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蜀门手游礼包:论道德沦丧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整体道德水准滑坡和六十年来的治国方针失之偏颇是有其深刻渊源的。

1、干部不能作表率

国家的领导人，革命干部，以及整个国家机器的工作人员，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能做表率。这些人，尤其是自称谓革命旗手的人，伙同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党，扛着共产主义大旗，高唱革命化的口号，要求他们治下的老百姓都过清教徒一样的生活；要全体老百姓节衣缩食去支援“世界革命”。以使他们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中声誉鹊起，当全球革命导师。那时候，我们感觉这些人是多么崇高，多么伟大。他们的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为的是拯救普天下受苦受难的民众。以致自己常因有一些凡人的念想而感到卑琐，因而自惭形秽，入地无门。后来，这些人的乌托邦破碎以后，经过一些档案的解密（只是一小部分的解密），人们差点晕乎，惊愕得不知所言不知所措。原来这些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比他们所诅咒的资产阶级腐化糜烂的生活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无自律可言。原来，这些人对人不对已。对人马列主义，对已自由主义。难怪那时会有这样的口号：要人民群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提这种口号的人却希望永远健康，万寿无疆。

后毛泽东时代，为了扭转贫穷的社会主义面貌，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象跛足一样不相般配的，是吏治、精神文明没抓好。虽然整党反腐败一直在搞，却始终改变不了腐败日甚一日的势头。我们是在以德治国吗？通过这些对比，老百姓终于慢慢醒悟过来，上当受骗不浅啊！当官的、领导者都是这样，我们老百姓凭什么要讲究奉献精神，讲究爱心，讲究仁义道德。我们不都傻帽了吗？

古时就有身先士卒的说法。将军吃苦在战士之前，战士能不以身效命吗？孔孟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是最根本的一条。修身好了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韩愈说：古之君子，待人也轻以约，责已也重以周。任何人，尤其是干部，都要首先约束自己。按照正确的做法，只有官员、领导干部做表率，才能治理百姓、治理国家。才能廓清社会上的污泥浊水，使风气一新。

2、出现信仰危机。

以前我们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写入宪法，写入共产党章程。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淡化了这种说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又慢慢改成依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其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都不是完整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它不能指导我们建设完整的正义事业。它须要在理论上严密、细化；在实践中验证、修补、完善。可惜我们幷不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加上以前的极左思想没有完全批判，更没有批臭。当今之中国红灯绿灯一起亮，左转向右转向齐来，谁香谁臭莫辩。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境地。我们往哪里去，目标很迷惘。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就象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原先信奉的东西，美好的理想成了泡影。更没有一个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来武装每一个人的人生观。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值得锲而不舍的，还有什么值得追求？没有了！世界革命的领袖人物一个个尚且如此残暴、虚妄、荒淫无耻。他们的两面人生充分说明所谓的领袖，不过是愚弄百姓，鱼肉人民、玩弄权术，最后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成为悲剧人物。这样的结果广大民众不都看透了吗？

我到过美国，那里普遍信仰基督教，到处有教堂。在华人较多的地方，还有华人的教堂。礼拜天，大家会到那里，在牧师的主持下，唱赞美诗、祈祷、默诵、忏悔。大家都在那里用餐，许多留学生因为那里有免费的午餐而经常去，慢慢也成了主的信徒。基督教要求人们像耶酥那样有奉献精神，要象爱自己那样爱别人，彼此之间互爱互助，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一旦有邪念要忏悔、改正。自然而然人们就善良、就友爱，社会就和谐。

我也到过老挝、泰国，那里普遍信奉佛教。老挝的男子都要有出家的经历，就象有些国家必须服兵役一样。所以老挝的百姓都很忠诚善良，相互之间没有你争我夺。社会上从来看不到吵嘴、打架。那里几乎可以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共产主义也曾经是最好的信仰。它的理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它的光耀能使许多向往者的灵魂净化，甚至使一些信徒为之献身。我国近代史上就留下许多这些人的美名。象澎湃、夏明瀚、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没有共产主义这伟大信仰的召唤，他们能这样大无畏地视死如归吗？可惜，这本原先很好的经被一些歪嘴和尚念歪了。共产主义走了样、变了味。这个曾是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新生事物。从此烟消云散。

世界上各个名族、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信仰。国家领导人就是这种信仰的实践者和领导者。罗斯福信仰四大自由、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就只有爱钱了。不择一切手段攫取钱

信仰危机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官员都往国外跑。不跑的也有许多官员把子女往国外送。

3、教育的失误。

邓小平曾总结改革开放后的最大失误是教育。我也认为我们的教育存在着许多不当、不到的地方。谈三个最大的方面。

首先，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率太低。不知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高喊要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但是，一直没有做到。边缘地区、山区小学的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九十多，初中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八十多甚至更低。什么叫普及，普及就是无一漏网。台湾就是这样做的，崇山峻岭里的村落，孩子无法出山读书，政府就把学校办到山里，把教师派到山里，使那里的孩子个个有书读，这样才叫普及。普及教育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没有接受过教育，人就是处于蒙昧状态：没有开化、智力愚钝、素质低下、行为笨拙。我记得英国小说“牛虻”里有这样的话，意思是人读的书越多，懂得的道理就越多，他所受的约束也就越多。其实这样的人就是文明人。那么，这些没有接受普及教育的儿童，长大了他们会怎么样？我想他们会因为少受约束而胆大妄为。会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举动来。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法律规定一夫一妻。我们的传统观念是忠于爱情，贞洁。懂得这些就是对人的约束。婚外恋、包二奶就是见不得人的丑事，也总是发生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假如是动物，他根本不懂一夫一妻制，不懂贞洁，所以动物在发情时，就乱来，雄性的甚至相互角斗。由此可见，读书明礼对文明社会多么重要。

我们现在的国力，财政充裕，完全能做到九年甚至十二年义务教育。为什么放着这种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不做到尽善尽美呢！

其次，学校教育的重心不当。培养青少年不以德育为第一，而以考试分数为优先，这是错误的。任何一位青少年，不论其天赋如何，如果道德好，他将来就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反过来，一个人智商越高，而道德败坏，那他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我们不是总听说高智商的犯罪分子吗？过去学校总是提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德是第一位的。我国历来都首先重视考评人的人品道德，学校不能把学生变成考试机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能只比分数、只比升学率。走进现在的学校，小学已有戴眼镜的，到高中，戴眼镜己近普及，繁重的课业、分数的压力，摧毁着青少年的健康，使花季少年的亮丽青春变得黯然失色。这是多么可悲的现象。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上几乎没有戴眼镜的，应试教育也许把我国的教育引到死胡同里。

第三。现在的文艺作品和所有传媒都把重心放在娱乐化上。不提倡和实践寓教于乐不从正面引导人。改革开放以前，文艺只强调它的宣传教育功能。把以前所有的文艺作品都砍掉了，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广播报纸只讲毛泽东思想，只讲无产阶级专政，只讲革命化，左得不能再左。它只替人们洗脑子而从来不允许文艺有娱乐功能，有美的享受。现在矫枉过正了，强调文艺作品和传媒的娱乐功能，不提它的教育功能。于是一些低俗、搞笑的作品充斥泛滥。更严重的是一些凶杀、色情的作品对缺乏思想免疫力的青少年起了诲盗诲盗的坏作用。可以说，许多走入歧途的青少年都是被这些文艺作品所害。这也是金钱挂帅的必然后果。为了盈利，这些文艺团体传媒拼命抢发行量、收视率。于是，就拼命迎合庸俗低级的口味，半点不讲教化、不讲寓教于乐，把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往邪路上引。

4、法制不健全

毛泽东时代，中国只有两部法律。这使广大老百姓，尤其是革命干部深受其害。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全国都知道要健全法制，但为时已晚。一方面，任重道远，要定的法律太多太多。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重要的法律没有出台；另一方面，我们的国情有异。国外的法律不能照抄照搬。于是，有的法律约束力不够，形同虚设；有的法律漏洞多，有空子可钻；有的法律甚至有姑息纵容犯罪分子的可能。

我们钢材市场上有一个大学生，叫姜炜。我和他很熟。有一次他拿支票到我公司购买80多吨钢材，要20多万元钱。买钢材一般要提完货，有准确数量再可结账。80多吨钢材一天没有提完，第二天提完，再去解支票，发现是一张空头支票。经再三讨要，就是要不到。其实姜炜是一个皮包公司，帐上从来没有多少钱。我到公安局咨询，象他这样的情况，明显是诈骗。可不可以把姜炜逮起来？这样他就急了，他就会想办法偿还这笔钱了。但公安局说，这情况只能算是经济纠纷，买卖纠纷。公安局不管这些事，你只可以去法院起诉。没办法，我要收回货款，我要维护权益只能诉讼公堂。象这种官司，三岁小孩也知道姜炜败诉，他也确实败诉了。法院判他还钱，但他无力偿还。他把我的钢材卖出后，钱就不知去向。他不还，法院也束手无策。最后我就申请执行。我写了执行申请书，交了执行费。法院执行来、执行去，就是执行不到什么东西。我问法院姜炜不是有一套房子吗？法院说，那房子是他们夫妻共同财产，不能算姜炜的，不能供法院执行。再说，现在中央的精神一再强调，要以稳定为第一，法院不能把姜炜的家属赶到露天里去，这就是制造不安定因素了。说到底，法律就是有空子可钻，在丑恶的罪行面前还是显的软弱无力。起不到维护正常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的作用。

过去的几十年间，没有哪个城市、没有哪个行业不发生空头支票的事。那空头支票不知诈骗了多少财富，物资。却没有一个因为使用空头支票而获罪的。你说我们的法律健全吗？我们的法律有权威吗？姜炜是大学生，高智商，照例他应该懂得礼仪廉耻，但是他看到我国的法律有空子可钻，也就不道德起来了。可见好的法制能使坏人变好，而不好的法制会试好人变坏。

有关法制的第二个问题是处罚量刑畸轻。制假售假、贩卖黄赌毒、色情网吧，诸如此类，一经查获，停业整顿或者没收相关物品而已。即使罚钱也少的可怜。这样查处，过一阵又死灰复燃了。贪污犯贪了几千万、上亿的钱也是判个死缓或无期。犯罪成本太轻啦。前面是定性不准的问题。明明是诈骗，却说是经济纠纷。后面讲定性准了，又不从重处分，怎样起到震慑犯罪的效果呢！

5、分配不公。

我国原来就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以前，各届领导人和政府也一直喊着、努力着。采取措施，希望能缩小三大差别。但是到现在，几十年努力之后，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比以前大了许多。收入分配之不公已为世界瞩目。许多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认为，分配不公。差别拉大是造成社会不安定最主要最积极的因素。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去年，我停在小区里的汽车牌照被人撬了，车上留一个电话号码，意思是要牌照打这个电话。我打过去有这样一段对话：

“送200元到xx地方，然后我告诉你牌照在哪里”

“你怎么做这种事”

“这就是我的工作”

“你怎么做这种工作呢”

“你叫我做什么工作？我们一家不要活下去嘛！”这个人始终理直气壮。

可见穷困能使许多人失去道德。而另一方面有许多人恰恰相反。我的不少同学都是退休教师，近几年，一直加工资。我们同学聚会时，他们抱怨“加什么工资，不加工资我们也已经用不了，加点寿我们就行”。

是的，退休教师能花掉多少钱呢？不能吃好的，否则会有三高、脂肪肝；平时也不要穿太好的，收拾太麻烦。也没有了光鲜的欲望。看病有报销，每年有旅游。他们一般夫妻双方都是教师，收入很多，确实用不了，确实不要再加工资，活得够潇洒。他们需要的是长寿。

多年来，农民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减免农业税。但我国耕地少，免税也就使农民每人每年得到200元左右的好处。但是教师、公务员，每个月的加薪都在几百几千，穷富差别能不大吗？

孙中山说：国家的职能是管理众人之事，也就是要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平衡。刻意拉大收入差距、制造贫富不均，领导者于心何忍！

当然还有许多原因，如户籍二元制，其负面作用很大。它造成工农差别，制造打工族，因而就有了盲流，有了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也就引发了许多悲惨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讲了。

第三个问题谈道德沦丧的治理。

（三）道德沦丧之治理

按说病根找到了，医治并不困难。但是道德沦丧之治理，并非易事。

有句俗话叫行善如登、行恶如崩。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它要向好的方面去，想向上、想发展，那很难。就像登山一样，既费劲、且缓慢。当然，爬一级就会高一点。那就要有意志、有毅力了，要坚持不懈。时间久了纵向相比，进步将是很大，也很有成就感的。但如果相反，要滑向坏的方面，那很容易。就象塌方、像雪崩，一泻千里，不可收拾。大家有目共睹，这几年道德滑坡不治理，败坏得多么厉害。

医病有治表和治本之分，这道德沦丧之治理也有表本之分。可以扬汤止沸，做做表面文章，平抑一下舆论。或者挖肉补疮、敷衍了事。但终究捉襟见肘，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做比较轻松，可以少费精力。至于历史功过，青史留名，那就顾不得了。除非釜底抽薪、刮骨疗毒。不动大手术，中华民族可能没有希望。

就按那几个病因就事论事谈谈吧！干部不能作表率，那就是所选干部不好。一是没有把好人选上去；二是选上去以后，由于后天培育不够，加上周围环境熏陶，掉到大染缸里。别说当了干部逐渐变好，不变坏才怪呢！这说明我们选干部选法有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公民投票选举。广大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能珍惜纳税人的贡献、慎用纳税人的贡献，为纳税人办事，老百姓就选谁。我们偏不这样，坚持中国特色，由上级物色。古话早就说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一些巧言令色、投机钻营的人，找到了肥壤沃土，找到了飞黄腾达的捷径。

吏治是国家之根本大计。我们国家的各级行政区都办党校，用以培养、教育党员。使之成为优秀干部，下可以为人民更好地服务，上可保红色政权永不变色。效果如何呢？杜绝不了贪腐官员的出现，而且腐败官员的比例很高，性质也越来越严重。可国外，没有什么党校，相反官员较清廉。有的国家几乎没有腐败。可见培养选拔干部，党校不是好办法，公正的选举才是不二法宝。

现在国家如此强势、百姓呐喊无效、投诉无门，大众也就不为吏治计，出现万马齐喑之局面，世风由此变坏。虽然历史的规律不可改变，正义的步伐必定胜利，但这要很长时间。我们还要在歧路长久徘徊。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一代，如果有人能扭转现在的局面，顺应世界之潮流、振奋民族之精神，挽狂澜于既倒，则这个人将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邓小平的设想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几十年来，经济改革倒是动了，可政治改革却裹足不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上层建筑不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看来，包括吏治的政治体制，我看不变是不行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成了举世闻名的伟大人物。蒋经国也搞改革开放、也搞开放Dang禁、开放YanLun、新闻Ziyou，台湾由此飞速发展。蒋经国也成了世界上伟大的领袖。

自古以来，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文化空前繁荣昌盛，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和学术大师。其学说流传几千年、播及全世界，为人们所敬仰。这就是思想自由的硕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队、一个人有信仰和没有信仰是不同的。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新国家，纪律严明，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严于律己。党风之好为广大人民所称道，由此夺取了全国的政权。现在没有信仰了，酒色财气、贪赌淫邪、无所顾忌。我甚至听一个大型国企的退休中层干部在发挥余热时这样对我说：我们奋斗一生、革命一生，为的什么？不就是为了两个巴，上面一个嘴巴，下面一个鸡巴。这个人说的倒是很爽，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我却吃惊不小。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开放言论，让思想自由。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各种思想、学术流派自由产生成长、发展，相互比较、竞争、优胜劣汰。或许，中华民族会形成新的信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术讨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世界潮流的新变化，重新成为我们的信仰。或者可以引进世界上形形式式的学术流派和信仰，并在结社自由的环境下，（前提条件必须是环境宽松、思想自由）让公民自由选择。信仰即使五花八门也无所谓，只要有人信，怕的是信仰没人信，或者人没有信仰。因为任何一个团体的章程、纲领都是阳光的。它不会把卑鄙龌龊、为人不齿的丑恶东西写入自己的章程。即使塔利班，它都称之为圣战。人在自由信仰的基础上，各自就会约束自己，遵守自己团体的章程、纲领，遵守国家的法律。人与人之间也就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社会也就团结和谐。

我们国家现在很富、财政充裕。照理，有钱就好办事。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我不懂的是国家为什么不能多拿出点钱来办教育。我国教育方面的财政拨款在GDP中的比例是偏小的，有时甚至不到有些国家的一半。现实摆着的是，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谁在教育上舍得花钱，谁就发展的快。以色列、新加坡、台湾、韩国均是重教而崛起的。美国也因为对教育科研的投资大，一直充当世界科学技术的领头羊。几十年来稳坐头一把交椅，多么不易；多么值得骄傲、自豪！我尤其不解的是，我国的财政开支中，很大比例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浪费这么多钱，当家的却不心疼。喊的是科教兴国，却不肯在上面花钱，教育和科研能办无米之炊？这岂不是南辕北辙。

一方面是教育的普及，高质量的普及，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有文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公民。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是一个相当繁荣、稳定、和谐的社会；另一方面是科技研究的投入。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提高，生产水平就高。物质丰富，人民就富足。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不肯履行、不肯实践。孟子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吾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吾不能，是非不能也，不为也。也就是说要想在教育上多投资，不是不能办、办不到，应该是想办就可以办到的。

春秋战国时期和清末民国时期是学界公认的我国历史上杰出人才辈出的时期，甚至出了不少大师，象老子、孔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荀子、孟子、康有为、梁启超、李叔同、陈独秀、胡适、王国维等等，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就是办学体制、教育体制在其中起了不少积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怎样办学，详细情况我们不甚了了。民国时期是怎样的？总的来说，就是让热爱教育、懂教育的人自主办学。政府有拨款，官员资本家财主有襄助。但他们只出钱，因高度认识教育和热爱教育而出钱。但出了钱并不干涉办学、并不干涉教育，而是出于对教授教师的尊重，放手让他们办。让教授校长自主办学可以展示多种教育风格、拓展任何科学领地，占领各自学术制高点。惟其如此，才会出现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达到灿烂光辉的高度。所以会出大师。

另外，我们想把每一个未成年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要成为一个既定的、高尚的目标。编写的教材就要为这个教育中心任务服务。数理化之外，政治、哲学、历史、语文都要贴近现实，颂扬真善美。少放些秦始皇、刘吕氏、张献忠、洪秀全之类。不一定要名家的作品。可以由教育学家拟定教育大纲，围绕这个总目标，安排、编写新的教材。

治乱世，用重典。这是世所公认的道理。当然这只是一翼，另一翼应是教化。新加坡是一个社会秩序井然的国家，它就有鞭刑。听起来很残酷、很恐怖。其实不然，你可以遵纪守法。鞭刑不会无缘无故落到你头上，鞭刑鞭打的都是明知故犯、危害他人的作恶分子，没有同情的必要。所以制定的法律，一要严密，无暇可击；二要执法从重，使每个人有敬畏感。现在的贪腐犯，贪了几千万、上亿，也只判死缓，无期。最后还能放出来，太轻了吧！能震慑谁呢！

有一次，我母亲看到一个人正在收拾她晒在竹竿上的被单，准备偷走。立马叫邻居一起揪住他，要他到派出所说清楚。派出所的人见被单没有偷成，立马就把他放了。也不问他何方人氏，姓甚名谁。我母亲还没有从刑警那里转过身来，小偷却出了派出所的大门。母亲慨叹，早知如此，抓他来做什么？！

所以，小偷小摸不治罪不说，一点也不处治，这偷窃现象还会根治吗？我们这里钢材市场旁边马路上，每晚都有送货的卡车夜间来停靠。他们怕白天查超载超长，所以总是夜间送货。可是，他们停在马路上的卡车，黎明时就会有2-4个小伙子带着铁棍、油桶，到卡车油箱里放油。卡车司机在驾驶室看到，也不敢下来，怕小偷人多反而被打。事后报告派出所，派出所也从来不管。谁会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分管这种不大不小的鸟事呢？所以这里偷油是一年偷到头，年复一年，没人管。

我去年在美国女儿家，她的家在马路边上。我想买一些电子方面的东西、贵重药品，都是女儿从网上买的。邮寄来时，投递的人都将物品放在大门外的台阶上。女儿、女婿下班回来取回家中，从来不丢失。可以说，那儿没有小偷，没有贪小利的人。这不是我国一向讴歌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朗朗乾坤吗？我想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应该不难。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收入分配不公，国外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比如，用税收做杠杆，收取所得税、遗产税等等。其中一部分即用来“杀富济贫”。还有赈灾，办慈善机构等，但万变不离其宗。即是要使贫富差距缩小，不能使他拉大，拉大了就孕育了不安定因素。但国外决没有政府人为刻意将贫富差距拉大的。

我国现在的一些事，不能理解。一是要中国特色；一是要和国际接轨。我不想照国外做，就说要中国特色，想照国外的样子做，就说是和国际接轨，真是玩物于掌股之中，进退自如。所以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乱象，治理几十年，非但没有收获，反而倒退一大截。

古人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我拼命的鼓与呼，也不知有几个人会听进耳里。更不知道天下之大，人口之众有几多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