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尚宫小说结局:1956：布达佩斯的眼泪在飞（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05:15:48
2011-10-22 18: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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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这种场合下讲过，原来都是在学校给学生讲，比较随便，刚才一看这么多领导干部，有点儿紧张，如果讲的有什么错误大家批评。
今天这个题目是中国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会一夜之间失去了政权？我想分几个问题讲，一个主要是讲怎么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的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然后讲苏联历史上三次改革的机会，为什么会错失？
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本来可以走下去的道路
在冷战时美苏双方对峙对抗了半个世纪，最后以苏联解体为终结。这件事发生以后，在美国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当中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就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和美国学者在一起开会他们总讲，现在我们可以把冷战的责任都推给苏联了。
说到苏联解体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分解一下，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要有一个区分，就是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原来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曾经在欧洲风靡一时。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社会主义道路又在世界上风靡一时。其实社会主义的出现有它历史的必然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要发展的，都是要进入现代化的。怎么进入？原来有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恩格斯曾经总结过的那些资本主义实现原始积累的条件，黄金、奴隶贸易、殖民地等，都已经没有了。后进国家怎么实现现代化？于是人们看中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总结出来的是理论上的探讨，因为马克思毕生的经历其实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达到顶峰了，而它自己的内在的矛盾——就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内部是无法解决的。只能靠外力打碎这个国家机器，构建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前期阶段。那个时候他设想的很简单，就是消灭私有制。但实际上实现马克思这个理想的，不是在马克思认为应该实现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基础是英国的经济，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但是，后来实践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恰恰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
于是，首次出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实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从逻辑上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要分清楚，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终结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终结。那么为什么苏联会失败？有很多说法，我想至少有一种说法是靠不住的，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过去很多人都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主要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
下面我谈谈我的看法，当然学者当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解释太简单了。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起这么大作用？这就使我们想起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话，关于“出卖论”，他的大意是讲我们很多人在革命运动遭到失败、追根寻源的时候就说是因为某某人的叛变。“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的本钱就依赖于某个公民的忠诚上，那太可悲了”。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看中国自己的情况。历史上很多中共领导，有逃跑的，有叛变的，但中国共产党倒了吗？没有！把责任归结于某一个人，这样的解释是一种政治情绪，是一种发泄。不错，戈尔巴乔夫是有责任，面对危机他处置不当，把苏共失去政权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身上，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看法，不是一个历史的看法。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又会导致一个“接班人”的问题。这不还是把整个国家的希望、整个党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接班人的身上了吗？苏联解体的原因比这复杂得多。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这20年来各国的学者，包括中国、俄国学者从各个角度都进行过探讨，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宗教、民族等。确实有很多原因。我想换一个角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察。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问题不是到90年代人们才发现的，早就知道它有问题。那么你早干嘛去了？74年你都不改？所以我想探究、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苏共执政这74年当中，它发现了问题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人有病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治啊？等到治的时候已经晚了，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现在看苏联的历史，究竟这个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发现了问题以后有没有改正的机会，有没有改革的机会？有。我总结有三次。
二、列宁进行的转轨尝试：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命运
我们先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关于十月革命现在也有很多争论。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和我们原来的理解很不一样。我认为十月革命有它历史的必然性，是一种历史趋势，当时，俄国已经无法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列宁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其实他并不清楚。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列宁正在瑞士，他的整个思路跟马克思一样，就是要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搞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成功也有它很大的偶然性，包括列宁跟德国人的交易，要不然他回不到俄国去。当时正是一战，德国两线作战，很想跟俄国停战，然后去对付英法。俄国的临时政府没人敢签这个协议，德国后来找到了列宁，列宁说我要掌握政权，我跟你停战。结果德国人给了布尔什维克2600万马克，用火车把列宁送回俄国去了，当时俄国正在通缉列宁。列宁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管别的，先拿下政权再说，然后再搞社会主义。
原来我一直不明白《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列宁非要签订这个和约，现在清楚了，就是因为原来他有过这个承诺。所以，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有很大的偶然性。
成功了以后怎么办？原来列宁也没有想直接搞社会主义，但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通过让布尔什维克掌权，所以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这个时候，单独跟德国讲和了，遭到14个国家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或者叫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就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没有货币，没有流通，一切都是配给制，是为了在战争的环境下来应付危机。
十月革命后在农村的政策，就是消灭个体户，搞集体农庄，特别是搞公社。但是到了1921年内战胜利了，把14国的武装干涉都打败了，白匪也给镇压了。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面临的政权危机不是来自国外帝国主义，也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动派，而是来自国内的工人和农民。13个省农民暴动，为什么？因为把他们的粮食都收走了。所谓余粮征集制就是粮食征集制，根本不管是不是余粮，是带着机关枪下去收的。于是农民起来反对，跟着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过去书上都说这是叛乱，实际上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核心人物都是工人。虽然把这个事件镇压下去了，但是列宁看到核心的问题，就是工人反对我们，工人反对苏维埃政权，这是一次政治危机。所以列宁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策，搞新经济政策。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机会，第一次改革。
所谓新经济政策其实很像我们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就是在农村包产到户。新经济政策其实就是鼓励独立农户，解散集体农庄和公社，在城市恢复商业，恢复个体工商等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现在俄国出了四卷本的档案，有关的档案材料已经非常丰富，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开始布尔什维克的认识很简单，必须得退一步，不让步这个政权就没法维持。对工人让一步，对农民让一步，对城市的手工业者让一步，所以很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但实际上到1923年，列宁写《论合作制》那篇文章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很可能这就是我们真正要找的那个制度，就是通过合作制，来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但列宁去世得比较早，1923年写完文章以后他基本上管不了什么事儿了。谁比较理解他的想法呢？是布哈林。布哈林按照列宁的想法，提出了很著名的口号——“发财吧”，后来受到斯大林的批判。
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列宁和其他领导人，包括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是新问题。那时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计划。没有人对市场经济，对市场管理、价格等问题有研究。所以遇到很多问题，双轨制的问题，剪刀差的问题，商品荒的问题，贫富差别问题，后来又出现了1927年的谷物危机。面对这么多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处理？两种方式，一个是继续往前走，一个是往回走。但改革又与俄共的党内斗争联系起来了。
列宁去世的时候，斯大林只不过是一个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这个总书记原来的地位是很低的，总书记就是总秘书，整理整理文件，发发通知。即使是这样，列宁也有担心。列宁他说斯大林在总书记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合适？请中央同志们考虑。斯大林这个人很有组织能力、工作能力，但是他性格粗暴，在这个位置上未必合适，希望同志们在一定的时候把他拿下来。斯大林非常聪明，他就挨个儿地征求意见，其实最早他的对手是托洛茨基，他联合所有的领导人，先把托洛斯基干掉，又联合布哈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干掉，这个时候就面临跟布哈林的争夺了，冲突就是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布哈林提出来要继续搞新经济政策，谷物危机的问题不是富农囤粮，是价格问题等。布哈林从改革的角度考虑问题。
斯大林说不对，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样一争论到1929年的时候，他就把布哈林打下去了。从党内当时多数干部的思想状态来讲，是支持斯大林的。因为阶级斗争、消灭商品等观念，对很多党员来说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跟商品是两码事，社会主义怎么能有商品呢？搞公有制，怎么能允许有小商小贩？所以斯大林认为，只要重新搞这个集中，这些问题都可以由国家全部解决，不用考虑这么多复杂的问题。
怎么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1930年开始，到1933年大规模推行全盘集体化。苏联的集体化推行是费了很大劲的。当时苏联搞了好几年，死了多少人哇！农民不愿意，不愿意怎么办？是富农的，举家搬迁，都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用火车把几百万人送到西伯利亚去，剩下贫下中农搞集体农庄，贫下中农没有财产，因为集体化就有财产了。还有整村整村反对的，最后斯大林派飞机、大炮过去，不搞集体农庄就炮轰村子，集体农庄实现了。集体农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农业给工业提供资金。搞工业化必须有积累，但是原来那些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现在社会主义都得不到了。所以没别的办法，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搜刮农民。农业先给工业积累资金，然后等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再投入农业，这就是斯大林的思路，斯大林有一个理论叫做“贡赋论”。所以1933年集体化完成，开始搞工业化，到1936年工业化完成。这样一种工业化当然就是国有化，再加上计算、计划，实行计划体制。到了30年代的时候，苏联确实实现了工业化。
三、斯大林面对改革机会：时代发展及环境变更创造的机遇
四、
这个时候正好赶上西方30年代的大萧条。当时苏联人非常得意，全世界人都看到，说苏联经验好啊，美国那边一片萧条，资本家全跳楼了，这边工业化一下起来了。当时没有仔细分析它的代价问题、成本问题等。看现象，这个社会主义搞得好，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来讲，也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干预的有效性。从此资本主义吸取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的内容，像后来的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在一些重大的项目、重要的领域，国家直接干预，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
所以到这个时候，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再到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也就是斯大林的模式就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和1918年到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极其相似，实际上它是一种战时的体制。经济学学者对这方面的分析更全面，更透彻，简单地讲就是集中，资源调配很有优势。所以国家干大事的时候，其他可以不发展，具体说就是发展军火，发展重工业。其实到了3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矛盾也开始积累，但是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就是战争威胁。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挽救了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为什么？因为这种经济体制比较适合于战争，英国到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也搞战时体制，但是这种体制不适合长期的和平环境下的建设。
到了战争的时候，人们就有一个误解，认为如果不是斯大林体制，苏联怎么能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史学界很多人有这种看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巧合。因为战时体制可以临时建立，不能因为它适合于战争，正好战争发生了，就认为这种体制是成功的，它只不过是巧合。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苏联战胜希特勒也不完全是靠这种体制。
它有很多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农民反抗。希特勒打进苏联的时候，整村整村的农民反叛了，他们不愿意再受集体农庄的压抑。所以很多人给德国人引路。而且客观地说，苏联的胜利，美国的物资援助有很大的作用，苏联打仗不全凭自己的武器装备。
斯大林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完全知道，斯大林是何等聪明的一个人。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就是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的机会。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苏联的第二个机会就是二战。
对二战后的情况，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整个国际环境。斯大林的苏联原来是很孤立的，但是在战争当中受益匪浅，就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苏联跟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结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国际格局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大家都承认苏联了。这个时候斯大林看到一个机会，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解散共产国际。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解散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都蒙在鼓里，不知道。斯大林一道命令，几天之内解散共产国际。
1943年是欧洲战场转折的时候，三月份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了，苏联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形势开始好转。斯大林这时想到的是战后的安排，因为战后他决定要跟英美合作，要跟西方合作。而共产国际的口号就是要搞世界革命，把资本主义统统消灭光，人家怎么和你合作？所以他一定要解散共产国际，然后就跟美国谈。你看战后的国际体系，其实是苏联和美国共同缔造的，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
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构建了战后的国际体系，而苏联正是缔造者之一，它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制造者。所以它必须遵守这个规则。什么规则？就是和平共处。这个时候在国际上已经有这么一个客观的环境，客观的条件允许他这么做，所以斯大林采取了联合政府的政策。因为他答应美国人，你把东欧划作我的势力范围，我保证东欧不搞一党制，搞选举制，公平投票。所以苏联红军打进东欧的时候，那些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共产党开始非常高兴，说现在我们该掌权了，苏联说不行，你立刻建立农民党，自由党什么的，没有也要组建，要搞多党制。这样美国才能接受这个势力范围。1945年到1947年的时候东欧都是多党制，都是在苏联的培植下搞起来的。
不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斯大林的政策就是劝说共产党放下武器，进入政府。法国共产党那会儿很厉害，掌握了50万武装力量；意大利共产党掌握25万军队。斯大林就把法共领导人、意共领导人叫到莫斯科，让他们放下武器，加入政府。再就是希腊，希腊共产党马上要夺权了，斯大林说不行，因为希腊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当时希腊是斯大林答应给英国的，所以共产党必须得加入政府。中国也一样，1945年日本一投降，毛泽东连下几道命令，命令新四军占领东南各大城市，然后中共任命了江南五省的省长，上海市、南京市的市长。另外华东局打报告要求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请新四军配合，里应外合，拿下上海。毛泽东当即批准，立刻执行，说别的地方也可以参照这样去办。为什么后来毛泽东说苏联不让他革命，就是斯大林给他来个电报说不行，你马上去重庆谈判，建立联合政府。
这是当时斯大林从外交的角度考虑的整个一套方案，他的整个的思路就是放弃世界革命。
从苏联国内来讲，也确实有这样一种诉求。原来苏联是个封闭的社会，老百姓不知道外边什么样。结果二次大战一打，几百万苏联红军一下子到了欧洲，这下开了眼了。说咱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不如资本主义，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不如战败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确实让苏联人感到心态不平衡，这种反差当时对社会的影响特别大，很多人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变了，我们搞了20年社会主义，结果还不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党内也有一批人要求改变以前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格勒派的那批人。
到1946年的时候苏联确实很有可能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道路，至少苏联的领导人在考虑这个问题，客观上也有这个环境，有这个条件。但是，后来发生了两件大的事情，阻断了苏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道路。第一件大事是旱灾。这次旱灾在欧洲是百年不遇的，当时苏联非常惨，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现在档案全公开了。所以为了度过这个困难，还得用原来的手段，搞征粮，强化集体农庄。不得不走回头路。而且除了要解决自己国家的饥荒的问题，还得解决东欧国家的问题，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些国家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没办法，还要去救济东欧国家。
再一个就是冷战的出现。这个事儿比较复杂，我简单地讲。美国现在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冷战就是苏联，是斯大林造成的，为什么？他的逻辑特别简单，他说苏联是一个内陆国家，内陆国家要发展必须有出海口，所以苏联必然扩张。第二，苏联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要搞世界革命，所以必然扩张。因为扩张引起了西方的恐惧，所以西方采取遏制战略，这样冷战就发生了。这个看法完全不顾事实，只是一种逻辑推理，它的前提就错了。
首先，斯大林在战后基本上解决了出海口的问题，因为波罗的海他已经拿到手了，西方也承认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归属苏联，也承认芬兰一部分领土跟苏联的交换，再加上他跟蒋介石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旅顺口交给苏联，所以太平洋的出海口也解决了。唯一没有解决的就是黑海的出海口，虽然不满意，但是跟土耳其也有协定，这不是大问题。所以，出海口问题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内基本上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满足了苏联安全的要求。
第二就是世界革命。实际上斯大林那会儿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他已经解散了第三国际，所以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了。根据现在公开的材料看，其实斯大林这个人非常现实，他知道苏联的力量远远不如美国，他怎么可能跟美国搞对抗？再一个，他对战后的安排，雅尔塔体系是非常之满意。他怎么会主动破坏这个体系呢？不可能的。
斯大林不会主动去破坏这个框架，但是为什么会引起西方的恐惧呢？是斯大林的心态和做法导致的。什么心态呢，斯大林知道自己虚弱，但是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虚弱，其实我力量很弱，但是我外表要非常强大，所以他干了几件特别傻的事情。一件是因石油跟伊朗的争端；一件是与土耳其的争端，是因为黑海舰队要通过土耳其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还有一件是希腊共产党武装起义，虽然希腊共产党起义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背后支持的，但西方误解为是苏联的意图。
这三个事件都是苏联在虚张声势，在西方的强硬态度下苏联最后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让西方国家非常担心。
这样就出来了杜鲁门主义，美国人开始认为，如果照苏联这样干，整个欧洲就会纳入苏联的铁蹄之下，所以就以希土危机为由，杜鲁门发表宣言，这是1947年4月，杜鲁门宣言现在也被看作是冷战开始的标志之一。跟着出了马歇尔计划，美国想来拯救欧洲，因为它非常担心。1946年的时候欧洲一片狼藉，那一年冬天特别冷，没有煤。伦敦，巴黎，都冻得够呛。当时欧洲人特别担心共产主义势力会乘虚而入，美国也担心。所以马歇尔任国务卿以后制定了一个援助欧洲计划，叫马歇尔计划。但苏联也是欧洲，东欧这些国家都属于欧洲。西方国际在底下商量说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把苏联给甩出去，美国不能再援助苏联呀。
但是斯大林不知道这回事儿，这个计划一出来，斯大林立刻让莫洛托夫，让经济学家研究马歇尔计划，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得出的结论是，马歇尔计划按照《资本论》的说法就是资本过剩，有钱没地方花了，所以美国现在要到欧洲发贷款。这正是咱们的机会，咱们应该争取美国的贷款来发展苏联的经济。所以苏联给东欧各国共产党发电报说大家都到巴黎开会要钱去，结果一到那儿发现人家根本就不想给他，莫洛托夫带了100多人到巴黎跟英法谈，感到谈不拢，说你要援助可以，你拿这个钱干什么？你有什么资源？你都得亮出来。苏联认为钱没到手，情报全泄露出去了，不行。苏联提出搞一个一揽子计划，你就给我多少钱，到时候我连本带利还给你就行了。但美国不同意。
这个时候斯大林得到了克格勃的一个情报，在巴黎的苏联间谍窃听了法国外长和英国外长的谈话，核心内容是怎么设法把苏联给排除出去。斯大林一看说算了，这个钱根本就要不来。最后苏联、东欧国家都没有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件事给斯大林敲了警钟。回来以后，从7月到9月斯大林开始筹备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又回归到原来的道路上去了。
跟着就不但在国内加紧了原来战时经济体制的推广，而且通过共产党情报局在东欧各国搞苏维埃化，就是1948年到1952年，整个东欧全部走上了苏联的道路。到了1952年的时候，除了苏联，又有一批国家走上了苏联的模式，而斯大林也彻底放弃了有可能出现的改革的机会。这就是到斯大林去世前的状况。
四、赫鲁晓夫的新方针：苏共二十大对旧体制的大胆挑战
第三次机会，就是斯大林去世后。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过去都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搞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其实很多史实过去我们是不清楚的，现在我们比较清楚了。
斯大林晚年的时候，苏联社会已经非常紧张，特别是到1952年以后，他人也老了，疑心病很重，连续制造了很多事件，如格鲁吉亚案件、犹太医生案件等等。而且从苏共十九大以后，苏联就没有召开过政治局会议，不开了。有什么事儿都到斯大林别墅去商量，他想叫谁就叫谁，根本就不管那个名单。赫鲁晓夫回忆录里有一段非常形象。斯大林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一般是九点以后，所有政治局委员每天晚上在家等着电话，不知道今天晚上斯大林是不是召见，电话一响心里就哆嗦，为什么？召见，晚上可能就回不来了；但不召见，是不是被排除在核心之外了？就是说连斯大林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政策立刻开始发生变化。莫洛托夫回到外交部的第一件事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方案。后来周恩来来参加斯大林葬礼，苏联领导人就让他参加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让他回去以后跟毛主席讲，我们要结束战争，原来斯大林的路线有问题，我们不能老打仗。周恩来说不行，毛主席一月份刚在全国人大发表的宣言，说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打下去，一直打到把美国赶出朝鲜为止。现在我们没法停，这个弯转不过来。赫鲁晓夫说，转不过来也得转。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让周恩来带回来了。朝鲜战争后来就是这么停的。
接着马林科夫发表了演说，讲和平共处，其实战争不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有核武器的状况下，大国之间应该避免战争。1953年6月德国东柏林发生了骚动，贝利亚处理这个事件时，决定放弃过去惯用的镇压手段。还有包括改革农业方针，改革干部路线，这都是在1953年到1954年的时候出现的，而此时恰恰赫鲁晓夫是最没地位的，他排到第五位。所以说对斯大林路线的转变不仅仅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意愿。
当然，赫鲁晓夫后来利用很多手段搞掉了贝利亚、马林科夫这些人。
说到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当时中共非常反感，但现在看来当时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是整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因为所有的政治局记录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并且他们当时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那会儿大清洗的时候斯大林抓的人太多了，开始这个罪名也没敢往斯大林身上推，都推给贝利亚了，说全是他搞的。1954年成立了平反委员会，当时主席是莫洛托夫，到1955年的时候他们找到那么一个材料，说明是斯大林亲自干预和指挥了清洗。这件事在政治局引起很大的轰动。最后平反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认为：第一，斯大林是完全知情的；第二，很多人都是他批准杀害的；第三，使用肉刑，至少有两次是斯大林亲笔批的。这些证据拿到了，政治局开会讨论怎么办？后来赫鲁晓夫说，这个事儿我认为应该告诉全党，必须告诉全党，我们不能再蒙蔽党员了。有些人像莫洛托夫等人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动作太大，以免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
所以到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的问题暴露出来，其实是整个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决策，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行为。其他的政策也是这样，像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后来“九评”的时候中共说从二十大起苏共就开始搞修正主义，中共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对苏共二十大中共是非常赞成的，你可以把苏共二十大的文件和中共八大的文件做一个比较，几乎一模一样。所谈的问题、方向、观点，甚至采取的措施都很像。你看毛泽东当时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布尔加宁写的经济发展纲领很相似。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共1956年完成所有制改造后，面临一个将来怎么发展经济的问题，苏联也面临这个问题，两者的处境很相似。对外政策也是这样。比如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奠边府大捷之后，越南共产党觉得继续打就可以取得全面胜利了。当时周恩来跟赫鲁晓夫谈，认为不能再继续打。当时的情况是法国人支撑不住了，他们想请美国人干预，如果再打下去把美国引进来怎么办？中国不可能再来一次朝鲜战争。所以在日内瓦说你们停了吧，范文同不同意，周恩来就直接坐飞机到了柳州，把武元甲和胡志明找来谈了三天，做工作。最后日内瓦协议达成的条件是以北纬17度线为界，把南方的解放区让出来，而北方的大城市，像河内、海防，法国让出来。这就是中苏共同努力的结果。中苏对待马来西亚共产党革命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1954年10月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联合给马共中央发了电报，说现在已经不是革命时代了，你们要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参加政府。这是当时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一个共同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我看来，这个时候苏联很可能完全走上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中共和苏共是比较配合的。但后来发生了问题。
到了1957年底，中苏之间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争论。当时形势大好，苏联连续三年农业大丰收，苏联最头疼的就是农业问题，只要有饭吃了，心里就有底气了，再加上工业的改革。还有，1957年底的时候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潜艇下水，美国人都没有做出来，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狂欢，说现在我们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现在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时候中苏之间发生了分歧，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现在力量这么强大，我们就不必通过战争的手段战胜帝国主义，我们跟他谈判，通过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力量的对比，就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毛泽东恰恰相反，说既然我们这么有力量，我还跟他谈什么？跟他打就完了嘛！说敌人不打就不会倒下去，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
波匈事件以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苏联一直是领导的党，一直是老大哥，中国什么都听苏联的。但是苏共二十大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问题时太莽撞，他在作秘密报告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当场有两人就休克了。底下基层党员的讨论就更是吵得一塌糊涂，最后不得不派保安部队来维持秩序。可以说引起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的动荡、混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认为斯大林还要肯定，尽管他犯了很多错误。这篇文章令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赞叹不已，刊登这篇文章的《真理报》一卖而空，接着印了几十万小册子作为党内学习文件。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苏联印了100万册，全党学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原来都是各国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苏联共产党开始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了。再加上处理波匈事件时，中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又请周恩来去华沙、布达佩斯、莫斯科穿梭外交，最后平息下去了。原来斯大林跟毛泽东是有一个君子协定的，苏联共产党管欧洲的事儿，中国共产党管亚洲的事儿。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亚洲的事情管得不错，而欧洲苏共管不了，那么现在是不是要由中共负责？当然那时候经济上中国是靠苏联帮助，但是政治上完全是中国帮助苏联。所以这个时候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苏联的经济、科技有很大的优势，苏联不能放弃它的大国的地位。
就是这样一些原因引起了中苏分裂。当然中苏分裂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苏分裂对于苏联的发展道路起了一个致命的影响。
分裂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苏之间在争论，谁的看法、谁的观点、谁的立场是正确的？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谁才有资格、有权力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从1960年开始双方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从现在看，包括“九评”，当时占上风的肯定是中共，因为中共引用的都是马恩列斯的经典原文，那些经典文章的出发点和当时中共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而苏联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变了，不能老搞革命，老搞战争，通过战争夺取政权，认为要和平发展，要和平共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很少说这种话，时代背景不一样呀，所以你看苏共的文章，引用的马恩原话经常是牵强附会的。在政治上苏联人处于下风。
这样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党内的整个看法受中共的影响，这也是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外交上也是这样，因为中共当时的一些做法，比如说炮击金门等，都是比较刺激国际局势的，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刺激刺激有好处，给帝国主义捣乱，你不能让它安生，安安静静怎么行？那就没有革命气氛了。苏联就希望不要闹了，咱们踏踏实实搞建设就行了。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共说苏联就是怕帝国主义，赫鲁晓夫就要证明苏联不怕帝国主义，就要有所行动，比如U2飞机事件，比如柏林墙。他想搞和谈，通过和谈、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是又不能放弃武装斗争的这种手段，因为中共总指责他。所以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就越来越下降了。到1964年搞了政变就把他弄了下来，接下来就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时代。
五、苏联错失三次改革（转型）机遇的综合原因
勃列日涅夫的很多做法都恢复了斯大林的体制。支持各国武装斗争，到处撒钱。越南、朝鲜原来都是苏联不管的，亚洲的事务由中国负责。但是1965年以后，勃列日涅夫就直接插手越南问题，当然这也是中苏分歧的一个方面。
所以，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回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状态，当然表面上没有声张。周恩来1964年11月到莫斯科，当时苏联想恢复关系，中国也不想跟苏联闹下去。但是，中国有个条件，就是你苏联要当面承认错误，苏联的脸下不来。当然谈不拢。后来又发生了马林诺夫斯基事件。马林诺夫斯基是苏联国防部长，他开始跟中国关系挺好的，他公开讲话要对帝国主义斗争，要勇敢，不怕死。周恩来非常高兴，说马林诺夫斯基同志谈得很好。下来就喝酒，马林诺夫斯基喝多了，话就多了，他说：其实中苏之间根本就不应该分裂，咱们都是非常好的同志，就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合不来。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干下去了，你们回去把毛泽东干下来就完了。周恩来一听，马上带领所有人离开了会场。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带人登门谢罪，说是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失言，周恩来说，那是酒后吐真言。你必须自己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苏联不可能接受。所以中苏就彻底分裂了。
中苏分裂的后果，除了遏制了苏联的有可能向改革的路子发展的方向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后果。就是给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本来中苏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边界问题，没有什么安全的问题。但是现在中苏两党分裂了，很快就导致国家利益的冲突，就是边界事件。包括1962年的伊塔事件和几千起沿着边界的冲突，特别是珍宝岛冲突，一仗打下来双方都紧张起来了。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给自己构成了威胁。苏联也赶紧往亚洲调兵。这样，本来是和中国一块对付美国，现在中国与美国走到了一起，苏联不得不对付中国和美国。这对苏联的国力损耗非常大。当然后来还有阿富汗战争。这也是对苏联国力消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苏联的解体，从经济的角度看，中苏分裂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这样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基本上又回到原来的道路上，而且勃列日涅夫一直执政了20年，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板结化，越来越官僚化。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想改，已经晚了，根本就改不动。
我今天讲的是大概的苏联历史，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苏联共产党在它执政的74年当中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机会，在有可能实行改革，或者实现社会转型的时候，没有搞起来，没有抓住机会，或者抓住了很快又放弃了。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原因，一个是党内的理论认识问题，认识不清楚，党的干部的传统观念不改变的话，很难实行改革。要想搞改革，你党内普遍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旦进入盲区、误区的话，很难走出来。再一个是党内的斗争，这就涉及到领导人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有时候适合改革，有时候不适合。像冷战在外部给斯大林造成了一个困境。我觉得其实我们最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没有走出困境，没有改变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没有改革，没有及时地转轨。
我想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将来能不能走下去。将来是个什么结局？就是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按说这不是我研究的范围，我是研究已经发生的事情，未来怎么样不是很清楚，我也很难做这种判断。但是从历史的经验看，我有一种感觉，我认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实际上从18世纪以后世界各国都在选择。有的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但是也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没完没了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分析得非常透彻，完全自由化的经济是不行的，那么它要吸收社会主义的成分。同样，这100年来，社会主义走过的道路，也有问题。太僵硬，太主观化，为什么？没有市场的因素。所以60年代在苏联出现了一种理论叫做“趋同论”。所谓“趋同论”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吸收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中又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当然这不是我这次讲的主题，但我觉得逻辑上得回答这个问题，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画上一个句号。
我的报告就讲到这里。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根据沈志华
东欧知识分子发出先声：面包不是交换物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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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赫鲁晓夫时期，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发生中篇小说《解冻》开启了苏联“解冻”文学的解冻时代。紧接着，作家杜金采夫发表小说《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在该书中重申了1863年“巡回画派”诞生时的宣誓话语，“面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换物”，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的、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并为之行动、奋战，也许舍身以赴的目的”。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
“面包时代”，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名称并不太常见于公开的报端，这是俄罗斯、东欧的知识分子私下里指人们日常生活的“面包”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目标，成为了唯一追求的对象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生存是第一位的，人们丢失了精神家园，面包取代了一切，它高于独立思辨、高于道德、高于自由、高于精神追求、高于尊严，人们心中只有面包而没有其他。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人都知道瓦西里的那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当牛奶和面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欲望时，“在一个不允许平常人谈论平常事的国家里”（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卷）军谊出版社2002年，383页），大多数厌倦了政治的人都采取了冷漠和麻木的“鸵鸟策略”，把头埋在沙子里，不但一般的民众如此，就连被称为民族良心的知识界也忘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浑浑噩噩地“为面包而面包”地活着，他们环绕四周看到的是，历史被压抑、记忆被封存、思想被禁锢、声音被窒息、犬儒主义流行、社会上充斥谎言，在高度一元化的体制下，在个体必须服从权力的社会里，人们被控制得无立锥之地，他们既感到恐惧又自我欺骗，为了生存人人都只考虑自己，小心谨慎地行事，就像套子里的“死魂灵”，人除了空间的肉体之外一无所有，不去思考生命、真实、创造以及人类自身的意义。这样的社会是混沌恶浊的、语言是被强暴的、审美是恶俗的、生活是猥琐的，人在内心深处被内在地分裂了，社会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出现文明倒退、是非不分、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景象，这时社会主导的理念是，追求生存和现世的快乐，人们生活的意义就是“面包”，“面包”成为这个时代的最高象征，就像奥威尔的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在现实中上演一样。
毫无疑问，求生是人的本能，谁也不能苛求在这种最低要求都无处保障的情况下，号召人们去向强权抗议，“面包时代”体现着一种无奈，但它也是一种倒退。如果人类社会中精神追求从人的生活中退出或者让位于眼下生存，以物质取代精神，人们仅仅满足于口腹之欲、感官刺激、消费和娱乐，不去拷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哪怕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哪怕是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都毫无廉耻，人人都逃避责任明哲保身，社会的主流价值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把日常的物质生活作为最高追求，自我蒙蔽地强调这种社会是不需要精神的，是不需要自我头脑的，只要有温饱和疯狂的娱乐，比如崇尚做一个顺从的奴隶，认为个体以卵击石的抗争是微不足道的，渺小人物只不过是“砧板上任凭宰割的羔羊”，思想、精神之类的华而不实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人们满足于被物质上的小恩小惠和舒适感觉所占领，即便表现出的“智慧”也是投机取巧的“生存的智慧”。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寻求解脱，通过各种集体融合的方式逃避孤独，求神拜佛也罢、向外转移注意力的民族亢奋也行，只要是融入没有危险性的大族群以及其他各种虚构的想象中的强大身份，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聊以自慰。这种社会风气会鼓励人们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释放人性恶的一面，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缺乏是非标准的社会可以充分诱发人性的丑陋。正如齐泽克所说的，这个世纪的灾难，不是因为我们屈从于病态的吸引，而是因为我们试图避免面对它，并把它强加在“真、善”其上，批量制造完美的螺丝钉的宗教和政治教育，最终出品的却是一批丧失人性、心智的不健全的人。
在沙俄、苏联、东欧的历史上，大约存在过三个这样的“面包时代”，他们是怎样对待的？又各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
第一个“面包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处在追求西方的潮流中，商业功利和享受生活的消费性美学弥漫着上层社会，无尽的欲望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释放出来，王公贵族们夜夜欢歌极尽奢华，拼命娱乐地表现出没心没肺的低俗的生活态度。另外，沙皇当局加紧了政治上的钳制，“第三厅”的秘密警察大量盯梢、抓捕、流放具有异己思想的知识分子。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升了俄国的国力，但是由于不公正的改革严重的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与反西化的思想倾向。
俄国知识界一时有知识分子是“内侨”的说法，因为颠沛、迫害、被控制、不自由、贫穷、孤独、苦闷、精神饥饿是他们的常态。1863年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毕业设计上，院方要求学生以北欧的神话作为命题进行毕业画展，而学生们主张用俄罗斯民间的现实题材为题作画，遭到院方的反对，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坚持己见后果将会很严重，结果以克拉姆斯科伊为首的13人退出比赛，当时他们提出的一个口号是：“绝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他们认为，坚持自己的理念高于眼下的利益，他们离开学校后自己租房子作画，到民间去巡回展览，并与思想界、文学界遥相呼应，用画笔来展现俄罗斯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俄罗斯巡回画派”。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希什金等均出自这一画派，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写实手法成为俄国画界最有代表性、最有生命力的一派。以至于有人评论到：在俄罗斯画坛中，“巡回画派”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其他流派，几乎成为俄罗斯画坛的象征。他们绘画的草根情结和自然纯朴的审美观念令人感到心灵震撼，它真实地传递着俄罗斯民族的成长过程，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的人文理念与审美理念统一在一起，体现了追求社会公正以及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
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都充满着有关于面包与道德、面包与精神、面包与坚守理念的话题讨论。黄金时代的作品都在努力体现“灵与肉的搏斗”，表现出对生活意义中精神世界的渴求，以及他们试图从宗教启迪中获得拯救俄罗斯的焦虑。正如号称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之子”的别尔嘉耶夫所描述的，“在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某些思想隐居者小组、科学的苦修者、狂热的宗教信仰者，他们毛发很长，而期望永远年轻，这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则遗忘了自己的不幸，他们不停地进行着理论问题的探索，他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真理，关心生活、关心科学和艺术、关心人道”（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55页）。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空间，应该是最大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他们以俄罗斯文学与沙皇的专制制度格格不入为例子，证明政治与思想本来就是一对反向性的矛盾体，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思想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思想倡导原创和深刻，拒绝重复是思想更新的源泉，而政治则是死气沉沉的换汤不换药。
在他们看来，独立的思想活跃与否是一个民族道德水准衡量的标准。有人说“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因为从19世纪上半叶赫尔岑开始，俄罗斯文学家就充当着启蒙者和政论家的角色。俄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以文学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其他人文学科的现象十分突出，当然这个文学是广义的“文学”，文学里面不仅有文学还包含有哲学、宗教、艺术和思想。文学家也不仅仅是文学家而是把思想追求和精神寄托蕴含在文学当中的“哲人、先知”或“思想的引领者”。俄国文学是“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小人物的文学和社会良知的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青藏高原”就在于它的精神探索。
最经典的当属陀斯托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著名寓言：有一天耶稣复活来到人间，见到人间的大审判官，他对耶稣说，“你回来干什么？你空手而来，只带给人类一点自由的承诺，但人类的愚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你所谓的自由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人类社会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由，你说人并不是只为面包活着，你曾经说，人类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动物，断了精神就相当于大脑缺氧，但我要告诉你，我把他们喂饱了，他们就跪伏在我的面前说，只要有面包吃就愿意拿自由来交换，说明“吃饭哲学”高于虚幻的精神追求。最后，大审判官警告耶稣不要再到人间来试图挽救什么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面包时代”已让人类很满足，耶稣只好悄无声息的离去。
陀斯托耶夫斯基以这则寓言告诫人们仅有“面包”与动物无异，总是寻求跪拜的对象，以精神换取一时的安逸，放弃思想、放弃了精神追求的人就不再成其为人，只不过是一种爬行动物，“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所以，在小说中，主人翁卡拉马佐夫在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坚定走向圣徒之路。陀斯托耶夫斯基说，如果那些以取缔别人自由而强行灌输“真理”的人就是“真理的占有者”的话，我“宁愿跟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跟‘真理’在一起”。他呼吁要为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的“内在学问”，奢侈品可以是外来的，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必须得靠自己生养出来。黄金时代的作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斯托耶夫斯基这两个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永恒的精神追求的思考。
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
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像一个崭新的力量吸引着无数的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但同时它前所未有的一元化也使知识分子丧失了选择的自由，每个个体都被迫只能在其中寻找自己的身份。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把整体利益与个体的自由区分开来的时代。国家民族的强大是以个人的牺牲作为代价的，新政权初期人们对此表示理解，国家强大与个人自由的排序是只有在先满足前者的情况下才能惠及到个人，向往强大和统一是俄罗斯人历代的追求目标，弥赛亚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政权为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需要个人为国家做出牺牲也得到了积极响应。
苏俄内战结束以后，处在围困中的“一国社会主义”不得不通过强硬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引发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一种两难选择摆在了革命者的面前，要么坚持原来的理想，要么使用专政手段保住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总是很少获得成功，但当他们使用无产阶级的专政铁拳的时候，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强制与暴力的频繁使用成为一种惯性，甚至从一种夺取政权的手段演变成为最后的目的了。在反对派阶段试图通过政治自由地竞争方式创建“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自信也就荡然无存了。理想主义的目标不可避免地被实用主义的现实所取代，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的社会目标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已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而维护其政权的暴力手段却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保住权力上升为第一要素的政治需求的情况下，“唯意志论”的理论笼罩了全党，纪律制约、强制手段和社会恐惧成为保持党的统一重要的政治制度。人权、民主、自由、多元文化这些曾经让人们为之追求的目标现在被认为是有害的奢侈品，任其泛滥就会损害到对执政党的认同，自由价值从奋斗理想变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解散和改组了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形成命令畅通的一元化的组织领导系统，以政治化、党性原则这两把尺子干预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斯大林以高度动员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便捷材料，就必须要“被禁锢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来看待了。
建立这种体制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用行政命令统治社会，同强制镇压保持舆论一致，用权威驾驭局势，人人服从则天下太平，他们不懂得，没有党外的争论就不可能有党内的生动局面，践踏了全社会的民主，又怎能保证党内的民主，镇压体系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恐怖体系。苏联在抛弃多样性以后必然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政治和道德之间的互相排斥。党以自己取代了无产阶级，除了可以随便践踏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个阶级，也开始践踏无产阶级了。把国家的强大动员力置于社会的进步之上，在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最需要对信仰没有兴趣的人，权力就等于思想的产生者，其他人只能是诠释者，而没有产生思想的权利。“占据真理的自傲意识”往往会把“对自由的敌人的仇视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46页、26页、51-53页），思想语言被作为权力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真实性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这个政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文明倒退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时代。
这时，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个体与整体的悖论并不只是一种“战时状态”，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他们在帮助新政权建立巩固以后，却发现“俄国革命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俄国革命对俄国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他做了准备，他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作家协会是按印刷厂工人的范围进行注册的，自由思想只能在地下继续存在”（同上，224页-229页）。这个政权像罗马皇帝尼禄一样会吞噬掉自己的母亲和亲人。知识分子成为了苏维埃政权主要的敌人，就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张开双臂欢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级”，“有教养的社会”制造出来的中伤和诽谤造成了劳动阶层疏远和敌对，一个人的声誉的好坏全凭内务部派下来的“三人小组”的鉴定书来确定。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经过1920年代的驱赶、1930年代的大清洗，1940年代对知识界的整肃以后，知识界的棱角已经被磨损，人们都“学乖了”、恭顺和世故了，选择了装聋作哑是给自己蒙上一层“保护”，知识界成为一个“吓怕了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它被下降到或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小心地活着，仅仅是活着，“生存压倒了一切”，“面包时代”又一次主导了人们的生活。生活在苏联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在社会没有任何空隙的情况下，俄罗斯历史上知识分子就是“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的传统的香火已经无法延续，“国家同知识分子斗争的年代也是尊严、良知、人格、信守原则、诚实、公正、正派、高尚等概念从官方语言中消逝的年代”。苏联的生存环境与沙皇时期文学“黄金时代”作家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了，俄国和苏联在思想上的联系永远中断了，过去那些执拗的、坚持信念的、叛逆思想家和冥顽不灵的长发知识分子地遁般的消逝了。
国内战争不但使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的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一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0000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暂活跃的文化繁荣，到了1920年代末“大转变”时期，私人出版社大规模地消亡，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苏联在19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
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的清单。销毁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有55514外文报刊被销毁，苏联学者到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其次，拒绝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把他们与世界学术界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而且让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的宠臣波将金为叶卡特琳娜巡视建立的粉饰太平的虚假的村庄）。在反对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几乎无法使用。曾经有个涉世未深的学生问从英国前来访问的伊塞亚·伯林，沙皇时期那么十恶不赦，为什么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加多元、更加自由，反对派分子可以组织成政党来推翻沙皇，而现在却做不到呢，这是否说明现在的这个政权比沙皇政权更加专制？伯林环顾四周，吓得落荒而逃。这种状况被后来的苏联作家概括称为“日丹诺夫时期”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这个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严寒“冰冻”时期。
“面包不是自由的交换物”
赫鲁晓夫时期，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发生中篇小说《解冻》开启了苏联“解冻”文学的解冻时代。紧接着，作家杜金采夫发表小说《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在该书中重申了1863年“巡回画派”诞生时的宣誓话语，“面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换物”，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的、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并为之行动、奋战，也许舍身以赴的目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译林出版社2009年，（上册）10页）。诗人叶夫图申科反对把“诗人”和“战斗员”、“宣传员”划等号，他说，现在对普希金的阅读也失去了个人认同的权利，在过去俄罗斯文坛上，诗人就像帕尔那索斯山上的神一般享有崇高地位，诗歌王国要胜过沙皇的权力，人们要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痛苦、沉思和理想，如果把诗人的作用划定在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范围内，必然会导致“地下诗人圈”和“隐士文学家”的出现。他们试图冲破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禁锢，纠正谎言时代。爱伦堡曾以“黄金时代”的作品作为例证说，十月革命前两托（陀）、契柯夫和高尔基等人想些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而不受行政官员和某一级组织的管辖和监督，才能够成就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地位，而在一元化的领导下所谓思想无禁区、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时候真正做到过？真实的情况是“和领导保持一致”，“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5月，545页）。“意识形态纪律”是文学家必须遵守的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刚刚开启的“解冻”潮流很快就戛然而止，上述作家都遭到了苏联作协组织的集体批判，爱伦堡等人在这种意识形态强势面前，只好以保持沉默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这种低调姿态后来被人概括称为“沉默的理论”。
紧接着，《真理报》发表社论，首先明确不能对社会主义的“真理”和“正义性”发生怀疑，“英明伟大”的党是绝对不能批评的，如果产生这种想法在客观上就陷入了反共的立场。其次强调党性原则是高于所谓资产阶级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只有政治上立场坚定，以党的是非标准作为最高准则，排斥任何“中立主义”和“历史真实论”的“经院派”的论调。针对有些作家提出的，文学家“没有祖国，没有君主，只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的说法，《真理报》批驳道，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没有祖国、没有亲族、没有朋友的人，不就落到了人类中最不幸、最龌龊的一类了吗？和禽兽有什么区别？第三，党报提出要搞“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指出党养着你们这些作家，需要的就是“驯服工具”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需要的就是前赴后继的涌现“歌德派”，苏联作协下属的所有的文学社团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思想探索功能都可以隐去，它的主要功能只剩下一种就是一种宣传功能。在党的领导下，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塑造和培养适应这一斗争要求人物和叙事的，一定要改变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就是人学”的概念，而变成了文学就是“服从党”的政治学的提法。
为此，苏联作协专门进行过一次关于“面包与自由”的讨论，讨论前，斯大林讲话说，这个体制所需要的人要么是听命的臣仆，要么就是敌人，面包提供给臣仆，镇压机器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参与讨论的人表示，在一方面“原子化”的社会和另一方面强大专政机器的国家里，每一个软弱的个人在国家的强势面前都只有服从的份了。如果在“面包”和“被镇压”之间只能二者择一的话，好像只能选择“面包”了，因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全系一处，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在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的情况下谁还敢以“黄金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自由来论证“文学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错位关系”。由于社会的单一化和强力部门的严格控制能力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吞噬掉个体，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和服从性成为了苏联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苏联时期的作品缺乏真诚，大部分当代的作品如同唱片一样一再重复《真理报》上的口号，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1933年获奖的普宁因其作品的“灵魂”扎根在帝俄时代，是对“俄国文学一个迟到的承认”，而被苏联定义为一个“堕落到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由于他“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被取消了国籍；1958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迫于国内的压力宣布拒绝接受诺奖，一年半后郁郁而死；1970年获奖的索尔仁尼琴立即被苏联作协革除教门，1974年被剥夺国籍并驱逐出境；1987年的获奖的布罗茨基在1964年被流放，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只有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得到国内的热捧。
“幸好我们还有萨哈罗夫”
在这种“集体魔法”中，每个人都以逃避责任为上策。害怕掉了饭碗、害怕肃反委员会、害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害怕克格勃，害怕被找去谈话，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受他人牵连，在人性的尊严被剥夺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包装起真实的一面，大家都在竭力表白，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我选择了顺从、选择了“从众的随大流”。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放弃”，大家都以自身的利益为最高目的，每个个体被操纵、被量化、被控制、被吸走了能量，成为没有轮廓没有个性的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充满了谄媚味道，为向上爬而丧失自我，更多的人人格分裂，人们讲话分公开场合与私地下两种，是不能互换的。表面上看似是一种不得已的明哲保身，实际上混淆了善恶、“变成了罪犯的帮凶”。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告密”成为忠于还是反对现政权的标尺，政府鼓励人们“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迫使人们在惊恐不安的氛围中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诗人多马尔以形象的手法描述说：谎言！谎言嵌入我的肉体，肿瘤在向我呐喊，不要除掉我们，我们留着同样的血液，脓疮在哭诉，我们是你唯一的装饰，唯一的美好，继续滋养我们吧，这不会让你损失什么！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只有一把肉眼可辨的短剑，但它是真实的，所以可以致命，但它真的太小了，我随时都有失去它的危险。
所有从外界观察苏联文艺界的人都会发现，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知识界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只有那些不针砭现实的考据、考古、古文字等学科可以一枝独秀，人文知识分子的奴性和虚伪成为惯性，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获，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把个人改造成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说：文学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以受骗”（纪德：《访苏归来之补充》），“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是一个流放的地方，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纪德同时说：“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人也是最早觉醒的人，也必然是道德范畴上的“痛苦人”。
“面包时代”主宰了苏联知识界很多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赫尔辛基协议”以后，“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知识界里才有人站出来质疑“面包时代”。就像萨哈罗夫所说的，“最初我认为自己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是很好的”，即便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损害到个人的时候，我也认为是暂时的，是外部环境导致的，后来我发现权力是根本，那些发动革命、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要给予人民自由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动员手段罢了，革命以后国家机器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描述地“弱化”现象，反而更加垄断、更加残酷、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索尔仁尼琴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毁，它不但是禁止了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的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谎言有时自身也会被欺骗了”。苏联人把当时的官方两大媒体《真理报》与《消息报》说成是“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
后来曾被普京总统奉为“国师”的利哈乔夫评论萨哈罗夫说：“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与权力抗衡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没有他，俄罗斯人就会永远蒙受耻辱，只有他说出了我们所有的人想说的话，他保全了我们的荣誉，他一个人证明了整个民族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我们对权力的认识”，“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将被称为‘萨哈罗夫时代’”（《俄罗斯思考》（下卷382页）。幸好知识界里还有萨哈罗夫这样的代表。利哈乔夫明确地指出：“有的人写作、教书、创作艺术品是按照别人的订单行事，是为了完成任务，是本着党、国家或单位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订货要求的精神行事，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只有那些在信仰上不受约束，不受来自经济、政党、国家压力左右，不屈从于意识形态义务的人，才算得上知识分子”（同上。355页）。
用“高福利”收买人民只是饮鸩止渴的慢性自杀
来源：书屋 作者：程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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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本文摘自：《书屋》2000年第12期，作者：程晓农，原题：《程晓农：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
一九九一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并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在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其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来源：理论探讨 作者：虞崇胜 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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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首先意味着经济运行正式规则的变迁，但是经济运行正式规则的变迁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并以经济规律为基础，而经济运行中最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显然就是市场经济，也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我国资源配置中切实有效地起到基础性作用。这里就需要进一步探讨两个问题：一是，经济运行正式规则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正常有效运行的外在条件。
本文摘自：《理论探讨》（哈尔滨）2011年2期，作者：虞崇胜，原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作者简介：虞崇胜，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研究；张光辉，博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治与政府研究。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的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是基于我国具体社会现实生态而作出的战略选择，也是深入贯彻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表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至少包括三层内涵：首先从最本质的意义说，它是经济运行正式规则的变迁，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永续繁荣。其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必然内蕴一套新的价值理念和目标，并在这种新的价值理念与目标的规制与指引下实现变迁。第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对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缺陷和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必须面对、解决和超越的。诚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的：“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政治体制其实就是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具体方式，是宏观制度精神释放的载体。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逻辑？本文试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个层面的内涵为依托，去思考和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契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使政治体制能够更好地适应与契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进而为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支持与保障。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身规律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首先意味着经济运行正式规则的变迁，但是经济运行正式规则的变迁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并以经济规律为基础，而经济运行中最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显然就是市场经济，也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我国资源配置中切实有效地起到基础性作用。这里就需要进一步探讨两个问题：一是，经济运行正式规则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正常有效运行的外在条件。
首先，经济运行的正式规则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的概括可谓是精练而准确的，他指出，“经济运行中的正式规则是由政治体制来定义和保证实施的，因此政治体制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2]53。这里的经济运行中的正式规则，在他看来，主要包括“规定了所有权归属、使用、收入权和财产权，以及资源和法律中提到的各种资产转让权”[2]53，也即一种经济制度或体制。显然，在他看来，经济制度的预期功能的释放离不开政治体制的保障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对经济制度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往往是决定性的。同样，经济运行中的正式规则的变迁必然也要求政治体制的变革与调整以适应前者不断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的需要。基于这种逻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然首先意味着经济规则的变迁，必然也呼唤着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市场经济体制正常有效运行的外在条件。这一问题实质上指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独立有效运行而不依赖于与其相对的计划指令即国家权力的作用，也即人们经常探讨的政府（权力、国家、政治体制）与市场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是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论述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交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这里，马克思把生产力作为经济规则（即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动力，而后者的变革必然带来政治体制等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迁。马克思还指出，国家与市场是两种不对等的权力，“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来说，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而“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时期都要崩溃；或者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4]。显然，从这个意义看，经济运动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权力的规制，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进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1]。
进一步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轨迹来看，自近代产生古典经济学开始，就一直围绕着“政府与市场”（权力与经济等类似的范畴）的关系特别是政府作用的边界以及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展开讨论，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通过不断批判与超越，人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更加客观理性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各学派也都有建树。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明确指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5]25这句话其实最为辩证地阐释了经济规则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其要旨在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进行的经济规则的调整必须要求配套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另一位代表人物即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集团理论创始人曼瑟？奥尔森在其最后一本著作中也集中表达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了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的作用，正如其书名所高度凝练的那样，即“权力与繁荣”。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奥尔森总结了政府在促进市场繁荣所需要的两个条件，即一是“它要求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在他看来，“这些权利从来都不是由自然所赋予的，而是社会的——而且通常是政府的——规划设计的产物”。这就强调指出了政府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个条件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6]151-152，这也就意味着要规制政府权力，以使其更好地发挥在保障这两个条件的实现从而促进经济繁荣中的作用。而且奥尔森还把他的这种主张高度凝练为“强化市场型政府”[6]3。这里主张政府权力的恰当配置与规制对经济繁荣的意义，正好也说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我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也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我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在杨光斌等看来，从新中国建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首先利用政治权力的最本质的工具强制性力量确立了国民经济的基本框架；在新的经济制度建立后，共产党又将其初始的政治权力组织结构完备，形成了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制度的基本秩序”[7]35。而改革开放的实施以及其后的中国3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奇迹无疑都离不开这个权力指引和推动，且不论权力到底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这种经济发展形态，有人认为是一种“权力经济”，必须“通过分析权力经济来揭示困扰着我们的经济现象的迷雾”[8]1。而所谓权力经济，“是指一种权力（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或政府权力）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并且左右着经济运行方式、经济发展及其动力机制的一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形态”[8]5。权力经济分为计划型和市场型两种，而“市场型权力经济是中国转型经济或过渡经济（转轨经济）的典型形态”[8]6。中国这种市场型权力经济的主要特征有六个方面，其中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从分配过程来看，“权力经济的分配原则是一种等级制的分配原则，权力决定着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和运动方向”；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权力决定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速度、力度、后退或前进、目标和方向以及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和作用规律”；从经济运行的方式来说，“权力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垄断和竞争、繁荣和萧条、社会资源的行政配置或市场配置等”；从经济发展来看，“权力构成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隐性的但往往起最后作用的要素”[8]8-9。而且正是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如此重要的作用，也直接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纵向上的僵化和横向上的分割，出现畸形经济和诸侯经济”[8]8，而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所必须批判和反思的经济形态。虽然上述具体描述略显偏颇，但是基本上勾勒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和实际形态。正是基于权力在塑造经济形态和经济绩效中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然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身规律内在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诉求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实是一种制度变迁，诺思认为，“组织及其企业家从事的是有目的的活动，因而，他们是制度变迁的主角，他们形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9]。而正是这些制度变迁主体的目的、价值理念或信念塑造出具体的制度样式，具体说来，“信念体系和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信念体系是人类行为的内在表现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人类施加给人类行为的结构，以达到人们希望的结果”，换言之，“信念体系是内在表现，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因此，这些经济制度、体制，或者说经济市场的结构“也反映了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的信念。他们制定规则，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说，某种市场类型），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制造垄断还是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他们的信念可能是不正确的，会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2]47。既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一种制度变迁，那么它必然也需要一定的价值理念和目标的指引，而后者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内蕴着的特定的价值理念、价值目标和价值产品。具体言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要实现一种“包容性增长”，即不仅是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而最重要的是要打破“GDP情结”，结束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价值追求，“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最终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0]。不难看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意味经济体制和经济规则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更加深刻的宏观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和公平正义的实现。但是，经济运动，具体说来即市场经济的发展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只能是有助于去实现效率最大化而无法实现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也无法提供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关于这一点，就是主张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奉行自由放任市场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派也都承认的，在他们看来，正是市场的这一局限，决定了政府权力作用的逻辑和权力作用的边界——仅仅依靠市场根本无法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
其实，从国家（政治）产生的逻辑或政府权力的本质看，权力应该可以提供这种担当。关于政治的产生，有研究者认为，“政治起源于对文明的企盼”[11]55。进而指出：“任何时代的政治都是一种社会价值的追求。自古以来，人们都是用正义、正道、公正等道德要求来解释政治的。”[11]66也就是说，政治的产生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人们的某种共同的“善”。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有着充分的依据的。柏拉图就认为，“政治的本质在于‘公正’”，而且，“他的理想国就是‘正义’的城邦，而且这种理想国的公民都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等种种美德”[11]66。亚里士多德则也明确地指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2]。对此，施特劳斯评价说，“毋宁说，城邦起源于特殊的具体的环境，城邦且只有城邦全面的关心人的广泛利益”[13]142，“而最初缔造城邦的人则是为了最大的利益”[13]144-145。即使提出契约论的代表霍布斯也指出，“我们看到天生爱好自由和统治他人的人类生活在国家之中，使自己受到束缚，他们的终极动因、目的或企图是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也就是说，要使自己脱离战争的悲惨状况”[14]128。也即国家是为了保障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理想生活。这种美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具有自然法所赋予的那些品质的生活，国家的作用就在于，“因为各种自然法本身（诸如正义、公道、谦谨、慈爱，以及［总起来说］，己所欲，施于人），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使人们遵从，便跟那些驱使我们走向偏私、自傲、复仇等等的自然激情相互冲突”[14]128。这里的权威其实就是国家。而这种国家是通过主权者让渡自己的权利，进而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的，那么“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我们在永生不朽的上帝之下所获得和平和安全保障就是从它那里得来的”[14]132。尽管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本质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他也认识到“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4]170，这种力量就是国家。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恩格斯其实也是承认了只有国家才能提供诸如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而这些显然是人类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前提和保障。
但是，现实社会中的权力，只要缺乏有效的制约，必然形成霍布斯所形容的“利维坦”——即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侵吞社会权利，进而危害公平正义的实现。正是基于此，诺思在分析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时把霍布斯的国家理论称为“契约论”，而把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称为“掠夺论”或“暴力论”。他指出，“契约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可以潜在地提供一个节约利用资源的框架，从而促进福利增长”，但同时“作为每项契约的第三方和最终的强制根源。国家却变成为争夺对其决策权的控制进而进行战斗的场所。每一方都希望能对福利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以有利于他们各自的团体”，而这又是“掠夺论”所描述的事实。因此，诺思就认为，“契约理论解释缔约的最初收益，而不是不同利益的选民后来使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掠夺理论则不考虑缔约的最初收益，而专注于操纵国家的那些人如何榨取选民的租税”，而且“这两种理论不是矛盾的，正是‘暴力潜力’的分配使它们一致起来”[5]27。这其实就阐释了国家的二重性，即政治或国家能够为人类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和价值产品提供担当，但国家也有侵害人类过上这种美好生活的潜在冲动和威胁，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善治”，有效地规制政府权力，才能提供人类自由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实现公平正义，而对权力进行合理规制和优化配置的过程其实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过程，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更新原有政治体制，使之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简言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诉求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三、消除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从对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与反思来看，客观地说来，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堪称为“奇迹”，这也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有缺陷的，正如克鲁格曼在分析东亚经济增长所指出的那样，“东亚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而不是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5]69。同样，对于中国他并不是否认中国的高速增长，但是他认为“经济增长绝大部分可归因于投入的驱动”[15]70。而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在萨缪尔森看来，就是“产出增长减去所有投入要素加权平均后的总和的增长，或者称做技术进步”。他认为，“在美国，产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应归功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其他的增长归功于教育、研究和开放、创新、规模经济、知识进步以及其他因素”[16]。而我国的经济增长，根据李善同的乐观计算，“1978-200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6.2%，但1997-2000年仅为10.9%”[15]72。因此，冯兴元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投入依赖型增长成分过大，技术进步依赖型（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成分也有一定的贡献”[15]73。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还直接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恰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折射出的原有发展方式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由于增长主要是依赖要素投入，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利于实现增长的如社会固定资产的投入，因此用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的医疗、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福利的投入不足，就造成人们无法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和实惠。第二，资源受到掠夺性开采，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由于增长主要是依赖投入的增长，这个投入不仅包括资本、劳动力，当然也包括资源的投入，在没有技术进步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保障的条件下，必然会带来靠大量掠夺性开采资源和投入来拉动增长，从而也导致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而且“环境严重污染问题说明生产者的大量生产成本被外部化，没有纳入其私人成本考虑和计算，而是成为社会成本”[15]95。第三，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带来的因拆迁、土地侵占而引发的公权与私权的矛盾与冲突直接威胁着社会稳定。频频爆发的拆迁冲突问题不仅发生在城市，在城郊乃至农村都有发生，甚至出现了“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等荒诞怪调，于是暴力拆迁带来的自焚、群体性事件以及各种暴力对抗的事件愈演愈烈，必然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威胁社会稳定，销蚀着党与政府的合法性。第四，严重的腐败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国有和集体企业民营化”出现的腐败问题，使得“社会各阶层感到不公和‘仇富’，容易造成社会分裂”。特别是出现的特权现象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关注，西耶斯早就警告说，“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的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17]。第五，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阶层、群体之间越拉越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考虑到‘包容性发展’的需要，收入差距较大问题仍然需要得到正视”[15]95。特别是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大的潜在威胁。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及其伴生的问题，却可以基于经济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体制本身的缺陷中找到答案。邓小平早就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8]287。而这些弊端的总病在邓小平看来又是“权力过分集中”。而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18]288-289。在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下，通过追求“GDP增长”和采用“政治锦标赛”模式也许可以相对有效地实现国家治理，因为“在一个权力集中的等级组织中，监督和制约只能产生于垂直方向，当控制指标比较模糊时，监督成本非常高”。不仅如此，“一个等级组织中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存在着合谋的可能性，如何监督监督者？只有最高层有充分的激励监督下级，而对次高层以下的监督激励依次递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结合它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放大机制，实际上让每一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让每个官员的仕途升迁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调动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这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监督激励依次递减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大节约了监督成本”[19]97。
但是，这种以权力过分集中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为前提的政治锦标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为：首先，以权力过分集中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为前提的政治锦标赛，必然导致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向上负责的取向，毕竟其晋升与否往往决定于上级的态度和意见，而“所受的水平方向的监督与制约非常有限，尤其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民众与企业不能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任命，虽然他们是最有资格和能力监督和评价政府服务质量的主体”[19]101，这就可能使官员漠视辖区民众的具体的利益诉求。这也就为政府公共权力异化进而导致公权与私权的一切矛盾与冲突埋下隐患。第二，政治锦标赛考核指标要求是可衡量与可观察的，即“政府官员的晋升高度依赖于一些可测度的经济指标”[19]100，如GDP的量与增长率等。但是，政府的职责显然是“多维度和多任务的，有些容易测度，有些不容易测度，政治锦标赛等于将那些不容易测度的指标排除在考核范围之外”[19]101，这就会导致政府官员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可测度的任务，而忽略不可测度但同样重要的任务”[19]101。在现实政治运行过程中，就突出表现为“以GDP增长指标或其他一些经济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19]114，凡是有利于GDP增长的事情，政府就大力投入去做，而那些对GDP增长没有贡献或贡献不大的但有利于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的诸如教育、文化、医疗以及社会保障和其他形式的福利的，在公众没有制约政府权力的条件下，政府则往往缺乏投入的动力与兴趣。这就不难理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折射的一个突出问题即为何我国经济获得高速增长但是人民的生活质量却没有迅速改善的逻辑了。第三，在政治锦标赛的指引下，既然考核的指标主要是可测度的经济指标特别是GDP，那么政府就会为了GDP的增长而“苦心孤诣”地寻找各种“经济增长点”，于是“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甚至编造经济增长数字”[19]115。并且为了增长，掠夺性地开采资源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引进一些高污染的、技术含量低的企业，而不顾对当地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居民的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还有为了增长，而不顾安全生产和监管，频频发生的“矿难”事件似乎也可以从这里找到诱因。第四，政治锦标赛还带来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合作”倾向，因为地方政府之间合作带来的任何“双赢”都会增加对方胜出的砝码而削弱自己胜出的可能。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合作还会带来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因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政府会采取一些“不利于培育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手段，如纵容本地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违规为企业办理市场进入手续或信贷担保”[19]117，甚至还会“动用一切政策手段（包括财政和金融工具）支持企业扩张，这种只重数量、忽视质量的扩张很容易形成企业经营绩效低下和政府的财政赤字和负债”，但是“因为中央或上级政府不可能让地方政府陷于财政破产的境地，这种预期又进一步助长了地方政府粗放型的财政支出行为”[19]116。地方政府的这种财政支出结构，不仅不利于公众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因为分税制实施后很多公共服务的责任被下放到地方政府，还导致了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采取各种损害居民权益的行为，如屡禁不止的暴力拆迁以及土地征用而带来的群体性事件，都可以从地方政府这种行为取向中找到诱因，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仍然还要走很长的路。
不过，政治锦标赛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在激励一些官员的同时也会对另一些官员丧失激励作用，特别是当这些官员感到“晋升无望”，或者认为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比“晋升”收益更高时，他们便会积极利用手中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去设租和寻租，从而导致腐败蔓延。这些都是与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本质与公众利益的根本宗旨相悖的。而这恰恰又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造成的。显然，不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空话。
由上可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身规律和价值诉求从应然的角度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折射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我国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产物。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只有通过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近年来，基于对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在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上，很多研究者主张通过完善政绩考核指标，引入公众满意度评价，同时通过促进政府创新，转变政府理念和职能，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等措施。笔者认为，这些主张都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建设性举措。但远远不够，因为这些措施还只是停留在表层，没有涉及权力配置和运行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而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于是就很难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不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就改变不了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向上负责的取向，那么“公众满意度”的考核指标就沦为一种点缀，也就很难实现由GDP情结向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转变。与此同时，由于权力过分集中，政府治理结构和职能很难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政府治理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不过是政治体制所设计的具体权力运行或执行的载体而已。很难想象，权力是过分集中的，而权力执行能够真正改变这种形态。此外，虽然政治锦标赛可能是产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折射的众多问题的直接诱因，但却非根本诱因。因为政治锦标赛其实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它主要是提供一种激励，至于激励所起作用的方向往往由政治体制所决定，如果权力不是过分集中而公众能够影响甚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官员任免，那么激励方向就会偏向公众的利益诉求。退一步来说，我们并不是不需要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这种政治锦标赛既能调动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能保障人们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平正义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仍然是一个悬在空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当然，在当下的中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要照搬别国的政治体制模式，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首先，必须明确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它是在社会主义宏观政治制度框架内的调整与变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20]。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并实施的改革开放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图绕开共产党的领导另起炉灶，寻求所谓‘体制外突破’，这只能是使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失去可能性”[21]。正如邓小平所言，“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18]300-301。其次，在此基础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有利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的具体形式，要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和现实可行的突破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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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的“减压阀”是解决矛盾的唯一出路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吴敏 蒲荔子 周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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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若想减少爆炸首先必须装一个阀门，当压力过大时能够向外排出压力，才能确保锅炉安全。将“减压阀”理论放置于社会中，即社会应有渠道让人们的利益能够在体制内得到表达，换言之能够把各种矛盾纳入到体制内来。
本文摘自：《南方日报》
谁都不能否认，中国正处在高速的发展期；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人们的利益诉求呈现着不同的表现。在今年2月中央党校省部级专题研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发表了关于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讲话。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
老百姓利益诉求由“底线型”转向“增长型”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以后，该国社会矛盾会出现一个凸显期，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矛盾凸显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异常迅速，与文革时代相比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与经济同时发展的还有不断滋长的社会矛盾，尤其是进入了21世纪，社会矛盾甚至出现了激化倾向。
最近有地方发生了群体事件，事件起因是一个孕妇与保安发生了肢体冲突，然而最后卷入冲突的绝大多数人却与当事人没有关系。这一类事件被称作泄愤性的群体事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卷入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人群集聚性强、规模大、严重的无序且破坏性强，直接冲突的目标通常为国家机关。
除了暴力冲突之外，在法律日益健全的今天，信访数量居高不下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中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群众信访给各级政府带去了巨大压力，尤其是基层政府。现在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法律体制，有“问官”的行政诉讼，“问民”的民事诉讼，“问罪”的刑事诉讼，可百姓依旧信“访”不信“法”，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不论是暴力冲突还是上京信访，究其根本大多是由劳动纠纷等利益冲突引发。劳动者变化了的利益诉求也使劳动纠纷呈现升级局面。工人们一致认为，劳动力价格理应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可见，今天的利益诉求已从获得基本生存需要的“底线型”利益诉求向谋求更高层次生活需要的“增长型”利益诉求转变。
利益诉求的问题本质上是渠道问题
在面对矛盾时，首先要确立一个基本认识：没有一个社会是没有矛盾的。即使是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无差别、无冲突、无矛盾的乌托邦。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资源不是无限供给的，资源分配就一定有差异，冲突就会由此产生，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社会中存在矛盾并不是一个能让人觉得很恐惧的问题，重要的是能不能建立通畅的渠道，让诉求得到表达。社会学科领域有一个著名的“减压阀”的理论，即锅炉的耐压有限，蒸气压力过大会最终导致锅炉爆炸。若想减少爆炸首先必须装一个阀门，当压力过大时能够向外排出压力，才能确保锅炉安全。将“减压阀”理论放置于社会中，即社会应有渠道让人们的利益能够在体制内得到表达，换言之能够把各种矛盾纳入到体制内来。
中国社会利益诉求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渠道的问题。如今中国社会的利益诉求是以“原子化”的方式来实现，而一个用“原子化”来表达利益诉求的社会，即使有公平的制度也未必能获得公平的后果。
当下，中国正从一个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移，政府在很多领域里面还起着利益分配的关键作用。当个体去面对政府的权力的时候，个体永远是弱者。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时，资本也是强势，当劳动者面对资本时，同样处于弱势。面对权力和资本时，弱势群体想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实现公平的后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复杂的矛盾，政府应该勇于承担解决矛盾的责任。然而客观地看，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政府解决冲突的能力和计划体制下是不一样的。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垄断所有资源，让它有能力化解所有利益差异带来的矛盾，提供了资源供给的能力。例如政府提出工资倍增计划，目前只能在公务员里实现，因为企业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听从政府的命令。因此，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怎么样确定自身角色和功能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中之重。
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社会管理的重头戏
在利益诉求矛盾变化下，政府应正视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胡锦涛主席提出“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归根结底就是建立一个合理的诉求机制和矛盾的化解机制。
“民以食为天”，夯实民生基础是社会管理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近日，在一次由北京大学主办，全国多所高校参与的全国失业人口调查显示，在16-60岁之间，失业率高达9.8%，平均每5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面临失业。与失业并生的还有贫困及居住条件恶劣等问题，实际上人们追求满足感和不贫感是以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低下阶层的社会需求满足的速度能否与社会发展保持一个相应的比例至关重要。
夯实民生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和社会付出了极大代价。无论是环境的问题还是社会矛盾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企业成本外溢的问题，企业将它所承担的问题外溢给了社会。例如一个工人工伤，原本应由企业承担责任，可是最后由政府买单，或者是社会的有心人士买单。
政府转变角色，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社会管理的重头戏。据调查，1993至2007年期间，政府的收入在GDP的比重里增加了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增长了6.6个百分点，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在GDP的比重却降低了9个百分点。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
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社会建设，尤其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医疗、住房、救助等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是劳动力再生产必需的消费品，没有这些供给，市场竞争必然产生的利益分化就得不到调整，社会矛盾就得不到缓解，这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
正如哲学家基斯·亚诺什所说：1956年后“在匈牙利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人民十分快乐，因为他们不必关心政治，可以在闲暇时间修建自己的住宅，饲养家禽。知识分子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把政治留给政治家们。”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