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的歇后语:转贴友人旧文：《围城》中所见的高等教育体制及高等教...

围城》中所见的高等教育体制及高等教育理想
作者：孙华娟

钱钟书在上海沦陷时期创作的小说《围城》，以“游学生”方鸿渐归国后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刻画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当得一部新《儒林外史》。而书中最为精彩备出的无疑是有关三闾大学的部分：从赴三闾大学途中的种种琐细，到在三闾大学的种种遭际，处处充满作者对当时高等教育体制的感受和揶揄。较之于方鸿渐之前在银行和报馆做小职员的经历，这段在三闾大学的经历显得格外生动饱满。单就《围城》所擅长的讽刺艺术而言，也以这一部分最为透辟深警，浑融无间。这当然与钱钟书本人的实际经历有关：他在1938年回国后先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当时清华已经迁到昆明，并入西南联大；钱钟书的父亲则在湖南蓝田帮助老友廖茂如创建国立师范学院，因此在次年钱钟书即也往湖南去，被聘为英文系主任，1941年夏因探亲而沦陷在上海孤岛，又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1944年他开始动笔写作《围城》，两年后完成[1]。可见在大学做教书先生原本是作者最为熟悉的生活，而且当他动笔之时，在这一行刚好有五六年时间，既不至于短得不了解这个行业，也不至于长得太过麻木而对种种现象失去敏感，因此恰有《围城》中对三闾大学的描画。尽管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反复澄清其中人物皆为虚构以免索隐派的对号入座，但我们深知，那些人物固然可以用向东家借鼻子、向西家借眼睛的办法再造而成，与现实中的真人不具有一一对应性，却可以更深刻地反映整个群体的面目，而其中所涉及到有关当时高等教育的制度层面也同样具有这种高度的表现性，纵使三闾大学并不就是当时国立湖南师范学院，却无疑是钱钟书曾经受聘的那些个大学的经历——或者还加上他耳闻目睹的别人的经历——在制度上的综合反映。因此，以下不妨从三闾大学的教育理念、教师聘任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略作分析，以观当时内地大学的教育体制，对今天的高等教育也许不无参照意义。
首先从大学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来看。奉命组建国立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是一位“老科学家”，对于大学的管理，他自有一套看法，别人担心三闾大学地偏处湖南内地，请不到名教授，他却认为：
名教授当然很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的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的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2]
一个大学首先需要的就是大师，而在高松年眼里，大学却不过是一个行政机关，因此他并不希望招来有个性的名教授，只希望找一些不敢得罪大学、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普通人物。高松年将教职员并不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只是视为有机体的细胞，完全取消了教职员的个性与独立性。以这样的治理方针，三闾大学当然绝不可能吸引大师，更不可能自己“造就”出大师来，李梅亭、顾尔谦、方鸿渐之流则因之得以荣任教授。以高松年的理论治校，大学中行政权力必定高于教授权力，因为教授们既没有声望与社会地位的凭藉，又没有“教授制校”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群庸庸碌碌、首先为养家糊口计的教职员自然无力抗衡握有他们饭碗的学校行政机构。钱钟书将大学校长区分为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种，理科出身的人当校长往往是仕途的开始，而国家的这种好让科学家官做的用人倾向导致了大学的行政机关化。实际上，以高松年为代表，大约当时的不少大学校长正是将大学作为行政机构看待，而大学校长的职务也正是被他们视为仕途的起点与操练。如果大学不是被视为学术机构，那么，高松年的“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的理论就正是学校仅仅被作为行政单位的体现，行政管理超越甚至压制了学术管理。大学在这样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下，也许是稳妥和具有效率的，却不能保证具有学术自由和学术创造的活力。
再看教师的聘任制度。三闾大学作为初组建的大学，大部分教职员基本都由校长高松年直接聘任。譬如他直接聘自己从前的学生赵辛楣为政治系主任、教授，而方鸿渐、孙柔嘉则都是经由赵辛楣介绍分别被聘为教授（后改为副教授）和助教的，聘为文学系教授的李梅亭则是高松年从前的老同事，历史系副教授顾尔谦是高松年的远亲。文学系主任汪处厚是高松年顶头上司教育部汪次长的伯父。教授、副教授、讲师这些等级在当时并不是职称，而只是职位，教职员被聘为哪一等级的职位除去跟当权者的私人情谊请托以外，在公的一方面重要的是资历，学历和学位则是资历的重要组成，它们甚至部分地承担了职称的功能，即作为对教员任职资格的认定。譬如赵辛楣作为系主任中较高的等级就是因为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刘东方只有国外暑期学校的学历，因此是系主任中最低的等级；而历史系主任韩学愈的待遇最高，则是因为他有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尽管方鸿渐对这子虚乌有的学位心知肚明，却不能说三闾大学聘任教授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这种聘任只是由校长高松年一个人决定，没有相应的专家组织以一定的制度来决定是否聘用、聘用的年限、是否续聘等事务，因此体现出的仍然是行政管理并且是校长负责制下的单一行政管理超越了学术管理的缺陷。在三闾大学基本的院系结构搭建起来以后，各院系的头目可以有权自己再聘任教师，当然，在有私心的头目那里，这又往往成了任人唯亲和彼此利益交换的手段，譬如历史系主任韩学愈跟教育系主任刘东方就因为对方没有聘用自己的家眷和亲属而结怨。之所以有如此蝇营狗苟的勾当，制度层面的漏洞和不完备难辞其咎，即尽管学历学位是聘用的重要标准，却没有一个对学历学位严格检验的程序和方法，以至于韩学愈用买来的文凭成为最高级别的教授，并将自己在刊物上登发的启事也公然写入履历冒充学术论文。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战时种种条件不具备，难以详尽核实个人的学历、论文成果等方面的情况，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如下事实：当时国内高等教育界，尤其是像三闾大学这种二三流的大学，对国外学位存在着盲目崇拜，甚至达到只问文凭、不分真假、不看实际学问的地步。若干年过去，我们的技术条件、通讯条件比抗战时期不知超出几许，但这种现象或者也还并未完全绝迹。
三闾大学乃奉教育部的指令创办，教育部为三闾大学以及当时一切国立大学的行政上级，它的命令三闾大学是必须执行的，这在“导师制”的施行风波上颇可以见出二者的关系。教育部的某位视学先生“是位导师制的专家，去年奉部命到英国去研究导师制的，在牛津和剑桥都住过。”[3]然而这位视学先生以为牛津剑桥的导师制不够完善，因此他又另立条目，要将之加以改良，要求导师不仅要在学业上指导学生，而且同时担当学生的道德导师，要随时随地调查、矫正、向当局汇报学生的思想，具体的途径就是要求导师一日三餐都跟学生一起同桌吃，更为骇人的规定是如果学生毕业以后在社会上犯了罪，导师要连带负责。这样的导师制在各大学的反应当然不会好，但大学校长高松年因为有意在仕途上发展，故而热心奉行。至于这被赵辛楣和方鸿渐比之于明成祖诛方孝孺十族、比纳粹党教育制度还厉害的导师制，其施行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教授们一来对跟学生同桌吃饭的制度讨价还价，二来训导长李梅亭之流又要严男女之防、不让未婚的男老师作女学生的导师，结果以教师一周跟学生同桌吃两餐饭、谈一次话匆匆收尾。三闾大学实行导师制的始末，也可以视为中国社会历来学习西方各种体制的缩影，初衷未始不好——中国古代的师生正是同吃同住、品学兼修的，然而不从教师的道德学问本身着手，仅孜孜于外在形式的标榜，而一旦将其原则高自标置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导师制也就成了无法实行的空壳。这也正体现出教育政策制定容易走向的误区：教育方针政策不是由下而上、先经过周密调查根据实际需要来制定，而是由上而下地下达命令，其实已经造成行政命令对教育的粗暴干涉，加上大学缺乏自律，执行者在奉行中加以私心与歪曲，难保最后不走样。
此外，对于大学里最为直接的关系——师生关系，《围城》中也有最鞭辟入里的表现，方鸿渐对师生关系最切身的体会就是学生对于老师的蔑视：
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他们对李梅亭的厌恶不用说，甚至韩学愈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鸿渐身为先生，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鸿渐这样想。[4]
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并不属于教育体制的一部分，但“教师和学生是高校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的两个主要角色”，“是高等教育活动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而高校师生关系则体现着高等教育过程中人与人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5]。师生关系无疑是评价高校教学活动成败的重要方面。书中借方鸿渐之口揭示的学生鄙视老师的现象，也许不止是三闾大学的专利，而是作者多年在大学做学生、做老师的体会。这种鄙视固然有来自学生特定年龄阶段心态的原因，但以三闾大学的教职员本身在组成上的杂凑乌合、教师之间甚至以学生为工具进行倾轧，必然导致学生的鄙视更加严重。尽管学校中师生间首要的关系是教学的授受关系，但当这种学生对老师的鄙视构成师生间心理关系的主要内容时，教学活动必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学生对学习的厌倦，而教师一旦洞知学生的鄙视，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打击。我们的教育研究中对师生关系的探讨长期以来往往在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上多加留意，反之的情形却鲜有关注，钱钟书则在书中透辟地揭示出了学生对老师的常有的态度，使我们对师生关系的互动补充了新的认识。要想扭转这种局面，不可能从学生着手，而根本之计还在于教职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只有教师在学问与道德方面皆堪为表率，方能使学生餍服于心，教学活动也才能更有效地开展。
三闾大学实际的情形是如此，最后它使赵辛楣彻底失望了，而赵辛楣是《围城》所描写的那一群知识分子中唯一曾经对高等教育有所期望的人。尽管他最初答应到三闾大学去的直接原因是苏文纨的抛弃，最后的仓惶离开则是直接由于跟汪太太的交往触犯了汪处厚和高松年，但是，赵辛楣原本还算是有理想的人，他曾经抱有以教育开发民智的希望：
辛楣道：“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两者都是‘精神动员’，无分彼此。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得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我这次去也是添一个人生经验。”
斜川笑道：“这些大帽子活该留在你的社论里去哄你的读者的。”
辛楣发急道：“我并非大话欺人，我真的相信。”
鸿渐道：“说大话哄人惯了，连自己也哄相信——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
辛楣道：“你不懂这道理。教书也可以干政治，你看现在许多中国大政客，都是教授出身，在欧洲大陆上也一样，譬如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跟法国现在的总理。干政治的人先去教书，一可以把握青年心理；二可以训练自己的干部人才，这跟报纸的制造舆论是一贯的。”[6]
尽管赵辛楣想去办高等教育主要是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出发，认为办教育的目的比办报的影响更为深远，但是较之于那些专为一己之私利和宦途考虑的所谓知识分子，他的目的已经高尚得多了。此外，他对于教育制度的看法也比别人有见识，譬如当方鸿渐嘲笑所谓教育部的“导师制专家”，认为是办教育的人挂幌子唬人，赵辛楣则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制度是值得研究的，好比做官的人未必都知道政府组织的利弊。”[7]但是，赵辛楣是只有理想，没有实权，没有实际的办法，也不能有所作为。到得导师制以乌烟瘴气收场，赵辛楣也泄了气，对自己从前所说的教育为政治活动的开始、教育为训练干部等那一套理论表示后悔，总结道：“现在我知道中国的战时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我学了乖，当然见风使舵，这是我的进步。话是空的，人是活的；不是人照着话做，是话跟着人变。”[8]准备第二学年便辞职——他的理想破灭，就只有独善其身去了。恰好此时发生与汪太太的纠葛，他再也不能在三闾大学立足。赵辛楣的高等教育理想到底以失败告终，从乐观走向悲观。
方鸿渐则一直是个悲观论者，充当着赵辛楣教育理想的解构者的角色。当初，赵辛楣宣扬办教育开发民智、为政治培养人才一套理论的时候，方鸿渐就尖锐地指出：“这不是大教授干政治，这是小政客办教育。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像你们的报纸宣传品、训练干部讲义之类。”[9]方鸿渐虽然懦弱无能，洞察力却不可谓不敏锐，但他连赵辛楣那样有局限性的理想也是没有的，终究只是得过且过，直到被人排挤出三闾大学。
“围城”的含意，或者有种种的解释，但其中高等教育的理想与现实同样是一种围城，赵辛楣、方鸿渐二人都经历了一个在大学之外幻想大学该如何理想、到真正置身其中以后却只有匆匆逃离围城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正是他们的理想破灭的过程。瘦弱的、营养不良的理想到底敌不过龌龊卑琐的现实，但是《围城》终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剖面，告给我们当时一般的高等教育的情形，以及那些较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对高等教育曾经有过的理想。从这种比照中，我们或者也可以更深地探究病根的所在并继续寻求治病的药方。

200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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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2－363页。

[2] 《围城》，第195页。

[3] 《围城》，第221页。

[4] 《围城》，第267页。

[5] 《高等教育学》（修订版），教育部人事司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194页。

[6] 《围城》，第133页。

[7] 《围城》，第221页。

[8] 《围城》，第228页。

[9] 《围城》，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