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中秋祝词: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哪去了？

         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哪去了？

                                                                    ——西路军的覆灭和陈昌浩隐退

        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占当时红军总数的2/5），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命令，西渡黄河作战，5个月后大部分被马家军歼灭。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渡黄河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
       陈昌浩生于1906年，卒于1967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真正称得上是大起大落的人物。他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
        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五千六百多人，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其二，它长期被当作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1967年61岁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就其原因是对西路军的问题党内以做出过结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定论"，所以，此后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陈昌浩时，满怀深情地说：“他是我们的恩师和带路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自西路军兵败后，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多少后人要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多少当年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纷纷现身说法，为他们的老上级，老首长做一个历史证人，给后人一个合情合理的交待，还历史本来面目。
    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
   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涛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 “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盖出于此。为陈昌浩日后不得复出埋下伏笔。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洁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重兵在握，拥有八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致毛泽东死地，相信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意思。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概因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路线分歧斗争漩涡之故。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但是会师的喜悦并没有延续太久，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步步进逼，决心一举消灭红军主力。面对如此严峻局势，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支队伍西渡黄河，打通与苏联的联络以获取战略物资。10月24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带领着红四方面军的精锐部队两万余人出发了。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西路军渡黄河之后，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局势瞬息万变，中央的电报指挥在这一时期变化频频。国民党部队对红军虎视眈眈，因此西路军既肩负着打通国际路线的使命，又要策应河东部队。两万多人在河西走廊来回奔波，与彪悍凶猛的“马家军”展开激战。当时陈云已经带了大量的武器，在星星峡迎接西路军。但关键是怎么走，对此，陈昌浩和徐向前还有过争论。中央的电报一会儿要求往西走，一会儿回来往东走，一会儿又说就地建立根据地。徐向前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建议陈昌浩一直往西，不要走回头路。但是作为西路军最高指挥的陈昌浩因为曾经听了张国焘的命令，犯过“南下”的路线错误，心有余悸，因而坚决听从中央的。
　　没有后勤，一个人只有十几发子弹，子弹打完了，就肉搏。而“马家军”却是个个骑着马、挥着刀。在倪家营子，部队曾经突围成功，当时整个队伍只剩下了千把人。经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陈昌浩给中央发了个电报，一是求援，二是请示下一步怎么走。结果中央的回复是，你们还坚持南下的错误吗，就地不动，坚持到牺牲最后一个人。
　　中央电报中所说的“南下的错误”是陈昌浩一生的痛。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发生“北上”和“南下”之争。陈昌浩因张国焘反复电令，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但很快事实证明，“南下”的路走不通。现在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系到一起，令陈昌浩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陈昌浩1931年从苏联学成回国，是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后来被派到鄂豫皖跟随张国焘。很快他就当了军政委，成了张国焘的亲信。张国焘当时的威信相当高，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25岁的陈昌浩对于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张国焘自然很尊重。
　　张国焘个性好强。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仗着自己部队人多，再加上自己在党内的资格比较老，就想争夺一把手。当时中央的毛主席要求“北上”，而张国焘要“南下”。但张国焘错就错在“南下”以后，部队损失惨重，八万人仅剩下了四五万，最后只得再被迫北上，与毛泽东带领的一方面军会合。当时还是陈昌浩主张再北上的，张国焘还跟他急了，但最后还是“北上”会师了。
　　然而这件事情还是给陈昌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张国焘，陈昌浩被扣上了“路线错误”的帽子。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在短短几个月中，“中央军委”一会儿要求 “西路军” “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央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直至全军覆没。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 1983年，邓小平、陈云委托李先念写西路军的事情，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的汇报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李先念就明确写了西路军是中央指挥的，不是张国焘。当时有一部正要出版的党史，里面只写了西路军是奉命过黄河。李先念看了大发脾气，他说奉谁的命？你们不写出奉中央的命，是什么意思！后来李先念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查阅了档案馆里所有的电报，最后说，是中央、毛主席命令过的黄河，确凿无疑。当然这部尚未出版的党史也重新修改了材料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朱玉）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拆了重印、重装。现在的众多资料显示，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正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电令，在率军渡过黄河之后，在祁连山与大漠之间的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遭到以回民为主体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骑兵部队的围剿，几乎全军覆灭，成为红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作为一位政治家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人生最大的悲叹莫过于最后没有归队，没有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西路军与“马家军”恶战了4个月，此时正值严冬，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任何后方补给，仗越打越困难，终于在倪家营子因弹尽粮绝又无援兵，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2万余人所剩无几。
　　因为“马家军”和国民党联系，要活捉陈昌浩和徐向前，目标太大，因此军政委员会决定让两人离开部队，并派了一个保卫营，营长是陈明义。但敌人始终穷追不舍，一次又一次地包围他们，想活捉二人。陈、徐二人觉得上百人的保卫营目标还是太大，于是便让他们回去了。
　　没有了保护，陈、徐二人来到了一个山区。陈昌浩的胃病犯了，实在走不动了。恰巧这时正好遇见了一个老医生，又是老乡，于是陈昌浩就对徐向前说，你自己往延安跑吧，我再把病稍微养一养。就这样，两人分开了。一个去了延安，另一个则回了湖北老家。两人的人生轨迹也从此岔开了。
　　其实陈昌浩一开始也不想回湖北，他又何尝不想去延安？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徐向前走后，那个老乡把陈昌浩藏在一个洞里养病。待到病稍好些的时候，陈昌浩就想要回延安。他想跟张闻天联系，于是就写了封信给朱光，让他转给张闻天。但他又怕信落到敌人手里，于是就签了俄文名字，用中文签了“依祖莫鲁多夫”。然而朱光收到这封信，却没有看懂，也没有回信。于是陈昌浩白等了一段时间，实在和党组织联系不上，就随那个老乡回到了湖北，而此时距离上次离家已隔了9年。
　　1937年，陈昌浩回到湖北。对于9岁的陈祖涛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母亲从来不敢告诉他父亲是谁，因为她怕小孩子说漏了嘴，被国民党抓去杀头。
　　在家里呆了两三天，陈昌浩就去了武汉。因为那时在武汉已经有了国共合作，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的主任是王明。通过这个办事处，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了。然而此时的延安正在进行对张国焘的批判。
　　中央在延安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的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陈昌浩以西路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他以“待罪”之身开始了漫长的“检讨生涯”。他没有办法申辩。他开始写检讨，一次不行，第二次。所有的官衔都被抹去了，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的最高领导的成员，都没了。因为他有学问，他们叫他去教书。那是1938年，陈祖涛已经到了延安。陈昌浩牵着儿子，在讲台上讲马列。他讲马列从来不看书，一节一节地讲。此时的陈昌浩已经完全成了一个普通人。
　　西路军两万人马兵败，成为陈昌浩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31岁的他从原先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变成一名在讲坛上慷慨激昂的特殊教员。两年之后，也就是1939年，中央批准他以治疗胃病的名义飞往苏联，但这一去再要回来却又是望穿秋水。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洁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其实，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看，即便是陈昌浩也与徐向前一起到达延安，中央也得找一个西路军兵败的替罪羊。陈昌浩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和党中央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

       1941年年初，卫国战争还没有爆发。周恩来因为骑马的时候不慎跌落，到苏联治疗。治好了，临走时，他给陈昌浩留了一封信，他说昌浩，你把病一养好，你赶快回国。这是总理的话。然而要回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苏联的十三年里，陈昌浩翻译了大量的书籍，像《旅顺口》、《列宁选集》、《日日夜夜》，就连根据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改变的同名电影也是陈昌浩翻译的。有一次，陈祖涛到父亲家里看他，那是陈昌浩正在翻译《青年近卫军》。陈祖涛见父亲总是嘴巴在动，却不发声音，就问你干什么，结果陈昌浩说，我在考虑配音，对口型。可见其认真。在此期间，蔡畅曾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回国的愿望一直没死，他反复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带口信，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一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报国的决心还是高于一切的。
       1947年，陈昌浩已经和一个叫格兰娜的苏联女人结了婚，生了陈祖涛的弟弟。但是他回国的愿望始终是那样强烈，他曾经写了无数的信，希望回国。一天周日，陈祖涛去看父亲。陈昌浩对他说，祖涛，你的俄文好，你替我写封信给马林科夫。他是希望马林科夫能够放他回国，当时马林科夫是苏联的二把手。陈祖涛替父亲写了信。很快答复就来了，说你这级干部，中共中央没有调令，我们不能放你走，因为要过边界，要办很多手续。于是回去的念头又泡汤了。
　　1948年，蔡畅、张琴秋带了个妇女代表团到苏联。当时团长是蔡畅，副团长是张琴秋，随行的还有丁玲等一行人。陈昌浩又去找了蔡畅，希望能够给毛泽东、给刘少奇、给中央带个口信。然后他又写了无数的信，可还是没能回国。
　　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徐向前带着军火供应定单到了苏联。于是陈昌浩又找到了徐向前。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陈昌浩回来以后给了他一个职务，中央马列学院的副教务长，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成立了编译局，主要是翻译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因为陈昌浩以前做过翻译，于是他就当了编译局的副局长。
　　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了，可每次面对昔日的老朋友、老搭档、老将军，陈昌浩还是感觉充满愧疚。“我对不起你们，西路军，我的过错，我的责任，使这么多人牺牲了。”他多次鞠躬谢罪，抱拳作揖，在场的同志无不动容。这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已不复当年的锐利，他踏踏实实埋头于著述，但是文革的风暴再一次让他的生活掀起巨浪。
        陈昌浩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他在“文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年初，陈祖涛还在山沟里的实验室搞二汽的技术工作。造反派来了一个电报，勒令他回一汽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领导都劝他说，祖涛啊，你可不能回去，回去你就出不来了。可陈祖涛仗着自己在苏联学习了这么多年，不怕，于是就从湖北十堰回长春。途中路过北京，和父亲取得了联络。父亲说，他前几天在街上看到了批斗彭德怀，一卡车的红卫兵，彭德怀被剃了个光头，坐着“喷气式”，游街。当时父亲说很快就要轮到自己了。刚开始，陈祖涛并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儿。可他没有想到，这将是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因为回到长春后，陈祖涛就被隔离起来了。父亲自杀时，他还处于隔离期间。
　　陈昌浩的预感是对的。他们要他交代是怎么反毛主席的，拳打脚踢。终于，在1967年的7月30日，陈昌浩在其寓所内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去世了。那一年，他61岁。在北京医院，造反派为陈昌浩准备了个棺材。但他一米八几的个子，棺材装不下，于是硬是把他弯着腿塞进棺材里，烧了。最后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所以现在在八宝山，他的骨灰盒里是空的。

        长期以来，陈昌浩一直生活在西路军兵败与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团政治迷雾慢慢在化开。在陈昌浩去世13年后，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在八宝山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
　　为了给父亲开追悼会，陈祖涛兄弟三人，跑胡耀邦，跑王震，跑李先念，还给邓小平写信。最后是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还非常明确地表示，不要说陈昌浩是张国焘的走狗。当时大家都年轻，没有所谓的“路线错误”，只不过是你说往这边走，他说往那边走，“路线错误”是现在扣的帽子。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央终于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
　　追悼会的规模很大，五百人，徐向前主持了追悼会，在场的还有李先念、王震等很多四方面军、西路军的一些老同志。悼词中对陈昌浩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却没有提及他曾经担任过的中共中央常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六人小组成员等职务，但好在没有带“尾巴”的地方了。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历史终于还其本来面目，西路军奉中央命令，为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最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英勇地作出了自我牺牲。原西路军将领徐向前，李先念念念不忘这段悲壮历史，在身后将骨灰撒向河西走廊，陈昌浩一生与西路军失败连在一起，最大的遗憾恐怕莫过于不能仿徐、李二人之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