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生日祝福语八个字:钱文军“：杂思记之六：雷人与尊严

大跃进时期歌声如潮，不过那时肉麻的颂歌尚不很多，最多的是慷慨激昂的战歌。还记得有首歌唱道：“年年我们要唱歌，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如今与时俱进了，演化成“两会代表”雷人话语比往年更多了，然而雷人恰是以付出尊严为代价的。

去年钟南山院士在“两会”上抨击：“我们开会，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可今年却又有长进：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顺桃在社会福利和保障界的分组讨论会上，“用了20分钟讲形势大好，又用了20分钟讲别乱吐痰”。再次引起某些委员的愤慨。鲁迅曾说：无端地空耗他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还好他空耗的是别的委员的时间，与我等屁民无关。

本来那政协就如同大跃进时“群英会”，明星作秀的场面，没瞧倪萍大嫂在会上全神贯注地以各种姿态为冯导拍照，此等共和国最高阶层的“参政议政”，就是这个场面，也算一道风景。我们的媒体曾经讥笑台湾立法委员打架之丑态，但那架至少还是因政见分歧而打，倪大嫂为冯导拍照不知算何种“政见”。不过，倪大嫂放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她似乎健忘，去年两会她便高喊取缔“山寨文化”，算不算“添乱”？

及至网民纷纷发表异议，倪大嫂义正词严给予驳斥，打比方说：“一个家庭，孩子特别理解父母当家的难处，应该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中国陈腐的父权国家观念烂熟于心，如此乖孩子，“不反对或弃权”当属奉迎自上而下的东西，何以担当最高层次参政议政之责？无怪乎童话大王郑渊洁要在其新浪微博里写：“我如果是代表或委员，我参加二会的第一个提案将是：《关于如何减少弱智提案的提案》。”

希特勒有言：“不思考的民众是弄权者之大幸。”不思考的“国会议员”不知该是谁之大幸。雷人之讲话、提案越来越多：开餐馆的老板“捞过界”，扬言“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政府办公共网吧”；河南省政协主席要提案把“扫黄”变成“扫色”； 还有什么“老婆做家务，老公发工资”等。不一而足，恕不详述。倒是采访记者们更尽职。比如记者问一位农业官员代表关于“毒奶粉”、“毒豇豆”等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如何解决时，该官员回答：“你在两会上问这个干什么？这个问题这么敏感，你问我干什么？ ”更有甚者，“三八节”前夕，《人民日报》下属的《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问湖北省长李鸿忠：“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顿时脸色阴沉，离场。两分钟后，李省长折返回来，一边威胁记者说要告诉她的社长，然后“一把拿下了刘杰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

本来，两会就是官员们的聚会，有资料显示：全国人大代表中副县以上党政官员即占60-65%；连国企等非公务员身份的党政官员一起算上，约有90%为官员代表，可算作平民的代表只有10%左右。可以说，一院制的人大只是官员们的另类聚会，有聪明的网友打趣说：“人大代表”不准确，该叫“大人代表”。而政协委员本来就是各级官员举荐、党委审批的精英，若论代表性恐怕只能涉及官员的陪衬，两会开幕时简直就是娱记们的追星热场，抢拍照片索要签名，不亦乐乎！

这里我想专挑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的说道：“运动员得奖感言，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他显然是针对周洋冬奥会夺金后那番感动了无数网民的言说。效果挺好，周洋的父母忙不迭检讨，小周洋也赶紧“纠偏”，把爹妈放到“感谢”的第五位去了。这一件不算大事的事，一则可以看出官僚之傲慢，本已在他的权力圈内划事了，偏还要跑到两会上渲染；二则可以看到小民之无奈，即使得了奥运金牌也只能乖乖地顺从。权力之捉弄人，可见一斑。她还能咋的？

此事所传递的信息是：即使是奥运冠军，你也是没有尊严的，必须服从官员的意旨，否则，就如毛当年的警告：“饿饭就是了”。乒乓球、羽毛球的让球“潜规则”举世闻名，当年庄则栋奉命让球南斯拉夫的斯蒂潘契奇，被对手察觉摔拍以示抗议；何智利拒绝让球的风波；焦作敏退役后说：“八年的国际比赛，我让了五次球，所以不想再打了。”新加坡裁判曾经控告“消极比赛”以谴责中国羽毛球队球风不正；等等。这些事大概源于“田忌赛马”，运动员只是官员厩中之马，并无尊严可言，与最近曝光的男足大规模赌球案本质相同，都是体育道德沦丧的案例，区别仅仅在于利益受主是谁而已。

不过若说两会没有啥亮点恐怕也不妥，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10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称：“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贯彻中央指示也好，抓工作也好，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给上级、给领导看的；上面怎么部署，就依样画葫芦，层层开会，层层发文件；上级精神未吃透，下面情况没有搞清，就照抄照转或‘穿鞋戴帽’，以不变应万变，层层作‘决定’，搞文字游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说到底是一些干部心里没有装着老百姓，一心想着自己的仕途，是‘投领导所好’错误思想的产物，是升官靠表面‘政绩’的错误政绩观的产物。”

报道称，朱振中短短8分钟的发言，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响起了9次热烈掌声。可见，即使在“大人代表”中老朱的讲话也获得共鸣。所言点出了一个真谛：仕途也好，升官也罢，“错误的政绩观”源自错误的行政体制，老百姓只能踮起脚来看官员的脸色，何以能让官员心里“装着老百姓”？再者，朱君发言标题为《狠刹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不正之风》，此风之所以能成，根子也在于民无以监督、掌控官府，更别奢望自己的膏血不被滥施，而官员可以一掷千金无所谓“交学费”的。指望官员视己之仕途于不顾，不去‘投领导所好’，恐怕也不现实。

香港的传媒包括凤凰卫视在内，评述说朱振中生于1946年，任期行将届满退休，所以敢于“说真话”了。这也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之一，官员们退下去之后或之际，“说真话”者大有人在。且不说现在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老人，退休前基本都是高官；前中组部长张全景先生也抨击官员队伍臃肿庞大为“官多为患”，还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可官体膨胀正是他在任时主张省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省市长兼政协主席以后，大权独揽的一个成果。此现象说明一个问题，权力缠身时利益注定只有“官腔”没有“说真话”；真话只能在摆脱利益因素之后说出来，大概是要找回失落已久的尊严。

在位的官员们必然把“仕途”摆在第一位，上面那位于副局长批评周洋其实也“忙中出错”，他忘了得把党放在“首先感谢”的位置上，国家恐怕得排在第二位。对党负责任的例子可以捎带两会时段国家统计局的表现来描述，它最新发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上一年同比上涨1.5%，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3%，二手住宅价格上涨2.4%。此“统计数据”无疑拿国人当凯子，肆无忌惮地撒谎。姑且用它的另一组数据：2009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增长43.9%，而销售额增长75.5%，高达43995亿元。稍加计算即可得知，价格上涨已达21.96%。一个国家最高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荒诞到如此地步，国家尊严只能成笑料！

国民地位决定国家地位，个人尊严决定国家尊严。年年两会都要展示如此之多的雷人话语、提案，尽显不顾尊严之利益取向。无论怎样自吹自擂“中国特色”，非但禁不住“贻笑大方”四个字，恐怕就连“小方”也会忍俊不禁。（201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