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话剧行程:中苏新条约签订内幕：毛泽东大发雷霆斯大林失眠

　　1949年12月22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已经好几天了，斯大林和毛泽东还没有就实质性问题认真地交换意见。毛泽东有些着急，斯大林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其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12月24日，毛泽东和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然而就在这一刻，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柯瓦廖夫在向斯大林递交毛泽东谈话记录的同时，还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柯瓦廖夫以他个人的狭隘偏见和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对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生活作了极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共中央和中苏关系进行了别有用心的挑拨离间： 
 
　　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会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是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还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的毫无根据的批评，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团结；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所占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 
 
　　柯瓦廖夫声称，这份报告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来的。而柯瓦廖夫只不过是一位铁路专家、技术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派他到中国指导满洲铁路的重建工作，同时兼任苏联驻满洲中东铁路的全权代表。1949年春季，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到中国境内的西柏坡同毛泽东会晤离开后，柯瓦廖夫便成了当时苏联派驻在中国工作的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西郊香山，4月间，柯瓦廖夫着苏联领事齐赫文到香山，要求拜会毛泽东。几天以后，毛泽东同意接见他们。当时，毛泽东一家人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柯瓦廖夫和齐赫文二人，就是在双清别墅见到了正在为筹建新中国而日夜紧张工作的毛泽东。 
 
　　就在那天傍晚，毛泽东面对两位苏联客人侃侃而谈：“不用多久，你们就可以看到解放军渡江南下，下一步就是解放江南。只要没有意外的变化，我们有取得全面胜利的把握！有人担心我们这样做可能导致美军的直接参战，至今为止，尚看不出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允许他们的军舰靠岸，结果怎么样？他们乖乖地溜走了……在其他港口也是如此，如烟台、威海等地，我们的军队没有遇到过美国的军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美军真正要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没有看出他们有阻挡我军前进的任何征兆或是实质性的试探。因此，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可以断言，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尽量让苏联客人听得明白、听得详细，但柯瓦廖夫总是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要求解释。为此，中共中央的几位最高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曾先后多次同这位苏联代表见面，极其热情地同他谈话，帮助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重大政策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并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临行前，毛泽东和刘少奇还特意在中南海约见了柯瓦廖夫，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强调指出：尽管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的革命也要分阶段进行，但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国革命是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人民民主阶段的各项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当时，负责翻译工作的是师哲。当着刘少奇和师哲的面，毛泽东关切地对柯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回国，虽说辛苦些，但可以同家人团聚，这也是一次好机会。” 
 
　　对此，柯瓦廖夫多次向毛泽东表示“感谢”。 
 
　　这次，柯瓦廖夫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谁也想不到他会向斯大林提交一份无中生有书面报告。斯大林看了报告，致使两位伟人的既定会谈笼罩上了一层沉沉的阴影……
 
　　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来苏签订新协议 
 
　　12月24日深夜，毛泽东带了王稼祥、陈伯达和师哲分乘两辆汽车，按时来到了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另一处别墅。步入宽敞而明亮的大厅，毛泽东见斯大林已经等候在那里了，陪同斯大林的苏方人员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 
 
　　毛泽东快步上前，先是极其热情地同斯大林握手，随后又同莫洛托夫等人一一握手。 
 
　　会谈开始后，斯大林说：“俄国有句谚语，叫做‘只要众人齐心协力，再大的萝卜也能从土里拔出来’，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相信也会有许多类似的谚语……” 
 
　　毛泽东附和道：“是的，中国也有这样的谚语，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还有类似的成语，叫做‘愚公移山’、‘众志成城’……” 
 
　　师哲和费德林担任两国间的翻译。师哲很容易地翻译了斯大林的话，费德林却对毛泽东说的“愚公移山”和“众志成城”这两句成语很为难…… 
 
　　师哲十分理解费德林的难处，即刻用俄语将“愚公移山”翻译为“即便是再愚蠢的老年人，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动员和团结了他周围的群众，是能够移走阻挡他们前进的任何山脉的”，并将“众志成城”翻译为“只要万众一心，其力量可以筑起一座城墙”。 
 
　　听了师哲的翻译，斯大林称赞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 
 
　　毛泽东回应：“苏联人民同样伟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再次提出中苏两国之间应该签署一个新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建议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进行两国政府间磋商和会谈。斯大林虽然表示赞成苏中两国应该重新签署某些必要的协议和协定，但却具体建议：“如果需要签署一个新的协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先生签字。” 
 
　　毛泽东则说：“您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 
 
　　斯大林却说：“怎么对不上？毛先生也是国家主席嘛！” 
 
　　毛泽东坚持说：“如果签订文件，我需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斯大林不再表态，而是站起身来，表情轻松地邀请毛泽东同他一起走到长条桌的末端，站在那里请毛泽东再喝一点儿酒、品尝一下苏联的菜肴。这时候，在座的其他人也放松了心情，相互之间开始谈论一些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问题…… 
 
　　斯大林仍然不愿意另签新约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走去小餐桌时，就会有一名女招待端着热菜快步走近他们，首先请斯大林和毛泽东看一看，然后将菜稳稳放在餐桌上。每次，斯大林都要请毛泽东先喝一点儿葡萄酒、再尝一尝女招待新端来的热菜。盛情难却，毛泽东总会喝一点酒、吃一点儿菜…… 
 
　　斯大林喝酒只喝他自己的。依旧是那种由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勾兑的酒，他只喝这种酒。 
 
　　毛泽东则不然。尽管斯大林每次劝他喝的都是葡萄酒，他也只是喝那么一点点，但他还要当着斯大林的面喝一点儿伏特加白酒，以示诚意。 
 
　　交谈中，毛泽东有意强调：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使西方帝国主义者坐立不安。他们会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各种渠道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妄图破坏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对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粉碎帝国主义者的破坏阴谋。 
 
　　谈话间，斯大林重新坐回到座位上，将一份文件递给了毛泽东：“看看吧———你们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毛泽东接过文件看也没看，而是顺手递给了坐在自己身边的师哲。师哲看了一眼，见第一页上用俄文字母清晰地写着“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正是柯瓦廖夫呈递给斯大林的那份秘密报告！ 
 
　　这时候，毛泽东依然在同斯大林谈论他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斯大林表示赞赏…… 
 
　　最终，斯大林提出了苏联方面想“继续帮助”中国“管理东北”的问题。他坚持维护《雅尔塔协定》中所规定的各项条款，意在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管理中长铁路；同时，斯大林还坚持“租用”中国的旅顺港和大连港，并继续在这两地派驻军队。 
 
　　毛泽东的思绪急剧地思考着，他本来红润的脸色愈加显得发红，他站起身来，语气缓和而态度坚定地说：“我们对中国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有能力进行管理……” 
 
　　见到毛泽东这副样子，斯大林也放缓了语气说：“我担心你们没有多少管理经验……” 
 
　　毛泽东立刻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既然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就有能力统一管理全中国，“旅顺、大连、长春铁路，我们都能进行管理，而且我们相信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可以管理得很好！” 
 
　　当师哲翻译了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后，斯大林立刻表现出想要动怒的样子。但当他见到毛泽东那一副凛然不可欺的神态时，像是强压下了胸中的怒火，岔开话题而言其他…… 
 
　　接下来，会谈内容涉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有关问题。毛泽东几次想把话题引到两国间应该如何重新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来，可斯大林只字不提，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提出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的必要性。斯大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手上的大烟斗，然后才找借口推辞说：“政府主席现在已经来了，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 
 
　　毛泽东立刻来了火气。明明答应过了的事，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他抑制不住自己的火气，直言面对斯大林：“既然是两国政府间的事，我作为党的主席，似不宜过多表态！” 
 
　　斯大林察觉到毛泽东发火了，也知道毛泽东的个性，便继续找借口说：“这件事，我们政治局反复研究过了，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 
 
　　毛泽东心里清楚———斯大林仍然不愿意另签新约…… 
 
　　“我要动一动他的小拇指！” 
 
　　回到克里姆林宫以后，斯大林怀疑毛泽东会变成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个“铁托”。斯大林把他的这些疑虑对米高扬讲了，米高扬不明确表态。斯大林先是气势汹汹地对莫洛托夫说：“难怪柯瓦廖夫的报告说毛泽东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他的政府是一个杂牌军！” 
 
　　莫洛托夫劝慰说：“我并不赞同柯瓦廖夫同志的那份报告，相反，我认为柯瓦廖夫的那份报告是别有用心……” 
 
　　斯大林转而问米高扬：“毛泽东让一些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会不会执行亲英、亲美政策？” 
 
　　米高扬说：“我看不会。”又说，“尊敬的约瑟夫.斯大林同志，我们截获了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他指示他的国家在同我们进行双边贸易的同时，可以同英国人、美国人做生意……” 

　　斯大林再问米高扬：“我们对毛泽东怎么办？” 
 
　　米高扬提醒说：“斯大林同志，毛泽东是中国的湖南人，而且是一个喜欢吃辣椒的人……” 
 
　　斯大林不解地问：“什么意思？” 
 
　　“从一些资料上看，中国的湖南人大都喜欢铤而走险，而且不怕辣……”米高扬继续说，“我认真看了中国发展的近代史，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曾国藩、左宗棠、杨度、谭嗣同都是湖南人，而且都很有个性；近代比较出名的人物还有黄兴、蔡锷、陈天华，都是一些胆大妄为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人中间，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刘少奇、彭德怀，他们也都是湖南人……” 
 
　　斯大林愤愤地说：“这个可恶的中国湖南佬！”继而又表示，“我要动一动他的小拇指！” 
 
　　莫洛托夫谨慎地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团结的。”并补充说，“我听说，朱德曾经比喻中共的五大书记好比是一个人的5个手指头，攥在一起……” 
 
　　这时，米高扬问：“斯大林同志，您为什么将柯瓦廖夫同志的那份报告给了毛泽东？” 
 
　　斯大林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示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同时也是为了表示他本人对毛泽东的诚意，并说他不能“因为一个萝卜而毁了一顷地”…… 
 
　　同毛泽东的这次会晤后，斯大林失眠了……
 
　　毛泽东大发雷霆 吓退柯瓦廖夫 
 
　　斯大林不再向他身边的人提及去孔策沃别墅看望毛泽东的事。苏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谁也不敢“擅自”行动，只是不断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很明显，斯大林采取了拖延“战术”，同时也是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毛泽东此次来莫斯科见斯大林的主要目的。但实际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就在他同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之后，他和陪同他一起来莫斯科的人在孔策沃别墅被“冷落”了。毛泽东大为不满。12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拟写了一份电报稿，详谈了昨天同斯大林再次举行会谈的情况。 
 
　　当日，师哲翻译出了斯大林递给毛泽东的那份秘密报告，送给毛泽东说：“这是一份暗地里告我们状的小报告，是背后活动。” 
 
　　毛泽东拿在手上看了看，笑道：“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对我们还是信任的，态度是诚恳的，是真正愿意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的———他不相信小报告么！” 
 
　　这期间，毛泽东只外出过一次，参观了坐落在莫斯科市区内的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其他的时间，毛泽东在孔策沃别墅内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后来，毛泽东索性闭门不出了，心情明显地烦躁起来…… 
 
　　毛泽东的情绪变化很快被孔策沃别墅的管理人员报告给了苏共中央和苏联外交部，苏方感到总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便指派费德林和柯瓦廖夫到别墅来看望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在客厅里，费德林和柯瓦廖夫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如何？还有哪些需要办的具体事情？ 
 
　　毛泽东正在气头上，见到柯瓦廖夫更是怒火冲天：“你们把我叫来莫斯科，什么事也不干，做什么？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柯瓦廖夫紧张得不得了，低着头、笔直地站在毛泽东的面前，一动不动，只是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喃喃地说：“斯大林同志派我们来看望您，看您有什么事情要办……” 
 
　　毛泽东依然怒气不减：“我有什么事？我一天就是3件事——吃饭、拉屎、睡觉！” 
 
　　费德林继续询问毛泽东：“您有什么具体事情需要办？我们负责转告……” 
 
　　毛泽东毫不客气打断了费德林：“难道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只是给斯大林祝寿吗？” 
 
　　费德林感到再继续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便示意柯瓦廖夫赶紧离开……
 
　　嘲讽苏联是“变色龙” 
 
　　师哲一边劝慰毛泽东别生气，一边说：“主席早就该狠狠地斥责他们一顿！” 
 
　　毛泽东余怒未消地说：“我就是要他去汇报哩！”并挑明了说，“对这种人，就得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只有这样，他才会向斯大林去反映情况、去汇报！” 
 
　　师哲却说：“柯瓦廖夫不会去见斯大林的……”并推测说，“他不会向斯大林反映他所受到的训斥，也不敢去说。如果他说了，一定会受到斯大林的更严厉的训斥，甚至会受处分！” 
 
　　毛泽东开始在房间里踱步。这时候的天色已经很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纷纷进房间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突如其来地向所有围拢在他身边的人发脾气说：“我说最好先不要同斯大林谈具体问题，你们却一个劲儿地劝我。这下可好，我同意了，斯大林也谈了，却什么也没有谈成！只要一触及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就不高兴，现在连面也不露了！”并说，“现在没人理我们了，就连美国、英国的报纸也在看我们的笑话，你们说该怎么办？” 
 
　　毛泽东见谁都不说话，脾气更大了：“你们都哑巴了？啊？谁不说话，立刻回去！不要待在这里了！” 
 
　　王稼祥见毛泽东发脾气，只得岔开话题说：“主席这几天考虑问题太多，休息不够……” 
 
　　叶子龙也说：“今天大使馆转来一份电报，报告说国民党军第15兵团的司令官罗广元和第20兵团的司令官……” 
 
　　毛泽东接了叶子龙的话音说：“哦，是陈克非！” 
 
　　王稼祥笑了说：“还是主席的记性好啊！”并继续说，“是陈克非，两个人率领着3个军，在四川的彭县起义了！” 
 
　　叶子龙说：“这是好消息呀！” 
 
　　毛泽东像是消了些火气，对叶子龙说：“你还站在这里做么事？去通知他们开饭！” 
 
　　回到套房休息，毛泽东依然气愤难平，一个劲儿地吸烟。房间里烟雾缭绕、烟味十足…… 
 
　　王稼祥走了进来，被烟味呛得咳嗽了两声，立刻去打开了一扇玻璃窗。毛泽东冲着天花板大声嚷嚷：“盼了几十年了，从中国革命到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来了，不远万里，为什么？为什么呀？”又说，“老大哥的架子可以摆一些，但时间也要抓紧一些呀！既然是兄弟国家、兄弟党，总应该像个老大哥的样子么！我要去找马克思、去找列宁评评这个理！” 
 
　　王稼祥急忙劝慰说：“主席，当心房子里有窃听器……” 
 
　　毛泽东依旧大声说：“怕么事？老子就是不信邪！让想听的人听去好了。难道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装在套子里的人》，俄国著名小说家契诃夫的一部短篇小说）？还是‘变色龙’（《变色龙》，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再说一遍，时间是宝贵的！” 
 
　　王稼祥担心毛泽东气大伤身，再三劝慰：“主席，生气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不等王稼祥把话说完，毛泽东依旧大声说：“通知代表团的人，回国！” 
 
　　点明要与苏方谈判的实际问题 
 
　　正在这时，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人再次走进了毛泽东的房间。几个人见毛泽东还在发火，便你一言、我一语地一起劝慰毛泽东。 
 
　　王稼祥向大家摆摆手，示意其他人都出去，房间内只留下他、陈伯达和师哲。王稼祥对师哲说：“你和费德林沟通一下，就说苏方答应过的事情，应该遵守诺言，抓紧时间安排……” 

　　依旧站在窗口的毛泽东转回身来说：“师哲，不准你去！”随即又大声说，“我们来了，一腔热血，满腔热忱，难道莫斯科只有雪、只有冰吗？” 
 
　　王稼祥劝慰毛泽东：“主席不是说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吗？我想斯大林同志是会认真考虑主席的意见的。” 
 
　　毛泽东叹口气说：“几十年了，我们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建国了，可也只是个烂摊子，一穷二白，百废待举，需要得到真诚的支持和帮助，我心里急呀！难道你们不急吗？国内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们在这里却没得事情干，还要看人家的脸色，真是岂有此理！” 
 
　　王稼祥问：“主席有什么具体打算吗？” 
 
　　毛泽东吸了烟说：“我们来见斯大林，总该搞个像样的东西出来么！”又说，“过去同国民党打交道，对于蒋介石我们可以缓，甚至可以让步、搞统一战线，因为那是国内问题。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斯大林，是兄弟的国家、兄弟的党，是国际问题，不是什么小问题呀！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在国际交往中，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能让，要寸权必争！寸土必得！” 
 
　　王稼祥似乎明白了毛泽东话中的含意，问：“主席还是担心东北问题吧？” 
 
　　毛泽东点了一下头：“许多实际问题都需要谈呢！尤其是旅顺、大连、长春铁路，这次我们一定要争回来！包括东三省的一切主权，还有没确定下来的边界问题……”并说，“所有这些问题，只能是周恩来去同他们谈。我作为党的主席，怎么去同斯大林谈这些具体问题呢？斯大林既是苏联党的第一书记，又是部长会议主席，对我们总该有个明确的表示么！” 
 
　　王稼祥说：“主席既然有了明确指示，代表团的人都会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努力的！” 
 
　　毛泽东笑了笑，“斯大林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有时候耳根子也会发软，误听谗言，上人家的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曾多次上过国民党的当，先是上蒋介石的当，吃了大亏；后来又上了王明的当，吃了大亏；再后来又上蒋介石的当，再吃大亏！看起来，阶级分析不能忘啊！”

 　　斯大林转变态度，中苏新条约顺利签订 
 
　　在柯瓦廖夫和费德林走后的连续3天中，苏联方面没有一个人到贵宾别墅来看望毛泽东。中国党政代表团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斯大林的特别指派或允许，他们谁敢来呢？ 
 
　　3天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亦是心绪不宁。尽管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最终不会投向英国和美国，但对毛泽东依旧疑虑重重；只是，他已经有了以强硬态度对付铁托的教训。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解放军已经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800万军队已经灰飞烟灭，毛泽东已经领导着彻底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站立在了世界的东方，他不能对毛泽东“动一动小拇指”。 
 
　　他几次找了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贝利亚等人商议如何对付毛泽东的事。贝利亚向斯大林汇报克格勃人员窃听到的毛泽东的言论，斯大林问：“他都说了些什么？” 
 
　　贝利亚迟疑着说：“毛泽东说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不会让步……还指责我们的人像‘装在套子里的人’和‘变色龙’……” 
 
　　斯大林松弛的面部肌肉有些颤抖，他大口吸着拿在他手上的烟斗，用略微沙哑的声音对贝利亚等人说：“这个专爱吃辣椒的中国湖南佬！难道他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 
 
　　贝利亚说：“我看不像……” 
 
　　斯大林说：“不管他想什么，先都不要去理他！” 
 
　　莫洛托夫提醒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同毛泽东闹僵了，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将坐收渔利……” 
 
　　莫洛托夫继续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国际舆论……” 
 
　　斯大林说：“可以让他和他的人去参观莫斯科博物馆，也可以让他去列宁格勒……” 
 
　　米高扬提议：“可以让毛泽东多看一些我们拍摄的电影片。” 

　　斯大林表示：“送100部给他看！”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被“冷遇”，很快被西方媒体风闻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们对新中国的成立本来就怀着十分恐惧和仇恨的心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握手、会见，更使他们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眼下一段时间，苏联报纸和中国报纸对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报道较少，对此，他们充分加以利用，开始了大量的造谣惑众和挑拨离间。先是英国的路透社放风说： 
 
　　毛泽东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这样的一条“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西方各国谣言四起，什么“毛泽东被迫将中国的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斯大林”、“斯大林对毛泽东软硬兼施”、“毛泽东在莫斯科进退维谷”…… 
 
　　恰在这时，缅甸政府和印度政府都表示了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连英国政府也表示出想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斯大林不安起来。他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发表谈话，有意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毛泽东是不是需要到外地去走一走、看一看？” 
 
　　苏联报纸很快公开发表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关心的话。毛泽东理解斯大林之所以这样讲话的真实用意，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发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明确地对王稼祥说“我愿意到列宁格勒去看看”，并说“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周恩来能够尽快到莫斯科来”…… 
 
　　这时候，师哲已经从苏联人那里取来了几十部苏联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包括《彼得大帝》、《拿破仑》、《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夏伯阳》、《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王稼祥到克里姆林宫去见斯大林，将毛泽东的意图及时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对此依然表现出惊讶的神色，并故意问王稼祥：“为什么要周恩来到莫斯科？他来干什么？” 
 
　　王稼祥只得将斯大林的疑惑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又是一肚子气，认为斯大林对自己不够诚恳。 
 
　　这时的斯大林依然不了解毛泽东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的真实意图，便再次指派莫洛托夫、米高扬和葛罗米柯等人去询问王稼祥，并对来克里姆林宫的师哲说：“你们的毛主席这些天都在做什么？对我们还有哪些具体要求？” 
 
　　师哲说：“毛泽东同志看了许多你们拍摄的人物传记片。” 
 
　　斯大林很高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通过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和葛罗米柯等人的几次接触，王稼祥了解了斯大林的心情，在克里姆林宫，王稼祥安慰了斯大林几句，并赶回孔策沃别墅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 
 
　　面对王稼祥，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说：“我说过的，我们总应该先搞一个政治文件。” 
 
　　王稼祥心里有了底数。他作为新中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了毛泽东的意图…… 
 
　　苏联方面的反应很快，在王稼祥提出问题的第二天即作出答复，同意同中国代表团签署一个政治性的文件；同时，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建议，在一个不被外界知道的情况下约请毛泽东再次举行会谈。得到苏联方面的明确答复以后，毛泽东表示赞同。 
 
　　至此，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某些“不理解”消除了。为了进一步表示诚意，也是为了密切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消除疑虑，加强团结，斯大林改变了他原有的想法，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在莫斯科尽早见到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 
 
　　毛泽东很高兴，同时也为斯大林的态度转变而有所激动。是啊！斯大林在世界上号称“铁腕人物”，性格固执而倔强，自从他掌握了苏共中央的绝对领导大权以来，还没有谁能够改变过他的意志。而今他破天荒地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想法，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呀！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维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斯大林共同举杯，一起庆祝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