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剑灵王霸将军怎么打:“封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23:19:24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
河北大学车祸案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三，29岁市长四处“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四，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删帖”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2008年10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封口费’”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奋不顾身”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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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
王濛揭黑发布会恐泡汤，或已与冬管中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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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河大车祸案死者家属获赔后被禁接触媒体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 http://news.163.com/10/1227/09/6OTBJCDA00011229.html
"29岁市长"周森锋拒采访欲平息事态
http://news.163.com/09/0627/03/5CPMEITF0001124K.html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
"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日记门"局长曾索贿 “封口” 乔志峰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吵闹孩子嘴巴，称需要规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刷一下撕开这么长的胶布，我吓得马上不敢发出声音了。”说这话的，是一个5岁的小姑娘，她在浙江慈溪的潮塘幼儿园上学。就在前两天午睡之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用透明胶带粘住了她和另外一个孩子的嘴巴。听到孩子的哭诉，家长愤怒地前往质问，得到了当事老师这样的回答：“这个班的小朋友很吵，所以要制定一些规矩。”（10月22日中国广播网） 幼儿园老师用胶带封住孩子的嘴巴，类似事件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了。这种做法确实很丑很暴力，或许有人还会怀疑当事教师心理扭曲变态。可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到中国国情的大盘子里来考量，就会发现其不仅合情合理，甚至还颇为“科学”。老师封住学生的嘴，目的是不让学生吵闹说话，这也是为了“维护幼儿园秩序的稳定”啊。幼儿园虽小，但也是一个“小社会”，也必须“稳定压倒一切”，也必须树立“老师领导一切”的权威，因此“制定一些规矩”就非常必要。而对于违反“规矩”的孩子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不也完全符合“大局”需要吗？否则的话，你也说话、他也吵闹，老师说话谁还听呢？还怎么维护幼儿园“安定团结”的大局呢？ “不许说话”（或曰“封口”），乃是最有效的“维稳”先进经验，在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最著名者当然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前国家领导人周厉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口”的优良传统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封口”方式和“封口”技术也更为多姿多彩。除了开头提到的“封口从娃娃抓起”，此类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到底谁不敢让王濛说话 在被国家队开除时，著名运动员王濛曾表示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短道队兴奋剂丑闻。此事惊动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濛所在的黑龙江省体育局。据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透露，中心和地方体育局都在做王濛的工作，“交流比较顺利”。有记者认为：“这个发布会应该是开不了了。” 继张尚武自曝2001年冒充大学生参加大运会之后，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运动员要愤而“爆料”了。就在很多人都对王濛揭黑充满了期待的时候，“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做工作，发布会恐将“胎死腹中”了。在关键时刻，“维稳”和“封口”的力量总能扭转乾坤，维护既有的秩序不受挑战。 中国的体育界有没有黑幕，已经无须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这黑幕到底黑到何种程度、普遍的何种程度。足坛打黑为揭开黑幕带来了一丝曙光，惜其“中道崩殂”未能进一步深入，更惜其未能扩大战果、将“战火”烧到体育界的其他领域。足坛打黑揭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其他领域尤其是那些声名赫赫的“国家重点项目”，难道黑幕就少吗？无数事实证明，越是轰轰烈烈的表象下面，越可能“暗流”涌动。 中国体育界的很多问题，往往并非个别存在，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潜规则”。有的地方还俨然成了“独立小王国”，自成一体、铁板一块。然而，近年来哪怕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时有“深喉”出现，时不时曝出一点秘密。而体育界的“深喉”，多属“失意运动员”——一方面他们乃体制中人，非常了解内幕；另一方面，他们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不满、或自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往往一怒之下便要“爆料”，以寻求心理平衡。至于这其中是否有人试图借爆料来“胁迫组织”，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恐怕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了。 有人对运动员的爆料紧张万分，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做工作，似乎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运动员爆料的真实性和某些问题的严重性。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王濛称要揭黑的内容“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等等”。兴奋剂事件是丑闻，而“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似乎就涉及经济问题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窃以为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甚至司法部门介入更合适。任何人都无权对王濛封口。同时恕我直言，对那些试图压下此事的单位和官员，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调查，看看他们如此紧张是否是因为存在问题。 中国体育乱相迭出的根源，主要在于举国体制、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只要能拿到金牌，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正当”的。抢金牌就是抢利益，于是乎在“为国争光”的旗号下，无数纳税人的血汗被吞噬，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发生了。一直以来体育界年龄造假、身份造假的传闻不绝于耳，尽管大部分最终都不了了之，但都给体育的公平公正和涉事团队的形象都带来了不良影响，有的还给国家形象抹黑。 让王濛说话，天塌不下来。恰恰相反，曝出的黑幕越多，就越能够净化体育领域，就越能够引发全社会对举国体制等痼疾的反思。为了保证王濛说话不受干扰，或许该有第三方甚至是更高层次的部门介入了。 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 河北大学车祸案（即“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死者家属与肇事者家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死者父母拿到了协议中约定的46万元赔偿。协议中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为防止死者家与外界联系，赔偿金甚至要暂由镇政府代管。 李刚家已与陈家私下“和解”，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完全相信传说中的“李刚爸”有这个能量。而让我感到比较有趣的是“和解协议”中的一条规定——“双方不能再联系，不能接触记者”。 “双方不能再联系”不难理解。李刚出了钱，当然想“一了百了”，不愿意受害者家属今后再“麻烦”他们。而“不能接触记者”算哪门子“和解协议”呢？媒体记者有采访的自由，公民当然也有接受采访的自由，你“李刚爸”再牛，也不至于牛到要剥夺别人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这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李刚门”并非单纯是一起车祸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我爸是李刚”、校方“禁口令”，网络上一片质疑之声，李刚本人及河北大学校长王洪瑞都被卷入。李刚被曝有5套房产，王洪瑞也曝出专著和论文抄袭事件。“过去说拔出萝卜带着泥，现在是拔出萝卜带出屎。”有网民如是说。然而，时至今日，相关部门不仅对车祸的处理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对拔出萝卜带出来的那些“屎”更是缺少明确回应。无数公众都在追问，很多媒体都在关注。难道，“不能接触记者”的协议条款就是试图通过对死者家属“封口”，以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既定方针”？如果这一招得以顺利实施，想必立即会成为“全国最先进经验”，受到不少人物的效仿。而事实证明，现在“李刚门”确实正在被人们淡忘。 三，29岁市长四处“打招呼”为哪般 “29岁市长”周森锋声名鹊起之后，国内多家媒体聚集襄樊市，想对周森锋进行采访，但无一例外都被婉拒。他表示，“现在的情况，任何回应都会让事情进一步激化，我希望事态平息下去。”周森锋此前工作过的单位，无一例外都被“打过招呼”。其工作过的襄樊市建委、襄樊市规划局同事都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市规划局办公室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打过电话，我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从家庭背景、从政经历、论文抄袭到其妻任职，周森锋和襄樊市都倍受舆论追问之苦。面对质疑，周森峰和襄樊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躲猫猫”的策略来应对：不仅自己拒绝接受采访，还通过“打招呼”的方式对其他知情者实施“封口”。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襄樊市组织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领导已明确指示，任何人15万用于删除网传日记
http://news.163.com/10/0903/02/6FKELLIN0001124J.html
不得就此事私自接受采访。周森锋的母校河南禹州第三高中老师和校长也不愿透露相关信息。他们说，周森锋已给学校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妥的。此事并非周森峰的“私事”，亦非襄樊组织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公务人员任用这样的“公事”。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面对公众的质询，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不能也无权敷衍、回避。 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的做法是不智的。“躲猫猫”不仅无助于事情的平息，反倒会让事态愈演愈烈。越是讳莫如深，公众越会对此产生怀疑，你根本无法阻止公众不断进行“真相”探寻，舆论压力只能越来越大。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问题是周森峰及襄樊相关部门所无法回避的。其一，选拔任用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合法合理；其二，论文抄袭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三，其妻霍焰的任职资质问题；其四，“香烟门”的问题。在流传的帖子中，有人称市长开会抽的是“黄鹤楼”香烟，600元条，有人称120元盒，也有人跟帖指出，桌面上的烟是黄鹤楼系列里的满天星，28元一包。即便是28元一包也并不便宜，有多少老百姓一天也挣不到这一包烟钱。并且，市长抽这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吗？ 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却做出“躲猫猫”这样不妥、不智的事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表现。自己“躲猫猫”还不算，还非要强拉着别人一起“躲”——到处“打招呼”下“封口令”，这叫什么态度？你又哪来的这个权力呢？奉劝“29岁市长”及襄樊相关部门，就不要把拉人“躲猫猫”的游戏玩下去了。不管是出于对政府和公务人员公信力的维护，还是出于对市长本人的保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提供更翔实的信息、认真回答公众的质疑，恐怕才是最恰当的做法。 四，有多少删帖者是“韩峰” 据检察机关调查，大名鼎鼎的“性爱日记门”主角儿韩峰局长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日记，于2010年2月14日向钦州市某公司项目经理陈某索取现金人民币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 为了阻止自己香艳日记的传播、掩盖真相，韩峰不惜向他人索取15万元用于删帖。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网络传播的“汪洋大海”面前韩峰还是败下阵来，最终跟南京的周久耕一样，成为网络反腐的“牺牲品”。 近年来，网络日渐成为反映民意诉求的便捷渠道，在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虎照等热点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络和网民的力量。有不少事情，都是通过“网络曝”的方式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经过网络的推动最终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网络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网络实名制的鼓噪不绝于耳，“跨省追捕”一类的闹剧频频上演。而像韩峰局长一样试图通过删帖来掩盖真相者更是大有人在。 只要是对网络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删帖”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在某些网站上，有的网民还曾因删帖跟管理员发生矛盾。同时，形形色色的职业删帖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删除网帖、屏蔽负面信息成为生财之道。有些人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何以那么心急火燎地要“做工作”来删帖呢？韩峰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心里有鬼！ 韩峰们急于删帖，说明他们对网络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敬畏。可是，删帖行为不见得就一定能掩盖真相。现在资讯发达，你不可能以金钱和强权搞定所有的网站，更不可能让所有的网友都不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说不客气点，急于删帖的行为本身就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只能让广大网民更清楚地认清某些人的真面目。窃以为，如果彻底查查那些删帖者的底细，说不定真能查出一大堆“韩峰”来呢。 五，你“封口”，我埋单？ 河南智障者吕天喜失踪3年，被发现因抢劫罪在狱中服刑。今年10月14日，吕天喜家属表示，已与官方达成协议，从官方领取35万元支票，其中包括30万元的“救助金”和5万元其他开支，并签署了“撤诉申请书”，该案不能要求重审。 时隔月余，吕天喜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然而，这个“进展”并非案情的大白于天下，更非对一干责任人的严肃处理，而是一张35万元的支票和一纸“撤诉申请书”。一手给钱、一手签协议，这无比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或许，此事会就此“告一段落”，“冷处理”一段时间后就该轻松结案了。反正“家属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审了”，旁人谁还好意思饶舌呢？花钱买平安、花钱维稳、花钱封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除了这35万元，吕天喜所在嵩县大坪乡宋岭村村委会因曾组织人手多方寻找吕天喜，也获得一万元酬劳。这加起来就是36万。为了息事宁人，官方出手可真够阔绰的。且不说有些事情能否用金钱来衡量，也不必说“相关部门”在事件中究竟应该负何种责任，单是“36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让人疑窦丛生：这笔“巨款”将从哪里出？将以何种名义来出？ 如果没有猜错，36万元会由公家来出、会从公款里出，而不会从公仆们的腰包里出。相关部门哪来的钱？说到底，为之埋单的，还是广大的纳税人。相关部门大把赔款，我们在为吕天喜及其家属略感欣慰的同时，却又有一股酸涩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你“封口”、我埋单；你拉屎，我帮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呀。 公权惹祸、却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现象，我们见得还真不少。而那些当事的公家人，大抵只需付出撤职、处分一类轻飘飘的代价。甚至，当某些不良企业的恶行导致群众被伤害之后，也是由政府免费治疗——当然，这是必要的，救人是当务之急；可作为纳税人，我们真的不愿意自己的血汗钱老是被拿来给某些人擦屁股。太仁慈的管理、太随意的扔钱，不仅是对纳税人的不尊重，更是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那些“恶”的发生。犯自己的错误，让纳税人埋单去吧——当有人这样欢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 六，假记者排队领钱，真记者何在？ 2008年10月，有媒体刊登了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一人死亡事故，向记者分发‘封口费’”的消息。随后山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记者领取矿难“封口费”情况：领封口费多的是冒牌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很多人直斥“封口费”是新闻界的耻辱。从山西省政府通报的情况看，排队领钱的原来多是假记者。真相大白，还了真记者一个清白、维护了真记者的“声誉”，新闻界该长出一口气了吧？——恐怕未必。 山西假记者横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份就曾报道过山西整治非法报刊、打击假冒记者的情况。报道说，此前该省假记者横行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此前山西已经“严打”过的假记者，为何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在山西某些出事的地方，假记者会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赶到现场“开展工作”？他们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似乎比许多真记者还强很多呢。假记者都开始排队领钱了，真记者何在？他们为何没有及时出现在矿难等需要舆论监督的现场？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消息”，似乎说不过去——难道他们还没有假记者消息灵通？那么，他们的缺位，很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其一，他们吃“皇粮”，不需要像假
河南智障犯人获赔30万元“救助金”
http://news.163.com/11/1016/01/7GF030OA00014AED.html
记者煤矿领封口费续：领封口费者多是冒牌记者
http://news.sohu.com/20081030/n260324330.shtml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
记者一样自己找食吃，所以缺乏紧迫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二，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热衷于搞“主旋律”，不愿掺乎负面新闻“惹是生非”。某些真记者不领“封口费”，但不代表一定不领“开口费”——为某些单位唱赞歌，据说是有“车马费”可拿的。 也许，正是真记者在舆论监督上的缺位，才催生了假记者的泛滥，才造就了假记者排队领钱的荒诞一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应该感谢那些排队领钱的假记者，是他们的“奋不顾身”，让我们隐隐约约窥到了某些真相和“潜规则”。 七，你“封口”，我封心 乳企替总裁收回“奶业标准最差”论。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曾称“中国乳业标准全球最差”，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成为首个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乳企代表。外界对其自揭乳业伤疤的话表示赞赏。吊诡的是，随后该企业很快在其官网发声明收回总裁公开支持的言论。而王丁棉本人也表示备受各方压力和“公关”。 毋庸讳言，现如今很多行业都有黑幕，不独乳业一家；很多领域都有“潜规则”，也不独食品一个领域。某些其他行业尽管也“不干不净”，但由于内幕未曾得以全面曝光，所以至今“风险”尚处于“可控状态”。而乳品行业却没有这么好运，自三鹿奶粉之后一直“烂事”不断，逐渐销蚀着消费者的信心，整个行业形象和公信力都跌入了历史的冰点。这不仅说明乳品行业“命运多舛”、“行业机密”保守不力，更是再次证明了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纸里包不住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再说难听点，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今天是乳品行业，明天同样的的命运还可能落到玩具、房地产等其他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果他们继续为了一己私利无视良心和消费者利益的话。 王丁棉和郭本恒都是乳品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对相关黑幕了解得最清楚，堪称是“深喉”级的人物。他们能够站出来揭本行业的内幕，其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无疑都是值得赞赏和钦佩的。他们因此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和“公关”，我们无需多问，凭常识便可想象一二。我对此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盼望王丁棉式敢说实话的“深喉”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却为他们的处境担心，害怕他们“祸从口出”惹来麻烦。人微言轻，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平安。 你“封口”，我封心——你的公信力破产，我对你的信心归零。你不让我说话，你不让我说实话，那我就不说。但千万不要低估我们老百姓的智商，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以乳品行业为例，面对种种乱相需要的是彻底的揭露和刮骨疗毒的行动，而非遮遮掩掩试图通过“不许说话”来蒙混过关。信心和公信力都来自透明，你越是捂盖子我越不相信你。长此以往，究竟谁更悲摧？ 遇到问题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而是千方百计封老百姓的嘴、捂盖子，自“厉王弭谤”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某些当权者“维稳”的杀手锏。食品领域如是，其他很多领域亦如是。然而，不让人说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吗？类似的做派不仅纵容了丑陋现象，同时也堵塞了言路、寒了百姓的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无须我在此饶舌，随便翻下史书就能找到一大堆鲜活的例子。动不动就“封口”，虽能收一时“维稳”之效，实际上却让风险和隐患倍增，将来爆发起来杀伤力更大。 新闻链接 http:news.163.com111022097GV717KM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