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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思想的突变与还原2011年03月07日 19:29
来源：文史知识 作者：郑海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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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梁启超自美洲考察归来后，言论大变，放弃了不久前的“言革”主张，并激烈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素质太差。他说：“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
本文摘自《文史知识》2010年第5期 作者：郑海麟 原题为：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思想的突变与还原
一、引言
梁启超（1873--1929）于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跟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倡导变法维新，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世人并称“康梁”。1896年春，黄遵宪与汪康年在上海相遇，“谈及创办报社事，意见相同”（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72页），黄旋即又“以书招新会梁任公”，委梁担任《时务报》主笔。梁以《时务报》为阵地，积极鼓吹变法思想，开始步入改良主义宣传家的思想发皇之路。次年入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推进湖南的变法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清末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
纵观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历程，1902至1904年应是梁启超一生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一方面，他作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在此期间基本摆脱了康有为的羁绊，独当一面地举起言论救世、维新救国的大旗，成为中国近代“舆论界之骄子”，作为杰出的改良主义宣传家、启蒙思想家出现在政治舞台。另一方面，从梁启超一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这段时期是梁由“感情最昂”、思想最激进，几乎步入革命之途忽而转为思想急于求退，最后以君宪为归宿的时期。研究梁启超此段时期思想上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即所谓“流质善变”，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对此，国内外学者也曾发表专文讨论梁氏从l898至l903年思想上的演变①，但大都侧重于对梁氏思想突变与还原的过程评述，对梁氏思想演变的主客观原因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试图透过梁氏思想演变过程去探讨其突变与还原的主客观原因，同时将重点放在1902年一l904年，因梁氏一生事业于此期为最烈，思想的起伏变化亦于此期为最剧。
二、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
梁启超于戊戌年九月逃亡日本。十月，即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以“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72页）为宗旨，继续进行维新改良中国的宣传活动。1901年11月，《清议报》以满一百册而告停刊。其间，梁启超在思想上亦发表了些纪念戊戌死难六君子、激烈抨击清廷的言论，这与他在行动上一度靠近孙中山、试图与革命党合作有关。但不久即被康有为所阻。l902年2月，梁启超复于横滨创刊《新民丛报》。梁氏认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同上书，272页），并以“新民师”自任，著《新民说》一书，开始在《新民丛报》陆续连载，系统阐述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宪思想和改革主张。此时的梁启超学术上开始与康有为产生分歧．政治思想上与康氏亦不乏抵牾之处。标志着康、梁思想分途的第一步是梁启超1902年2月22日发表在《新民丛报》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该文《绪论》中指出：“倡保教之议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04—313页）
这些思想言论是与康有为当时提倡的尊孔、保种、保教、保国等主张大相径庭的。梁氏在文中接着指出教不必保亦不能保的原因：一是因为孔教性质与其他宗教不同，它根本就是一种学说而不属于一种宗教，故无所谓保教；二是当今世界，科学日益昌明，宗教日趋衰没，时至今日犹提倡保教，不但背离时代精神，而且会严重束缚国民的思想。因为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用自由思想去启发国民，保教之说只会增强国民的奴性，有碍于思想启蒙。最后，梁启超向学界同人表白，自己一反以前尊孔保教的思想，是因为自己接受了新思想和认识到尊孔保教的荒谬。他甚至公开向其师康有为表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因此，“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l984，304—313页），表现出只求真理、不顾一切的勇气。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主张，一反他从前的思想见解，反映了梁氏“政治思想的一大变迁”（《梁启超年谱长编》，275页）。梁启超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有其主、客观上的原因。梁氏东渡日本后，“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同上书，l75页），更主要的是梁氏此时较为系统地接受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洗礼。他阅读了培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贯穿着强烈的反宗教蒙昧主义思想．它们反对盲目迷信宗教权威，主张用理性和经验作为评价是非的价值标准。人类的一切都必须在他们的理性天平上重新加以审视。这种用理性和经验反宗教迷信的启蒙思想，为欧洲的科学文化发展扫清了障碍。正如梁启超说：“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培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稣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同上书，277页）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就曾大力提倡尊孔保教，认为孔子创立儒教，犹如释迦牟尼创佛教，耶稣创天主教，并且要把孔教作为中国的国教。康有为尊孔保教的目的，是想自立为当代教主，如章太炎指出：他“尊称圣人，自谓教主”（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194页）。梁启超从其师说，为之摇旗呐喊，并欲借《时务报》这块阵地为其张目（《梁启超年谱长编》，81页）。当年的梁启超，虽是一位主张维新变法、积极宣传西学的干将，但那时梁启超所接受的西学，大多是经传教士咀嚼过的“西学”，或是一些翻译作品，以及中国人游历外国的日记、著作等。这些间接的、零碎的“西学”知识不可能使梁启超充分认识到西方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因此对其师的学说主张多采取积极附和与宣传鼓吹的态度。及至到日本后，通过大量接触西方思想学说．才充分认识到以前盲目附和师说、礼赞保教之谬。思想上的翻然改悔，使他喊出了“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这一在科学的道路上求真求知的箴语。
梁启超由礼赞保教到反对保教的思想转变，还有一客观原因，就是受了黄遵宪的影响。在维新派中，黄遵宪对梁启超发生的影响可以说仅次于康有为。黄、梁早在上海办《时务报》时便引为同调，结成知交，梁启超敬重黄遵宪的识见高远，思想深沉，办事精密，以“平生风谊兼师友”相许。黄遵宪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横溢，奋发有为，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8，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黄在临终前一年致函梁启超说：“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梁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中写道：“某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梁启超年谱长编》，352页）可见黄、梁交谊之厚，彼此之间互相理解是非常深刻的。1897年，黄、梁相继入湘从事变法事业。对梁启超附和康有为的尊孔保教说，黄遵宪力加劝止，谓梁“教不可保，亦无可保”（时严复亦以此相劝），他对梁说：“南海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如德、如意、如法（法之庚必达抑教最力），于教徒侵政之权，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袭人之唾馀以张吾教，此实误矣！”接着又说：“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黄遵宪致梁启超书》46、47号，载《中国哲学》第八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因此无须乎保教。黄氏早年任驻日本、欧美外交官达十数年，对西方政治学术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的“教不可保”之说对梁启超影响很大，使梁“渐渐改变态度”（《梁启超年谱长编》，76页）。梁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提出“教非人力所能保”，“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孔教无可亡之理”的观点，公开否定尊孔保教说，其思想观点与黄遵宪以上言论基本一致。当时黄遵宪读了这篇论文，为之拍案叫绝，立即驰书于梁，“惊喜相告，谓西海东海，心同理同”（《黄遵宪致梁启超书》，48号）。
梁启超的“保教非尊孔”说，“和南海当日所努力的保教主张大相反”（《梁启超年谱长编》，275页），从而导致康、梁思想上分途。梁启超自谓三十岁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对康有为提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屡起而驳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中华书局，l954）。康、梁思想上的这一分歧，黄遵宪是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的。
梁启超否定尊孔保教的思想，一方面表明他已获得坚实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基础，使自己以往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即由盲目迷信孔学的权威到必须运用西方学说和透过时代意义来重新估评孔学经典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梁启超思想上的这一大变迁，使他开始摆脱康有为的拘牵，走向他“誓起民权移旧俗”，全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以西学的“新知”去取代孔学传统的思想启蒙的发皇之路。
三、新大陆的实地考察是梁启超回归君宪的内在原因
梁启超于l902年2月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后，思想明显转趋激进。接着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论进取冒险》、《论自由》、《论进步》等文，提倡“革命破坏”之说和“冒险进取”精神，梁氏自谓他本人的思想感情于此时为最昂。在1902年4月《与夫子大人书》中，他直截了当对康有为说：欲“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满廷之无望久矣”（《梁启超年谱长编》，286页）。认为目前欲求进步，革命破坏势不可免。
对于梁启超这些排满革命的思想言论，康有为不但大不以为然，而且屡屡作书严词训斥，并以停止经济上对梁的援助相要挟，甚至还以死相逼．要求梁改变这种政治立场，放弃排满革命的主张。黄遵宪亦不赞成梁启超这些“过激言论”，认为今日“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其原因有两：一是列强环迫，国家面临瓜分之危，“革命破坏”等于加速灭亡；二是“民智未开”，“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就”（《黄遵宪致梁启超书》．38、35#）。因此，目前只宜“尊主权以导民权”，逐渐开启民智，他希望梁启超“以无智不学之民”，加于“教导之，诱掖之，劝勉之”，不希望梁纵笔放论，倡言“革命破坏”，免得“非常可骇之义，破腐儒之胆汁，授民贼以1：3实”（同上）。
康有为的严词训斥和以死相胁，以及黄遵宪婉譬曲喻的规劝，使梁启超的“革命破坏”言论有所收敛。七八月问，梁启超打算创办《国学报》，提倡保国粹。他对康有为说：“弟子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思想。”鉴于日本近年来“保存国粹之议起”，梁氏认为目前中国欲“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梁启超年谱长编》，292、2983）。这些言论与他的“革命破坏”之说是相抵牾的。梁氏自谓此时他的思想“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同上）。尽管如此，但梁启超此时并没有放弃“言革”的主张。他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新民丛报》发表的“释革”一文，便公开指出，“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法门”。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梁启超选集》，368--372）
梁启超这言论一出，自不免又遭到康有为的一番痛斥，康氏在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说：“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00、302）但梁启超此时并未放弃“言革”的主张。直至l903年3月梁在游新大陆途中给徐勤的信还说：q睢言革事，则至今未改。”（同上）可见时至1903年3月，梁启超主张“言革”的政治立场还没改变。梁氏思想的转变发生在到达美国之后。
关于梁启超在1902年一l903年间放弃“革命”主张，回归认同于君主立宪这一思想转变原因，海外学者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如张朋园把梁氏这一思想转变归结为五点：“（一）康南海的经济压力，迫使任公就范；（二）畏惧破坏之后，建设不易；（三）与革命党感情日益恶化，不得不退而自固；（四）政治思想转变，由激进而温和；（五）受黄遵宪影响，转趋保守。”（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167页）
以上几条意见虽指出了梁启超思想转变的一些原因，但缺乏深入的分析且多属外因，都还没有说到实质性的问题，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在提出问题时忽略了准确的时空性。在讨论梁启超由“言革”到君宪的思想转变过程．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梁启超思想自身演变的内在原因往往被人们忽视。大多数人都喜欢以“流质善变”形容梁启超思想的演变．把他看作是容易受他人影响而改变自己观点的人，从而忽略了对他的思想发展的内在原因的探究。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就拿l902年的梁启超来说，自发表一系列“言革”的激进言论后，在师友的多方胁迫和责难之下，始终都没改变他的“言革”立场，只有待1903年10月游新大陆归来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才发生根本的转变，从此放弃了“言革”的主张。在游新大陆的不到一年时间内，梁启超的思想很少受外来的压力，基本上可说是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他的思想转变，应当说是它自身演变的结果。为此，研究梁启超由激进转趋保守，应当从梁氏思想发展本身去找原因。同时，必须把重点放在他游新大陆这段时间。因此，《新大陆游记》为我们了解梁氏思想转变提供了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证据。笔者认为，促使梁氏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对美国民主政体的亲身考察
梁启超于5月16日至21日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总统选举过程作了认真的考察，他历述美国两党在竞选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弊端：“当其竞争剧烈之时，甲党对于乙党之候补者，攻击亦不遗馀力。往往将其平生行谊，毛举以相指摘。”随后他又比较英国（君宪）与美国（共和）两种政体的选举制度说：“英国但求党员在议院中占多数耳，既占多数，则其党魁自得为大宰相而莫与争；……美国反是，胜败之机，专在一着，夫安得不于此兢兢也。”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争总统之弊，岂直此而已，其他种种黑暗情状，不可枚举。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76—78页）。通过对美国民主政体的考察，梁启超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他了解到竞选总统时，往往伴随着杀人流血事件，而新上任之总统，如与前任者为异党，“则一国之官吏，将尽行易人”，官员大幅度更替，造成秩序混乱。新任总统忙于应酬求官者，根本无暇顾及政事。因此，梁启超对新大陆这个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认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要有秩序和安定。
（二）对旧金山华人社会的详细调查
对旧金山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另一重要原因。他以旧金山华人为代表，研究华人的性质，以及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出结论认为，华人的优点有五：
（1）爱乡心甚盛（即爱国心所自出也）。
（2）不肯同化于外人。
（3）义侠颇重。
（4）冒险耐苦。
（5）勤、俭、信。
以上五点为华人所长，也是华人在美犹能自存自立的依据。接着，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华人的缺点，归纳为三点：
（1）无政治能力。梁启超分析说：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不像欧美的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这种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传统政治原则，束缚了华人作为个人的自身发展。因此，华人的自治能力极差。美国社会所需要的是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而不是在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有族制能力的族民。所谓“自治”。按梁启超的解释，是“求一身之自治”，即克己以奉法，这样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和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也是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公民所应遵循的最基本原则。
公民的自治能力，是西方国家建立法治社会的根据。相反，华人因长期受宗法制度束缚，作为个人正好缺乏自治能力。为此，梁启超认为华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华人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作为一个族制下的华人，只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相反．欧美国家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则往往具备国家思想。旧金山华人社会的会馆、团体所培养的是村落思想而非国家思想。故华人在政治上缺乏竞争能力，华人社会自身的政治能力也极差，“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所以说华人无政治能力。
（2）保守心太重。因为华人不愿同化于外人，白组织成一个华人社会，以维持其传统的生活习尚和族制秩序，使数千年来的封建遗传因素，深深植根于华人社会中，是为其保守心太重之源。
（3）无高尚之目的。梁启超比较欧美人与华人，得出欧美人具有高尚之目的者三：一为好美心；二为社会之名誉心；三为宗教之未来观念。这是欧美社会精神文明发达的根本。相反，中国人则缺此三者。“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因此说华人无高尚目的。
基于以上三方面缺点，华人始终无法组成一个有秩序的、团结有为的华人社会。家族制度虽能维系一族之内的团结，但往往容易导致各族间树党相争，相互械斗。旧金山华人堂口之争，族姓之斗，较其他任何地方的华人犹烈。故族制愈完善，相争斗则愈烈，其状态之凌乱，为内地所无。梁启超说：“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概括地说，就是“一盘散沙”。
通过研究旧金山的华人社会，使梁启超得出这样的结论：华人没有政治思想，缺乏自治能力。即使放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共和政体下，犹不能达文明之境，组织一个有秩序的华人社会，向外发展，与外族竞争。旧金山华人的文明程度远较国内华人要高得多（不足三万人有六家报馆），倘且如此。
因此，华人目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梁启超《新大陆游记》，l44—148页），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今日中国。原因是“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而今如欲强行共和政体，“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梁启超选集》，404页）。梁启超自美洲考察归来后，言论大变，放弃了不久前的“言革”主张，并激烈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素质太差。他说：“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同上）他在同年ll月18日致康有为书中说：“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32页）明显地向康有为表示放弃“言革”主张。
显然，对旧金山华人社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及通过比较欧美人与华人之间的差别．才使梁启超的政治思想霍然改观，认识到中国人在目前还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所应有的自治能力和政治思想。排满革命，实行民主共和还为时尚早。此后，梁氏政治立场转而以君主立宪为归宿，绝口不谈革命，把精力着重放在改造国民心理，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在1904年里。他著有《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考》、《中国民族外竞史》等著作，借以发扬和激励中国人的“爱国心”、“团结力”和“尚武”精神。此虽不如前段时期言论思想之光烛照，但毕竟还属有意义的思想启蒙工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大陆之游对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影响甚大。他的政治立场自“革命排满”回归到君主立宪，当然外因的影响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因。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促使梁启超政治霍然改观、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他对美国政治制度，特别是对美国华人社会的切身体验和深刻认识。通过对以上梁启超由非尊孔保教到主张排满革命，最后又以君主立宪为归宿这一思想演变过程，我们看到梁启超的所谓“流质善变”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他刻意求真求知的真实情形。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应当是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去揭示事物的本质内容，对梁启超的研究也不例外。据此，笔者认为，把梁启超思想上的突变与还原视为“流质善变”，似乎并不符合事实且过于简单化看问题。尽管梁启超政治思想上回归认同于君主立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显得落伍和保守，由此梁启超亦结束了他作为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的黄金时代。但梁启超那种一旦认定了真理即勇于追求的精神，是十分可取的。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可称得上是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求真求知的近代知识分子优秀代表。
2011年03月07日 19:41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作者：陈延斌 胡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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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他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永远都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经常重温、反复品味和时刻警醒！
本文摘自《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6年4期 作者： 陈延斌 胡相峰 原题为：略论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
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以毕生精力探讨改造国民性或民族性的，莫过于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鲁迅在长期挖掘、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不仅集中地、深刻地探讨了新型国民性的内涵，而且对建构新型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途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之际，学习、研究和借鉴这些思想，对于塑造和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推进民族复兴的伟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鲁迅所要改造的国民性内涵是什么？研究者认识有差异，依笔者见解，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鲁迅改造国民性、构建新型民族素质的思想历程可以大略地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留学日本到1927年回到上海之前。这一时期他经历了以进化论为武器激情洋溢地呐喊到短暂的寂寞、苦闷和彷徨，再到重新振作起昂扬的斗志，从单纯的“文明批评”到“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的过程。该时期他正确地解决了改造国民性、塑造新型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与改造社会的关系，以及国民思想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侧重于对专制的封建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愚弱的国民性的批判。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回到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这一时期，他已以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崭新姿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进行“扫荡废物”的战斗。他明确提出：“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 。这一时期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深刻，达到了他在这一思想领域的高峰，其表现是：更多地将针砭国民性的弱点与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结合起来；将挖掘、批判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中的劣根性与弘扬我们民族优良品质结合起来；将抨击国民性的痼疾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思想统治和政治统治结合起来。
二
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因当时环境和面临现实任务不同而有别于其他新文化运动启蒙学者的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不像他们那样进行系统的专门的论述，他用的是“匕首”，是“投枪”，其思想观点融入他那几百万字的小说、杂文、随感等作品之中。他说，他的小说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他的杂文也是如此，“‘中国的大众的魂灵’，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二是他改造国民性更多的是“破”，“立”是包容于“破”中的。鲁迅深刻揭露了麻木、守旧、盲目自大、“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自主精神缺失、“瞒和骗”、爱“面子”、顺从忍让等国民的“劣根性”。他对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揭露、批判国民性的“病根”、痼弊，正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了“唤起民众”；他对旧国民性的批判，正是对新型国民素质的呼唤。这里仅就鲁迅对塑造新型国民性或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探讨作些大略归纳。首先，铸造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民魂”。鲁迅在1926年写的《学界的三魂》中，用阶级的观点对所谓“国魂”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国魂”可以分为“官魂”、“匪魂”和“民魂”，这其中“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极力赞扬了这样一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的一生，正是体现了他倡导的这种精神，正如周扬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评价的那样：“在鲁迅身上和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极其丰富的思想精华，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找到我们民族的真正灵魂。”
其次，增强国民的自主意识。鲁迅深感长期的专制思想和封建道德对国民的禁锢造成的“奴性”意识的严重性、危害性，因而他极力主张培养国民的自主思想。他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就是说只有每个社会成员摆脱了“奴性”，具备了“人各有己”的自主精神，才能形成整个社会觉醒。这种见解看到了国民的个性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前提，看到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是极为正确的。
再次，塑造国民的独立人格。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以及由此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国民思想意识中的独立人格精神的缺失，鲁迅呼吁树立个性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人格。他热情赞扬“个人的自大”，认为“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 鲁迅还认为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要与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结合起来进行，他说：“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于是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 。鲁迅崇尚独立人格思想是许多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共识。譬如陈独秀就认为东方民族“重家族，轻个人”的价值观对国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极力赞扬西方个性主义价值观，主张以“个人本位”代替中国的“家族本位”；李大钊甚至强调国民有否独立人格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他说“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若而民族，若而国家，即无外侵亦将自腐，奚能与世争存。即苟存焉，安有价值之可言。” 他主张共和国民的责任，不仅在于保持国家的权威，还要尊重国民的自由人格。
最后，锤炼国民“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鲁迅认为这种敢于面对现实的品质是新型国民的重要思想道德素质。他说“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他极力主张“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鲁迅之所以强调这种“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是因为他毕生都反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他认为只有拔掉“瞒和骗”的病根，才能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他极力倡导真的猛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与反动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
三
在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塑造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新型民族素质的途径、方法上，鲁迅着重提出了以下几个设想：
第一，依靠“精神界之战士”与人民大众的结合来改造国民性。
依靠谁来唤醒沉睡的国民，改造愚弱的国民性？鲁迅早期主张依靠那些“精神界之战士”，也就是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认为，那些像西方摩罗派诗人一样的知识分子，具有优秀的思想品质和救国救民的抱负，“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所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他认为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依靠他们，就能“来破中国之萧条” 。这些“思想见识高于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的知识分子，就是改造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力量所在。显然鲁迅的主张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早期思想所带有的明显的英雄史观的印记。到了后期，接受了唯物史观的鲁迅已经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同群众结合，认为“觉悟的智识者”“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他还强调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有“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 ，才能完成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历史任务。“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假如这样的话，无论是改造社会还是改造国民的素质，都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二，自道德素质改造始。
鲁迅深受其老师章太炎“革命道德论”的影响。章太炎主张“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 。鲁迅也主张改造国民性要从改造、更新国民的道德素质入手。他认为国民“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弱点，是道德上的缺陷。那些“刀兵盗贼水旱饥荒”，那些“丧尽天良的事”，甚至于“国将不国”的现状，其原因就在于“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 这种观点自然有夸大道德作用、甚至主张“道德万能论”的色彩，但鲁迅的基本意思还是为了强调清除数千年来封建传统道德的紧迫性。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压和封建道德的精神麻痹，紧紧地禁锢了国民的思想，这是形成愚弱的国民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要改造、更新国民性，就必须从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做起。
第三，将文艺作为国民性改造的“利器”。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改学文学的原因时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用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武器，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在鲁迅留学日本的前一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宣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小说作为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的根本途径。当然，鲁迅选择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看到了文艺与道德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看到了文艺在传播新思想新道德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认为，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具有启发人们的自觉、勇猛、不断进取精神的作用，具有“涵养人之神思”即培养正确的理想情操的作用。1913年，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更为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美术（按指文学艺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他甚至认为文学艺术可以使人“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又安。”鲁迅看到了文艺对于改造民众思想道德的重要作用，但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种作用，它反映了鲁迅早期仍未摆脱唯心史观的窠臼，没有看到改造国民的思想道德最根本的是要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四，坚持“拿来主义”和“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原则。
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思想道德、借鉴外国思想文化的成果，为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思想道德服务？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拿来主义”的原则。他认为既要抛弃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的消极东西，同时又要注意学习和吸取其中有益于我们国民和社会的积极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审视传统思想文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不要被动地让人家将包括糟粕之类的什么都“送来”，而是采取主动的态度“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鲁迅提出的第二个原则是跟上世界潮流又“弗失固有之血脉”。他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提出，改造国民性，建构适合时代特点的国民思想道德素质，要坚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固有之血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传统。鲁迅既强调了要“拿来”、学习西方国家培养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中好的经验、做法，又强调了保持我们民族优良的品德教化传统。四
鲁迅将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虽然逝世七十年了，但他毕生从事的改造和重塑“国民性”思想，仍然因其远见卓识而不朽，对我国今天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启迪意义。
第一，高度重视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
上世纪下半叶，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本世纪初中共十六大又提出了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其中明确的四个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此后，我们党又提出诸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实施德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旨在提升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当前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将来建成的现代化强国，它们都一定是繁荣、文明的社会，是人的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的社会，可见提升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就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塑造和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还为完成上述任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义支持。此外，现代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我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能否使近代落伍、现在急起直追的中国在21世纪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前列，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人才，是我们国民的素质！恰如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博士的名著《走向现代化》所说：“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在这一背景下，重温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理论，就不难理解鲁迅何以将改变国民精神作为改造国民的“第一要著”。正由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正由于改造国民性意在“立国”，而“立国”必以“立人”为首，“人立而后凡事举”，因而满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的鲁迅才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研究。因而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就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必须高度重视旧国民性的改造和新国民性的重塑，着力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以便能为我们民族复兴大业提供永恒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道义支撑。
第二，充分认识改造国民性，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任务的长期性。
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因此，改造国民性也必然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对此鲁迅有清醒的认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就启示我们，加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改造和重塑国民性决非朝夕之功，要作为长期的、艰苦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来抓，像鲁迅那样坚持“韧的战斗”！
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至今改观不大。对没有血缘关系或亲情、友情的人缺乏必要的人道主义甚至是冷酷无情，以至于我们的报刊等媒体经常有那些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等缺乏人情的报道。“窝里斗”、“内耗”的现象虽有不少改变，但仍触目皆是：在对外贸易中，相互压价竞争，使外人渔翁得利，自己受损；在工作中的彼此间为一点矛盾就互相拆台；一个单位里“大有作为，难有作为，无所作为，胡作非为”的各色人等依然存在……有个作家讲过这样的话：真正使你疲劳不堪的并不是高山大川，而是你鞋子里的一颗小小的砂粒。只有倒出“内耗”等民族劣根性的“砂粒”，我们的民族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第三，改造和重塑国民性、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必须坚持破立结合，重在建设。
如上所述，鲁迅是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异端”活跃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他以深邃的洞察力和犀利的语言，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了无情的批判和鞭挞，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对我们民族性的弱点、劣根性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痛责。应该说，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破”字当头的。但这种破的目的却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因此又始终是破中有立、批判中有继承的。譬如，上述他对“中国的脊梁”之民族精神的赞誉等等。他还说：“我们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持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一贯的，包括前期和后期。所谓改造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方面是肯定和发扬国民性的某些优点，其目的都在促进一种新的向上的和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虽然他对国民性问题认识的深度和侧重点前后期有所不同，但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存在的。”
中共中央有关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文件中多次指出，要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以立为本”的原则。我们的时代已经不是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因此，在批判和清除民族思想道德中的消极方面及劣根性的同时更应重在建设、以立为本。通过教育和实践养成，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这方面，鲁迅有关铸造“民魂”、培养国民自主意识、独立精神及“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等等新国民性的设想仍是我们必须吸收的。另外，他关于改造国民性要自更新、提升其道德素质始的主张，也给我们今天着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很好的启发，只有从道德这一做人的基本素质入手，才更有利于公民整个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第四，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国外塑造国民性、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经验。
在对国民性的研究中，鲁迅将我国国民性与其他民族作了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那就是上文提及的坚持“拿来主义”与跟上世界潮流又“弗失固有之血脉”两项基本原则。鲁迅多次谈及英国、日本等国家民族性的优点，告诫国人要认真学习。他说：“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 ；“我总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 他对日本人的国民性议论更多，认为“日本的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 因为这样自然不会有奴隶或奴才的卑怯，才会更喜欢独立自由。他赞扬日本人的认真精神说：“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的。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自然，今天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吸收和借鉴国外塑造包括国民性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鲁迅先生这些观点和宽广的胸襟，对我国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仍不失其重要启迪价值。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他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永远都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经常重温、反复品味和时刻警醒！（作者简介：陈延斌，1955年生，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相峰，1957年生，徐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前车之鉴：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毀于“运动”
2011年03月07日 19:52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孙存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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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而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新生活”，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变革，所以改变不了昙花一现结局。伴着卢沟桥的炮声，历时3年的“新生活运动”随风飘散。之后，“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社会道德与国民习性“涛声依旧”。由此看来，不懂“运动”的彼得大帝是幸运的，而懂“运动”的蒋介石却是不幸的。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8年第5期作者：孙存准 原题为：“新生活运动”毀于“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做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宣布“新生活运动”就从这一天开始。
于是，这场被蒋介石称作“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的“新生活运动”浓墨重彩地在神州大地“闪亮登场”。它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为目标。这一运动甫一开张，可谓规模宏大，可谓声势浩荡，可谓雷厉风行。蒋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继《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后，又接连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演说，并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还责令国民党中宣部大量编印《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精义》、《新生活运动章则》等小册子。从而把“新生活运动”推向全国。而深受美国文化熏陶和浸淫的宋美龄出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后，为了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再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她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其政治事业来经营，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
按理说，“新生活运动”试图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人手，以达到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其出发点不能说不正确，其用意不可谓不好。但蒋氏夫妇错就错在将其作为“运动”来运作，患上了一种国人的常见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情结：欠缺什么就“运动”什么，认为只要“运动”一开，就可立竿见影。于是乎，“新生活”先以“运动”形式开张，又以“运动”形式宣传，接着以“运动”形式铺开，最后以“运动”形式收摊——轰轰烈烈地开启，急风暴雨地推进，悄无声息地落幕。
我想，蒋介石是应该知道俄国的彼得大帝及其搞的“欧化”改革的。与“新生活运动”相比，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是从倡导新生活开始的，譬如剪掉长胡子，脱掉长袍改穿西装，这是相同的地方。但完全不同的是，彼得大帝在剪胡子、穿西装的同时，大刀阔斧地推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改革之后，不仅俄罗斯人的生活“欧化”了，而且国家由贫弱步入强盛。而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新生活”，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变革，所以改变不了昙花一现结局。伴着卢沟桥的炮声，历时3年的“新生活运动”随风飘散。之后，“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社会道德与国民习性“涛声依旧”。由此看来，不懂“运动”的彼得大帝是幸运的，而懂“运动”的蒋介石却是不幸的。
此事已过去70余年，如今旧事重提，只是希望以史为鉴。
国人素质：中国人排队真需要“鞭子抽”吗？
2011年03月07日 20:11
来源：杂文月刊 作者：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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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抽一鞭子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其实排不排队，如何排队，看似小事，但它能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状况、价值观念、道德水准、风俗文化等等。排队的事情看起来虽小，但其中蕴涵的意义却大。
本文摘自《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7年第4期 作者：林奇 原题为：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的时候买电影票。那时候文化生活贫瘠，看场电影就算是高档次的娱乐活动了，可是城里又没几家电影院，电影票就常常显得紧张。人们买电影票是从来不排队的，那几乎就是身强力壮者的一场角斗。电影院的售票窗口小的刚好伸进一只手，可在拥挤在它前面的却是人山人海。经常是没买到票的挤不进去，买到票的挤不出来。如果遇到新电影首次上映，单独一个人想买到票几乎是休想，于是一些聪明人想出个办法，几个人组合在一起，挑出一个身体结实灵活的人来，把他抬起来直接抛到人群的头上，根本不顾下边人的哭叫。等买到票从众大腿下爬出时，往往是气喘吁吁，衣冠破碎，手中的票已经成了一个湿乎乎的纸团儿。
现在，社会虽然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不排队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尤其是现在的节假日，我看到虽然国内一些旅游区人满为患，但遇事排队的场面竟然难得一见，劝导游客排队已经成了景区工作人员的“艰巨任务”。有时候即使不得不排队，也经常是乱哄哄一片。大家在队伍里也互相拥挤，你扳着我的肩膀，我抱着你的腰，生怕别人“加塞”。一语不合大打出手的事儿也常有。
经常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人们无论购物买票还是乘车，都在静静地排队，甚至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也是如此。那队排的也文明，松松散散，有时候甚至看不出是在排队，但秩序不乱。
记得苏联在解体的那段时期社会动荡，经济极度萧条，商店货架经常是空空荡荡。甚至有些地方连面包都供应不足，去晚了就会因买不到面包而挨饿。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在排着队，后面的没有买到也只是在失望中默默地离去。对此我在心底不免暗暗敬佩。
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排队呢？对此有人恨铁不成钢地说，不排队是我们国民素质差的表现，是一个改变不了的民族习惯。梁实秋先生就并不以为不守秩序不排队是我们民族性，认为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记得早年他在文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一声着着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对此事他感想复杂，既对日本人的行为极为愤恨，又对国人的不争感到痛心，不禁叹道：“难道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
抽一鞭子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其实排不排队，如何排队，看似小事，但它能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状况、价值观念、道德水准、风俗文化等等。排队的事情看起来虽小，但其中蕴涵的意义却大。
排队实际上是正义与公平的象征，是对规则和秩序的认可。但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排队”，在我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往往是一种被许多人推崇的成功哲学。这点从民间流传的俗语中就可以看出，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英雄不论出处”，“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脸皮厚吃个够”，“规矩都是人定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等。
排队状况如何，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状况的反映。比如提拔干部的排队方式应该是考察一个人的德能勤绩；一个工程项目让哪个企业去做的排队方式应该是看这个企业的能力和工程质量如何。如果不去“跑官”就得不到提拔，不去“操作”就得不到项目，谁还会去排队呢？如果不按规则做事，就处处碰壁，按规则做事则处处顺利，那么，谁还能不去排队呢？有形的不排队其实是隐藏在社会生活后面无形不排队的反映而已。
这么说来，让中国人喜欢排队习惯排队，还真是个任重而道远的事情呢。
2011年03月07日 20:21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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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评中国之命运》 作者：陈伯达 出版社：新华书店
序言：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已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商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汗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国之命丛》既是以蒋介石先生的名义出版的，就因蒋先生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此抗战处在重要关头的时候，大家想蒋先牛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东西，应该是对于如何准备对敌反攻、配合盟国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大问题，有所指陈。因为尽人皆知：今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是抗战，而不是其他。似大家读到《中国之命运》后却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人们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关于抗战问题，在全书二一三页当中，只占了十二页半。全书的中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一言蔽之，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虽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因此使人们大失所望！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素来鄙薄那种掩盖自己政见的人，蒋先生并不掩盖自己的政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蒋介石先生此书是不同意的。我们既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有责任把自己的意见公开出来，以求国人之审察。蒋先生也说过：如有人认为国民党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那么，好吧，我们就提出意见来和作者及读者商讨，这应该是完全必要的事。因为蒋先生此书所讨论的，是关系于中国之命运，关系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故不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而且是每个中国爱国人民都应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的。近日国民党方面竟在图谋“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国国民党指导的中央通讯社业已公开发布了这个消息，可谓到了怪论百出的时期，我们共产党人自然不能默尔而息。但这种怪论是有根据的，只要一读《中国之命运》，就可找到这种根据，因此使我们更加不能默尔而息。本文所批评的，限于书中的几个根本观点，至于书中的其他观点以及对于许多观点的详尽批评，只好俟诸另文及别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读者乃至任何爱国人们，如果对本文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提出辩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怕辩论的就不是真理。无数的国民党刊物，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批评得一塌糊涂，我们至今还没有回答。现在就以蒋先生此书为契机，发表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吧。
（—）关于中华民族
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书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人小宗支”。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类怪论，决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是很可骇怪的意见。按照作者的见解，则孙中山先生称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又不是无的放矢吗？蒋先生的意见，不明明是和孙先生的意见相违背吗？
我们请研究一下：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出自何经，据于何典，这是从那里考证出来的？作者引了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难道现在中国诸民族都是文王的孙子吗？凡此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学问才能理解的问题，作者违背了这点常识，故弄得毫无是处。在此问题上，作者还提出所谓“婚姻的系属”，但是我们也请研究一下：难道汉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记呀，这段历史曾经是汉民族统治者向匈奴民族统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剧），就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难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把中国国内各民族做那种解释，则全部中国历史都变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帐。如果照那种解释，则汉时代汉民族和匈奴的战争，就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或者说是大小姓的冲突吧）。五胡乱华、南北朝那时代双民族与各民族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唐时代汉民族和回纥、叶蕃、沙陀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五代时汉民族和契丹的战争，宋时代汉民族和契丹、西复、女真、蒙古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明时代和蒙古、满洲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反满的战争，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战争，而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若然，则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先生……这一切在汉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为汉民族和中国河山生色的历史人物，不就都成为一批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吗？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这一切万恶不赦的汉奸，不又大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吗？按照作者外行民族的解释和历史的渲染，则全部中国历史，必须完全推翻，而我们民族也寄托于乌有。
蒋先生说：“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们也请研究一下：根据前面所列举的史实，我们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曾经那末残酷，那末无情，如果现在按照作者所说，那又将作何解呢？是的，历史上汉民族在反对异民族侵入的时候，是有两种人的根本分别的，一种人广大民众，他们流血牺牲，抗拒外患，虽保卫祖国与光复旧物的基本动力；另一种人则是一些腐败的统治者，他们在异民族侵入面前，时常采取“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人子之尊”向异民族的侵略者称臣、称子、称侄、称孙，而每年贡纳很多银帛、杀戮抗战的大将，以求取得其宠辛〔幸〕（最好请看五代和宋朝的历史吧），这些皇帝和臣宰们时常拿出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法宝来驾驭人民，大概他们对于异族侵略者的这种行径，也就算是实行了他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德性吧，但是，这些行径，对于我们民族，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
照科学的了解，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件）以及表现在共问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民族的斗争是社会分化为阶级后的历史结果，民族的斗争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要存在，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战”。不仅如此，在人类大同还没有实现以前，某些本来曾经是互相斗争的民族，们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也竟可能同化起来，变成一个民族，比如：中国以前入居中原的许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汉民族同化了。今天，满民族在事实上也已同化于汉民族了。但这决不是由于什么汉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于他们在内地和议民族混居，汉民族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后来并且在政治上，都比较他们先进，比较他们占优势，而在人口数量上也较优越，这样就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逐渐地同化起来了。
现在是科学昌明的世界。民族历史必须按照科学去解释。法西斯主义曲解民族历史、削改民族历史、捏造民族历史的伎俩，决不足为训，如果拿这种东西作为国民的教本，就会愚弄国民。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我们汉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很弱的民族，正应和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进行平等的民主的联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们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方面又要拿大汉族主义去欺压国内其他弱小民族，那就会给敌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事业。这是每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所应该注意的。
中国和外国的一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总是盗窃“民族”为私有，好象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请研究一行：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如果没有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民众，我们民族从何处得到衣食住，从何处组成抗战的军队，又从何处有文化？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既然劳苦大众是民族的主体，那末，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把劳动人民看成至下，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国家看成至下吗？
谁是民族的主体？答复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的力量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我们民族的组成以及过去所以衰而复兴、亡而复有的问题，才解释得了如何准备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即要不要动员民众、实行民主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抗战后中国谁才应当为主人翁的问题。在几年前，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中央许多文献，曾给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却把“少数人士”和“德性”当成民族的决定者。这就是我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关于中国之命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点。
（二）关于中国历史
我们继续说中国历史，特别说一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吧。中国历史应该是民众的历史，因为没有中国民众，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国历来和自然界战斗，和黑暗制度战斗，和侵略者战斗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劳苦民众，民众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民众历来创造一切幸福，们是他们自已却没有了一切幸福，中国劳动人民和民族的苦难战斗，但是在过去，一切果实却被少数统治者窃取而去，而自己则仍落到最受苦难的结果。每当中国民众被统治者剥削压迫得最痛苦、最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患也就随之而来，但民众又成为“我必复之”的力量。蒋先生说：“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这话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满族入关以后，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统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最富于民族思想的，并且不断地进行了民族的斗争。历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转移，则民众的自觉力量也越大。在满清入关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远比过去任何异族统治中原时代要广大、要深入、要长远。二合会组织的蔓延及其长期不被消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孙中山先生也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这是公道话。民众的民族思想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随的，就是腐败人们奴才思想的发展，而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就是作者书中所不断称赞的“曾涤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记呀，这是满清朝廷因为他剿汉有功而给他死后的谥号）。至于作者关于满清的历史，如此写着：“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这些话里一点民族思想也没有，则是千真万确的。清代中叶，中国民族遇到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挟持其资本主义的优越经济力量，打开了中国的长城，但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抵抗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国抵抗力的软弱，是由于满清朝廷一方面在国内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民族牢狱，另方面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作者说：“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钉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因为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人民不得奋发起来抵抗侵略者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吗？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在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前，应该是国势鼎盛、民气兴旺的时候了。但是，既然国势鼎盛、民气兴旺，为什么又会有不平等条约呢？
但作者又说：“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这不就是“原因”了吗？如果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此逻辑，岂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败坏”（带一笔：作者不愿意说是专制政治，此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及），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赞满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稠密”吗，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说，“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弱”，所以有了国耻。可是，作者不是说过吗：“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车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宜若国耻可以由此减少了，为什么又弄得国耻如麻呢？历史的教训显然是和作者所说的相反：原来中国之弄得国耻如麻，恰恰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湘军淮勇的成功”。不是吗？请研究一下：太平天国曾统治了许多省份，时间十余年，和外国人也有来往，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有和什么外国订过不平等条约，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气，组织了“戈登常胜军”，使太平大国内外受敌，而陷于失败吗？如果太平天国获得胜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国，发扬了民气，创立了国防，则外国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们这样多的国耻。所以我们说，湘军淮勇的成功，就是民众的失败，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众失败，洋大人成功，国耻自然就多起来了。
应该介绍孙中山先生的两段话：
其一：“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
其二：“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便非提倡民权不可。”
孙中山先生的话，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遗训在其信徒中的被遗弃，不是很可悲的吗，
要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必须把旧中国重新改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其所以要把旧中国重新改造，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太黑暗、太残酷、太落后、太虚伪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无孔不入地剥夺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的血汗，使得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因而使国民经济不得发展起来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方法从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权，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机及其政治活动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吗？不加改造的旧中国，如何站得起来？如何能够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战争中不求进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够最后战胜敌人？然而不幸，《中国之命运》的作者竟把这样的旧中国写成“黄金世界”：海禁开放前出中国的经济是发展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风气伦理是那末好，一切都几乎是全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是一切都那末好，为什么打不过外国侵略者，而且要时常与当时的敌人作城下之盟，订立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呢？本书的自相矛盾，这又是一件。
为使读者明了起见，把作者所描写的中国古代“黄金世界”抄列于下，读者一见，就知全是妙文：
关于经济：“我们立国的基础，本是农业。全国的农业，除边疆省区外，分布既不失均衡，故全国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远。政府对全国交通的计划，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经济的趋势，虽起自河流而倾向海岸，然而建国的成规，并不见有什么偏枯的现象。”（——五九页）
关于“社会组织”：“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以从事于修筑和疏浚。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谓‘谨庠序之教，中之以孝弟之义’，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常活跃于中国固有的实际社会之中，而表现其具体的成绩。”（——六一，六二页）
关于社会风气：“杜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六二，六二百）
关于“伦理”：“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六七页）“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懦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华民族仍虚心接受外来的宗教，且能够撷取外来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互相发明。”（——六九贝）
猗欤休哉：使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乐世界！但是，既然旧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是那末好，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提出了“农业中国、工业日本”，那末喜欢保留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呢？既然旧中国的保甲制度是那末好，是那末对人民有利，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推行保甲制度呢？既然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伦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为全世界所不及，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提倡中国“固有文化”、“东方固有道德”呢？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真的爱起中国民族来，所以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些“好”东西，来破坏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吗？历史的真理，有的要等待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来发现，有的则虽愚夫愚妇亦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之所以特别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一切腐朽的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绞杀中国历史发展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反抗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自觉的工具。蒋先生竭其全力去颂扬这些东西，其用意究竟何在呢？蒋先生所喜爱的这些东西，日本法西斯也喜爱，难道也是“口之于味有同嗜，耳之于声有同听”吗？至于蒋先生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我们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为篇幅所限，暂不详论。
民国上海市民文化素质论略
2011年03月07日 17:57
来源：清华大学历史系 作者：樊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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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主要考察了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竞争力直接相关的市民文化素质状况，主要为三个方面：近代上海市民受教育的状况，一般市民的科学文化求知状况和有关条件，近代上海就业者的一般文化技能状况。
民国时期的上海 资料图
本文摘自作者“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会议暨第二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发言（清华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东方文化协会历史分会主办）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化素质”是个较难把握的概念，依我们的理解，似应该包涵：文化知识(其中包括人文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等)，文化精神(包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文化技能等内容。全面准确地论述近代上海市民的文化素质，是近代上海史研究的一点难点，其原因是有关资料匮乏。文化素质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限于资料和篇幅，我们这里论述的是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竞争力直接相关的市民文化素质状况，主要为三个方面：近代上海市民受教育的状况，一般市民的科学文化求知状况和有关条件，近代上海就业者的一般文化技能状况；以此对近代上海市民的文化素质作一简约描述。
一、民国上海市民受教育程度
与科举取仕不同的国民教育约兴起于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时期，在民国时期形成了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城市居民接受学校教育时间的多少和在校学生与居民的比重值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市民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清末以来上海各类近代化学校兴起，市民中接受近代教育的人数比重无疑不断增加，由于缺乏近代市民受教育年限的统计资料，我们以大中小学校学生在市民中的比重，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比重为主要指标考察近代上海市民的受教育状况。
清末民初社会化办学浪潮在沪兴起后，上海人口与学校的比重就全国来讲，一直是很高的。1907年清廷学宫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全国各省有学校37888所，以4亿人口计算，每万人中有学校0.9个；上海该年有学校271个2，以沪地人口约120万计，每万人中有学校2.2个。民国后沪上的各类学校继续增长，尤其是中小学新建不少。
1932年全国各类中等学校(包括中学，中等师范和中等职业学校)有14789所，学生总计547207人，每万人有中学生约12.1个；上海有各类中等学校141所，学生28320人，每万人中有中学生88.2人3，是全国平均值的7.29倍。1933年全国有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259095所，入学儿童12383479人，每万人中平均入学儿童277.8人；上海有初等学校851所，入学儿童158201人，每万人中平均入学儿童为492.9人4，是全国的1.77倍。1930年上海高校学生有14435万余，每万人中2全国学校数，参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上海学校数参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上海通志社遍，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696页。
3、根据教育部编《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度全国教育中等教育统计》数值计算，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11月版，第40页“各省市地方每人口一万平均得受中等教育之人数比较表”。上海的平均万人受中等教育的比重为全国第三，第一为北平143.1人，第二南京为104.7人。
4、参见教育部编《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度全国教育初等教育统计》第6页，表三“各省市地方初等教育概况”和第9页表五“各省市每千人人口中受得初等教育儿童数”数值计算。文中将平均人口由千人改为万人，与中等教育人口比重单位一致。上海每万人中的初等教育儿童数，在全国位列第四，次于威海卫，青岛，南京三城市。有高校学生45.9人5，1946年上海每万人中有中学生140人，全国每万人中学生则为40人。6，同年上海职业人口统计中，12岁以上人口中，在各类学校求学的有188619人，12岁以上人口每万人中求学者达571.6人7，其比重亦远高于全国水平。
1946年统计资料显示上海6-12岁的学龄儿童在校率为72.8%8，20世纪20-30年代南京，上海和北平是全国中小学教育最发达的城市。1933，1934年间上海的每万人中学生的人数88.2人，每万人小学生为492.9，两者相加为581.1人；南京每万人中学生为104.1人，小学生为495.9人，两者相加为600人；北平每万人中学生为143.1人，小学生为196.2人，两者相加为339.3人。9，三城市比较，上海每万人中的中小学生人数，接近南京，而远高于北平。人口中平均每人所担负的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数额是衡量一定区域内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一个间接指标，上海在这方面名列前茅。
表2 1932年各省市每人每年平均担负中等教育经费比较表
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民国年间上海每年人均初等教育经费1.18元，仅次于南京1.21元，为全国第二；上海平均每人担负的中等教育费为1.21元，仅次于北平1.56元，也为全国第二。如果将中小学人均教育经费加起来，则上海1.18+1.21=2.39(元)，南京1.21+1。06=2.27(元)，北平1.56+0.60=2.16(元)，两地均不及上海高。上海人均中小学教育经费为全国平均值(0.36元，中等教育经费0.12元+初等教育经费0.24元)的6.64倍。上海物价水平较高，其与全国中小学经费平均值的实际差距也许没有如此大，据我们估计约在三四倍左右。
上海中小学生的人口比例在全国位居第二，而中小学教育经费人均支出名列第一，上海中小学学费比较昂贵，尤其是高小和中学的学资不菲。大致上，送子女入中小学的为社会收入较好的城市家庭。据有关文献显示1929-1930两年上海各区市立中小学校学生家长职业分类状况，小学生家长职业比重：商界42.4%，43.3%，工界23.7%，24.6%，农界17.5%，17.8%，交通界4.3%，2.4%，无业4.3%，2.4%，学界2.1%，2.6%，政界1.8%，1.6%，军警界1.4%，1.1%，医界1.1%，1.2%，律师0.1%，0。2%，其他2.7%，5.0%。
中学生家长职业比重：商界57.7%，57.2%，学界16.7%，15.4%，政界8.5%，7.0%，农界4.6%，5.4%，工界4.6%，2.1%，医界2.6%，2.6%，交通1.9%，3.1%，军警1.1%，1.0%，无业1.3%，律师0.5%，1.1%，其他0.5%，3.3%10。
从职业划分看，在校中小学生中从商者阶层的子女比例最高；高出其他阶层1倍至40-50倍，中学生来自商界家庭的尤多。这即与沪地从商者众，收入较高相关，也反映出商业中人对教育的重视。作为一个善于经营的阶层，商人深知教育投入对子女以后职业收入高下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小学生来自工界，农界，交通，甚至无业者家庭的比例均不少，城市居民，如有可能，都愿意送子女入学。
中学生家庭，除了商界外，来自学界，政界的较多，来自工界，农界的比重有所下降；反映了中学教育学费较高，一般下层市民难以承受，中等以上教育投入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民国时期，上海中小学生的人口比重，与晚清相比大大增加；从发展水平看上海每万人中有中小学生581人，教育经费人均每年2。39元，还是相当低的，但在全国已是数一数二。1946年，上海市民中受高等教育者有2。14%，受中等教育者有11。10%，初等教育者有27。57%11，沪地人口规模大，其大中小学生的绝对数量远高于中国其他城市，在数量上一定程度的集中形成了相对近代教育人口的“高地”。
二，一般市民的科学文化求知状况和有关条件
正规的学校教育状况是反映城市市民受教育程度的一个显性指标。近代中国正规学校教育十分有限，上海亦如此，学生在人口中的比重很低，其实际上反映的是少年儿童及一部分青年受教育的状况。社会教育及其有关市民参与状况，能够反映城市一般成人民众对文化，知识的生活态度，往往能折射出城市大众的求知精神和价值观念。
晚清以来，上海新式的行业，职业兴起，需要从业者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文化基础。许多来沪的移民缺乏文化底蕴，谋职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无缘于专业化的工作。一些有志的求职者，特别是青年求职者希望通过社会化的学习，谋求较好的职业，于是沪上社会教育应运而生。上海早期的社会教育机构主要是一些专业性的业余学校。19世纪70-80年代，沪上外国洋行和银行等外资企业增加，中外商务交往日见频繁，需要外语人才，于是各类英语培训班和夜校纷纷成立。
由于英语班收费较高，一般而言，富家子弟在“英华书院”等有外人教学比较正规的学堂学英语，中等收入的青年在夜校培训班学习。据有关资料显示1865-1886年间《申报》广告的上海外语培训班和夜校有36所12。这是上海晚清社会化教育的一次高潮。20世纪以降，随着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职业要求的多样化，社会教育的需求增加，社会教育机构不断发展。一些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有能力的私人成为举办社会教育的主要力量。1904年在沪的中国教育会开办通学所，既是补习学校性质，有外文，理化，代数，几何，博物等科。1908年3月上海商界成立学徒补习所，学习科目有国文，商业道德，商业应用等。上课时间为每晚七时半至九时半。1909年上海青年会附设半夜学堂，主要招收商界青年入学，开设中外语言班和打字，宗教等课程班。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将社会教育视为己任。教育部通电各省都督府，提出“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日益受到经济界，教育界及政界人士的重视，社会教育事业得以稳健地发展，社会教育的形式和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加。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出现了一定的兴盛情形。1934年各类补习学校66所，有职业补校，高级补恔，商业补校，妇女补校，贫儿职业补校，女工校，会计补校，英文补校，英日文补校，职工补校，商会商业补校，商业英文补校等，其中不少是社会团体和企业主办的补习学校。上海女青年会办了四所女工补校，沪地著名的报社《申报》共办了六所业余补习学校。这些补校的规模大小不一，大者，如上海市商会商业补校，有教职工114人，学生2640人；小者，教职工4人，学生四五十人。66所补校，共计资产435457元，教职员1209人，学生为22876人，毕业生2790人13。同年，经市教育局核准的私立职业传习所有9所，教职工60人，学生408人14；估计还有一些尚未被市教育局核准的职业传习所存在。20-30年代，和补校类似的业余学校，还有劳工学校，民众学校等。补习学校，民众学校收费低廉，有的是免费的，来学习的大都是文盲或略识几个字的半文盲，属于社会下层的工人，店员，学徒及贫苦子弟，其年龄大多在12-29岁间。由于谋生的压力，他们渴望学习，但收入微薄，选择补校学习初级国文，算术等文化知识。
表3上海市市立民众学校，补习学校学生职业分配情况(民国18年度第二学期)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对识字扫盲和文化普及性的社会教育应该说比较重视。教育行政部门有专职的社会教育管理机构，并在整个教育经费中一定比例的社会教育经费。如1929-1930年度，上海市社会教育经费为41900。16元，占全部教育经费的3。9%15。在一定社教经费的保障下，上海市政府建立了一批市立，公立的民众学校，补习学校，民众阅报室，图书馆，博物馆，通俗演讲团等社教设施。
在20年代末，沪上出现了市立的民众教育馆，大多建在下层劳工集中的城市边缘地区。这种民众教育馆设有书报部，娱乐部，问字部，游戏部，演讲部，通讯部等，类似文化俱乐部。这种民众教育馆的主要功能是为下层人们进行自我文化学习和娱乐创造条件。1929年1月至6月半年间，设立在吴淞镇火车站，浦东塘家区严家镇，沪西漕河漕镇，沪西蒲凇镇的四家民众教育馆，计有阅书报人数15126人，问字人数3250人，听演讲人13979人，娱乐人数27304人，演讲次数659次16。民众教育馆成为低成本的社会民众自我学习的一种方式。
上海郊县政府也举办了一些民校。“时(1930-1933年间)奉贤人民，识字率不高，据调查所得，不识字者，竟高达60%有余。故社会教育，实有扩充与发展之必要。”奉贤“民众学校没期四月，招收失学民众入学，分设成人，青年及妇女各班。旨在以识字教育及技能教育为目的。课程除党义外，有国语习字，珠算，常识等，颇受一般民众欢迎。时全县共开设民校十六所，有学生逾千人。”“其他社会教化设施，有开办南桥奉城两公园及民众教育试验区，试验民教新法等。”17
1935年国民党上海党部在沪开展识字运动，设立上海市识字教育协进会，多次召开会议，拟订“进行办法”和“法规”。“法规”要求本市所各级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多至八百以上，每一单位，必须举办识字学校一所；法规对学校登记，教员甄别，出席指导，派员考察，毕业考试，成绩总核等都有关明确的规定。在国民党党部的动员下，上海各方合作，兴办了一大批识字学校。“查党办代办自办识字学校共有七百九十九校，入学人数达四万八千三百二十一人，除中途辍学，或学校停闭，及未经抽考，自行散学者无从统核外，合计毕业应考学生为三万一千三百十人”。
这些短期识字学校中，党办识字学校216校，业已教授终了考试完竣者共175校；各类同业公会请托代办者49校，已办终结者44校；商业团体自办识字学校152校18。市党部对办学成绩优异者进行了奖励，对办学不力者进行了严令申斥和严重警诫。20-30年代，上海民间社教事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函授教育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种社会教育的形式，市民业余学习的一种选择。
函授教育的课程大多属应用知识方面的内容，还有书法的学习。在当时，书法即是一文化素养，也是一应用技能。函授学校的学员相对补习学校的学员，层次要高些，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不少人是具有中小学学历的青年学生，能够自学，所学的内容是较好职业，职位的专业知识。重要的函授学校大都由一些重要的文化型企业举办。
表4上海市核准登记私立函授学校统计表(民国23年)
流通图书馆成立后一年已有4万余人办理了阅览手续，出借图书约九万人次，其到了良好的社会教育作用。1934年史量才遭暗杀后，流通图书馆该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并发起组织“读书互助会以提倡社会互助精神，帮助失学青年，”19进一步推进社会教育事业发展。1935年上海一批文化名流和社会贤达向全国发起读书运动，在沪组织读书竞赛会，读书指导会，掀起了上海市民文化学习的热潮。
民国年间，上海社会教育事业呈现出识字扫盲，青年读书运动及函授自学等多层次多元化的现象，尽管参与社会教育人数在全市人口中的比重并不是很高，但已经形成了有志者追求文化知识，自强自立的社会氛围；沪地各类社会教育设施，大量的书籍报刊及普及化的大中小学教材为他们进行社会化学习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近代上海职工文化素质及技能状况
晚清上海的近代工商业崛起于市井，无论是经营者，或是雇佣工人，来自绅士阶层的甚少，从业者大都无甚文化，接受过新式教育更少。民国后，上海经济规模扩大，社会分工细化，职业竞争展开，从业者的文化水准总体上有所提升，各行业和行业中的各层次的从业者的文化程度差次不齐，颇有差异，产业工人文化程度仍然不高。
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一般职工的文化要求很低，男女工人的文化相对低下。沪上棉纺织厂“中国厂和英国厂，工人下工可以自由补习读书，识字的人男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五，女的大致有百分之二十。”“一般的讲，一字不识的男的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女的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日本在沪棉纺织厂由于管制严格，工人害怕上夜校被开除，其文盲率更高些。“纱厂工友大多出生贫苦的农工人家，小时进过学堂的不多，每天要做十二小时的工作，空时太少，工资又小，很多想读书没有学费，因此文化程度比其他产业部门还要低些。”20缫丝业女工居多，工人的文化程度与棉纺织业工人差不多，文盲占90%以上，小学文化程度的占极少数。上海丝织业工人文化程度高于缫丝业。来自浙东的工人，男工高小程度大概有30%，初小程度的有40%，稍识字的有25%；女工高小程度的有5%，初小程度的有10%，稍识字的约20%，其余的不识字。来自杭州，湖州，苏州的工人的文化程度比较低，70-80%的人不识字。针织业工人中，受过中学教育的不过1%，小学教育的约6%，其余大多是文19参见《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4期，《量才流通图书馆馆读书互助会史料》。20
朱邦兴等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盲。21卷烟业和面粉业的工人文化程度也很低，阜丰面粉厂1000多工人中，能看报写信的100人左右，能看报不能写信的300人左右，识得百余字的150人左右，能看报写信可读书的20人左右，其余六七百人是文盲。大抵文化较高的是青年工人，文盲或识字不多的是老年工人22。
机器修造业的生产技术要求高于轻纺工业，这些行业对从业者有一定的文化要求，职工文化程度相对高些。上海的机器制造修配业较大型的铁厂，“因为要懂得一点初步机械知识，故文化水准比较高，不识字的占少数，尤其是新招的学徒之中，起码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和超过初中的也不少。但小铁厂中的情形是不同的，文化落后一些，不识字的占多数。”23公交，出租汽车，水电业等共用事业的职工文化程度不高。上海英国电车公司的职工，“卖票识字者不多，能看报的更属少数，有的懂几句'洋泾浜'，不过不懂英语也无碍工作。司机的文化程度更低于卖票。铜匠间工人能识字看报也属少数。就是查票员也有不认识字的，但多少要懂几句英语才行。”法电公司(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的简称)的职工，卖票的都认识几个字，法文知道与否无关。司机进公司前不识字的至少20%，以后大都认识几个字。在机务部方面识字者大约在20-30%，职员懂英文法文者并不多。华商电车电气业的职工文化程度与英电法电职工比，大致差不多，“不识字的很不少”，售票员的文化程度华电要比英法电低些，主要是不用英法语。上海出租车业的职工中“目不识丁的要占四分之一强，粗通文字也不多，讲到能看报或写写文章的，那当然更少了”；“职员方面，文化比较高，大都是初中后高中程度”。24
近代上海商业，服务业一般从业者的文化程度大致与公用事业职工的状况相似，在一些服务业中不识字的占大多数。
邮政工人的文化层次在上海各行业中相对较高。邮务工人的文化水准，最低限度必须懂国文，并略识英文。因为邮件上载有英文的很多，所以苦力中识英文的也常有。除了英文以外，懂俄，法，日，德文字的也很多，而且一般人大都有懂两国以上外国语文的要求25。民国时期，上海金融业的银行，钱庄等职工的文化程度一般比较高，从业者大都认识国文和有一定的数学能力，有相当比重的职工是中小学毕业生出身，一些高级职员有大专文凭。20-30年代，上海工商，金融，交运，服务业职工文化程度有所区别，生产工人文化普遍低下，这与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水平相关，也与当时中国的国民教育落后相关。从全国范围看，上海职工的文化程度总体不算低，约有20-30%的职工识字有一定的文化。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上海许多文化匮乏的产业工人渴望学习文化，只要有可能，他们积极地参加各种文化补习活动，以摆脱文化低下的困境。沪东，沪西不少棉纺织业工人，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下工后到补习学校或附近的“老法”学堂学习，还有的在工房中自学。针织业女工，在“八一三”识字运动中，成群结队地到补习学校上夜校。有些民族资本纱厂在工人的要求下，在工厂中开办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永安三厂规定工友们在放工后上一个钟头，早晚两班，共200人左右，分四个教室上课，由职员轮流教授。教材用《高级国民读本》和《老少通》”26。当时不少上海青年职工有很强的自学提升学识修养的意识。1933年沪地《机联会刊》刊登了一个刚出徒的小店员的有关生活费支配法的文章。
除了吃饭外，他一年收入56元；衣者费16元，书籍费20元，医疗费10元，杂用费8元，邮费2元。衣着，除了必需外不必要的一概不添；“书籍是每年支出底最大数目，因为我自知学识不够到社会上来应用。要想补救的办法，只有自修。所以每年订杂志三份，周刊两种，约10元。其余书籍，大部分属于修养和社会科学的”27。邮务工人的“教育水准虽较高，然而，仍然是不够的。他们都有进步的要求，又苦于教育事业的商业化，没有代价是不能取得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热心的邮工已组织了一个补习学校，就是适应一般工人向上的考升邮务员佐的需要而设的。”28由于拥有文化知识的人是一种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近代上海各行业不同的文化素质要求，其工资薪酬情况不同，体现了文化的经济效益，此为广大职工学习进修文化知识的利益驱动。
表5 1939年上海各业工人日工资情况(单位：元)
从表3-13中可以看到，对从业者有一定文化要求的行业，如机器，公用事业，印刷等业工人普通工资较高，而缫丝，烟厂的工人工资较低。表中没有邮务职工的工资状况，当时邮务工人的工资是比较高的。甲等邮员月工资三四百元，乙等邮员一二百元，邮佐四五十元，信差三四十元，邮局苦力二十元。如果以信差为普通水平，那么他们的日工资在一元以上，比上表中各业工人的普通日工资均高，这与他们的平均文化素质较高相对应。在上海各业工人工资中，最高的工资除了工头外大多是少数技术工人，而技术工人不仅有专业经验，也需一定的文化知识。
在各行业的中高层职员中，有相当数量的工程技术人员。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1940年上海有工程技术人员927人，其中在中外企业的有699人，为全国最多29。20-30年代上海企业的经理等高级公里人员的文化层次也有提升。上海总商会的一个企业高层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108名经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20。7%，中等教育的占6。4%30。20-30年代上海职业社会，大致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技术的的社会气象，文化知识与27署名小职员《我的生活费支配法》，《机联会刊》第67期(生活费专号)，1933年3月16日。28朱邦兴等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29徐鼎新《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全国工程技术人员分类统计表之一”。
收入水平没有出现倒挂现象。沪地职业阶层的特点是总体技术素质较高，比较敬业，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和深化，各业从业者的文化和职业技能也在不断地提升。
四，余论：近代上海文教事业与城市经济互动发展
近代上海是个新兴的近代都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沪地近代文教事业蓬勃兴起，素有中国文化半壁江山之誉。经济和文化发展各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两者确也存在着深层的互动关系。城市经济发展为文教事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生长空间，而社会文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及其产业化，一方面自身即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直接为沪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为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适宜的人文环境，给经济发展提供文化科技和意识观念上的支持。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互为条件，互动并进的社会景象。
近代沪地文教事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择其大端论之，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上海学校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代上海是新式学校教育最发达的城市，为经济建设的发展培育了大量的有用之才。文献显示，1929-1936年上海各级学校学生总数为1545831人，1945年有各级学生386206人，有学者估计，1945年前，近代上海50年间，学校大概培养了数百万各级学生31。这些学生成为上海丰富的人力资源。上海学校与北京有所不同，上海的专业性学校较多，所设置的课程较多应用型学科。20年代中等学校近一半设有经济学，商业学，簿记，速记，打字等，高小也约有三分之一开设商业课。上海学校多数为私立，他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注意社会需要而调节学科内容。复旦大学在民国年间新开的科目有商科(1917年)，工商管理(1920年)，经济学系(1922年)，会计学系(1926年)，国际贸易系(1926年)，市政系(1929年)，法律系，新闻系，教育系(均设于1929年)。上海职业学校及补习职业学校1929-1936年开设的课程有农业，工业，商业，商业管理，金融，交通，运输，通讯，建筑，医疗卫生，外语，打字，会计，簿记，家政等，为社会提供了大批的技术工人和中初级人才32。上海学校的办学旨趣，受到现实的制约，具有一种为工商业提供职业人才的导向。上海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实际上形成了对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持系统。与晚请上海开埠人力准备不足，大量的经营人才，技术工人来自外地移民不同；民国时期沪地经营，技术人才主要靠市内培养和部分国外输入，经济人才的本地化效应日益显著。
其二，经济发展推动文教事业发展。
近代化的文教事业离不开近代化经济的发展。近代文教事业普遍发展，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后者为前者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平台”，由此才能实现它的社会化发展。近代上海经济发展对文教事业的推动大致体现在以下三点。
(1)工商，金融企业对文教事业的投资和资助。沪地近代文教事业兴起于清末民初，社会力量办学是一大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实业界人士的出资兴学。1893年经元善创办经正书院于上海城南高昌庙。1896年钟天纬受盛宣怀赞助，于上海经正学堂旧址设立三等公学，采用新法施教。1898年4月经元善发起创办经正女书塾开学，延请中西教习授课。190131参见施扣柱“20世纪教育界盛况”，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7-1018页。32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2-1908页。年3月叶澄衷创办澄衷学堂新建校舍落成，学堂开学。1908年2月虞洽卿等上海发起成立中国体操学堂，本科一年半卒业。民国后，企业资助办学，办补习学校，半刊物，兴建图书馆，读书会等，更是络绎不绝。不少民族资本企业在发达后，欲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首选资助文教事业；特别是《申报》，《商务印书馆》等“文化企业”更是积极出资回报社会。企业参与和资助是沪城文教事业兴盛的一大顺应因素。
(2)经济需求推动文教事业发展。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上海产业结构的进化，工商金融企业对各种科技，财经，贸易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由此催动不少专业学校和新兴学科的产生。民国时期一些高校专业的改革和添置大都与新的社会需要有关。20-30年代上海企业科技化变革中，科技与生产的融合加强，引入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培养技术工人成为提高企业素质的主要内容。当时一些的企业，设立企业研究所和设计委员会，高薪聘用教授和研究员等，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如上海新亚化学制药厂1935年设立新亚药研究所，聘请了一大批高级科技人员。而企业对生产工人的科技，文化要求的提高则直接刺激了中华职业学校等各类职业学校，补习学校的诞生。
(3)与经济的有机联系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市场化产业化。文化与经济的联系，对文教事业即是一种推动，也是一种制约。这种制约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通过商业化的运作，使文化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上海的出版新闻业，在市场化竞争中优胜劣汰，文化资源的合理组合获得了文化经济的双重效益，使沪地出版业，报刊业在产业化运作中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上海各类私立学校在市场化运作中，注重教育质量，培育出了不少信誉卓著的名牌院校。此外教育，出版，报刊三业彼此互有供求，形成一定文化产业链，良性循环，促进了文化市场的扩大。二是文教事业的过度商业化，投机取巧，惟利是图，造成了品位低下，作践文化的现象。20-30年代沪上出现“野鸡大学”。“办这种大学的人，他们的宗旨完全如交易所一样，以营业为目的，对于学生纯取放任主义，因此训育和教育都马马虎虎，再马马虎虎给他一顶方帽子，一纸卒业文凭，就算尽他们的责任了。”33近代上海的文化事业的产业化程度高于北平，数量多于北平，而总体的文化水准和文化影响力则不如北平。即时现用的功利主义妨碍了文化的深层积累和文化品质的提升。33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