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雪艳人物分析:中国玉器的历史性贡献——一论“玉器时代”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玉器时代”，多年来国内考古学界、文博学界、历史学界多位学者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大规模的讨论，然而至今尚未达到共识。

“玉器时代”之说，起源于东汉袁康《越绝书》中记载的战国时代风胡子对楚王说的一段话：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这段话明确地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三代的历史发展脉络简明地画成一条直线并清晰地分成几个阶段，即（一）石器时代，代表原始社会、阶级未萌的阶段；（二）玉器时代，代表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亦即《国语·楚语》中所说的帝令重黎二神绝地天通的时代；（三）铜器时代，代表巫政结合进一步发展，产生国家、城市、文明的阶段；（四）铁器时代，代表工商业城市发达、农业技术跃进的时代。

风胡子的这个分期法知之已久，但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及其可信度，直到现在才能看得出来。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将古史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 大致相当于传统古史中的三皇（轩辕、神农、赫胥）、五帝（黄帝）、夏商西周（禹）和东周四个阶段；其二是将这四个阶段历史的进展与政治力量的进展结合起来。这两点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本质简明扼要地提炼出来了。西方考古学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与中国比较起来，中间缺少一个玉器时代。主要原因是玉器的地位在西方国家没有在中国那样重要。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而这种转变在中国社会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征。玉器在中国古代文明史和社会进化史上的重要性也在于此。

近些年来，祖国各地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器，明显地已有了发达的用玉现象，这正是当时中国文明进程中的特性所在。 有许多专家学者根据风胡子“以玉为兵”的思想，提出了中国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还应该有一个“玉器时代”的观点。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风胡子的“以玉为兵”的玉兵时代，是否就是玉器时代，如果是，又怎样理解？笔者借鉴众多专家学者玉器时代的思想，拟通过几篇系列文章，再次提出“玉器时代”的论题。

归纳起来，笔者拟作的有关玉器时代的系列文章，主要有：

1、巫玉神的历史性贡献——一论“玉器时代”

2、玉石分化的根本原因——二论“玉器时代”

3、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的分布（上）——三论“玉器时代”

4、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的分布（下）——四论“玉器时代”

5、玉器时代的文化代表“红山、凌家滩、良渚、龙山、石家河、陶寺、齐家文化”玉器——五论“玉器时代”

6、中华文明的加速器——六论“玉器时代”

7、玉器时代对后世的影响（上）——七论“玉器时代”

8、玉器时代对后世的影响（下）——八论“玉器时代”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玉器时代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客观来讲，本人认为玉器时代尚未进入文明时代。尽管如此，它不仅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确有玉器时代及玉器时代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相反它更能说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特殊性。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许有助于论证古史传说。如果现有的出土玉器能够证明玉器时代的存在，并且和古史传说相互印证，那么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进程又将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传统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认为，一个时代生产力的主要表现形式——生产工具是决定当时社会形态的最重要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讲，石器时代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铁器时代的铁制生产工具，都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而玉器到现在仍未见大量的玉制生产工具的出土， 倒是出土了大量的玉制礼器，这似乎不符合传统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即玉器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因而它不能成为时代的标志，更不能说在人类共有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外，中国还有个特有的玉器时代。因此，有人否定玉器时代的存在。然而，如何认识中国的历史时代划分，正确理解中国特有的玉器时代，笔者认为，首先应从正确理解中国青铜时代谈起。

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作为青铜时代标志的青铜，有着它特殊的历史印记。在中国的青铜时代，此时的青铜并不是主要作为生产工具而存在，而是主要作为礼器而存在的，用于生产工具的只是少量而已，而且还可能是主要用于玉器的制作工具。关于青铜器是礼器的学术研究成果，已不计其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光直先生的论述。

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石、木、骨、蚌仍是生产工具主要的原料。青铜在这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器物。《左传》里有句名言，民做“国之大事”而展开的。用于祭祀的是大量青铜礼器，用于军事的就是各种兵器。这样，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中国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延续是相当明显的。”（1）

“占据这些神圣的青铜礼器，就是为了使帝王的统治佥化。青铜礼器是明确而强有力的象征的：它们象征着财富，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财富，并显示了财富的荣耀；它们象征着盛大的仪式，让其所有者能与祖先沟通；它们象征着对金属资源的控制，这意味着对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和对政治权力的独占。”（2）

中国考古中没有发现大量青铜农具，这是不争的事实。青铜农具即使有出土，也是非常少的。在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流域下游有较多的青铜农具出现。但在殷商、西周时代，青铜农具非常稀罕，甚至没有。在整个青铜时代，相对来说生产工具大多还是石制生产工具，如石制的锄、镰、铲、斧，或骨制工具及贝壳制作成的工具，而且大部分生产工具很可能是木制工具。根据对现有的考古资料从数量上的统计来看，青铜时代的石斧、石锛等石制农具并没有相对地减少。这就是说，生产工具在这一时代较前代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青铜的出现并没有大量运用到生产领域，因而它不是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主要因素。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初期，在生产工具方面有着强烈的连续性， 所以有人把中国古代的文明叫做连续文明，以此同其它若干文明加以区别。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后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与文明产生以前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按理说，青铜时代应该是以青铜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代，但是在中国青铜时代对青铜的使用，不是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方面，而是在宗族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

本来青铜时代的青铜在一般意义上是指生产工具的青铜而言，但在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却是以礼器而存在的。可见，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物阐述中国历史的进程是不够准确的。

同理前推，玉器时代的玉器显然不是生产工具，没有也不能直接作用于生产领域。 但它是礼器。因此，吴汝祚、牟永抗两位先生指出，玉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标志相类同，二者均是以礼器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3）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构成玉器时代的社会标志是什么？吴汝祚、牟永抗两位先生提出了六个特点，即出现了成组的玉礼器，王、巫、神三位一体，出现了文字，城市的出现，出现了以棺椁为葬具的人祭(或人殉)的习俗，冶铜业的产生。(4)特别强调，居首要地位的是成组玉礼器的出现。

笔者认为，成组玉礼器的出现只是玉器时代的表现形式。玉器时代的核心问题在于玉器这种礼器在当时是不是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一种社会形态或方式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才是硬道理。一般说来，社会财富有两种增长方式，即个体资本的积累和社会财富的集中，二者都会使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玉器时代正是这一观点的最初表现形式。为什么这么说那？因为玉器时代是社会财富快速集中进而迅速推动社会前进的最初形式。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后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与文明产生以前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就是说，在玉器时代，各个氏族部落已有剩余劳动的存在，有了剥削。但是，个体财富的增长在生产工具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表现的极为缓慢。单靠氏族部落内部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产品，远远无法满足氏族部落首领对精神和物质的需求。按照人类发展的进程的一般的规律，这将导致氏族部落首领对氏族部落低层次成员进行剥削、压迫，从而引起阶级分化。然而在中国史前时期，特别是玉器时代所处的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首领对内虽有剥削，但并不严重，基本上能够保证氏族部落大部分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加之生产工具没有进步，因而剩余产品自然增长极为缓慢，远远不能满足氏族部落首领日益增长的精神与物质欲望。面对这一问题，氏族部落首领不是从内部，靠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剩余产品来解决，而是从外部，靠对别的氏族部落发动战争来掠夺更多的劳动力，取得相对多的剩余产品，使社会剩余财富总量迅速集中来解决。靠这种方法达到目的往往更快捷。因此，这使得氏族部落的首领失去了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任何兴趣，转而热衷于战争。这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力没有得到根本发展却战争不断的深层次原因。这也是当时生产工具长期得不到改进，甚至石制生产工具一直沿用到文明时代初期的根本原因。因而，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基本都是以战争为主线，从炎帝与蚩尤之战、炎黄之战，到颛顼、帝喾与共工之战，再到尧、舜、禹对共工之战，战火连绵不绝，规模宏大。在战争中，那些被征服和掠夺的部落、方国往往“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5）战争加强了群体的社会凝聚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战争为战胜者中的统治阶层提供了新的财富和奴隶的来源，战争使强权最终得以实现，战争加剧了地区与地区、聚落与聚落间的不平等，使邦国部落之间出现了主从纳贡式的关系。在玉器时代，战争是群落首领获取劳动力，进而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手段，致使生产活动都退居次要地位。总之，战争使社会财富通过强权的方式得以集中，更强力的部落在新的战争中又获得了更有利的地位。战争在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战争是中国文明产生的重要媒介。

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外历史资料表明，史前人类在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门槛之前，都经历了一个巫术极其盛行的时代，大多产生了专职的巫觋人员，他们主要是为社会特权阶层积聚财富，巩固地位服务的。这也可以看成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一种分离。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巫术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它作为后来宗教的主要渊源，对史前人类的意识形态、文化艺术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玉器时代，原始宗教活动骤然兴起，不仅其观念、仪式已初成体系，而且其规模也极度扩大。这时出现了专职的巫师，他们使用专门的祭祀和丧葬等方面的礼器，来主持宗教礼仪活动。 我们可以通过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范围的辽阔，以及刻在良渚文化玉琮王之上头戴羽冠、骑在面戴兽纹傩具小巫身上的大巫的庄严形象，来想象当时的宗教礼仪活动场面的浩大和仪式的隆重。可见，玉制礼器在巫术和原始宗教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

在玉器时代，部落在进行重大活动之前，特别是重大战争前，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巫师作法，以玉事神，上天的旨意传递到巫师身上，再通过巫师的语言或行为，而为人们所接受。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学术界认为巫教或巫术都是一种原始宗教活动，但是就其实质来说是没有单纯的为宗教而宗教的行为方式，都是透过宗教活动达到秘而不宣的某种政治目的或社会需求。所以，可以说宗教往往是手段和方式，甚至是一种方法仪式，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才是事神的目的。巫为达到后者便千方百计地来丰富和提高其手段和方式，其事神的方法和仪式由低到高、有简至繁，使得部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自愿地听命其摆布。在这些仪式活动中巫采用了包括后世所认可的尚处萌芽状态的卜兆、文学、音乐、舞蹈、傩剧、美术等多种工艺、艺术等手段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所以，“巫—玉—神”的整合关系，已不时是某一种单一的宗教活动，而是牵动史前社会诸多社会环节的总枢纽。三者的关系是以巫觋为核心的，巫觋在史前母系氏族社会晚期，随着向父系社会转变而攫取宗教、政治军事等大权，成为统治核心和史前社会金字塔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玉的神物、享物的等内涵是由巫觋赋予并加以弘扬的，使其与巫术互相联系，神也是巫觋创造的超自然力量。巫以玉事神并下达神的旨意，以维系全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这种直线升降的神学旋律和统治经络推动史前社会缓慢地向前发展，这就是“巫—玉—神”三者整合模式所具有的纵横的、立体的关联和巨大冲力。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良渚文化的坛冢都是“巫—玉—神”整合模式的事死如生的物化和载体，也是我们研究“巫—玉—神”整合模式的罕见遗迹和重要物证。“（6）

就是说，玉器时代的玉器已不再是简单的实用性工具了，而是成为维系全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的专用工具了。她象征着持有者特殊的权力和地位，标志着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社会时代的到来。经过社会财富的大量集中，人类大踏步地开始了文明进程，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玉器时代的年代与地理范围

玉器时代的时间划分，在距今5500年至4000年这1500年间，考古学界称其为‘古国时期’，笔者认为这就是玉器时代。基本上起源于红山文化早期，截止于齐家文化晚期。主要的文化形态有：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齐家文化等。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于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在社会形态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的过渡；在文明形态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的过渡；在国家形态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成的过渡；在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尧舜的五帝时代向夏商周时代的过渡。因此，玉器时代大致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7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几乎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岗文化， 关中地区的大地湾和老官台文化，中原地区的裴里岗和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这些新的发现不仅突破了“黄河一元中心论”的传统认识，更丰富了“满天星斗说”的内涵。苏秉琦先生将这些成果归结为“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7）而这些考古学文化大多有着玉器的身影，玉器为其存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证据。

同时，有两点始终贯穿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一是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各有渊源，又自成系统，分布区域和范围明确，文化内涵和面貌也无法相互重合，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独立的文化区系。二是区域性文化呈现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运动痕迹。这些现象在出土玉器的特征上表现得极为显著。

三、玉器时代研究的意义

玉器时代的研究，为历史神话传说提供了最好的印证。

传统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

然而，这一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的考古发现所打破。已有证据证明，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在这些证据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同时，多位学者对此在理论上已作了详细论述。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也各具特征〈8〉。傅斯年继之于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定中华文明来源的两大系统〈9〉。1941年，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古代部族集团」〈10〉。

众多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已经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多个中心，即长江、黄河和辽河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对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特征，陈连开先生曾做过如下概括：“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适应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着历史与文化。旧石器时代已显出来的区域特点的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更发展为不同的区系，各区系中又有不同类型与发展中心。而神话传说中，远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及崇拜的图腾也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考古文化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揭示了远古各部落集团的存在，从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多源特点的科学基础。”〈11〉出土玉器的多元化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最有利的证据。

考古与神话传说的「相互印证」，就是为了改变「考古自考古，神话自神话」的两分局面。中国没有发达的神话。但现有的出土玉器已经完全能印证这些神话传说。看看吧，红山文化玉器与黄帝的联系，凌家滩文化玉器与伏羲画八卦的想象，良渚文化玉器与的印证，石家河文化玉器与三苗的关联等等无一不说明玉器时代神话与考古的相互印证。

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这在玉器时代玉器的分布上表现得已经非常充分了。

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凌家滩文化玉器受红山文化玉器影响，反过来它又影响良渚文化玉器，江苏北阴阳营的玉器明显受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甚至商代的玉龙都明显的受红山文化玉龙风格的影响。中国玉文化的连绵不断与相互影响，是支撑中华文化文化的重要基石。玉器时代为我们研究和印证神话传说提供了最佳佐证。

四、玉器时代的历史意义

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在物质、精神和社会结构方面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形成是两个互相联系，相互区别的概念。文明的起源是指原始氏族制度破坏过程中，文明因素的逐渐产生。当这种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的质与量时，社会就在氏族公社基础上进步到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文明的形成

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形成，实际上是社会形态的一种运动和推移，而在这种运动和推移中，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玉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着文明形成助推器的作用，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特有发展过程提供了深入的思路。

玉器，表面看来是艺术品，但一切艺术品的存在和发展都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而被烙上时代的特征，玉器时代的玉器则被加上了政治权力的附加值，而被统治阶级独占。独占它，就拥有了升天入地与神交通的本事，就能获得政治权力，不但能安抚本族民众，还能打败其它宗族或吸引更多其他宗族前来归顺，这样既可以拥有更多的劳动力，又更可以加快财富的积聚和集中，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巫师用玉器当作沟通天地、祭天敬祖的法器和礼器，是因为制作它们非常困难，不仅原料奇缺，制作工艺也极为复杂。从原料产地、加工地点到使用地点路途遥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采掘，运输和加工，整个过程甚至需要派出军队加以保护，在管理上更是需要合理的安排和调度。这种大量使用人力物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统治阶级才使用得起。同时，它们又是战争中抢夺的对象，因为战争是获取这种祭祀重器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玉器最初是以装饰品的形式出现的，而后大型的象征性工具和兵器以及具有宗教性质的礼器，取代了小型的装饰类玉器。玉制工具、兵器和礼器的出现，标志着等级观念和宗教信仰观念渗入到了玉器的使用之中，进而使其成为了等级权力和祭祀工具的象征物。从出土玉器大多数无使用痕迹以及在墓葬中置于显要位置来看，这些玉器不仅完全脱离了实用领域，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象征地位。 可以说，生产工具的玉制化，标志着当时的社会已出现了特权阶层。兵器的玉制化， 标志着军事权力极度膨胀。而玉制礼器的出现，则标志着巫觋力量的崛起。标志着玉器时代的到来。

玉器时代正是部落之间的掠夺和战争，部落内部的剥削和侵占加速了私有财产的积累和集中的时代。这一时代贫富进一步分化，极大地刺激了军事民主制的发展，并且出现了获得王权的军事首领这一特权人物。玉制的工具和兵器就是他们世俗权力的象征物。通过这一时代出土玉器的分析，说明当时私有制已经产生，一些特权人物“已相对显贵化，不仅拥有集中财富的权力，也有支配与奴役共同体成员的权力”，（12）他们不仅生前可以占有别人的劳动，拥有私人财富，而且死后还可以享受生前的殊荣。

总之，玉器时代的部落首领正是依靠玉器这一特殊而又强有力的工具，以团结的方式统治部落内部，以战争的方式掠夺部落外部。这时的玉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精神形态的外观，而是中国文明进程中特有的物质文化形态。新石器时代的部落首领，正是利用这一特有的物质文化工具，进行了社会财富的集中，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敲开了文明的大门，将中华儿女带进了文明的殿堂。因此，我们说，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