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戒使者演员:收藏甲江南 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组图

    过云楼

    苏州社会上曾流传的“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说，虽不免言过其实，但也反映了过云楼在当时的社会影响。

    过云楼，是苏州的一座海内外知名度颇高的私家藏画藏书楼，修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略早于怡园的落成。自清末至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以前，依托过云楼的收藏以及怡园这一活动场地，在苏州展开了一系列以书画为中心内容的文化活动，为促进苏州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过云楼主人顾文彬

    过云楼主人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紫珊，晚号艮庵。清元和人，道光进士，历官刑部郎中、湖北汉阳府、武昌盐法道、浙江宁绍台道，词坛名家，编著《过云楼书画记》《集词楹联》《眉绿楼诗》《眉绿楼词》，这些书均有刻本，苏州市图书馆有藏。

    关于过云楼及怡园建造的经过，顾文彬曾留下这样的文字：

    庚申之乱（按：指太平天国运动），铁瓶巷房屋无恙，尚书里止隔一街，房屋烬毁，余在任时（按：顾文彬时任浙江宁绍台道），开拓住宅东首两落，其一改造“过云楼”，上下两层。前一进平屋三间，即“艮庵”也。南院中购得戴氏废园湖石甚多，择其佳者五峰，环列如屏（按：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五岳起方寸”，意味方寸之地包罗五岳景致）。余石尚多，嘱承儿（按：即其第三子顾承）购得尚书巷废地，垒石为山，坎地为池，初念不过一丘一壑而已，继而渐拓渐变，又购得杨家、曹家数园之石以实之，比余归田，功已及半，于是尽得巷中废池，先构义庄祠堂数十楹，余地尽归于园，园归于庄产，余与承儿互相斟酌，添造亭台，广搜树石，名为怡园。

    其实，顾文彬关于造园的最早构思还不是“一丘一壑”，只是“竹篱茅舍”而已，后来在亲友们的怂恿下，逐步扩大，才建成了这样一座园林。所以，在怡园进门处，曾特意布置了一排竹篱、一间茅屋、一丛翠竹，还饲养了一对孔雀，便是纪念造园初衷的，这成为苏州各园林中独特一景。

    光绪元年（1875），顾文彬告病辞官，回归故里后，就开始在过云楼贮藏大量的古代法书名画、版本书籍。就这样，有过云楼的收藏和怡园这样的活动场所，更兼地处市中心，主人好客，过云楼及怡园很自然地成为当时苏州文化人士的活动中心，诗会、画会、曲会、琴会都在这里举行，而书画活动最为活跃。

    顾氏的收藏在顾文彬的父辈时就已经开始，但这些藏品许多毁于太平天国战乱。太平天国战事以后，不少私家藏品流散在社会上，就像许多私家园林毁于战火后，大量湖石待价出售一样。顾氏购得湖石而建成了怡园，书画藏品也很快丰富起来，因此决定修建过云楼。

    关于过云楼的收藏情况，顾文彬撰写的《过云楼书画记》，顾麟士撰写的《过云楼书画续记》有详细记述。《过云楼书画记》先有家刻木版本，约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有影印线装本出版，并曾返销大陆；《过云楼书画续记》，先有上海博物馆线装铅字排印本，是作为顾氏捐献大量书画文物的回报而刊印的；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云楼书画记》及《过云楼书画续记》合刊本，20世纪90年代再版。另外，还有顾承的《过云楼初笔》《过云楼再笔》两种，存有稿本，尚未刊印。关于过云楼藏书部分，则有傅增湘编《顾鹤逸藏书目》，曾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顾氏藏书目从此被公之于世。

    顾氏这个藏画藏书楼以“过云”为名，是取“过眼烟云”之意。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叙中说：“书画之于人，子瞻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余既韪其论，以名藏秘之楼”。足见主人是以一种平常而淡泊的心态来对待他的藏品的。

    当然，过云楼主人深知其藏品的文化价值。顾文彬制定了庋藏法则：

    一书画乃昔贤精神所寄，凡有十四忌庋藏家亟应知之：霾天一，秽地二，灯下三，酒边四，映摹五，强借六，拙工印七，凡手题八，徇名遗实九，重画轻书十，改装因失旧观十一，耽异误珍赝品十二，习惯钻营之市侩十三，妄摘瑕病之恶宾十四。

    这十四忌收藏法则告诫子孙要珍爱这些藏品。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叙中说：“今此过云楼之藏，前有以娱吾亲，后有以益吾世世子孙之学。”这是顾文彬心目中收藏书画的价值。而且这个“学”字并非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已。顾文彬写信给儿子顾承这样交代：“为四孙讲论书画，不可因循，每月六期，每期十件，先论其人，次论其书法画理，再论其价值，四孙各立一册，将所讲十件详记于册，自书分执，行之一年，皆成内行矣。此乃要事，切须依我行之。”

    顾氏门风

    顾文彬有三个儿子，均早逝。三子顾承，道光十三年（1833）生，光绪八年（1882）卒，通音律、善绘画、精鉴赏、好玺印，曾集拓新旧印章，刊印《画余庵印存》《画余庵古泉谱》《百纳琴言》，怡园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布局就出自他手。怡园虽小，却给人如画般的感觉。

    顾承子顾麟士，字鹤逸、谔一，自署西津渔父、筠邻，是顾文彬孙辈中最优秀的一位。他也曾参加过乡试，见到一位老年的应试者跪求考试官更换一张被染污了的试卷，受到大声训斥和侮辱，他从此绝意功名，终身不仕，致力于书画艺术，享誉画坛。生前有《顾鹤逸山水册》《顾鹤逸中年山水精品》《顾鹤逸仿宋元山水册》《顾西津仿古山水册》上下集等书画作品集出版，另著有《鹤庐画识》《鹤庐画趣》《鹤庐画学》未刊印。

    顾文彬生前曾在家属中协议：过云楼全部收藏由顾鹤逸继承，因惟他具备这样的学识与修养。到了顾鹤逸时期，过云楼藏品又有增加，并有《过云楼书画续记》成稿。

    顾鹤逸不但以绘事名重一时，被称为“当代虎头”（按：“虎头”系指顾恺之），是苏州书画界的领袖人物，尤精鉴赏，有“当代鉴赏第一人”之美誉。

    顾鹤逸与日本文化人士有不少交往，他们往往渡海来访，但顾鹤逸深居简出，从未回访过日本，应邀在日本举行画展，也从未亲自出席。他病了，日本友人邀请他到日本治疗，他也婉言谢绝。他去世后，1930年5月，日本友人还在日本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特意到苏州取走他的几件生活用品，陈列在追悼会上，可见对他的推重。     起初，顾鹤逸并不“卖画”，后来求画的人太多了，又不便推辞，便听取友人的劝告，于中年后订立润格，并且定了一个怡园画集诸家画酬的十倍至四十倍的天价，比如，他的一页扇面画酬为一百银元，恰与明四家仇十洲的市场价相等，以为这样可使求画者却步，谁知适得其反。以前顾鹤逸不卖画，与他非亲非故者求画须转托人情，这就是一种制约，现在反而没有了障碍，付款就可以得画，求画者数量大增，竟致预约3年后才能交件，顾鹤逸苦不堪言，所以年届六旬便“封笔”了。
 竭力培育画坛新人

    事实上，顾文彬的注意力并不仅仅在顾氏子孙，他力求使他的藏品在培育画坛新人方面发挥作用。

    怡园建成后，顾文彬拟聘一位画家驻园，享受西席待遇，做一点礼宾工作，陪同来访贵宾参观怡园，做一点讲解。对于应聘的画家来说，这份工作薪金不菲，还有一个良好的作画环境，更重要的是，主人为其提供在过云楼临摹古画的方便。

    而顾文彬更深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造就画坛新人。当时曾有人向他推荐虚谷，但顾文彬考虑虚谷是僧人，住在家园内似有不妥，后来决定聘请胡三桥。胡三桥那时很年轻，在画坛上初露头角，很有发展前途，到怡园几年后，画艺又有飞跃。从他后期的画作中体现出来的那一份“清逸”看，确实是得了吴门画派的精粹。可惜，胡三桥到怡园六七年后，便于光绪九年（1883年）病逝，年仅33岁，否则他的成就会更高。

    过云楼落成前一年（1872年），画家顾若波也曾在顾家临画，顾文彬在宁绍台道任上给儿子顾承写信道：“若波之画，亦要成家，倘能在我家临摹数年，意可直接‘四王’，未知有此缘分否？”顾若波接受了邀请，他不但享有一份西席的薪金，又有临画进修的机会，且其临摹的作品如果主人满意，还给价收购。

    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顾文彬在给顾承的信上询问：“若波从上年起共画几件？”六月，他在另一封信上又说，“若波笔下尚未大成，而一年所得已不少，可见一艺之长，即可自立。”当过云楼落成之时，顾文彬于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记述说：“若波、芝翁（按：芝翁何人待考）均下榻过云楼谈艺，颇不寂寞矣。”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顾若波欲应某县令廖公聘，为幕友，顾文彬欣然同意，并赠路费。顾若波在顾家临画前后3年光景，画艺大进。后来，他又回到苏州，并参加怡园画社。

    到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常到过云楼活动的有四位青年：刘公鲁、吴子深、王季迁、颜文樑。刘公鲁是大收藏家刘世珩的儿子，与顾家既是世交又关点亲，其时他有志于学画，后来却没有在书画方面发展，成了京剧票友，喜欢杨派武生，平时还在小报上写剧评。刘公鲁是一个怪人，刘氏上辈受清廷重用，他念念不忘，至死留着辫子，朋友们都称他大辫子。刘公鲁于抗日战争期间去世。

    吴子深是到过云楼活动最勤的一位，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顾鹤逸画室中盘桓。王季迁也是常客。他们都要求从顾鹤逸学画，但顾鹤逸一生不收学生，他常说，有志学画，又以为我的画有可取之处，不妨来我画室看我作画，互相切磋交流。他主张学艺术要取法乎上，所以指导他们临摹古代名家名作，而不准他们临摹他自己的作品。他还常常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墙上，与儿孙和前来学画者一起评论，寻找缺点，以便修改，甚至重画。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影响了后辈。

    吴子深、王季迁、刘公鲁三个人既有学生之实，又无学生之名分，所以被戏称为顾鹤逸的“半个头学生”。后来，吴子深、王季迁均成大家。

    另一位时常出入顾鹤逸画室的颜文樑有一段故事。颜文樑的父亲颜纯生以绘画为业，小有名气，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画“工艺画”、“商品画”的。他还善于画肖像——“喜神”，也就是遗像。大多是先画好脸部，称“开相”，给主家看，满意了，谈定价格，再补衣饰。那衣饰一律是工笔重彩，画起来很费时间。画喜神往往能得一个好价钱，收入不少，但作画者的社会地位不高，画工若不进入文人的圈子，是不会被人看作画家的。比如任伯年也是如此，虽小有名气，却是画工的身份，经任渭长提携，到苏州从任阜长学画，进入了文人圈子，再返回上海，地位就大不相同了。

    顾鹤逸一向特别关心有才华而社会地位不高，需要帮一把的人。正是由于顾鹤逸的提携和引荐，颜纯生很快进入了文人圈子，因此时常出入顾家。颜纯生的儿子颜文樑，是顾鹤逸第三子顾公柔少年时期的玩伴。颜文樑有志学画，但兴趣却在西洋画，顾公柔继承家学擅画山水，又兴趣广泛，对西画、建筑设计乃至由日本传入的西方舞台灯光布景均有兴趣，所以两人交往密切。颜文樑喜欢吹小号，其时吹鼓手这一行已风行洋鼓、洋号，称“军乐队”，凡遇开店大廉价、关店大拍卖，需用军乐队吹奏，颜文樑常去客串。顾公柔喜欢玩魔术，颜文樑便用小号伴奏，两人合作的节目颇受欢迎，时常出现在亲友的喜庆堂会上。

    怡园琴会与怡园画社

    怡园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集锦园”，又以琴、石、诗、画多有珍品，苏州的文人雅士聚集于此，品评琴棋书画，为古城苏州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怡园和过云楼如同艺术的殿堂，汇聚了众多文化名家、培育了众多文化新人。

    怡园琴会雅集久负盛名，始于顾承。顾承的琴学造诣深厚，过云楼藏有苏东坡的“玉涧流泉”琴，怡园有“坡仙琴馆”、“石听琴室”，都是为琴会而设，所以，优雅的琴会不断。

    顾鹤逸亦精琴学。1919年8月，著名琴士叶璋伯移居苏州，与顾麟士相见恨晚，两人共议在怡园举行规模空前的琴会，32位名家参加。会后，李子昭作《怡园琴会图》长卷，吴昌硕作《怡园琴会记》长题以志其盛。顾麟士在《怡园琴会图》上题诗纪念，有“月明夜静当无事，来听玉涧流泉琴”之句，一时传为佳话。

    但是，在怡园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中，毕竟以书画活动最为主要，对后世的影响也特别巨大。

    苏州是文化古城，书画艺术传统深厚，元、明、清以来，名家辈出。晚清时，苏州最有影响的书画界精英们常常在过云楼临画，在怡园聚会，逐渐孕育产生了画社的组织，称怡园画集或称怡园画社，两称均见诸文人笔下。这样订有章程规约的画社组织，在苏州历史上尚属首创。吴大澂被推举为怡园画社社长。

    怡园画社正式建立的时间存有几说，因为当时未曾注重建立档案，所以事隔虽仅百余年，查考起来已很困难。

    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吴大澂题怡园第二集合作画轴：“光绪庚寅六月二日，怡园第二集，心兰写山水树石，秋农补人物，吴大澂为之署款，时大风满园，墨瀋淋漓，欢笑之声与林木相震撼，亦纳凉一乐也。”

    怡园画社第三集合作画卷，作画时在辛卯（光绪十七年，1891年），有顾鹤逸长题，其中说到这一集仅陆廉夫、倪墨耕和他三人参加。陆廉夫补题七友歌一首，说到参加雅集的原有七人。据考，这七人是：吴大澂、顾鹤逸、陆廉夫、王同愈、倪墨耕、顾若波、吴昌硕。又有吴昌硕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补题引首，其中说到，他那时正“引役津门，未预雅集，引为憾事”。

    关于怡园画社第四集，吴大澂年谱有记述：“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巳后一日，题第四集怡园画社合作轴，纸本设色，顾麟士画松，倪宝田画芝，金画石，陆恢画鹤，吴大澂题款。”

    从以上材料分析，这一时期的怡园雅集合作绘画是每年一次，推算起来，那第一集应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吴大澂年谱又记：“先生奉讳家居，重理绩事，与老友顾沄及费念慈、王同愈、翁绶琪、陆恢、顾麟士、金、倪宝田诸画家集书画社于怡园。”

    据此，怡园画社应成立于吴大澂因丁忧返苏家居期间，时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又见到顾麟士画册自题中说：“丙申、丁酉间，愙斋世丈结画社于怡园，同人每有摹古之作相酬赠。”吴大澂年谱则称：“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再结画社于怡园。”既称再结，似乎是以前曾经结过社，又中断；而再结的时间，则是丙申、丁酉间（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96～1897年之间），与顾麟士所记相符。那正是甲午战争兵败，吴大澂因督师无功获谴回籍以后的事。

    那么，今人著述都将怡园画集成立时间定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似乎并不正确了。不管是初结或再结画社都不应是1895年。从笔者所见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冬（1895年）怡园画社同人第十二集合作的《岁朝图》，又可知那一年怡园画社确实存在，而且活动频繁，大约是每月有一次雅集，并合作绘画，所以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十二月，已是第十二集了。

    根据以上材料推测，怡园画社应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便已开始活动了。

    苏州有成就的代表性画家一时都汇聚于怡园画集，后来上海开埠，怡园画集中有几位到上海发展，后被称为海派画家，吴昌硕被称为海派画家的领袖人物。

    延至宣统元年（1909年），因为吴大澂、顾若波、任立凡、吴榖祥、金心兰等先后去世，吴昌硕移居上海，怡园画集活动逐渐停顿。

    吴昌硕始以书法篆刻为人所重，他的绘画可以说是参加了怡园画集以后才渐入佳境，走向成熟的。笔者曾见到吴昌硕在任伯年的《菊花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上题识自白道：“鹤逸六兄精绘事，一水一石不轻为人作。予画乱头粗服，无过问者。六兄然予用笔似雪个（按：八大山人），己亥华朝（按：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出八大《白鹿》一帧见惠。受而不报，非礼也，爰以是为赠。”受了一张八大山人的画，回赠一张任伯年的画，价值太不相等了，但正因为如此，更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

    己亥，吴昌硕55岁，顾鹤逸少吴昌硕22岁，虽然年轻，却是公认的画坛精英，吴昌硕一向称他六兄，对他非常尊重，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艺友，吴昌硕把接受顾鹤逸的意见当成自己在绘画道路上从此进入佳境的转折点。吴昌硕参加怡园画社以后，自惭他的画“乱头粗服，无人过问”，一度用功临摹恽南田的没骨工笔花卉。顾鹤逸却不以为然，认为他的笔路与八大山人近似，建议他以书法入画，走八大山人的路子。为了进一步说服他，所以送他一幅八大山人的《白鹿图》。吴昌硕接受了这个建议，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成为影响一代画风的大家。吴昌硕30岁就开始学画，但他自称50岁学画，这并非自谦，而是说50岁以后他才对绘画有了真正的领悟，摸索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据顾鹤逸后人说，当年吴昌硕在过云楼临画，把不少废弃的恽派花卉的习作丢入字纸篓内，顾鹤逸挑选了一些作为资料保存。也有吴昌硕自己满意而落了款的恽派花卉，成了过云楼的藏品。不幸的是除一张落了款的册页尚存，其余全毁于日军侵华战争劫难之中。

    苏州美术会

    到了1918年，颜文樑、杨左匋等人发起举办“苏州画赛会”，联合展出中国画、西洋画，这也属画坛首创。第一次画展于1919年元旦在万寿宫（今苏州市人民文化宫市老年大学校址）展出。顾公柔是中坚分子，负责组织国画作品参展，参展国画家有吴昌硕、顾鹤逸、刘临川、颜纯生、吴子深、顾公雄、顾公柔、顾彦平、樊少云、陈伽仙等，西洋画家有：胡粹中、朱士杰、黄觉寺、陈涓隐等，书法家有余觉、朱梁任、张一麐、蒋吟秋等，堪称群英毕集。

    画展获得成功，“苏州美术会”进而成立，作为常设机构。决议由胡粹中、朱士杰、顾公柔三个人主持苏州美术会日常会务，并确立每年元旦举行画赛会。1922年，共议扩充组织，假怡园为会址，聘请顾鹤逸为会长，又出版《美术半月刊》，顾公柔主持编务。

    为了推进苏州美术会发展，顾鹤逸出资，顾公柔设计，在铁瓶巷顾宅对门，建造会所，会所于1923年落成，苏州美术会迁入办公。其时，会员已增至三百余人，分雕刻、绘画、音乐、刺绣、演讲等六部。以后在苏州兴办的“苏州美术馆”以及“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等，都是从这里酝酿产生的。

    1937年，因日军进犯苏城，苏州美术会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曾计议复会，并于1946年元旦再次举行画赛会，但终因时局动荡，自此以后不曾再有活动而无形解散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美术会为中西式两层楼房，正门并不很高大，两侧却置有两根罗马式庭柱，以示中西合璧之意，因为苏州美术会正是中西画家的联合组织。后来，吴子深出资建造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学楼，也用罗马式柱子，既是从苏州美术会会址得到启发，也是为了纪念苏州美术会。

    1926年春，过云楼曾设立学馆，聘著名小学家孙伯南先生教授古文及经学，面向社会，除顾氏子弟外，也兼收亲友子弟就读。

    顾鹤逸幼子、画家、摄影家顾公硕发起集合过云楼同门二十多人，成立浪华旅行团及摄影社，他们是苏州最早的一群摄影爱好者，苏州第一代摄影家便是从这里诞生的。这些活动后来都被日本侵华战火冲散。

    小怡园画社及小小怡园画社

    1930年5月，顾鹤逸逝世。为纪念先人，顾彦平重组怡园画社，时在1931年，参加者除顾氏后人顾彦平（则正）、顾公雄（则扬）、顾公硕（则奐）、顾季文（笃宪）、顾荣木（笃瑾）外，有徐澐秋、朱梅邨、丁惕予、吴诗初等二十多人，其中不少是画坛新人。

    在此之前，于1930年初又有“东方美术会”的成立，会址亦设在怡园，出版刊物名为《东方美》。主办者为吴辟疆、顾荣木等，参加者均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画家，他们联名敦聘顾鹤逸老人为名誉会员（另一位名誉会员是吴湖帆）。据说，当活动经费短缺时，顾荣木便与樊伯炎到怡园拓印《过云楼集帖》，以销售所得充作会务费。

    顾荣木名笃瑾，是顾鹤逸的长孙，顾鹤逸有意培养他继承家学。他幼年习画，少年时已显露其天赋不凡，14岁时的画作在日本举办的顾鹤逸画展中附展，便颇受瞩目。

    顾彦平发起成立的怡园画社为第二代，被称为小怡园画社，而东方美术会为第三代，则被称为小小怡园画社。

    这就是顾氏家族自清末至日军侵华战争以前，依托过云楼的收藏以及怡园这一活动场地，在苏州所展开的一系列以书画为中心内容的文化活动。

    百余年来，顾氏家族及过云楼藏品饱经磨难，尤其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顾氏朱家园住宅遭日军搜索7天，醋库巷西津别墅遭日军搜索15天，藏品损失惨重。解放后，顾氏将大部分过云楼藏品连同精心构筑的怡园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顾氏后人始终认为，这些园林以及藏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应该为人民所共享，他们仅仅是暂时的保管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这种淡泊的人生态度，我们今天不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