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纪腾讯漫画:当务之急：道德重建，还是制度完善？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秋风的观点不是空穴来风，它针对一个相反的观点，那就是制度决定论。根据后者的说法，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弊端，就必须从体制的改革做起。但在制度决定一切的预设条件之下，道德又何以能够脱颖而出？于是这就陷人了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争论之中。是先有道德，还是先有制度？也许正是为了打开这一死结，秋风选择了先有道德说，希望通过道德启蒙来为制度的建立鸣锣开道。从秋风所举的一个例子开始说起。比如，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面对不合理的监管，若是选择贿赂管制官员的策略，这无疑是成本最小而收益却最大的方案，因而一个理性的企业家必定会这样去做。但从社会层面来说，它却得不偿失，因为官员在获得好处的同时，他会倾向于设立更多不合理的监管措施，从而使得企业的公关成本不断加码，最终的成本当然必定分摊至社会的每个成员身上。

    道德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道德并不是某种神圣的召唤，道德只不过是人们在长期的合作交易过程中自发生成的习俗或行为规范，它着眼于长远的、不确定利益的回报，就此而言，道德的对立面就是急功近利。比如，今天我帮助一个穷人．而我的动机绝非是为了得到直接的回报，这就是一种道德行为。但社会中若是每个成员都有这样的道德自觉，那么也许有朝一日受到帮助的恰恰正是我本人。这就是道德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在秋风看来，企业家正需要从道德这一长远层面来算计一下，若是我选择不贿赂，那么，尽管眼下利益受损，但若是有更多的人依据这一思路来做最终受益的将是企业连同社会，而非官员。

    那么，这条路是否走得通呢？从现实来看，冷酷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此路不通。反观我们周围，一个如此高尚的企业家果真能在今天中国的商场上脱颖而出吗？这无异于是天方夜谭。他若真的选择如此行事，恐怕早就被无情地从商海中淘汰出局了，哪里还能等他做大呢？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当整个流通体制不为良币作担保时，良币的信用就无从谈起。

    再从理论层面来分析。道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回报的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实施道德行为的人从来都不做自觉的算计。首先，这样的理性算计恰恰违背道德的本质；其次，正是经过算计以后，企业家才会做出有利于个体当下利益的决定。就此而言，企业家的行为从来都谈不上道德，因为他的事业性质决定了他只能在现有的格局之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秋风还以英国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崛起为例，说明清教道德的意义所在。相比于天主教徒，清教徒以更为严格的道德戒律约束自己，因而在秋风看来，这是道德规范市场体系的一个绝好例子。就近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兴起的必要条件而言，薛涌提供的观点更为可取（见《南方周末》2007年2月1日．“向历史要回我们的孔子”），亦即，正是英国中世纪的大宪章传统，才得以顺利地发展出近代成熟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这就是说，铁板钉钉的制度要比弹性多多的道德更为可靠。

    就以秋风所举的清教徒为例。当他们中的某些人乘上“五月花号”去北美洲谋生，在踏上新大陆之际，他们最先是从印第安人手中白白拿得土地，理由是反正那是无主土地，后来他们中的少数激进人士对此行为提出抗议，于是，白人逐渐开始从印第安人手中买得土地，但所出价格贱得惊人。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说，市场就是交换，只要是自愿成交，对双方来说就是合理的价格。但这伙白人确实通过垄断的方式，迫使印第安人只能先把土地统一卖给当局，这种成交方式当然背离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事例虽小，但验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合乎人性的制度要比道德更有保证，即便是对于这些具有更高自我道德要求的清教徒而言。

    于是，这一问题呼之欲出：为何道德是如此的不可靠？这恰恰触着了人性的软肋。人是一种会进行算计的理性动物，但是我们的算计大多是着眼于近期的利益或回报，这就是人性中难以避免的短视、急功近利之局限。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以道德作为支撑点。

    这又回到了当初的问题：是道德重要，还是制度重要？鉴于前面的论证，本文给出的回答毫不含糊：尤其在眼下的中国，制度更重要，因为仅在制度的担保之下，道德才可坚挺，才可流通。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自明的道德或良知。因为基本的法律正是从普世道德演化而来，它本身就是内在于人心深处的东西，作为人类中的一员．怎么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呢？

    就大多数人而言，这种随天性而来的道德良知常常是微弱甚至易灭的，难以敌过有意的算计。打个比方，也许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就像是一支小小的燃烧着的蜡烛。一种设计合理的制度就好比是为它提供足够空气的同时又为它添置一扇屏风．保证它的火焰得以持久可靠地燃烧；相反，一种设计不合理的制度就好比让它置身于风雨之中，于奄奄一息之中极易走向熄灭。这就是说，道德必须得有制度的充分保证，才有正常的生存空间。于是，与其提倡道德重建，还不如提倡为道德的正常生长提供足够的外部制度保证。尤为重要的是，就前者而言，这是一个极难操作的命题。伦理学已有足够的论证表明，道德事关个人的修身养性，它仅是个体对自身的一种软性约束，怎么可能通过发起一个公共运动来解决纯属私人层面的事务呢？

    但就后者而言，切实完善制度建设，为道德的正常生长提供良好氛围，这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约束，它针对每一个体都有切实可靠的效果。而有效制止不道德行为出现的根本措施只能有赖于健全完善的制度。

    再以秋风文中提及的个人欲望的无限释放为例，秋风同样把它归之于道德的失控所致，当务之急似乎也只能求助于道德的重建。个人自由从来都与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捆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自由总是与责任相关，而责任显然可以通过制度来加以规范和落实。欲望的释放总受外部条件的制约，若是一个人任意释放其欲望，偷盗乃至抢银行，必有刑法管着他。当然在此更多是指个体某种贪婪、奢侈之欲望的无限释放。若是希望能够通过一场道德重建运动来唤起煤矿老板们或是贪官们的良知，使他们自觉成为守法企业家或是清官，这倒正应了《圣经》的说法：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却是：从源头上来说，良好的制度从何而来？若现成制度对于在权者意味着巨大的既得利益，那么，改革制度的动力从何而来？这是否意味着不得不祈求道德的出场？

    如果固守严格的制度决定论，就会对现状的改革完全持消极态度。究竟应该如何打开这一死结？陈季冰曾在《东方早报》上讨论过此问题，他在承认制度重要性的前提下，尝试着提出制度的改革或许需要某种第一推动力，那就是来自关键决策人物的推动。于是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当人群中哪怕是个别道德感较强的人恰好出现在某个关键决策部门时，他也许会给我们的制度改革带来关键性的第一推动力，正如邓小平对于当初的改革开放所起到的关键性推动作用一样。

其次，良好的制度建设还可通过利益博弈甚至算计的方式得以推进。比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别及其环境污染问题，自然会有某些人是其中的受益者，但是却有更多的受害者，因为日益恶化的环境对谁都是一视同仁，富人可以高价定制“放心绿色食品”，但是他能定制到清洁的空气吗？甚至贫富差别的加剧对于富人来说也更具威胁。针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的明智算计，恐怕更是制度改革的关键性推动力。

 就眼下中国的情形来说．切实推进制度的完善比发起一场道德重建运动更为迫在眉睫。尤其是对于大众普遍道德水准的提高而言，制度保障乃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