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四大名助郑容和哪一期:梁启超三拒红颜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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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粱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粱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趟突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恼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
“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手织的一把小扇寄给妻子，让其代为保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得到惠珍的帮助，驰骋世界，但理想与现实的条件，又万万不能……”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珍只好挥泪告别……
粱实秋先生评价梁启超时曾说，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附) 看了一些资料，事情原来如此----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
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小妾”培育9名子女成材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9个孩子。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梁氏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