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天赐良园小区好吗:中国为什么成了缺德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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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成了缺德的国度?

作者:颜昌海 2010-11-29 07:33:59 发表于:博客中国



最近,大陆媒体在报道深圳富士康跳楼自杀者消息的同时,还中国富人加紧移民西方国家的新闻:越来越多的富人正在逃离中国。有评论说,这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新闻,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中的新闻人物都被迫作出了无奈的人生选择——退出中国的人生游戏。所不同者,深圳富士康跳楼自杀者是中国人生赌博游戏的弱者,不存在移民海外的选择,只有用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方式,终结自己在中国的拼搏;而一些强者,则选择逃离大陆。

处在上面两种极端选择之间的,是无数中国人不得不作出的各种各样的无奈选择的其中两种方式。不理解这些人的无奈,就不能够理解那些作出极端选择的人的无奈。

比如留在富士康的几十万农民工,有几个人会喜欢在那种半军事化的管理下,以伤害自己健康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一点微薄的工资?还有年轻的女孩子不得不出卖色相和肉体,大学毕业生不得不蜗居陋室,拆迁户不得不搬家,消费者不得不吃有毒的菜,喝污染的水。

与弱势者的这些无奈的选择相比,相对强势的中国人面对的是另一类更加可怕的无奈选择。医生不得不给患者作不需要的检查,开不需要的贵药,警察不得不搞钓鱼执法,商人不得不行贿、卖假货,官员不得不买官,讲假话,甚至不得不受贿,学者不得不作假学问,法官不得不违心办案……,等等。

即便是看似纯粹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中国人也有许多无奈。最近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对股民的特别报道。从这个报道中你可以看到,那些常年泡在交易室的股民的无奈。虽然多数人都是赔钱的,而且他们明知中国的股市处处是陷阱,时时有玄机,但出于各种原因,还是选择继续留在这个赌场中。

中国人不得不作许多无奈的选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被禁止做许多别的选择。香港学者梁文道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告诉读者一个细节,说香港义工黄福荣2008年在四川地震灾区帮助灾民,受到了当地警察的驱赶,不得不离开。而正如梁文道指出的,这绝不是个别人的经历。中国的地方政府,知道自己在作许多不义之事,因此所有想做善事的义工或志愿者,都被动地成为他们的“敌对势力”。

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如果去问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也可以倒出许多苦水,因为他们也有许多无奈的选择。比如驱赶前来救灾的义工和志愿者,也有上面要求“维稳”的原因。

不论在哪个国家,人生都会有无奈的选择。不过,中国人生游戏的无奈,有其特别之处。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更多情况下是坏人感到无奈,他们必须压制自己的恶念,不去做坏事。中国人生游戏的无奈,恰恰相反,是好人在更多情况下会感到无奈,不得不做坏事。

一个好人处处无奈的社会,必定是坏人如鱼得水的社会。中国社会已经成了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个困境。因为这个政府的力量非常之强大,它有足够的金钱和警力,制止好人去做好事,却没有本事制止坏人做坏事。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好人也无奈地作出不道德的选择。否则,就只有像跳楼的农民工和移民海外的富人那样,逃离中国社会。

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主要是经济,是物质上的建设;从政府到个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质、金钱方面。从国家到社会、个人,中国搭建了一个空架子,但却缺乏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定力。单从物质上衡量,国家建设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人们没有目标了,没有信仰了,继而迷失了。“没有目标”发展到极端,底层民众会产生绝望的心态,这种绝望到最后,要么是逃离,要么是报复。

近来连续爆发的杀童案,就是一种报复。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有那么多杀人案件,但真正以儿童为目标的、集中爆发的案件非常少;只有绝望的心态,才容易导致穷凶极恶。从杀童案看,这批人以30多岁的中年男子居多。因为过去30年,中国精神文明不断流失,社会道德几近颠复。不少家长也许想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过社会的力量。个体的道德,终究敌不过不讲道德的社会环境。

有人把这个原因归咎于西方“拜金主义”对中国的侵蚀。其实,拜金、功利并不一定是坏事。发达国家的民众也会拜金,也会功利。问题在于,发达国家有最后的社会规则底线。中国出现的 “反社会人格”,或许与拜金主义有关,也和贫富差距有关,但拜金、穷困不一定导致反社会。“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

美国刚开始工业化,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也有很多社会不公的现象发生,比如大股东欺负股民、大公司欺压百姓等。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在社会掀起了一个进步运动,他们表示“什么都需要进步”,用这样的口号来疏导矛盾,使大家对不公正有了抵御的向心力。此外,媒体当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披露信息,让社会知道丑恶的事件。

然而现在,“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强调“以官为本”,等级森严,钳制言论自由,剥夺宪法明文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打击倡导民主和维权的人士;无论政府还是司法体系,不是在重建公平与正义,而是颠复;强权成为唯一的真理,推动的是“什么都为了维护强权”运动。所以,中国社会“溃散”,公平正义消退。

其实,官方几十年来也大讲“精神文明”,讲道德,为什么不见成效?原因首先在于官方总是置法律、规则不顾,执政者无法无天,老百姓就不断产生恐惧和绝望。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就是人们最高的信仰,不得违反;法律也是解决公平正义的最关键一环。

官方几十年来大讲的“精神文明”、“荣辱观”里,从没有以自由为荣,以人格尊严为荣,而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也即建立在一种集体主义基础上的一种道德。这种道德实际上对挽救道德颓势作用非常有限。不能说官方几十年来大讲的“精神文明”、荣辱观里面没有合理的尺度,但是它离世界先进文明的大潮流,有很远的距离。所以到最后,人们看到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黑窑童奴,毒奶粉的泛滥,滥杀无辜,工人跳楼……。而李长江因为毒奶粉而辞职,最后却又堂而皇之地复出,出任中央扫黄打非副组长。网民嘲讽说,“你管不住牛奶,还能管住人奶吗?”。这是对官方这种道德现状的极大的讽刺和真实的写照。

官方制约的整个社会制度、社会结构造成了社会缺德的现状,并不会因为官方提了几个口号就可以改变。而实际上,这些口号的提出,有的是口是心非,连他们自己都并不相信;有的切合实际,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又和他们所提倡根本就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所以,官方的口号不但无助于社会道德堕落的改进,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更多的人觉得,那些都只是道德高调,在高调之下只是为了掩饰一些更为恶劣的行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经撰文指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黑社会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

愚民教育和美丽的谎言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和最基本的道德体系,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金钱至上论主宰整个社会,社会底线失守,社会道德沦丧!

互联网时代的“坏处”之一是人们无法再闭上眼睛假装身边的世界无限美好:有人会丧心病狂到对懵懂幼童举起利刃,有人会半夜明火执仗把别人房子拆成一片白地,有人会一本正经地用“拆错了”为前一伙人辩护,有人正在偷偷摸摸地向卖给别人的食品中添加他们自己绝对不会吃的东西,还有人言之凿凿供认杀死了的受害者会在11年后“转回”故乡,有人被当成“精神病”不断被非法“收治”、关押……。

中国政府宣称要“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憋着气在深水里扛着石头过河,石头上承载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的尊严。

中国的道德水平在下降、滑坡。既然是滑坡,那就是说原来还是有一定的高度,否则堕落滑坡就无从谈起。也就是说,人们曾经感受过的中国人平均道德水平不像现在这么差。那么,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慢慢地再拉回到和改善到正常的状态之下?!当然,中国的道德方式显然是有改变的希望和可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没法指望在现在这种“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前提之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道德风貌的改善。因为人们看到,这些年的所谓道德滑坡恰恰和当前所谓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相互相成。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而在于能让社会比较平稳、比较温和地发展,让社会心态正常地发展。而中国过去一直都是上对下的施压状态,缺乏调解的手段。所以要激发正义,政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过去不公正的制度的修复上。只有使每个民众,特别是那些受欺压的民众得到尊重的时候,文明才能够被体现出来。文明提出诉求的方式、文明得到解决的方式能够实现,才是实实在在的文明。

所以,中国如果不引进普世价值观,不把它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共识的话,道德的提升就不会有结果,而只会进一步坠入深渊。而最关键的,就是今天的中国急需确立起人的自尊、人的人格、人的基本权利。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尽快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半封建半资本的社会,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高尚道德的。唯有中国的公民社会诞生,才有中国道德的复苏或提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