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监控安装:受益终生的100部教育书籍(32）《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下）

《演说术原理》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35一95）生于西班牙北部。先在罗马学习，后回西班牙任教。公元68年应召回罗马办学，是罗马皇室委任的第一位修辞学教授。他系统地总结了罗马的教学成就和自己从教20余年的教学经验，特别是教学法方面的经验，完成了其巨著《雄辩术原理》。这本书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雄辩术原理》是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的教育代表作，是古代希腊和罗马教育思想之集大成者。全书共12卷。

昆体良的教学思想深受其哲学观点的影响。在哲学观上，他倾向于斯多葛派。这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哲学派别，其中心问题是道德学，其原则是“人必须按照本性而生活”，昆体良接受了斯多葛派顺其自然、顺其本性和众人平等的观点，井将其融汇贯通于自己的教学思想之中。
　　昆体良的教学实践及其理论研究都以培养雄辩家为宗旨，环绕这个主题，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中详尽、全面、系统地讨论了教学论方面的有关问题。
　　昆体良继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重视人的天赋差异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求。他认为，“教学要能培植各人的天赋特长，要沿着学生的自然倾向最有效地发展他的能力”，“一个高明的教师，当他接受托付给他的儿童时，首先要弄清他的能力和天赋素质。”比如，“一个孩子宜于学习历史，另一个宜于学习诗歌，再有一个宜于学习法律，还有些也许最好打发到乡下去。”因此，教学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等具体情况，扬长避短，长善救失；自材施教。"如对于懒散的学生，要经常鞭策他；对于羞怯的学生，要经常鼓励他；对于能力差的学生，教师甚至应调节教学以适应并顺其天性训练他，等等。在教学过程中，昆体良总是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进行训练，从而使其各得其所，学有所获。
　　 从昆体良关于教学形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窥测出"班级授课制"的萌芽，他指出，“个别教育是必需的，……还有更多的学科必必须由一个教师同时对很多学生进行教学。更不必说雄辩术教师的分析和演讲，无论听众有多少，一定要让每一个都能听清楚”。“我想起了我的老师们所采用的一种有益的教学方法。他们将我们分成班级，按照各人的能力轮流发表演讲，能力强的就先演讲。”然后“老师对学生的演讲作出评价”。昆体良还谈到集体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心理活动问题。他认为，在众多的学生面前讲课，会鼓舞教师灵感迸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智，而学生在一个团体中学习，也可以互相竞赛，进而从教师对于他人行为的斥责中，纠正自己的过失；从对他人举止的赞赏中，学到正确的道德规范等等。显而易见，这已具有班级授课的部分特征了，但这仅是学生模拟讲演时所采取的形式，而非一般的教学形式。
　　昆体良认为，雄辩家应该是一名具有广博知识的人，他不仅要善于辞令、精通文学，还要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能随时引经据典，使听者无懈可击。从这点出发，他为培养雄辩家的各教学阶段设置了广泛的课程。昆体良重视学前教育，认为儿童在3岁时就应当学习对人生有用的外语一希腊文。初等教育阶段，要学习阅读、写作和简易算术。文法学校的课程，是以文法为主，包括作文、写作、音乐、数学、声调训练和体育等。高等教育的修辞学校阶段，主要学习作文、演说，广泛阅读名著，以及修辞理论和法律知识。这里所说的“文法”一科，实际上包括字、音乐、发音、诗歌及悲喜剧的了解等等。昆体良特别推崇西塞罗的作品，认为他的作品有纯正的语言、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浓重的道德，情感。对于“音乐”一科，昆体良更赋予了其不寻常的意义。他认为音乐是自然赋予人类的，能为人们消除紧张、恢复活力，并且可以使演讲更富有表现力。
　　昆体良提出了课程论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课程安排应该是直线型还是螺旋型。他认为，应该同时为学生安排多种课程。因为不同课业的转换，对学生的学习是一种调剂，能提高其学习效率。它可以使学生同时掌握多种知识，这种课程论观点，是对希腊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深化和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昆体良特别重视学生记忆能力的培养。他认为，“对于一个雄辩家来说，记忆力是头等重要的，它可以通过练习来得到加强和发展”。 在儿童年龄很小时，就要让他背诵许多优美的诗文，虽然他们还不能理解，但到了儿童能够理解时就会对他们大有稗益。在学校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儿童的记忆力，使其得到不断地强化和充实。
　 昆体良奠定了教学中量力性原则的思想基础。他认为，教学中既要避免对学生提出过高要求，又不可让学生放弃力所能及的尝试。他曾再三告诫教师，要防止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教学的方式方法要为学生所接受，不要装腔作势，故弄玄虚。
　　罗马时期，体罚盛行。昆体良认为这是对儿童的凌辱，应当坚决制止，因为体罚的消极作用甚大，会导致删儿童憎恨教师、厌恶学业，从而降低学习效果。同时，以体罚来处置一个尚未成年的幼儿，也是不道德的行为。教师应当有耐心，以奖励和竞赛的办法鼓励和鞭策学生。17世纪英国教育家洛克就深受昆体良这一教学思想的影响。
　　在教师的素质与修养方面，昆体良很注意在教学过程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对教师职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认为，教师首先必须在道德上为人师表，耿介拔俗，为学生做出榜样。其次，教师要像父母般的对待学生，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做到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纵容。 

第三，教师必须有扎实的业务基础，而且是“明智的人，他应当深知教学方法，懂得俯就学生的能力“，总之，”教师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人，既教学生怎演讲，又教学生怎样做人”。
　　昆体良是在希腊一罗马文化交融后西方涌现的第一位教学理论家。他对于教学工作有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他汲取了希腊教学思想的有益成果，继承了西塞罗的教学思想，又力振罗马俭朴、勇武、实用的优良传统，是古希腊、罗马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的集大成者。尤其在教学论方面，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家几乎无人能像昆体良那样给后人以如此深远的影响。1500年后，夸美纽斯从昆体良那里受到启发，写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著《大教学论》。应当说，昆体良为文艺复兴以未西方教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昆体良在该书中阐述的有价值的教育观点主要是：

     （1）雄辩家是教育的培养目标。昆体良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完美的雄辩家”。其首要因素是他应当是一个善良的人。因此，雄辩家不仅要具有非凡的演说天才，而且必须具备良好的品格，成为一个能用自己的才智消除邪恶的人。

     （2）儿童具有可教育性。昆体良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教育得到发展的。正如“鸟儿生儿能飞，马生而能跑”一样，人生而具有敏锐而聪颖的理解力。因此，“大多数人既能敏捷地思考，又能灵敏地学习”，“天生愚鲁而不可教的人，这样的人肯定会有，然而很少”。至于有的儿童本来具有成才希望而后来希望却成了泡影，其原因并不是缺少天赋能力，而是缺乏培养造成的。因此，儿童一出生，做父亲的首先要对他寄予最大的希望，然后精心地关怀他的成长。

     （3）教学应当循序渐进。昆体良主张，学习应当扎扎实实、循序渐进。因为拔苗助长和急于冒进，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没有根基深厚而牢固的内在力量，他们不过像撒在土地表面而未熟即将萌芽的种子，又像似稻而非稻的杂草，收获季节未到就早已枯黄结了空实。就他们的年龄而言，他们的进步是儿童的接受能力是逐步发展的，欲速则不达。”“正如紧口瓶子不能容受一下子大量流进的液体，却能为慢慢地甚至一滴一滴地灌进的液体所填满，所以，我们也必须仔细考察学生的接受能力。”

《忏悔录》　　　

    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不管你是谁，只要我的命运或我的信任使你成为这本书的裁判人，那么我将为了我的苦难，仗着你的恻隐之心，并以全人类的名义恳求你，不要抹煞这部有用的独特的著作，它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也不要为了照顾我身后的名声，埋没这部关于我的末被敌人歪曲的性格的唯一可靠记载。最后，即使你曾经是我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也请你对我的遗骸不要抱任何敌意，不要把你的残酷无情的不公正行为坚持到你我都已不复生存的时代，这样，你至少能够有一次高贵的表现，即当你本来可以凶狠地进行报复时，你却表现得宽宏大量；如果说，加害于一个从来不曾或不愿伤害别人的人，也可以称之为报复的话。
    这几本充满各种错误而且我也没有时间重读一遍的小册子，足使任何热爱真理的人找到真理的线索，并向他提供通过自己的调研来掌握真理的方法。不幸得很，我觉得这些小册子似乎很难、甚至不可能逃脱我的敌人的严密监视。如果它们落到一个正派人手中几或者落到舒瓦瑟尔先生的朋友们手中，或者落到舒瓦瑟尔先生本人手中，我还不信我身后的荣誉就没有了希望。但是，上天啊，你是无辜者的保护人，请你保佑这些证明我无辜的最后资料不要落到布弗莱、韦尔德兰两位夫人以及她们的朋友们的手里吧。你在一个不幸者的生前已经把他送到这两个泼妇手里，至少别把他这点身后的名声再让她们去糟蹋吧。——让·雅克·卢梭

《忏悔录》（394～400）这是一本以祷告自传手法所写的悔改故事，当中描写早期奥古斯丁归信时的内心挣扎及转变经历。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希坡的奥古斯丁 Augustinus Hipponensis，天主教译“圣思定”、“圣奥斯定”、“圣奥古斯丁”，公元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并且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对于新教教会，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他是圣孟尼迦的幼子，出生于北非，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接受洗礼。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神学著作和《忏悔录》中。

　　奥氏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人，据奥氏本人提出《修订》的著作，至427年，已有93种，而书札和布道言论尚不在内。他著作中最被传诵的，便是这一本《忏悔录》。

　　《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古典拉丁文本作“承认、认罪”解，但在教会文学中，转为承认神的伟大，有歌颂的意义。奥氏本来着重后一意义，即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泽，发出对天主的歌颂；但一般都注重了第一义，因此我国过去都称此书为“忏悔录”，在欧洲则“忏悔录”已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

　　本书共十三卷，以内容言，可分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九，是记述他出生至三十三岁母亲病逝的一段历史。卷十至卷十三，即写出作者著述此书时的情况（对于忏悔录的成书年代，据学者考证，应在400年左右，在奥氏升任主教之后，即395或396年，至401年之间）。

　　第一部分：卷一，歌颂天主，记述初生至十五岁的事迹。卷二、三，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五，记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七，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卷八则记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

　　第二部分：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至十三，则诠释《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瞻仰天主六日创世的工程，在歌颂天主中结束全书。

　　奥氏在书中不仅流露出真挚的情感，而且对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文笔细腻生动，别具风格，成为晚期拉丁文学中的代表作，列为古代西方文学名著之一。

在中古时代，欧洲印刷术尚未发明，本书传抄极多，欧洲天主教本笃会隐修院中所藏旧抄本尤为繁夥。1506年始有奥氏全集出版，以后重要的版本有：1576—1577年出版的比利时罗文大学本，1679年法国巴黎出版的本笃会本（后收入米涅辑的《拉丁教父集》Migne：PatrologiaLatina）和1896年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教会拉丁作家丛书》本。至1926年法国拉布利奥勒（Labriolle）教授复据维也纳本，参考了十八种第七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和四种印本校订，出版了合校本，收入《法兰西大学丛书》，成为最完美的本子

卢梭名言

在我们中间,谁最能容忍生活中的幸福和忧患,我认为就是受了最好教育的人。

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

向他的头脑中灌输真理，只是为了保证他不在心中装填谬误。

装饰对于德行也同样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和生气。

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

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劳动训练。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的人的生活。

劳动是社会中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义务。

伟大的人是决不会滥用他们的优点的，他们看出他们超过别人的地方，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然而绝不会因此就不谦虚。他们的过人之处越多，他们越认识到他们的不足。

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

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

滥用书籍，则学问死矣。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再枷锁之中！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到处都在锁链之中

公民一切权力中最神圣的权力

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我敢说，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你要认识你自己”，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

奢侈的必然后果——风化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了。

装饰的华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富有，优雅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趣味，但一个人的健康与茁壮则须由另外的标志来识别，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嬖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现强有力的身躯。趣味的腐化。

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

把真理用在那些其存在对谁都不重要的，认识它又一无用处，无谓事情上，那就是对真理这个神圣的名词的亵渎。真理，如果毫无用处，就不是一件必须具有的东西。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婚姻问题上可以不考虑社会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自然关系的响影比社会关系的影响要大得多，它甚至可以决定我们一生的命运，而且在爱好、脾气、感情和性格方面是如此严格地要求双方相配……这样一对彼此相配的夫妇是经得起一切可能发生的灾难的袭击的，当他们一切儿过着穷困的日子的时候，他们比一对占有全世界的财产的离心离德的夫妻还幸福得多

奢侈的必然后果——风化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了趣味的腐化。

情书要动人心弦，应该在欲语无从的心情下提笔，在不知所云的心情下结束。

伟大的人是绝不会滥用他们的优点的，他们看出他们超过别人的地方，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然而绝不会因此就不谦虚。他们的过人之处愈多，他们愈认识他们的不足

假如有这样一种境界，心灵无需瞻前顾后，就能找到它可以寄托、可以凝聚它全部力量的牢固的基础，时间对它来说已不起作用。现在这一时刻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既不显示出它的绵延，又不留下任何更替的痕迹；心中既无匮乏的感觉，也无享受的感觉，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伺时单凭这个感觉就足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就可以自称为幸福，而这不是人们从生活乐趣中取得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一种在心灵中不会留下空虚之感的充分的、完全的、圆满的幸福??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我们就排除了其他感受到的自身存在的感觉，得到一种弥足珍贵的满足与安宁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任何人如果还能摆脱分我们的心、搅乱我们的温馨之感的尘世的肉欲，就更能感到生活的可贵与甜蜜了。

社交场中的闲逸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是被迫的；孤独生活中的闲逸是愉快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出于自愿的。

不管到了哪里，我都一直留恋那令人愉快的悠闲生活，对唾手可得的富贵荣华毫无兴趣，甚至厌恶。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琐之中，自以为是其它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它一切更是奴隶。

你若拒绝自由，我将强迫你自由。

自然既把眼泪赋与人类，就表示出：它曾赐与人类一颗最仁慈的心。

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一个人体质的强弱以及依存于体质的体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是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抑或是在娇生惯养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取决于他的身体的先天禀赋。智力的强弱，也是一样。教育不仅能在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之间造成差别，而且还随着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增大存在于前者之间的差别。

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与我们。

真诚的爱情的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心和他的爱好遭到了破坏，他如花似锦的年华就会像春梦似地消磨过去

一个人抱着什么目的去游历，他在游历中，就只知道获取同他的目的有关的知识

人生要是惧怕痛苦，惧怕种种疾病，惧怕不测的事情，惧怕生命的危险和死亡，他就什么也不能忍受了。

每一种工作都蕴藏着无穷的乐趣，只是有些人不懂得怎样去发掘它们罢了。

贤人哲士是绝不追求运气的。

Patience is bitter, but its fruit is sweet . (Jean Jacques Rousseau , French thinker)忍耐是痛苦的，但它的果实是甜蜜的。

懂得不多的人常是空论者,而渊博者则寡言.------

大自然从不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永远是我们自己.------

对快乐的渴望永远不会在人心中熄灭.

生而自由，然而他自此处处背负着锁链。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但是他只是比他人更为不自由的奴隶

在社会契约中，人失去的是他的天赋自由和对一切予取予夺的没有限制的权利，人获得的是公民的自由和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为了完整的描述而不是顾此失彼，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自然人的自由和公民的自由，前者仅仅受限于个人的体力，后者受限于一般意志；我们还要分清占有和所有权的差别，前者只是暴力的结果或先占权，后者是公众的法律认可。我们可以再加入一点，人从公民社会中还获得了道德的自由，从此人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因为纯粹贪欲的冲动只会使人成为一种奴隶，而我们对自己制定的法律的服从才是真正的自由。

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为了这一目的，人也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这里的手段是和危险以至生命损失分不开的。任何人如果要保障自己而牺牲他人，他也就必须在需要的时候也为他人牺牲生命。当法律要公民冒一定的危险，公民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了；当政府说为了国家你必须献身，他也只得杀身成仁，因为这是他一直在安全中生活的条件，因为他的生命已不再是一种天然产物，也是国家的有条件的许可。刑事犯罪的死刑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看待。为了不成为谋杀的受害者，每个人就必须同意，一旦他自己成了谋杀犯，他就得偿命。这远不再是放弃生命了，而是他认为这是使生命更安全的方法；我们可以假定契约各方没人自愿上绞架。

年轻人搜集材料，预备造一座桥通到月亮上，或者也许在地球上造一座宫殿和庙宇，而最后那中年人决定用这些材料造一间木屋。

深入肺腑,深入肌肤

音乐家的艺术不在于直接描绘形象，而在于把心灵置于这些对象能够在心灵里创造的情绪中去。

美德是一种战争状态，我们生活于其中，就要常常与自己作斗争

现实的世界是有限度的，想象的世界是无涯际的

大多灵敏人都是运用力量时已经太晚的时候，才埋怨缺乏力量。

生命不等于是呼吸，生命是活动。

一个人抛弃了自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抛弃了生命,便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

有人可能一百岁时走向坟墓,但是他可能生下来就已经死亡。

人之所以犯错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

在我们所有的感情中，最令人迷惑与神魂颠倒的，就是爱情与嫉妒。

情感就是对自己的爱，对痛苦的忧虑，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幸福的向往。

《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

马丁·路德(Matin Luther，1483一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出生于德国东部图林根地区埃斯勒本镇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学习使徒信经、十诫、主祷文和赞美诗等。1488年进入曼斯菲尔德的一所拉丁学校学习。与当时许多学校一样，该校盛行体罚和严酷的训练。这种经历对路德日后形成其教育思想具有直接的影响。1497年，进入马格德堡一所由“共同生活兄弟会”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兄弟会学校的办学经验对路德教育思想同样产生了一定的作用。1501年，路德进入德国当时最为著名的爱尔福特大学，阅读了西塞罗的《论演说家》、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等大量古罗马作家的著作，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1502年，路德获学士学位。1505年，以17人中名列第二的成绩获硕士学位。1505年7月17曰，进入爱尔福特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士，从此开始了他的神职生涯。1512年10月，获神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及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1515年，路德升任图林根地区11所修道院的区监督。

1517年11月，为反对罗马教皇在德国推销赎罪券，路德发表《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开始了宗教改革的事业。1520年，罗马教皇发布开除路德教籍的上谕，宣布路德学说为“异端”。同年8—10月间，路德先后发表了史称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基督徒的自由》，猛烈抨击罗马教皇和教廷的统治，全面阐述了他的宗教、政治学说，同时初步提出了关于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改革的见解。

从1524年起，路德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坚决反对德国一些地区的农民起义，公开号召贵族镇压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路德也从事了一定的教育活动。他亲自参加了1527—1528年对萨克森邦教会和学校状况的调查。这次调查被有些教育史家认为是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视导。此外，路德用德语翻译了《伊索寓言》、《圣经·旧约全书》，还写作了《祈祷术》等宗教文献，这些对以后德国新教学校的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路德一生写了大量著作。1883—1948年间，德国魏玛出版的《路德全集》达83卷。其中与教育有关的主要有：《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等。

在西方历史上，路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动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并创立了新教路德宗。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对近代德国乃至整个欧美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因而，在西方教育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西方教育史家奉为“最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世界性的伟大教育家”。

《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An die Rath erren alle Sladte deutsches lands，dass sie Christliche Sch ulen aufrichten and erhalten Sollen)，原文用德语写成，1524年公开发表。后被收入《路德全集》第14卷，魏玛奥斯加伯出版社1883年出版，全文44页。先后被译成英文等多国文字，标准的英文译文收入皮里肯加和雷曼(J·Pelikan and H．T．Leh mann)主编的英文版《路德著作集》第54卷，美国圣路易斯·康·考迪亚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文节译本根据乌里希(R·Ulich)主编的《三千年的教育智慧》所收英译本译出，标题改为《给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的信》，约1.5万字，收入华东师大教育系和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的《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吴永泉译，赵祥麟校。

《给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的信》全文的基本思想内容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对天主教会控制下的德国学校教育现状的指责，一是对“新”教育(即符合路德理想的教育)的设想。”

对罗马天主教会控制下的旧教育的抨击，既是路德对罗马教廷声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现实出发点。路德尖锐地指出，由于旧学校盛行体罚、机械训练和枯燥的教学方法，因而使学校成了恐怖的场所，成了监狱、地狱和炼狱，学生则成了“殉难者”。他认为，在这样的学校中，学生不可能学习到任何知识。他特别指出，在旧学校中充当教师的僧侣们根本不适于做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工作，因为他们不仅不懂正确的学习和教学的方法，而且对最基本的学习内容都一无所知。其次旧学校所传授的内容都是空疏无用的，因而使过去受过大学和修道院学校教育的人，只能成为蠢人和笨蛋。再次，旧学校内的风气非常腐败、恶劣，只能起到败坏青年人道德的作用。鉴于上述，路德甚至主张，宁可让青年无知，也不让他们到旧学校中受“教育”。

他对当时的大学教育尤为厌恶。认为自从上帝创世以来，大学是最邪恶的事物，只配扔进灰尘里。路德对大学教育的指责，既有符合实际的一面，但也有基于宗教偏见的一面。文艺复兴运动使古典、人文学科成了重要的教学内容，亚里斯多德的一些著作成为大学的教科书。由于把亚里斯多德学说引进到大学，事实上形成了理性与信仰并重的局面。而在路德看来，信仰与理性是互不相容的。理性是信仰最大的敌人。因此，他指责亚里斯多德是“自命不凡的”野蛮人，传授亚里斯多德学说的大学是“凶手的魔窟”。

路德虽然猛烈地抨击现存的教育机构，但他也同样地反对当时一些人所提出的拆毁大学的激进主张。他所再三强调的是，对旧学校进行彻底的改革，以便把它们变成真正的基督教学校。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原理和具体的设想。

（一）论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作为宗教神学家，路德对教育目的的论述是以其神学观点为依据的。根据路德的思想，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于使灵魂得到拯救。这同时也就是他所主张的教育目的。路德认为，一个基督教徒之所以要接受教育，是因为教育是通往天堂的最直接、最容易的途径。通过教育，培养对神的虔诚信仰，从而使灵魂得救，这正是教育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在这方面，路德的思想与中世纪天主教的正统观念并无区别。

但在强调教育的宗教化目的的同时，路德也强调教育的世俗化目的。根据政教分离、君权独立的政治观点，路德认为，教育应当为世俗政权服务，并致力于为国家培养良好的公民，培养有为的教士和政府官员。这同样也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显然，路德的教育目的是二元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见解又不同于中世纪的观念。

　路德特别强调教育对世俗政权的重要作用。他批评当时一些君主只注重修筑城堡、购买军火，而忽视兴办教育的做法，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最有效的方法并不是军备，而是人才培养。一个国家只有拥有有才能、有学问、聪明和正直的公民，才能真正长久地确保国家的安全，保卫国家的财富。而人才需要培养，人才的培养需要学校和教育。因此，要使国家兴旺发达，教师和学校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应当像重视军备那样来重视教育事业，使教育成为国家的事务。

（二）论教育的管理权

从中世纪以来，西欧各国教育事业的管理权基本上为教会所垄断，世俗政权很少或不能管理本国的教育机构。到16世纪，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世俗政权与教会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并逐步反映到教育领域。面对客观形势变化所提出的要求。从“君权至上”的思想出发，路德明确主张，应当由国家政权掌握管理本国教育事业的权力，负责开办学校、任命教师、提供经费。他尤其强调由那些自由城市来管理学校，这是因为：（1）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城市一直独立于罗马教廷行使开办学校的权力；（2）这些城市比各诸侯国更多地独立于教会的影响；（3）这些城市有力量开办、维持学校。

更为重要的是，路德明确提出，国家政权应当把兴办学校、管理教育，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像对待征税、征召兵员那样，来对待教育事务。

（三）关于教育体制的构想

路德所设想的教育体制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初等教育、拉丁学校、大学这四个阶段。

1．家庭教育。路德赋予家庭教育以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家庭是教育的基础力量，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必要基础。不仅如此，良好的家庭训练还是良好政府与社会福利的前提。因此，他主张、在儿童进入国立初等学校之前，就应在家庭中，由父母负责对其进行教育。

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路德要求父亲经常性地向子女讲授《教父问答》，每周至少进行一次考问，以使子女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关于道德教育，路德主张以《圣经》、《伊索寓言》等为主要教材，以培养爱上帝、敬神，正直等道德品质。

2．初等教育。路德主张，当儿童成长到一定年龄，就应当进入国家开办的初等学校接受教育。在他看来，由于父母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教育，使他们受到彻底的训练，因此必须把他们送到学校，即使父母能够让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应该让他们接受学校教育，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初等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宗教，基本教材是《圣经》。此外，语言、艺术、历史、音乐、体育等，都是初等学校的重要科目。路德非常重视语言的教学，他认为，上帝的福音是通过语言为人所知的，因此，学习语言对于学习《圣经》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语言的学习对于世俗政府也有重要的意义。关于历史教学，路德认为，历史在反对罗马教廷统治的斗争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理解道德、人性的手段。通过历史教学，有助于使学生理解国家、城市和君主的经历，获得智慧和判断力，从而能够明辨是非。

路德高度重视音乐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他认为，音乐是仅次于神学的、神的美丽而神圣的礼物。音乐也是一门最好的艺术。通过音乐教育，有助于培养虔诚的信仰、从而达到教育的基本目的，也有利于造就优秀、聪明的人。由于这个原因，路德先后写了大量的赞美诗，并要求他的朋友们也这么做。在他的指导下，1524年出版了第一部德文赞美诗集，作为初等学校音乐教学的教材。

3．拉丁学校和大学。拉丁学校是中等教育机构。路德主张，从初等学校的学生中，选拔出有培养前途、有才华的优秀学生，让他们在拉丁学校继续深造，以培养教师、教士。

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它的学生主要来源于拉丁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教会和国家未来的领袖。

拉丁学校和大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语言、修辞学、文法、历史、数学、自然科学、音乐、体操等；

路德主张，在拉丁学校和大学中，应当设立优良的图书馆和其他必要的教学设备。他建议在图书馆中，收藏各种与宗教有关的书籍，以及语言、艺术、科学、法学、医学等方面的书籍。

《给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的信》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对德国等新教国家，乃至整个欧美近代教育的发展，曾经产生了极为深刻、广泛的影响。

路德所提出的教育的二重目的(即宗教化目的和世俗化目的)，相比中世纪的教育目的，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它标志着从中世纪教会教育向近代国家教育的过渡和转变。这个思想对17世纪捷克伟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具有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路德所提出的由国家管理教育事务的思想，反映了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客观需要，为西欧近代的教育国家化趋势，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德国、美国等国的公立学校与教育立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学校系统，特别是普及初等教育的主张，不仅对夸美纽斯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具有影响，而且直接指导着16一17世纪德国各新教邦初等教育的发展。正是在宗教改革的运动中，产生了最早的、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初等教育。路德对语言教学的重视，对以后近两个世纪中德国教育、特别是教学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德国教育家拉特克的教学法研究的影响，尤为直接。路德对音乐教育的论述，对以后几个世纪中德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从路德开始，德国学校形成了深厚的音乐教育传统。正因为它对近代西方教育发展的重大影响，《给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的信》被现代西方教育史家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教育论著之一。

本书的主要优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在教会统治虽开始动摇，但仍非常强大的时代，着重从世俗生活和世俗政权利益的角度，充分论述教育目的、作用和管理权问题，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教育观念的重大更新，而且拓展了人们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第二，本书所提出的教育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教育的现状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因而只有极大的现实性，能对教育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作为宗教神学家，路德与当时一些保守的神学家不同，他并不排斥人文主义的教育内容，而是努力把基督教信仰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使人文主义为宗教信仰服务。这种折衷的倾向，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本书同样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其一路德所提出的教育二重目的以及以宗教为教学主要内容的思想，对以后西欧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与近代西方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是相背离的。其二，路德对现存学校的责难，虽有合理之处，但由于宗教的偏见，他的责难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对合理地继承以往的教育遗产，是不利的。

尽管如此，即使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路德所强调的教育、人才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等思想，仍然具有合理之处。

《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

《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写于1516年，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伊拉斯谟的教育理论。虽然书名为“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但伊拉斯谟认为，他所表述的教育主张，不仅适用于王子，“也适用于王子将来统治的那些自由的、情愿的臣民们的成长”。

该书同《愚人颂》一样，至今无完整的中译本，在华东师大教育系和杭州大学教育系合编的《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和吴元训编的《中世纪教育文选》中皆有较长篇幅的节译。

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该书的教育思想。

（一）关于教育的作用

1．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伊拉斯谟认为人的成长来自四个主要因素：遗传本能、教育、习惯和经验。他还认为个人发展有三个因素：自然，即“部分是先天接受教育的能力，部分是对美德的天生爱好”；训练，即“教育和指导的熟练的应用”；练习，即“放手运用我们自己方面的能动性，亦即自然禀赋的能动性，并借训练促进这种能动性”。 遗传和自然是强有力的，教育应以人的天性特点为依据。教育和训练的作用更大，“有些天性在道德上的缺陷可以用训练和管教来纠正”。伊拉斯谟高度重视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 认为“一个受过正当训练的人，发展成为一种神圣的动物，而另一方面，一个受过错误训练的人，堕落成为一种畸形的野兽”。但他认为教育并不是万能的，他以塞涅卡对尼禄 的教育为例认为“对一个天性既愚笨又粗野和难以描绘的人来讲，任何人对他成长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劳动”。

伊拉斯谟非常强调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认为应使儿童远离恶劣的环境和有恶行的人。所以他要求儿童应慎交游、应择良师、应读好书。不应该让儿童“和未经选择的游伴往来，他只能和品德优良、谦虚谨慎的孩子交朋友”。应避开坏人，“和这些人在一起，除了享受、娱乐、傲慢、自大、贪婪、闹气和残暴以外，他听不到什么东西，学不到什么东西，吸收不到什么东西”。应择良师，这样儿童才能受到好的教育。应读好书，因为“不正经的谈话毁坏心灵，不正经的书籍毁坏心灵的程度并不比它稍差。没有声息的文字会转变成为态度和情绪”。

伊拉斯谟认为，如果儿童因不良习染形成了坏的习惯，就很难改变，“没有一件事情比使人们清除由于习惯而变成第二天性的特性更加困难的了”。基于此，伊拉斯谟要求重视早期教育，“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象在早年学习的东西那样根深蒂固”，所以，应“从襁褓时期开始”，“就必须使他的心灵充满有益的思想”，道德的种子必须播种在他精神的处女地，以便随着年龄和经验日益增长，它们会逐渐生长和成熟，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植根”。

2．教育对社会的作用。伊拉斯谟重视教育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教育”，因而“应该对公、私立学校和女子教育予以最大的注意，使儿童可以看到最优秀、最可靠的教师的指导，从中学习耶稣的教导以及有利于国家的优秀的文献。若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这很有些“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胜于刑政”的色彩。

他让父母牢记他们对社会的义务：“你生儿育女，不是只为你自己，而是为国家；不是只为国家，而是为上帝。” 他坚决主张政治家和教会人士采取积极措施，提供足够数量的、能胜任教育工作的合格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他认为当时教师所受教育太差，缺乏进行教学工作的必要训练，而补救之“是政府的责任。其重要性决不次于整顿一支军队”, 显的结论是有必要迫使国家像组建一支军队那样组织教育。

伊拉斯谟尤其重视对王子的教育，也是出于改造社会的考虑，他认为若王子智慧超群、能力卓然、品德高洁，则将来能做一名贤达的国王，社会随之也就能摆脱愚昧和不道德的境地而趋于完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伊拉斯谟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教育的政治功能。

我们在此可联系《愚人颂》进一步明了伊拉斯谟企图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愚人颂》以幽默的笔法讪笑了当时荒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是非、善恶；也没有真理、秩序。更可悲的，生活于这社会里的人，由于积习已久，将四周的种种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他们都是庸人，但还自以为聪明。伊拉斯谟是一位改革者，想通过教育改革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尤其是改革教会，不过他对宗教改革的观点和应用的方法与其他宗教改革者如路德等迥然不同。因为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想用教育的方法来改进一般人的思想，所以用著书立说、兴办学校来推动改革；至于实际的其他社会革新，伊拉斯谟希望负有领导职责的王公和教士们去做。马丁·路德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是推翻旧教会，建立新教会，而伊拉斯谟则主张在维护基督教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内部的逐步的温和的改良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不希望新旧教会之间战争和流血。教育在伊拉斯谟看来是改良社会的最佳手段。他在宗教改革中拒绝脱离罗马教会，路德讥刺他为“懦弱者”，认为他有发现真理的能力而无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 。伊拉斯谟之所以如此，是与他对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观紧密相关的。

（二）关于教育的目的

教育目的所要回答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伊拉斯谟所要培养的人具有三个主要方面的素质：虔诚、德行和智慧。

1．虔诚。伊拉斯谟是一位神学家，所以他尤其强调宗教教育的地位，但由于他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所以其宗教教育思想又不同于中世纪那种重盲从、尚专制的做法，与北方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相一致，他强调的是一种宗教虔诚心的养成，崇尚内发而非难外铄。

伊拉斯谟认为“应该用基督教的标准估量一切东西”，但做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并非易事。“受过洗礼或涂过油神圣化的人，并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上教堂做礼拜的人也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在他内心感情上信奉耶稣并且用他虔敬的行为模仿耶穌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真正的基督徒应忠顺于耶稣，信守圣礼。

伊拉斯谟理想中的王子教育，不是异教王子的教育，而是基督教王子的教育，所以他尤其强调王子的基督教精神的养成，认为“耶穌的教旨最适用于王子”，“必须把耶稣的故事牢固地扎根在王子的心灵里”，一个王子应“以纯洁的性格和智慧超出一切人”，“你强迫你的臣民学习和服从你的法律，你应该以更大的努力强制你自己学习和服从上帝耶稣的法律”。

2．德行。伊拉斯谟非常重视良好德行的培养，认为德行对一个王子而言就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王子”。而一个好王子的主要标志在于他是否有好的德行。

王子就是将来的国王，若要治理有方，首先就必须有良好的德行。伊拉斯谟认为：“基督教神学把三个主要的特质归之于上帝──最高的权力、最大的智慧、最大的仁慈。你应该尽可能使你自己具备这三个特质。有权力而没有仁慈，就是十足的残暴；没有智慧，就是带来混乱，而不是领土”。

未来的国王应具有哪些德行呢？“他是温和的、和平的、宽厚的、有远见的、人道的、宽宏大量的和坦白的。他不是金钱的攫取者，也不是它的奴隶。他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是有理性的，能判断的。他有纯洁的和周到的思想；他在忠告、正直、明智和留心宗教故事务方面是专心的，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他在谋划大事上是可靠的、坚定的、正确的，并有权威的判断。他工作勤奋，很有成就。他深切地关心人们，是他们的保护者。他行为善良，缓于报复。他诚实、如一、坚定、公正……。他是容易接近的，和蔼可亲的，对与他谈话的人都表示欢迎；他公开支持和热爱他的人民和战士。他用武力反对侵略战争，从不寻找机会发动战争；他热爱和平，维护和平。他反对强行改变人民的习惯。他知道怎样做个领袖和国王以及如何建立有益的法规。他生来为了达到荣誉，其表现象个上帝。”这些伊拉斯谟所褒扬的德行实际上是耶稣人格的世俗表现。

一个王子应关注人民的安全胜于顾及自己的生命，王子应对人民尽职尽责，王子最大的快乐在于关心国家、使其在自己的努力下取得进步和繁荣。伊拉斯谟还要求王子具有基督教平等的精神，一个基督教王子与出身贫穷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奴隶，他们之间应有“互相友好的关系”。“自然创造人，人人平等，奴隶身分是加在自然上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只有一个主人──基督”。伊拉斯谟认为上帝给人以自由意志，应尽力达民之情、遂民之欲，“保获人民的自由和安定有助于君权的加强。”

王子最主要的德行应是仁慈、是爱民。“谁企望人民好，他就是国王；谁只考虑个人，他就是暴君。”王子要得到人民的爱。他就要表现出他自己是值得让人民爱的。他要做一些好事来赢得人民的心。他对人民好，人民也会对他好，以示报答。“谁要是失掉人民的信爱，他就要失掉一大群捍卫者。”所以，王子具有良好的德行是统治好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

伊拉斯谟认为，王子具有美德不仅益于统治，而且益于化民成俗。“王子的美好道德生活是改进公共道德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王子的生活德性可以掌握和改变他的人民的品德和特性”。在赌徒王子的统治下，赌博盛行；在好战者之下，每人都被卷入战争；在享乐者之下，人们都在浪费奢侈中玩乐；在残忍的暴君下，每人都带着责难和虚伪的理智。王子上行，百姓下效，所以王子应具良好德行。王子考虑人民的幸福不是只看他们如何有财富和身体如何健康，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正直和能够自我克制；他们是否很少贪婪和不和；他们是否闹宗派等等。总之，百姓的思想品德如何、精神方面的文明程度如何，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而要使人民有好的德行，王子首先必须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淳化风俗。

3．智慧。王子除具虔诚和美德外，还需有非凡的智慧。伊拉斯谟认为“虽然每一种伟大的艺术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一种艺术比善于统治的艺术更加精巧，更加困难”。要掌握这种艺术，需运用智慧的力量。“对一个问题深思熟虑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智慧。假如王子缺少这种素质，那么，他就不可能观察了解客观事物，正如视力破坏了，不能看见东西一样”，所以，一个王子必须有非凡的智慧，“这是好政权的基础，也是主人命令仆人服从的基础”。

作为一个未来的统治者，王子应“既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事，又能看到未来，并有广泛的知识”。智慧应服从于虔诚的美德，受二者的指引。王子具有智慧应为民谋福利，而不是搬弄是非，祸殃百姓，涂毒生灵，谋一已私利，“他的智慧只用于为国而不是为自己”。

虔诚、德行、智慧三者是相互联系的，虔诚是德行与智慧的最高体现，而走向虔诚与德行的必经之路是智慧。可以看出，伊拉斯谟所宣扬的虔诚、德行、智慧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世俗色彩，不同于中世纪以蒙昧和压制为主调的宗教精神。而且伊拉斯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也有不同，“意大利人没有哪个会把虔诚置于这样突出的地位，或如此强调学问与品行的密切联系”。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是古典主义的课程，学生应读《旧约》和《新约》、读普卢塔克的《格言》和《道德论》、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和西塞罗的《论义务》等等。伊拉斯谟认为这些书籍都是纯洁的，而且多与政务相联，是培养一个国王的必读之书。

读书的目的不是仅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使他变得更好些”，一个人知道并憎恨政治野心、易怒和情欲等等的弊害，读书可使你找到克服这些弊害的方法。“没有什么比从书中能获得更正直和更有益的东西了”。

为了管理好国家，王子还要学习地理和历史。“王子要热心学习国家的各区和城的位置，它们的起源、自然环境、组织情况、风俗习惯、法律、编年史和特权”，这是明智地管理国家的基础，因为“没有人能治愈其身，除非精通它。没有人能种好一块地，除非精通它”。

教学中使用的语言应是纯正的古典拉丁语。拉丁语教学在其课程论中居于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拉丁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语言去挖掘古典文化的宝藏。伊拉斯谟对本族语文学作品不感兴趣，他想在整个欧洲建立一种希腊、罗马式的共同文化，他把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楷模，认为有关生活中主要方面的一切基本知识，无论是法律方面的、医学方面的，还是科学方面的，均能在拉丁著作中找到。一言之蔽之，文以载道，学文重要，学道更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是学古人之道以改造现在的社会。

在《关于正确教学的方法》中，伊拉斯谟指出：“我特别重视教学的正确方法(包括教材的选择和传授方法)，因此，我保证用此法使智力一般的学生也达到相当不错的学术成就。……具有这种用正确的方法打下基础的孩子，便可信心百倍地希望在高一级的学业上取得成功。”他反对在教育和教学中虐待儿童的现象，主张废除体罚，认为教师应懂得儿童的天性以及教育过程内在的规律。

教师应了解学生。了解学生是教育学生的基础。教师应了解学生“比较倾向于急躁还是傲慢，倾向于希望成名还是渴求名声，倾向于放荡还是赌博、贪婪，倾向于抵抗还是战争，倾向于鲁莽还是残暴”等等。

教师应因材施教。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教师应针对其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应采用任何“适合王子的年龄，能使他感到兴趣的方法”。伊拉斯谟认为“教师的任务总是相同的，但是他必须在一种情况下采用一个方法，在另一种情况下采用另一个方法。当他的学生还是一个小孩时，他可以通过有趣的故事、令人愉快的寓言和巧妙的比喻引进他的教导。当他年龄稍长时，他可以直接地教他相同的东西”。

教师应长善救失。“当他已经发现王子的弱点时，他应该用优良的理论和适当的教导教化他，设法把一个尚易于接受引导的人引向更好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发现王子的天性倾向于生活中的好事，或者无论如何只倾向于那些容易转变为美德的坏事，例如功名心和挥霍浪费，教师则应该更加努力，帮助王子天性的长处得以发扬”。

（四）教师论

择师非常重要，应“仔细地选择未来王子的导师”，因为“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王子。一个好王子的一切都功归于运用道德的原则使他成为好王子的那个人。”教师责任重大，“他正在履行一件绝不轻松的职责”，“你是成为一个在你国家行善的力量，还是将使国家遭到灾难和瘟疫，完全取决于你”。

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伊拉斯谟认为“一个国王应该从他全体居民中选拔教师担任这个责任——甚至从各方面召募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年长，使他们受到深深的尊敬；生活纯洁，使他们享有威信，爱交际和态度温柔，使他们得到爱和友谊”。好的教师应具备较高的教育技巧，“他能责备人而不使其感到奚落，会赞扬人而不流于谄媚，由于他纯洁的生活而受人尊敬，由于他使人愉快的态度而受人敬爱”。

教师仅具有知识和美德还不是以胜任教学工作，他还必须了解自己教育对象的心理年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才能收到成效。

伊拉斯谟的教育观是北欧人文主义的典型表现，既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共性——崇尚古典文化，要求改革教会，建立一个新世界；也具有北欧文艺复兴的特性——更多地强调虔诚和德行，重视实际生活。但尽管如此，伊拉斯谟的教育观也并不完全适合于那个时代的需要。这在他的课程论和教育目的方面有明显的体现。他给学校推荐的古典课程适合于学者和朝臣，但不适合那些从事一般社会劳动的人，尤其不适合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实用的知识。这说明伊拉斯谟在培养目标上和课程论上有脱离大众的缺陷，他所要培养的仅是少数上层人物，他的教育对象的范围非常狭隘，他的教育措施也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需要。伊拉斯谟所关心的是治人之学而非治物之学，因而忽视科学知识的学习，而只重视人文学科的掌握。

伊拉斯谟所处的时代，民族国家渐趋形成，民族主义精神日占上风，但他并不赞成国家之间存在差别，要求诸国均使用古典拉丁语以形成共同文化。因此，他不重视本族语的作用，本族语教学在他那儿不占什么地位。他没有看到，拉丁文无论如何也绝不可能象在它的本土意大利那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人民的生活和教育中，占据同样的位置。

尽管伊拉斯谟强调古典课程不能完全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但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中世纪后期的几百年里，大学和一般学校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抽象的推理上，有时甚至毫无掩饰地表示它们对现实世界的轻视，以致常把现实世界仅仅视为逻辑学家搞智力训练所用的物质材料。文艺复兴所要做的恰是对这种片面理解的纠正。经院哲学所论证的各个老问题已经反复而热烈地讨论了几世纪之久，却仍然毫无进展。这时，对这一方面感到无穷厌恶的人们不得不逃出文法学校和逻辑学者所统治的学校，逃出机械论者和形而上学者永无休止的争吵漩涡，前去探讨真实的世界，特别是那伟大而完美的古代文化世界。经院哲学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尽管“磨粉机隆隆地响个不停，但已经磨不出面粉了”。伊拉斯谟对当时知识界和教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提倡古典文化，其用意在于通过学古人之言进而明古人之“道”，从而达到改造现存腐朽社会的目的。伊拉斯谟在强调古典课程的背后隐藏着革新社会的企图。

伊拉斯谟把革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上层部分人身上，他的教育规划明显地脱离大众。这是其重要缺陷，但我们应看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缺点，而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缺陷。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发动者是上层阶级，世俗君主和宗教领导者的宫廷，在当时都成了著名艺术家和诗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聚会场所，“所以由此而勃发的新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贵族的文雅色彩以及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倾向” 。

伊拉斯谟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教育论著，为人文主义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位“新古典文化的真正代表人物所从事的安安静静的工作，其影响之深远更甚于漫游四方的诗人的热狂行动。” 他在当时的地位恰如二百年后启蒙运动中的学者伏尔泰，其著述广为流传，推动着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巨轮。他的教育理论有得有失，他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优劣互见。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愚人颂》

《愚人颂》主要以“愚人”的口吻评论当时的世态世象，对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宗教权威和以君主制度为代表的世俗权威极尽讽刺之事，当然也没有忘了为法学家、哲学家之类不讨作者喜欢的人士捎上一笔，他很俏皮地称这些人为“贤人”，而把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称为“愚人”。以“愚人”的眼光看待“贤人”的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种种不合逻辑、自相矛盾，而对“愚人”本身则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和赞扬。

全书以第一人称叙述，这位自称为“愚人”的人是一个女人。分68个方面对社会百态进行评论。这68个方面选择得非常有逻辑性，他们分别是：

第一部分：“愚人”的自述。包括

[1]“愚人”才是能使众人众神心里乐滋滋的。

[2]“愚人”将以诡辩家的名义为自己唱颂词。

[3]论述“愚人”为自己唱颂词是最合情合理的。

[4]“愚人”不屑于象修辞家一样推敲字句。

[5]“愚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以本来面目出现，决不会装成聪明人。

[6]当今的 雄辩家的德性：虚张声势、自鸣得意。

[7]“愚人”自述出身和历史，父母为财富之神普路托斯+青春女神，这里对希腊神话中的诸神极尽讽刺。

[8]“愚人”的出生地。讽刺以出生判定是否高贵。

[9]“愚人”的侍从们：自负、谄媚、遗忘、懒散、愉快、狂热、放荡、欢宴、沉睡。

第二部分：证明世间一切快乐皆归功于“愚人”。包括

[10]综述“愚人”给人、神带来各种快乐，应当被列为众神之首。

[11]生命的起源归于“愚人”。因为聪明人估量出婚姻的不利之处，不愿意作茧自缚，也不愿意重蹈覆辙，所以普通人的婚姻只能归功于“狂热”和“遗忘”，这俩都是“愚人”的侍从。

[12]人生的幸福也由“愚人”提供。因为快乐是“愚人”的调味品，“无知是最幸福的生活”。

[13]/[14]任何人离“愚人”越远就越少生机和活力，因为“愚人”能提供“遗忘”，能使人变得糊涂愚蠢，从而免去头脑清醒时所感到的种种烦恼忧虑。“只有愚蠢能阻止青春逃逸，挡住无情的老年前进”。

[15]天国中诸神对“愚人”的依赖，巴科斯、潘、丘比特、阿佛洛狄特、宙斯、普里阿普斯、墨丘利等等为啥快乐呢，因为他们疯疯癫癫、总是在到处寻欢作乐，一点也不严肃正经，即是说，他们不是“贤人”。

[16]人间没有“愚人”的帮忙也不会有快乐。因为聪明意味着只遵循理智指导，而愚蠢则听从感情摆布，没有感情的生活将完全陷入忧郁低沉、冷酷无情。因为，丘比特让“愤怒”和“贪欲”这两种感情占据了“理智”的上风。

[17]大自然创造女人作为男人的伴侣是为了用她的愚蠢把他那严酷的性格调配得更有味道。另，正因为女人愚蠢，所以在很多方面比男人更加幸福。

[18]宴会上的种种消遣如掷筛子、行酒令都是“愚人”为人类的幸福弄出来的。人生如果没有欢乐，似乎就不配称为人生。除非找到这种愚蠢型的快乐，否则人生往往就不能不在悲哀中了结了。

[19]愚蠢创造出友谊，并使朋友结合在一起。因为一般人并不是生来就没有缺点的，若不是对自己朋友的缺点假装视而不见，增强幻想，把缺点当作优点来赞美，友谊就无法维持下去。

[20]白头偕老的婚姻也需要“愚人”。正是愚蠢使得妻子在丈夫眼里美丽动人，而丈夫在妻子眼里也是如此。

[21]总之任何交往或者联姻少了“愚人”就不会有幸福和稳定。

[22]如果连愚蠢也去除了，就会讨厌自己，并觉得一切都可厌可恶。

第三部分：“愚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包括

[23]战争。战争是所有赢得赞扬的功绩的种子兼源头，但没有任何东西比为某种原因发生战争更加愚蠢了。

[24]哲人在任何生活实践中全无一用处，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柏拉图说：“要是哲人是君王，或君王是哲人，这样的国家该有多么幸福！”，“愚人”则说，一旦权柄落入对哲学浅尝即止或对文学如痴如醉的人手中，这类统治者就会把国家糟蹋得遍体鳞伤，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大自然想保证智慧的祸害不会谬种流传，让西塞罗、苏格拉底的后代都不成器。

[25]贤人们只会观众们的兴致一扫而光。

[26]荒谬绝伦的东西才能使强有力的巨兽（普通老百姓）服服帖帖，而不是哲人的演讲。

[27]政治家们竞选，收买人心，得到愚人们的欢呼，得到极大的荣誉，从而事迹广为传颂，被作家捧上天。这个途径很愚蠢，但正是这种愚蠢创造出社会，并维护了帝国、官场、宗教、法庭、议会。

[28]对名声的渴望促发了艺术，这显得艺术家们都是十足的愚人。

[29]深谋远虑、深思明辨也归诸于“愚人”。因为贤人们不会身体力行，只会纸上谈兵，并且带着太多的偏见、规矩和顾虑。

[30]贤人们缺乏人类的感情和感觉，普通人谁也受不了他们。

[31]人类有许多痛苦，普通人是过让愚蠢弄得甜甜蜜蜜的生活好呢，还是跑去自缢好？

[32]生活在愚蠢、幻想、欺骗和无知之中的才是人的生活，这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合乎天性。

[33]各学科中最接近常识（愚蠢）的最受高度重视。神话家、逻辑学家、占星学家等都受到冷落。

[34]所有生物中的最幸福的是与专门知识不沾边，只拜自然为师的生物。

[35]生活越是简单纯朴自然的人（愚人）也就越幸福，所以奥德修就非常不幸。

[36]愚人是君王们的宠臣，贤人们只会给君王们带来痛苦。愚人是唯一说话真诚，道出真理的人，贤人们则有两根舌头：一根说真话，一根说捧场话。

[37]愚人一生非常快乐，贤人们则终生操劳、忙碌、未老先衰、到处不受欢迎。

[38]荒唐的本质的两重性，复仇女神带来的和“愚人”带来的，前者使人痛苦，后者使人快乐。

[39]只要一个人的荒唐行为不越出“愚人”独占的领域，则他越荒唐越幸福。

[40]宗教狂或者迷信狂这类的其实不是真正的“愚人”。“愚人”对他们表示愤慨。

[41]人们向圣人们祈求的都是“愚人”所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避免愚蠢。

[42]讽刺出生低微却一个劲的寻找显赫的祖先为自己贴金。

[43]讽刺各大国家都有各自引以自豪的东西。如苏格兰人出身高贵，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技艺的创始人，犹太人仍虔诚的等候复国救主。

[44]论述“愚人”的侍从“谄媚”也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

[45]论述不受骗才是糟糕透顶的。

[46]众神各有各得偏好，只有“愚人”对一切是一视同仁、乐于助人的。

[47]/[48]“愚人”不需要有人献上祭品或建立庙宇，不需要人们的赞美和崇拜。因为愚蠢就在人们心底里，实际上无论什么人对“愚人”都是非常领情。

第四部分：世所公认的贤人们的作为。包括

[49]小学校长。他们在学生们面前作威作福，拿学生们出气，却又自以为学识广博。

[50]诗人。他们的唯一兴趣就是用一派胡言和无聊的故事让蠢人听得心里乐滋滋。作家，为了从少数人处听到句把毫无用处的赞扬，付出巨大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51]法学家/诡辩家，逻辑学家。他们为了毫无意义的条文争吵不休，互不服输。

[52]哲学家。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拥有智慧，实际上他们在每个问题上进行的无穷尽的辩论都是完全缺乏确实的证据的。

[53]神学家。他们目空一切，动辄发怒，动不动就给人套“异端分子”的帽子，实际上也正是由于愚蠢造成的自负才达到如今的地位。他们关注的是基督的血缘之类毫无意义的问题，他们认为屠杀千人的罪恶还不如为穷人服务。即便是使徒们本身关注的也都是些虚无缥渺的东西。

[54]修道士/僧侣。他们相信文盲是虔诚的最高境界。他们力求做到生活习惯于人不同，对做到与基督相似倒是没有兴趣，还到处结帮结派。

[55]君主。君主只做关心自己的舒适生活，只听悦耳之言。

[56]朝臣。最会谄媚、奴性十足、愚昧无知、绝无可取，还到处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57]主教们。只有在事关赚钱收益的时候才是称职的掌管人。

[58]红衣主教们。自认为是使徒的继承人，却只关心搜刮财富。

[59]教皇。过着奢侈的生活，举行各种娱乐，滥用教会的最高权威，靠刀剑来处理教会事务。

[60]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派）。抛弃各种宗教仪式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只是把权力从教皇手中抢过来了而已。

第五部分：总结。包括

[61]所以寻求点人生乐趣和兴味的人，坚决让贤人吃闭门羹。

[62]教导孩子：大智若愚。

[63]从神学上证明人类没有智慧。

[64]神学家们对圣经的曲解。

[65]基督尽管是上帝智慧的体现，也让自己显得有点像愚人。

[66]总结，基督教与愚昧有着某种血缘关系，但与聪明不沾边。

[67]人的最高报酬只不过是某种愚蠢疯狂。

[68]结束语，说话的是个“愚性”天赋者兼女人。

《乌托邦》

智者宁可防病于未然，不可治病于已发；宁可勉励克服痛苦，免得为了痛苦而追求慰藉。 —— 托马斯·莫尔

《乌托邦》一书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不朽巨著，用拉丁语写成，书的全名原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这部书是1515－1516年他出使欧洲时期，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乌有之乡”。

莫尔本人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在战争时期它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莫尔本人是一个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经想过做牧师，他的小说可能受到耶稣会的影响。

乌托邦用于比喻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

在《乌托邦》中，莫尔首次用“羊吃人”来揭露罪恶的“圈地运动” (这一提法被马克思多次引用)，并提出了公有制，讨论了以人为本、和谐共处、婚姻自由、安乐死、尊重女权、宗教多元等与现代人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他创造了“乌托邦”一词，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其思想也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思潮的来源之一。

《知识的传授》

《知识的传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教育学。共分教育的起源、学校、语言教学、高级课程和学习与生活五卷。他认为教育和生活是一体的，在人的一生中，对于智慧的追求无有终结。知识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公众的幸福。热爱上帝是生活的最高目的，所以教育的目的和宗教的目的是一致的。在维夫斯看来，莫尔的“乌托邦”大家庭是柏拉图的学园的复活，因此他给学校取名学园，合小学。中学及大学为一体。他很重视校址的选择，要求空气清新，供应方便，远离市区和交通要道。三、四两卷是课程论部分，他认为课程的基础是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拉丁文的学习，要求学生能讲拉丁误，阅读拉丁文专著，也要学习希腊文。维夫斯也很重视本族语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本族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他认为自然研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知识的各个部门都来源于自然，感觉是通向知识的道路，所以应通过观察和实验进行感觉的训练。他提出体育运动应在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重视教师的培养，主张教师应经过试用，接受校长的仔细考察，然后授予其教师称号。维夫斯的这些教育观点曾对培根和夸美纽斯产生过重大影响。

《巨人传》

《巨人传》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拉伯雷创作的多传本长篇小说，是一部高扬人性、讴歌人性的人文主义伟大杰作，鞭挞了法国16世纪封建社会，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教会统治发出的呐喊，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和人的创造力的肯定。在小说中，拉伯雷痛快淋淳地批判教会的虚伪和残酷，特别痛斥了天主教毒害儿童的经院教育。小说中提出“依愿行事”的口号，体现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充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书中塑造了高康大、庞大固埃等力大无穷、知识渊博、宽宏大量、热爱和平的巨人形象，体现了作者对文艺兴复时期新兴阶级的歌颂。本书横扫贵族文学矫揉造作的文风，给当时的文坛带来生动活泼、贴近生活、雅俗共赏的清新空气。拉伯雷《巨人传》从它出版之日起，便以其神话般的人物，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妙趣横生，有时不免流于油滑粗俗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广大读者的厚爱，并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这决不是一不纯粹的搞笑的作品。正如作者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这部作品虽然表面看来“无非是笑谈，游戏文学，胡说八道”，但它在有关“宗教”政治形势和经济生活方面，却“显示出极其高深的哲理和惊人的奥妙”。

小说本身便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不仅显示出作者学识的渊博，更体现了作品的贯穿思想：“使人的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从开卷卡冈都亚降生式的喊声“喝呀！喝呀！”，到篇末“神瓶”发出的“喝呀！”的谕示，都强烈地表达了要挣脱精神枷锁，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的热切愿望。

小说的主人公、父子两代巨人卡冈都亚和庞大的古埃都都具有超乎寻常的体魄和力量，在他们身上，拉伯雷不仅表现了人的价值和伟大，更着重强调了人文之于教育重要作用。卡冈都亚两次受教育的情节与以明显。他原本聪慧过人，但几十年的经院教育却要把它变成呆头呆脑，糊里糊涂，只有在改为接受人文主义教育之后才变成名副其实的“巨人”。这当中所体现的不拘一格的教育思想，对后来教育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小说中的特来美修道院是拉伯雷想象中的人文主义理想国。这座修道院唯一的院规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创立修道院的约翰修士则是这种人文主义的理想人物。他不禁欲，敢于大胆瞧姑娘：他不节食，吃喝抵得上四个人：他不怯敌，对敌人十分无情，曾把入侵之敌大的落花流水。这个形象和中世纪的精神贵族僧侣阶层迥然不同，是一个符合人文主义“人情”标准形象。

《巨人传 》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其荒诞不经得夸张描写中所透显出来的绝妙的讽刺、幽默和极为丰富的想象力。这一特色来源于拉伯雷对民间文学传统的出色继承和改造。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这部作品正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引起了越来越大的重视。

《巨人传》通过主人公卡冈都亚及其儿子庞大固埃的成长过程，用荒诞的手法、夸张的语言，幽默而辛辣的笔调，无情地抨击了经院教育的腐败、教会的权威，热情地讴歌了人文主义教育，颂扬了文艺复兴的新精神。《巨人传》第二部分《庞大固埃》出版在先，后来，拉伯雷又写了《卡冈都亚》、因卡冈都亚是父亲、故小说再版时，《卡冈都亚》排在了前面。第三部分题名为《善良的庞大固埃的英雄言行第三卷》（1545年出版）。第四部分是描述庞大固埃及其伙伴巴汝奇寻访“神瓶”的经历（1552年出版）。第五部分名为《钟鸣岛》，是在拉伯雷死后的（1564 年由后人整理出版）。其中与教育关系密切的是前二个部分。书中采用民间文学家的写作方法，中间穿插了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如谜语、童话、寓言、稗史、小剧、打油诗等、运用多种古语、希腊语、拉丁语、外来语、地方语、行语、双关语、科诨、笑谑夹杂其间，这在法国文学里是独一无二的，至今仍保持着活力，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为世界人民所喜爱。其中的一些篇章早就被译介中国，书名有几种译法，如《卡冈都亚与庞大固埃》《高康大与庞大固埃》《伽刚立和潘德格罗尔》。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鲍文蔚译的《巨人传》，全书共 333 页。第一部分五十八章、第二部分三十四章。《巨人传》揭露了中世纪教会的黑暗和腐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资产阶级这个性解放的追求。在拉伯雷的理想社会里，人性是善良的，人民是纯朴的，他的理想的 行为准则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读拉伯雷的《巨人传》时，人人可以快意地 笑，爽朗地笑，尽情地笑，这就是他被人们誉为“伟大的笑匠”的原因。

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94―1553)对教育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受了伊拉斯谟和新教教育家斯图谟的影响，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讽刺性文学作品《巨人传》中，要点如下。 

第一，阐述了一种新的教育自由观。他要求打破一切戒律，不论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他认为，理想的社会由享有完全自由的人所组成，“想做什么，便做什么”是他所推崇的准则，他所主张的自由不同于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城市自由，而主要是一种个人自由，表现出对个性价值和个人自由的确信。 

第二，主张身心并行发展，重视体育，他所列的体育活动的名目非常多，骑马、击剑、角力、跑步、游泳、射箭、登山、攀树等，不一而足。

第三，要求认识所有事物。拉伯雷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学习知识的范围，古典语言和著作是学习科目的主体，但拉伯雷引入了自然科目，要求对大自然予以“尽心的研究”。拉伯雷还注重本族语教学，要求日常交往要使用本族语言。

第四，提出了新的学习方法和途径。拉伯雷对经院主义的繁琐论证、死记硬背的方法深恶痛绝，要求知识的掌握应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认为“没有经过理解的知识等于灵魂的废物”，他要求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与学习的过程轻松愉快，“与其说是一个学生在学习，毋宁说是一个国王在消遣。”书本是知识的一个来源，观察、谈话、游戏、游学、参观、旅行等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论学究气》

《论学究气》中的主要教育思想：

（一）抨击学究

蒙田的哲学观的突出特点是怀疑主义。他把他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刻在一枚自制的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铸的是一只摇摆的天平，用以喻指人们的认识是捉摸不定难以持平的。以此作为“我知道什么？”的象征。蒙田所处的时代、科学知识逐渐兴起，人们的经验日益扩充。蒙田认为人的感觉是有限的，而且会起着欺骗人的作用，而人的理性又往往软弱无力。因此、对事物的本质并不知晓。“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人的观念往往是混乱的，因此，通常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人的意见是经常改变的、随个体的发展而变化。他的怀疑论是以怀疑人的感觉和理性为出发点的、不同于一般的怀疑论。一般的怀疑论导致不可知论，而他却不否认自然的可知性。蒙田继承了法国的怀疑论的光荣传统，继承了中世纪唯名论者阿伯拉尔反对教会权威著作的勇敢精神，以求通过怀疑达到真理。他的怀疑论是对旧思想作斗争的理论根据。对于真理、正义、自然，他并不怀疑，而是坚定不移。他一生追求真理。“我们要为真理而爱真理。”实际上，蒙田真正的怀疑对象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世纪的经院教育。

在《论学究气》一文中，蒙田从他的怀疑论出发，旁征博引，批驳了经院哲学家的“学究”嘴脸。蒙田在文中尽情地讽刺了一旦离开书本就毫无所知的人。说这种人必须先查阅字典，弄清‘臀部“是什么，再查看“痔疮”是什么，他才敢告诉人家他的“臀部”患有“痔疮”，蒙田引用法国著名诗人迪倍雷的话说，“我特别憎恶学究式的学习。”

这种经院主义的“学究”不同于柏拉图曾经描述过的那类古代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是那些远离公共事务的哲人，有时，他们的意见和举止会使人们觉得可笑，为同时代的喜剧所诽谤，但他们是一些超越常人的人，过着一种特殊的、仿效不来的生活，目的在于追求某些崇高的，不做一般应用的说教。蒙田所痛斥的学究则是那些闲聊着哲学而无所事事的人。这些人不爱交际，不能胜任公共职务。他们空有一肚子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也没有很好地从这些知识中获得营养。而只是一手转一手，唯一的目的是卖弄好看、和别人应酬，用它编成一些离奇的故事或有趣的小说，就像计数器中伪造的钱币，本身没有任何用处，只能用来算帐和计数。蒙田引用西赛罗的话说，“他们学习说别人的话，而不是说自己的话”。这些学究知识非常丰富、而判断力是空虚的。

蒙田引用方言说，那些自以为有学问的人是“用文字打上记号的人们”。的确，其中大多数人连普通的常识都没有，这些人搜集了漂浮在他们记忆表面的荒谬的知识以炫示自己和乱下判断，他们永远纠缠在自己的胡言乱语之中。他们不懂怎样去实际运用自己的知识。蒙田说，这些学究的头脑充满了繁琐的法律条文，但是对于手头的案例一无所知。

蒙田对旧的经院主义教育培养出的学究的抨击同拉伯雷一样是无情的。这种培养学究的教育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经院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山目光短浅、胆怯畏葸、行动迟钝的学究，这种学究，“从书本中拾取知识，永远停留在嘴唇上，只是为了吐出来，传播四方。” 这些学究“辛苦劳动、勤奋工作、只是去充塞自己的记忆，而理解力和良心却任其空虚，就像鸟儿到处飞着啄食谷粒、没有尝一下就去喂它们的小鸟一样。”

蒙田说，看看那些只读书本的学生吧!当他在一个学究手下管教了十五、六年之后，既不能从事实际的工作，也不能适应社会。从老师那儿只学会了以虚俘而无实在意义的零星知识去故作时髦和盛气凌人。这种教育扼杀了人的生机。这种教育培养出的学究们，对国家社会毫无用处。蒙田引用他人的话说：“我憎恨这样的哲人，他对自己并不贤明”

（二）新人理想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蒙田提出了他的理想的教育目的。

对经院主义教育的批判、对经院哲学家式的学究的抨击均是为资产阶级新教育，资产阶级新人的树立扫清道路。蒙田赞同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看法。色诺芬认为、波斯人有一种优良的制度，其他国家教儿童文学，而波斯人教儿童德行。接着，蒙田引证柏拉图的话说，波斯王子出生后，交给德行威望很高的人，其任务是使王子体态优美，发育健全。“七岁时，教他骑马打猎十四岁时，把他托给四个人：即一个全国最贤明的人，一个最公正的人，一个最有节制的人和一个最勇敢的人。第一个人教他宗教，第二个人教他正直和忠诚，第三个人教他成为自己欲望的主宰，第四个人教他具有大无畏精神”。 这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蒙田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造就空有一肚子知识的学究，而应该使人有理解力、判断力。良好的德行，并能把知识应用于实际的人。

蒙田比较了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他说，人们通常会到希腊的其它城邦去寻访雄辩家，画家和音乐家，但是到斯巴达去寻访立法家，法官和将军。并且还说，“在雅典，人们学习说得好，但是，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做得好；在雅典，人们学习怎样从诡辩派的论争中解脱，打破强词夺理的诡辩的欺诈，在斯巴达，人们学习怎样摆脱淫乐的诱惑，并且以大无畏的勇气战胜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在雅典，人们为空洞的言词而绞尽脑汁，在斯巴达，人们的职责是探究具体的事物；在那里，口舌永远在喋喋不休，在这里，心灵不断地受到训练”。 从蒙田所作的比较可以看出。蒙田所强调的是教育要培养出注重实际、身体力行的真正的“人”。要培养出具有开拓精神的资产阶级事业家、而不是迂腐的学究。

蒙田从他的个性自由的信念出发，礼赞资产阶级的新人。他曾说道，“在一切形式中，最美的莫过于人的形式。”而这种美的人必然是身体力行，具有办事能力的人。他特别重视知识的践行。为了说明这种把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新人，他举了阿基米德的例子。在罗马入侵犯西拉古斯时，阿基米德不得不放弃他在书本中的沉思默想，运用他的知识制造一些可怕而奇异的机器用以保卫他的祖国。可是，他本人却看不起这些制造品，认为自己仅仅充当了技工的角色。这些制造品只是无足轻重的实验和玩具而已，并认为这些制造品“亵渎了他的艺术品的尊严”。蒙田却认为，阿基米德把知识应用于实际，说明“他们在科学上是伟大的，那么他们在行动上就更要伟大。” 因此，理想的新人应是身体力行，把知识付诸于行动，具有开拓精神的资产阶级新人。这反映了时代的需要。

（三）学问之道

怎样才能避免学习上的“纨袴习气”呢？蒙田认为，不仅要抵制任何坏教育的影响，而且要寻找新的方式使其成长。“仅仅使我们的教育不糟蹋我们，那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我们变得更好。 ”

1．在蒙田看来，学问之道首要的是反对浮夸和鹦鹉学舌，应该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不加深究地相信别人的意见和知识，那是一种无用的和肤浅的学问。如果总是讲这些是西塞罗说的，那些是柏拉图的风格，这些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那自己又说了什么呢？自己做了什么呢？作出了什么判断呢？蒙田认为，这是鹦鹉也能做到的事。　

蒙田讲述了一位罗马富翁的故事，这位富翁本人不学无术，花钱雇佣了各门科学的专家。当他需要某方面的知识时，就把具有某方面特长的专家请出来，代他写文章、作诗等。他所需的知识都藏在仆人的脑子里，而他竟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学问。蒙田说“那些把学问藏在他们豪华的图书馆里的人正是这样”。 他还给我们打了一个比喻说、当一个人需要火时，他到邻居家里去取火，看到那里火烧得正旺，就坐下来取暖，而忘了应取火回家。那些对知识不求甚解的人不正是这样吗？！蒙田说：“虽然我们可以藉别人的学问而成为博学之士、我相信，我们只能藉我们自己的智慧而成为明哲”。

2．学问之道重在理解。蒙田主张深入理解所学知识，把知识拥为己有。蒙田说，“如果学习不能使我们的心智变得更好，不能使我们的判断力更加健全，我宁愿我的学生把他的时间用在打网球上。” 蒙田引证古希腊诗人的诗说：“离开理解力知识没有什么价值” 蒙田十分重视对知识的理解。他问道，如果理解不和知识结合，知识有什么用处呢？“仅仅把知识拴在心灵上是不够的，应该融合到心灵中去、不应只是把心灵着一下色，而是必须把它染透。如果不能改善心灵的不完善的情况，最好还是任其自然。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足以阻碍和伤害它的主人” 。如果它落在笨拙的和不娴熟的手中，正如西赛罗所说，“还不如没有学过的好。” 的确，要想把所学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思想意识，只有借助于理解和思考。一个人头脑中装满了知识，但缺乏健全的判断力、无法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正确的判断、那他的知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蒙田把培养判断力作为教育的重要目的，也作为做学问的重要条件。蒙田甚至认为理解力比知识更为重要。蒙田说，在任用官吏时，有的只考察他们的知识，有的则要求新官吏判断某些讼案，考验他们的理解能力。“我觉得后者比较正确。虽然知识与判断力都是必须的，缺少哪一个都会显得不完美，但是，事实上，判断力总应该比知识重要。没有知识，凭判断力还可以尽力设法应付，但仅有知识却永远做不到这点”。 因此，学习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对事物、现象、观念、理论进行判断。我们学习西赛罗、柏拉图的作品，必须得动用我们的脑子，不能一味跟别人跑，如若不是这样，学完之后，什么东西也得不到。只有认真思考、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作品，才能把这些变成自己的观点。

3．为学也应重视德行。品德优良之人才能正确地进行判断。蒙田引证西尼卡的话说：“自从人们变得博学，善人却少起来了。” 他认为，一个没有善的知识的人，其后任何知识都是对他有害的。

如果研究学问只是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是为了崇高的目的，那么，知识传授给他们，知识本身也就面目全非了。在蒙田看来，知识没有力量把光赐给原来没有光的心灵，也不能使一个盲人看见东西。他说、知识的使命不在于使人有视觉、而在于扶持，控制和指导人的视觉，以使人在行进时步履矫健。知识是良药，但是没有一种药被保存在污染的脏药瓶中能够不腐败变质而保持药效的。蒙田用大量的比喻来说明德行的重要性。“身体残废的人不适宜于做躯体的运动，同样，心灵不健全的人不适宜于进行理智的训练。衰败的、粗俗的心灵是不配研究哲学的”。 他认为，如果把知识传授给无德行的人，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说，柏拉图训练青年人的方式是对青年提出问题，叫他们判断人以及人的行为。如果在他们谈话中赞扬或贬责某个人或某件事，他们必须说明理由，通过这种办法，立刻可以磨炼他们的理解力，同时，使他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

4．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实际中运用。蒙田引西塞罗的话说：“我们不仅必须获得智慧，而且必须运用智慧。” 他认为，那些仅宣扬正义成为一种学问而从不准备实行他们的演说家是可笑的。他说，柏拉图曾讽刺过那些最自命有益于人类，但在行动上一无是处的学究，知识不仅教人正确地思考，而且应教人们正确地行动。

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人们的视野大为扩展。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不再是迂腐的学究，而是有实际动手能力的商人、实业家。因此，给教育也带来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一开始就设法引导儿童懂得有效用的知识，不用道听途说和死记硬背的东西，而用行动的试验来教导他们。不仅用言词和教训，而主要用榜样和工作来生动地陶铸他们，这样做一定会使知识不是仅仅藏在他的记忆中，而且形成为他的脾性和习惯，不是获得物，而是成为禀赋”。

因此，在这种时代要求下，蒙田用赞扬的口气提到了阿基米德用他的知识捍卫祖国的业绩。有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具有健全的理智和理解力、德行，最终还得把知识和智慧运用到实际中去。知识，不能成为学者的私有物，知识、理解能力不能成为书斋中的游戏。蒙田引用一位罗马诗人的话说：“不能利用自己智慧的哲人什么也不懂。”

蒙田在《论学究气》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教育思想。其中的名言和警句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蒙田是文艺复兴后期重要的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他虽未直接参加教育实践活动，但却用犀利的笔锋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的经院主义教育，经院主义的学究，呼唤新时代的学人及学风，他关于教育的许多见解闪烁着真知灼见。但并未上升到理论高度。因为用的是散文的形式，因而，理论性不强。不过，蒙田的思想对后来法国启蒙运动起了酵母作用，直接孕育了一代反封建启蒙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卢梭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绅士教育目的论成为格克绅士教育的先声。

《论儿童的教育》

《论儿童的教育》是蒙田散文集中的第一卷第二十九章。在此文中，蒙田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教育观。《论儿童的教育》这一篇散文被收进中译本《蒙田随笔》之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也收进了王承绪从俄文版《蒙田散文集》中转译过来的《论儿童的教育》。《论儿童的教育》全文共3.2万字。

《论儿童的教育》的副标题是献给富华夫人第亚娜·哥松公爵夫人。富华是法国11—15世纪的一个大家族。第亚娜是哥松公爵路易·富华的夫人。路易·富华和他的两个兄弟从小就是蒙田的亲密的朋友。《论儿童的教育》是蒙田为哥松公爵的儿子制订的教育方案。所以在文中，蒙田充分阐述了他的教育观点，鲜明地提出了他的教育原则。与蒙田的另外一些论述教育的文章相比，如《论学究气》、《父子感情论》、《我谴责教育上的一切体罚》，此文更集中反映了蒙田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系统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方案、其中很多思想也是适于一般儿童教育的。蒙田提到，有些看过《论学究气》的人认为，他应发挥文中所论及的儿童教育方面的思想。故而，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写了这篇散文，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他的儿童教育方面的思想。

（一）理性与经验：教育的基础

在哲学上，蒙田是一位怀疑主义者。他的怀疑主义有深刻的思想根源。怀疑论的开山鼻祖是皮罗。蒙田信服的一位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写了一本《皮罗学说要旨》，详细介绍了皮罗的怀疑论思想，这对蒙田影响很大。恩披里可是一位对蒙田影响至深的怀疑论者。蒙田曾把恩披里可的名言，“我不置可否”写成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蒙田也非常喜爱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一句名言、“我爱知识，也爱怀疑”。

蒙田从历史上的怀疑论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怀疑论中找到了抨击经院哲学的工具。

蒙田的怀疑论的确又不同于一般的怀疑论。蒙田反对传统，不迷信权威，抨击一切虚假的教条。他的怀疑是一种思想方法，以求通过怀疑去达到真理。他常常反躬自问：“我知道什么呢？”由此把研究导向探索自己。他说：“我思考我自己”，“我研究自己，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通过研究自己，使人约束和克制自我，从而达到精神上的独立，以认识人类自身。蒙田的怀疑论是对旧思想作斗争的思想试器。他反对旧的思想权威，强调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探求、理解新知，以达到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这是他的怀疑论的最终导向。蒙田攻击了一切唯书、唯上的学究，摧毀了旧的教育基础，那么，新的教育精神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蒙田曾说，我们的心灵确在随别人的意志而行动，被迫听从别人的幻想，服从别人的权威、被迫屈从别人空洞说教的引诱，同时又不得不重弹老调，我们没有自由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的活力和自由全都消失了。蒙田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正是自己。他引证西塞罗的话说：“教者的权威常常阻碍着要学的人。”如果没有怀疑精神，人就不可能自由。蒙田不迷信权威，反对传统的偏见，倡导人运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事物，“绝不能仓促地下判断”，而要经过理解，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意义。

的确，他的态度又并非怀疑一切，在他的行文中，一再引证古代名哲的名言佳句，借以说明他所要讲的道理。他反对的是盲从而不求甚解。他说：“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不会去探索什么东西，也寻找不到什么东西。” 蒙田曾以蜜蜂为例，蜜蜂采花酿蜜、采的是花，但后来生产了蜜，蜜是他所有的。因而就不再是百里香之类的花了。借以说明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断、理解，才能获得真知。只有理解了已有的知识，才能使它变成自己的知识。他说：“真理和道理是属于一切人的，它们并不专属于至今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也不专属于此后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 他认为劳动、学习和教育只服从于一个目的，即培养他完美的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的获得即是要求人以理性为指引，智慧地生活着。他援引一位哲人的话说：“理解力能看清一切、听到一切，理解给一切带来益处，它安排一切，推动、统帅和管理一切。”

怎样才能训练判断力呢？只有通过诸如旅行和历史所提供的生活经验。丰富儿童的经验是教育的基础。他认为教育的适当开端应通过儿童与其同胞的交往来进行。他建议儿童从幼年起就应去旅行以认识世界，使学生学习各国语言，认识到生活的艰辛。其主要的价值还在于使儿童从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中摆脱出来，在旅游中培养正确的判断力。”总之，我愿意把这个世界结构作力我的学生的精选的教科书，那么多奇怪的性格，各色各样的宗派，不同的判断，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法律以及奇异的风俗习惯，它们教我们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启迪我们的判断力去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天生的虚弱。”

与世界上其它的知识比较、在某些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历史知识。柏拉图曾说，历史是斯巴达人保留给他们自己的唯一的学习。借助于历史，学生将熟悉历史许多全盛时期的最可尊敬的人。蒙田说，对于能学习历史的人，那就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了。如果把历史仅限于事实和日期，那么，历史就会变成一门枯燥的学科。但如果把历史作为训练判断力的材料，教儿童做历史的裁判者，象普卢塔克利用历史知识那样，那么，历史就会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是能阐明人类本性的最深奥、最隐密部分的学科。

这样，通过旅行和历史学才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有了健全的理性、判断力，了解了自己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什么是学习的范围，什么叫勇敢，什么叫节制，什么是公平，野心和贪婪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判别真正地、完全的知足的标帜，一个人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畏惧死亡、悲痛或羞辱以及怎样可以避免或忍耐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才可以教学生各门学科的知识。

（二）人文主义教育原理

文艺复兴是一切人类精神觉醒的运动，是对狭隘的中世纪精神进行坚决的批判，是对更丰富、更充实的个人生活的一种尽管模糊、但却是迫切的要求。文艺复兴初期的口号是“回到古代去!回到古代的文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去!”而到文艺复兴晚期，教育改革者的任务就不再是简单地回溯过去。晚期的运动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对于普通生活权利的坚决要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世俗青年进行教育的需要。这种教育要培养的青年人，既不是以后的教会执事，也不是书斋深处的学究，而是经验丰富的实干家和优秀公民。教育日益世俗化，教育思想也逐渐从注重脱离实际生活的学术成就转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来。而此时的教育与其说是培养专门家、学者，还不如说是培养一群以学问装饰起来的、精明能干的绅士。绅士教育的风气逐渐养成。蒙田的教育理想即是培养这种资产阶级新精神的绅士、事业家。蒙田全部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阐述知识与智慧的区别。他认为，学习的用处，不是使儿童成为有学识的人，而是使他们在处理生活事务时，变得更加聪明。这种充满人文主义新精神的教育，正是蒙田极力提倡的。蒙田从教育对人的影响方面，就教育的一般方法，阐明了一些教育的基本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应顺应儿童的发展，适应儿童的能力。在蒙田的思想体系中，崇拜自然是他的一贯思想，他针对当时教育普遍抹煞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提出“最高的训练，就是依顺自然”，自然是我们伟大的母亲，而要把儿童教育成人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儿童年幼时天性的征兆是不固定的，他的性情多变，前途未卜，任何人都难于作出最确定的判断。因此企图用同样的内容和同样的教学方法去教具有不同智力和不同素质的儿童，往往会导致失败。儿童的心理倾向如此不确定。因此，教师应仔细地观察儿童，以便了解他的才能，根据他的才能，加以引导。因为，强制心智的自然倾向朝哪儿发展是很困难的。故“一开始就应该按照他所教育的孩子的能力施教” 教师要善于掌握分寸。“要懂得如何支持儿童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他们的行动，又该如何指导他们的行动，这是一种高贵的精神的标帜，也是一种坚毅的精神的结果。” 蒙田又出人意料地说道：“尽管有很多困难，我认为应该教他们学习最好的最有用的东西，不要相信我们所肤浅猜测的在他们幼年所具有的令人喜爱的前兆和令人淆惑的预测，” 当然蒙田并不是说要学生必须学习教师要他学的东西，而不顾自己的爱好。蒙田的高明之处在于，教师在传授这些“最好的、最有用的东西”时，应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意见，看学生能否再现所学的东西，通过这些以发现学生的真正兴趣之所在，从而相应地调整教学。如果我们不顾分寸，就会经常坏事。

其次，反对溺爱，反对对儿童娇生惯养，“不同意把一个孩子挨紧抚抱、娇养溺爱，使其在父母的膝上长大”。 他引证罗马诗人贺雷舍斯的话说，“让他在露天、在充满失望的事情中生活。”他对父母溺爱给儿童带来的恶果作了深刻的分析。“父母天生的慈爱或柔情，甚至对最聪明的人，也往往觉得是那么懒散和过于啰嗦，因为父母们不能也不想制止、纠正或惩罚他们孩子的过错，他们也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教育得那么吝啬，一点儿也不懂得规矩、而且很多时候必然会碰到一些危险。” 父母看到孩子受点累、出点汗、就心疼不已。殊不知，在温室中长成的花朵是经不住人生之路上的风吹雨打的。蒙田说道，教师对于儿童应有最高的威信，但由于父母的溺爱和他们的经常出现，教师的威信受到了阻挠和挫顿。同时，整个家庭成员表现出的对孩子的宠畏，及孩子对家庭财产希望和权势的了解，这都是对年轻绅士进行正确教育的不小的障碍。

再次，反对暴力和强迫，他反对的理由不仅仅是严厉的惩罚会使人高贵的本性堕落和迟钝，重要的是惩罚会摧毁所有学习的愿望。蒙田反对强迫的机械式灌输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剥夺了学生独立工作的自由。那么会使学生变得更加奴性、更加懦怯。蒙田坦率地承认自由的教育对他产生的影响。“因为在幼年时期，我是在一种自由和轻松的方式中接受教育的，那时，我从未遭受过任何强迫服从之苦，因而，我变得不会认真努力和刻苦训练。我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它是自己的主人，并且，它习惯于使其自身忠于职守。” 这种教育给蒙田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蒙田说，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宽严结合，而有些人不是亲切地邀请儿童参加学问的宴会，只是以恐怖和冷酷对待他们。他愤怒地谴责当时大多数中学所实行的所谓纪律。他说：“这是被逮捕的青年的一间真正牢狱，由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放荡，而是惩罚了他们，他们就变得放荡了。在他们将要上课时走近他们，你只能听到受折磨的儿童和怒气冲冲的教师的鞭打声和大声争吵，他们想诱导年幼而胆小的儿童读书，但是面色严厉，蹙额，手持戒尺，这是多么大的距离啊!呵，这可恶而有害的教学方法!” 他接着说道：“要是看到学校和教室里点缀着绿色的树枝和花卉，而不是血淋淋的桦树枝，那该多好呢？”

在蒙田看来，惩罚和死记硬背都会窒息儿童的天性。蒙田说，教育儿童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培养对学问的兴趣和爱好，否则，我们将只是教育出一些满载书籍的傻子。凭着棍棒的力量，在他们书包里装满了给他们保存的知识。因而，他倡导乐学。他说，充满智慧的哲学讨论，总是愉快、欢乐的。

第四，蒙田主张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主张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锻炼学生的判断力。他引用毕达哥拉斯的话说，我们的生活好象奥林匹克竞赛的巨大的、人数众多的集会。在那里，有些人希望取得优胜的荣誉，勤奋地锻炼身体，另一些人贪图盈利，带了商品去兜售，还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最坏的)并不想寻找什么好处，只是注意一切事情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原因，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作为别人的生活和行动的旁观者或观察者，以便更好地判断和指导自己的生活和行动。蒙田引证罗马诗人的诗句说，一切最有益的哲学论文，也即是最好的教育应该教导学生：“什么是正当的愿望，金钱有什么真正用处，应该把什么供献给亲爱的朋友和祖国，上帝希望你成为怎样的人，给你放在怎样的社会地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为着什么目的而生存。”

的确如此，判断力是服务于人生的。有了健全的判断力，才可以谈得上知识的获得、理解和应用。

儿童要把知识变成个人财富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理解所学的知识。教师应采取多种方法，如谈话法、讲授法等，教儿童学习各门学科的知识。蒙田批评过去的教师，“在学生耳边喋喋不休，学生好象向漏斗里灌东西似地听他们讲课，而且学生的任务仅仅在于复述他们学过的东西”。 而蒙田主张应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觉性，按学生的能力进行教学，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教师的工作仅仅是开路和引路的工作。“有时候给他开路，有时候要让他自己去开路”。

在教学过程中，蒙田要求学生不仅能复述教师讲过的东西，而且要求学生懂得所学知识的意义和实质。“在判断学生的收获时，不是用他的记忆来证明，而是用他的生活来证明。他应要求学生把他新近所学的东西用很多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在很多不同的学科中去应用它。从而了解他是否懂得所学的东西，并使其成为自己所有。

理解了的东西还得进行练习，无论哪种动作或事物，都足以代替书本。要教人舞蹈而不让人练习是荒唐的。同样，教人进行正确地判断，教人流利地说话也要让人进行练习。

最后，蒙田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他说：“在人类，生之者易。但是，既生之后，要把他们教育成人，该有多少悉心的养护，多少辛勤的培育和多少疑惧每天在等待着家长和教师呵!” 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完全在于导师的选择。蒙田说，我宁愿推荐一位心神镇静、稳健的导师，而不愿推荐一位头脑塞得满满的人。“我还是喜欢有智慧、有判断能力，习惯文雅和举止谦逊的人，而不喜欢空空洞洞，只有书本知识的人。要要求他在履行职责时，能采用新的方法。” 蒙田所推崇的教师正是这样一位人文主义的新老师。

（三）人文主义教育内容

蒙田同一切人文主义者一样重视广博知识的学习。他反对学生成为书本的奴隶，但并不反对读书。他有着人文主义者一样共同的理想，认为应学习巨大而广博的世界。但他的突出特点是，不单纯地欢呼，礼赞新知，而是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去看待新知，反对花十五、六年时间进行学究式的学习，反对人过度地沉溺于书本。他认为当时的中学，使青年越学越糊涂。他说：“至于我们的年轻绅士，无论是房间、花园、桌子、床铺，无论是独个儿还是与人们一伙，无论是早晨还是夜晚──所有时间；对他都是一样、所有地方对他都是书房。” 因而，学习无时不在发生，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学生来说都是“书房”。主张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探索一切事物的性质和原因。” 发现周围任何罕见和独特的东西。蒙田提倡学习现实的事物。因为大自然是美好的，现实事物充满清新、活泼的东西，这与书本中满是中世纪的教条、迷信和荒诞的东西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他主张把自然、社会、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

走出书房、走出学校，去读自然与社会这本大书。到各地参观旅游是重要的教育内容。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界和学术界继承和光大了中世纪大学生游学的传统。恩格斯曾说过，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这些巨人们无不到过许多国家，无不会说四、五种语言。蒙田自己也到过意大利等国家观光考察，受益匪浅。因此，他主张把出外游学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他说：“学生到国外旅游，和人们交谈来往，主要地应该观察和能够谈谈他们在这些国家所看到的人们的性情、举止和习俗，能够更加知道怎样和别人的机智摩擦一番而使自己的机智犀利起来。” 他希望从婴儿期就开始出国旅行，这样，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同时就学会了语言。

通过旅游而观察事物，研究人和物，这些都是人生实际所有用的知识。他认为文字与事物相比，事物更为重要，文字是为事物服务的。在学习中，应以事物为主，而不要注重那些强调纯粹词汇的学科，如逻辑学和语法学，反对进行空洞的语言文字学习。他说：“我们花了四、五年时间去理解空洞的文字，把它们联成短语；然后再花四、五年时间写成论文，分成四、五部分，至少还得再花五年时间，我们才能初步地懂得如何把它们很好地混合、联接和交叉起来，成为精巧的形式和连贯的整体”。 他认为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的语言学习，是无意义的。他引证苏格拉底的话说，凡是一个头脑里有着清楚和活跃的想象的人都容易把它表达出来。他又引一位诗人的话说：“一旦事物已先考虑。表达好的言语就自动流出来了。” 当然蒙田并不反对语言的学习，只不过更重视教育环境，重视用新的方法去进行语言学习。

蒙田没有正式提出学校应学习的科目。他没有象拉伯雷那样列出了种类繁多的课程表。除语文外，他讲到可以把逻辑、自然哲学、几何、修辞学等教给学生。蒙田认为，哲学作为判断的创造者和习惯的形成者，是儿童的主要课业。学生首要的任务是去学习人生哲学。

蒙田认为，学习哲学并不是去学习诡辩式的经院哲学。他认为正是玩弄诡辩才阻断了通向哲学的道路。他说：“教导我们生活的是哲学，同时，无论婴儿和其他年龄的人，都能清楚地从哲学得到教训。” 蒙田用赞许的口吻引用普卢塔克的话说，亚里士多德并不以三段论式的艺术或几何学的原理去浪费他的伟大的学生亚历山大的时间，而是宁可用有关英勇、勇猛、宽宏大量和自我克制以及不知恐惧的自信等有益的格言去教导他、也即是引导学生学习哲学，学习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理性成为儿童人生的主要向导，使儿童追求德行。

在此文中，蒙田随处都流露出对德行的景仰。在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中，焕发着新的人性光辉。他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强调以自然为准绳的享乐，以享乐主义代替禁欲主义。蒙田认为应该合乎自然地生活着，人应该积极地去过现实生活，适当地追求合于自然的享乐。教师应指导学生，使学生心中充满对德行的热爱和敬畏，追求德行并不难。他用诗意般的语言形象地描述道，德行并不定居在一座峻峭的、难以达到的高山之巅，而是立脚在一块美丽繁荣而又充满欢愉的平原上，占有一座大厦，只要知道通向她宫殿的路，任何人都很容易接近她。因为通向她的道路，都是清新、浓荫、碧绿和芳香、多花的道路。她反对一切刻薄、严肃、恐惧和强迫，自然作她的向导、幸福和欢乐作她的伙伴。蒙田说，苏格拉底被称为最有德行的人，就是自愿地，真诚地抛弃一切强制，走他自己愉快、自然而公开的前进道路。他认为人们应该依靠慎重和节制获得德行。通过旅游，观察别人的仪态、举止，也会使儿童学会嫉恶和向善。在所有德行中，蒙田特别提到谦虚，不固执己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及正直等品德。

蒙田十分重视体育锻炼，他说一切运动和锻炼，如长跑、击剑、音乐、舞蹈、打猎、骑马，都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一部分。心智的培养固然重要。但是，“只使他的心智健全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强他的体力。如果心智得不到体力的支持，就要受到过分的压力，要心智一身二任，未免太难了。” 儿童必须体格健壮才能承受住学习和生活的沉重负担，儿童必须忍受身体锻炼的痛楚和艰难。

蒙田认为，智育和体育必须紧密结合。他希望儿童的外表、态度或礼节和身体及心智一起形成起来。蒙田说：“我们所训练的，不是心智，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人，我们决不能把两者分开”。 他还进一步引证柏拉图的话说，心智和身体决不能一个得到训练，而另一个没有训练，两者同样需要指导，好象两只马合力拉车一般。他重视体育运动，认为心智和身体都会在体育运动中得到锻炼。

总之，蒙田在《论儿童教育》中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教育思想。尽管没有参加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不过，他写下的这些名言警句却发人深思、至今仍不失其光泽。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蒙田的通俗著作中，“包含着文雅、机智和有益的东西” 但黑格尔又说，这些是属于“健康常识”之类的东西。正是这些“健康常识”。使人们从中世纪的精神重压下，嗅到了清新、活泼的空气。

蒙田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他的人文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他的理想新人是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绅士。他以散文的笔调阐发了一些人文主义的教育原理、原则，关于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论述也颇多真知灼见，然而并未上升到理论高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均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

但蒙田的绅士教育目的论，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非宗教的教育，对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起了垫基石的作用。他的教育思想对于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及洛克与卢梭影响很大。

《新工具》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17世纪英国的国务活动家，是在哲学、散文、历史、法学、教育学、心理学诸领域都有所建树的著名学者，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561年出生于英国贵族官宦家庭。1573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博览群书，获得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反对当时三一学院所崇尚的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主体的经院哲学体系，认为这种哲学徒事思辩，无补于人生任何实际问题，立志对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内容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革新。1576年，培根前往法国，从事于外交活动。在这段时期，他撰就《欧洲政情记》一书。1579年，培根在英国主攻法律。1582年成为律师。后来跻身政界。1613年任首席检查官，1617年成为詹姆士一世(James I)的掌玺大臣。1618年任大法官。1621年，因受诬告，被判徒刑，并被处以罚金，但他只被关押了两天就被释放了，罚金也得以豁免。至此，培根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转而从事著述，开始了他全部生活中最有价值的历程。1626年冬，培根在雪原中试验用冷冻防腐，因身患重感冒，不治而亡。
　　培根一生大部分时间付诸于政治生涯，然而他却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他的主要著作有：《论说文集》、《论人类知论》、《论学术的进展》、《论古人的智慧》、《新工具》、《新大西岛》等。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培根要求解放思想，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呼声。他决心冲破经院哲学的束缚，立志改造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获取知识的手段，以使科学来一次“伟大的复兴”。在批判经院哲学的同时，培根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和英国唯名论的传统，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人们为了获得知识就必须接触自然，面对事实，通过观察，取得感觉经验。他认为，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自然的规律，而具有伟大理智力量的人类只有掌握了自然的规律，才能拥有征服和驾驭自然，获得行动上的自由。
　　总之，正如赫尔岑认为的，“培根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像哥伦布一样，在科学上发现了新世界，人们自古以来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由于他们沉湎于经院哲学而把它遗忘了。”培根动摇了人们对独断论的盲目信仰，结束了以神学为依归的经院哲学的旧时代。他使人们不仅在思维的内容上从天国回到地下，而且在思维方式上，尊重感性现象、重视经验和实际也都成为一时的风尚。这对从根本上扭转上千年来传统的经院哲学思维方法，对于科学的确立和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新工具》(Novum Organum)，弗兰西斯·培根著。1620年出版。中译本《新工具》，1934年首先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沈因明译。后于1935年和1984年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许宝骙译。共291页，约21万字。
　　《新工具》是培根的主要代表作，是著名的未完成的巨著《伟大的复兴》(Great Instauration)的第二部分，也是他写作《伟大的复兴》之宏伟计划中唯一完成的一部分。它是培根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而写的。共分为两卷，用拉丁文以箴言的形式写成。
　　在第一卷里，培根对认识论原则提出了许多闪光的宝贵思想，对旧的经院哲学体系作了比较系统深刻的批判。他的主要哲学思想，也基本上都在这一卷里提了出来。但在培根的本意中，所有这一些主要地是为他在第二卷准备提出来的新的认识方法扫清障碍的，目的是使人们乐于和易于接受他提出的科学方法。可以说，第一卷是《新工具》的绪论，是培根要建设新方法前的破坏部分。他的真正的论题，他的主旨，还是第二卷中对方法论问题的阐述。事实上，也正是在第二卷里，培根才第一次把逻辑与科学方法结合了起来，进而使逻辑成为一种主要的发现工具的。
　　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首先论述了制定科学认识方法的必要性，他指出：“在机械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赤手从事而不借助于工具的力量，同样，在智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也一无凭借而仅靠赤裸裸的理解力去进行工作，那么，纵使他们联合起来尽其最大的努力，他们所能试和所能成就的东西恐怕总是很有限的”。所以，“每一巨大的工作，如果没有工具和机器而只用人的双手去做，无论是每人用力或者是大家用力，都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正象在画一条直线或一个正圓形一样，如果只是用手来画，那就需要依靠手的稳健和训练，但是如果是用尺子和圓规来画，那就很少依靠这个，或者根本就不依靠它了”。鉴此，在《伟大的复兴》的序中，培根针对当时“知识的状况既不景气，也没有很大进展”的情况，指出，“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向来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且给它提供别的一些帮助，以便使人的心灵能够在事物的本性上行使它所固有的权威”。在培根看来，这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认识道路就是他所提出的实验的归纳法。他认为，这种归纳法是推进科学发明的正确方法和人们获取科学知识的真正道路。
　　在培根看来，认识方法的这种意义和需要是由认识的主、客体双方的特性决定的。
　　首先，在客体方面，培根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无限复杂的。宇宙恰似一个迷宫，它所呈现的许多道路是模糊不清的，所呈现的许多事物的性质是不规则的和纠缠不清的。在这种使人迷离恍惚的环境中，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真象与假象交错，人类要清楚地认识自然是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人类的机智而不借助任何方法的指导，要获得成功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在主体方面，培根认为，人类认识有产生谬误的根源，若不加以根除，则我们“只能变化错误而不能廓清错误”。他指出，围困人们心灵的假象共有四类，即“族类的假象”、“洞穴的假象”、“市场的假象”和“剧场的假象”。它们是严重阻碍人们正确反映客观世界、阻碍人们获得真理性认识的主体心理的障碍。所以，培根认为，由于理性和感官自身的局限，若听其自然，则极易陷入谬误。他明确地指出：“经验之听其自流，只是在暗中摸索，只足以使人混乱而不能教导人”。
　　另外，培根在着手制定归纳法时，也对传统的逻辑方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的逻辑只能发现思想中的矛盾，发现概念中所含的错误，而不能帮助人们发现新的科学。它但求在争辩过程中如何战胜对方，而不求在实践过程中怎样征服自然。在对简单枚举归纳法的态度上，培根又指出，“只根据特殊事物的列数。而没有相反的例证以资反证，则所有推论，将不成其为推论，只是一种猜想罢了。”说归纳，也只不过是一种“粗疏简陋”的归纳而已。
　　在人心的幻想被揭露，旧的传统哲学方法被批驳，虚妄不适用的旧逻辑方法被批判的基础上，培根认为，这方“可以进而讨论解证自然的艺术和规则”的问题了。这便是培根在《新工具》第二卷里提出的科学方法──归纳法。这是一种经验的方法，是从对一类对象的许多个别事物的观察实验研究中，推断出这一类对象的一般性的结论，进而达到对于规律的认识。在培根看来，这就是寻求科学发现的艺术。培根的这个科学的规纳法，正是培根开创的经验认识原则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在第二卷里，培根对归纳的目的、作用、性质、基本程序都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述，奠定了归纳学说的基础，培根也因此而被称誉为“近代归纳学说之父”。
　　培根强调，他的科学归纳法的目的是要认识客观事物，发现客观真理，把握事物的形式。他指出，“我的逻辑学的目的，……是要使理解力凭着真理来解析自然，来发现物体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在物质中所具有的确定的法则”。“我的理解力兼及事物的本质，不象普通逻辑那样，只限于人心的作用和推论”。可见，培根不仅强调了归纳逻辑要研究思维纯形式的方面，更主要的，他还强调了要研究思维反映客观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问题。培根的科学归纳法正是要通过探寻和判明事物的客观因果必然联系，作出关于事物的一般结论，从而提供关于事物形式的认识的。
　　培根突出强调了他的科学归纳法必须遵循的两条基本规则：一是暂时要拋弃传统的概念；二是暂时不要作最高层次的概括。培根认为，现在通用的概念大部分是粗率而无原则地由个别事物汇集而来的，缺乏严格的定义，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因而必须在对这些概念重新试验和判断之后，才可以相信并运用它。否则，即使对推理、论证或命题的真理性加以严格的检验，也不能避免错误。在《新工具》中，培根反复地强调一定要有真实健全的概念，指出，真实健全的概念是归纳推理的必要基础。很显然，培根在这里对于概念的真实健全的强调是非常明确的。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就如何获得健全的概念问题作出说明。我想，培根本人对于概念如何具体地形成，恐怕也不是很明确的。至于归纳推理的另一条规则，培根认为，公理必须适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不能从感性个别事物出发，一下子就飞跳到最高的公理，然后再来形成和证实中间公理。显然，在这里，培根所针对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在培根看来，最低的公理过于简单，和经验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最高普遍的公理，又过于概括，是概念性的，是抽象的。培根认为，只有中间公理，才是“真正的、坚固的、活的公理”。在培根的归纳逻辑中，“中间公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培根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只是培根并没有对这个新概念作进一步更详细的论述。这是稍嫌不足的。但尽管如此，培根提出中间公理，强调在形成公理时必须循序渐进地行概括，无疑是唯物主义的，并具有反对经院哲学纯思辨方法的进步意义。
　　培根提出的科学归纳法的基本程序是：
　　1．材料的搜集。培根认为，搜集材料是归纳法的一个准备步骤，是归纳法开始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由于人们在搜集材枓时往往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因而培根特别强凋观察的客观性，全面性、准确性和计划性、目的性。而相对于观察法，培根更多强调的又是实验的方法。把归纳和实验结合起来，这是培限科学归纳法的独创，是以往的归纳法，不论完全归纳法或简单枚举归纳法都不曾有过的。
　　2．三表法。培根认为，具体事物纷繁错杂，人们在理解它们时不免感到零乱，因此，在材料备齐以后，人们首先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将材料归类，把各种例证加以列表整理，从而使复杂的例证理出一个头绪。正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培根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三表法”。
　　（1）“肯定表”(the table of firmatives)，又称“本质和具有表”(table of essence and presence)，是指把某些具有某种同一性质的例证列在一起而形成的表格。
　　（2）“否定表”(the table 0f negatives)，又称“接近中的缺乏表”(table of deviation or of absence in proximity),是指把与上表中所列物体相近但却缺乏这种性质的例证列在一起而形成的表格。
　　（3）“程度表”(table of degrees)。又称“比较表”(table of comparison)，是指把所研究的性质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程度加以列表，即把同一物体或不同物体中该性质的增减加以比较而形成的表格。
　　培根赋予他的归纳三表法的功能主要是运用分析方法，对搜集的感性材料加以整理。不过，在培根看来，这些并不是推理的形式，然而它却把归纳建立在了分析法的基础上，而这一点正是培根科学归纳法的一大特征。亚里士多德归纳的完全列举或简单枚举，只是相当于培根的“肯定表”，培根认为，没有运用分析的方法，没有否定例证的列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旧归纳逻辑的不足之处。
　　3．排斥法。培根认为，排斥法就是实际的归纳本身。他指出，人们要发现事物的形式，就必须对“三表”整理的例证作综合的观察、分析、比较，把如下的一些性质挑出来，这些性质是：在给定的性质存在的例证中，它却不存在；而在给定的性质不存在的例证中，它却存在；或者在这些性质中，给定的性质减少，它却增加；或给定的性质增加，它却减少。培根认为，那些与形式不相干的、非本质的性质，应该加以剔除，而在对这些性质加以拒斥之后，“一切轻浮的意见便烟消云散。而最后余留下来的便是一个肯定、坚固、真实和定义明确的形式”。
　　4．“初次的收获”。培根强调排斥、否定，这是建立真正归纳法的基础。只有“达到了肯定的程度以后，归纳法才算真正地完成了”。所以，培根归纳法程序的最后一步就是要作出肯定的结论，要在肯定方面试探着解释自然，他称之为“初次的收获’(first vintage)或“解释的初步”(Commencement of inter pretation)。
　　培根的归纳法到这里就算完成了。但必须指出的是，培根虽然强调最后一步是要获得肯定的结论，但他所获得的乃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设。他的“初次的收获”、“初步的解释”即反映了这个结论还有待证实，有待最后判定的性质。而事实上，这一点也正是符合认识的发展规律的。
　　在这里也必须指出的是，科学归纳法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分析，培根的科学归纳法主要是建立在分析法的基础上的。他在归纳的过程中很注意从对个别的自然事物分析的基础上，从个别中抽绎出一般的结论。
　　培根认为，要把握自然，必须对自然加以分离和分解，在把事物分解为它的组成因素之后再去加以认识。在培根看来，事物是许多简单性质的组合和结合，要把握事物的简单形式，就需要把它们从组成同一事物的其它性质中分离出来加以考察研究。
　　显然，人类从对自然的素朴的直观，开始进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事实上，只有把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暂时地割裂分解，把被考察的因素从整体中抽取出来专门加以研究，才可以深入事物的内部，掌握它们的细节，才有可能最终从总体上把握对象。在培根以后，牛顿、波义耳等都非常重视分析的方法。
　　然而，培根的分析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他把对全体的认识归结为只是对于全体各个组成部分的孤立的认识，全体成了部分的简单总和。这样对部分加以孤立研究的结果，就是把活生生的具体内容变成僵死抽象的东西了。
　　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培根强调分析法，但他也并不拒斥综合法。事实上，他对于分析与综合以及它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也都已有所认识。他认为，从方法论上说，分析与综台必须交替使用，才能使人的理解力既能深入又能综合。显然，培根的这一辩证理解是可贵的，但遗憾的是，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培根对自己这些宝贵的思想，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发挥。他所强调和推崇的，依然是分析法。也正因为如此，在后来，他的后继者才把这种方法的狭隘性发展到极端，进而发展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另外，培根在讲述了他的科学归纳法之后，又提出了九个项目，作为在解释自然和进行归纳时的“辅助”。这九个项目是：优先权的例证，归纳的凭借；归纳的改正；按对象的性质改变研究的方法；研究对象的先后程序；研究的极限；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的准备；公理的上升和下降的阶梯。在这九项辅助方法中，培根只对“优先权的例证”一项作了论述，而对其余的八项方法，他却一直未曾加以论述过。
　　总之，培根提出的实验归纳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它赋予了归纳逻辑以新的内容、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为归纳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化奠定了基础。它有力地冲破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纯思辨方法的桎梏，对当时在学校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极端蔑视自然、脱离实际和经验、空谈玄理、崇尚书本、呆读死记和迷信权威的经院哲学进行了沉重而有力的打击。这对于推动和促进事实材料的积累和整理，对于科学认识以及人类理解力的解放与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它是人类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一个新的改造，它不但为科学的实验方法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运用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和繁荣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方法论基础。难怪乎有人评论说，培根“使文艺复兴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方向，他进行了一场结束亚里士多德派经院主义的怀疑的和演绎的逻辑长期以来对大学教育统治的革命”。在后来，德国的教育家拉特克、捷克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和英国的教育家洛克把培根的方法论的理论直接应用到学校教育中去，他们沿着培根开辟的道路，依据培根的思想，应用培根的方法又进一步推进了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总之，培根的归纳法扭转了上千年来思辨的方法，对于科学的发展以及近代科学的建立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后来哲学史、科学史等的发展也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
　　然而，培根的归纳也有一些局限，这主要表现在：①培根把归纳法和演绎法完全对立起来，忽视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之关系；②他的经验认识原则和方法不能解决单一与普遍的矛盾，不能保证认识的普遍必然性；③作为归纳基础的分析法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去加以认识，这往往导致人们认为一切事物就是它的组成因素的机械的结合，忽视或抹煞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很容易使人们造成片面的孤立地看问题的习惯。因此，培根的分析法固然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导致产生了17、18世纪以来形而上学思维的特有局限性。

《新大西岛》

《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弗兰西斯·培根1623年著，1627年由罗莱首次发表。中译本《新大西岛》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新译。1958年由何新据原书另行翻译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本未完稿。全书37页，约3万字。
　　《新大西岛》体现了培根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是培根以文学形式对“复兴科学”的伟大理想所作的形象化描绘。全书通过对“新大西岛”上诸方面情况的了解和描述，道出了培根毕生怀抱的科学复兴的志向。全书的核心是在对所罗门宫的介绍上。
　　培根的所罗门宫实际上是一所乌托邦式的教学和科研机构，在那里，众多的学者研究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所罗门宫的目的是 “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在“新大西岛”这个理想的乌托邦国家里，政府的成员都是些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建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医学家、哲学家等。“所罗门宫”实际上是一个“教团”，是一所极大规模的科学学校。它的基础是科学研究，主要的工作是实验，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归纳法。在那里，有搞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设施和设备，例如用来“凝结、僵化、冷冻和保存各种物体”的洞穴以及 “进行曝晒、冷却、保存”，并用来“观察气象，如风、雨、雪、雹和其他突变的气候”的高塔；有巨大的主要用来养殖鱼类和水禽的咸水湖和淡水湖，在这里，有时也用它们贮存一些自然物体和进行咸水淡化和使淡水变成盐水的实验。宫内还有海上岩石和港湾；有奔放的河流和汹涌的瀑布，用来提供水力资源，而且还可以运用风力来发动各种机器。所罗门宫内也有一些人造井和温泉，带有胆矾、硫磺、铁、铜、铅、硝石等矿物的颜色，其中有一口井人们称作“天堂之水”，经过处理后特别有增进健康和延年益寿的功效。
　　所罗门宫备有进行气象研究和试验的建筑物和设施，研究降雪、降雹、降雨、霹雷、闪电等现象。宫内还设有疗养院，在那里可以调节室温，非常适合于治疗各种疾病和保持健康。所罗门宫还设有许多清洁而宽敞的浴池，水中放入各种药物，能够治疗疾病，祛除人体痨劳，增强体力和机能，使人精力充沛、肌肉发达。
　　所罗门宫有巨大的果园和花园。人们在里面所特别关心的不是风景的优美，而是土壤的性质和肥沃的程度，他们非常注意进行改良土壤的试验，以使它适合于种植各种树木和花草。果园里种植葡萄和各种浆果，用果实酿制各种酒类。人们也在那里进行各种嫁接、发芽和改良品种的试验。
　　所罗门宫的动物园里养育着各种鸟兽，一方面因其珍奇而作观赏之用；另一方面也可用于解剖和试验，以把得到的知识应用到人体上去。所罗门宫的研究人员可以用各种技术使鸟兽长得异常高大，或者使它们特别矮小或停止生长；可以使它们有特别强的繁殖力，或者使它们失去繁殖能力；可以使不同种类的鸟兽实行杂交，使它们的颜色、形状、习性等发生变化。所罗门宫内还养育着鱼类和昆虫，并在它们身上进行着同样的实验。
　　所罗门官有各种各样的药草制剂、药材和药品，有新陈不等的和各种长期泡制的药品。为了配制这些药品，他们不仅用微火、各种过滤器和各种物质做最完善的过滤和分析，而且用最准确的配剂方法，使药品配成之后如同天然产品一样。
　　所罗门宫有制造纸张、布匹、丝绸、纱绢、羽毛制品、染料等等的制造技术。这些物品不仅为大众使用，而且可以作为新发明的样品使用。
　　所罗门官有各种各样的熔炉，保持着各种不同的热度，有的吹风大，有的吹风小，有的是干热，有的是湿热等等。但主要的是他们仿造的太阳热和天体热，经过各种均差、各种轨道、进路和回路，从而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另外，他们还利用各种不同的热作为进行各种操作所需要的动力。
　　所罗门宫还有光学馆，在那里做各种颜色的光线和辐射的试验，能使无色透明的东西变成有颜色的东西；能增加光的强度，使它照射得很远；能使光线具有各种颜色，使视觉在形状、大小、动作和颜色上发生各觉错觉和假象，并做各种影象的试验；能用某种方法使各种物体自己发光；能够看到天上和远处的东西，能视近若远，视远若近，造成虚假的距离；能设法帮助视觉，以便用镜子清晰地、完整地看到极微小的物体；能人工造出彩虹、日月晕和光圈，能使物体的光柱发生各种反射、折射和复光。
　　所罗门宫还有音乐馆，可以做各种声音和发声的试验。各种各样的乐器能使轻微的声音变得宏大低沉，使宏大的声音变得悠扬高亢；能在保存原调之下发出各种震言和颤言；能表现和模仿各种语言的发音和歌唱，以及各种鸟啼兽叫；放在耳朵上的助听器可以大大帮助听觉；各种各样的人造回声，把声音多次地反送过来，把声音变得更大、更尖锐、更低沉。
　　所罗门宫有制造香味的香料室，可使所有的东西都能发出一种它原来所没有的混合香味、美味。香料室还附设有糕点室，制造各种干湿的糖果、可口的酒类、奶类、肉汤、青菜等。
　　所罗门宫的机器馆里备有各式各样的机器装置，能做出各种各样的机器和工具。在这里可以仿制或试制出一些机械、武器军械、各种火药、船只、游泳带、救生圈、钟表，甚至可以制造出机器人、机器鸟、机器兽、机器鱼、机器蛇等。
　　所罗门宫还有一个数学馆，在那里有制造得非常精致的几何学和天文学的仪器。另外也有一个幻术室，在那里能演出各种魔术、幻影、幻法和假象，并揭露其秘密。
　　培根设想了所罗门宫工作人员的任务，并为每类工作人员加上了奇特而形象的头衔：有十二位“光的商人”航行到外国去，收罗各地的书籍和论文以及各种实验的模型。有三位“剽窃者”专门收集各种书籍中所记载的试验。有三位“技工”收集所有关于机城工艺、高等学术的实验和不属于技艺范围的各种实际操作方法。有三位“先驱者”或称“矿工”从事新的实验。有三位“编纂者”把上述的四种实验制成图表，以便从中得出知识和定理。有三位“天才”或者“造福者”专门观察他们同伴的实验，从中抽出对于人类的生命和知识以及工作实际有用的东西，能清楚地说明事物的本原和预见将来的方法，并对万物的性质和构成作出顺利而可靠的发现。有三位“明灯”，在全体人员举行各种会议和讨论，研究了以前的工作和搜集了各种材料之后，从事于新的、更高级的、更深入自然奥秘的试验。有三位“灌输者”专门执行计划中的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提出报告。有三位“大自然的解说者”把以前试验中的发现提高为更完全的经验、定理和格言。此外，所罗门宫还有许多学徒、实习生和男女佣人，以保证源源不断地接替上述人员的职务，并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所罗门宫有两个长廊，一个陈列着各种特别新奇而有价值的发明的模型和样品；另一个陈列着主要发现者、发明者的雕像。所罗门宫也进行宗教活动，有赞美诗和乐曲，每天歌颂和感谢上帝的奇妙创造，恳求主给予帮助，赐予幸福，使劳动更辉煌，事业更神圣。所罗门宫的人员还要巡视和访问全国的主要城市，通报新的发明，预告自然疾病、瘟疫、虫灾、饥荒、风灾、地震、洪水、慧星，一年四季的气候和其他各种事情的可能到来，并指示人们如何进行防御和救治。
　　总之，培根关于所罗门宫的设想在历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从全面改造人类知识的理想计划出发，根据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提出了一个在“新大西岛”中所表现出来的令人神往的理想教育方案。他大力提倡科学，努力扩大科学的学科范围，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经院哲学的统治地位，增强了人们对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对今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教育的影响的了解和认识，鲜明地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要求，标志着科学主宰社会的时代的到来。它意味着对禁锢人们思想，阻碍科学发展的经院哲学的彻底否定。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力学、数学、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植物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知识，开始日益打破经院哲学的束缚，超越宗教信仰的界限，并以大量的实际材料和科学的实验为基础，获得了广泛的和系统的发展。作为一种时代潮流，它不仅提供了反对经院哲学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也猛烈地冲击了崇古的反科学的经院教育，为课程内容的科学化，以至为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都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而他所精心描绘的理想教育制度，则为近代科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蓝图。概括地说，他吹响了近代科学教育兴起的号角，开辟了近代科学教育发展的道路，使学校教育中的课程、教学原则和方法，乃至学生学习的课本都开始起了变化。他号召改革经院教育，使学校教育跟上时代的潮流，传授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注重科学和科学人才的培养，促进科学的进步等思想，无疑“给了教育一个新的基础，一个新的目的，一个新的趋势”，在教育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日本的教育博士米萨瓦也曾指出：“培根虽未躬亲于学校教育，但他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为教育开辟了一个新的境地。所以，我们……对于培根应称之为科学教育之始祖”。
　　然而，对于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表露出的“科学主宰一切”的思想，我们显然不能完全同意。尽管我们也承认，科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倘若把它摆在“主宰一切”的位置上去认识，那也是很不妥当的。在这个问题上，培根所只能产生这样一种理解显然是有其历史的以及与之相应的认识的局限的。
　　《新人西岛》是培根晚年未完成的一部著作。在书中，他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这在早期的乌托邦作品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它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都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培根名言

1、地位显出为人。

2、地位基本上是德能的反映。

3、若遇派别时，一个上升时最好加入某派，在高位时保持中立。

4、过于重视爱情，就意味着放弃智慧与财富。

5、那追求海伦的人，是放弃了财富和智慧的。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后者未必能得到爱情。人在这样的时候，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见，“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情绪，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许多军人更容易堕入情网，也许这正象他们嗜爱饮酒一样，是因为危险的生活更需要欢乐的补偿。

6、尊重同僚和前人遗名。

7、腾达者手段多善恶交混。

8、叛乱的根源一是多贫二是多怨。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喜乱者。

9、大事要谨慎积极，小事得益小乐，不要大喜过忘。

10、人君之事，在于巧避和转移临近之难。

11、监视不懈，时刻警惕。

12、有必要时，要编造理由主动出击。

13、一个国家要伟大就要有一个善战的民族。

14、尚武才能突然强大。

15、困于租税的民族想变勇敢善战是不可能的。不适于建立帝国。

16、不能让贵族繁殖过快。

17、上流生活开放有序，不隐秘吝啬，礼贤下士，宾客茂盛，会引人到建立丰功伟   绩上来。

18、最得力者是平时最致力投入者。

19、坐着做工者和户内技艺者，其精密的本性与好战心理不合。游荡、爱危险甚于爱劳作者有一定的好战性。

20、把军事认为是举国唯一的荣誉、学问和职业是尚武的体现。

21、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胜过10个犯罪。

22、光荣的战争是真实的锻炼。

23、海空的主人适合建立帝国。

24、蛇不吃蛇就不能变成龙。

25、要靠别人的错误繁荣自己。

26、极端爱国、爱主上的人向来是不幸的。

27、如果把幸运之事归功于自己的聪明和智谋的人结局多半是不幸的。

28、社会财富分配最为平均时国家最兴旺。

29、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  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运动为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肾，射箭可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

30、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31、美貌的人并不都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因为造物是吝啬的，他给了此就不再予以彼。所以许多容颜俊秀的人却一无作为，他们过于追求外形美而放弃了内在美。但这话也不全对，因为奥古斯都、菲斯帕斯、腓力普王、爱德华四世、阿尔西巴底斯、伊斯梅尔等，都既是大丈夫，又是美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