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相李布衣 电视剧:罗宗贤、董小吾、魏风《数九寒天下大雪》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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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罗宗贤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坚持学习民间音乐,特别重视亲自采集第一手的民间音乐资料,吸取其精华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作品质朴、明朗、开阔,特别是他的后期作品具有真挚的情感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其歌曲作品已辑成《罗宗贤歌曲选》、《罗宗贤音乐作品选集》。
董小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首任团长,著名歌剧《刘胡兰》创作者、导演,著名歌星苏小明的父亲,现为宁夏文化厅顾问,长住银川。
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董小吾才被调至宁夏文化厅担任领导工作,他的艺术生命在沉寂了十多年后获得新生。他为宁夏执导的剧目《西安事变》、《救救她》、《血花》等都大获成功。1983年,在他主持下创排的大型回族歌舞剧《曼苏儿》更成为宁夏历史上第一台进京获奖剧目,并成为当时汇演惟一留在北京公演招待外宾的剧目。1989年后,已经离休的董小吾不顾年事已高,依然忙碌在宁夏的文艺舞台上,年过古稀还随宁夏话剧团大篷车到全国农村巡回演出。
如今已过米寿的董老5个女儿一个在北京,4个在国外,但他依然留在宁夏,这给了我结识董老的机会。当我问及他有没有离开银川的打算,老人的回答很朴实:“我在这边住惯了……”
老人年事虽高,目光却从没离开过中国艺坛。与董老的几次聊天让我倍感受益匪浅,不是晚辈聆听长辈的教诲,那是一位老人与孙女间的促膝而谈,是朋友间敞开心扉的交流。
雪:您一天正规的音乐学校也没上过,却干了一辈子的文艺工作。
董:是的。解放前我年轻,创作欲特别强,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是我的创作高峰。那个时期,我创作和参与创作的作品很多,被广为传唱的有《刘胡兰》里的《数九寒天下大雪》、《百团大战》里的《阳方口小调》,还有《变工小调》、《民兵结合》、《姐妹们来呀》、《新旧光景》等歌。我那时创作速度很快,大家以为我是学音乐的,其实不是。我作曲完全是兴致所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但是我作的曲子就是好听,歌词也很通俗上口,群众传唱,专业剧团也唱。我那时是全五行,不光写歌,还排戏,我还说过相声,真是什么都干。贺老总就夸我:“这个小鬼能演、能导、能写,自己还能唱,嘴巴子还能讲。”我跟他无亲无故,只是他的部下,但他就是偏爱我。
雪:您姓董,您女儿姓苏,这是怎么回事?
董:苏小明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妈妈叫苏明,她是随她妈妈了。
雪:上世纪80年代初,苏小明用柔美的声音诠释了《军港之夜》,一举成名。《军港之夜》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首没有浓重政治色彩、没有“火药味”的歌,人们喜欢她那种美声中带着点自然的本色的声线,洋腔洋调和土腔土嗓在这种温柔甜美的歌声中渐渐退出了主流。
董:1980年在首都体育馆,北京晚报等几个新闻媒体搞了一个晚会,邀请了一批国内刚刚涌现的通俗歌手演唱,因为有小明的演出,所以我也去听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她演唱。她特别受欢迎,连续唱了好几首。我心疼我的女儿,就说:“行了,有多好嘛,还要叫她唱。”旁边有个老太太不高兴了,冲我说:“唉,你这个同志,你要听什么,我最爱听她唱歌了!”咱们宁夏的一个演员赶紧帮我说话:“这是她爸爸!”那位老太太笑了,说:“哎呀,你这个女儿唱得好,我最爱听!”
雪:老人家都喜欢。
董:可不是。我当时就感觉到观众喜欢这种刚刚出现的通俗音乐,特别是这些歌手的演唱方法,发声的方法。我赞成这种音乐的发展,这是时代的需要。过去我们那种洋嗓子也好,土嗓子也好,总是跟观众有些距离,小明他们这批歌手的演唱像是在跟观众对话,他们把演员和观众的距离拉近了,给人一种亲切感。当然,文艺界也有一部分人反对得很厉害,有人就说:这是什么《军港之夜》?是《香港之夜》!我在1980年在沈阳召开的一个“全国轻音乐座谈会”上反驳了这种看法,但我同时强调,轻音乐——当时还不叫通俗音乐——必须健康。
雪:“通俗音乐”的说法应该是在80年代末才传开的吧?
董:对,当时还叫轻音乐。那个会上还有人反对我,说轻音乐就轻音乐,就是要放开,干嘛还要加个条件——健康。主持会议的部分同志赞成我的意见,把我的发言登在了《辽宁日报》上。虽然我对通俗音乐抱支持的态度,但后来的发展我也有些反感,那就是不讲音乐美,不讲艺术美了,有点儿走偏路。
雪: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从政治一统天下,到商业一统天下,中国流行音乐在表达形式丰富的背后,却面临内容枯竭的问题,空洞的主旋律外是千篇一律的爱情,作为老一辈艺术家,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董:我对此确有看法。首先要肯定通俗音乐是好的,应当支持她,因为她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个新生事物。但通俗音乐在中国发展的这20年,一是内容上不讲生活;二是把通俗歌曲庸俗化了。观众也是需要诱导的,特别是小青年,要用好的文艺作品提高他们的欣赏品味。我感觉小明他们那一时期的音乐要比现在的健康。
雪:那一时期的作品还比较有生命力。
董:对,因为那些老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比现在有的新歌要好要高。我认为任何艺术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属性——美。没有美感的东西无论如何不会被观众接受。
雪:最起码她的生命力不会长久。
董:就像糖果要有一定的含糖量,苦的人不愿吃,那是药。现在很多通俗歌曲不讲美——内容的美、形式的美、声音的美。
雪:现在追求的是标新立异、另类!
董:是这样的。小明的演唱还有一个好处——不是因为她是我女儿,我就偏爱她——她演唱的作风很好,台风也很朴素。在台上虽然没有那么多花哨的表演,却也同样受欢迎,他们那一批人都是这样的。
现在通俗歌曲的发展太商业化了。说老实话,现在从歌词到曲子到演唱,都在走下坡路。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老歌、喜欢老艺术家的表演。今年是“5·23”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六十周年,我觉得宣传力度太小,尤其是流行音乐这个圈子里,宣传力度不够。真正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回事,他们没有经历过,也不能理解、不能体会,这是个问题,但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
雪:作为名人,您和女儿各自影响了一代人,您的作品在当时昂扬了军民士气,而小明的歌则为中国改革开放送来一缕清新的海风,当时很多人就是听了她的歌去参加海军的。
董:我给你讲个故事,我在北京的时候,女儿们还小,她们要看戏、看电影跟我要钱买票,当时我在总政歌舞团当团长,艺术界的人都比较熟。她们看完戏后,把买票的钱又交了回来。我问为什么,孩子们说:剧院的人问我们是谁家的孩子,我们说“董小吾”。他们就说,“董团长的孩子呀,进进,不要票。”剧院的人给她们安排好座位,还买来冰棍。因此孩子们得出个经验:爸爸的名字就是票。那会儿她们是“董小吾的孩子”,现在我是“苏小明的爸爸”。(开心地笑……)
雪:您没有一点点的失落?
董:我们父女是各领风骚几十年,时代不一样了。
80年代以后,特别是苏小明她们这一批人确实开创了歌唱音乐的新领域。我们那一代人,包括我本人,经过抗日战争初期的宣传,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创作出了以《白毛女》、《刘胡兰》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作品。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但我起到了我的作用。那也是时代的产物,因为我们当时不可能离开生活,当时你要是唱那些“我爱你,你爱我”的歌,群众都把你骂死了,而且那时人的思想非常单纯,就是“团结,斗争,争取胜利,减少牺牲”。我们是在那个时代的感召下创作出了这些作品。如果说我对中国革命还有点贡献的话,就是在这一时期。
那时我不仅参加《刘胡兰》的创作,还是这个戏的首导。我的导演思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从小就喜欢戏曲,再加上我又搞过话剧,二者糅合到一起,就是我的导演风格。实际上当时我也没看过西洋歌剧,我们完全是自创,包括音乐的处理。我在排《刘胡兰》时就充分运用了戏曲上的一些表现手法,效果很好。可以说《刘胡兰》的舞台形象是我的独创,我也没想到演出效果会特别好,当时战士们看完戏,就振臂高呼“为刘胡兰报仇”。每次演出前,我们都要反复强调这是演出,请同志们千万别激动。可还是有一次,一个战士看到胡兰子被铡时拉动了枪栓,幸好坐在他旁边的排长眼疾手快,一把按住,要不演大胡子的严寄洲就性命难保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杀刘胡兰的大胡子连长还没被抓住,所以我们这个戏是以开追悼会的形式结束的。观众感到十分压抑,反映怎么人死了就死了,要报仇啊,我们按照观众的感情要求把这个戏的结尾改了。后来这个大胡子连长被打死在战场上,我们这个戏在当时是超前了。
雪:在与网友的一次聊天中,有网友问苏小明:您的父亲对您的事业特别支持吗?”她答:“首先,父母就是搞文艺的,他们的职业可能对孩子会有一些影响,我从小就学习钢琴。当时我觉得学音乐并不是为了将来出名。”您认为自己对女儿的事业有过帮助吗?
董:如果说有帮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她小的时候我在总政歌舞团当团长,那时候就逼着她学钢琴,我把马蹄表放在琴上,规定半小时或四十分钟才能休息,她就不停的练,那会儿她也就三四岁。有时候我放一个苹果在琴上,告诉她弹完了才能吃,弹着弹着她就问:“到了没有,爸爸?”我说:“不行,还有20分钟。”过了一会儿她又问:“到了吧,爸爸?”我说:“还不到,还有15分钟。”最后,弹着弹着没声音了,我一看,她趴在钢琴上睡着了……
我所工作和生活的那个圈子和大环境对她的影响很大。她成名以后我和她之间的交流就少了,我只是经常鼓励她、提醒她。她的成功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雪:您来宁夏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打算过两年回北京去?
董:我在这边住惯了,这边朋友也多,我毕竟是为宁夏做过贡献的,对宁夏也有感情。我这一生挫折不少,对自己也有正确的评价,从我们那个时代一起走过的人中,我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