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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17岁时从一个神父那里借到布伦坦诺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多重意义》一书，由此对存在意义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3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晋升教授，发表了未完手稿《存在与时间》。就是这样一本当时被官员判定为不合格的书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它不仅影响了此后多种重要哲学流派和著名哲学家，而且在文学批评、社会学、神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种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海德格尔的哲学主题，并不是揭示人的行为或是解析人的心理，而是通过确立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的最本质的东西来阐明存在这个概念，而这，无疑是哲学的真正任务。

海德格尔生平

1889年9月26日，马丁·海德格尔出生于德国巴登邦梅斯基尔希。1903——1906年在康斯坦茨人文中学读书。17岁时，进入弗莱堡人文中学就读。在此期间，他对“存在”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1909年，刚满20岁的海德格尔中学毕业，进入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一年后学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1913年，在施奈德、李凯尔特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16年，海德格尔获弗莱堡大学讲师资格，与任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的胡塞尔首次见面。1919年，担任胡塞尔讨论班助教。1922年，担任马堡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29年，应马克斯·舍勒之邀在科隆康德协会上作题为《此在与真在》的演讲。

1927年，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八期上首次发表《存在与时间》。1928年，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接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次年7月24日在弗莱堡大学礼堂作题为《形而上学是什么？》教授就职讲座。同年12月，出版了《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一书。

1933年，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一年后，海德格尔辞去了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

1935年，在弗莱堡艺术科学协会作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演讲。次年，在罗马作题为《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的演讲。

1943年，创作《追忆》，载于克卢克霍恩编缉的《荷尔德林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中。同年，其《真理的本质》一书出版。次年，出版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1945年，被占领军当局禁止授课。自此一禁就是6年，6年内海德格尔再也没有踏上过讲台。

1946年，为纪念里尔克逝世二十周年创作了《诗人何为？》。第二年创作了《田间小路》、《从思的经验而来》，出版了《柏拉图的真理学说》。1950年出版了《林中路》一书。1951年10月在比勒欧作题为《人，诗意地栖居》的演讲。

1953年，海德格尔出版了《形而上学导论》。次年，相继出版了《演讲与论文集》和《什么召唤思？》。1956年，出版了《走向存在问题》。

1957年，在弗莱堡大学一般研究班上作题为《思想原则》的5次演讲。12月和次年2月在弗莱堡大学一般研究班上作题为《语言的本质》的3次演讲。

1958年，3月在法国埃克斯作题为《黑格尔与希腊》的演讲，5月在维也纳城堡剧院黎明庆祝节上作题为《诗与思——关于斯退芬·格奥尔格的“词语”一诗》的演讲。次年1月在巴伐利亚美术学会上作题为《走向语言之途》的演讲。

1960年7月，作题为《语言和家乡》的演讲。次年出版了《尼采》两卷本。1962年4月，前往希腊旅行。同年出版了《物的追问──康德先验原理的学说》和《技术和转向》。

1967年4月，在雅典科学和艺术学院作题为《艺术的起源和思的使命》的演讲。不久出版了他的新作《路标》。两年后，出版了《面向思的事情》。1970年，出版了《现象学和神学》出版。1975年，出版了《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76年，出版了《逻辑学——真理问题》。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远离了尘世，5月28日葬于其家乡梅斯基尔希。享年87岁。

海德格尔的著作

海德格尔的著作有：

《存在与时间》（1927年）

《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1926年写就，翌年出版。它也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日常语言中的“是”或“存在着”的意指提出诘问，并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

要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需要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渊源有一定的了解。从海德格尔的思想渊源来看，其《存在与时间》中的方法是来自于胡塞尔和狄尔泰的“解释学的现象学”，而《存在与时间》的实质内容就是来自于克尔恺郭尔的“生存主义”。

《林中路》（1950年）

《林中路》是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已被视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作品，是进入海德格尔思想的必读之作。本辑汇集了作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几篇重要文章，几乎包含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所有方面。这些文章初看起来是很难以统一的。而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正如本书书名所标明的：《林中路》，林中多歧路，而殊途同归。

《走向语言之途》（1958年）

这里译出的《走向语言之途》系海德格尔全集之第十二卷，是海氏后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所收录的共六篇文章，都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演讲报告，集中地呈现了他后期的语言思想。这本书是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一个演讲集。

《尼采》（1961年）

尼采是十九世纪后期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近百年来对他的思想内涵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从二十世纪初期起，尼采就对中国新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从王国维到鲁迅都曾为他的学说所倾倒，至今仍有许多青年为之入迷。

上帝死了吗？传统的道德只是“一种有用的错误”？是“权力意志”造成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吗？科学知识有哪些局限性？人类的进化是已经完成了还是刚刚开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尼采的哲学提出来的。尼采对于我们现今的时代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他对人类的心理、道德、宗教及权力均颇有洞察力：他预见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论和后现代主义。这些都清晰地写在他的文章里。

本书是海德格尔的重要著作。在上卷中，作者按哲学门类探讨了尼采的主要思想；在下卷中，作者探讨了尼采的形而上学与欧洲的虚无主义。

《路标》（1967年）

本书是海德格尔晚年自编的论文集，汇集了海德格尔自1919年至于1961年间所出版的重要文章14篇，特别可以呈现海德格尔在近半个世纪的思路历程。在此书中，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到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思想之进程和海氏对西方“存在历史”的独特的清理、批判。本书书名亦已明示，它包含了海德格尔在“存在”问题之追问的道路上的各个标记，“路标”。

《面向思的事情》（1969年）

本书收录海德格尔晚年的三个演讲稿和一次讨论班的记录稿。篇幅虽小，但属于海德格尔的最重要著作之一。本书的书名体现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渊源。“面向思的事情”显然是承接胡塞尔“面向事情本身”而提出的。海德格尔一生以“存在”为“思的事情”；而在本书中提出的“本有”之思，可视为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一个深化。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75年）

本书是海德格尔1927年在马堡大学开讲座课时的讲义。全书详细研究了《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第三篇的中心问题、通过提出作为一切存在领悟之境域的“时间”，来回答引导着此在分析论的、对存在一般之意义的基础存在论式的追问、使读者真正了解到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实事内涵与内在体系。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

海德格尔认为，尽管存在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尽管这个问题依然晦暗和茫无头绪，但是，在今天仍然有必要重提存在问题。为此，海德格尔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存在”这个概念不可定义；“存在”是自明的概念。

海德格尔认为，探索存在意义的工作不适宜在开端处就来阐发。只有凭借成形的存在概念，阐释通常的存在之领悟的工作才能获得它所必需的指导线索。借助于存在的概念以及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明确领会这一概念的多种方式，这样才能够弄清楚存在的意义。

经过已经正确领会的存在论研究本身将给予存在问题以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而不止于重新捡起某种可敬的传统或促进某个至今没有透视的问题。但这种事情上、科学上的优先地位并不是惟一的优先地位。

存在的某些性质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可能的关乎实事而可能归类的规定性之外，超出一切存在者的特殊式样之外，同时却又是任何东西都必须具有的。

在解答存在的意义问题的地基上，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植根于这种时间现象。

解析存在论历史的分析任务并不是否定地对待过去，它的解析针对“今天”，针对存在论历史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处理方法，无论这种处理方法是谈学理，还是谈精神历史，或是谈问题历史。这一解析工作并不想将过去埋葬在虚无中，它有积极的目的；它的消极作用是间接的，是隐而不露的。

存在的探索

“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但这并不等于说：“存在”是最清楚的概念，再也用不着更进一步的讨论了。可以说，“存在”这个概念是晦涩难懂的。因此，更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

“哲学领会存在问题的第一步在于‘不叙述历史’。”换句话说，就是不要靠把一个存在者引回到它所由来的另一存在者这种方式来规定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仿佛存在具有某种可能的存在者的性质似的。因此，存在作为问之所问要求一种自己独特的展示方式，这种展示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在本质上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所以说，问之何所问，也就是存在的意义，也同样要求一种自己独特的概念方式，这种概念方式也有别于那些用以规定存在者的含义的概念。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者完全可以在它的存在中被规定，而同时却不必已经有存在意义的明确概念可供利用。假如不是如此，直到今日都不可能有存在论的认识，然而实际上确实有这种认识，这恐怕是无法否认的。时至今日，一切存在论都把“存在”设为“前提”，不过却并没有把存在当作可以利用的概念——并没有把存在当作我们正在寻求的那种东西。

存在的意义问题里并没有什么“循环论证”，只不过在这里问之所问明显地“向后关联到或向前关联到”发问活动本身，而发问又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存在问题最本己的意义中就包含有发问活动同发问之所问的本质相关性。但这也只是说：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同存在问题本身有一种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联系。

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问题是一个独特的问题，要清理出存在问题乃至要解决存在问题，我们就需要进行一系列最基本的考察。但只有对存在问题的作用、意图以及动因加以充分的说明后，存在问题的独特之处才能显示出来。

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这种修正或多或少是偏激的，并且对运动本身并不怎么了解。一门科学在哪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决定着这门科学水平的高低。

海德格尔还认为，一门科学的所有老问题对象都以事情区域为其基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情区域借以事先得到领悟的那些规定。因此，同样只有先对事情区域本身做一番透彻研究后，这些基本概念才能真正获得证明。任何存在论，倘若它首先没有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将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不管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结底它依然是盲目的，并将背离它最本己的意图。

经过已经正确领会的存在论研究本身将给予存在问题以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而不止于重新捡起某种可敬的传统或促进某个至今没有透视的问题。但这种事情上、科学上的优先地位并不是惟一的优先地位。

探索工作的现象学方法

当人们试图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存在论以及诸如此类的尝试那里讨教的时候，存在论的方法却始终存在问题。由于存在论这个术语是在形式上很广的含义下使用的，因此，循着存在论历史来澄清存在论方法这条道路本身就行不通。

在海德格尔看来，随着存在的意义这一主导问题，探索就站到了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现象学方法。“现象学”这个词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它并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所包含事情的“什么”，而是描述这种研究的“如何”。

“现象”一词的意义是：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公开者。那么，“诸现象”就是：大白于世间或能够带入光明中的东西的总和。

假使在把握现象概念时始终不规定所谈的作为现象的是怎样一种存在者，假使根本不管显现者究竟是某种存在者还是存在者的某种存在性质，那我们所获得的还仅仅是形式上的现象概念。但是，如果将存在者领会为显现者，那么，形式上的现象概念就算得到了正确运用，现象的这种用法只是具备了通俗的现象概念的含义，但还不是现象的现象学上的概念。

“在之中”之为“在之中”

“在之中”有别于一现成东西在另一现成东西“之中”的那种现成的“之内”；“在之中”不是现成主体的一种性质，好像这种性质可以通过“世界”的现成存在受到影响或哪怕只是开动起来，引发出来；“在之中”就是这种存在者本身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

“在之中”的任务

存在论在此在的分析工作在其准备阶段中以这一存在者的基本结构即在世为主题。这一工作的切近目标是从现象上端出此在存在的原始统一结构；此在“去在”的方式及其可能性由此而从存在论上得到规定。对“在世界之中”的现象描述到现在依然是依循着“世界这一结构环节及在世的存在者在其日常生活中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来进行的。

倘若从现象上来描述“在之中”自身，我们应该在提示这种现象的时候，曾向持现象学态度的人群表示：“在之中”有别于一现成东西在另一现成东西“之中”的那种现成的“之内”；“在之中”不是现成主体的一种性质，好像这种性质可以通过“世界”的现成存在受到影响或哪怕只是开动起来，引发出来；“在之中”就是这种存在者本身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

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者层次上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谈到的在人之中的人性之光，无非指的是这种存在者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它以自身的此在方式存在。它是“已经澄明的”，这等于说：它作为在世的存在就其本身来说是敞亮的，不是由其他存在者来照亮，而是它本身就是敞亮的。只有对于从生存论上如此这般已经敞亮的存在者，现成的东西才有可能在光明中得以通达，在晦暗中有所掩蔽。此在从来都是带着它的此。此在若是缺乏这个此就不成其为具有这种本质的存在者。此在就是它的展开状态。

在此的诸存在性质的分析是一种生存论分析。这就是说：这些性质不是现成东西的属性，它们在本质上是生存论上存在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方式整理出来。

领会与解释

海德格尔说，解释向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注解可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形式，尽管它喜欢援引“有据可查”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据可查”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而喻、无可争议的先人之见。所有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人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

他认为，领会，作为此在的展开状态，向来都涉及到在世的整体。在对世界的每一个领会中，生存都一道得到领会，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其次，所有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这个事实人们早已经注意到了，即便是只在领会和解释的派生方式的领域中。科学论证不得将它本应该为之提供根据的东西设为前提。

领会中的“循环”属于意义结构。意义现象植根于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植根于有所解释的领会。为自己的存在而在世的存在者具有存在论上的循环结构。然而人们却在存在论上将“循环”归属于现成状态的某种方式，假使我们认同这种提法，那就必须要避免在存在论上用这一现象来描述此在这样的东西。

命题

所有的解释都奠基于领会。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意义的概念，由解释分成环节的东西本身以及在一般领会中作为可分成环节的东西先行标画出来的东西，即是意义。只要命题奠基于领会，表现为解释活动的一种衍生样式，那么，命题也“有”一种意义。

在海德格尔看来，假使我们以统一的眼光将“命题”的三种含义合为一种整体现象，那么得出的概念就是：命题是有所传达有所规定的展示。不过这样定义“命题”，依然存在疑问，那便是我们将命题当作解释的一种样式究竟有什么道理？如果命题是这样一种样式，那么解释的本质结构必然要在命题中重现。命题是根据已经在领会中展开的东西和寻视所揭示的东西进行展示的。道出命题总已经活动于在世的基础之上。

命题将现成事物作为什么东西加以规定，这个“什么”是从现成事物本身汲取出来的。解释的“作为”结构经历了一种变异。当这个“作为”执行其占有被领会的东西的这一职能时，它不再伸展到因缘整体中。“作为”本来分环勾连着指引的联络；现在这个进行分环勾连的“作为”从意蕴上割断下来，这个“作为”被迫退回到和现成的东西一般齐的平面上。它向着“有所规定地只让人看现成的东西”这一结构下沉。寻视解释的原始“作为”被敉平为规定现成性的“作为”；而这一敉平活动正是命题的特点。

在此与话语，语言

海德格尔认为，话语同现身、领会在生存论上一样原始。而理解性甚至于在得到解释之前就已经是分成环节的。因此，话语已经是解释与命题的根据。可以在解释中分环勾连，更原始地可在话语中分环勾连。现在，我们将话语的分环勾连中分成环节的东西本身称作含义整体。含义整体可以分解为多种含义；可以分环勾连的东西得以分环勾连，就是含义。

海德格尔说，话语自身包含有一种生存论的可能性——听。听将话语同领会、理解与可理解性的联系搞得清清楚楚。假使我们听得不“对”，那就说明我们没弄懂，就没有“领会”；这种说法不是偶然的。听对话语具有构成作用。语言上的发音奠基于话语，声学上的收音也奠基于听。此在作为共在对他人是敞开的，向某某东西听就是这种敞开之在。

在他看来，话语对现身与领会具有构成作用，而此在又等于说在世的存在，因此，此在作为有所言谈的“在之中”已经说出自身。此在有语言。人表现为有所言谈的存在者。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人才具有发音的可能性，而是意味着这种存在者以揭示着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的方式存在着。

归根到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寻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眼下对语言所下的定义不过是要指出语言现象的存在论“处所”是在此在的存在建构之内。

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学意指什么？这是一个很深邃也很难阐释的问题，因此，我们无意大谈形而上学，而是要探讨一个特定的形而上学问题。通过此探讨，将我们自身直接放进形而上学中去。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使形而上学真有可能作一番自我介绍。为此，我们打算先提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然后试图展开这个问题，最后来回答这个问题。

提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

海德格尔发现，世界对存在者本身这种特殊的关涉情况，是由人的生存的一种自由选定的态度来承担和进行的。人的先于科学的活动和在科学之外的活动虽然也和存在者打交道，但科学的优点在于以其特有的方式明确地给事情本身作出最初与最后的断言。科学研究和理论的这种职能，慢慢变成在人的整个生存中可能出现的一种特有的领导地位的根据。科学对世界的特殊关涉情况，以及人进行这种关涉的态度，自然要在我们看到并掌握这样保持着的那种与世界关涉情况中所发生的情况时，才被充分理解。

海德格尔认为，每个态度赖以选定其方向的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存在者本身。进入存在者整体时用以进行科学探讨的，也就是存在者本身。

但让人困惑的是，恰恰在研究科学的人确实把握住最本己的东西之处，而他谈论的竟然是别的什么东西。被研究的应该只是存在者，再无他物。

当我们领悟到我们当下的生存，作为一种由科学规定着的生存的时候，我们同时陷入了一种纠纷当中。通过这个纠纷，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个问题只要求用特别的讲法来道出：“无”是怎么一回事？

追问一个“无”的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在追问“无”的这个问题中，知性起着一定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只有靠知性的帮助才能规定“无”，将“无”定为一个问题。“无”是对存在者的一切的否定，是根本不存在者。我们在此却是把“无”置于有“不”的性质的东西的更高规定下。依照有统治权威而且简直碰不得的“逻辑”理论来讲，否定是知性的一种特殊活动。

我们尽管能获得设想的“无”的形式概念，但绝非“无”本身。“无”是一无所有，在设想的“无”与“真正的”“无”之间不能具有一种区别，如果“无”还形成完全无区别状态的话。那么“真正的”“无”本身——这不又是那隐藏着的一个有所有的“无”的荒谬概念吗?如今，知性的诘难已经是最后一次阻止我们的寻求了。我们的寻求只有靠“无”的基本经验才能证明其为合乎情理的。

海德格尔还认为，我们从未绝对掌握存在者整体本身，但我们确实发现自身是处于以某种方式被揭露在整体中的存在者之中。掌握存在者整体本身和发现自身处在整体中的存在者之中，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在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而后者则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具体存在中。当然，事情看起来是这样：好象我们恰恰在日常活动中总是只附于这个存在者或那个存在者上，好象我们是在存在者的此一范围或彼一范围中消失了。

论真理的本质

真理具有它的对立面，并且有非真理。命题的非真理（不正确性）就是陈述与事情的不一致。事情的非真理（非真正性）就是存在者与其本质的不符合。无论怎样，非真理总是被把握为不符合。这种不符合落在真理之本质之外。因此，在把握真理的纯粹本质之际，可以把作为真理的这样一个对立面的非真理放在一边。

真理的概念

海德格尔说，“真理”是一个崇高的、同时也是被用滥了的、几近晦暗不明的字眼，它意指那个使真实成其为真实的东西。

传统的真理，其意可以是：真理是物与知的符合。也可以说：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但是，人们喜欢将上述定义表达为：真理是知与物的符合。这样理解的真理，即命题真理，只有在事情真理的基础上，也就是在物与知的符合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真理的两个本质概念始终就意指一种“以……为取向”，因此它们所思的就是作为正确性的真理。

即便如此，前者却并非是对后者的单纯颠倒。可以这样理解，在这两种情况下，知与物被作了不同的思考。为了认清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溯通常的真理概念的流俗公式的最切近的起源。理智之所以在观念上是正当的，乃是由于它在其命题中实现所思与必然相应于观念的物的符合。

命题真理的本质在于陈述的正确性。同样，事情真理也总是意味着现成事物与其“合理性的”本质概念的符合。命题的非真理就是陈述与事情的不一致。事情的非真理就是存在者与其本质的不符合。无论怎样，非真理总是被把握为不符合。这种不符合落在真理之本质之外。因此，在把握真理的纯粹本质之际，就可以把作为真理的这样一个对立面的非真理放在一边了。

正确性之内在可能性

关于正确性之本质的命题不是以一种不言自明替换了另一种不言自明么？为了能够完成一个行为，由此也能完成表象性陈述的行为，乃至与“真理”符合或不符合的行为，行为者当然必须是自由的。然而，前面那个命题实际并不意味着，作出陈述、通报与接受陈述，是一种无所拘束的行为；反之，这个命题倒是说：自由是真理之本质本身。在这里，“本质”被理解为那种首先并且一般地被当作已知的东西的内在可能性的根据。但在自由这个概念中，我们所思的却并不是真理，更不是真理的本质。因此，“真理”（陈述之正确性）的“本质是自由”这个命题就必然是令人诧异的。

海德格尔认为，错误与伪装，谎言和欺骗，幻觉与假象，简而言之，诸多的非真理，人们理所当然的将它们归咎于人。但非真理确实也是真理的反面，因此，非真理作为真理的非本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真理的纯粹本质的问题范围之外了。非真理的这种人性起源，仅仅是根据对立去证明那种“超出”人而起支配作用的“自在的”真理之本质。形而上学将这种真理看作不朽的和永恒的，是不能建立在人之本质的易逝性和脆弱性之上的。

对“真理的本质是自由”的命题的排斥态度依靠的是一些先入之见，其中最为顽固的是：自由是人的特性。自由的本质无须，也不容进一步的置疑。人是什么，尽人皆知。

自由的本质

关于真理与自由的本质联系的思考驱使我们去讨论认识本质的问题，着眼点是保证我们获得对人的被遮蔽的本质根据的经验的那个方面，这种经验事先将我们置于原始地本质现身着的真理领域之中。但由此也显示出：自由之所以是正确性之内的可能性的根据，那是因为它是从独一无二的根本性的真理之原始本质那里获得其本己的本质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由被规定为对于敞开之境的可敞开者来说是自由了。一个正确的表象性陈述与之相称的那个可敞开者，是一向在开放行为中敞开的存在者。向着敞开之境的可敞开者的自由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于是，自由便自行揭示为让存在者存在。

自由并不是通常的理智喜欢任其借此名义四处流传的东西，即那种偶尔出现的在选择中或偏向于此或偏向于彼的任意。自由并非是对行为的可为和不可为不加任何约束。自由也不只是对必需之物和必然之物的准备。自由乃是参与到存在者本身的解蔽过程中去。

基于真理在本质上乃是自由，历史性的人在让存在者存在中也可能让存在者不成其为它所是和如何是的存在者。如此一来，存在者就被遮盖和伪装了。假象占据了上风，于此，真理的非本质突现出来了。不过，因为绽出的自由作为真理的本质并不是人原本就有的特性，所以，即便真理的非本质也并不是事后来源于人的纯然无能和疏忽。非真理必然源出于真理的本质。只是由于真理和非真理在本质上并非彼此互不相干，相反是共属一体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命题才能成为一个相应地非真实的命题的对立面。

真理的本质

真理的本质揭示自身为自由。自由是绽出的、解蔽着的让存在者存在。任何一种开放行为都在“让存在者存在”中漂浮不定，且每每对此一或彼一存在者有所作为。作为参与到存在者整体本身的解蔽中去这样一回事，自由已经使一切行为协调于存在者整体。

海德格尔研究发现，存在者不为人所熟悉的地方，存在者没有或还只是粗略地被科学所认识的地方，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能够更为本质地运作；相对而言，在熟知的和随时可知的东西成为大量的，且由于技术无限度地推进对物的统治地位而使存在者不再能够抵抗人们的卖力的认识活动的地方，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是很少运作的。

从当下可敞开的存在者那里，无论这种存在者是自然中的存在者还是历史中的存在者，我们是无法把握到这个“整体”的。尽管不断地调谐一切，但它依然是未曾确定、不可确定的东西。因此，它可能也是对流行最不假思索的东西。然而，这个调谐者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存在者整体之遮蔽。让存在总是在个别行为中让存在者存在，对存在者有所动作，并因此而解蔽着存在者；正因为此，让存在才遮蔽着存在者整体。让存在自身本也是一种遮蔽。在此之在的绽出的自由中，发生着存在者整体之遮蔽，存在着遮蔽状态。

遮蔽

海德格尔认为，遮蔽状态不会给无蔽以解蔽，且不允许无蔽成为剥夺，而是为无蔽保持着它固有的最本己的东西。于是，从作为解蔽状态的真理方面来看，遮蔽状态就是非解蔽状态，就是对真理之本质来说最本己的和最根本性的非真理。

让存在者整体存在，是解蔽着又遮蔽着的。绽出的此之在保存着最初的和最广大的非解蔽状态，即根本性的非真理。真理的根本性的非本质是神秘。非本质并不意味着是低于在一般之物及其可能性和根据这种意义上的本质的。这里所说的非本质，是指先行成其本质的本质。“非本质”大概是指那种已经脱落了的本质的蜕变。不过，在上述任何一种意义上，非本质向来以其方式保持为本质性的，从不会成为毫不相干意义上的非本质性的东西。

此在的被遗忘的神秘并没有被遗忘状态所消除。神秘在被遗忘状态中且为这种被遗忘状态而自行拒绝，所以，它让在其通行之物中的历史性的人寓于他所做成的东西。这样一来，人类就得以根据总是最新的需要和意图来充实他的“世界”，以他的打算和计划来充满他的“世界”。于是，在被遗忘存在者整体之际，人便从他的打算和计划中取得其尺度。他固守其尺度，且不断地为自己配备新的尺度，却还没有考虑尺度之采纳的根据和尺度之给出的本质。尽管向一些新的尺度和目标前进了，但在其尺度的本质之真正性这回事情上，人却除了差错。

迷误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固执地孜孜于一向最切近可达的存在者。但并非是任何人都如此，只有已经绽出的人，人才能固执，因为他已经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当作标准了。但在他采纳标准之际，人类却背离了神秘。人离开神秘而朝向方便可达的东西，匆忙的离开一个通行之物，赶向最切近的通行之物而与神秘失之交臂——这一番折腾就是误入歧途。

人并非是现在才误入歧途，而是人总在迷误中彷徨，因为人在绽出之际也固执，因此自然已经在迷误中了。迷误是属于历史性的人被纳入其中的此之在的内在机制。迷误乃是那种转向的运作领域，在这种转向中，固执的绽出之生存总随机应变地重新遗忘自己，重新出了差错。

让存在者存在实行于保持开放的行为。但让作为整体的存在者存在，这只有当它在其原初的本质中偶尔被接纳时才会合乎本质地发生。于是，朝向神秘的有决心的展开便在进入迷误本身之途中了。这样，真理之本质的问题便得到了更为原始的追问。真理之本质与本质之真理的纠缠关系的根据便呈现出来。

诗人何为

荷尔德林在《面包和酒》中这样问道：“……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这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几乎不能领会了。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时代”一词在此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借海因茨之口回答道：“他们就像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四方。”

上帝之离去

基于上帝的离去，世界便也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深渊”一词原本意指地基和基础，是指某物顺势下降而落入其中的最深的基地。但是，在这里，我们将这个“从……”看作基础的完全缺失。

海德格尔说，基础乃是某种植根和站立的基地。丧失基础的世界时代将悬于深渊中。即便有这样一种转变为这个贫困时代敞开着，那么，这种转变也只有当世界从基础升起而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当世界从深渊而来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既然如此，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困时代甚至连自身的贫困也体会不到。这种无能为力便是时代最彻底的贫困，贫困者的贫困由此而沉入黑夜中。贫困完全沉入了暗夜，因为贫困只是一味地渴求将自身掩盖起来。然而，我们按理应该将世界黑夜看作为一种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这边发生的命运。或许，世界黑夜现在正在趋向其夜半。或许世界时代现在正成为完全的贫困时代。但或许并没有、尚未、总还尚未如此；尽管有不可预测的困境，有各种无名的痛苦，有不断的不安，有持续的诸种混乱。

意愿

海德格尔认为，意愿便是将某物带到自身面前来，而在带的时候，这种被带到面前来的东西作为事先被表象的东西在任何方面都规定着制造的一切方式。这里所谓的意愿就是制造，而且是在有意贯彻对象化的意图的意义上的制造。这里所说的意愿是指贯彻，这种贯彻的意图已经将世界作为可制造的对象之整体设定起来了。

意愿在自身中就具有命令的特性，因为有意的贯彻就是一种方式，在此方式中，制造活动的状况和世界的对象特性会合成一个无条件的因而是完满的统一体了。在此会合中，意志的命令性质就透露出来了。

海德格尔还认为，人作为自身意愿者，也不受存在者整体特别保护。人作为表象者和制造者处于被伪装过的敞开者面前。因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人在无条件的制造这回事情上有失掉自己的危险。落在人的本质上的威胁是从这种本质本身中增长起来的。然而，人的本质基于存在对人的关联。因此，人由于他的自身意愿而在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上被威胁着，换句话说，就是人需要保护，但又由于同一个本性而同时是无保护的。

并不是意愿的总体性才是危险，而是在只允许作为意志的世界范围之内以贯彻意图的形态出现的意愿本身才是危险。这种从此种意志中而来被意求的意愿已经决定执行无条件的命令了。这种意愿一经这样决定就已经听从总体的组织摆布了。

生命的冒险

海德格尔说，人在本质上比动植物更加冒险，有时大胆冒险甚于“生命本身”。“生命”在这里是指：在存在中的存在者，即自然。人有时比冒险更大胆冒险，比存在者的存在更具有存在特性。但是，存在乃是存在者的基础。凡比基础更加冒险者，就冒险入于一切基础破碎之处，即进入深渊。但是，如果人是意愿随行而随冒险而行的冒险者，那么，有时候冒险更甚的人意愿也会更甚。

他认为，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比任何贯彻意图活动更有意愿，因为它是有意志的，为我们“创造”了在敞开者中的安全存在。“创造”意味着：汲取。“从源泉中汲取”意思就是说：接受喷涌出来的东西且将所接受的东西带出来。有意志之意愿的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并不制作任何东西。

这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大胆进入对保护的超出，且在那里将我们带入安全存在。这种安全存在绝不消除无保护性。当人的本质完全献身于对存在者的对象化之际，人在存在者中间才是无保护的。

人总是以缺乏的方式相关于保护，并因此处于保护之内。相反，安全存在超出任何与保护的关系之外，即“超出保护”之外。

相应地，看起来仿佛是安全存在和我们对安全存在的获得这回事情要求一种大胆冒险，一种放弃任何与保护和无保护性的关系的大胆冒险。但这也仅仅是仿佛如此而已。实际上，倘若我们从整体牵引的被锁闭的东西方面来考虑，那么，我们最终就会体会到，是什么最后将我们从无保护的贯彻意图的烦恼中解救出来。

最宽广的轨道

什么是最宽广的轨道？最宽广的轨道包括所有存在者。环行将所有存在者围成一体，环行就是存在者之存在。但是，什么又叫“存在者”？显然，诗人以“自然”、“生命”、“敞开者”、“整体牵引”等名称来命名存在者整体，甚至按形而上学的语言习惯将这一圆满的存在者命名为“存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被称为具有统一作用的一。存在指存在着、意味着、在场着，且是在无蔽领域中在场着。但在在场中遮蔽着对那种让在场者作为只是一个在场者成其本质的无蔽状态的显现。真正的在场着的只是在场的本身；在场本身作为自身处于它本己的中心之中，且作为这个中心，在场就是球体。

将无保护性改变而入于敞开者之中，这是说在最宽广之轨道中“肯定”无保护性。只有在轨道整体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完满的而且是均等的，且本身已摆在我们面前，因而就是实在。只有一种肯定而绝不是一种否定才适应它。即便是生命规避我们很多方面，只要它们存在，就必须肯定地予以看待。

无保护性之被颠倒而入于敞开者之中的过程一开始就关涉到无保护性的本质，那么这种对无保护性的颠倒就是一种对意识的颠倒，且是在意识范围之内的颠倒。不可见东西和内在东西的范围规定了无保护性的本质，但也规定了将无保护性改变而入于最宽广的轨道的方式。所以，那些本质上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必须转向那样一种东西去寻获它本身，这种东西自身只能是不可见东西中最不可见的东西和内在东西中最内在的东西。在现代形而上学中，不可见的内在东西的范围被规定为计算对象的在场领域。笛卡尔将这一内在范围称为“我思”的意识。

世界内在空间

海德格尔研究发现，只要人一直献身于有意的贯彻意图活动，那么，就不单纯人本身是无保护的，而且物也是无保护的，因为物已成了对象。虽然这里也有一种使物体与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之中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是用被计算的对象在思想上杜撰出来的产物来取代物的衰弱。这些对象为了使用的目的而被制造出来。

内在回忆将我们所求贯彻意图的本质及对象转变入心灵空间之最内在的不可见领域中。在这里，一切都是内向的：一切都始终转向了意识的这种真正的内在领域，在这种内在领域中，任何一物都不受限制地转向我们而进入另一物中。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时心灵的物，无论是自身贯彻意图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

整个在场范围是在道说中现身的。制造活动的对象事物处于理性的计算性命题和原理的陈述之中。此理性从命题到命题不断延续。自身贯彻意图的无保护性领域被理性统治着。在对对象性表象的颠倒中，心灵的逻辑吻合于回忆之道说。这两个领域都被形而上学所规定，其中都是由于逻辑起支配作用。

当人在创造一种安全之际被整个世界内在的空间所触及时，人本身就在其本质上被触及了。然而，就一种安全存在的创造出于那冒险者更甚者来说，那冒险更甚者一定是带着语言而冒创造之险的。冒险更甚者冒道说之险。但是，倘若这一冒险的区域，即语言，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属于存在，超出存在和在存在之外再无其他方式。

第十四章 马斯洛

亚伯拉罕·哈洛德·马斯洛（1908——1970），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比较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与弗洛伊德类似，马斯洛是一位已经对人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将产生长久影响的天才心理学家。

《纽约时报》评论说：“马斯洛心理学是人类了解自己过程中一块里程碑。”还有人这样评价他：“正是由于马斯洛的存在，做人才被看成是一件有希望的好事情。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里，他看到了光明与前途，他把这一切与我们一起分享。”的确，马斯洛的学说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马斯洛生平

亚伯拉罕·哈洛德·马斯洛，1908年4月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区一个犹太移民家庭。

童年的马斯洛是孤独的、寂寞的，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去街区的图书馆阅览书籍。当时的社会，反犹太情绪非常浓烈，马斯洛经常遭到老师和其他小朋友的欺凌，父母感情的不和，又使整个家庭气氛变得紧张，这时图书馆就成了他的避难所。他几乎沉溺于书籍的海洋之中，醉心于阅读的良好习惯从此养成，并且坚持了一生。

1927年，马斯洛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学习，在这里除了主修法律外，他还涉猎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这时，威廉·萨姆纳的《社会风俗》一书给予他重要影响，他决定要用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创造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在这一时期，马斯洛先是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宗师华生的影响下，确定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职业——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能够更实际地解决人类问题。随后他转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心理学。1934年，马斯洛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马斯洛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桑代克学习心理研究工作助理。

1937年，马斯洛在纽约市立布鲁克林大学获得了一个助教职位。在这段任教时间里，生活和研究都是非常快乐的，他的风趣、热情和对学生的鼓励，为他赢得了高度赞誉。

1938年，对马斯洛来说这是关键的一年，马斯洛的心理学新观点在这一年产生。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方面是对黑脚印第安人的考察，另一方面则是马斯洛第一个孩子安的出生。

1938年夏天，在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鼓励下，马斯洛前往黑脚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他不但摆脱了种族偏见，而且深深感受到了印第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合作、和睦、同甘共苦的精神。他发现黑脚印第安人具备的人格特征在他所在的白人社会是同样存在的，他开始思索人性中“基本的”人格结构是什么。动机理论的萌芽由此形成。而家庭中女儿安的诞生，给他提供了一个具体观察人类动机的范例。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家伙从小就能强烈地表达她的需求。通过对安的观察，马斯洛开始怀疑行为主义的观点，行为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塑造的产物，通过进行一定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就可以培养出想象中的人物。而新生儿与生俱来的一些需求是行为主义无法解释的。许多常见的问题用当时的经典理论解释不通，马斯洛决定要探索出一种新的方法。

马斯洛决定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和平做出贡献，他开始集中精力进行人类动机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的研究。在长期积累和思考下，他在35岁时发表了他事业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人类动机理论》，并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实现”概念。这些理论的提出奠定了他一生的成就。在他看来，从弗洛伊德开始的心理学研究，总是盯着人类的病态不放，而忽视了人类的健康常态。所以，他立志要把心理学发展方向扳回到健康人性的研究方面。

但是，当马斯洛开始背离当时的心理学“主旋律”时，不被他人理解的苦恼也随之而来。在研究越来越深入的同时，马斯洛的心灵越来越孤单。他的思想不能被那些强调实验主义的同事们所认同，更缺乏能理解自己的知己。彷徨、孤寂，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到1946年，年仅38岁的马斯洛，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的怪病，体力高度衰竭。最后，不得不离职休养，到他兄弟开的马斯洛制桶公司当一个报酬丰厚的挂名经理，实际上是在加州一个风景优美、宁静闲散的小山村疗养。西海岸的宜人环境，不仅使他逐步恢复了健康，而且使他接触到了工商界的实际运作，更重要的是他在伯克利同众多学界精英的午餐会讨论中发展了自己的学术见解。

1951年，马斯洛被聘为布兰戴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兼系主任。在担任系主任期间，他对学术研究更有浓厚的兴趣，1954年他的《动机与人格》完成，这本书使马斯洛在全国出了名，被公认为是50年代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动机与人格》之后，马斯洛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心理学概念——“高峰体验”，这也是他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研究之一。马斯洛毕生都是个无神论者，但他依然不会放弃任何对研究有益的内容，包括对宗教体验，为此他阅读了大量东方宗教思想的背景材料，他认为高峰体验人人皆有。马斯洛的高峰体验被一些同事肯定的同时，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已经超出科学的范围，进入了不能证明的宗教领域。

这一时期，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在管理中得到了验证，企业界已经意识到对人的激励应该从金钱转移到关心员工自身上。以后几年，马斯洛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理论，随着《存在心理学探索》的畅销，“自我实现”、“高峰体验”这些词已经成为公共术语，晚年的马斯洛，进一步提出了“超个人心理学”，这一学说着重研究宗教精神和“人性的最高境界”，他成了这一学科的奠基人，这一学说刮起的浪潮，也被人们称为继第三思潮之后的第四思潮。

虽然马斯洛的理论已经在管理实践中得到认可，但由于受过实验心理学的训练，马斯洛一直渴望自己的理论能够直接进入管理活动。当安迪·凯决心将“非线性系统”作为一个大实验室来验证马斯洛理论的消息传来，让他异常兴奋。在“非线性系统”考察期间，马斯洛写了许多关于最新管理理论著作的读后感，他不断思考如何提高员工积极性的方法、集体决策和领导心理学等问题。1965年，他汇集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出版了《优心态管理》一书。

1967年，马斯洛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69年，他离开布兰戴斯大学，成为加利福尼亚劳格林慈善基金会第一任常驻评议员。1970年6月8日，马斯洛因心力衰竭逝世。

马斯洛著作

马斯洛的主要著作有：

《动机与人格》（1954）

这是马斯洛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奠定了马斯洛的学术地位。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精彩的理论，包括人本心理学科学观的理论、需要层次论、自我实现理论、元动机理论、心理治疗理论、高峰体验理论等。需要层次论是马斯洛心理学中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至今仍在多个学科领域和实际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存在心理学探索》（1962）

本书是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一书的续篇，写作手法也大致相同。本书不是一部结构和体系十分严密的教科书式的著作，而是由作者的一些论文和讲演稿汇编而成的。本书是对一种内容广泛的、系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总括的心理学和哲学的探讨，它同时包含着人性的深度和高度，是把“健康和成长心理学”与心理病理和心理分析动力学，把动力的与整体论的、形成的与存在的、善的与恶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心理学整合起来的第一次尝试。

《优心态管理》（1965）

这本书的核心是“协同作用”，通过“开明的管理”，使公司和员工的利益达到统一。马斯洛的这本书很快便在北美、日本的企业管理和培训界中获得好评，他也被看作企业人性化管理运动的奠基人。

《科学心理学》（1967）

本书探讨科学研究中的心理学问题，它要说明的中心思想是:科学是科学家人性的产物，它不只是审慎的、因袭的科学家的制品，而且是勇敢的、革命的科学家的突破和创新。马斯洛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着重讨论了心理学家作为科学家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创新途径。

《人性能达到的境界》（1970）

本书是马斯洛生前亲自选定而去世后出版的一部有关人性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文集。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论证说，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之外，还有一些需要——这就是超验的需要或超个体的需要，其核心是宇宙、宗教和神秘的存在领域。作为西方心理学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思想已孕育而生。

马斯洛人本哲学

如果要列举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无疑应名列前茅。

简单概括，马斯洛的哲学应被称为“人本哲学”，因为其旨在帮助人们充分了解自己、帮助人们调动自身一切积极的因素以实现最完美的自我、帮助人们创造最美好的人生境界。

在今天，马斯洛的许多思想，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如：

需要层次

人拥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每当一种需要满足之后，另一种需要便会取而代之。

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价值的人是人类中的最好典范，他们优秀而健康、坚强、有创造力、高尚而明智，他们的特点是整个人类所要努力的方向。

高峰体验

这种体验可能是瞬间产生的压倒一切的高昂情绪，也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极度强烈的幸福感，甚至是欣喜若狂、如醉如痴、欢乐至极的感觉。

潜能发挥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断言：普通人只用了他们全部潜能的极小部分。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伟大的潜能，经过充分的挖掘，可以使人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优心态管理

“优心态管理”广义上是指一种开明的管理。在一个组织内，每个人的成长和创造力的发挥与这个组织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乃至整个组织的健康发展都密切相关。

探究人性

有人认为人性是邪恶的、自私的、暴力的和仇恨的，还有人认为人性是善良的、无私的、温和的和友爱的。前者使我们忧心忡忡，后者则让我们如释重负。那到底人性的本来面貌为何呢？马斯洛认为，只有经过仔细、深邃、彻底的探究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人的本质、了解人的天性。

人性的精髓是什么

在马斯洛看来，关于人性的观点比比皆是，其表达也很顺畅，但它们关于“人性本善”的诸多论述在概念上仍模糊不清，于是马斯洛就人性的善、恶问题进行了论述。

马斯洛认为，如果有“良好的环境条件”，人们就会渴望表现出诸如爱、利他、友善、慷慨、仁慈和信任等高级品质。此外，那些发展高度完善的人，还特别在直觉观察、了解真相、认识现实等方面富有效率。马斯洛说：“这就意味着这些人不仅更加幸福，而且认识能力更强，与现实的联系也更紧密。也就是说，在这些人身上很难找到情感压抑、情感障碍、情感麻痹和人类智能削弱的情况。”

马斯洛将以上看法归纳为：“那些发展充分的人，由于良好的环境而表现出高级本性的人，从事任何事业都更加容易脱颖而出。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人将是更加优秀的人类成员。”

那么，什么是“良好的环境条件”呢？

马斯洛认为，“良好的环境条件”应该是：“有利于促进自我实现的自然、社会以及生理等诸多方面的条件。”

在此，马斯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马斯洛指出：“人类如果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那么，人类就可以保持‘善’的本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符合伦理的、有道德的、正直的本性。”

马斯洛的这一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各种关于原罪、人类堕落以及人性邪恶的说法，同时，它也反对任何认为人类不可能是善的、道德的、正直的理论。

但是，这一观点并不排斥人类时善时恶的各种理论。因为这样的理论的确道出了实情。事实上，马斯洛也从未宣称人性本质上是善的，他只是认为人性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是善的，并且力图说明具体需要哪些条件。

总之，马斯洛认为，众多关于原罪、人类堕落、人类邪恶的说法以及那些认为人类不可能是善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虽然人实际上具有作恶的潜在能力，但毋庸置疑，人性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是善的，即具有爱、利他、友善、慷慨、仁慈、信任等各种品质。

人性是自私的吗

有人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即邪恶的、软弱的、愚昧的、愚蠢的；还有人认为人性是“无私的”，即慷慨的、友善的、明智的、有理性的、有合作精神的。那么，人性是自私的吗？对此，马斯洛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将之作为在布鲁克林开设的人格心理学的课程讲义。

关于“人性自私”的问题，马斯洛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1）自私的语义

马斯洛指出，所有关于人性的价值体系都植根于一定的心理学假设。他们要么认定人性是“自私的”，要么认定人性是“无私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价值理论是建立在这两种假设的混合体之上的。

马斯洛认为，这样的认定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自动设立，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功利性或非功利性的。这样的方式，正是一种试图从一个隐含的、预先设定的定义来解决问题的方式。

事实上，要驳倒这个观点有多种方法可以考虑。比如，就人性是“自私的”来说，我们可以指出，无论如何，人类的行为之间总有差异，其中总有某些行为可以称为完全无私的行为。

马斯洛举例说：“如果你在星期一虐待一个孩子，星期二又善待他，这个孩子是能够区分你在不同时间的行为之间的差异的。又如，为饿得奄奄一息的朋友提供食物，与拒绝为他提供食物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我们就应该进行区分。毋庸置疑，没有理由将这两种行为混为一谈，认为它们都是自私的。”

此外，马斯洛还特别强调：“价值评价是和自私与无私这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的文化中，自私这个词具有贬义的色彩，其词义不受欢迎。与之相反，无私这个词则是美德的象征，其词义悦人心意。词义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连，麻烦与困惑往往接踵而来。”

因此，我们不应该对问题有偏见，不应该假定自私与无私究竟谁好谁坏，除非我们已经确信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想把自私和人性问题用科学公正的态度加以研究，我们就必须找到合适的词语，并给出更加精确和有意义的定义。其次，为了避免价值判断对定义和词语的影响，我们必须使用更加客观的、不涉及价值判断的术语。

（2）来自动物研究的证据

那些企图证明人类在本质上是自私的或者是无私的人，常常使用动物行为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有时候，这些人是依靠古代的“洞穴人”来证实他们的观点的。这些人常常求助于寓言，用诸如狮子、老虎、狼等动物来证明人是无法信任的。在马斯洛看来，这是极其荒谬的！

马斯洛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根本不能够凭其他动物的行为对人类的行为作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实际上，一个判断对于某个物种的特征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另一个物种来说，则可能完全是错误的。因此，与其说应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家是达尔文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伪达尔文主义者。

接着，马斯洛对有关史前洞穴人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马斯洛说：“一般的看法是洞穴人是原始的、野蛮的、好斗的，甚至是极其残忍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观点。科学家对史前洞穴人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解剖学。除此，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洞穴人看起来野蛮，人们就认为其行为必然残忍。与我们的现代文明相比，也许洞穴人要善良得多，对其他成员更具利他性。我们并不能证明这种判断的正确性，但从我们有限的知识出发，我们同样也不能得出洞穴人凶残的结论。”

总之，在有关自私人性的研究中，马斯洛认为必须彻底抛弃任何倾向于借助动物行为或是人云亦云的洞穴人的行为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在正在探讨的问题中不值一提。

（3）健康的自私

在研究中，马斯洛发现，受虐狂大量表现为无私的行为产生于精神错乱或是自私的动机。因此，我们不应该总是被无私行动和外表所迷惑，因为表面的无私的下面也许掩盖了惊人的敌意、嫉妒或者仇恨。

在对此类病人实施精神治疗的过程中，常常有必要至少在某些时候教会他们采取所谓健康的自私的行为方式。只有如此，才能最终获得心理健康。

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克·弗洛姆曾经这样概括上述观点：“一个既不自尊也不自爱的人，是不会真正尊重、爱护别人的。”因此，有必要区分健康的自私与不健康的自私，健康的无私与不健康的无私。

更具体地说，我们必须明白行为和动机之间存在着差异。外在行为也许是自私的或者是无私的，引起这些行为的动机，同样可能有自私或者无私的差异。

最后，马斯洛从心理学角度对无私和自私下了定义。

马斯洛说：“当一个情感健康的人在行为上显得无私时，其根源往往由于他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从而表现感情丰富。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源于内心充实而非贫乏。而一个精神病患者自私的举动，往往是一种在被剥夺感驱使下的产物，其表现有恐惧感、不安全感和内心贫乏感。由此，我们把无私称为心理满足，把自私称为心理贫乏。”

仇恨和侵犯行为是人类的天性吗

许多行为科学家都把仇恨和侵犯行为说成是人类的天性，这一点是根据对动物的观察得出的。因为动物是相互侵犯、破坏成性的；而人也是一种动物，所以人对暴力也会有一种本能的爱好。对于这种观点，马斯洛是持反对意见的。

马斯洛认为，尽管有一些动物具有侵犯性，但许多动物却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动物王国中同一种动物间的暴力和侵犯行为，与其说是规律，不如说是例外。而且，那些与人关系密切的动物几乎没有本能的侵犯行为。

人类科学家发现：暴力和仇恨的程度在有些文化中可以是零，例如，阿拉派什人是那样温和、友爱、互让，以致他们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找到一个有一点个人意志的人来主持他们的各种仪式；而另一些文化中暴力和仇恨的程度却可以达到百分之百，像多布和恰克奇那样的民族，他们互相僧恨到了极点，以致恨不能将对方斩尽杀绝才好。

通过对北美黑脚印第安人的研究使马斯洛确信，人类侵犯行为的根源不在于遗传而在于文化。那些印第安人根本不知侵犯为何物，尽管这个民族很骄傲、坚强，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些印第安人既使是喝了酒受酒精的影响后，他们也仅仅是变得欢快、友好，而并非是互相冲撞。

马斯洛认为，侵犯性攻击行为是基本心理需要受到挫折，或无力满足基本心理需要时的一种反应。一个学会理解自己及他人的健康的人是不会诉诸暴力、侵犯或破坏的，尽管他们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

健康、成熟的人乐于与他人建立友谊、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乐于同集体一起工作。而心理变态者或精神病患者因没有能力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并满足他们想得到他人承认和赞许的强烈心理需要，所以在憎恨与破坏行为中找到了某种乐趣。我们社会的极端分子是心理变态罪犯，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奸诈、自私与侵犯成性之徒的危险之地，在他们看来，侵犯行为是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一种反应或防卫。因此，他们杀戮、残害、折磨他人，却没有一丝悔意。

既然侵犯性行为主要是由文化带来的，那么，一般说来它是可以被杜绝和纠正的。

正确处理侵犯性攻击行为的方法是不要害怕。我们必经学会如何才能不害怕自己的攻击性。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汽车，那么，侵犯性攻击行为就好比是汽车里的汽油。它确实有相当的能量，并且可以产生相当大的作用。以下列方式处理攻击性，或许会温和一些：诸如，把“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那样”，改成“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的话说出来。

马斯洛认为，这种处理攻击性的方法是相当明智的，这意味着这种人是健康成熟的人。

解密人的需要

马斯洛研究发现，人类的需要构成了一个层次体系，即任何一种需要的出现都是以较低层次的需要的满足为前提的。人是一种不断需要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地被另一个欲望所占据。

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

马斯洛认为，人拥有五个层次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

爱与归属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

生理的需要：这是人们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需要，如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若不满足，则有生命危险。这就是说，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层的需要，也是推动人们行动的最大动力。

安全的需要：当生理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安全的需要便出现了。人们需要远离痛苦和恐惧，需要有规律地生活以感到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当安全的需要未能得到相应的满足时，它就会对个体起支配作用，使行为的目标全部指向安全。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可能仅仅为安全而活着。

爱与归属的需要：一个已经具备适当安全感的人，比如，已经具有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收入，他便开始需要朋友、爱人、妻子、孩子，以及在群体中所处的恰当的位置，渴望得到社会与团体的认可、接受，希望与同事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个体便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疏离感，产生极其痛苦的体验。

尊重的需要：一旦爱的需要被满足，尊重的需要便显露了。尊重的需要可分为自尊、他尊和权力欲三类，包括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以及受到他人的尊重。与自尊有关的，如自尊心、自信心，对独立、知识、成就、能力的需要等。尊重的需要也可以加以划分：渴望实力、成就、适应性和面向世界的自信心，以及渴望独立的自由，渴望名誉与声望。显然，尊重的需要很少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但基本上的满足就可以产生推动力。这种需要一旦成为推动力，就会令人具有持久的干劲。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级的需要。通俗地说，即成为你能够成为的那个人。在某个人身上，它可能表现为希望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而另一个人则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人则可能想在绘画或创造发明方面有所表现。在这一需求层次上，个体间的差异是最大的。有自我实现需要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地、活跃地、忘我地、集中全力全神贯注地体验生活，从而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换句话说，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无法宁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

马斯洛认为，人都隐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在高层次需要充分出现之前，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得到一定的满足。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之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便会取而代之。

认知和理解的需要

上述五个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称其为意动的需要。除此之外，马斯洛认为，人类还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需要，即认知、理解的需要与审美的需要。

对此，也许我们会问：这两类需要与前述五种需要是否可以归入同一层次系统？

马斯洛指出，这两种需要与意动的需要并不处于同一阶层发展系统之中，而是表现出一种既相互重叠，又相互区别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认知和理解的需要呢？

关于认识和理解的需要，马斯洛说：“精神健康的一个特点就是好奇心。”虽然，没有足够的科学材料和临床材料来证实这是一种基本需要，但马斯洛仍列举了以下几点理由来说明好奇心是一个全人类的特点：

动物行为中常常表现出好奇心。

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证明人即使危险临头也会探求知识，哥伦布、伽利略就是这样的人。

对心理成熟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往往对神秘的、未知的、不可预测的事物心驰神往。

临床经验表明，曾经健康的成年人也会感到厌倦、压抑，对生活失去兴趣，并厌恶自己。这些症状也会出现在有才智的人身上，如果他们做着愚蠢的工作、过着愚蠢的生活的话。我们身边的许多女性，她们风华正茂，却无所事事，于是，她们的智力就开始逐渐衰退。有些人接受了建议，使自己致力于一件值得努力的事情上，她们的病情就会减轻或消失。这使我们想到，求知的需要是存在的。

儿童似乎有着天生的好奇心。

好奇心的满足是主观上的满足。人们都说学习和发现未知的东西会给他们带来满足和幸福。

审美的需要

当一个人看到一幅斜挂在墙上的画时，便有不可遏制的意识冲动要去把它挂直。

当我们看到前面走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浑身污秽不堪的流浪汉，或者歪嘴斜眼、满目眼屎、鼻涕流涎的乞丐，大概都会本能地产生要远远避开的冲动。

整洁、淡雅的房间比凌乱肮脏的房间令人觉得舒服。

马斯洛认为，这就是人类拥有的一种较高级的需要——审美的需要。

马斯洛说：“审美的体验是如此强烈，审美的渴望是如此迫不及待。”

“人的审美反应是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言表的主观的自省的有意识的反应，即它不能够用言语描述，只有亲身经历后才会了解。但是，仍然有许多词语被普遍用于描述这种体验。例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用如下语言来形容审美感受：心跳加快，屏息凝气，全神贯注，舒坦畅快以及激动颤抖等。”

马斯洛觉得审美体验与心理学家所说的“感官冲击”有一些相似。例如，这种体验就好像一个人突然被冰凉的水浸泡时所产生的反应。

此外，审美体验会导致各种简单的平常反应，如我们会乐意收藏那些怡情乐性的事物，如绘画、音乐唱片等，或者我们会去参观艺术展或博物馆、欣赏音乐会等。

马斯洛说：“审美冲动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让物品各归其位的欲望。我们想这样做或许是为了对称，或许是为了条理清晰，或许是为了布局。比例失调，组合别扭，都会在我们的心中唤起一种重新调整、改善以及纠正的冲动。”

马斯洛曾以经过选择的人为对象，在临床人格学的基础上研究这类现象，并确信在某些人身上确实存在真正的审美需要。

马斯洛说：“丑陋会使他们致病，身临美的环境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渴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爱美，是人的天性。”

洞察人格

对于人格而言，虽然你的遗传基因和早期经历可能会决定你人格的框架，但是，你未来的自我究竟怎样则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正如人格形成的漫长的过程一样，对人格进行认识和重塑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庆幸的是，对自己人格进行转舵以确定新的航程，并坚定地走下去你就一定会有所改变。

需要满足与性格形成

马斯洛认为，需要满足与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例如，健康成年人的许多典型品质——宽容被爱者的独立的能力、忍受爱的匮乏的能力，爱但又不放弃自主权的能力等，是童年爱的需要满足的积极后果。这一点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

此外，马斯洛从直接观察到的满足的临床效果中，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类关于需要满足与性格形成之间关系的论点的资料。

“就生理的需要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会将食物和水的满足视为性格品质。然而，即使在生理需要的层次上，我们也遇到了相对而言难以决定的两种情况。如果我们可以讨论休息和睡眠的需要，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讨论它们的挫折及挫折的效果——困乏、疲劳、精力不济、萎靡不振，甚至可能有懒惰、嗜睡等。这就是原始需要满足的直接后果。它们如果不是公认的性格品质，至少对于人格的研究有着明确的意义。这个观点同样也适合于性的需要，如性满足，以及对立面性压抑的范畴。”

“就安全的需要而言，我们有充足的资料来探讨。恐惧、害怕、焦虑、紧张、担心、不安等，都是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后果。同类的临床观察清楚地显示了安全需要满足的相应效果，如具有安宁感、焦虑以及紧张的消失、对未来充满信心、感到安全等。无论怎样描述，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与感觉安全的人之间有着性格上的差异。”

“其他诸如爱、归属、尊重、自尊的需要，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需要的满足引发了如深情、自尊、自信、可靠等特性。”

由此，马斯洛得出结论：需要满足的特性产生的后果与一般品质（仁慈、慷慨、无私、宽容、沉着冷静、愉快满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品质似乎是一般需要满足的间接后果，换言之，即不断改善的心理生活状况的间接后果。

病态人格与完美人格

马斯洛指出，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之为理所当然，甚至忽略了幸福的价值，他认为这是需要满足引起的病态人格。

马斯洛说：“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铁的事实：需要一经满足，机体会立即放弃紧张、压迫、危急等感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松弛、被动，允许自己玩耍嬉戏、享受阳光，允许自己注意微不足道的事物、遇事漫不经心、往往无意间获得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换言之，也就变得相对漫无目的了；需要的满足导致了无目的行为的出现。”

“物质生活的富裕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疾病。其症状包括，厌倦感，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一种不成熟的低水平的眷恋，人与人之间友爱的丧失。显而易见，在任何一段时间里物质生活或低级需要的生活本身并不能给人带来满足。”

与病态人格相对的，就是拥有满足、快乐、平和、沉静等完美人格。

马斯洛说：“所谓适应良好的人格的概念实际是为成长和进步树立了一个低矮的标杆。”

那么，人如何才能无私？如何摆脱嫉妒？如何获得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如何获得乐观精神、友好态度、现实主义态度？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获得勇气、真诚、耐心、忠诚、信赖、责任感？

什么力量能够产生社会所期待的，如善良、助人为乐、友好、宽容、鉴别力、正义感、好恶感等优秀品格？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什么行为是对事业的献身？什么力量导致人们忠诚地将自身奉献于一项超越自我的事业或使命？

马斯洛认为，以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

在马斯洛看来，努力追求真、善、美，而不是假、丑、恶，必须发展一门个性科学。而事实上，正是马斯洛开了这门个性科学的先河。

塑造完美人格

马斯洛认为，对于一个人的人格而言，虽然他的遗传基因和早期的经历可能会决定他人格的框架，但是，他未来的自我究竟怎样则完全取决于他自身的努力。

例如，他的人格可能综合了他的父母的许多积极品质，而摒弃了他不喜欢的品质——如脾气急躁。他能决定不让这个脾气在他的人格中占据主导地位，或不恰当地表现出来。用坚定的意志，他可以成功地控制和改掉这个脾气，虽然其中偶尔也会有失误。换言之，在一个人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他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倾向，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根据他个人的目标对自己的人格进行再塑造。

然而，一个人在分析他的人格时，他可能会感到自己也常常缺乏自信心，并被毫无安全感所困扰。在回顾个人的历史时，他可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感是由于他的父母批评多而表扬少、不能给予形成稳定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所需要的个人支持而造成的。他可能发现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其他的因素也对他这种情感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离婚或求职遭到拒绝等痛苦和令人失望的事情。所有这些经历都会对他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且，这些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被改变了。因此，对他而言，重要的是：我现在打算做什么？虽然我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可以控制自己如何对待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可以选择让这些已经过去的事情继续影响他的人格，他也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来超越这些影响，塑造他的未来。

当然，变化并不会立即就发生。他的人格发展到目前的状态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他对自己的人格进行认识和重塑也需很长的时间，这就像改变一条巨轮的航程：需要转舵来改变方向，但是，该轮原有航行的力量使得转舵改变方向只能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激进的方向改变。

走出抑郁的阴影

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被“抑郁”困绕着，他们对前途感到倦怠、目标不明确、悲观、失望……他们甚至觉得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也无法走出抑郁的阴影。

那么，事实的确如此吗？

马斯洛肯定地告诉我们，只要头脑清醒、方法正确，抑郁是可以被战胜的。

那么，我们使用哪些方法才能消除抑郁呢？

马斯洛指出，首先要意识到，即使当一个人处于抑郁这样强有力限制的痛苦中时，他仍然能够改变。

马斯洛说：“当你感到特别的抑郁时，你可以选择向抑郁屈服，让它剥夺你有意义和有作为的生活愿望，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战胜抑郁。”

那么，用什么武器来打败这个来自我们自身的敌人呢？

马斯洛说：“你具有思想的力量，能够进行批判的思考，清楚地推理以及自由的选择。实际上，所有严重的情绪疾病和神经过敏的行为都是‘不良的思考’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控制他们的思考，也就能够控制他们如何感觉和如何行动。当你的思考变化时，你的情感也会发生变化。”

这种“合理的情绪心理疗法”的方法在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问题方面，被证实为特别有效。因此，马斯洛将这个方法应用到抑郁这个问题上。

慢性的抑郁症是一种被意识到的思想失调，是对世界悲观认识的自然结果。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不幸降落在一个悲观者身上时，悲观者对此反应的方式是抑郁：“这完全是我的错，它将永远地持续下去，它将损害我所做的一切。”这种反应是习惯性的和自动的，反映了一种在塑造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思考模式。

当同样的不幸降落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身上时，他的反应方式是尽量减少挫折和不幸感：“这个错误主要是由环境造成的，无论如何它会很快地消失。此外，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这种反应方式在帮助乐观者深处逆境而不抑郁是很有作用的。

悲观者对不幸的这种习惯性的消极反应方式，反映了错误的和不合逻辑的信念，这种信念会带来很多的情绪问题，其中包括抑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用正确的信念来代替错误的信念，以确立新的思考和反应模式。

毋庸置疑，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学习、工作、运动、健康，甚至是长寿——乐观者比悲观者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就像才能和动机在取得成功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乐观可以被看成是继才能和动机之后第三个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因此，马斯洛说：“当你面对逆境时，不能给自己说泄气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乐观技能，它能使你学会一系列新的认识的技能和态度，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重塑你对世界的看法。”

挖掘人的潜能

在马斯洛看来，我们普通人只用了我们全部潜能的极小部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潜藏着无限的能力。如果我们能睁开心灵的眼睛正视自己，我们将惊喜地发现，我们竟如此地幸运，因为我们具有如此巨大的潜能。

克服陈规化思考问题的习惯

马斯洛指出，由于熟悉的东西不会让人感到焦虑不安，所以当人们必须去感知问题时，他们往往首先努力将这一问题纳入某一熟悉的范畴中去。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一特殊问题能够置入以前曾经经验过的哪一类问题中去，或者这一问题适合于哪一个问题范畴，这样一种“置入”反应当然只有在人们感知到相似性时才有可能。

在此，马斯洛并不打算去讨论相似性这一复杂问题，而是想指出：这种对相似性的感知，并不一定就是对被感知的现实的内在本质的记录。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他们是根据不同的、适合他们个性的标签来进行分类的，但他们却都能成功地将经验标签化。马斯洛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不愿意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中去，他们要把所有不能忽视的经验统统加以分类，即使他们感到可能需要把这种经验加以裁剪、挤压，甚至歪曲。

标签化的一个主要益处在于，某一问题被成功地置入某个范畴之后，就会自动随之出现一套相应的处理技巧。事实上，这还不是标签化的惟一理由。一位医生在处理一种已知的、虽然不能治好的疾病时，比在处理疑难病症时常常感到更为轻松一些。由上可知，那种把问题置入某一范畴中的倾向的背后潜藏着很深的动机。

一个曾经多次处理同一问题的人，就犹如一台加满油的机器，可以随时运转使用。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问题的习惯解决，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出它的一个好处，这就是，一个人做事情时可以轻松自如一些，可以节省精力，可以有一种自动性，使自己的兴趣得到恰当的满足，不会感到焦虑不安等。而主要的坏处则在于，一个人由此而失去了灵活性、适应性、发明创造性，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作静止的世界来对待。

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有益处，同时又有害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想，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相违背，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毫无作用的。

在我们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的主意、感知、学习和思想。

只有真正了解了上述的问题，我们才能走出智力的羁绊，合理地思考问题；也只有走出标签化的怪圈，正确认识习惯的利与弊，我们才能发挥最大的潜力，更好地解决问题。

引导生活的崇高目标

马斯洛认为，人必须有崇高的目标，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将拥有良好的人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之一。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就是在生命的海洋中“随风漂流”，他们从未思考过这种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清楚的是，漫无目的的生活是极其危险的，每一个不想遭遇灾难和毁灭的人，都应该立刻警醒，立即结束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流。

生活中没有固定目标的人，他的言行举止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使他烦恼、恐惧、忧虑。他毫无承受力，就像一根脆弱的芦苇一样，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将他摧毁。他干任何事，总是左顾右盼，他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最终，失败和不幸是必然的结果。

软弱无能往往和生活没有目标联系在一起。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只有确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才能使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坚持目标是十分重要的。即使一个人并不聪明，只要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他同样会取得骄人的成绩。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棵质地坚硬的橡树，既使用一柄小斧去砍，那斧子虽小，但如果砍个不停，终必把树砍倒。”

迪士累利先生指出：“不向上看的人往往向下看，精神不能在空中翱翔，注定要匍匐在地。”

乔治·哈伯特极有见地地写道：“职业低下的人，如果把目标定得较高，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不要让精神消沉，一个壮志凌云的人肯定会比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有出息。”

毋庸置疑，一个具有崇高生活目标的人，肯定会比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人更有作为。有句苏格兰谚语说：“扯住金制长袍的人，或许可以得到一只金袖子。”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远离起点。既使你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但是，你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就会让你终生受益。

合理的目标是创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虚度此生，那么，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头的工作，即使这一工作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训练，你才能逐渐地集中注意力，才能养成果敢的性格，才能有充沛的精力，为你将来完成更高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自由地选择生活路线

马斯洛认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作的自由选择创造我们自己，我们也有能力选择不同的行动路线。

但事实是，我们常常深陷于现实的例行要求和从众的压力之中，以至于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选择，更谈不上付诸行动了。我们的抱怨常常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行动，我们更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阻挠我们意图的人身上。

“只要那个人没有毁掉我的前程，我就……”

“只要我能碰到好的运气……”

“只要给我提供展示我才能的机会……”

“只要我能清除我的习惯倾向，我就……”

“要是其他人也能像我一样可靠和体贴……”

“要是我有机会碰见那个好人……”

“要是我具有多种经历的优势……”

“要是世界不变得竞争如此激烈……”

诸如此的抱怨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它们与“我是我命运的主人”的观点格格不入。

生活中，许多人认为“命运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从未有足够的机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因此，他们也就从未感到自由、从容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船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相反，他们常常感到被人控制，不顾一切地试图防止自己命运的小船在生命的惊涛骇浪中倾覆。

马斯洛告诉我们，人能够自由地进行选择。

但是，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的和没有限制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一种观点。自由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总是包括具体的选择自由和有限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人并不完全是被决定和被限定的，人可以决定他自己，无论他是向环境屈服还是勇敢地面对它们。换言之，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

摆脱虚假的自我

有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违心话”，以避免对他人不必要的冒犯；穿我们并不喜欢和欣赏的流行服装；承担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去做的工作。

由于处于强大的从众压力的环境之中，我们在世人面前不得不创造一个“虚假的自我”，就如同一个演员扮演了一个与他的自然人格不一致的角色一样。

马斯洛认为，这种现象所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我们总是从外部寻求怎样思考、怎样感觉以及怎样行动的提示，因此，渐渐地我们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正确的自我作行动的指导，我们就会事事依赖他人，没有他人的指点和同意我们就不知所措，感到内心很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展示给外界的是经过精心伪装的自我，而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没有真正的自我来指导我们的选择，并把它建立在真正被爱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与他人在感情上建立成熟，能够互相移情的关系。建立在虚假自我基础上的关系，是虚假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只能流于表面，而且极不稳定。

马斯洛指出，此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才能远离虚假的自我而走向真实的自我？换言之，你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安全感、乐观、有爱心、尊重他人、乐善好施、慷慨、移情、有创造性、成熟的人？

增强自信的生存需要

马斯洛指出，社会上所有的人，除少数病态的人之外，都需要一种对他们而言稳定牢固的高度评价，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对于实力、成就、适当、优势、胜任、面对世界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的欲望。

第二类，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荣

誉、声望、支配、公认、重要性、高贵和赞赏等的欲望。

满足自尊需要能增强人的自信，使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和有力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用处，位置重要而必不可少。这一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产生神经病的倾向。从对严重的创伤性神经病的研究，我们很容易明白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并且了解到，没有这种自信的人们会感到多么地无依无靠。

创造美好的人生境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需求，渴望体验更高的价值。我们作为高级生命个体的人，不应仅仅是达到基本生存的需要，还应创造美好的人生境界，不断满足人性的需要。

人性如何丰满

人性丰满者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真：真实；诚实；坦率；本分；丰富；本质；未掺假的完全。

善：善良；广泛；独一无二。

美：美好；洁净。

完善：没有什么是多余的，也不缺少任何东西；一切都在合适的位置上，无须改善；恰当；正当，完全；正是如此；适宜；不可超越。

完整：统一；整合；倾向单一；相互联系；组织；结构；不分离；协调；同法则和相结合的倾向。

活泼：生机盎然；过程；自发；自我调整；充分运转；改变着又保持原样；表现自身。

独特：新颖；独具的色彩；有别于他人的特征；不能类比；可感受到的特性；就是那样；不像任何其他的东西。

必需：逃脱不掉的；只有与那保持一致，不能有一丝的不同；那样就很好。

完成：结局、结束、符合规定；事情宣告结束；格式塔不再改变；目的实现；终点、末端；全体；没有缺点；命运的实现；顶点；终止；圆满封闭；生活还没开始，生命的结束。

二元超越：承认、坚决、二元、两极、矛盾的整合或超越；协调，即对立转化为统一，敌对转化为相互合作。

秩序：合法则；正确；完善安排。

公道：公正合理；适宜；应该；只有；成体系的性质；不能脱离；不偏袒；无偏私。

丰富：错综；复杂；分化；全体；都在眼前；无缺失或隐藏；什么都是重点部分，没有非重点；一切顺其自然，无须简化、重新安排。

单纯：专一；纯真且稍有无知；基本结构；问题的中心；不拐弯抹角；无修饰；没有多余的东西。

不费力：容易、不慌乱、轻轻松松地完成。

欢娱：有趣；欢乐；高兴；玩笑；幽默；生气勃勃。

自足：独立性强；不需要别的人或工具；超越环境；务实；依据自己的法则生活。

毫无疑问，如果谁具有了上述这些特征，那么，他就是具有丰满人性的人。问题是，人怎样向丰满人性成长呢？

马斯洛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要帮助一个人向丰满人性发展，最重要的是使其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意识到作为人类一员在生物学上、体质上是怎样的？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愿望、需要为何？也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适合做什么，自己的命运是怎样的？

塑造良好的品格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品格。

品格，是人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在个人或多或少的调节和控制下形成的。

人的品格即良心。他把自己的良心置于他的工作、言语和每一个行动之中，而每一次行动、每一种思想和感情，都可以归因于他所接受的教养、他的习惯以及他的理解力，而且，它们必然会对他整个生命历程的所有行动产生影响。因此，人的个性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它可以通过改进变得更好，它也可能因堕落而变得更坏。

生活的意义，除了要诚实之外，还必须受到正确原则的启发，必须坚持正道，不懈地追求真理、正直和忠诚。陶冶出美好的心灵和情操。这样才能使生命有价值。

人，是有力量的。即使在同一个环境中，一个人可能三心二意、力不从心只能生活在废墟中，也可能持之以恒建成理想的大厦；一块巨石可能成为弱者生活中的绊脚石，也可能成为强者继续前进的垫脚石。通过自由意志的选择，在不同的原则指导下，人可以把自己的行为引向邪恶，也可以把自己导向善行。

由高尚情操激发出充沛精力的人，他的行动受正直的品格和生活的责任等原则的制约。无论是在商务活动，还是政治活动之中，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家庭活动之中，他都是公平、正直的。在任何事情之中，他都诚实守信，对待反对者，他也会像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一样宽厚仁慈。

然而，良好的品格不会自发形成，是要轻过一番努力的，要经过不断的自我审视、自我节制和自我约束的训练。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许多踌躇，也可能会遇到羁绊和暂时性的失败；有许多困难和诱惑要抵制和克服。但是，只要有坚强的意志且心地正直，就一定会得到回报，使我们的品格得到升华。

如何进入美好世界

马斯洛认为，情感上健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采取多种方式来维持和促进他们的内在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许多情感上健康的人所面对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别无选择的匮乏性世界里生活？换言之，生活在充满了病态、无知、虚假、痛苦、丑恶的现实世界中，如何才能不忘记包含着至真、至美、至善的存在性领域和存在性价值？关于这一问题，有两本书值得我们注意——阿尔道斯·赫胥黎的《永恒的哲学》以及彼德内姆·索罗金的《利他和崇高的成长方式与方法》。

在这两本出色的书以及其他有关著作的启发下，马斯洛提出了下列建议：

以亲身体会验证生活。

不要只将眼光集中在手段上，也要注重结果。

遵从手段的目的性。

远离陈词滥调，追求新鲜体验。

直视你的罪恶，而不是逃避它。

面对你的过去，而不是忘却它。

欣赏自我，善待自我——理解、接受、原谅自己性格中的缺陷，甚至将它视为人性的自然表现而去喜欢它。

以道家的方式遵从规律：包括自然的规律、现实的规律和人性的规律，接受甚至喜欢这些规律。

花一些时间来入静、沉思，“从现实中走出来”，从你的日常境况——当前的恐惧、忧虑、灾祸的预感中摆脱出来。

心静如水，没有喧闹和忙乱，没有任何活动，不走神，暂时忘却时钟、日历、社会、责任、义务和他人的要求。

更好地判断你现在的生活状况，不要总是将它与那些显得比你幸运的人相比。

问一问自己：一个小孩子会如何对待自己所面对的情况？一个天真无邪的人会怎样对待？一个已经没有了雄心和竞争热情上了年纪的老人又会怎样对待？

培养无限可能的信念，去感受赞赏、敬畏、尊敬和惊叹的感觉。

努力发现对于生命的奇迹的感觉，例如，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奇迹，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海阔天空任其翱翔”。

如果你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自高自大，越来越傲慢，那就想想死亡，或者，你也可以想想其他一些自高自大的人，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

解决匮乏性问题，换言之，不要认为匮乏性世界在与存在性世界对抗时总占上风。

达到更高层次的意识，并使它浮到意识的表面。

匮乏性世界与存在性世界相比，是更加基本的，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但你不能将两者分开孤立地看待，它们是处于一个整体的不同的层次中，没有必要认为它们是不相容的，事实上，存在性世界的最坚实的基础，就是对匮乏性需要的满足。

刻意体验实验性的慈善活动——如果有时候你不能给自己做点什么，如沮丧和焦虑的时候，至少能对别人有点益处——慷慨地奉献你自己：你的时间、金钱和服务，以帮助别人；为崇高的目标而工作，至少你收入的百分之一用于你认同的慈善活动，这有助于你感觉到自己善良的一面，感觉到自己的美德。

如何进入诚实世界

马斯洛就如何进入诚实世界，提出如下建议：

不要让自己变得对虚假、堕落、腐化、道德败坏熟视无睹，习以为常。

你必须不断地对不诚实的丑恶行为保持敏感——保持一双真诚的眼睛；坚持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处世朴素单纯。

记住善意的谎言仍是谎言。你不必非要有礼貌地表示同意。在一个令人愤世嫉俗的世界里，做一个好人是没有必要害羞的。

永远也别低估个人对世界的影响力。记得那个著名的安徒生童话吗？是一个小孩子首先发现并叫喊“皇帝没有穿衣服！”而后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

你的尊严和骄傲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隐私和秘密？如果人们总是能看穿你的头脑，任何时候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会有什么感觉？或者，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到赤裸裸的你，你所有的隐私和秘密的行为都在别人的注视之中，毫无秘密可言，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你在这些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尊严和骄傲，才是真正的尊严和骄傲。为了获得真正的尊严和骄傲，不要试图借助隐匿行为和其他外在的确认标志。如，制服、帽子、称号、社会角色等。彻底地展示你自己，将你的伤痕、羞愧和罪恶感都表现出来。不要任何人将某种角色强加给你。也就是说，不要因为别人认为一个医生、教师等应该怎么做，你就采取别人的方式去做，从而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不要隐匿自己的无知，勇敢地承认它。

如何进入存在性世界

关于我们如何进入存在性世界，马斯洛则有如下建议：

通过有意识地进入存在性世界，可以走出匮乏性世界。比如，去图书馆读书，去参观博物馆或艺术展，观赏美丽的或庄严的树木，到山上或海边去陶冶情操。

进入纯哲学、纯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领域。

努力缩小注意的范围，全神贯注地陶醉于一些微小的世界，例如，观察蚂蚁或昆虫，细细地察看花朵、树叶、沙粒或尘埃。专心致志地观察而不受外界的干扰。

从别的动物的角度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思考，比如，自己在一只蚂蚁或一只飞鸟的眼中会是什么样子？

长时间地与婴儿或儿童呆在一起。他们比其他人更接近于存在性世界。

当你看到一个熟悉的人或熟悉的情况时，换一种方式进行思维。比如，假设你是第一次见到，用一种新鲜的眼光去看；或者假设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了。

思考一下，你的生活在一个远方的人看来是怎样的？比如，一个还在非洲的小山村里的人，他是怎样的呢？

假设你只能再活一年了，你会怎样对待你的生活呢？

默默地体会那些值得赞赏、值得尊敬和热爱的人，感受和思考他们的美德。

用艺术家或摄影师的眼光来观察物体的本质。比如，用镜框将它镶起来以使它和周围的环境分开，把它与你先入为主、预想以及它应该怎样的种种观点分开。把物体放大了看，眯着眼看以观察它大概的轮廓。或者从另一个异常的角度来观察，如通过镜子里反射来看或颠倒过来看。可以把它放入特殊的背景中，用特殊形式来摆放它。也可以长时间地盯着它，自由地联想它，随意发挥。

以伟大的、睿智的哲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如伏尔泰、斯宾诺莎、苏格拉底的眼光来看问题。

试着与历史上的伟人交流，同他们交谈或者给他们写信。例如，贝多芬、威廉·詹姆士、伊曼纽尔·康德，而不是只与你生活中的人交流。

实现自我的价值

自我实现价值的人是人类中的最好典范，他们精神健全，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天赋能力和潜力，他们被称为“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他们的个人特点、创造性，向人们展示了令人惊讶而又激动万分的美好前景：人，经过充分的发展，竟然可以达到如此的高度！

自我实现者的人格魅力

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研究源于他对大学时代两位教授——本尼迪克特和韦特海默的崇敬。由于对他们极度崇敬，马斯洛想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显得如此卓越不凡、风度迷人。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他发现两人之间仿佛有某些共同之处，这直接导致了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理论的兴趣。

经过研究，马斯洛发现，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他们优秀而健康、坚强、有创造力、高尚而明智。马斯洛认为，研究他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发展潜力究竟会有多大，人能变成什么样子。通过研究他们，人类可以更好地探索自我潜力，自我实现者的特点就是整个人类所要努力的方向。

自我实现者具有我们梦寐以求的特点，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特点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十点：

对现实有更深邃的洞察力；

在接受自我、他人方面，往往做得更好；

具有自发性，坦率、自然，很少做作；

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超然独立与离群独处的特性；

民主的性格结构；

富于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

对文化适应的抵抗；

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

自我实现者也有缺陷。

马斯洛说：“通常来说，自我实现者在许多方面都堪为楷模。虽然他们也会有罪恶感，也会焦虑悲伤，也会有虚荣心，内心也会有剧烈的矛盾与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其人性的光辉。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自我实现的途径

自我实现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如何才能达到这种令人神往的状态呢？是不是像马斯洛的一些听众那样，今天下午听了一堂自我实现的课，然后在下个星期就声称他们突然达到了自我实现呢？这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趋于自我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在中老年人身上才会发现，年轻人身上很难看到这一点。

根据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马斯洛发现个人趋向自我实现有以下八条途径：

第一，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地、活跃地、忘我地体验生活，全神贯注，宠辱皆忘。它意味着不带有青春期自我意识的那种体验——这种体验的关键就是要达到“无我”，而大多数青年人的毛病正出在太少无我而太多自我意识和自我觉知。在这一时刻，个人完完全全地成为一个人。他全身地心专注于他正在做的事，脑子里没有任何其他杂念。这时候，他忘记了自己姓甚名谁，忘记了伪装自己，忘记了拘束与畏缩，他不再努力使自己变得成熟老练，此时此刻已达到了美妙的自我实现。作为个人，我们都偶尔体验过这样的时刻。

第二，自我实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在生活中我们面临无数次的选择，每次选择都有前进与倒退之分。是选择说谎还是选择诚实，是选择偷窃还是选择正义，生活中的诱惑时时刻刻都在引诱我们偏离航向，需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前进的选择使人成长，让人更加自信、更加坚强；倒退的选择使人变得畏缩不前，使人更加悲观、更加消极、对人的防御心更强。每一次对成长的选择都是趋向自我实现的运动。

第三，自我实现的含义就是设想可以实现一个真实的自我或成功的自我。人不是一块白板，也不是一堆泥或粘土。人是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至少是一种软骨结构，至少是他的气质，标准生物化学平衡等。这里有一个自我，我们说“要倾听内在冲动的呼唤”，意思就是要让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是倾听我们自己的真情呼唤，而是倾听妈妈的、爸爸的教训，或教会的、长老的、权威的、传统的声音。

作为迈向自我实现简单的一步，马斯洛有时提醒他的学生，当有人递给他们一杯酒并问他们味道如何时，他们应该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作答。首先，马斯洛建议他们不要看酒瓶上的商标，不要想从商标上得到任何暗示再考虑应该说好或不好。然后，马斯洛要他们闭上眼睛，“定一定神”。这时，他们就可以面向自身内部，避开外界的干扰，用自己的舌头品一品酒味，并诉诸自己身内的“最高法庭”。这时，也只有这时，他们才可以开始说“我喜欢它”或“我不喜欢它”。这种我们惯常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独立的想法，说自己的话，是实现一个人自我连续过程的一部分。

第四，如果你有怀疑时，就诚实地说出来无须加以隐瞒。生活中，当我们产生怀疑时，往往不诚实，他们在做戏，在装模做样，他们并不是很容易就听从“诚实”的劝告。在许多问题上反躬自问都意味着承担责任。很少有人研究过这种责任问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也没有这一问题的地位。谁会研究白鼠的责任呢？可是，在心理治疗中，这几乎是可以触摸到的一部分。在心理治疗中，你能看到它，感觉到它，能知道责任的分量。于是，就清楚地理解了责任的内涵，这是重要的步骤之一。每次承担责任就是一次自我实现。

第五，不带自我意识的体验实际上正是完全的倾听自我的声音，一个人只有敢于真正的倾听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声音，能够时时刻刻做到这一步，能够镇定自若地说“我不喜欢这样”，他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懂得自己的命运。

对青年人而言，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在大型的摇滚音乐会上，出现的都是一些奇怪的电子音乐、一些超现实或颓废派的举动，绝大多人数都没能弄明白其中的含义，甚至连其中到底有没有含义都搞不清楚。一些人目瞪口呆，一些人加入进去。音乐会结束后，大多数人会说几句俏皮话而不是真正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比如说自己原本是看不懂的，一般不会提到自己的困惑，对音乐有乱七八糟的感觉。因为，如果说了这话，这实际上意味着会与众不同，会不受欢迎。要有勇气而不要怕这怕那，这也是自我实现的另一种说法。

第六，自我实现是在任何时候任何程度上实现个人潜能的过程，而绝非一种结局状态。例如，倘若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自我实现就是通过学习变得更聪明，就是运用你的聪明才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要做一些遥不可及的事，而是说实现一个人的可能性往往需要经历勤奋的、付出精力的准备阶段，可以是钢琴键盘上的手指锻炼。自我实现可以是努力做好你想做的事。只想成为一个二流的专家，那并不是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正确途径，你应该要求自己成为第一流的，或要求竭尽你自己的所能。

第七，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时刻，这是一些让人心醉神迷的时刻。你只能像刘易斯所说的那样“喜出望外”，但你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自我实现会到来。但是，我们能设置条件，使高峰体验更有可能出现。破除一个错觉，摆脱一个虚假的想法，知道自己不善做什么，知道自己的潜能不是什么，这些也是构成发现你实际上是什么的一部分。

第八，必须弄清楚，对自己而言，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对于自己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以及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向自己展示自己，这就意味着对自己的防御心理进行识别并有勇气解除它。这样做是痛苦的，因为防御是针对某些不愉快的事树立的，但却是值得的。如果你说心理分析文献没有教给我们任何别的东西，至少已使我们懂得压抑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上策。

总之，自我实现不是某一种伟大时刻的问题，并非在某一天的某一个下午，一个神秘的召唤便永恒地把我们带入天堂，自我实现是一个点点滴滴的积累，他们倾听自己的声音，承担责任、忠诚、诚实，勤奋工作，不断成长。

自我实现者的生活哲学

对自我实现的人，马斯洛认为按其程度可分为两类：

一类人是明显健康的，但很少或没有超越体验，如罗斯福夫人、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

另一类人超越体验在他们那里很重要，甚至具有核心的意义，如阿尔杜斯·赫胥黎、施魏策尔、布伯和爱因斯坦。

健康型自我实现者和超越性自我实现者，拥有不同的生活哲学。

健康型的自我实现者主要是更实际、更现实、更入世、更能干和更超凡脱俗的人，他们更多地生活在现实的世界，生活在马斯洛简称为“匮乏的王国”，生活在匮乏需要和匮乏性认知的世界。这种世界观主宰下的人，主要是以一种实际的、具体的、现实的、实用的方式来看待人或物，把客观世界的人或物当作匮乏需要供应者或阻挠者对待，或作为有用或无用，有帮助或危险，对个人需要或不重要来看待。

另一种类型的超越者，可以说更经常地意识到存在认知，他们生活在存在水平，也就是目的水平，内在价值水平；他们更明显地受超越性动机支配，他们或多或少能经常有统一的意识和“高原体验”——指对于感受到的敬畏和神奇做出平静的、稳重的反应。与高峰体验相比，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色彩。相反，它更多地含有理性和认知的成分，也更多地是出于意志的行为。例如，一个母亲静静地坐着，照看她的小宝宝在地上玩耍；有或曾有过那种神秘的、神圣的、极度欢乐的、让人心醉神迷的高峰体验，并随带着启示或认识或卓识，能改变他们对世界自身的看法。这一切对他们而言，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经常性的。

经历高峰体验

“高峰体验”是马斯洛很独特的一个理论范畴，这一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心理学的界限。

马斯洛在《宗教价值和高峰体验》一书中，对许多人都曾有过奇妙的神秘体验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神秘体验是高峰体验的一种。

马斯洛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处于高峰体验的状态时，他便是正处在生命中最健康、最辉煌的时刻，这时候也是他达到自我实现的短暂时刻。“在他眼里，整个世界都变得不同了。”。

那么，这时候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与平时有何不同呢？

马斯洛指出，一个人处在高峰体验的时刻时，他的心理、主观感觉、对世界的看法都会呈现出不同于平时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

一，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就其自身而言显得更加和谐完整，更少自身的割裂与分裂，更多的行动协调，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大大减少，更清晰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应当做什么，能更有效地把握自己。

二，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通常感到处于自身力量的顶峰，正在最佳和最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用罗杰斯的话来说，个体感到自己“在充分地发挥作用”。

他感到自己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聪明、更加敏锐、更加机智、更加强健、更有风度，他正处于自身的最佳状态，一种如箭在弦、跃跃欲试的状态，一种最高的竞技状态。这种情况不仅是主体的感觉，而且能够被旁边的观察者所目睹。他不再浪费力量与自己搏斗，不再压抑自己，肌肉不再和肌肉抗衡。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部分能量用于行动，部分用于抑制这些能量的发挥，而现在不再有浪费，全部能量都用于行动。这时，他不再需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控制他的多余的小动作，他可以全力以赴投入行动。

三，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他的行动会变得轻松自如，就好像“找到了感觉”，有过打篮球经验的人都会体会到这一点，平时需要经过辛苦努力才刚刚好能完成的艰难任务，现在做起来得心应手。

此时，他表现得胸有成竹，似乎完全明了自己的一举一动，没有怀疑和踌躇不前。此时，他的行动招招都命中要害。伟大的运动员、艺术家、创造者、领袖人物处于最佳状态时，言谈行事都具有这种特点。

四，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富有责任心、更富有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更加感到自己是原动力，是决定者。他们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旁观者看来，他变得更加当机立断，专心致志，毫不怀疑自己做事情的能力，因此，他会显得更可靠、更值得信任。

他现在不再是被环境所主导的，不再是被决定的、被支配的、无能为力的，不再是守株待兔、暮气沉沉的弱者。他最大限度地摆脱了自己性格、价值观中的消极方面，比如，抑制、畏惧、疑虑、控制、自责等。在这个时候，他可以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他的天性。

五，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更具有创造性。由于更多的自信和疑虑的消除，他能够顺其自然地形成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他能根据他的任务、天职或游戏的本质让自己的行动处于明确无误或游移不定的状态。因此，他的行为这时候更具有即席发挥、兴之所至的特色，更具有无中生有、鬼斧神工的特色，更加新颖独特，远离陈腐平庸，不再束手束脚。他也更少准备、计划、设计、预谋、练习、预测等，总之，绝非三思而后行。因此，他的行为相对而言不为任何动机所驱使，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不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而去做的。他的行为没有动机、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为它们是突然出现、临时创造的。

这些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达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或特质的顶点。如果所有人在天赋上都互不相同，在高峰体验中他们更是特色各异。如果说人们在许多时候自己担任的角色可以互换，那么，在高峰体验中，这种互换的情况变得很难发生了，人们变得难以替代。无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无论“独一无二的自我”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特色在高峰体验中的表现总是登峰造极的。

六，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或者经历高峰体验后的人，有一种三生有幸的特殊感怀。他们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反应就是感到“受之有愧”，上苍对于人类的赐予是如此优厚。

经历高峰体验后的普遍后果是一种感恩之情油然而生，这种感恩就像信徒对于上帝，以及普通人对于命运、对于自然、对于人类、对于过去、对于父母、对于世界、对于曾有助于他获得奇迹的所有一切的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可以转化为一种敬仰、报答、崇拜、颂扬、奉献等反应。

这种感恩之情常常表现为一种拥抱一切的对于每个人和万事万物的爱，它促使人产生一种“世界何等美好”的感悟，导致一种为这个世界行善的冲动，一种回报的渴望，甚至一种责任感。

高峰体验并非由策划安排而引发，它们往往不期而至，人们常因高峰体验而“喜出望外”。在高峰体验中，我们经常有惊讶和意外之感，以及那种的“豁然开朗的震动”。

破译开明管理

“优心态管理”广义上是指一种开明的管理。在一个组织内，每个人的成长和创造力的发挥与这个组织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乃至整个组织的健康发展都密切相关。管理最根本的就是对人的管理，所以，如何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如何最大程度地挖掘员工的潜力，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

开明管理的条件

在参考了阿基尼斯、罗格利克、莱克特等人的观点后，马斯洛提出了“开明管理”理论。

马斯洛认为，开明管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竞争优势。

马斯洛说：“在竞争中，采取开明管理的企业，拥有较优良的产品、较佳的服务，而那些采取旧的管理方式的企业，无论从产品、服务，还是会计、运营等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旧的管理方式犹如一架老旧过时的机器，必将遭到淘汰。”

那么，具备什么样条件的管理才是开明管理呢？

在自己的著作中，马斯洛列举了“开明管理”的36个假设。换言之，在马斯洛看来，理想管理或开明管理应该是这样的：

假设每位员工都是值得信任的；

假设每位员工都完全了解现实中的一切情况；

假设所有员工都有达成目标的激情；

假设没有丛林和独裁环境中存在的支配——从属阶层；

假设每位员工都有相同的终极管理目标，并且认同它；

假设在组织内部，员工和员工彼此相处融洽；

假设存在综效（所谓“综效”是指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对个人有益的事对每个人都有益。高度综效的文化是安全的、有益的、高道德标准的）；

假设组织内的员工都是健康的；

假设组织够健全；

假设任何人都能客观地、独立地具备“崇敬的能力”；

假设组织内的员工并非只想获得安全需要的满足；

假设每位员工都有自我实现的积极倾向；

假设每位员工都喜欢好的工作团队以及团队友爱；

假设敌意是一种初始反应而非天性；

假设组织内的员工都有能力忍受压力；

假设员工是可以被改善的；

假设每位员工都有尊重和自我尊重的需要；

假设每位员工都愿意尊敬自己的老板；

假设每位员工都惧怕别人，但在特定的时间却宁愿惧怕老板而不是瞧不起老板；

假设每位员工都愿意成为积极的主动者，而不是被动的助理、工具，或是随波逐流的软木塞；

假设每位员工都愿意改善周围的事物；

假设成长时愉悦与厌倦是相当相似的；

假设每位员工都比较喜欢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当一小部分、一件事物、工具或“一双手”；

假设每位员工都比较喜欢工作，而不愿无所事事；

假设每位员工都喜欢做有意义而非无意义的工作；

假设每位员工都比较喜欢有个性、独特性、特定身份；相反，任何人都憎恨默默无闻、随时可能被替换；

假设每位员工都具有足够的勇气经历理想管理的过程；

假设每位员工都有良知、羞耻心，都能感到难为情、伤心；

假设存在自我选择的能力与智慧；

假设每位员工都喜欢受到公正的赞美，受到大众的欢迎；

假设以上所举的正面倾向会有其相对立的负面倾向的存在；

假设每位员工都比较有责任感；

假设人从“爱”中获得的乐趣比从“恨”中获得的更多；

假设健全发展的人宁愿创作，而不愿进行毁灭，他们从创作中所得到的快乐，远超过从毁灭中所得到的快乐；

假设在理想管理的最高水平之上，人们愿意或倾向于愈来愈认同世界，并达到终极的神秘体验，与世界合而为一，或是达到一种高峰体验、宇宙意识。

最后有必要提出超越动机和病理的假设、追求存在价值的假设。

建立因人而异的管理模式

马斯洛认为，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目标是激发人的心灵、欲望以及想像力和创造力。因而管理的方法也应采用人本模式。

那么，具体地又该如何实现人本主义的管理目标呢？马斯洛指出，首先必须建立因人而异的管理模式。

如果有一群极其优秀的人能够成长，并且渴望成长，那么，在这一类人身上，所用的管理原则只适合于人性高层发展的人。

在这样的管理理念里，假设一位员工在过去的生长期里已经满足了自己全部的基本需求。他获得了安全需要的满足，从而没有焦虑、恐惧；他得到归属需要的满足，将不会觉得被孤立、被疏离、被排斥、被群体抛弃，他适合这个家、这个团体、这个社会，他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他在爱的需要上得到满足，将会有很多的好朋友，有一个舒适的家，他感觉自己值得被爱，也能够去爱别人；他获得尊重需要的满足感，他感到被尊重、被需要，认为自己很重要，他感到自己得到足够的赞美，并且希望得到所有他应得的赞美与奖励；他获得自我价值需要的满足。

事实上，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大部分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都没有足够的自爱与自尊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对另外一些没有获得需要满足感的人，或至少有几方面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人，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才适合他们呢？例如，对一些在安全需要上止步不前的人，他们感到恐惧，认为灾难会随时降临，如恐怖袭击。当员工不能互相认同、彼此猜疑、彼此怀恨时，该用什么样的管理原则管理他们呢？

显然，不同的阶级就应该适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我们不需要专门为低需求层次的人提出另一种管理理念。这里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针对员工发展的高层需求理论有更明确的定义，这是人们在理想情况下假定的层次需要。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一点，一些管理学者都只假设良好的情况、好的运气、好的机遇，这种假设是比较理想化的，当然，在现实社会中这种较高层次生活的人及高度发展的人类也确实存在着，但是，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才有可能追求高水平的生活。

马斯洛觉得有必要说一些学者们没有说出来的想法，所有的假设都必须更明确、更完整。每位员工都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幸运的，是受恩宠的，我们必须更实际、更有弹性地回应客观环境的改变，因为这个世界仍持续运转，不断地转变，因此，我们可以运用好的管理原则；但明天的情况有可能完全改变，我们不能期望良好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也不能认为在任何地方都是好的。

在马斯洛看来，许多专家所谈的一些基本理念太过一般化。当然，员工对安全的需要或爱的需要的程度也不一样，而且管理女性的工作与管理男性的工作有很大差异。如果我们将那一般化的理念运用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就更能体会其中不适应性，而且显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在许多地区只有实行独裁式的管理才有用。只有对一些胆小的不知悔改的人挥动皮鞭，一切才会有满意的结果。独裁者如果采取人性化管理，就被认为是软弱而愚蠢的家伙，至少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因此，情况通常会演变成这样，独裁者在学习宽大仁慈之前，一定要先严厉一些，使其组织员工遭到一些挫折。在骨子里很有强权精神的人，如果要其接受别人的建议以前，挥动几下皮鞭是明智的决定。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个性不严厉的老师被年轻的小孩嘲笑，并且被认定他是一个差劲的老师，不值得尊敬，除非他能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独裁者的心态，否则，这位老师就无法管束学生。

显然，我们针对管理学上的两项假设已经提出了批评，并使它们结合起来。一是那些理想化的管理原则只适合于人性高层发展的人，那些原则忽略了存在于某些人身上的卑劣性格、心理疾病、污点以及其他一些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恶劣性；另外一点就是，独裁式管理也只适合于特定的人选，并非在任何情况、任何地方都适用。因此，真正有效而实用的管理应采用因人而异的管理模式。必须根据每位员工的个人特征进行管理，否则，失败将是必然的结果。

实现良好的沟通

在进行开明管理的过程中，沟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马斯洛认为，挑选一些优秀的人才与你共同起步，向他们展示和介绍规章制度，并与他们保持密切沟通，用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有效激励，在他们取得成就时给予丰厚回报，只要你切实地做到了这一些，成功必定指日可待。

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人际沟通的技巧中倾听的作用被大大地低估了，但实际上，优秀的经理人都更喜欢倾听他人的谈话，而不是自顾自地在那滔滔不绝。

倾听是一门艺术，倾听的技巧的第一原则就是在对方谈话时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聆听。当某人到你的办公室与你谈话时，你绝不能允许任何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在交谈中，你的双眼要直盯着对方。集中注意力是必要的，因为你的注意力若不集中，你就会心不在焉，甚至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这是对对方极大的不尊重。

除此之外，许多经理人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在自己与员工之间建立了一种正式古板的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如果建立在这种对应的关系是为了在下属面前扮演权威的角色，那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有效的沟通能就此实现，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没有人会照你的话去做。

当领导者是一位倔强且很难令人完全放开和进行沟通的人，为了避免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他惟一的方法就是尽量不参与小组讨论。显然，如果他占有极大优势，就会阻碍沟通的进行。如果他希望每位员工都能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他希望培育他们和他们的能力，他必须认识到，只有他不在场，他们才能自由地讨论，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领导者也不能完全不参与小组讨论，只是在某些条件下尽量少参与，否则，这样的情形有可能对他造成损失。

需要提醒那些强势者的是，不要刻意制造出讨论、询问意见的假象。如果这位强势者早知道答案，却误导员工以为是他们自己发现了答案，那么，只会产生更深的怨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当然，这是关于人性和存在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至今没有什么可行的解决方法。我们偿的建议是，不去这样做，自然不会自寻烦恼。

激发潜在创造力

具有创造力的人能够想象各种可能性，能够观察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能够经常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法，能够鞭策自己打破传统旧习。

身为一名管理者，管理的一个重要秘诀就是，要善于发现员工的长处，并让他们多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且，只有当员工感受到自己是处于一个值得信赖的充满挑战的工作环境中时，他们才能发掘自己的创造性才能。如果员工们感到担惊受怕、充满焦虑、缺乏激励，他们就不会，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好。

为了确保员工创造性才能得以发挥，领导者应为他们提供适宜的条件。领导者最好的方法是与员工进行交流，经常向员工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并鼓励员工重塑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支持他们出格的想法，鼓励他们与自己对话，并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些也是领导者创造性才能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创造性的领导者提倡具有创造性的冲突，并愿意听取不同的声音，鼓励冒险与实践。

成功的管理者，首先应注重挖掘自身的创造性潜能，从而使他们更容易地发挥员工的创造性。这样的领导者愿意雇用应变能力强对问题寻根究底的员工。他们帮助员工发掘自身的能力，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的工作中。并且，优秀的领导者还特别注重提供适当的实践、冒险以及充分发挥其自身创造性潜能的工作环境。

总的说来，创造性的发挥需要三个步骤：

第一步，管理者需要了解每位员工所特有的才能。无论如何，每位员工都有其特殊才能，有他们最擅长的方面，这需要领导者去挖掘。

第二步，管理者需要组织安排、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以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摆脱一切不利于生产的条条框框，把官僚主义减小到最低限度，尽量多给予员工所需要的发挥空间。

第三步，管理者应为员工创造适宜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支持员工的实践及适当的冒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员工们在乐于尝试一切新事物之前，他们需要舒心的环境，需要具有安全感并充满信心。

第十五章 蒙田

米舍勒?爱冈?德?蒙田，法国伟大的思想家、作家，独具个性的人文主义者。蒙田在散文方面颇有建树，可谓独树一帜。从1572年开始一直到1592年去世，在长达20年的岁月中，他以对人生的独特体味和深刻观察，以及对自身经历和灵魂的演变历程记录，陆续写出了这部举世瞩目的散文集。《随笔集》是他思想的结晶，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熟读古代大家如普鲁塔克、塞涅卡、塔西佗等人的著作，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作为他的思辨和怀疑论的佐证。他在出版了《随笔集》的前两部之后，便游历了意大利和德国，因此在他随后的随笔中又添进了许多旅游见闻。

蒙田的生平

米舍勒·爱冈·德·蒙田（1533——1592），生于波尔多附近的佩里戈尔，蒙田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的后裔，父亲则是法国波尔多附近的一个小贵族，他在意大利当过兵，吸收了一些新颖的教育思想。当时的贵族不看重学问，以从戎为天职，所以后来蒙田常常说他不是学者。他们一家人都是天主教的教生徒，蒙田一生都坚持天主教的信仰。

1535—1539年蒙田被送到农村家庭寄养，以农民夫妇为教父母，并由只说拉丁文的老师教导，因此以拉丁文为母语。

1546年蒙田毕业于波尔多的居耶纳中学。之后又进入吉耶讷学院学希腊文、法文、修辞术，还开始学习法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思考。他读古希腊、罗马作品时不断写心得，作笔记，为他后来的《散文集》打下基础。为了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后来蒙田到图卢兹专修法律。

1554年学业结束后的蒙田被任命为佩里格间接税最高法院的推事。

1557年又进入波尔多最高法院工作。

1558年蒙田结识拉博埃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博埃蒂西对蒙田后来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1559年蒙田陪同弗朗索瓦二世国王巡视巴黎。

1561年蒙田被波尔多最高法院派往巴黎，以解决居耶纳省的宗教叛乱，历时一年半。

1562年蒙田在巴黎最高法院宣誓效忠天主教。

1563年由于拉博埃西的离世，蒙田大受打击，情绪极为低落。

1565年7月，蒙田与波尔多市议员的女儿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结婚。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所生育的儿女大多夭折，只有一女长成。

1568年其父亲逝世，蒙田继承他的封号、领地与家业，成为一家之主。

1569年蒙田在巴黎出版雷蒙·塞邦的《自然神学》的译本。

1570年厌倦了政治与官场的蒙田卖掉了自己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的官职，前往巴黎为他的挚友拉博埃西出版生前留下的拉丁语诗、法语诗和一些翻译作品。

1571年，三十八岁的蒙田回到故居，一头扎进圆塔三楼上的藏书室，过着隐居的生活。虽然蒙田把自己的退隐看作是暮年的开始，是从所谓“死得其所之艺术”的哲理中得到启示的。但是后人看来，他退隐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逃避社会。他崇尚自由，赞美静谧与闲暇，向往优游恬适的生活，不过他的隐居生活却是积极的，除了埋头做学问以外，他还积极从事写作。

蒙田自1572年开始，直至他逝世的1592年，在长达20年的岁月中，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写他的随笔。他以对人生的特殊敏锐力，记录了自己在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历程，为后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572年他开始撰写《随笔集》。

1572—1574年国王决心平息宗教叛乱，派出三支军队向新教徒进军。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蒙田同居耶纳省的天主教绅士们加入其中一支军队，参加了这次国内战争。

1577年蒙田被纳瓦尔国王封为侍臣。

1578年蒙田患肾结石症，从此病痛与他相随，直至终生。

1579年《随笔集》第一卷编完。开始撰写第二卷。

1580年至1581年游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地。回国后出任波尔多市长直至1585年，并继续增修《尝试集》。

1587年重回旧居续写他的随笔。

1588年《随笔集》一、二、三卷的第四版问世。一、二卷共增加了六百处。是年，蒙田认识德·古内小姐。出于她对蒙田本人和他的著作深表敬佩，蒙田对这位颇有才学的年轻的女士也很是喜欢，从此双方开始往来，蒙田把德·古内小姐认做了自己的“干女儿”。

1589—1592蒙田为《随笔集》新版作准备。这次新版增加了一千多处，其中四分之一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爱好、习惯和思想。其实从他开始写《随笔集》的二十年来，他的书越来越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生活和坦白胸怀的色彩。后人评价：蒙田写作《随笔集》是在向世人暴露自己的思想，他在写书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1590年蒙田写给亨利四世一封文笔优美的信，这是他政治生命的遗嘱。

1592年9月13日，蒙田病逝于蒙田堡。留下一本用来出第五版的《随笔集》手稿。

1595年德·古内小姐将蒙田留下的《随笔集》新版整理出版。

蒙田的著作

《随笔集》

这部文集是很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构成的，每篇有一个题目，讨论一个独立问题，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联系。他生活优裕，对当时法国激烈的阶级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同时，动乱的时代又使他深感个人生活受到威胁，产生了怀疑论的思想。在《散文集》中最著名的一篇《为雷蒙·德·塞崩德辩护》里，他说人是渺小的，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在于人能够思考。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有分歧意见，有矛盾。人人都自以为掌握真理，别人总是错误的，于是产生争论，甚至导致战争。其实，几百年来，人类追求真理，其结果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他教人不要说：“我懂得，”要说：“我懂得什么呢?”他这种情绪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文主义者的精神状态，他们对旧的信要失去信心，而对新的事物又缺乏高度热情。蒙田怀疑，但不否定一切。他认为生活是真实的，应当尽量享受它。享受生活首先要精神自由，心情恬静，不让习惯、偏见等束缚自己的思想，不让贪婪、吝啬等欲念扰乱自己的心情。

《有血有肉的语言》

本书的内容包括第一部分、论不同的方法可以收同样的效果、论悲哀、论灵魂缺乏真正对象时把情感寄托在假定对象上、论闲逸、论说诳、论辩才的急慢、论预兆、论善恶之辩大抵系于我们的意识、论恐怖、论死后才能断定我们的幸福、论哲学即是学死、论想像的力量、论隐逸、论教育、论凭我们的见识来评定真假之狂妄、论友谊、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第二部分、热爱生命、易变无常、要生活得写意。

多少回我成非我、病重、死之经验、友谊的奥秘、我的书房、我当市长、介入抑或弃权、描绘人、人体之重要、人之常规、丑恶的灵魂、守旧表现其外，自由思想其中、自命不凡的虚妄、众师之师等内容。

《善待生活》

《善待生活》融书本知识的生活经验于一体，行文旁征博引，汪洋瓷肆，语言平易流畅、形象生动。凭借这部著作，蒙田同拉伯雷一道，奠定了把法语确立为文学语言的基础，并影响了帕斯卡、拉罗什福科、卢梭、孟德斯鸠、圣伯夫、勒内、法朗士等一大批文人。莎士比亚也不时从《善待生活》中找到灵感。蒙田以博学著称，《善等生活》包罗万象，无所不谈，成为当时各种知识的荟萃。奥地利文化史学家弗里得尔认为蒙田似乎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能理解，同时对什么都报以微笑。

《善待生活》已成为了蒙田广博思想的文字证明，它犹如“生活的哲学”在反映蒙田深刻“自我”的同时，也反映导后来人去更好的生活。

《我不愿树立雕像》

蒙田在书中写到：“我不是树立雕像，将其安置在市中心的十字街头，教学之内，或是广场之中……我不想夸张其辞，空话连篇，只愿促膝相叙，娓娓交谈。”蒙田对灵魂、辨才、生死、善恶、平等、狂妄等话题平和细论，读者看到的将是一位谦逊者的精神告白。

蒙田的智慧

在十六世纪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蒙田那样受到现代人的崇敬和接受。他是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是一位人类感情冷峻的观察家，亦是对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他的文章揭示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哲学家。他的文章没有通常所见的哲学术语，他笔下的人物事件，都是可感可知的事情，而且写得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在书中，他对事物的探讨堪称执著，没有半点疏忽。他对任何事物也从不轻下定论，总要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去探讨，力图把它看得更明白，更加透彻。

蒙田在他生活的时代已成大名，但他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过很大的争议。一些著名作家，如卢梭等人指责他的作品充满了“可憎的虚荣心”“表面的真诚”，但他却受到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推崇，他们赞扬他的作品反映作者“明哲善辩”“精于心理分析”，他的“文风简朴流畅，朗朗上口”。经过四百余年的考验，历史证明了蒙田与培根、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一样，是一位不朽的人物，他的随笔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世上同类体裁中绝无仅有的”。

论经验

没有什么渴求比求知更合理。我们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接近它，当理性推理不足时，我们便运用经验。经验是一种比较愚钝的方法，当然它来得也简单。但是真理是如此伟大，因此我们不能轻视每一条通向它的道路。理性有如此多的形式，以致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们的经验也有不少形式，我们从事件的相互对比中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事情永远不可能相同。在事物形象中没有什么普遍共同的性质，它们都具有分散性和多样性。

事情与面貌既不会和其他事情的面貌完全相同，也不可能与之完全不同。自然的造化可谓巧夺天工，倘若我们的相貌毫无相同之处，那就会人兽不分；倘若我们的相貌完全相同，人与人就无法辨别。所有事物都靠某种相似性而互相依存，所有范例都不是完善的，而从经验中得出的东西则永远存在缺陷。

蒙田认为，无论我们从经验中获得什么成果，如果我们不善于利用自身熟悉而且足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经验，外来的经验就很难对我们的制度有所增益。

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善于学习，从以往事件中汲取经验便足以使自我变得更聪明。如果谁能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极端愤怒，以及狂热是如何主宰自己的，那么他就能比亚里士多德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情绪的丑恶，也能更好地排斥这种情绪。如果谁能记得曾经受到过的伤害，以及使他们情绪发生变化的微妙的原因，那他就能为未来的变化和自己的处境作好思想准备。

人应当谦虚，服从规定，表达主张时冷静而有节制，对咄咄逼人的狂妄自大敬而远之。这种狂妄使人只相信自己，是纪律和真理的大敌。听听某些人发号施令吧，他们首先提出的建议就是按规格建立宗教和法律。亚里斯塔库尔斯说过，古代世界上只有七位圣人，而在他的时代，世界上只有七个蠢人，现在，难道我们不比他们更有理由这样说吗？肯定和固执是缺乏智慧的表现，那些蠢人每天都会一百次地摔倒在地上，而他们神气活现的样子竟然和过去一样，坚决而自信。

论忧伤

世人老爱将忧伤挂在嘴边，不仅如此，还总要给它饰以诸如智慧、道德和良心之类的华丽外衣。这样的行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意大利人称忧伤为邪恶，这样的言论实在是太精彩了。因为忧伤从来就是一种有害的品质，总是和空虚、懒惰、懦弱卑小搅在一起，因此，斯多葛派哲人对它特别禁忌。

噩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然而至，刹那间摧毁我们所有的感觉神经，所谓大悲不言痛，即是此种状态。然而，巨大的悲痛终于将泪水挤压出来的时候，它多少会洗去一些哀愁，像化脓一样带走烂掉的伤痛。

蒙田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布达战场上（弗迪南与匈牙利国王约翰的遗孀之战），一匹战马驮着一具尸体格外引人注目地奔驰而来。死者生前英勇善战，表现非凡，深得众人敬仰。当死者的盔甲被解开时，在场的战士个个泪流满面，惟独德军统帅雷萨利亚克毫无表情。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死者，像石头人一样，接着砰然倒在地上。原来死者是他的儿子。

他认为，不管是喜是悲，只要情感冲动超出常态，人就会变得疯狂无度、不由自主。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人，眼见好端端的，陡然间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茫然无措。可以体会且能承受的感情，都是寻常之情。

意外的惊喜也常常如此。

康比译曾问鲁萨梅尼：“有人为什么不为儿女的不幸而悲，倒是为朋友的不幸大悲？”答曰：“丧友之痛，痛于言表；丧亲之痛，无法可表。”

是啊，过分的忧伤总是让人丧失理智。因此，我们怎能不多用理性来强化自己呢？！

论闲逸

蒙田说，我们看见的旷地，倘若土地肥沃，那它必定丛生着各种叫不上名的野草。想要好好利用它，便需把它清理及散播好的种子。正如我们看见的妇人，如果任她们自己，只能产生不成形的肉块。必定施以良种，然后才能得到自然的好的后嗣。心灵亦然，倘若没有一定的主意占据着它，把它的范围约束住，它必定无目标地到处漂流于幻想的空泛境域里。

他认为，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因此，俗语说得好，无所不在等于无所在。

读书能明智，能获得乐趣。但是，倘若读得过度，变成书呆子，便只剩兴味索然了。此外，可能还会损害身体，而快乐和健康却是我们最宝贵的，倘若结果竟弄到有损身心的地步，那么我们就抛开书本吧。

有人认为，从书上所得的弥补不了所失的，这样的观点蒙田是很支持的。

对书本的选择，当选有趣而且易读的。因为此类书籍能调剂我们的精神，给我们带来慰藉。此外还可以选择那些能教导我们处理好生死问题的书籍。至于那些艰深难懂的学科，我们不选也罢，留给那些所谓的专家们去探讨吧。

我们务须全力抓紧去享受生活的乐趣，消逝的岁月正将我们恋眷的欢乐逐一夺走。

尽情享乐吧，我们只此一生。

明天你只留下余灰，

化作幽灵，一切归于乌有。

论友谊

人类钟情于交往超过任何其它活动，这或许是本能赋予我们的。亚里士多德曾说，最好的法官把友谊看得比正义还重要。友谊各种各样，通常由欲望、利益、公众或私人的需要建立和维系。因此越是掺杂着其他的动机、目的和利益的友谊，就越难有其美好和真诚的东西，也就越无友谊可言了。

从古到今，友谊有四种：血缘的、社交的、礼仪的和男女爱情的，不论是单独的或是联合在一起的都不是在此要谈的完善的友谊。

我们通常所说的朋友和友谊是由心灵相通的机遇相联结的频繁交往与亲密无间。

蒙田认为，千万不要把普通的友谊和这里所提的友谊相提并论，倘若将两者混为一谈，便会很容易出错。对于一般的友谊，人们就像提着智慧的绳索小心翼翼地前进，绳索须小心地呵护才不至于出现可能的断裂。“爱他，就要想到有一天你会恨他；恨他时又要想到你可能会再次爱他。”奇隆这样说道。这一规则对崇高的友谊而言是极其令人厌恶的，可对于普通的友谊来说，却是非常必要且有益的。对于后者我们必须用上亚里士多德常说的一句话：“哦，我的朋友们，世上并没有一个是朋友。”

蒙田说：“一个人能够一分为二已经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了，那些想把自己一分为三的人真的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东西都不会是相同的。”

古人米南德也认为，只需遇见朋友的影子便算是幸福的了。

论勇敢

蒙田认为，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有时候会有一种智慧和一种情感或者是一种果敢精神出乎意料地涌现出来，此种品质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

人，无所不能，有时甚至超过了神。正像某人说的，此时人已进入无我的状态，超越出他那原始的状态。这个时候，人的低能和脆弱被上帝的力量和坚定所替代，只不过，这仅仅是一种间歇性的偶然。

纵观昔日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的一生中，时而爆发出超自然的壮举，这种英雄壮举，远远超出了凡人的自然力量。但是，这也仅仅是时而爆发，并非时时发生。

毋庸置疑，此种超自然的力量会在人的身上扎下根来，且成为人的自然状态，在寻常的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人，虽然有诸多缺陷，却什么事情都能做到，但是，偏偏就做不到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因此，哲人贤士说，要想正确判断一个人，不可只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平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

蒙田认为，人的行为，有时受命运的影响。命运这个问题总会随时出现，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命运使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命运的支配。我们一向认为：“因为上帝预见到所有要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毫无疑问，上帝预见的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的老师说：“我们看见的事情，上帝早就看见了，事情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强迫做出来的。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们便看见了，而事情不会因为我们看见了才发生。也就是说，事情的发生使我们看见了这件事情，事情若不发生，我们便看不见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了的事情，也就是发生了的事情，但是，一件事情可能以这种形式发生，也可能以那种形式发生。上帝对万事万物都一目了然，在上帝的一览表中，写着有意识的事件和无意识的事件，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余地，他知道，我们没有看见某事的发生，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而是因为我们不想看见。”

战场上，很多指挥官用命运决定一切这种观点去激励他们的士兵：人在何时死，早已由命运决定，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敌人的枪炮或自身的勇敢而缩短，也不会因为胆小怕死而延长。这话挂在嘴边说说倒也不难，而要让它深入人心，就不容易了。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那些坚信我们信仰的人，也多是把他的慷慨陈词挂在嘴边，很少放在心上。这样的话用来训导别人可以讲得振振有词，而自己却不会怎么去理会它。

论习惯

蒙田说：“习惯在我们思想上一无阻拦，从它给我们的奇特印象中可以更好地看出它的效果。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观点和信仰，还有什么看法比习惯灌输的看法更离奇，更怪诞的吗？”。西塞罗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观察和探索大自然，却要求被习惯一叶障目的人为真理提供证据，这样做难道不惭愧吗？”

奇迹的存在并不是出于大自然的状态，而是因为我们对大自然所知甚少，习惯使我们的判断力驽钝不敏。蛮人于我们一点也不比我们于他们更怪诞，也没有理由更怪诞。

总之，习惯无所不做，无所不能。

在蒙田看来，习惯的最主要效果就是攫住和蚕食我们，一旦进入我们身上，就把我们紧紧抓住，并且深深扎根，为它的法令说理和争辩。的确，从我们出生后吃奶时起就有吮吸习惯了，我们首次看到的世界就是这般面孔，我们似乎生来就为了照习惯办事。那些在我们周围颇有市场、被我们祖辈注入我们心灵的成见，似乎是普遍而自然的思想。

不符合习惯就认为不符合理性这是极不合理的。如果人人都像我们那样研究自己，听到一句正确的格言，就立即看一看它在哪个方面适合自己，那他就会发现，这句格言与其说是机智诙谐的话，不如说是对成见的猛烈鞭挞。然而，人们接受警句和箴言似是为了告诫人民，而不是劝告自己，因此不是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习惯，而仅仅是装进记忆中，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和绝对无用的。

有的人因循本国的旧习陈规，还有的人则致力于引导和改变习俗，两者之间相差甚远。因循守旧者以平淡、服从和为人师表作借口，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不可能有恶意，最多也只是不幸。“在经过千锤百炼而保存下来的光辉古文化面前，谁能无动于衷？”

论良心

在蒙田看来，良心的力量很奇妙！良心使我们背叛，使我们控诉，使我们战斗。在没有外界证人的情况下，良心会追逐我们，反对我们。

尤维纳利斯说：良心就像用一根无形的鞭子，在随时随地抽打我们，充当我们的刽子手。

柏拉图认为，惩罚紧紧跟在罪恶的后面。希西厄德说惩罚是与罪恶同时开始的。谁在等待惩罚，就在受惩罚；谁该受惩罚，就在等待惩罚。恶意给心怀恶意的人带来痛苦。

做坏事的人最受做坏事的苦！犹如蜂刺伤了人，但是自己受害更深，因为它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刺和力量。

维吉尔对此的描述是：它们在伤人的同时失去了生命。

由于自然界的矛盾对立规律，斑螫身上分泌一种自身毒液的解毒素。人同样如此，即使人在作恶时感到乐趣，良心上却会适得其反，产生一种憎恶感，引起许多痛苦和联想，不论睡时醒时都在折磨着自己。

良心可使我们恐惧，也可使我们坚定和自信。一个人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经过许多险阻而步伐始终不乱，就是因为对自己的意图深有了解，自己的计划光明正大。

奥维德说：“人的内心充满恐惧还是希望，全凭良心的判断。”

有许多被希腊和罗马称为野蛮的国家，在这方面却不及希腊和罗马野蛮，它们认为折磨和杀害一个对其错误还只是心存怀疑的人，是可怕的残酷行为。你不想无缘无故地杀他，对他做的事却比杀他还糟，你没有不公正吗？事情就是如此：多少次他宁愿无缘无故地死去，也不愿接受审讯，这种审讯往往比死刑还痛苦，这等于在执行死刑以前已把人处决了。

论发怒

在蒙田看来，发怒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在发怒时做出的决定、判断往往都是错误的。对于因发怒而错判的法官，谁都会毫不犹豫地对他处以极刑。那么，为什么就允许家长和教师在发火时鞭打和惩罚孩子呢？这哪里是惩罚，简直是无耻！我们能容忍医生对他的病人发火吗？

为此，蒙田提出当我们发火时，决不能责打对方。正确的做法，便是在心头火起、心跳加速时，先把事情放一下，等心平气静下来后，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冲动的时候，是情绪在指挥、在说话，而不是我们自己。

带着情绪去看问题，问题往往会无端放大，芝麻也能变绿豆，这跟雾里看物是一个道理。真实的情景比较模糊，饥饿的人，用肉来充饥。可是，想使用惩罚手段的人，不应该渴望惩罚。

谨慎而有分量的惩罚，受罚者更乐意接受，效果也更好。相反，如果惩罚来自一个狂怒的人，受罚一方会认为他的惩罚不公正。为给自己辩护，他会列举主人失当的举止：动作粗暴、脸色发红、口吐粗话、烦躁不安、莽撞轻率。

在这里，蒙田还强调，掩饰愤怒，就是把愤怒吸入体内。正如第欧根尼对狄摩西尼所说的——后者因怕被发现呆在一个洞穴内，就拼命往里缩：“你越往里缩，就陷得越深。”

不过，在此还要忠告一下那些有权发脾气的人注意两件事：其一，发怒要有分寸，不要不顾一切乱发泄，免得影响效果和分量。若让不经思考的大声斥责成为家常便饭，人们对此就会如同秋风过耳，听而不闻。其二，发怒时不要漫无目标，对谁抱怨，就要让谁听见。因为他们惯于在被斥责者尚未在场时就开始责骂，等他们走了一个世纪了，还在那里大声叫骂。

发怒时，尽可能地激烈，也尽可能地短促，尽量少喧闹，且要速战速决，言词激烈，但不晕头转向。一个人，一旦被愤怒抓获，不管理由多么微小，都会大发雷霆。因此，找同那些有权和你争论的人商量说：“当您感觉到我先激动了，不管有没有道理，让我发泄出来，我对您也将如此。”只有在你怒我也怒、双方比赛着发怒时，才会形成暴风雨般的狂怒。让各自的怒气尽情发泄，就能太平无事，这办法很有用，但做起来非常困难。一个人随着年事的增高，脾气就会越加暴躁。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有时，愤怒可作勇敢的武器，这似乎不无道理。然而，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风趣地反驳说，那是一种有新的用途的武器。我们摆弄其他武器，而这个武器摆弄我们，我们的手不指挥它，而是它指挥我们，它把我们握在手中，而不是我们把它握在手中。

论功利和诚实

在蒙田看来，摇摆不定是一种懦弱和缺乏主见的行为。以游说斡旋为业者往往掩盖自己的见解，表现或假装得极其折衷，似乎他们的看法与别人十分相近。而诚实、忠诚的人则拿出旗帜鲜明的观点和其独有的行事方式，此类人在谈判时宁可有负于谈判，也绝不允许愧对自己的良心。

诚实、忠诚的人用一种坦率的待人接物方式，使其很容易便深入人心，取得信任。纯朴与真诚在任何时代总是合时宜的。而且，辛勤工作而毫不为私利者的心直口快不易遭人疑心和讨厌，他们用得上伊佩里德回答雅典人怪他说话粗暴尖锐时说的那句话：“先生们，不要计较我的直言不讳，而应该考虑我这样做是否为一己私利，是否把事情办得更好。”

诚实、忠诚的人的爽直的言谈以其气势使别人从不怀疑他隐瞒了什么。该说的话，不管多么难以接受，多么尖锐辛辣，对于此类人都会说，当事人不在场，他也不会说得更难听。他的坦率有一种单纯而漫不经意的表现形式。他做事时只想到做，并不考虑长远的后果及计划，每个行动有其独立的作用，能有所成他便会很有成就感！

人们无法根据一个行为的功利来证明它是光明磊落的、高尚的。亦很难这样定义：只要一个行为是有用的，它便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每个人都必须去做。

我们不应将个人利益和欲望所滋生的尖酸刻毒称作责任感，也不应把背信弃义、阴险狡猾的行为称作勇敢。有些人把自己邪恶和凶暴的天性美其名曰热心，其实他们热心的不是事业，而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即便置身于敌对的人们之中也并不妨碍我们光明正大地、恰如其分地行事。但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你处理问题绝不能一视同仁、不懂变通。你至少要有节制、讲分寸，这样你就不会过分依赖一方以致对他有求必应；同时你应该满足于对方对你的适度恩宠，做到在混水中游走，却又不是混水摸鱼。

论后悔

蒙田认为，没有不伤害人的罪恶，举凡受公众评论指责的行为皆包含有罪恶的因素，当然，被人误解除外。罪恶是那么明显的丑陋和可憎，所以那些认为罪恶主要来源于愚蠢和蒙昧的人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很难想象有人明知道是罪恶而不憎恨它。

恶意大多分泌出毒液，并且被自身分泌的毒液腐蚀；而罪恶却在心灵上留下悔恨，这悔恨如同身体里的一块溃疡，不断绽破和流血。

理智能化解其它的烦愁和苦痛，但却衍生出悔恨，悔恨比其它烦愁和痛苦更沉重，因为它发自内心，正如人在发烧时感觉的冷和热要比外界天气的冷和热更难受。罪恶不仅是理性和自然所谴责的，还包括公众舆论铸成的，因为即使舆论是没有根据和谬误的，但只要得到法律和习俗的认可，受舆论谴责的行为便构成了罪恶。

同样的，任何一种善行都会使心地高尚的人感到高兴。当然，做了好事的人自己内心也会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问心无愧时会感到一种圣洁的自豪。邪恶而胆大的灵魂也许能感到有恃无恐，但是那种怡然自得、称心如意的感觉，它是永远体验不到的。

心灵高尚的人有时因受到某种外界的刺激会干出坏事，同样，心灵邪恶的人有时受某种外界的刺激亦能做好事。所以评价一个人时，至少应处于稳定的状态或把他放到家庭生活的环境中来评价他。

当事情已经过去，不管是好是坏，你可以总结经验，但最好别后悔你所做的事。因为，过去了的事已进入宇宙的流程，进入斯多葛思想的因果循环，你的愿望、想象不能变动其分毫。万物的整个秩序，过去和未来，都不会颠倒。

论看待事物的方法

古希腊有条格言说：“人通常被看待事物的方法困扰，而并非事物本身。”对此，蒙田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假如大家都能不折不扣地把这句话当成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就可得以缓解。”在他看来，如果只是由于我们的判断，坏事才进入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嗤之以鼻，或者把它们变为好事。倘若世间万物让我们支配，为什么我们不能加以利用，使之适应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所谓的烦恼和痛苦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而来自我们的想象给予的特性，那么我们自己就能改变这种特性。

倘若我们所担忧的事物可以自行在我们身上安营扎寨，那他们也会在别人那里安家落户。因为所有的人都属同一类，都具备相同的想象和判断工具。但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形形色色，这清楚地表明：事物进入我们的世界时已被我们的想法同化。偶尔有人接受了事物的真正状态，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为它们想象出一个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

痛苦是人生存于世的最大不幸，这是很自然的。然而，我们即使不能消除痛苦，至少也可以耐心忍受，以求减轻，即使身体疼痛难熬，我们的心灵和理性仍能做到坚强不屈。

贫穷与富有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看法。财富、光荣也不像拥有者所说的那样美好和快乐，是好是坏全凭自己的感觉。对自己满意的人才会高兴，而不取决于别人是不是对你满意，只有这样，看法才真实可靠。

财富本身与我们既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它只给我们提供物质和种子。而我们的心灵比它更强大，是幸福或不幸的惟一缘由和主宰，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和使用财富。

勤劳对于懒汉如同戒酒对于酒鬼一样是一种折磨。同样，俭朴对于纵欲者是苦刑，锻炼对于体弱多病和游手好闲者是体罚。其他事物也一样，事物本身并无痛苦也无艰难可言，全由人类的脆弱和无能所引起。要判断事物是否伟大和高尚，就得有伟大和高尚的心灵，否则，就会把我们自己的缺点说成是事物的。一支笔直的桨在水中似乎是弯曲的。重要的是不但要看到事物，而且要有看待事物的方法。

论死亡

蒙田说：“死亡，是人生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人死去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自己也有那么一天，或者说离死还很遥远。即便是死到临头了，亦不愿相信这便是自己停留人世的最后时刻。我们会一厢情愿地以为，那是不可能的。”

谁都怀念过过去的好时光，谁都抱怨过今日的伤痛，谁都有过将自己的错误和不幸归咎于外部环境和别人的往昔。

我们总是想尽办法让事事遂己心愿，总以为自己天下第一，如此重中之重的人物，不会轻易就死去。好像是天上的日月星辰，永远不会消逝。

我们越是这样深思，便会越发以为自己举足轻重非同小可。判断一个人是否勇敢坚定，看他身临险境时是否意识到自己确实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他意识不到危险而死于险境，就不能说他是勇于献身；如果他明知必死无疑而不避死，那可另当别论。

其实，一个人在身体健康、心平气和的时候，做出自杀的决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时心血来潮，想入非非，设想自己如何死得顺心一点，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例如埃拉加巴卢斯，这个全世界最阴阳怪气的人，活着的时候荒淫糜烂，到了非死不可的那一天，死也想死得精美绝伦，才不至于辜负他人生一世。为此，他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塔楼，塔面和塔底都覆盖着饰有纯金和宝石的厚木板，准备临死之前从这里跳下；他还备下了用金丝和红绸编织的绳索，到时勒死自己；他另外又打造了一把金剑，打算自刎；他把毒药盛进绿宝石和黄玉制作的容器里，准备服毒等等，为自己设想了一系列的自杀途径。

然而，像这种优柔寡断的人，把自杀的途径考虑得那么周到，真到了要自杀的那一天，他又会觉得这些方法都不理想，必须想好更理想的才能动手。但是，那些决心更大的自杀者，也要看那一击是否一举成仁，使他没有时间去感悟最后的生命。若是他感悟到生命渐渐地消失，灵魂悄然离开肉体，他是否会后悔，他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朝着这条绝路走下去，那就不得而知了。

论自我衡量

蒙田认为，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病，世间万物中最为不幸、最为虚弱最为自负的便是人。他看到自己落在蛮荒瘴病之地，四周是污泥杂草，生生死死在宇宙的最阴暗和死气沉沉的角落里，远离天穹，然而心比天高，幻想自己翱翔在太空云海，把天空也踩在脚下。就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想象力，使人自比为上帝，自以为具有神性，自认为是万物之灵，不同于其他创造物。动物本是人类的朋友和生活中的伙伴，可那自以为是的人类却对它任意支配，非但如此，还自以为是的认为是自己给了它们某种力量和某种特性。

在他看来，人类的贪婪远远超出了为满足需要而获得的所有成就。

人老对自身想入非非，这样的行为毫无意味。不过说来也怪，动物中也惟有人有这种想象的自由，不着边际地对自己提出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要、什么不要，真真假假，这是人的一个长处，得来不易，但是不必为之兴高采烈，因为正由此产生了痛苦的源泉，罪恶、疾病、犹豫、骚乱、失望，使他困扰不安。

人是不可能想象出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人自以为想象出了上帝。其实想象出的还是自己，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不是他；他们拿自己与之比较的也是自己，不是他。

近距离观看物体，物体便显得大；远距离观看物体，物体就小，这两种表述都是对的。

一名异教徒说：“人若不超越人性，是多么卑贱下流的东西！”

这句话很有价值但同样亦很滑稽。因为拳头要大于巴掌，伸臂要超出臂长，希望迈步越过两腿的跨度，这不可能，这是胡思乱想。人也不可能超越自己，超越人性：因为他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观看，用自己的手抓取。只有上帝向他伸出特殊之手，他才会更上一层；只有他放弃自己的手段，借助纯属是神的手段提高和前进，他才会更上一层。试图完成这种神圣奇妙的变化，依靠的不是斯多葛的美德，而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论坐井观天

我们将容易受人诱导和轻易相信他人归因于人的头脑简单和无知是有道理的。有一句格言说：“相信好比是在心上刻一道印记，其心越是软弱就越少抗力，印记就越易于刻上去。”

一个心灵空虚的人内心往往缺少平衡力，故此极易偏听偏信，且往往只听一遍就会信以为真。所以，一般孩童、凡夫俗子和妇道人家以及体弱多病者，最易轻信人言。反过来，自以为是地对任何人的言论都不信任也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这完全是因自高自大、自作聪明的人的行为所致。

蒙田认为，每一个断然指定一件事不真实和不可能的人，其行为形同井底之蛙，傲慢无知、愚不可及。上帝的意志和我们大自然母亲的威力无穷无尽，我们不应固步自封，而应随知识老人的引导，穿云破雾、透过黑暗，进一步认识真理。揭开事物神秘的面纱，是人之本能所至，并非仅仅为了积累知识。我们称之为怪事和奇迹的不为我们理解的事物，不是经常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吗？

在他看来，人的固执有时让人苦不堪言。我们不曾明了的事情，即使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照样不会相信，甚至会更加怀疑，这是怎样的一种无知啊！

倘若我们认定某物最大，便再难相信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东西。

虚荣心和好奇心是思想的两大祸害：后者鼓励我们多管闲事；前者则禁止我们勤学好问。

论意愿

常听人说起死亡能使人偿清所有的承诺，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的做法却是恰恰相反。

我们不能超越自身的力量和才能，因为，结果和做法完全不在我们能力所及。惟有意愿属于我们的能力范围：人类义务的规则都必须建筑在自由意志之上。因此，埃格蒙伯爵认为，尽管履行诺言的权力不掌握在他手中，他的心灵和意志也必须承担所作的诺言，那样，即使他比霍纳伯爵晚死，他也就摆脱了责任。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尽管等到死后才把背信弃义的行动付诸实现，但他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正如希罗多德笔下的泥水匠不能原谅一样：他一生忠心耿耿，严守秘密，临死前却把他的主子埃及国王的宝藏泄露给他的子女。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居心不良，想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准备通过遗嘱等死后付诸实现。他们任何好事都不做，既不给一件要紧的事作一了结，也很少有兴趣和有意识纠正不公正的事。他们的代价太大，他们欠人的越多，弥补时付出的也越多，他们自己也会受惩罚的。

相比之下，活着时将仇恨隐藏起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暴露出自己的意愿的人更坏。他们不在乎自己的荣誉，违背理智，甚至违背良知；不怕伤害别人，至死也不善于消除仇恨，并将其延续到他们身后。这些不公正的法官，他们延长审判，直到自己不再有审判权时再来审判。

论怯懦是暴虐的根由

蒙田认为，怯懦是暴虐的根由。这种邪恶而非人道的、乖戾而粗暴的勇敢，每每伴有女性的软弱。有些人性情暴戾，却动辄流泪，且是为鸡毛蒜皮的事。

人们常说：“你会后悔的。”可是，倘若你朝他心脏上开一枪，你还会认为他会后悔吗？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一枪打死他，他倒下时会心怀敌意地朝我们做鬼脸，他不仅不会后悔，还会对我们不满意。让他迅速而毫无痛苦地死去，这是给予他人生最大的恩惠。我们要东躲西藏，避开法官的跟踪追击，他却安安静静，无人打搅。杀死他，有利于将来不再受他的进攻，却不利于对他复仇：这样做，惧怕多于无畏，谨慎多于勇敢，防御多于进攻。显而易见，这背离了复仇的真正目的，有损于我们的名声——这是怕他活在世上，还会向我们发起进攻。

所以说，杀掉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付他，而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倘若我们想光明正大的永远控制敌人，对他们为所欲为，那么，假如他们摆脱了我们的控制，我们便会恼火万分。可我们却更想用稳当的方法来获胜，而不是决斗一场；我们在争吵时更重视结果，不重视荣誉。

因先前的人受了侮辱后只满足于反驳，受了驳斥便给予回击，他们英勇刚毅，对活着的和受他们攻击的敌人丝毫也不怕，而我们看见敌人活蹦乱跳，就吓得浑身打颤。现在，我们不是奉行一种漂亮的做法，对伤害过我们或受过我们伤害的人，一律紧追不放、把他们置于死地吗？

借用他人的力量和胆识来捍卫自己的荣誉，这样的做法不仅不体面，且不公正。尤其对于一个勇敢而非常自信的人来说，将自己的命运同第二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人冒的风险够多的了，怎能再为另一个人去冒险！各人靠自己的勇敢捍卫自己的生命已很艰难，怎能再让旁人来危及宝贵的生命！

凡是超越普通死亡的东西，都是极端残酷的。有些人尽管怕死、怕砍头或上火刑架，却依然做错事，对于这些人，我们司法机关不可能希冀用火刑、钳烙刑或车轮刑来阻止他们犯错误，只能用极端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