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学生全文txt下载:从大历史看中国改革开放（上）

按：本文写于2006年11月，是提交给《中国改革开放28周年理论研讨会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成立大会》的特别论文，受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先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王占阳先生及一大批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在电视片《复兴之路》播出，曾公开发表。今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热议，再次公开发表，供各方批评。
改革开放向何处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并明确提出从农村开始改革的具体思路。在稍前热身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后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实际上构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就这样郑重掀开了！
弹指一挥间，二十八年过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从1979年到2005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6%，是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5年跨过2万亿美元台阶，跃居世界第四位。“赶欧”正在变成现实，“超美”可能也不是幻想！
如日中天乎？不——中国在经济上的潜力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五年前，当中国加入WTO时，最时髦的说法是所谓“狼来了”，尤其是汽车业，“狼来了”的高喊尤其时髦。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只狼吧，2001年，也就是入世当年，中国汽车产量只有233万辆；一年之后，中国汽车产量就达到315万辆，增幅高至40%；又一年之后，中国汽车产量达450万辆，增幅又高达45%；到2006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将达到700万辆；瞩目2010年，中国汽车产量可望达1000万—1500万辆，把美国甩到屁股后边，成为汽车生产第一大国。谁是狼？不是别人，是“咱们的中国”！尽管目前中国汽车业总体上还是“中国打工造汽车，外国贴牌赚银子”，但狼的潜力，谁能小觑？
既有成就巨大，将有潜力非凡，原本应该高唱“咱们的中国”，但我们自己对自己要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却发生了疑惑，产生了争议，导致了论战，仿佛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2004年8月，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香港教授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题为《顾雏军的七板斧——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郎咸平不但毫不客气地指出，顾雏军是“借鸡生蛋”的骗子，而且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并进一步对主流经济学家进行高调批评，由此引发持续近两年并且至今余音绕梁的“第三次改革论争”。
——顾雏军倒了！但改革仍然得到支持，最高领导层明确表态。2006年3月6日，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但问题似乎并没有随着最高领导层的表态而化作轻烟，就是对最高领导层的表态，也是仁者见仁而智者见智，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即便是肯定乃至坚定改革的方向，改革什么以及如何改革，也仍然是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公说公的一套，婆说婆的一套，更不用说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这样的宏大问题了。
只有目标上的清晰，才有实践中的坚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为了真正廓清有关中国前途和改革开放向何去处的重大问题，我们有必要站到大历史的高度来俯瞰一下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王安石说得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时,毛主席作了一番上溯，由三年以来上溯到三十年以来，最后上溯到一八四零年：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也必须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在此之前，中华社会或被认为停滞不前，或被称为原地踏步，反正是超级稳定，自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不变，政治处于一种稳定状态，经济处于一种稳定状态，科技也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虽然也改朝换代，但大体稳定，好比今天的美国通过选举换总统一样，从林肯到布什，总统是流水，政治结构是铁打的营盘；用毛主席的话说，“百代犹行秦法政”。
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中华历史的超级稳定迷惑不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远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斯密看来，至少马可·波罗游历中华后的五百年中，中华历史是在原地一二一。有意思的是大哲学家黑格尔，干脆把中华民族排除在所谓“世界民族”之外，中华民族压根儿不是“历史的民族”。
事实上，如果不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侵入，把中华社会强行拽入“欧洲化”也就是现代化的轨道，中华社会仍将一如既往，虽然也会有周期性变乱，乃至改朝换代，但换汤不换药，一以贯之。道理非常简单，中华社会的超级稳定既已经受两千多年的考验，为什么就不能接着再经受再下一个千年乃至又下一个千年的检验呢？
不幸的是，1840年6月，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支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和4000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侵入中国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把中华社会拖入所谓“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战争，更不同于中华历史上曾一再发生过的夷狄入侵。当今国际上流行“文明冲突论”的说法，鸦片战争可以说就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正式冲突的开始，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被认为是对此一冲突的准确描述！
的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来的外来文化都是被吸收和同化，但西方文明的到来“激起了骚动和不安”，同不下，化不了！1949年8月5日——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总结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岂只是激起了骚动和不安，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华社会在思想上开始严重分化，一部分精英开始自绝于中华文明，打倒孔家店，消灭中医，全盘西化，乃至废除汉字，一绝再绝，钱玄同先生应该算这方面的典型。一部分精英长太息以掩涕，哀时运之不济，王国维先生是这方面的典型。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师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为道殉，其遗嘱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呜呼哀哉！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异端事实上不乏其人，但我中华从来就是“以夏变夷”，哪一个异端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能在思想上分化中华社会呢？想“太平天国”初起事，感于满清之腐朽，在汉人士大夫阶层，同情者不乏其人。无奈何太平天国以所谓耶稣之说为旗帜，行为乖张，不容融通，遂令读书人忍无可忍；正如曾国藩发布的《讨粤匪檄》所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可相对西方的影响，太平天国的异端算得什么？小巫见大巫！从这一点上，我们更可以充分发现并明确感受，李鸿章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叹，是何等的感慨，但又是多么的准确！
三千年再有之转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的脚步是不停留的！面对坚船利炮，面对西方文明的全新挑战，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社会拖着老迈的身躯，不自觉地、不情愿地、甚至也不知底里地步入了近现代阶段，其后之坎坷与轰烈、光荣与悲哀、艰难与成就、英雄与狗熊，谁人先知？
按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中华历史是“三大阶段，两次转型”，所谓“三大阶段”是指“封建”、“帝制”和“民治”，没有所谓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阶段；所谓“两次转型”就是三大阶段中的两次过渡，第一次是由“封建”过渡到“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其结果便是所谓“秦法政”，其要义则是所谓“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关于这一次转型，《汉书·地理志》有一个记载：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遗者矣。
第二次转型即第二次过渡，是由“帝制”过渡到“民治”，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是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起，可谓“三千年再有之转型”。社会转型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一个人转型尚且不易，更何况是一个社会，更何况是一个有三千年历史惯性和四万万同胞的老大帝国？一个半世纪过去，波澜壮阔，英雄辈出，但第二次转型至今仍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我们可能会在204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两百年时通过“历史山峡”，风平浪静，“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中华文明曾经表现出“不为物转”的高度自信，当年大英帝国曾派马戛尔尼勋爵访华，请求通商贸易，乾隆大帝答复英国国王一道旨，其中有言：“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今天看，乾隆皇帝的确坐井观天，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是实话实说。在当时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交通技术所能及的范围，咱们中华的确是万邦来朝，很难设想比自己更美好更强大的社会型态。既然如此，何转之有！
但中华民族并不固执，先知先觉更非迟钝。一旦“睁眼看世界”，就有了转型的心思，更何况还有军事威胁在侧，不得不转。主持“虎门销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算是最早与英国人打交道的清政府高官，他就有着十分明确的学习西方的想法和说法。“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响当当的话，我们一般都把他与魏源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句话的“版权”可能属于林则徐。
就是对外国人的称呼也在转型，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时候，清政府还流行称外国人为“夷”，但从1858年的天津条约开始，清政府就规定，不再用轻蔑性的“夷人”，而改用“洋人”。相应的，清政府也在1860年把管理有关藩属国和西方各国事务的机构由“理藩司”改称为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算是柔软身段，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
至于“洋务运动”，就更是中华民族自觉转型的明证，而且成果比较突出。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第四年就研制成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更大的成果是反映在海军的从无到有上，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北洋大臣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
这并不是李鸿章吹牛，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政府的海军实力，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居世界海军第八位。当清政府的海军舰队在日本和南洋巡弋示威时，樯橹如云，旌旗蔽空，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拭目而视。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后于清，在世界排名仅为第十六位。
但出乎意料的是，甲午一战，海军方面，北洋海军一败涂地，全军尽墨，连主力舰也被日军所掳；陆军方面，牙山一声炮响，清军瓦解土崩，日军追亡逐北，一路势逼京师。令人痛心的是，此时日本陆军刚刚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而清陆军总数不在百万之下，且都是久战之师，剿平“粤逆”，消灭“捻匪”，荡平“回乱”，不可一世。
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器械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当清政府海军总司令丁汝昌在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时，正预备自杀殉国，收到一封来自日本海军总司令的劝降书，其中有言：“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虽是敌将之言，却似朋友之语。
从制度上讲，甲午之战的胜败的确是了了分明。有一个细节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甲午前夕，英国曾向李鸿章推荐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23海里的4000吨巡洋舰，可李大人却在朝廷上要不到银子，户部甚至在1892年正式宣布海军停购舰艇两年，原因是慈禧太后要过六十大寿。而在日本呢？为购买这一最新最快的巡洋舰——即后来的日本“吉野”号，举国上下争相捐款，明治皇娘甚至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甲午之战的胜败难道还不够分明吗？
为蕞尔小邦日本所败，甲午之战是一声巨大的警钟，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醍醐灌顶：仅有“洋务运动”——相当于“四个现代化”——远远不够，还必须“变法改制”，实现政治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就这样，以甲午战败为拐点，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开始向纵深发展，进入到更加波澜壮阔的政治改革阶段！
“百日维新”
1895年应该可以称得上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元年，初春乍暖还寒时候，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到京师，从朝廷内的官员，到在京的举人，以至外省的疆吏们，乃至普通百姓，一夜之间纷纷关心起国事来，掀起一股向皇帝上书潮，接受并代奏上书的都察院一下子热闹未凡，“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只要都察院上班，那门口没一天不是塞满了人”。这被历史学家张建伟称之为“乙未大上书”！有意思的是，曾被历史教科书所大书特书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所领导的“公车上书”，的确写了“书”，但根本没“上”，据说是康有为在上书之前从小道消息得知自己中了进士。
乙未年的政治热情高涨，不仅表现在“乙未大上书”，而且也表现在“乙未大结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关心国事难免要纠合志同道合之士，于是组织社团便成为1895年的一大奇观。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到辛亥年间，有章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160余家之多。其中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就是由康、梁师徒所领导并由翁同和、张之洞所赞助的“强学会”。
政治改革的确是当时一股热潮，就是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太后，这时候也认为变法维新是必由之路。但热情高涨是一回事，实际作为是另一回事，热情是不能代替作为的。变什么法呢？怎么变呢？维什么新？怎么维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自家脑袋搭上不算，更要命的是误国殃民。不幸的是，清政府1898年第一次政治改革——史称“戊戍变法”，亦称“百日维新”——似乎就遇上了这么一对闹着玩的主：光绪皇帝和康有为。
光绪皇帝无疑是“百日维新”最主要的推动者，看到虎狼在侧，国亡无日，企望有所作为，这是大可褒奖的。无奈光绪皇帝长于深宫，少不更事，欠缺历练，无深沉厚重，无运筹帷幄，无纵横捭阖，徒有满腔热情，在变法的103天中，颁发的谕旨达280余件，其中明确具体办法批准实行的175件，令人难以适从。这不是闹着玩吗？
古圣先贤讲“修齐治平”，修身齐家在治国平天下之前。不管慈禧是怎么样一个人，无知也好，狠毒也好，贪权也好，其他种种也罢，光绪皇帝如果真要变法维新，首先就应该把自家里蹲着的这位老太婆“摆平”！一个老太婆都平不了，怎么治国平天下？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光绪皇帝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倒是慈禧对此洞若观火，曾对庆亲王奕勖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董事长不成熟，如果总经理成熟，兴许也还有几分戏。不幸的是，“百日维新”的总经理也不成熟，在操切浮躁上比光绪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一介书生康有为。无可否认，康有为学问做的还不错，而且得风气之先，略通西学。但这个人狂傲自负，得理不饶人，一点也不会团结同志，就连最器重他的翁同和也在日志里记着“康祖诒狂甚”。
对变法维新，康有为准备怎么干呢？还真的名副其实，那就是有为——“大有作为”！1898年6月16日，在颐和园东宫门内朝房等待面圣时，康有为碰上了时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而且是慈禧心腹的荣禄。荣禄知他要面圣，陈述变法主张，于是就问：“我知道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可一旦骤变乎？”康有为忿然作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不是要打架吗？哪是要担当大任的总经理说的话呢！
年轻的董事长，狂妄的总经理，“百日维新”的结局难道还待龟卜？当然是法变不了，新维不了，一百天玩完，董事长被黜，总经理放逐，“六君子”丧命，政治改革倒退！在谈及戊戍变法时，论者常谓以慈禧老太婆为首的后党保守顽固。我们愿意接受这一点，老太婆的确顽固，甚至可以说是顽劣，并且也明确肯定光绪皇帝和康有力所代表的前进方向，但我们也想问一问：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就不顽固保守？
变法维新，其实质是启蒙人、引导人和转化人，中华智慧在这方面原本是最拿手的，真不知光绪皇帝特别是康有为是怎么读的圣贤书？《菜根谭》云：“人之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的，要善为化诲，如忿而嫉之，是以顽济顽。”真良言也！后之变法者可不鉴乎？
“百日维新”的流产也导致朝中开明势力的失落，翁同和被黜，张之洞被阻，李鸿章和刘坤一靠边站，大清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落入以慈禧为首的老朽昏庸之手，朝政每况愈下。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出现停滞，政治改革开始倒退，并直接导致“八国联军”之祸！
直到七年之后，“立宪”的日本在中华东北大地再一次打败“帝制”的俄国，朝野上下才再一次出现“变法改制”的热潮，“立宪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大势所趋，慈禧也终于被袁世凯所说服，批准十二年之内推行“君主立宪”之议，后遂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无奈慈禧和光绪皇帝1908年相继归西，风雨飘摇的满清朝廷一时间如丧家之犬，忧疑重重，再一次排挤开明派，并直接把袁世凯“开缺回籍”，政治改革又一次停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满清朝廷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和平转型机会。
“革命尚未成功”
也就在“乙未大上书”和“乙未大结社”的同一年，南边的广州响起了革命的枪炮。1895年10月26日，“兴中会”的两位领导人孙中山和杨衢云，共同领导了第一次起义，他们率领群众几十人——主要是“会党”，武装攻打督署，并按孙中山的策划，“四处放火”，“以壮声势”。这就是所谓“广州起义”，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实际上只相当于现今所谓的“恐怖主义”。
孙中山是个不折不扣的得风气之先者，曾在美国檀香山生活和学习，学通中西，语通英汉，算个先知先觉者。孙中山原来也不想进行暴力革命，1893年，曾托友好向康有为转致结交之意，没想到“热脸碰上冷屁股”，康氏大言不惭地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1894年，孙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没想到又是“热脸碰上冷屁股”。
那就革命吧，从1895年开始，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前，孙中山共策划过“十大起义”，但多不成气候，恐怖主义式的小打小闹，“蓦地燃烧蓦地空”。只有黄花冈起义例外，七十二烈士的英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有意思的是，孙中山虽然是职业革命家，但一直没有兵，也没地盘，更没有钱，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这源于他心中一个信念：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全国就会闻风响应。后来的武昌起义“一夫作难而七庙毁”，真的证明了孙中山此一信念。
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敦复城（Denver）,据说正在一家卢姓中国餐馆打工，接到电报便取道回国。1911年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几天前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这多少得归功于他那铿锵有力的八个字——“驱逐鞑虏，建立民国”！
但革命是不是就此成功了呢？总统也有了，国会也有了，议员也有了，三权也分了，宪法也立了，脑后的辫子更是不见了，但民治就来了吗？民国就成了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从宋教仁遇刺到“洪宪皇帝”到“府院之争”到“张勋复辟”，闹剧一幕幕，更不要说那个乌烟瘴气的国会了。这一切最有力地表明，咱们的这个民国完全是生吞活剥的！袁世凯称帝，荒唐吗？荒唐！袁世凯背叛民国，荒唐吗？
——不荒唐！因为“国父”也在背叛民国，甚至比袁世凯抢先一步。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使用强制的办法，孙中山把原本三权分制的国民党，改组成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并清除出了一批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于右任等。从此以后，“国民党”——1920年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当然，它没有忘记规定在适当时候还政于民的宪政目标。孙中山为什么要独裁呢？按唐德刚先生的分析，与袁世凯一样，都是出于对议会政治的绝望。
众所周知，孙中山原本是言必称美国，“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即所谓“创立合众政府”，美国痕迹昭然若揭。但晚年却大力提倡“以俄为师”，1924年10月9日，在致蒋介石函中，孙中山明确提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这固然与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有关，但应该也与孙中山对议会政治绝望相干。
孙中山的晚年发现应该是不错的，中国与俄国的相同点比中国与英美的相同点要多，最大的相同点就是中国和俄国在经济基础上都同为农业大国，在上层建筑上都同是帝制古国。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孙中山的英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大力以俄为师，最后结束了现代史上的“五代十国”局面，基本上一统华夏，“万方乐奏有于阗”。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
辛亥革命事实上也流产了，虽然结束了满清统治，但并没有建成真正民国；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这的确有其道理，孙中山曾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辛亥革命涉及到当时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了吗？整个就象是发生社会上层的圈子内，可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辛亥革命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幕幕闹剧，不但使孙中山晚年思想发生转变，先是改党名党性，后是大力提倡“以俄为师”，事实上也直接导致一场新鲜的革命——新文化运动。在经历政治改革的回合后，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再一次向纵深挺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文化大革命；用后来“文革”的话说，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再一次挺进到文化的高度和层面，是自然而然的。“四个现代化”的层面转了，不行，甲午一战使“洋务运动”破产。“第五个现代化”也转了，变法维新没成，情有可原，因为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于是就搞暴力革命，辛亥革命把顽固保守势力掀了个底朝天，可也令人伤心地流产。为什么人家美国玩得有条不紊的议会政治，一到中国就搞得乌烟瘴气呢？特别是袁世凯称帝闹剧破灭后，为什么竟然还有那么一批人再一次把满清废帝请回来呢？难道中华民族真的就不可一日无皇帝？如果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话，我们还能够再革谁的命呢？
再也分析不出别的原因，再也找不到别的对象，惟有两千多年的固有文化！文化这东西，无形，但无所不在，它的力量才是最大的呀，那就革文化的命吧。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就表示：“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势所难免！
这里有一个人特别值得一说，那就是钱玄同。钱玄同提倡废除汉字，是众所周知的大革文化命者，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原是坚定的复古派，认为帝制既已推翻，就应该全面恢复古制——除了“皇帝”之外。钱玄同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是怎么转过来的呢？正是辛亥革命之后一幕幕的闹剧刺激的，尤其是“张勋复辟”，谁不感到灵魂深处受震惊！
或许因为知识分子的敏感度和专业性，文化大革命不是由政治人物首倡的，而是知识分子发动的，最初是新文学运动，开始主要是否定中国文学的诗文问题，后扩大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最后发展成新文化运动，并在1919年5月4日达到高峰，故新文化运动有时候也称“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冲击最厉害的可能就是所谓“孔家店”。一者因为儒家思想构成中华两千年多年固有文化之主流和根本，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从来的帝王大多尊孔崇儒；一者因为袁世凯搞复辟时也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在张勋复辟时还卷土重来的康有为，也大肆鼓吹尊孔读经。两者共同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须“打倒孔家店”，因为“孔家店”已经与帝制扯不开了。
也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势之下，废除汉字，取消汉语，取消中国戏剧，乃至废除中医中药，各种论调一哄而上，甚至谓“将中国载籍全数付之一炬，亦不足惜”。那还留下什么呢？没什么可留的，什么“国粹”“国情”，统统抛掉，一刀两断。其实，新文化运动的潜台词就是“全盘西化”！陈独秀说得干脆而明白：“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怪乎哉？不怪也！革命革到文化这个高度和层面，当然就是全盘西化，这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三千年再有之转型一直在西化。鸦片一战而败，觉英夷船坚炮利，于是把炮船西化；鸦片再战又败，于是把科技西化，乃至更广泛的“四个现代化”——可称之“半盘西化”，也包括把“理藩司”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半盘西化”原本搞得还不错，洋务运动弄出个中兴气象，并打造出一支世界第八强海军。
但甲午战败，世界第八强海军化为乌有，原是藩属国的蕞尔小邦逼签《马关条约》，才发现“半盘西化”还不够。于是想搞“第五个现代化”，变法维新，先是改良，不幸没有成功，一百天玩完，心血一时不来潮。看到“立宪”的日本打败“帝制”的俄国，心血又来潮，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孰料再搁浅。革命已经按捺不住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满清退出历史舞台。
但民国并没有真正到来，内阁总理如走马灯，议会一派乌烟瘴气，“国父”也感绝望，看来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于是“新文化运动”驾到。照“第五个现代化”推，新文化运动就是“第六个现代化”，这应该也是最彻底的现代化；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此“吾人之最后觉悟之觉悟”！
新文化运动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它存在两个支派，一支派以英美为师，以胡适为代表；一支派以苏俄为师，以陈独秀为代表。无论哪一派，心底里其实都是要“全盘西化”。这并不就意味着就一点也不承认自己的固有东西，但“全盘西化”在总体上的确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关于这一点，被称为“全盘西化”启蒙大师的胡适说得非常明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显而易见，己不如人！
难道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就是要西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