清一朝最后一次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这次战争的开战理由颇不可为外人言。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件其实不确的消息：“外国照会要求慈禧将政权交还给光绪。”让慈禧交还权柄，这已不是伤情感的问题了。战和之间，平衡瞬间倾斜。只是事后来看，这一战，代价太大。战争结束，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发出上谕，宣布政府今后对外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至今读之仍觉悲愤的是，上谕还写道：“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美国人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这样记录慈禧回到北京：(1902年1月28日各国使节接见)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2月1日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在引用这些材料里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很具象征性，显示清政府同列强间的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当时在中国办报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清政府对外政策：非野蛮无理，即拱手听命。——显然，转折时刻已经来临，“听命”成为主流。之后，英国《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瓦·姬乐尔描述：中国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她只能在其他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主权。
真正的问题是：清政府如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整整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入大体在每年白银8000万两上下。
义和团之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1两白银。这笔赔款分40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两次战争，清之财政已陷绝境。
治国本于理财。如此格局，清政府无论进退，皆为失据。财政之窘，清政府选择只有两途：其一，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其结果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其二，加紧对国内的搜刮，竭泽而渔。由此而观，清亡指日可待。
如此格局，即以更冷静的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观察，清政府担当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领导者，已无可能。简言之，其财政汲取能力已经丧失——以举借外债而维持国家基本运作，这成为中国现代化肇始时刻的基本条件。如果失去对这一前提的体察，所论将失当。如此，有绝对权力亦有个人信用的清政府官僚，作为列强与清政府“国际(债务)关系”代理人，便变得极端重要。这是观察袁世凯的基础——化解恩怨的“国际”自保策略，并非凭空想象。不过，回到中国现实来推测，即使唐绍仪不辱使命，达成三国同盟，袁世凯就一定能够自保?夫仇兄仇，其恨其痛，在传统中国的思维结构里，对光绪之后与光绪之弟而言，感情因素或许将远远超过现实算计。那个时刻，袁世凯欲脱其咎，不易。
虽则，袁世凯期待的以国际同盟以求自保之策，难以成功，但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关系里权重最大之人，已无争议。袁被罢官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将他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在其社论里评论：“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这个年代，袁世凯拥有清政府无人能及的“洋务”资源与信用，未来这一资源将如何发生作用呢?当清政府崩溃之际，个人资源系统的价值将迅速由隐而显。
列强与资本
义和团特别是这一运动所彰显的中国人的顽强抵抗，易被忽视的结果之一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其给德皇的奏议里论及，要把“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实在是“一种困难”。对中国实行瓜分实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
瓜分中国，暂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选择。——利用“惭愤交集”的慈禧以及完全屈服的清政府来实行对中国的统治，成本更低。更关键的是，如瓜分，列强间的利益无可平衡。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中国境内又发生两场战争。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为分割中国东北利益，展开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英国人则公然出兵侵藏，并一举占领拉萨——此前英国与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里，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而自始至终，英方不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为何?历史学家唐德刚解释：“此时的西藏正处于英、俄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之下，与俄间谍勾搭，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英为防俄，始提高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不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当然是英国基于平衡不得不如此的一种选择。
而日俄战争之后，形势迅速逆转，日俄两国为平分中国东北，防止英美染指，竟化敌为友，通过两次密约，擅自将东北划分“南满”、“北满”两部分——南归日本，北归俄国，彼此不可逾越;而若有其他列强欲进入，则日俄相助逐之。
这种局面维系了一种奇特而脆弱的平衡。中国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防范，谁也不乐意它们被任何一方强占——不被某一方霸占，他们未来也都还有分赃的希望;而若被一方强占，则其他列强将无指望。因此制衡力量的存在，中国保持着对各地区的宗主权。
明确而蛮横地瓜分中国，并非列强们的明智选择，因此而中国保持完整，亦复悲哀。
在这种脆弱的平衡格局之下，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方式，也开始调整而转变，资本在此际成为核心性的关系纽带。
这个时期，各个列强在中国已经逐渐明朗各自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借口教士被害，出兵占领胶州湾，随后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租期99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30里内煤矿由德国开挖。法国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了广州湾(今湛江)99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了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在割走中国台湾之后，还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并经日俄一战获得与俄国平分中国东北的权益……起步稍晚的美国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
1901年之后，列强此前的动辄武力相向的行动，开始转向实现各自的投资特权。与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这种特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统计表明：甲午战争前，虽经过50多年积累，1894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还只有约1.09亿美元，而到1902年则已增至4.78亿美元。
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与清政府急举借外债以偿赔款并维系国家运行形成一种奇异的结合。借债须有抵押，而此前清政府已将差不多能够抵押做担保的东西押了出去，现在还剩下最有价值的就是铁路——“量中华之物力”，也唯有此端。铁路之于列强的价值，除了投资巨大，资本收益率极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兴建铁路所经地区，一般将成为投资国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这是另种形态的争夺并瓜分中国方式。
如此局面，正如当年《中兴日报》所载《路矿其不保乎》所言：“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这种简单道理，清政府各色当权人士岂能不知?只是，晚清时刻清政府已无选择，只可能以此饮鸩止渴方式维系。
国家不能自立，革命将无可避免。不过，我们以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而观察那段历史，那个年代，无论革命、政府再造还是现代化启动……其核心性资源，当然是资本，而资本几乎悉数需要列强输入。非常屈辱的只是，清政府以关乎国家独立的资源抵押列强，只是为了举债偿赔款而已。帝国主义列强先以坚船利炮侵占中国，继以资本控制中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屈辱。
显然，观察那个时代，资本作为列强核心性的控制资源，当是基础。非此，我们将无可理解清亡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而资本的决定性价值，直到改革开放至今，仍可被深刻感知。
立宪派的选择
在康有为、梁启超去国7年后，1905年，立宪运动再次成为清朝廷的热烈议程。有意思的是，这一重大转折中，曾经出卖维新派而与光绪皇帝结怨种下恶果的袁世凯，却成为立宪中坚。
这种转变颇有戏剧性。袁世凯幕僚张一麐回忆：“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居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袁世凯)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预备立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
一夜之间，霄壤之别?事实上，一年前，1904年，与袁世凯断交20年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即通信袁世凯，希望他主持立宪，以“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袁世凯的选择，并非朝夕之别，而有深谋远虑。在记录下来的袁世凯与慈禧对话里，可见他的基本考虑——慈禧说：“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袁对答：“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维系清朝之不倒，当是袁世凯的关键考虑。不过，从袁避祸而求自保的个人角度观察，《袁世凯传》作者沙铁军分析：“若借助立宪，还政于民，必然可制约皇权。皇帝若不再金口玉言，拿他也无可奈何。”袁与光绪之怨，或可因立宪而消解?这是一种有趣的猜测。
袁世凯步调即定，随即一再奏请清政府尽快实行预备立宪，派大臣出访德、日考察宪法;请王公嫡系赴英、德学习政治、兵备;在天津设立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学社和议事会。1906年8月16日，袁世凯再奏请朝廷预备立宪;两周后，慈禧下诏：“预备立宪。”
从统治者集团当政者内部生发的政治改革力量与立宪运动，发展并不顺利。
争议的焦点是，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而满族亲贵的主张则是：“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中央政府不可。”——对应来看，中央集权首先针对的就是袁世凯这样有巨大势力的疆臣。公允而论，其时清政府已是“外重内轻”，即中央政府权力轻，而地方都督巡抚权力大。中央无权，积累资源与财富，并无可能。但是，中国形势演进至此，还有机会与时间给清政府中央集权吗?
清末“新政”立宪的价值，尤其是其间系地方分权还是中央集权的冲突，以后世读史者的角度观察，是传统中国结构性关系之一。之后，无论是袁氏当国，还是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其路向清楚明确：没有强大而独立的国家(中央政府)，其积累资源汲取财政能力皆为疑问。只是，在清政府即将倾覆之际，立宪选择尤其是以集权方式为路径，已非缓不济急，而是本末倒置。不成功自无意外。后来袁氏当国的集权化选择，并以恢复帝制将其制度化，其失败亦将无可避免。
事实是，袁在预备立宪最初的官制改革过程中，失去了权柄。袁兼差的所有“政府职务”一并开去;其所统辖督练的军队，在袁的要求下，也只保留二镇，而且只是“调遣训练”。清的立宪运动，于是坠入旧窠，进入人事纠缠中。但是，立宪运动所积累的人才资源，却是我们理解那个风云际会年代所不可轻视的要素;而由此以观，袁世凯明面上所失是权，隐性所得却是人脉资源，换言，即他充分地获得了立宪一派“被选择权”。
袁世凯被罢官出局后，立宪派在国内先后掀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最后一次，终有结果，清廷颁发上谕：“著缩改于宣统五年(1913)实行开设议院……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
此道上谕发出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内部的自我更新，看来并无可能。
革命党的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廷的立宪运动甚至也是压垮自己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
清走向亡途，已无可逆转。
后世读史、述史并论史，所谓公允，格局大小而已。单纯将清政府当做一个分析单元，它面临列强压迫，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对此失去观察，自然不公。但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时代，传统中国朝代兴衰更迭规律，已无法解释现代化因素介入后的中国之变局。旧途亦无迹可觅，而新的潮流之势，足以完全推翻旧有格局。
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了1903年，岁入已达1.049亿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亿两。而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2.969亿两，岁出达3.386亿两。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对立，已至空前。
压迫之下，反抗不可避免。只是，与清政府这种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对外割地赔银，对内万税并至，如何理解这一国势?金冲及解释说：“汉族人民中传统思想，这时也起了很大作用。满族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重新突出出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话，到处被引用着。许多人把清政府种种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无顾惜地出卖国家和民众的权益，统统归结为‘异族’统治的结果。”
这种思潮的形成，并非凭空虚构。以新内阁官制而论，其“皇族内阁”的安排，国之将亡，而既得利益集团却仍如此把持权力不肯稍松。其腐败已臻骨髓。而且，清末经过短暂的“同治中兴”之后，其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已经弥漫而成“明规则”——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记录当年御史弹劾奏章里的材料：梁士诒，铁路总办，聚敛1300万英镑;陈璧，邮传部尚书，585万英镑;李德勋，津浦路北段总办，142.5万英镑。庆亲王据称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即有712.5万英镑。而据说外务部两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每人每年接受外国礼品，达15万～30万英镑。由此种种数据计算，莫理循说：“如果该项数字完全准确，则说明，这些官员退赃数字将足以代替外国贷款。”举债而维系国家运转的晚清政府，国家之窘与官僚之腐，其间反差，真是情何以堪。
此等情势，当年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识者有言，弊随法起，假公济私，流品污贱，至官而极，支那不亡，是无天理。农工商贾，茹苦耐劳，诚信善良，实占多数。仁义孝悌，半出田间。支那若亡，是无人理。温带气候，民物富庶，矿产丰饶，天府雄国，支那若亡，更无地理。
在华的外国人，对中国未来洞若观火，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写给其上司的信里明确地说：“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对应于外国人的中国观察，1903年邹容在其《革命军》里将这种走投无路境地里的中国人未来的出路，做出激情洋溢的表达：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再来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当更易理解。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就很快将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的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最符合时代潮流的核心目标，由此诞生。
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算得上“革命”吗?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疑惑，而是当时《泰晤士报》的问题——该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发回的即时电讯稿时，删掉了这个词。其编辑布拉姆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解释道：“目前为止，我只冒昧地对你的电讯改动了一个词，即‘革命’一词。我们的研究文体的专家确切地对我说，这个词只适用于成功的叛乱，只能在叛乱已经成功之后使用。很显然，除非和直到政府已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也不可将起义称为革命。”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河南洹上村里，袁世凯正在过他退休回乡后的第三个生日。据说，来贺的朋友对此判断亦如《泰晤士报》编辑，认为可能只是一场小骚乱而已，唯袁例外。
革命，对现在的中国读者而言，已是日常用词，而当年它出现时，却是完全崭新的概念，无此原因，邹容的《革命军》也不会发行100多万册，影响深远。金冲及先生解释：“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绝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思想和目标，使人们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这种状况却是可以改变的。”在武昌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正是这种革命——它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
不过，回到这场革命的具体历史现场，引发它的时代因素，仍在前述结构性要件之中：铁路、列强资本、清政府举债以及愤怒的中国人。
更微观而具体地分析清政府辛亥年(1911)财政结构：按预算，这年岁出达3.3865亿两，岁入则为2.9696亿两，赤字为4169万两。如果将各省的地方行政费3770万两计入，则赤字将达7939万两。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清政府的解决之道只能是举债。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来的项目是粤汉、川汉铁路。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找到这个“招商项目”，上秉摄政王载沣，力主将其交给洋人修建以寻借款。1908年，铁路借款开始商议。
复杂的情势在于，粤汉铁路先前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但这家公司在签订合同3年后仍未开工，于是于1905年8月由中国向美国合兴公司备款赎回，交给民办。同时川汉铁路亦为民办铁路，到1911年，四川人民已为川汉铁路集资实收股额1645万元。
自1908年开始，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开始商议介入粤汉与川汉铁路，两年时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并且自行商定把铁路范围向南延伸到广东，向西延伸到四川。这种重大的突破，并未跟清政府打任何招呼。这时候，美国希望进入东北修筑铁路，与日本在这一地区就东北铁路展开激烈争夺，由此矛盾，日本《朝日新闻》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借款草案揭载出来。湖北留日学生得此消息，立刻哗然，保路运动由此兴起。
已交由地方商办的川汉与粤汉铁路，如果欲以此向四国银行借款，则必然收归国有。1911年5月8日，清政府“皇族内阁”确定，第二天，内阁即宣布铁路干线国有。随即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铁路干线既收归国有，之后又要将各省铁路公司的已收股金强行夺去——立宪派人士彭芬记录：“夫铁路收归国有，此乃国家政策。顾收路必须还本，待遇必须平均，方不致国民之反对。乃初则坚持不能还本，不久则广东承认付还矣，不久则湖南允许酌还矣，至于四川、湖北两省，仍然不准付还……”对于湖北，尤其是四川那样广泛持有铁路商股的人来说，这种豪夺，情何以堪?国家如此赤裸裸霸占民利，激变已如弦上之箭。
四川骚乱无可避免，粤汉、川汉铁路督办端方带着湖北新军4个营入川;还未到达四川，尚在途中，端方即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据说，当时端方不仅知道武昌起义，还知道重庆已经独立——这正是他要经过的地区。这时，他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4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但是，这支入川部队仍然哗变，端方被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昌起义枪响仅两天，起义士兵即占领武汉三镇。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当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而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11月上旬相继独立——这个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同样也是国际社会观瞻所系的焦点地区;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清朝治下只剩南京一座孤城，但是经过江浙联军苦战，12月2日，南京光复。南北对峙形成，这当然是一场全国性危机。
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共和与立宪
武昌起义事发，清政府最初的选择并非袁世凯，而是议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清亡之际各色官僚之表现也实有趣，当时任军咨府第二厅厅长的冯耿光记录：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卦，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筒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当时在座的人们忍住了笑口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随着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在座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一位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做出这样的行动，未免荒唐儿戏。
荫昌当然没有一个人马，北洋新军是袁世凯练出来的。动荡之际，旧制度里生长出来的顶尖者如袁世凯，其积累的资源条件，得以由隐而显，为世人所窥。主持《袁世凯全集》编纂与整理的研究员骆宝善统计：在袁“退休”的2年8个月时间，前来拜访会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而这些人中有人还不止一次前去洹上村。由此来重新审视袁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被罢官，骆宝善分析说：“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即所谓‘非袁莫属’。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为皇族内阁的汉臣权相，武昌起义发生后，至少不会被革命党人视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对象。”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即宣称：“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乱自能平息。”随后，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建议，由他会见摄政王载沣，转告这一意见。美国人告诉清政府：不是任他(袁世凯)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3年前为报兄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摄政王载沣，此刻如何接受这一选择?清政府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解释不得不选择袁世凯：“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清政府与袁世凯的角色关系，由此逆转。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当时孙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卫即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凯称：如果袁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唐德刚解释：“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
看起来，无论宿敌比如载沣以及清廷，还是交战对手革命军，都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
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以一位曾经立宪的重要领导者而论，其思想资源与目标设定，立宪之于袁，并无意外。而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结构里无法回避的另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骆宝善分析：“他们暂时不打算放弃支持清王朝，又一致认为袁世凯是收拾局面的最佳人选，因而也支持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同革命党方面和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罢官时曾去慰抚的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袁：“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答道：“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
但是，这不是为革命军所同意的选择。袁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情势之变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至此，君主立宪已无任何实行的可行性，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之后他的目标变得单纯，说服清帝逊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为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大总统之位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其《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了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另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战争是需要资源的，尤其是资金资源，立国当然也是如此。
与革命军交战的另一方，袁世凯所部，粮草与资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世凯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袁的主意竟是：旧瓷器发出，变价充饷。这也算得上古今中外战争筹款的传奇了。随后袁又令部下姜桂题电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清不亡，真无天理。袁世凯当然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莫理循记录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北京的财政状况到了绝望的地步。”《清帝逊位与列强》这样描述那个时刻。清政府的求款首要目标当然是引发此次激变的四国银行。四国银行因在粤汉、川汉铁路上的领先，促使沙俄想组织一个银行团迅速向北京提供一笔借款，以获在中国稍显落后的地位。最初时间，看上去清政府还有足够机会。但是，“四国银行团决定等‘负责’的中国政府从混乱中出现以前，不再垫付任何现款”。——这一决定反过来又让俄国觉得那笔“竞争”借款已无必要。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如此郑重承诺，只需袁顺应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将总统之位让出?孙中山先生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当然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令人景仰的关键。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如果失去对其选择时的约束性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的观察与分析，其结论，无论阴谋论还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当。只有“革命精神”，无法打仗，亦无法立国。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既有的中国政治结构，以中国资源与主权换列强借款，并不会因革命而一夕逆转。所以，若不建立政治结构性观察坐标，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当年政治人物的进退与选择。
在中国有竞争性关系的外国银行，消息更灵通。莫理循记录汇丰银行注意到的日本金融动向：“汉冶萍(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1000万日元贷款。这笔交易完全合法，不能出面反对。各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争着做这笔贷款，然而人们承认日本人对权利的要求最为强烈。”但是，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遭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以辞职抗议。针对于此，骆宝善记录：“孙中山于一周之内两次致临时参议院咨文，并写信给章太炎等，说明情况，及有损主权，不顾声誉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终仍然未获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向列强的借款尝试，就此结束?没有。仍是骆宝善的精细梳理：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转而谋求向日本贷款，表示应允租借满洲，只是未能谈判成功罢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之困窘于此可见。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人物之选择，也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非袁莫属”，如果仅仅解释为袁世凯的权谋，失之简单。
独裁的路向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作为替代者的中华民国及其总统袁世凯，面临什么局面，又将如何作为?
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而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抗议，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中国政治传统里经典“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政府的运作，在袁世凯政府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政府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中央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
如此这般仿佛死结的“名实”之争，当然是虚伪的政争，但它给袁世凯、孙中山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以使他们检讨并重新规划各自未来政治路向呢?
在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自存，必须向袁世凯交权之际，为着约束袁未来的权力膨胀，迅速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即临时宪法。南京临时政府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临时约法》则规定，中央政府为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能够约束袁世凯吗?
袁世凯选择的政府总理，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但是，不出3个月，唐挂印而去。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但后来袁改了主意，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如此执意而为，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以资历、提携与人脉而构成的中国传统官场，“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几乎都是他的属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也是想当然。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但是，这种设计，特别是互动而形成的结果——不信任而欲以制度制约，其结果可以想象袁会犯规，果真袁就犯规。袁世凯如此，究竟是行为惯性，还是有意弄权，其实也很难讨论了。共和制度安排，这个时刻，阻碍立现。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还是“反对党”孙中山，即使如孙那样只是临时政府的总统，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比如向列强举债以求政府运转，以及借款在意料之中必定面临的反弹种种。反对是容易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所以，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民国元年八月，双方达成的“八点共识”，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针对中央政府的资源筹措，其中第六条即称：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中央集权，这算得上双方共识之一。
只是，共识过于脆弱短暂。前有控制权力的责任内阁设计，后有善后借款的大争吵……其间所含意图，治世之能臣袁世凯岂有不明之理。经过一年运转，共和是否适应当年中国，是袁的疑问，也是当年众人的疑问。本来，中央集权与个人独裁之间就界线模糊，至少从结果上看，袁根本没有在乎所谓界线问题，他的权谋能力很迅速让他以再造制度的方式破坏制度——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特享有终身职务，而且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
这时距武昌起义，刚过3年。共和，早被袁弃。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起义讨袁。此次战端但开，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
帝制
由终身大总统而往皇帝，半步距离。袁世凯终于跨过这半步。
后世读史者虽能拉开距离，建立更具格局的坐标，但却未必比袁世凯的同时代人更有切肤之感与深刻认知。评论袁世凯的，少有超过当年著名记者黄远庸的。
黄论袁世凯之长：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
而袁世凯其短：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袁世凯后来的作为，只不过是将黄远庸所言再演绎一道而已。
新知识与道德不具备，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梦，所不能看清楚的，正如梁启超在其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所言：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可复续。
当了83天皇帝之后，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一如当年罢官，由京赴津时的仓皇。又过两个半月，袁世凯辞世。 从能臣到军阀之路——袁世凯和中国近代新军
2011-1-15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练兵、创立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兴学办学、主张立宪、筹办农工，袁世凯建功立业可谓不少，但被人熟知的，仍旧是一生发迹的起点，编练新军。从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六镇，袁世凯终于大权在握，北洋军未能保住它的创建者大清帝国，反倒成为日后中国数十年混战的主力，倒是外地新军成为推翻帝国的始作俑者之一。
主笔◎蔡伟
从朝鲜到小站掌兵
1895年12月，袁世凯向清廷提交了名为《为练新建陆军上督办禀》的报告，提出“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在接手李鸿章新办的“定武军”之前，袁世凯表达了他对编练这支新式陆军的思路。
甲午战争败绩，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果北洋海陆军尽没。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参酌中外兵制”，着手编练新军。
清廷军务处建立后，朝中地方大员曾有过一次关于军事改革的大讨论。重练西式新军费力费钱费时，多数大臣并不热心。首先提出军制改革的人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清史稿·兵志》载，胡燏棻在1895年倡议，建立一支在军械和军制上都沿袭西方部队的新型陆军。他建议在北洋辖区训练5万人，在南洋辖区训练3万人，广东和湖北各训练2万人，其余省份各练1万人。
胡燏棻在编练定武军时指出了清朝旧军队的荒谬：“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当时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显然，这些问题早是积习，如果不是甲午之败，国将不国，胡燏棻的军制改革也不会有任何回音。
1894年11月，胡燏棻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在天津附近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次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9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小站，那里原是淮军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字营的驻地。
鉴于旧军队的弊端，胡燏棻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然而胡燏棻练兵不到一年，定武军的军权就转交给了袁世凯，决策的原因，是清廷认为，袁世凯更懂军事。
在清末大臣中，胡燏棻算是视野开阔，颇有胸怀，然而他毕竟没有近代军事的学识和军旅历练。当时清廷真正懂得西方近代军事知识的将领也是凤毛麟角。对于现代军事人才的匮乏，清末中国军事历史研究者、美国军官拉尔夫·鲍威尔指出了长期以来清代选择将领的缺陷：“中国人的失着是假定只需有蛮力和勇气就可以成为将才”，武举考试的核心就是举石锁和拉弓射箭之类。
实际情况更糟。由于绿营武装已腐朽多年，依附绿营制度的武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武生很难在传统军队中找到职位。“至少是在19世纪末期，多数武举出身的人都没有在军队中服役，而正式的将领则很少有人出身武科。”人才匮乏如此，袁世凯此时被举荐编练新建定武军，不过是他此前在朝鲜有限的军事经历，让他获得了“知兵”的声誉。
1882年，随吴长庆前往清帝国属国朝鲜的袁世凯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后被吴长庆推荐，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留在朝鲜。当时在日本阴谋策划下，朝鲜独立派在1884年12月发动“甲申政变”，由日本公使竹添支持，挟持朝鲜国王到景福宫，迫使朝鲜国王召请日本大使进宫保卫。当时在朝鲜独当一面的袁世凯一面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一方面致书日本公使。未见答复后，他果断率兵进朝鲜王宫，营救出被挟持的朝鲜国王，迫使日本公使竹添逃往仁川。
这种班超式的举动赢得了李鸿章的认可。林明德在《袁世凯与朝鲜》中说，袁世凯当时年仅25岁，“竟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在军事上，甚至外交上做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
最看重袁世凯此举的却是日本人。当时著名报人佐藤铁治郎在其《袁世凯》一书中评价：“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彪悍之手腕哉。”
袁世凯初次练兵本是受朝鲜国王邀请，帮助其练新军500人，训练内容不过是最简单的队列等。袁世凯的办法很简单：任用德国留学回来的专业人才，再施以中国传统中严苛的军法，果然让500名朝鲜兵“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这小小的练兵行为虽然对战略战术、后勤编制等毫不涉及，但袁世凯“知兵”的名声却就此发源。
在获知甲午战后清廷有意编练新军后，袁世凯抓住时机，立即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计划。他指出，甲午之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兵少不精，而在于“无术”，是“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
这个思路正符合朝廷的想法，李鸿藻随即将他调到北京充军务处差遣。在甲午战败要求编练新军的讨论中，他迅速召集幕僚编译了十二卷兵书给清廷军务处和兵部尚书荣禄。在李鸿藻推荐下，荣禄指定袁世凯依照当时打败了法国的德国陆军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合同》呈报军务处。
于是，1895年11月1日，小站新军迎来了新统帅。袁世凯第一次成为掌握军权的实权人物。
一支全新的陆军
胡燏棻最初编练新军在天津马厂，后转移到小站，共编成10个营共4700余人。1895年10月袁世凯接管后改称“新建陆军”，扩充到7000余人。
甲午战前，湘军和太平天国、淮军和捻军的交战虽然持续多年，绵延多省，死亡千万，但在当时西方军人看来，不过是乌合之众的相互残杀。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虽然显示出近代化海军的战斗力，但中国陆军唯一的“精锐“——淮军却和日军交手一触即溃。西方军事观察家由此普遍认为，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陆军才向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陆军发生转变。
过去湘军、淮军也以西方武器武装，请西方教官操练，但部队编制并未完全和西方军制接轨。比如湘军以营为单位，不分兵种，每个营的兵员可以几百到上万不等。胡燏棻由于练军时间太短，这方面也没有根本改变。
袁世凯新建陆军虽然依旧沿用了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传统中式编制名称，但编制上和旧军完全不同。新军不但设立步、马、炮、工、辎等多兵科兵种，还首次在军中成立参谋机构，以军事专业人才取代了以文人为参谋师爷，以西方近代军事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中国传统兵法谋略统军作战。
传统上清军一直沿用募兵制，这一雇佣兵制度导致军队战斗力和军饷紧密相关。中国军队的循例是军官靠吃空饷发财，以致许多部队仅存于纸面，就连兵部也无从知晓国家真正的兵员实力。
1901年，袁世凯开始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他要求从民间选择家庭清白，年纪在十八九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长四尺八寸的男子当兵。被招募的男丁必须没有恶习，没有疾病。他要求：“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
他再次改革新建陆军编制构架，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和兵备三处，三处总办分别是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不久又上奏，要求创办常备军。
所谓常备兵即现役部队，每月支全饷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再3年后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老百姓，到战争爆发时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和现役相关联的后备役部队。
在编制上，常备军也实行了新编制。下辖步队两镇，炮、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步队每镇分两协，每协分两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14名士兵。全军共42营，1.9万余人。武器则主要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进口的步枪和火炮。
在装备上，新建陆军不但有齐整的制服，西式的步枪和步兵炮，甚至还装备了其他所有中国部队都没有的机关枪。这种武器早在它刚被发明的时候，发明者马克沁就在当时前往欧洲考察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前演示过，但当时李鸿章觉得太贵，没舍得买。
在袁世凯控制下，新建陆军练兵很快有效。清末名臣、被称为“戊戌第七君子”的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由康有为代拟)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新建陆军不但早已超越淮军水平，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支清军部队的实力。据说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镇子，就因为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上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
新军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精神面貌上。1906年“漳德秋操”中，它表现出了比张之洞属下湖北第八镇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没过几年，英国《大陆报》派往汉口的特派员丁格尔就在汉口亲眼目睹了这两支部队真正的交火。
在《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丁格尔写道：“在那段时间内，清军(袁世凯北洋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开始展示出他们的优势。革命军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基本上是由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不懂战争技巧，结果可想而知。”
在丁格尔眼中：“北方军队是由一些受过严格训练且灌输着强烈的军人意志的士兵组成……谈到中国军队编制中的缺陷，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缺陷至今也仍存在。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创建的，袁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他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
帝国财政和袁世凯的经营
武力的基础便是人和钱，一支精锐的部队若没有强大经费支持，不过是镜花水月。袁世凯新建陆军之所以能够编练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以其手腕和地位获得他人没有过的财政优势。
在1897年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大清帝国的收入和开支》中，上海英国领事哲梅森详细分析了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他估计中国每年岁收在8897.9万两，其中半数用于维持军备和相关军事机构。哲梅森分析，地方武装至少消耗了他能列举所有开支的一半。
清朝兵部和户部自己的报告则表明，1898年一年间，乡勇、防军、练军和新建陆军共消耗军费2000万两，其中半数为百无一用的绿营和练军吞噬。
清帝国财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西方式统一有效的中央财政。在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国库，再依据财政预算拨到地方。清帝国正好相反。税收虽然由各省征得，却因各种临时性的需要零零碎碎地分拨给当地、他省和中央。某些省份要接济外省，同时却又从他省得到某些款项。
以1894年浙江省为例。该省岁收除了维持本省军队，还要调拨给京师的军队、北洋舰队甚至东北的军队。朝廷财政极度混乱，一方面导致惊人的浪费，另一方面则让军队这个最需要长期稳定巨额经费喂养的巨兽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如果袭用据说是拿破仑对中国睡狮的比喻，那么这只狮子之所以长睡不醒，完全是因为多年营养不良。
最简单的方式看似是裁撤那些无用却耗费巨大的绿营，用节省下来的钱编练更有战斗力的新军。
早在1874年曾国藩就奏请在沿海、沿江各省建立并训练共12万新式军队。曾国藩认为，这个规模的新军每年只需800万两白银军费，仅是当时中国所有陆军军费的1/10。1896年盛宣怀也曾建议，与其每年在绿营和乡勇上浪费数千万两白银，不如全部裁撤，用西方制度另外征募和训练新军30万人。康有为则对裁撤绿营最为激进。他主张“全汰”、“立汰”。胡燏棻则相对和缓，建议每年裁减二成，5年裁竣。
然而西方人看似简单而又对“国家”有利可图的改革，在中国却有巨大阻力。西方国家军队都是中央常备军队，军费由中央拨款，然而大清国的绿营、勇营，其粮饷却主要由地方提供，所需不足还需自行筹备。以胡燏棻和袁世凯练兵的小站为例。淮军盛字营当年驻扎于此，一则是位于海防要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广阔，让盛军得以挖河造田，种粮养兵。之后，盛字营永久消失在朝鲜战场，小站稻倒是流传至今。
绿营、勇营虽然没有战斗力，却是百多年来吃空饷发财的工具。从仕途上看，绿营军官属于国家编制，是升官发财的正途，新军军官却在官场没有编制，自然没有地位。甲午战后清廷发起战后改革陆军的大讨论时，仍有人视刀矛藤牌为制敌利器，或继续反对引用西方的军制练兵。只有极少数开明官僚认同以西法建军，但一谈到军费就百般推诿，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显然，对于各地大员来说，新军属于中央陆军，却要消耗地方财政。如果为此裁撤他们控制的绿营、勇营、练军等传统军队，则不但损失更多财路，还将丧失众多可以用来安排下属仕途的职位。有趣的是，在朝廷下旨编练新军前，本来也兴趣不大。因为北洋海军过去耗费大量金钱，对加强朝廷中央权力却并无多大价值，反倒让越来越多的汉人官员声望日隆，手握大权。裁撤绿营，将失去朝廷在地方的耳目和爪牙，还可能让编练新军者独大。
与绿营不同，新式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耗费巨大。张之洞在给朝廷的上奏中曾估计他练军所用费用，每万人年耗费白银44万两。张之洞认为，一支合格到足以与西方匹敌的军队，将领必须合格，勇丁必须娴熟技艺，人员必须强壮，勇丁绝不当杂差，连队必须足额，军火必须丰富，粮饷必须充裕。所有这些不但都要仰赖充足的经费，还要保证它们必须落到实处。
袁世凯比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优势，在于深得兵部尚书荣禄和李鸿藻之力，经费筹措无须在辖区巧立名目，而是直接来自户部，这是其新军能编练成精锐的根本。
镇压维新运动后、庚子之变前，兵部尚书荣禄本来掌控着新建陆军的大权。他将国家4支最重要的部队改编为“武卫军”，分左右前后中五军。分别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勇，宋庆的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军则是满族的八旗禁卫军。武卫军各部则开始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样本进行改建。为了这支中央直接掌控的部队，户部每年要拨款40万两白银。为保证军费，荣禄甚至被授权在经费不足时，可以挪用地方上接济福州造船厂的款子。
然而满族朝廷试图再次掌控军队的企图很快遇到挫折。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全军覆没，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聂士成战死。好不容易编练的3支新军，转瞬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加上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武卫右军的经费更加无忧。1902年2月5日，朝廷居然诏准了他的请求，拨出高达100万两白银作为他部队的军费。
既然武卫右军成为护卫京城唯一一支新军(张之洞新军数量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更有暗中要挟朝廷的资本。1904年1月袁世凯奏报，由于日俄准备开战，他需要10万兵力才能防御直隶。为此他与庆亲王(刚接替死去的荣禄)商榷，要求增招3万人并添置大量装备，全部费用高达600万两白银。
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圆滑手腕。他提出考虑到朝廷的困难，希望先筹备300万两白银，其中100万两由直隶自筹，200万两由户部拨款。但这笔款项，他建议由练兵处转拨，为的是以避免遭到其他地方大员的嫉恨。结果两个月后款项仍未到手，他以战祸的后果作为警示，朝廷竟下令要求户部立即拨款。
有资料显示，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地新军的军费总开支已达白银5400多万两，远远超过绿营和勇营1900万两的军费。而新军学堂589万余两的费用也接近了八旗军880万两白银的耗费。
权力与危险
袁世凯的优势不仅在于财力。在他运作下，1901年清廷发出密函，要求将张之洞在江苏训练的新军“自强军”从湘军将领刘坤一手中调拨给袁世凯，理由是协防空虚的京师。当时已不再掌控该部队的张之洞虽然提出异议，但这支部队最终还是调拨到袁世凯手下。
实际动因其实是荣禄所处的满族集团试图削减地方汉族大员的兵权，袁世凯不过是善于揣摩和顺应罢了。然而1901年李鸿章去世，次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到了1903年，荣禄也死了。随着支撑帝国腐朽大厦的最后几根柱梁的倒下，袁世凯就成为清廷唯一能仰赖的军事人物(张之洞虽然也兴办洋务、编练新军，却并不以军事而闻名)。
1907年清政府本计划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模板，最终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然而到1911年，最终不过编练14个镇、8个混成协、4个标以及一支由满族人为主体的禁卫军，总兵力不过13.18万人。但北洋六镇就占了7.45万人，成为新军的绝对主力。此时除了张之洞在武昌重新编练的第八镇陆军，清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集中在袁世凯手里。清廷和荣禄试图将帝国精锐再次集中于满人手中的种种打算，最后成全了袁世凯。
中国官场利益盘根错节，真正有志做事之人无不饱受攻讦。当年李鸿章办北洋，多为朝中清流所恨。丁汝昌尚在威海卫死战，早有李秉衡上奏要他人头，何以袁世凯志得意满?
其实袁世凯练兵刚一年时，监察御史胡景桂就在1896年4月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幕僚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记载了随同荣禄后来前往小站“查办”袁世凯的结果。陈夔龙写到小站新军：“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问他，你看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夔龙回答：“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结果，荣禄“查办”的结论是，“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袁世凯去小站练兵本是荣禄的推荐，由自己的后台“查办”，何忧之有。何况袁世凯练兵确有绩效。于是最终结论反倒是“查明均无实据，应请毋庸置疑”，“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袁世凯和李鸿章、张之洞等儒生们最大的区别，是他极为适应中国官场——无论朝中如何变乱，他永远能迅速找到最强有力的靠山。
从淮军入行伍后，袁世凯由吴长庆保荐得到李鸿章的信任。回国后从李鸿藻这类朝中清流名臣攀附到实权人物荣禄。在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甚至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入会”，让光绪和康有为等改良派误认为袁世凯及其新军站在自己一边。
然而当袁世凯军权日盛时，他仍旧不免成为朝廷警惕的对象。
1904年秋，袁世凯在直隶河间举行由两个镇兵力进行的野战演习，当时还没有引起太大影响。到1905年北洋军建立起6个镇的兵力后，袁世凯再次于10月在河北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
演习由段祺瑞和王英楷分率两军，模拟一次从山东向直隶的入侵。这正是西方传统的入侵路线。所有参加演习的将领都是袁世凯从小站以来提拔的将帅。各国的军事观察家、记者和国内各省代表纷纷受邀，观看这一带有多重目的的武力炫耀。袁世凯的意味是多重性的，他试图告诉西方，可以将庚子年以来驻防于华北的军队调走了;二则想告诉朝廷，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银子没有白花。
实际效果似乎正好相反。1906年，袁世凯在河南漳德又举行规模空前的“漳德秋操”。这次清朝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军事演习，用刚建成通车的京汉铁路调来南北最精锐的两支陆军——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和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在演习中，袁世凯的北洋军显示出了比湖北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和报纸都宣称，袁世凯因为统辖着优于南方新军的北洋军，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个空前的练兵成就显示了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不免对满族权贵集团构成严重威胁。满族贵族开始煽动御史上书弹劾他，而剥夺他北洋统帅的传言已经在北京的西方人圈子流传。
伴君的危险犹如刀尖上的游戏，有靠山是基本条件，关键是紧要关头不能站错队。如何把握这其中微妙，能力就在于对“实力”天生的敏锐嗅觉。袁世凯曾对家人谈到自己为何没有在戊戌变法时效忠光绪。他说，他当时早已观察到，京畿周边已被慈禧、荣禄密布近14万重兵，而从自己编练新军开始，虽然受到荣禄等人的支持，但朝廷对他的提防也从未松懈。袁世凯举例说，当年他在保定训练武卫右军，部队士兵平时都是有枪无弹。每到演习射击，才专门由外地运来子弹。射击完毕后，每发子弹的弹壳都要收回点验。
于是当朝内出现他将步曹操、刘裕后尘的传言后，袁世凯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在1906年11月的一次奏折中，他请求把手下4个镇的部队移交给陆军部，竟被朝廷批准。此后他又获准辞去7个重要的兼职。这丧失的不仅是军队和权力，还包括财政来源，而他可能挽回的，则是朝廷的信任和身家的安全。
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不同道路
在清末编练近代化新式陆军过程中，张之洞和袁世凯一南一北，本来成就难分伯仲，但前者无意经营私人势力，后者却最终成为军阀起源，最终复辟称帝，导致声名尽毁。
1895年12月27日，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表示，他建议在德国教官的帮助下建立1万人的新军，并表示他已经按这种编制建立了13营的“自强军”。张之洞积极建立新军，主要是担心日本入侵长江流域。这支由“步队八营、马队二营、炮队二营和工程队一营”组成的混成部队全部以欧洲武器装备。军队建制模仿德国，不但由工程部队替代了传统的挑夫，还计划编制医官、兽医和军械维修人员。
张之洞谋划深远，他还计划在训练半年后，由洋人教习继续训练新军，而已经训练成的部队则由中国军官管辖。如此一则保证训练的质量，同时也避免部队大权为洋人掌控。
然而自强军很快被朝廷调归湘军领袖刘坤一指挥。即便如此，张之洞在1898年再次上奏，表示他将继续编练新军。他甚至已经为这支部队安排了稳固的财政来源，约每年7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包括江苏、江西、安徽三省裁撤勇营节省下来的20万两，由芜湖米厘金指拨12万两，苏州与上海米厘金指拨38万两。令人感动的是，张之洞的热情并非要培植私人势力，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远见和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朝廷回应的却是猜疑，这反倒正是中国历史千百年颇有讽刺意味的常态。大清帝国对张之洞等人不信任的根源，在于这个少数民族入关立国后，最担心的是臣民(被压制的汉人)的反叛，而不是外国的入侵。
张之洞的一厢情愿也是太平天国后，清廷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带来的后果。由于内外战争导致湘军等半私人武装的兴起，削弱了清末的中央权力，导致朝廷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变化。
一个前所未见的情形是满汉官员数量比例发生了颠倒。1861到1890年，清廷任命的44个总督中，有34个是汉人。同一时期朝廷任命的117个巡抚中，汉人占了104个。
其次是出身行伍的人日益掌控实权。上述34个汉人总督中，许多出身乡勇而非科举这类传统仕途，而104名汉人巡抚中，有1/4的人甚至从没有考中过进士甚至举人的功名。当朝廷的军事、经济开始为汉族大臣所掌控时，张之洞的努力可以说完全没有摸到满族统治者的心意。
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毕竟是君权思想浓厚的传统文人士大夫，内心并无夺权篡位的野心。张之洞本人并无意在新军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他甚至从不在自己的故乡招募士兵。虽然和袁世凯一样重视军事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培养任用，也和袁世凯一样关注留学归国人员的任用，但张之洞并不强调私人的效忠。当朝廷将他调离时，他也失去了对自己建立的新军的控制力。然而与张之洞不同，从建军之初，袁世凯便开始灌输绝对忠诚的治军理念，不过忠诚的对象是他自己。
西方人在参观北洋军军营时，发现军营内到处悬挂着袁世凯的头像。效忠的思想被变成各种《练兵歌》，谱以西方军乐教授给士兵传唱。因为袁世凯的士兵不像张之洞的新军那样强调读书识字，如此编成歌曲，更容易给本来就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洗脑。
不过和张之洞一样，袁世凯也一改旧军队官员吃空额、扣军饷的惯例，制定规章，所有军饷都直接发到士兵手中而不是交给统辖的军官，有时甚至亲自监督发饷。这更让士兵们意识到，袁宫保才是赏饭的人。但部队忠诚的核心是军官，这方面，袁世凯有效地在新旧体制中为下属谋求利益。
他最热衷的是把军官们送入军事学堂和国外的军校，孜孜不倦地为属下谋求各种地位，这其中还包括绿营的官职。绿营虽然早已腐朽，但有趣的是，其军官的职位却被朝廷认可。反倒是新军军官在官场没有编制和品级，自然也没有仕途上的地位。于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北洋军将领们的官衔不但有绿营和八旗，还有各种知县和候补道等五花八门的职位。这更让他们紧密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让后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与袁世凯相比，张之洞更重视军人素质的养成。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涉及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为了提高新军质量，张之洞更喜欢招纳识字的文化青年投军。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一时传统知识分子出路迷惘，许多本省和外省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张之洞的新军。西方军事观察家认为，张之洞的第八镇新军，是所有新军中士兵文化程度最高者。
南方其时也正好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区。大量新军军官都曾在日本接受军事学习，成为革命党重点争取的对象。湖北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如“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张之洞的“启智”和开明，客观上让湖北新军成为日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最先起事的革命党新军部队。
无论是张之洞被辜负的忠诚，还是袁世凯对北洋军一己之私的培植和经营，清廷其实应负最大责任。从重建新军开始，清廷的核心目的并非强国强兵，不过是试图将帝国被分散的武力收回朝廷用以防民防臣，以致同为新军，朝廷却厚此薄彼，空让忠臣白头，让能臣异心。一个国家政府内心如此阴暗叵测，在内忧外患时仍以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纵有10个张之洞又如何能改变中国现状?纵有10个袁世凯，又焉能不让其私怀反心? 袁世凯 －－－－踯躅在新旧时代间的领袖 “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残酷无情的力量，名义上是共和国元首，内心却是专制君主：他把清朝全部耀眼的旧服饰都保存下来，甚至那位派来迎接我的侍从武官荫昌将军也是满洲人。”
1913年11月7日，刚上任的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在中南海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芮恩施在日记中回忆说，民国政府和清廷一样，有讲求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接自己前往总统府的马车车身上涂有描绘着金饰的蓝珐琅，总之，一个军事独裁者继承了旧皇朝。
芮恩施描述，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身材矮胖，但面部表情丰富，粗脖子，圆脑袋，看起来精力充沛。他经常带着机警的表情，锐利地盯着每个来访的客人，却不显露敌意，能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残酷无情的力量，名义上是共和国元首，内心却是专制君主：他把清朝全部耀眼的旧服饰都保存下来，甚至那位派来迎接我的侍从武官荫昌将军也是满洲人。”
“我的反对派对我毫不讲信义，他们要推翻我的政府。”芮恩施这样记录袁世凯当时的观点，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这个国会并不好，它大部分是由缺乏经验的理论家和年轻的政客组成的，他们要干涉政府，使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立法手续……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和西方不同，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抽象的政策观念。”芮恩施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袁世凯在1912年底决定要就任民国大总统时，就把辫子剪掉了。当时他询问自己的顾问海军将领蔡廷干，当整个国家都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时，是否要在外表上也表示一下？蔡廷干表示赞同，他就叫人拿来一把大剪刀敦促他动手。“蔡将军用力一剪，就使这位晚清朝廷中最有权势的人物进入了现代——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内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芮恩施这样记录。
崛起山东
仿佛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能成为袁世凯的机遇。1899年11月，40岁的袁世凯首次得到了独当一面，出任地方大员的机会——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这片位于渤海之滨，接壤直隶京畿之地的重镇在当时10年内，已经成为清廷越发担忧的祸乱根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于欧洲强国之林的德国，亟待寻求自己“阳光下的地盘”。1897年，深受马汉海权理论影响的阿尔弗莱德·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出任德国海军大臣，从而迫使威廉二世皇帝深信，德国在远东的经济与殖民权益必须得到毫不含糊的扩张与保护——一个适当的深海不冻港口能同时成为德国海军的补给基地和贸易拓展前哨。1897年11月爆发的“巨野教案”，终于使德国有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引发了另一波列强在中国境内攫取租借地和其他权益的狂潮。
不仅如此，由于暴戾的黄河横穿而过，使得整个山东都饱受洪涝之苦。而同时，因为春季天气骤然转暖，土地水分蒸发量大，东南季风及其雨带却姗姗来迟，农民们又不得不忍受频繁的旱灾。自然灾害和饥荒，连同列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都使难民、盗匪数量激增，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同燎原烈火一般蔓延。在地方士绅与官府势力相对薄弱的鲁西，以大刀会和民间宗教结社为基础，旨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蓬勃发展。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的统计，1899年5月至12月，山东全省就发生了529起“教案”，造成413名教民与43名普通民众丧生。
袁世凯一上任，首先就要面对在山东大肆扩张的德国。凭借1898年3月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迅速在租借地强行征收，测量土地，派出地质勘探人员寻找煤、铁等可开发的矿藏，并着手铺设胶济铁路。1899年，坚信铁路与火车将破坏地气的村民与铺路工人发生了冲突，德国海军陆战队竟开枪伤人。在这样背景下上任的袁世凯，命令麾下部队“弹压”，；一边与青岛德国领事馆交涉，恳请撤回已开拔至高密的海军陆战队，一边电令武卫右军分统副将王来魁迅速布置防务。自1900年1月起，袁世凯与叶世克、德国驻华武官布德乐以及山东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在青岛开始谈判，最终签署了交涉章程7款，铁路与煤矿开发修筑章程各28款。
1899年底，英国传教士卜克斯于肥城县张家店被杀。袁世凯将主犯孟光汶处死，同案犯吴方城拟绞监候，同案犯吴经明监押两年，杖责八十，因“保护不力”的肥城县知县金猷大，县汛千总邱扶盛应被革职。然而前来山东交涉的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甘伯乐显然对此并不满足，要求将凶犯从重治罪，巡抚会同观审，将泰安府知府以及肥城平阴两县知县革职，永不叙用，以及在凶案发生地由清政府出资建立教堂等苛刻条件。袁世凯始终坚持己见，不断以“讲求约章”针锋相对，最终使甘氏“无法要求”，只能离开山东返沪。
对于义和团，手握新式军队7000人的袁世凯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方针。然而，暂时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间歇：1900年五六月间，尽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等地方大员由于担心列强借口义和团运动而公开武装干涉，数次上表要求采取强硬政策——届时已经有24艘西方列强军舰聚集在大沽口外——清廷内部仍然决定对山东、直隶两省境内声势逐渐浩大的义和团由剿转抚。最终使刚毅、赵舒翘等北京顽固派官员占据上风的事件，就是6月初，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2000联军从天津出发，试图前往北京保卫使馆时，遭遇了铁路沿线义和团民的不断袭扰，在付出274人的伤亡后最终仓皇撤回天津。6月21日，清廷针对列强发布了一个模糊的宣战诏书，并称义和团为“义民”，由军机大臣刚毅负责统带；张之洞等地方实权督抚拿出的策略则是“东南互保”，在盛宣怀的牵线下，各国驻上海领事与这些洋务派汉族官僚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身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和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李鸿章一起加入了这个对抗朝廷旨意方案的设计。袁世凯一方面婉拒了东南各督抚关于带兵进京，扫除顽固派，“清君侧”的要求，同时秉承北京中枢要求各地拳民进京“勤王”的旨意，宣布任何滞留在山东境内的义和团都将“照土匪章程惩办，如遇拒捕，格杀勿论”。并派遣军队保护教堂，护送大部分传教士至烟台和青岛的安全地带。但另一方面，袁世凯又效法1860年庚申之变中的官场前辈曾国藩，以一个“拖”字诀，巧妙地抵制了北京朝廷关于调遣其武卫右军急速驰援天津、直隶的命令。最终，率部驰援的山东登州镇总兵夏辛酉还在路上，天津已告沦陷，袁世凯遂做出一副以大局为重的姿态，命令夏部“改道北上，驰入京畿”听候荣禄调遣。当八国联军于8月攻陷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仓皇“西狩”，颠沛流离至太原时，袁世凯立即输送现银30万两，绸缎200匹，以及原本为年度中秋贡品的“恩面”（山东恩县龙须面）、风尾菜等珍馔，并慷慨地表示“此系由臣报效，不敢动支正款”，大得落难小朝廷的欢心，所谓“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称济急，索带物品尤为得用，两宫大为嘉许”。
事实是，袁世凯在这场灾难中升到了个人政治声望的新高峰：属下7000名新军士兵毫无折损，他对义和团的铁腕镇压赢得了山东本地和外埠避难士绅官员的交口称赞，列强也对袁世凯的处置颇为赞许。很快，远在西安的朝廷就对这种政绩做出了报偿：1901年11月，袁氏受命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属下共有超过200名文武官员得以升迁。正如《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的作者拉尔夫·鲍威尔所说：“义和团叛乱和德国人对山东的侵略，使得袁世凯获得了增加他军事和政治势力的责任和机会，这一力量的成长，又成为他和整个北洋集团获取晚清中枢权力的重要一步。”
雄踞北洋
1901年11月，袁世凯正式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义和团“庚子拳变”和随后的联军入侵几乎彻底毁坏了天津这个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尽管如此，袁世凯仍然雄心勃勃地在近乎废墟的天津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改革，并坚信这将成为自己的下一笔重大政治资本：就在10个月前，尚在匆忙“西狩”流亡途中的慈禧，终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4天后，敏感的袁世凯就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修号令”、“崇实学”、“开民智”、“重游历”、“裕度支”、“修武备”等10条建议，而天津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袁氏的试验场。
复兴天津的第一步，就是稳定币制，清理金融并复兴商业。上任伊始的袁世凯立刻委派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择其新址位于河北大悲院故址，机器则紧急调运东局子造币厂残余设备，由支应局借款13.5万两，召集机匠“日夜鼓铸”，前后只用72天即宣布投入运营，至年底共铸造铜元150万枚，同时饬令天津官衙严禁制钱铜元流散出境，以及打击民间私铸。次年8月，袁世凯按山东商务局成例，设立天津商务局，次年5月又饬令设立天津商务公所，作为联络商情振兴工商业的枢纽机构。
1903年，因国际银价波动，北京政府又无足够现银储备供应，天津遭遇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天津现银奇缺，袁世凯设立了天津官银号，贷发官银70万两，投放铜元数百万枚，并用40家钱庄联合开出银钱票，缓解了这场危机。《大公报》1904年11月12日亦发表社论，称赞“此等办法真乃得保商之道，为从来官府所未有者，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然而袁氏眼光并不止于临渴挖井，他向清廷上奏，痛陈设立现代银行之必要。于是，1904年底，天津设立户部银行，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代行国库功能，后于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袁氏同时又奖掖成立私人银行，力招当地得力绅商入股，他认为，天津的金融危机“非得本地富绅招集股本，辅以官款开设银行”才能“取信于人”。按照袁氏的筹划，天津银行的资本100万两，一半由天津银号提供，另一半由自己推荐的总董杨俊元等招集天津绅商合力凑集。
在复兴商业的同时，教育与农业也被袁氏所看重。1902年5月，保定将省城书院改为直隶大学堂，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1903年4月，袁氏顶住各方压力，恢复了戊戌变法期间设立，后被勒令关闭的天津大学堂，并改为北洋大学堂，委派曾于日欧考察游学的教育家严修出任直省学校司督办。袁氏发展教育的成果是，3年后，直隶省内已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学堂21所，优等师范学堂一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40所……见册报者入学人数80652人。光绪三十四年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直隶小学堂8809所，学生197832人，而当时素以文教科举著称的江苏省，也只不过拥有1667所小学堂，学生53391人。1902年，袁世凯亲自下令在保定设立农务局，以道员黄璟为总办，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为顾问，在城西设立农事试验场一所，将小站营田400余顷划归其经理以进行农业试验，并开办附设农务学堂。在随后成立的农务总局的倡导下，日本桑秧、美国长绒棉等舶来先进农业产品首先在直隶地区得以推广种植。
为了妥善将天津建设成北洋集团遥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营，大规模的市政现代化建设也在袁世凯任内迅速展开：1903～1905年，袁世凯责令天津地方政府进行了近代第一次人口普查，并从关内外铁路借款余存项下拨出3.3万英镑于海河北建设天津北站；以北站建成为起点，天津旧有道路系统也在他主持下得以彻底改造：一条全新的大道“大经路”从北站伸延至直隶总督行辕，再以此为中心，依次修筑了南北向的二、三、四经路，以及东西向的天、地、元、黄纬4条道路，由此组成了津门全新的商业贸易中心“河北新区”。袁氏本人当时曾说：“自督辕后至新火车站马路两帮，均添盖洋房，以便租与商人，因津埠铁路将通，商务必盛，近日各国租界经营不遗余力，若不早为抵制，将来商务必为租界垄断。”对于老城区街道，袁世凯主持设立的工程局甫一办公，就着手进行现代化改造，“城内十字大街一律改筑碎石马路，其道旁明沟用三合土培筑后覆以砌砖”。河北大胡同处原有旧房、窝铺等600多间在1905年7月一个月内被修整改造完毕，马路改宽，所有私建自盖房屋，概行退出1丈5尺，拆迁净尽。1904年在唐绍仪具体负责下，海河修浚工程完工。
在派驻国外游历，执行外交使命的各级部署影响下，袁世凯逐渐对西方现代化工业都市艳羡不已，曾公开在奏折中表示：“欧美各国通都大邑，电气各车纵横驰骋，故能荟萃商旅，百货骈臻，电灯照耀，通昼不熄。”1905年初，在他授意下，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洋务局道员蔡绍基开始与比利时世昌洋行商人合作，开始创办天津有轨电车的谈判，最终签订了《天津电灯车路公司合同》，责成世昌洋行全权承办天津道路照明、电车运营业务，50年后，全部资产由中国政府收回。电车线路以城内鼓楼为中心，分为4条，旧有城区四隅都能方便通达。
迅速步入国际近代都市行列的天津，势必要配以相应的治安管理措施。早在1902年5月，袁世凯就在张骞等人建议下，于保定创立巡警局，令赵秉钧为总办，选练巡兵500人，作为警察之用，下设5个分局，又建立警务学堂，聘请日本警官为教习。当时天津仍处于八国联军占领下，袁世凯在同联军谈判收回天津时，就已经预先筹备整饬天津政务与公用事业管理。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周围20华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袁世凯只能考虑以警代军，他秘斥所部营队3000人，授以管理各法，编成了10个巡警局，于1902年7月暂驻保定待命。天津接管事宜商讨完毕，袁部新练巡警即火速开进津门，维持秩序。1905年，袁世凯将巡警制度推行至天津四乡村镇，并起草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章程规定，值班巡警不许与人闲谈，只许挺身往来梭巡，不许携伞持扇、吸食纸烟。身为总办的赵秉钧经常亲自午夜于天津街头查岗。这种治安管理成果，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中感叹：“不二年津埠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贼者，西人亦为之叹服。”1905年9月，袁世凯借调查吴樾谋刺出洋考察“五大臣案件”，将警察势力范围从直隶扩展至北京，赵秉钧、杨以德率领新式巡警1500人进京，协助破案，加强治安，并成立巡警部，由徐世昌任尚书，制定全国统一巡警章程。在紧握这支新兴执法力量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布下了刺探京畿舆情，以及社会民意，政敌动向的眼线。
扩军、洋务、招商，种种新政如果没有雄厚资本支持，则只是水中之月，深谙此道的袁世凯在坐镇津门后，即刻开始着手为北洋集团开辟新财源。1902年，袁世凯被任命为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后，依照《辛丑条约》，从列强手中接收关内外铁路系统。在艰苦的折冲樽俎后，清廷基本完整地从联军手中索回了机车、车皮，以及沿线车站、道班、电线、工厂等附属设施，还艰难地争取到了自定客运、货运价权、招标购料以及账目独立核算权。逐渐，袁世凯开始将这项李鸿章淮系集团创办，本意在于支持军工防务体系的“官办”后勤事业，改组为20世纪初中国北方贸易运输的干线，以及清政府一项全新的财政来源。首任铁路总办为留美学生梁如浩，总工程师为英国人金达，还从“关内外铁路余利”一项中拨出经费，从北洋大学堂中选派留学生前往英美等西方铁路大国学习铁路技术管理，不过几年间，关内外铁路每年纯利润即达白银700万两，是直隶地丁田赋的3倍。其中每年报效北京朝廷200万两，150万两为北洋军需，其余在修筑京张铁路、归还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利息后，仍颇有盈余，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军政临时开支以及扩充势力打点各方之用。
1905年下半叶，袁世凯在晚清朝廷中的地位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他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重兵北洋六镇，其控制力自直隶延展至东三省，门生旧属遍布朝廷南外。原有的“小站班底”已经不能满足他觊觎更大权力的需要：接收恩师李鸿章的淮系旧人，壮大势力人脉，必然顺理成章。袁氏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首先笼络了恩师李鸿章的得力幕僚杨士骧、杨士琦兄弟。前者出任直隶按察使，献策袁世凯坐镇天津，操控北洋，遥制朝政。后者曾任关内外铁路总办，投靠袁后出任洋务总文案，以后驻沪总理招商局并参赞电政，随后出任商部左丞、右丞。此外，转投袁世凯麾下的淮系人才还包括长期管理北洋银钱所与开平武备学堂，被袁氏称为“才识恢闳，志趣正大”，民国时代出任外交总长与代理国务总理的直隶候补道孙宝琦，曾担任李鸿章幕内总文案的于式枚，以及担任淮军前敌营务处同代巡捕三营，“智略兼优，长于缉捕”，后担任巡警部右侍郎的赵秉钧。借助他们丰富的行政经验，仕途人脉，袁氏得以步步接近北京权力中枢。同样，在甲午战争后，一度被各派势力轻视的北洋海军旧部，也进入了袁氏的笼络范围，包括北洋海军补用总兵叶祖珪、北洋海军前三品衔补用守备程璧光、海天舰管带刘冠雄等，后来一一成为袁世凯集团掌控清政府乃至民国海军的得力干将。
推手立宪
1905年5月2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的天平骤然向小岛国日本倾斜，从而无意间为已经如火如荼的晚清立宪运动再增一分紧迫。正如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说：“这是一次日本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获取辉煌胜利后产生的戏剧性变化，对许多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来说，立宪体制的东瀛小国居然能战胜一个西方的专制大国，这是立宪体制优越性的最好证明。”
1905年6月初，在张謇等国内立宪派的推动下，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北京，敦请推行立宪政体。同月，袁氏又奏请清廷核准派遣朝廷大员出洋，考察各国宪法，以求资鉴变通实行。次年8月25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与袁世凯会衔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然而由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截然不同，“立宪”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慈禧本人将立宪看做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其自身权力的工具；满族亲贵把它看做是重新实行集权和将汉族官僚排挤出权力核心的机会；而地方实权督抚和士绅知识分子则把它看做一条参与中央政治决策的新途径。1906年初，清廷宣布着手中央官制改革，以为宪政铺垫，史称“丙午改制”：在坐镇北洋的袁世凯看来，尽管风险巨大，但这完全是一次扩充自己和北洋集团权力，从而彻底操控朝政的天赐良机。在9月2日发布的上谕中，负责官制改革的编制大臣行列中只有袁氏一名封疆大吏，其余如张之洞、端方、岑春煊等只能“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商议”。他的政敌盛宣怀则在当时的日记中深刻表露出对于袁世凯进京的忧虑：“当七月初前，京津密使往来频繁，本初（指代袁世凯）向来大权独揽，所发莫不中的，今立宪二字，上既摇动，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
确实，在“编纂官制馆”中，出身北洋集团袁世凯麾下的新型洋务官僚人数极多，庆王奕劻一向是袁氏在朝中的奥援，徐世昌是袁的老部下，端方、那桐也与其交往频密。而在办事员中，更是北洋系的天下：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章宗详、陆宗舆为起草委员……在这种形式下，袁世凯当然是全力出击，时人说他“气概如虹”、“主张最多”，且“全案皆由其一手起草”。9月，庆王奕劻将新官制草案进呈慈禧，其中行政部分提出设立责任内阁：“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入则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则成。”完全按照袁氏之构想拟就，他甚至已经定好了首任内阁名单，庆王为内阁总理大臣，副总理则由清流军机大臣瞿鸿机和自己担任，可以想见，对新式政务以及对外交涉几乎无能为力的瞿氏以及见地平庸、唯袁氏马首是瞻的奕劻，在内阁中只能坐视袁氏纵横阖捭。对此，与庆王交恶的瞿氏当然不肯坐以待毙，于是联合对袁氏等汉族地方督抚极为排斥的少壮亲贵铁良，展开了一系列反击：首先派出以御史刘汝骥为首的言官，参劾袁氏以及庆王，将其比作鳌拜、隆科多、明珠、年羹尧“四凶”，称其把持朝政，图谋不轨。然后再以袁世凯提议遣散宦官为由头，取得内廷李莲英的支持。最后，将袁氏在少壮满族亲贵中的得力助手端方调出北京，出其为两江总督。在各方压力下，慈禧也逐渐恐惧袁世凯把持朝政，尾大不掉，开始对其抬出的新官制深感不满。根据盛宣怀得力幕僚陶湘日记记载，一日袁世凯入宫参见，慈禧问袁氏：“官制何以久未定稿？”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未料想慈禧冷冷地来了一句：“那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么？”猜忌之心，已溢于言表。
终于，在11月6日，内廷奏折批下，结果大出奕劻、袁氏意料：慈禧称军机处“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所以“毋庸更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旧执行”。对于这项丙午官制改革的最后结果，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评价是，清廷唯一肯做出的改变就是，将传统的六部扩大为11个具有一些现代化功能的部门，在立宪政体表象背后做出了一次倒退的机构重整，汉族人在高层机关中占据了不到1/3的职位。在接下来的1907年，“丁未政潮”又使袁世凯失去了更多的权柄——他和张之洞都被北京朝廷调回京师担任军机大臣，“虽然这个职位因能对皇帝本人提供直接的政治咨询服务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再也不能直接统领军队。这两个统率中华帝国最强大军队的人，就这样被明升暗降地剥夺了权力”。其后，新成立的陆军部立刻将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北洋军六镇中的四镇划归到自己直接指挥之下。在光绪皇帝逝世后的第二年，朝廷中枢下诏，宣布皇帝本人是海陆军最高统帅，摄政王醇亲王载沣的皇弟载勋和载涛分别于1910年、1911年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军咨使。
然而，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袁氏因在丙午官制改革中的受挫，逐渐被张謇、郑孝胥等江浙立宪派士绅视为潜在盟友和未来领袖，甚至梁启超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迫寓居海外的立宪派也开始与他建立联系。1906年，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将“保皇会”改组为帝国立宪公会，就得到了袁世凯、端方的暗中财政赞助。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曾将中国精英按照其权力和社会影响度划分为国家、省级，与地方精英三类，最后一类缺乏前两个层次强有力的关系网和跨地区影响力，但能在乡土社会和村镇上行使权力，为地方官员分担行政管理责任，并在乡民和官府之间充当调解人。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参与行政的正式法定权力。虽然士绅整体观念保守，抵制任何可能危及其地位和财富的社会变革，但20世纪最初10年间清政府被时局所迫施行的急速近代化改革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毋庸讳言，正是这个位于晚清地方性社会中坚政治力量的全体的倒向，奠定了晚清乃至民国初年政治格局中“袁进”而“孙退”的趋势。
接下来是处于暮年的清帝国是随波逐流，任凭病毒吞噬其肌体的两年，1908年11月14日，在不到24小时内，74岁的慈禧太后和37岁的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它标志着清廷中央权力结构的骤然断裂。这种危局随着刘坤一、张之洞等传统洋务派地方督抚，以及荣禄等传统一批充当前者与朝廷中枢之间链接纽带的满族官僚的去世，更为加速。“以醇亲王载沣为首的一批少壮亲贵，只能以更加狭隘和短视的手段来维持这座有历史悠久，却日渐坍塌的大厦。”李约翰这样写道。在朝野上下，稍有一些政治敏感性的中下级官僚都预见到了王朝的命运。1909年设立的省级立宪机构——咨议局成了立宪派士绅的天下，他们对于清廷的不满在1911年5月8日达到了顶点——第一届责任内阁12名阁员中，满洲贵族达到9人，其中皇族7人，由此导致来自16省的40名立宪代表于一个月后聚集北京，成立了宪友会与辛亥俱乐部，要求掌握地方财政等一系列政治性权利。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袁世凯越发显得不可替代，他就越被满族亲贵所切齿痛恨。1909年1月2日，这位晚清第一重臣被骤然开缺回籍，理由是“足疾”。袁世凯刚刚接到自己的免职诏书，就匆匆离开了杀机四伏的紫禁城，直接驱车来到了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最后退隐到了位于河南彰德（安阳）北门外洹上村的豪华庄园养寿园里，像“一个中国传统大家族族长”一样过起了儿女绕膝的田园隐居生活。
与中国历史上许多以隐居姿态韬光养晦“以待其时”的政治家一样，袁世凯坚信自己隐退后，巨大的权力真空无法填补。况且他的部属已经控制了清廷大部分重要职位：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与军机大臣；段祺瑞担任陆军第六镇统制，江北提督；冯国璋为军令部正使，新军统制；唐绍仪出掌奉天巡抚；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每天，位于养寿园内的电报房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机关的电文，朝野上下元老政要的造访更是络绎不绝，袁氏只是在等待一个让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正如他在一首题为《自题渔舟写真》中所吟咏的那样：“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革命与窃国
1911年10月11日，正是袁世凯的53岁生日，属下文武如赵秉钧、段芝贵、王锡彤、杨度等人齐聚洹上村“养寿园”，当武昌“有乱事”的急电送至时，宴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场如何操控时局的议事。虽然在许多细节处理上众说纷纭，但赵、段、杨等人却在一点上毫无分歧：即袁世凯本人肯定会被朝廷即刻重新委以重任。果然，仅两天后，便传来了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的消息。然而这份差使完全不能满足袁氏心中期待的价码：清廷期待他承担的任务仅仅是在陆军大臣荫昌手下“会办军务”。就在诏书发布的同一天，清廷命令荫昌亲率由北洋第二、四、六镇各一部组建的第一军南下，军咨使冯国璋率第二军为策应，海军统制萨镇冰督率巡洋、长江两舰队急调武汉。但是，曾担任清政府军咨厅第二厅与第四厅厅长、北洋陆军第二镇管带的冯耿光曾回忆，北洋六镇不听指挥，新军其他部队纷纷或溃散，或反正。
这种“朝廷一日不可无公”的紧急局面，袁世凯自然清楚得很，所以他在拜折应诏的同时，也向朝廷开出了8项条件，要求军事全权，足兵足饷。他一面与北洋旧部暗通消息，幕后指挥前线军事，一面以“足疾未愈”为借口，拖延行动。袁世凯向前来请示的冯国璋授以六字机宜“慢慢走，等着瞧”。他不出山，北洋军在前线作战也就不力：与革命军在汉口稍一接触，就退居孝感、滠口一线按兵不动，摄政王载沣知道这是袁世凯借机要挟，但也束手无策，只得在20日派徐世昌微服至彰德再访袁氏，恳请其尽快出山。袁世凯这才不慌不忙亮出底牌，提出明年开国会，由自己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以及委以指挥，编制海陆军全权等六大要求，朝廷无可奈何地于27日连发4道上谕，任命其为钦差大臣，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并从内帑拨银100万两充当军费。当日，在袁的授意下，湖北前线的新任第一军军长冯国璋下达总攻击令，连克汉口外围重镇刘家庙、大智门；11月2日，迫使革命军退出汉口。
11天后，卷土重来的袁世凯乘坐专列抵达北京，美国公使馆汉务参赞丁家立博士在他的官邸向其转交了一封来自南方革命党人代表伍廷芳发自上海的书信。信中明确表示，如果清帝退位，革命党人将保证其人身安全并优给岁俸。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评论的那样：“从11月8日开始，鉴于其在中国政局中的不可替代性，聚集武汉的革命党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问题已经不在于他是否出任未来的大总统，而是是否能接受条件，上任后尊重共和制并迫使满清皇帝退位。”这种清廷、革命派争相博弈出价的混乱态势，正是袁世凯所需要的。11月15日，在袁氏授意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与杨度在北京组织“国事共济会”，提倡与湖北革命军议和。观察力犀利的莫理循一针见血地提出：“袁世凯的兴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创建共和政权，这个善于权谋的布鲁图斯只有一个目的：由他做中国的统治者。”
11月27日，汉阳落入北洋军之手，两军隔长江对峙。袁世凯再次命令属下按兵不动，向北京拍发电报，声称“陆军出发仅万余人，除拨守后路及伤亡外，应急仅万人，就此兵力，谋攻汉阳，而顾此失彼，亦多涉险”。同时要求在京满族亲贵“毁家纾难”筹措军饷，否则战事无法维持”。
至此，传统史学家对于袁氏所作所为之评价一概负面，称其无疑莽、操之流，一面尊养时晦，一面伺机逼宫夺权，左右逢源。然而崔瑞德指出，袁世凯本身的地位并没有想象中的稳固，10月底，北洋新编第二十镇陆军在滦州起事兵谏，通电要求共和；第六镇吴禄贞部又在石家庄通电要求清政府停战并大赦革命党人，旋即山西宣布独立。袁世凯所倚重的南方立宪派绅士也迅速地背离了君主制，要求南北和谈：江苏省咨议局局长张謇在11月就向其建议，君主立宪制只适合日本那样的小国，而不适合情况复杂、人口众多，且满清朝廷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比这些更令袁氏棘手的是列强的态度：“由于努力支付外债和赔款而陷入长期困窘，中国实际上已经一贫如洗，如果没有列强政府的公开支持，几乎不可能筹措到巨额借款以维持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向列强抵押那些稍有信誉的资产。”英国公使朱尔典虽然率先对袁氏表示支持，但列强始终保持中立。12月10日，袁世凯派遣唐绍仪南下上海与南方革命军选派的代表伍廷芳议和。然而就在1912年元旦，孙中山抵达上海，以17票中的16票当选为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生怕被孙氏彻底夺去开国总统头衔的袁氏急忙于１月3日发出通电，称如果他本人能够出任大总统，将亲自劝说清帝逊位。
仿佛是加剧南北双方的彼此猜忌，破坏脆弱而来之不易的和谈结果，1月16日，袁世凯在北京遭刺杀未遂。事后查明，刺客乃是北方同盟会成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等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与南京临时政府有任何直接联系，但已经让北京的袁氏和全国立宪党人对革命党人芥蒂益深。2月13日，清帝正式退位，同日，由袁世凯接任了大总统。
险滩逆流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一切仿佛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以至于对于它们的任何精确记录都令人昏昏欲睡。”辛博森在评价辛亥革命前后数年的中国历史时这样说，“一瞬间，4亿人民被置于群龙无首的境地，突然被告之，一种人人如邻居一样友善的全新制度降临了。”
然而，民众的乐观情绪却在短短几个月后消失殆尽。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法在使清王朝骤然解体的同时迅速组织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政治结构。民国新政府首先继承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张謇以两淮盐税作保，从各路商会筹措了14万两白银以供应，遣散在革命中急剧扩充并盘踞南京周边的各省军队，但他拒绝担任财政总长一职，缘由在于算出全国赤字已经达到8000万元之巨，即便有关税、盐税以及国营铁路等财源，亦不敷使用。根据费维恺在《中华民国的经济趋势》中的统计，民国初期10年内，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相加，只占GDP的3%～6%，清代传统收入中最大宗之田赋被地方截流，从而导致中央政府收入的80%左右取之于仅占国民收入10%～15%的关税、盐税、统税等杂色收入，更为糟糕的是，这些收入的大部分必须用于偿还外债、赔款与军事开支，此三项在北洋政府一代占据岁出的80%以上。最终，民国政府不得不借助陆徵祥等从晚清时代就与列强折冲樽俎的职业洋务官僚，向其商借贷款：1913年4月26日，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和袁世凯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21款和附件6号。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5厘，按84％实交，47年偿清。
不仅如此，袁世凯很快就发现，按照法国制度设计的临时约法规定下的责任内阁与国会，使他束手束脚，无法像以往那样充分地动用权力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无论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抑或达成自己的私欲。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在《政府公报》中对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1913年12月，袁世凯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而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崛起，曾为辛亥革命助推器的地方自治主义，现在也变成了北京政府贯彻其政策的阻力：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世凯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1913年1月，袁氏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政府的组织章程，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根据费维凯的统计，民国元年至第二年12月，全国各省应缴税收额度为3250万元，然而实际缴纳数字不过280万元。
从今天历史大尺度来看，这些清末宪政与地方自治运动中起家的传统职业官僚政治家，对于完全舶来的代议制政治参与体系，自然是南辕北辙。塞缪尔·亨廷顿争辩说，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参与制度既能够不断地逐渐吸纳新兴团体，并且能提供一种有秩序的参与方式，然而民初的中国，则距离此目标相去甚远：根据台湾地区近代史专家张玉法《民国初年政党》中的统计，第一届民国国会选举时，全国境内竟有大小党派600多个，然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总额不过841人，被时人戏称为“八百罗汉”，于是各种稍孚资望的地方名流与辛亥革命元勋，分别为这些实为地方派系俱乐部的“政党”竞相拉拢。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身兼七党党员，副总统黎元洪与财政部长熊希龄分别身兼八党、九党党员身份，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选民人数不足2000万，只占当时人口的5%左右，大部分缺乏参政热情，而轻易为各种贿赂收买。所以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不客气地论断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领导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然而军阀本身也并非是中国政治海洋中突然出现的火山：从晚清开始，军队就成为地方士绅跻身政治精英与社会高层的全新孔道：较之学制漫长，前途不明的西式专科学校，陆军小学堂只要花上几年就能成为低级官佐并拥有晋升的可能性。和耽于享乐、墨守成规的旧式军人不同，他们把自己的职业看做是抵抗西方侵略，促进国家整体观念和公共意识的工具，并把各种想象中的救国主张和个人抱负、利益结合起来。在这种形式下，各省在辛亥革命中参与推翻清廷的军人，顺理成章地摇身一变，成为地域性军阀，彼此武力相向。民国元年初，就有南京临时政府拥立的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与山东巡抚张广建公开宣战，战火蔓延至登州、黄县，后袁氏不得不将两人一起开缺，改命北洋嫡系周自齐担任山东都督。同样，贵州又有唐继尧、杨荩诚之争，安徽有孙毓筠、黎宗岳之争，既杂合了晚清新编滇军、黔军之派系芥蒂，又有立宪派与激进革命党之间的门户之见。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袁世凯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分裂与扰乱所表现出的不安与不满，不久就变得明显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说。在袁世凯看来，现代化和民国只能等同于一个富于效率的中央政府和某种军事上的统一，并且不能骤然背离中国传统。“中华民国是个非常幼小的婴儿，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者服用一些西医开的烈性药物。”袁世凯这样对芮恩施说。就在后者来京赴任前几个月，《宪法新闻》刊出了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之引荐，前往北京政府担任宪法顾问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撰写的《古德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位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断然宣称，普选制似非大如中国者所适宜采用，所以国会间接选举总统“不但合于中国现势，其法实足使国会有监督政府之权”。在古德诺看来，这一草案对于大总统之地位，“系兼采法美两国之制，总统任期稍长，大总统拥有行政权，由国会选举而非普选，任期为六年，有提议法案之权等”。这种临时性设计实在是为处于混乱、亟待实现行政制度化的中华民国着想。然而，很多人都承认，这是两年后“洪宪帝制”出现的第一声含糊预告，袁世凯本人似乎也没有料到，中华民国和自己虽然在共和民主制的狭湾浅滩上历险无数，但贸然逆流回头所带来的灾难，却来得更为迅速、严厉。 三联生活周刊 11年第3期
袁世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人际与权谋
1908年6月，离袁世凯被清廷开缺回籍还有半年左右时间。美国《纽约时报》派遣的作者托马斯·F.米拉德在袁世凯那间欧洲风格装饰的官邸内见到了袁世凯。在1908年6月14日该报刊登的米拉德关于袁世凯的报道中，他总结说：“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的结论，袁是“四万万芸芸众生中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新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几年后，袁世凯确实迎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但他很快毁掉了这个国家与他自己。开缺回籍
走过洹水上方的安阳桥，往南再走几十米就是昔日袁世凯1909到1911年期间韬光养晦的洹上村了。不过这个地名已经被彻底掩埋在尘埃中，即使在这附近住了50多年的老人，也不能说出准确的洹上村位置。
在安阳师范学院许博士的带领下，才明确一片荒凉无人迹的苗圃就是昔日洹上村的所在。树丛中，躺着两块废弃的假山石，让人生出一点幻想，是否当年旧物？不过看管的园林工人很快说，这是前两年搬来的。洹上村目前唯一的遗迹，就是现藏在袁世凯墓地“袁林”中的一块界石，“洹上村”三个大字在石上清晰可见。
不过，袁世凯死后之哀荣变幻，相比其生前巨变的际遇，也未见更出奇。1901年，袁世凯入觐，当时军机章京高树在其《金峦琐记》中描述：项城在颐和园入觐，卫士如虎似熊，有恒温入觐之概。项城卫士驱逐行人，行道者摇首曰：太凶猛，有一魁梧内监高声嚷于道曰：难道袁某非海外天子焉。
1908年9月，迁居北京的袁世凯庆贺自己的五十大寿。当时《泰晤士报》的记者观察：前院和内院，走廊以及宽敞的袁府的各个客厅全都密密麻麻站满了官员，北京权贵无一不在。估计有1000人。很值得把这个场面用特电拍给《泰晤士报》。
昔日的袁府至今尚存，为王府井附近的锡拉胡同19号，保存完好，现在改成了一座幼儿园，不可入内，只能从几进的规模里想象当年风光。《泰晤士报》的记者当年在袁世凯庆贺五十大寿时曾见到，胡同通往东华门的那条大街上挤满了马车，军警沿途站岗，皇太后、皇帝的礼品正通过黄色肩舆运来。
当时不少亲王达官为了和袁世凯套近关系，选择了尚书那桐任袁世凯五十大寿时堂会的“戏提调”。那桐想请伶界大王谭鑫培唱双出，由于谭名声太大，于是亲到谭家，提出希望。谭鑫培对那桐说：你要给我请个安，我就唱双出。当时为尚书身份的那桐等他话一出口，安已经请了下去。谭鑫培连忙说自己是玩笑话。与袁世凯同为尚书的那桐为袁祝寿而肯向谭鑫培卑躬，可见袁世凯当年威风。
风光的五十大寿后袁世凯转瞬就被御史江春霖参了一本，斥责他广收财物，纳贿弄权。老太后虽然留中奏折没发，可是在召见时，也训斥了袁世凯一下。袁世凯在给他夫人于氏的家书里面写道：“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更大的惊恐来自于两宫去世后，民间广泛流传光绪皇帝去世的时候，留下遗诏，真相无法考证，这种传言大半来自于海外的梁启超的讨伐檄文，不过光绪之弟载沣确实渴望收回袁世凯手中之权力，甚至在满清权贵的鼓动下要处死袁世凯。要不是张之洞等重臣反复陈说为了朝廷计，不能轻易下手的话，载沣很可能就会下手。
就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先是逃往天津租界，在接到弈劻等权臣力保其无事的信息后，才回到北京，接受“养疴”谕旨。1909年1月6日，从北京坐火车去彰德，当时送行者只有严修和杨度等寥寥几人，表面上很凄凉。不过，根据广州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的研究，真实的送别场面，只是在大庭广众下无法表现出来而已，身份高的重臣不便于在车站送行，早就在前几日去袁世凯家中作别。张之洞就是其中之一。
甲午战争以来，清廷驱逐的枢机汉臣，只有翁同龢与袁世凯。翁走的时候确实孤立无助，无人问津，只有走到天津小站，袁世凯送上厚礼，才让他感觉到了一点凄凉的满足。可是袁世凯在危难之际，既有重臣扶持，回到原籍后，更是门庭若市，说明大家都判断，袁世凯虽然遭遣，但是他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隐居洹上村
一年之后，从北京回到河南原籍后，袁世凯一开始还在选择地方居住，先到了河南卫辉府的一处宅院。和在朝廷中受到的支持一样，他在穷乡僻壤也受到拥戴。曾任广西知府的王祖同带领四方士绅拜谒袁世凯，还率领地方势力维护袁世凯的安全，并且杜绝报馆记者来采访。
王祖同这一举动，可谓在袁世凯失势时“浇冷灶”，他也在几年后收到了回报：民国后，袁世凯立刻把他任命为河南布政史，后来又任内务司长，袁世凯虽然口头上拒绝为亲朋好友谋取职位，可是他一向是善于施恩的。
在选定彰德府的宅第之前，袁世凯还在辉县的百泉居住过，可是始终没有选择回到原籍项城居住。这一是由于袁世凯这支早年就随嗣父袁保庆的官职调动而寄居各地，包括山东、江苏等地，一直未回祖居，自他投奔庆军后，更是除了嗣母、生母的葬礼外，一直和项城断绝了联系。
事实上，还有另一件事使得袁世凯拒绝回到项城。根据《河北省文史资料》中李相宾的回忆，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请假回项城埋葬他的生母刘氏，当时轰动远近。刘氏是其父的庶妻，当时袁世凯想让母亲安葬在项城袁寨的祖坟正穴上，可是其兄长袁世敦坚决反对，认定那里只有嫡妻才能安葬。至今袁氏家族的人还传说，当年兄长世敦在葬礼期间穿红衣，不参加殡仪，袁世凯只能将母亲另选在红土洼安葬。他请了风水先生，买了120多亩土地安葬母亲。兄弟也因此反目，袁世凯发誓不回项城。
按清制度，官员回籍不一定要回本县老家，只要回省即可。习惯了居住舒适的袁世凯挑选了几个地方后，选择了交通便利、有山有水的彰德。他的亲家何炳莹在这里兴办实业，开设工厂，也买了地建房居住，看袁世凯正在找地居住，便赠送了这块地给他。这就是洹上村的地界由来。
在“袁林”的展览中，还有几张当年“洹上村”的照片，里面建筑很多，其中“养寿园”和“谦益堂”等照片最多，“养寿”和“谦益”都是当年慈禧太后高兴时候赏给袁世凯的条幅，现在拿出来命名，可以表明不忘当年太后的恩典。
根据一些记载，“洹上村”名为村，却只是袁世凯一家的宅第所在，面积约300亩，全部封闭，内院是很多宛如棋盘状的四方形建筑，与传统的四合院完全不同，每处建筑为5间，均为落地门窗，还装有自来水，中西合璧，别具特色。花园的面积也很大，有珍禽馆和鹿房，中间还有椭圆形的大水池，袁世凯那幅传说中有政治寓意的垂钓图，就是在这个水池中拍摄的。当地人也知道袁家有个大鱼池。依围墙西北角还建有一排营房，住着袁世凯的卫队。
1927年，冯玉祥抄袁家，首先给了洹上村巨大打击。所抄物件后来有部分保存在河南省博物馆。但更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日军在附近修建机场。解放战争期间，袁宅被彻底毁为平地，在中原大地上，这片独特的宅邸只有几十年寿命而已。
不过在1909到1911年，这里却是朝廷之外的另一处政治中心。袁世凯51岁生日时，本来想闭门躲寿，可是京汉道上，车水马龙，往来送礼和致礼的人流不断。一年所隔，虽已为遭遣罪臣，可是仍风光无限，尤其是北洋六镇的将领也全部到贺。袁世凯还有几分避祸态度，到了正日仍然闭门不出，最后是辈分较高的张勋不待通报，带领各位将领硬闯上房，袁世凯才出来接受大家的祝贺。事实上，北洋将帅多年已经和袁世凯形成了忠心耿耿的上下级关系，也正是他们的拥戴，才使载沣不敢对袁痛下杀手。
不过袁世凯确实在表面上做到了韬光养晦。他在洹上村写了很多山水诗，还写了专门教育子弟的《袁氏家塾训言》，不过不再是教育他们学习之乎者也，而是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他还办了留学预备班，家里的女孩子也要上学，著名词人吕碧城也曾经担任过他家的家教。
不过，山水诗和那张著名的被刊登在上海《东方杂志》上的渔翁装扮的照片只是起混淆外界耳目之用，袁世凯不甘于久居山野，他的一首诗现在还在“袁林”展出：“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特别能展现他的野心和抱负。
袁世凯尽量做到不与官员主动往来，他很明白如何不授人以柄。不过，各种迹象还是表明，他仍然是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铁路大臣梁士诒为他安排了紧急备用专列，随时可用；北洋旧部升迁或变更职位，都是第一时间向他汇报；他还兴办各种实业，例如在京城兴办自来水公司，虽在彰德，但是股份全系其募集，北京城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自来水设施的基础都是他在这时候打下的。而京张铁路修好后，詹天佑还专门寄来所有工程照片。原来袁世凯任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时，詹天佑从美国回来后，被他任命为修建中国筹款自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当时袁家专门设立有电报房，袁世凯每天会收到来自各地的电报，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来处理公务。他向各方面伸出触角，等待再起时机。
师友之间
《纽约时报》的记者观察到，袁世凯小心谨慎，甚至会随身带着胶鞋，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危险，这个习惯是他自直隶总督任上传下来的。尽管性格中小心因素强烈，可是，在利欲熏心的时候，袁世凯并没有贯彻谨慎到底的决心，比如对待早年提携他的李鸿章，就是因为晚年的一次不小心谈话，败坏了他在李鸿章心目中的全盘印象。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袁世凯虽然没有背叛他，却投靠了他的敌人翁同龢、荣禄。这也是实用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一是可以谋求他在小站练兵的位置的一帆风顺，二是保证自己今后仕途之有靠。他在这种情况下，劝说李鸿章让出协办大学士的位置，暂归林下，为的是让翁同龢有机会补入。但当时就受到李的呵斥：止，止，你来为翁做说客吗？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袁世凯走后，李鸿章立刻对周围人说，袁世凯是个真小人。至死，他也没有原谅早年很欣赏的袁世凯，一直以嘲笑的态度来对待他。去世前，也没有像后人传说的那样，推举袁继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可是，这不妨碍袁世凯是李鸿章的遗产继承人。早年，在朝鲜的甲申事变中表现突出的袁世凯被李鸿章所发现，他不仅表现了勇猛和胆识，还表现了超越一般人的冷酷。当时有很多受伤士兵，袁世凯拒绝了赶来救助的红十字会，说不用麻烦医生了，因为“他们虽然能让人恢复如初，却不能让士兵恢复如初”。当时舆论称，面对一个如此冷酷而又如此城府深的人，你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为了向李鸿章报告军情，他甚至还跑死了自己的一匹马，以至于李鸿章上奏说他足智多谋，足可以胜任。李鸿章可以说是他仕途上的第一个领路人，他的不少做法，与李鸿章极其相似，包括他要求变法，搜罗海外留学人才，兴办实业，以至于虽然李鸿章晚年不再欣赏他，外界还是将其视为李鸿章政治遗产的继承者。
在仕途和政坛上，个人恩怨往往被袁世凯看得极淡，关键是能不能合作，双方合作将有什么结果。他和与自己有半师半友名分的张謇的关系也是如此。
晚清有一场著名的大骂，发生在袁世凯与张謇之间。1881年，袁世凯投笔从戎，投靠了吴长庆，可是吴长庆军中当时人满为患，只留下他读书，并且委派张謇做他的八股制艺老师。袁世凯非常失望，告诉张謇自己家中并不缺钱和田地，不是为了糊口而来。两人一席谈话，彼此赏识，因此结交。张也多次向吴保举袁，随着袁世凯的军事才能逐渐被发现，包括他被李鸿章赏识后一路青云直上，两人突发矛盾。张謇写了一封著名的绝交书给袁，双方20年不再往来。张謇在信中斥责袁世凯背叛吴长庆，指责他有11项心术不端的地方，一得势就妄自尊大。
20年后，立宪运动兴起，两人各成气候。张謇以状元公的身份成为著名的实业家，成立立宪公会，成为地方立宪派的首领；而袁世凯则是封疆首吏。这时候，张謇又给袁去信，鼓励他以重臣身份走宪政之路，做中国的维新领袖，袁以极高的热情回复了他，称他为“英绝领袖之才”，双方再次开始成立政治同盟。在袁世凯下野期间，张謇专门去彰德拜会，离开时非常满意，这成为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大力支持袁的原因。
双方的合作，一直持续到袁世凯称帝为止。张謇愤而辞职。不过在袁世凯死后，他立刻原谅了他，觉得他是“败于群小之手”。
袁世凯的家庭生活
天津，海河东边上的袁府宅邸，3层共54间，据说风水极好，楼顶上的采光亭据说也是按照风水需要建成，楼里面还有多个暗道，一直通往后面的花园和楼下的地下室，是一座天津少有的仿18世纪德式建筑，又带有意大利风格。可是在1920年终于建成时，袁世凯已经去世了，现在看来仍有气势，这是我们在天津唯一寻觅到的和袁世凯有关的旧宅了，另外的几处有的已经拆毁，有的隐藏在楼群中不见踪迹。
2005年至今，袁府宅邸改为首府酒楼，卖些燕鲍翅之类，说是生意很好，可是按照袁静雪的回忆，袁世凯不吃这些东西，他长吃的只有几样菜，不仅菜不变，摆放的位置也不能变。最爱的清蒸鸭子，吃的时候象牙筷子一卷，就掀下一大张鸭皮，还爱吃红烧肉和韭黄肉丝，几个姨太太也做拿手菜给他。袁世凯有3位朝鲜姨太太，他很喜欢吃她们做的高丽白菜。他的吃饭速度快于常人，吃完后，胡子上还会沾些菜汁，均由他的姨太太帮他擦掉。除了吃菜，他还爱吃人参、鹿茸等热性补品，经常是大把放在口中嚼食。也有人说，这些热药是他后来生病的缘由。
袁静雪说他父亲五短身材。事实上，袁世凯身高只有1.58米，后期更胖，不过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站着或者坐着，总是挺直了腰，家人甚至都没看到过他斜歪的样子，所以，他在照片中并不显得特别矮小。
也许是因为袁世凯晚年当皇帝的缘故，所以即使是袁林里的展览，也渲染他的一位朝鲜姨太太来自皇族，是闵氏王妃的表妹。不过袁静雪回忆的袁世凯的家庭生活，并不像外界传说那么出奇，只不过是一个生活在变革前的中国的封建家庭的典型罢了。
袁世凯有1妻9妾，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算上家中的管事和佣人，足足有几百人。即使在彰德生活的时候，袁家也像小朝廷。袁世凯个人意志强烈，所有人的荣辱沉浮，都由他的个人意志决定，而他的好恶也没有什么标准。
他的原配于氏是项城人，家中有钱，可是她没有读书，也不太懂得规矩和礼节。袁世凯和她结婚的头一两年里，感情还好，有天她穿着红色绣花缎带进出，袁世凯和她开玩笑，说她穿得像个“马班子”（妓女）。她觉得这是嘲弄，反击说：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而袁世凯的生母是姨太太，他和母亲感情很好，就为这句话，夫妻从此反目，再不让她管家。不过袁世凯在面子上还是很客气，即使后来当了大总统进了中南海，还是会隔几天去她房里说说：太太，你好。而她回答：大人，你好。两人说阵家常话。
袁世凯前后阶段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其中大姨太太沈氏是他的风尘之交。她早年是苏州名妓，袁世凯去投靠庆军的路费就是她给的，所以袁世凯去朝鲜的时候，她随从，被当做太太看待，子女们都管她叫亲妈。在朝鲜，袁世凯连娶3位姨太太，都是从她手里过的。不过，几位姑娘并没有受到沈氏的善待，因为她们对她是直接威胁，其中袁克文和袁静雪的母亲金氏很美丽，按照回忆，皮肤白，黑发坠地。沈氏以对她管教为名，在她进门不久，就把她绑在桌子上毒打过，她的腿也受了终身内伤。所以她终生都郁郁寡欢，不爱说笑，甚至袁静雪都觉得她有轻微的精神病。
五姨太太是天津杨柳青人，据说并不美丽，可是口巧心灵，能管家，遇事有决断，所以袁家后来的日常生活完全由她管理。除了管家人，儿女们的日常生活也由她照料，谁有不听从，她都会告诉袁世凯，包括大夫人于氏有时候都很畏惧她。
尽管如此，袁世凯并没有停止“置办”姨太太的过程，在彰德隐居的时候还置办了九姨太太。这位九姨太太并不住在洹上村，而在城区有几间住房，至今犹存，虽然屋顶破落，可是当中很粗的横梁还是说明了当年确实是深宅大院。在安阳老城区现在还有九府胡同，老人都知道这是因袁世凯的九姨太太的府第而得名。
在袁家，袁世凯定了家规，后进门的要服从先进门的管束，丝毫不可违背。九姨太太年纪小，又不懂礼节，多次被五姨太太殴打，有次头都被打破了。可是，袁世凯觉得，家规是不可违背的。他的家规，首先是男女大防。在中南海和彰德老家，女儿都不可以出门；在中南海里，女眷不可以随意散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必须坐上人力车，用车蓬遮挡得严严实实；他爱听堂会，可是女眷门全部都要坐在细竹帘后面，家中的女人是看不见外面的男人的。
袁静雪还记得一件事，袁世凯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想把她许配给溥仪，已经提出了，可是她大哭大闹到了父亲跟前。袁世凯说：以后我非要把你送礼不可。她说：我又不是鼻烟壶。袁世凯一听反倒笑了，他觉得这个女孩理智高，斗志强，比家中的男孩子有勇气。事实上，袁世凯提出这桩婚事，也和他准备做皇帝有关，可是后来溥仪不肯俯就，婚事没成。
袁世凯儿女的婚事，普遍是从政治利益出发，由亲家关系捆绑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有学者考证，他的儿女亲家包括了当时晚清各个利益集团的领袖人物，如周馥、端方、张人骏、孙宝琦、黎元洪、徐世昌等，基本上是由亲朋好友而成为政治同道。
北洋系的“袁家班”
去往天津小站的路上，知道那里已经修建了一个叫小站练兵园的纪念场馆。车到了咸水沽，按照记载，这里就是当年袁世凯练兵时的兵营的起点，可是在凛冽寒风中，只有漠然的厂房和农田，据说小站人说话还时常带有当年练兵的遗留痕迹，比如称发工资为关饷，称改善伙食为吃犒劳。
只到了最后的核心区域，才见到一个酷似北方大院的练兵园。工作人员介绍，当年留下的一点点痕迹基本都浓缩在里面，讲武堂后期变成小站粮库，气派不存，所以现在的讲武堂重新修整在高台上，而展示的武器军械，民间征集上来的极少，基本上是后期仿造品。整个纪念馆中，显然是因为袁世凯的名声问题，提及他的地方少而又少。
不过还是可以从蛛丝马迹中窥见袁世凯的影子，墙上贴着根据他的要求写的募兵告示：如新兵绝不能抽大烟，发现者立刻斩首；必须能拿起100斤以上的石锁才能被征召；还有不得淫人妻女，贪人财物等谣曲，也是他编写而成。而他先后编写的《新建陆军兵略图存》和《训练操法详细图说》的书影也在墙上，这是一支与以往的清军完全不同的、按照德国军队模式建立的清末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墙上那些黑白的士兵训练和野战演习的照片，看上去几乎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规军队没有区别。按照记载，当时兵营里只挂袁世凯的照片，使得士兵们对他保持了绝对忠诚，这也是北洋集团最初的由来。
对士兵阶层要求其忠诚即可，可是对周围协力练兵的人，袁世凯显然用了更多手段和心思。这群军人，并非传统行伍出身，如段祺瑞早年在武备学堂学习，后被清廷选派到德国深造，在柏林陆军学校学习，学完理论课程，又去了克虏伯实习，已经是中国军事界少有的新型人才。练兵伊始，袁世凯就对他委以重任，然后历次向清廷保举他。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特别注意施恩于人。段祺瑞自己回忆，有一次有一重要职位出缺，应该考试才能授予。第一次考试中，冯国璋考得比较好，本来袁世凯表面上对这两人没有分别，可是私下对段道歉，后来又有一重要职位出缺，袁世凯事先把题目告诉段，这是段终生感激袁的一件事情。
除了功名利诱外，就是利禄动人心思。有学者以为，袁世凯对有用之人，一向出手大方，他爱权力，可是对金钱却并不在意。
袁世凯的心理阴影
在袁世凯的早年家书中，反复叮嘱家人的总有一条，祖坟不可随意动土，家中住宅不可随意改门塞门，他自负颇懂得堪舆之术，数百封袁世凯的家书中，看风水、占卜等随时可见。为什么如此看重风水之术？原来终其一生，他心里最大的症结，就是他能不能过家族中命定的58岁的坎一事。
说来也奇怪，在袁世凯家族中，可能因为体质原因，男性很少有能活过58岁的，从袁世凯的曾祖父开始，到他这一代，有学者专门统计过，30多个成年男性中，先他而死的14个成年男性里面，有13个死于58岁之前，只有六叔祖死于60岁。
“58”成为袁家难以置信的一道坎，在这十几位先他而去的长辈中，袁甲三和袁保恒父子成为典型代表，他们死时是钦差大臣、按院大臣，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是上应天上星宿的贵人，可还是活不过58岁。因此，袁世凯早年和家人，朋友的信件中就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他相信天人感应，自己觉得，这就是上天给他家注定的寿命年限，也许是祖坟的朝向、房宅等风水不吉利的缘故。前者天命难违背，可是，后者却可以改变。袁家人也大多有此心事，他们家族中除了长房还在祖坟埋葬外，剩下的都自选风水好处进行安葬。
越过了50岁，袁世凯的担心已经明显外露，他的亲家、多年的政治盟友周馥1910年去洹上村拜访他的时候，他叫周携当时著名的风水先生杨焕之前往洹上村，专程去项城看他祖上风水，并且去红土洼看他母亲的坟上风水，表现了他对“58”的担忧和恐惧。
因为中国流行“冲喜”一说，袁世凯晚年鼓捣帝制，不仅因为其政治野心，他还特地选择在民国五年，也就是他虚龄58岁之年，有学者觉得其用意虽然没有明言，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有借机冲破58岁大限之念，可还是没有躲过去。袁静雪回忆，在生命最后一个阶段，袁世凯已经觉得自己前途不妙，死亡也将临近，一方面是四面反对帝制之声，另一方面，还是因为58岁这道坎。有一次家中吃饭，几位年纪小一点的姨太太可是闹起来，说是如果不封她们为妃子，她们就带孩子回彰德去居住，几人喋喋不休。袁世凯把筷子一放，说：你们别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等扶着我的灵柩一起回去吧！说完长叹一声，从那时候起，他的病就一日重于一日，只有数月就病死了。
历史学家骆宝善总结，其实并没有所谓“天命”，自作孽，不可活，人心向背其实就是天命。袁世凯的后人，有不少活过了58岁。以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为例，前半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后半生虽然穷愁潦倒，可是一直活到了80岁。关于袁克定还有不少故事，除了早年为了当太子而做假《顺天时报》的故事外，他后来活得倒是有风骨。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想买彰德的养寿园，又动员他出山，他说靠当汉奸维持嗟来之食，不干；50年代后他的财产丧失殆尽，只靠中央文史馆每月的数十元生活费生活，寄居在亲戚张伯驹家。可是，即使是生活潦倒到了只能吃窝头，他也要戴好餐巾，用刀叉进食，每次提到袁世凯，他一定尊称先总统，无论在何种场合，均不辱及先人。袁世凯的孙子、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也活到了80多岁，虽然他的父亲袁克文只有40多岁就去世了。
归葬袁林
称帝之前，袁世凯几乎对所有人都有所遮掩。冯国璋去北京讨他秘誓，表示自己在地方上也好有所布置，可是袁世凯说：帝制之说是谣言，你我自家人，我的心思可以向你明言，我都这个年纪了，现在的地位和皇帝也没差别，当皇帝只不过为子孙计，可是现在克定残疾，克文只想做名士，剩下的几个孩子都还小，哪里能对付天下之重？再说帝王之家从来没有善果，为了子孙计，我也不能害他们。冯国璋还行试探。袁世凯说：要有人逼我做皇帝，我就去英国做寓公，反正我一个儿子现在在那，已经购买了一些房产了。结果没多久，筹安会成立，冯国璋先还在为袁世凯开脱，届时才知道自己受骗，气愤地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
内外交困，帝制难以为继，特别是他的一系列亲信都宣布独立后，他很快崩溃在床。可是他只吃中药，不去医院，也不相信西医。他对家人反复说了一些遗言，例如总统之位，应该传给黎元洪，他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之类。
当时袁世凯的三儿媳曾割下了自己的一块肉，煮成汤给他喝，被他厉声拒绝了。临死前四五天他陷于昏迷，1916年6月6日，他还是在58岁时去世了，他刚死，几个姨太太立即抢夺起财产。6月18日，他头上戴着特制的平天冠（装饰有日月星辰等），脚穿朱履入棺，因为死后发胖，特意准备的阴沉木棺材也无法用。袁静雪还记得，当时有谣言说段祺瑞要杀他们全家，全家都很惊慌。实质上，早年和袁结交的段祺瑞主张为袁世凯的葬礼拨款50万银元，并亲自执绋，一直将灵柩送到彰德。
当时有殡葬工人萧景泉记载了葬礼：完全按照国葬规格，先在怀仁堂停灵，在火车站上车时，还有101响军队礼炮。
而袁林花了两年时间才在彰德修建完毕，当地百姓管这叫袁坟，是个中西结合的整体建筑。工作人员指点我们，进门处的石牌楼为绿琉璃瓦顶，而供奉灵位的景仁堂的进门处的门钉并非九九八十一个，而只有54个，按照清代亲王的礼仪，并非按照帝王的规格。
景仁堂当年留下的袁世凯的全套使用器物，经过这100年，一切荡然无存。后面就是西式的墓台，是仿照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濒河墓园所做。“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想炸开坟墓，在这里点燃了土炸药，可是因为当年修建得结实，墓台只被炸开了一点水泥地，现在已经补上。当年段祺瑞指示，所有水泥都从日本进口。没想到，多年后这些水泥还起了作用。
全部园林占地140亩，而现在的袁林只有30多亩，都被周围农田所占据，这点地方，还是因1952年毛泽东的指示才保留下来的。据说毛泽东当年参观袁林，看完后坐在景仁堂的台阶上说，留下来吧，做个反面教材。现在，那台阶上还有一块指示牌，标志着他当年所坐的地方。
“反动”一词的意思与由来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异同
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的区别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资料
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区别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人为维护民主共和做了哪些努力？结果如何？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的成果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愿望是什么？
辛亥革命与国民大革命的问题
论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区别
辛亥革命与国民大革命的比较
谁有袁世凯称帝的大概故事!以及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的背后故事!
对孙中山和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如何评价？
袁世凯怎样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怎样挽救革命果实?
人民民主与民主共和的区别是什么？
如何看待谭嗣同与袁世凯的交往?
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
谁是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近代与现代的划分界线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