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南方有嘉木出自哪里:长篇连载：《铁窗十年》--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6:38:29
长篇连载：《铁窗十年》--2
（六） 桃 树 旁 的 那 个 坑……
就在这张某交待“抢劫”寡妇后没两天，全厂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坦白检举”运动（简称“坦检”运动），我们集训队的学习直接纳入运动，只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仍然不变。
这“坦检”运动实际上是社会上正如火如荼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在监狱系统的内部版，主要的内容是要求全体犯人和“老厂”主动坦白交待、相互检举揭发各种反动言行，重点是现行反革命的言行。
为了体现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破例全厂停工半天，各中队集中坐在各自大院内听一个姓王的政委做动员报告，那个王政委一口难懂的苏北土话配上失真的喇叭使人根本听不清所云内容，只勉强听出“镇压”、“打击”、“死刑”、“加刑”这些熟悉的字眼，对我们这些刚从公判大会审判台下来没几天的，听不听无所谓，有了运动的名称这就足够了，这个“坦检”运动无非意味着又有一些无辜的牺牲很快将奉上革命的祭坛。
王政委报告后当晚，我们中队又召开中队大会，进一步动员全中队犯人认真投入“坦检”运动，会上一姓姚的干事手中拿着一张判刑布告作为教材警告我们：“凡是不老老实实交待自已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的，这布告上的人就是你们的下场！”当他按顺序念布号上的人名时，第一个竟然是我们一案中判死刑的张稼山 ，原来这正是三月六日有我在内的那张判刑布告。在念到已被判死刑的王飞和马聚尘时，姚干事特地将王、马二人的“叛国投敌”做为一个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例“教育”大家，布告上王、马的罪状仅仅短短几行字，而姚干事却另外讲了不少他们的具体“犯罪”情节，当时我估计姚干事过去对王飞或马聚尘有所了解，否则不至于对他们的案情那么清楚，后来我才知道自巳猜错了———还在我们判刑之前，南京几百万革命群众早就对我们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但了解，还人人参与了对我们如何处理的讨论，全南京只有我们这一小撮“现行反革命”蒙在鼓里。姚干事参加过讨论，对我们当然不陌生。
在三月六日公判大会前一个月，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就已把我们这些将在“三• 六”公判大会上亮相者的“材料”（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以及所犯“罪行”的具体情节等）印刷了十几万份分发南京市（包括各郊县）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企业、街道、居委会，并统一布署安排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我们这些“现行反革命”，按名单上人头逐个过堂（对某某某该怎么判，杀还是不杀，如果不杀又怎么量刑，死缓或是无期，判二十年还是判十五年、十年、八年……），人人都得发言，个个必须表态，最后将大家意见统计后逐级上报，一直集中到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按当时的官方说法，这次是根据全南京市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来处理我们这一小撮“现行反革命”。
四百多万的南京革命群众做梦也没想到要由他们来直接决定我们这些反革命的生死，伟大领袖和革命既然这样信任，岂能错过显示群众专政威力的大好机会？一辈子从没尝过权力滋味的劳苦大众，昨天还在为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发愁，今天居然一下子成了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激动之情可想而知。一时之间，我们这个民族潜意识中嗜杀、嗜血的优秀传统顿时彻底暴露无遗。据我在1979年出狱后特意对1970年那几次群众讨论情况的调查，当时至少有90％以上的人不管讨论到哪个现行反革命都是一个字———杀！
好多单位在讨论时，名字才念出来，连犯罪情况都等不及读，下面马上就异口同声地喊杀，念一个杀一个！那铅印名单上长长的一串姓名，已不再象征着一个个年轻人鲜活的生命，而只是必须立即宰杀的一群瘟鸡！
这当中当然包括少数迫于政治压力违心表态的，也有个别凑闹热跟着起哄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确实是出于本意地在喊杀。谁叫他们反对伟大领袖？谁叫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不杀这些人杀谁？！
我父亲后来告诉我，我家所在的居委会讨论时，除了对我未能全部一致要杀外，对文件上其余的二十几个现行反革命一致同意全部判处死刑，之所以有人对我“法外开恩”，大概只是碍于老邻居的面子。特别令我吃惊的是一个我们从小对她就很尊重的邻居老太太，多年来一直为人和善，从未得罪过人，属于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老好人一类，可就这么个老好人，在当时的讨论中竟然杀字喊的最响，连我这个她看着长大的孙子辈也不放过！真不知是疯狂的年代造就了疯子，还是疯子造就了疯狂的年代！
一些学者把历史上某些特殊时期那种民众对领袖和革命的绝对敬畏、绝对盲从称为“集体无意识”，我认为这种提法不是很精确。人的意识本是极为复杂的多元集合，这集合中的诸多元素如果按人的本性来划分则只能有两种，一是善，一是恶。假使全体民众经过“洗脑”已失去个人意识，那构成人性最本质的善恶观念必然也丧失殆尽，与其说“集体无意识”不如称之为“集体无人性”更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何以有那么多人对这种疯狂的戮杀甘心推波助澜？何以对一个个素无冤仇的青年必欲置之死地？
惊魂囬首，我们当时还真得感谢公检法军管会，要不是把我们象“野兽”一样关在笼子里而是放在外面，单就南京四百多万人的“杀”声还不得把我们吓的灵魂出窍？！如果真的由几百万南京革命群众来定夺我们生死，哪里还能容我活到现在，让我有机会坐在书房里如此消停地写下这些让人恨得牙痒的文字。
八十年代我在一次政协座谈会上曾公开说过：“以我解放后的经历，特別是57年到79年这二十二年的经历，我这辈子对共产党恐怕是爱不起来了，但是我对人民更爱不起来；我倒是真心希望共产党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好好执政，切莫再瞎折腾，别再每隔几年捣估一次群众运动，今后万一非得那么干，我宁愿请贵党再次把我送进劳改队去当‘二进宫’，也不愿又一次去接受‘群众专政’”
就在我写此文前不久的某日，我同两位正厅级老干部在茶舍聊天，老先生离休赋闲后权力少了，牢骚却多了起来，我这人平素最讨厌吃肉骂娘，当即不留情地奉劝他们：“劝您二位别跟着老百姓瞎搅和说共产党坏话，还是多发挥点余热为贵党再卖点命吧，照这样下去万一哪天群众真的起来造了你们的反，别说您二位身家性命难保，连我们这些差点被你们整死的都要跟着倒霉！你们成天把人民群众挂在咀边，如果真的让人民群众成了气候，那才是全中国的灭顶灾难。我宁愿你们七千万共产党个个在台上搞腐败，也不愿再出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
这可不是我的牢骚怪话或调侃挖苦，而是确确实实的肺腑之言！
就在姚干事抓住王飞马聚尘这亇典型教育我们时，我还觉得有点奇怪，我们那张判刑布号上有几十个人，单是判死刑的就有11个，为什么独独把王飞、马聚尘挑出作为教材案例呢？我先前以为之这只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一个偶然，后来我才明白自已过于天真：这劳改队的干部在同我们犯人打交道时，其所做的每件事都会有一定的用意，从不无的放矢，他之所以选中王飞和马聚尘作为反面教材，是因为这二人比其他被杀的更富含“教育”价值，更容易被人记住，从而也更符合劳改当局的宣传目的。尽管用杀人来教育群众是我国宣传部门的优良传统，但用特殊杀人形式教育活人则更加与时俱进地适应新的革命形势。
按照当局的意图，“三•六”公判大会的用意无非是杀11只“鸡”以吓住南京400多万只“猴”，在这11只“鸡”中，唯王飞和马聚尘和其余9只不一样，是特殊的两只———他们不仅是同案，还是两代亲属，王飞是马聚尘的姨父，马聚尘是王飞的姨侄。
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对“满门抄斩”、“灭族”之类的残酷株连一直奉为干净彻底消灭政敌的经典手段，同时也是对怀有贰志者的强力震慑，如今到了革命年代，这些过于极端的做法自然不宜照搬，但深谙中国民众心理的当局非常清楚，把一些相互连有血缘关系的“阶级敌人”捆在一道杀，其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将会更加突出，更富刺激性，也更能触及人们的灵魂。
“文革”伊始，发动者就公然宣称这将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批斗、抄家、游街、关押、进“牛棚”，那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它们触及的仅仅是灵魂的表壳，要真正触及人们灵魂深处，则必须通过杀人才能做到，而杀人又因为过滥从而降低了它的“吓猴”威力时，那就得不断提高杀人艺术，翻新杀人花样才行。既然“灭族”、“满门抄斩”会招致国际“帝修反”的诽谤而不宜使用，那又有什么能比退而求其次地把母子、兄弟、叔侄等亲属捆在一起一同杀掉更能触及活人们的灵魂呢？！既然腰斩、车裂、剖心、凌迟这些中国的优秀传统因为不适应革命形势不得不忍痛割爱，那又有什么能比在枪毙之前割喉、穿舌、取活肾、勒脖子更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慑力呢？！
当人们对杀戮已经司空见惯毋足为奇时，当人们看到满街打着红叉的杀人布告就象今天到处张贴的性病广告而不屑一瞥时，只有上述这些特别的“革命行动”才能刺激人们的神经，才能彰显专政的威力，从而才能达到“教育”大多数的目的，这正是当局喜欢精选这些特殊案例进行宣传的原因，姚干事当然也不能免外。
王飞、马聚尘已死去三十六年了，他们的名字早就被遗忘，但只要一提到在“一打三反”中姨爹和姨侄一同枪毙的事，南京很多老人马上就能想起来，这，不正是当局所希冀的效果吗？
当然，王飞和马聚尘案件同九个多月后1970年12月10日同遭处决的林舜英、李立荣母子案件比，其影响和效果又略逊一筹，后者那才算是完美的杀人“杰作”。这件“杰作”即使在神州大地普遍杀红了眼的1970年，也能在全国杀人竟赛中勇夺金牌，最起码能捧回一个“杀人创意奖”，许世友，杨广立，这几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超级刽子手，人们会永远记住它们！
事有凑巧的是，姚干事重点挑出的马聚尘，在娃娃桥看守所恰恰正和我关在一个号子，并且有一段短暂但却永远难忘的难友情谊。
当时我们一同关在东大院7号，我的代号是2605，马聚尘的代号是3419，我坐在进门左侧，他在右侧，彼此正对面。我在1970年元旦后不久由南京白下区看守所升级到娃娃桥，从进去到判刑共待了两个月左右，其间相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方征，另一个就是马聚尘。
那天下午我刚跨进7号，面对十几双目光的盯视，尽管已有几个月 “号龄”了，作为初来乍到者一时之间仍不免有些不知所措。正当我夹着铺盖立在中间四处寻找容身之处时，一个年青人很热情地过来把我手中东西接了过去，随即帮我在一个年龄较大的犯人旁边匀出一个铺位，接着又告诉我随身物品怎么放置以及看守所的一些规章制度，稍为收拾停当后我赶紧向他道谢并请教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叫马聚尘，番号3419，同时又把我们7号的号长介绍给我认识了一下。他约模二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白脸，微胖，背稍有点佝，黑油油的头发略有卷曲，上穿兰色棉袄，下着黑色灯芯绒裤，在我进来之前他己关了不少时间，算的上是个7号的老资格了。那时的娃娃桥尽管以厉害出名，但有一样规矩比其它看守所好，这就是允许犯人之间随便谈话，不象我原来待的白下区看守所，放个屁声音大点都会有看守过來问咋囬事？第二天下午，马聚尘爬到我铺位来主动和我聊天，在号子里案情是严禁交谈的，我们只能简单相互了介一下案由，一听都是“现反”，彼此不由觉得靠近了一大步。很快我发现他同我一样也是个个俄罗斯文学迷，看过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两人从普希金、莱蒙托夫一直谈到别林斯基和杜勃罗柳波夫，特别是杜勃罗柳波夫，我们反复谈了他的作品，他的“多余的人”理论，他那二十四岁短暂的生命……晚饭送来时我们才恋恋不舍结束，旁边的老爷子方征笑着调侃我们“看了那么多‘封资修’的书，不变成反革命才怪。”
我进7号不久，由于拒绝与审讯员“合作”，不肯检举揭发我好朋友李立荣母亲林舜英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经审讯员和我们7号管理员串通，被那个人称“陈医生”的管理员以起床动作慢为惩罚借口把我反铐了六天五夜，那手铐深深勒入肉内的痛彻心肺，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酷刑的厉害。当时我们7号的号长是南京钟山化工厂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技术干部，大概为派性斗争在7号已关了一年多，此人非常正派且富同情心，见我不停的痛苦呻呤，他和马聚尘、方征一道用蘸着水的毛巾在我身后手腕上冷敷，希望能减轻我一些疼痛，他还指定马聚尘和方征两人专门照应我，负责帮我铺被叠被、洗脸刷牙和脱、穿裤子，喂饭喂水，大便小便也全靠他替我解裤子擦屁股。在帮我料理这些事时马聚尘总是低低安慰我，劝我不要难过，一定要咬牙熬过去。人到那个地步能有如此关照，内心感激实在难以言表，我这人六十多年来除父母之外在感情上欠人的债不多，而娃娃桥那六天五夜中欠下几位难友的感情，我到死都不会忘却，到现在都因永远无法偿还报答而遗憾不已。
马聚尘就在他遇难前的十天，还被他的提审员“恶搞”了一把。
三月六号的前十天左右，一天中午刚吃完饭后马聚尘突然被带出去，直到傍晚才被送回号子，刚一坐下他就带点兴奋的告诉我们，他的案子快要处理了。下午他被带到原单位和住地所在街道，分别开了两场批斗会，会上也只是一般的低低头、弯弯腰、喊喊口号，完全不象以前那样挨打挨踢，囬来的路上提审员在车中还特地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叫他以后认真吸取教训，转变思想，好好工作，尽早囬到人民队伍中来。最后要他囬号子后写一份思想检查，以前的问题就不必再写了，主要写通过这段关押和批判后思想认识有哪些提高，今后有哪些打算。
凡蹲过号子的都体验过，除了判死刑的个个都巴不得早日处理，能释放当然最好，就是判刑送劳改队，也总比成天窝在这号子里强的多。何况根据那提审员的口气，分明是在暗示马聚尘，他最多不过是戴上反革命帽子囬原单位交群众监督，连刑都不会判，见他自由在望，我们都很为之高兴。在号子里，见到同号难友释放囬家，每个人的情绪都会受到感染，都会点燃对自由的幻想，看别人自由了，似乎自已离自由也随之近了一大步。那晚我们7号里的气氛非常活跃，几个平时天天侃吃的又开始了“精神会餐”，相互争论出去后第一顿大餐究竟是到粤菜闻名的大三元酒家，还是去以维扬口味著称的老正兴菜馆，我也坐在方征旁边津津有味地听他侃当年审犯人的故事。
马聚尘闷着头很快写好了他的“思想检查”，微笑着递过来说要我“斧正”。我看了他那一手苍劲有力的钢笔字后，不知为什么忽然在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对我讲过字如其人，字的风格、笔力和人的阅历、年龄密切相关，马聚尘这一笔少见的遒劲书法和他二十多岁的年龄实在太不相称了，“皎皎者易折”，我隐隐感到此人日后恐非长寿之辈。
在他交了那份“思想检查”之后，我们以为他很快就要走人了，上午巴下午，今天巴明天，可一连几天却毫无动静，人没走号子倒又添进了两三亇新来的，睡觉越来越挤了。随着日子一天天后移，马聚尘开始有点沉不住气，我们也为他着急，但表面上还得编出各种理由来安慰他，那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切只是那个提审员为了稳住马聚尘而设的一个“缓兵之计”，其实早他在出去批斗之前他就已被列入处决名单了！可怜的马聚尘，十天以来每一分钟都在做着自由的美梦，殊不知死神正在一秒一秒的向他逼近。我们怎会想到短短的十天之后，他竟然会成为南京首批血腥屠杀的刀下鬼！
那篇为了迎接自由的“思想检查”，成了他留在人世的绝笔！
日历很快翻到了1970年3月6日那个令人难忘的血腥日子。
那天清晨，我们刚刚起床正在叠被子，牢门上的老虎窗“啪”的一声打开，管理员黑着脸命令我们动作快点，各人洗脸刷牙后都坐在自已位子上，一律不准随意走动，原来每天雷打不动的“早请示”背语录也被停止。早餐还没送来，号子里的喇叭就反复放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几首抗日歌曲，音量大的炸人耳朶。这一系列反常举动预兆着今天可能会有什么“大动作”，喝完麸皮稀饭早餐后，各人无心交谈，都坐在自已铺位上忐忑不安地胡思乱想，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身旁的方征凑在我耳边告诉我，今天肯定有大行动，喇叭这么响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中的某些声音。好多年后我才深深体会到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英明，那天包括王飞在内好几个人一出号子门就被按倒在地用绳子紧紧捆起来，尽管事先谁也不知道自已会判死刑，但一看那架势马上意识到今天难逃毒手了，于是一面拚命挣扎，一面竭尽全力狂喊口号，直到喉咙被绳子死死勒住发不出声为止。各号子里由于喇叭音量大的出奇，没有一个人听到大院中的这些动静。
那天的中饭比往常提前了一个小时，我还记得吃的是咸菜烧豆腐汤，饭才吃一大半，劳动班就在外面敲牢门催我们快点。等到全部吃完收走饭盆菜桶，我们在自已铺位上才坐下十来分钟，号子门咣珰一声打开，那亇“陈医生”背着手站在门口。
————“2605，出来！把东西一齐带着！”
我愣了一下才领悟是在喊我。¬¬¬¬¬¬¬¬¬¬¬¬¬¬¬¬
我赶忙收拾行李铺盖，马聚尘、方征和号长都一齐过来帮忙，趁着低头收拾东西那会，他们悄悄地一再叮嘱我前途珍重，好自为之，希望以后在外面有机会再见面，而我那会由于紧张，什么也没对他们说。最后马聚尘夹着我的铺盖送到门口，在管理员逼人的目光下，我连表示谢意握手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只是默默地和他对看了一眼，然后接过铺盖跨出了7号牢门。
没想到三个小时之后，我和他在五台山公判大会主席台上又再次见面，在那里却经历了死别。
下午二点多钟，当我被两个身强力壮的军人反架着跪在主席台入口处时，一行被反捆得象粽子似的犯人在一群军人的簇拥下，勾着腰从我身边很快地通过，其中有人大约绑的过紧咀中在不停的呻呤，我一眼就认出了张稼山和马聚尘。
那时我真他妈天真，居然以为用绳子绑的都是马上在会上就要当场释放的，之所以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吃点苦头好长记性，只有我们戴铐的才是判刑对象，直到亲历了这次公判大会我才明白了绳子的作用。
绳子，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用具，到了人类已登上月球的高科技时代，在中国居然仍旧能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判死刑的之所以非得用绳子绑，一是防止死刑犯挣扎，再就是把死刑犯勒得半死非得由人架着才能站立，从而给广大革命群众造成这些坏蛋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吓瘫了的印象，另一个附带作用是可以很方便地将一米多长的亡命牌牢牢地挿在背脊上不会歪倒。我认识一位和我一样犯“现反”罪的W君，军管会事先已经决定判他十五年，可他在最后一次提审时不知为了什么事同军代表顶了几句咀，当晚军代表连夜开会将W君的十五年改为死缓；判刑那天，他和其他判死刑的同等享受了绳子待遇，囬到看守所解开绳子一看，整个上半身都已呈紫酱色，俨然换了个人种。尽管绑的时间不太长，去老虎桥监狱经过了三个多月才算勉强恢复，但肩胛关节由于紧绑留下的后遗症至今未完全康复。
十分钟后，绳子绑着的、双手铐着的，全部在主席台上低头听宣判，我们是第一起，张稼山判了死刑，我列在倒数第二被判十年，李蔚荣是八年。王飞和马聚尘好象是第五起或第六起，两人一同判处死刑。
我和马聚尘最后的一点今生缘分是共同游了一次街———从南京广州路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出发，在道路两旁数十万人睽睽目光注视下沿新街口、大行宫、杨公井一直到太平路和白下路的十字交叉路口，在那里我们诀别，我囬到娃娃桥看守所，他去了凤凰西街尽头处的刑场。
一小时后，随着十一声枪响，他和他的姨父王飞，我的好友张稼山，还有另外八位不幸的难友，一同化为十一缕冤魂飞向虚无缥缈的太空。
我和马聚尘在一亇号子只相处了短短两个月，而且根据看守所的规定相互之间严禁交谈案情，因此我只知道他犯的是“叛国投敌”，具体情节则不清楚。直到好儿年后才陆续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一些他和王飞的事。
他的命运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宿命色彩。
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家住南京建邺区明瓦廊富民坊，他的姨父王飞是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长期以来姨侄二人一直对中国的政治现实非常反感，“文革”开始后更使他们感到无法在这个国家继续待下去。1968年，经过反复密商他们决定越境去外国，为防止亲属受牽连，他们瞒住了所有家人，直到他们走后，家中任何人仍不知道这姨爹姨侄二人的去向。
大约是王飞曾在云南部队里待过，对边境情况较熟，他们计划从云南边境越境偷渡去缅甸。当时马聚尘利用出纳之便，私自拿了300元公款，由王飞搞了两张乘飞机的介绍信（那时普通百姓坐飞机比登天还难），二人由南京飞到昆明，再从昆明辗转到了中缅边境。根据事先约定，为了防止越境时被一网打尽，决定两人分开行动，待过境后再在缅甸边境某小镇碰头，万一有一个被抓获，另一人不必管对方，能逃出去一个是一个。具体的路径通道，估计他们早就熟记于胸，至于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只有他们自已清楚了。
分头行动后，王飞很顺利地抵达了缅境内那个小镇，但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马聚尘到来，按事先约定等待的时间早过，他完全可以撇下马聚尘不管单独走掉，也许是担心日后见了妻子和妻妹不好交待，经再三考虑决定返囬中方境内来找马聚尘，然而一直找到他们原先出发点也未见马聚尘踪影。王飞怕自已在返囬这段时间里马聚尘说不定已过境了，不敢多留，再次沿老路出境，当第二次到了缅方小镇时，还是不见马聚尘在那里。之后，王飞又反复三次进进出出，直到第五次囬到中方境内才碰到迷路后晕头转向的马聚尘。合该二人命中该绝，就在他们沿王飞进出几次都平安无事的小道上走到临近界碑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时，二人被巡逻的民兵一同抓获。
南京方面很快去人把他们带回，此后就一直关在娃娃桥。
多年来，我每当同朋友们怀旧谈起王飞和马聚尘时，总禁不住嗟讶一番，当时假使马聚尘不迷路，假使他们比巡逻民兵早一分钟到达界碑，假使他们选择另一条林中小路，假使……，有一个“假使”能够成立那也是好的呀！
莫非这真的是命中注定？
我不知道他们越境出去究竞想干什么，也不知他们最终去向是哪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我一样，他们共同追寻的其实仅仅只是每一个人最起码的要求———自由。
任何政治运动的最高表现形式无例外的是杀人，王政委报告之后没两天的1970年3月20日，全厂召开了一次公判大会。
头天下午我们出工去后山时，有四个老犯人接到一个特别任务：在两棵桃树之间挖一个长约2米，宽约0.7米的深坑。两个带队干部一直待在旁边看他们干活，叫他们挖的深一些，闲聊中还不时提到“到时别他妈让野狗给扒出来”， “乖乖，明年这两棵桃树结的桃子可大了”。劳改犯不敢多咀去问这个坑究竟干什么用，只是私下里瞎猜，有的说埋死猫死狗，有的说埋死猪死牛，我在下班前假装小便过去看了一眼，那坑足足有一人多深。
当晚下学习后，顾蔓生悄悄把我帶到他专用的大值星小屋，关上门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稿子要我帮他看看，客气地问我还有什么要修改的？我一看原来是一篇大会发言稿，内容是批判一个名叫仇贤武的犯人，此人原来是刑事犯，这次升级成了“现行反革命”，稿子上列举了几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最后几句是强烈要求政府坚决镇压这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看过后恭维他写的非常好，实在不需要动一个字，并问他这个大会什么时候开？他低声告诉我明天下午，并再三关照我不许对其他人讲。
临睡前我偷偷将此事告诉了石炳富，经我们一合计，顾蔓生发言稿中的那个仇贤武，明天肯定判死刑，下午在桃树旁挖的那个坑，看来正是替他准备的。想到明天又要杀人，而此时此刻这位不幸者还不知道明天就是他的末日，我忍不住替他难过好久。
第二天中饭才结束，紧急通知下午召开全厂犯人大会，要求我们事先排完大小便，会上不准乱动。隔了半小时，中队院外的主干道上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脚镣声，十几个狱警押着一个犯人从禁闭室里出来经过我们中队门口朝监房大门走去，不用说这就是仇贤武了，老远看去只见到他那佝偻着的背部，穿的是件很破的深灰色棉袄。
公判大会的会场设在后山一大块空地上，主席台是临时搭的，上方拉着一条 “公判大会”红色横幅，周围山头每隔四五米就是一个持抢的士兵，那么大的范围单靠我们劳改队一个警卫连兵力肯定是不够的，估计临时到附近部队借来了一大批。我们在严密监视下按中队席地坐在事先用白线划定的方框里，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听到“公判大会”横幅在寒风中不停发出的啪啪声。
大会开始首先宣布纪律，不准呼喊口号，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随意走动，比起南京五台山公判大会，会场杀气似乎更浓一些，好在十来天前我才见过比这更大的场面，不象老犯人们一脸惊悸。
王政委首先讲话，前面是老一套，后面才是重点——严厉警告全体犯人和“老厂”们，只有彻底坦白交待自已罪恶才是唯一出路，否则下面马上就要宣判的仇贤武就是你们的下场。接着是“老厂”和犯人各一名代表发言，犯人代表是顾蔓生。这顾蔓生不愧是教师出身，文字语气把握的都相当出色，尤其最后那段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分子仇贤武的呼喊，既表现出了对反革命的义愤填膺，却又不忘自已身份、把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我心想这家伙要当演员还真他妈的不错。
再下面就是王政委代表公检法进行宣判，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仇贤武押过来”的大喝之后，五花大绑的仇贤武在四亇狱警簇拥下被推上主席台，脚上的铁镣已被卸掉，头无力地耷拉在胸前，全靠身边的人架着才勉强站立，瞧那样子，估计已经被绳子勒的半死了。判决书不长，当最后念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仇贤武立即押往刑场就地枪决”后，下面涌过一阵轻微的嘈杂声，喇叭里立刻响起严厉的警告：“不准讲话！不准出声！不准讲话！不准出声！”会场很快又恢复了一片静默。这时另有十几个军人加入了押解人群，一起架着仇贤武越过小山坡很快从我们视线中消失，最多隔了三四分钟，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响。
我登时想到了桃树旁的那个坑，心中一阵黯然。
打那以后，每当遇到枪毙人甚至看到死刑布告时，桃树旁的那个深坑马上就会在我眼前出现。从那天开始，我一直不吃桃子。
枪毙仇贤武的第二天，顾蔓生通知我同他一起搞一期黑板报，主要内容是配合运动，制造声势。指导员要求中队每个犯人都要写稿，不会写字的请人代写。名为我协助顾蔓生搞黑板报，实际上全部任务由我一人承担，他把我带到中队院外的黑板前同我一道把黑板洗干净后就忙他的事去了。这可是我在劳改队第一次办黑板报，我丝毫不敢怠慢，好在以前在原单位经常搞版报，积累了一套经验，心中倒很有把握。书写之前，我花了半天时间做准备，从通栏大字标题到版面设计，包括犯人们投来稿件的文字修改，大小挿图，装饰图案，我都精心作了考虑，我把方案写成文字给顾蔓生看了一下，他说很好，就按你的方案办。之后我使出浑身解数，在第三天下班前完成了我在劳改队的这幅黑板报处女作。黑板长8米高1.6米，当我一个人又写又画地完成这十几平方米版报后，直累的腰酸背疼。当然比起到后山去挖大土挑大粪毕竟轻松的多，再说又是独自一人干活，多少要相对自由一些。
顾蔓生看到我的“作品”后，当场喜笑颜开地夸我真有一套，说他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精美的黑板报。当晚下学习后他又和我打着手电对黑板报上文章逐字逐句地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错后才睡觉。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小组学习，一个犯人通知我立即到院外黑板报跟前去，我到那里一看，四五个干部正在黑板前指手划脚地议论，还有两个抱着膀子远远地盯着我，我一阵血冲上大脑：“糟了糟了，肯定是哪里出问题招来了这一帮干部！”正在我惊恐不安之际，李指导员笑咪咪地过来对我说：“王政委看了我们中队的黑板报觉得搞的不错，想见见你。”听这话我才长长舒了口气，赶忙立正等待指示。王政委盯了我一眼咧了一下咀道：“写的不错嘛！有文化，有才能，关键还要好好改造才有前途。”我赶紧说“是”，可心中在操他祖宗：“操你妈的，你?养的心血来潮要见见我，可把老子吓的够呛！”后来才知道他带了一班干部巡视监房总大院时，特地留神看了各个中队的黑板报，见我们中队搞的最出色，想见见办报人，待到见面看我一副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邋遢样，也没对我多讲什么。
这期黑板报居然受到政委的表扬，李指导员显得非常高兴，顾蔓生也因为推荐有功，一副面有德色的样子，也正是通过办黑板报，顾蔓生和我的关系一下子贴近了许多。
当时我可没想到，就是这期受到表扬的黑板报，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0年4月中旬我们集训期满，如我这类年轻的政治犯绝大多数都分到了新成立的制砖五中队，这个中队后来又于同年10月全部调往江苏漂阳劳改队。以我的案情和年龄，按说是应该必调五中队，据顾蔓生事后告诉我，去五中队的名单上本来有我，只是在最后定夺时李指导员将我的名字划掉了，把我改分到农田中队一个农活最轻的拾边组，唯一的原因就是一旦要搞黑板报时我可以派上用场。
如果我去了溧阳，后来的事就很难说了，前面已谈到，石炳富就死在那里。
虽然到6月份由于其它原因我被调到瓦窑中队并在那里经历了一段炼狱考验，但幸好时间不长，不久长江砖瓦厂和南京第四机床厂合并，我被调去搞机械设计，在长达八年的时间中，通过我的不断努力，终于在1977年后成了犯人中的总工程师，从而在待遇和处境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倘若去了溧阳，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几十年后囬想起来仍然深感侥幸。
当一个人的命运全掌握在别人手中时，一个细节，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有时却能影响到自己的一生。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有才不为过，艺多不压身”，正是在他严厉的训导下，我练就了一笔还能说得过去的字，后来又学了一点绘画皮毛，真亏了这点雕虫小技，在关键时刻助我逃过了一劫。
第二天我老父亲第一次来接见，那天恰逢李指导员值班。父亲见我那副样子，还没说两句话就忍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见他如此伤感，我一时也哽咽难言，父子二人只是默然相对而泣。李指导员先给我父亲倒了一杯水，然后对他说了一段至今我都记得的话：“你这么大年龄了，不要太伤心，你和他母亲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这样他在这里面改造才安心。你们这种情况，全国也不是你们一家，既然进来了，那就好好改造吧，刚来可能不适应，慢慢就会习惯的。”语气平和而又温婉，丝毫不带劳改队政工干部那种盛气凌人的十足官腔。
几十年来我最看重的就是他这“全国也不是你们一家”一语，这句话看似普通，实际上既是安慰，又是同情，既透出对当前时局的无奈，又隐含明哲保身、好自为之的忠告。以他当时的身份和职务能道出这番肺腑之言，当时颇令我有些意外。
在我失去自由后，我父亲对两个与我有关的人一直感铭于心，一个是我原单位南京西岗果牧场的周敬钢副场长，他在我隔离时曾多次给予我父母以真诚的安慰和劝解；另一位就是这李指导员，他那句“全国也不是你们一家”使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感到这世界上有良心的还没死光。
我们的当局经常宣传“反动派阵营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其实国家机器内部又何尝是铁板一块！
“坦检”运动一直进行到四月中旬，对于我们这些刚来的新犯人来说，“余罪”已经交清，又来不及在劳改队犯下新罪，因此实在坦白检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罪行，大家基本上都平安过关。
根据惯例我们很快就要结束集训下队了，谁也不知道自已究竟分到哪里，每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为了留个纪念，我和李蔚荣交换了一亇吃饭用的铝调羮，我请一个负责修板车名叫陈一静的老犯人用钢字码在调羹柄上打上了“79823”五个阿拉伯数字，前两位表示79年，后三位表示8月23日，按判决书上的规定，这是我刑满的日子；巧的是这五个数字的和是29，那一年我正好29岁。从此这“79823”就紧紧伴随着我，每用过一次，我就想到又少了一顿牢饭，就这样吃了一顿又一顿，想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1979年8月23日出狱那天的最后一顿早饭为止。前后累计起来，总共用它吃了一万零两百多顿牢饭。
这把调羹至今已跟随我三十六年多，我早将其作为“现行反革命”文物珍藏，每年的3月6日和8月23日，我都要请这位老伙伴现身陪我吃一顿饭，以此聊以自戒，千万不可健忘。
1970年4月15日，李指导员做了一次集训总结报告，当场宣布我们这批新犯人的去向，李蔚荣被分到修造队去干车工（那是最受犯人羡慕的工种），我则分到农田队的拾边组。
集训就这样结束了。
铁窗十年（七）
拾 边 组 记 事
1970年4月中旬集训结束后我到了农田中队拾边组。
这拾边组是亇很怪异的名称，去报到后我才知道“拾边”原来是收拾边角零碎闲置的小面积空地、将其种置上小面积瓜果蔬菜之意。农田中队成片大面积的农田主要种置青菜、苞菜等高产蔬菜，供犯人食堂、“老厂”食堂用，挑出来的精品供应干部食堂及家属；我们拾边组种的则都是些黄瓜、四季豆、番茄、扁豆、丝瓜等精品蔬菜，专门供应干部家属享用。
我们这个组共十四五个犯人，除我之外全是五十岁以上的老龄者，组长老田六十开外，头发已全白，原来是农民，因参加“一贯道”被判了十年，我到拾边组时他离刑滿只有半年多了。大约是在会道门里干过一些负责工作缘故，平时把我们小组管的井井有条。老田组长是个劳改队中不多見的正派人，从不乱汇报別人的不是，因此大家很尊重他。照理说他这种人不适合当组长，估计干部是看他管理菜地和管理小组确实有一套，犯人又都服他，故而多年来一直让他负责小组。
学习组长姓童，原是南京建邺区饮食公司会计，这老傢伙在单位平时闷声不响，几年时间独自贪污了五千多元（这亇数额在六十年代够枪毙了）。“四清”运动中，工作组查帐时发现他的帐目出齐的干净，（注：“四清”工作组对一塌糊涂的乱帐和过于干净的帐目都是重点查处对象）不免起了疑心，可查来查去怎么也查不出问题，就在准备结束审查的头天晚上，这位童大会计由于心中有鬼没能坚持到底，他向工作组主动交待了所有贫污问题，并且一下子捧来几年来辛辛苦苦、提心吊胆搞到手的脏款交给了工作组。五千多块，居然一分都没舍得动用！
最后法院念其认罪态度好，从宽判了十二年。
童组长平时有点爱打小报告，不过他不愧是老会计出身，很精于算计，对干部较看重的犯人以及劳动好的犯人他一般都不得罪，之所如此是因为他体力劳动不过硬，怕別人在劳动中出他洋相。我刚去时他曾经汇报过我两次，我很快明白是他点了我的“眼药”，于是我就专门挑他同我合抬大粪，两次下来终于使他明白我不是亇随便揑的软柿子，从此和我一直相安无事。后来我还请他帮忙抄过黑板报，他为此挺感激我，夸我虽然改造时间不长但“进步”很快。
我在拾边组只待了两亇多月，大部分犯人的情况现在已囬忆不出，只有同组的两个“现行反革命”同类留给我的印象特深，一亇是由于他对自由的独特理解使我惊异，另一位则是其案情的奇特令人难以释怀。
前者名呌朱世治，是个瘦矮干瘪不到、胡子巴拉的小老头，实际年龄五十不到，看起来已六十不远。他是江浦县某公社农民，三代贫农出身，单身光棍一条，屌字不识一个，一辈子种地为生。由于“小粮田”（自留地）被公社收缴，骂了一句“我操他妈，狗日的共产党还让不让人活啦？”结果被一根绳子捆到革委会，只关了十来天就被从重从快按“现行反革命”判了三年。
这位老贫农是我在十年劳改期间遇到过的最最安心改造的犯人，干活认真，遵规守纪，成天乐呵呵，经常还哼哼“小寡妇上坟”、“十八摸”之类小调。我一直为他的良好心态纳闷，这成天在高墙、电网、刺刀下服刑，不知哪一奌值得他如此高兴？
有次我问他为什么坐牢了怎么一点也不烦时，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小老弟呀，我和你们不同。老子连鸡巴带人二十一口，无牵无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有什么好烦的？”我说人失去了自由总归是痛苦的啊！一听自由，他似乎有点激动起来：“自由？自由有他妈B屌用！人在外面是自由，可我们那亇公社才八分钱一个工，每天起早摸黑只能挣毛把钱，人苦的象老牛，肚子却混不饱。在这里虽说自由少一点，可一天管三顿饭，热天有单衣发，冬天有棉袄发，每亇月还发三块钱另用，说良心话我们生产队长现在都不如我，你说我要那个屌自由有屁用？我现在不烦别的，就烦刑满了，自由了，出去后却不知咋办才好？我就怕刑期一到政府就把我送囬去！”
这句话倒真的不幸被他言中了。
按当时政策，凡犯“现反”罪的城里人，刑滿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戴上反革命帽子留厂就业，要想释放囬城安户口比登天还难；农村来的则相反，戴帽子后一脚踢囬去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想留下来就业也是没门的事。朱世治刑滿的头一天下午，管教科通知他明天出狱后立即囬老家去报到。次日一早他拎着铺盖才出牢房大铁门就直奔管教科，一进办公室就噗咚跪在地上叩头，再三要求留厂就业，高低不肯囬农村，无论管教科干部怎么劝说，就是死乞白赖不走。最后他发毒誓说，如果硬行把他送囬去，他就马上喊反动口号，争取“二进宫”，要么立马一头在墙角碰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后管教科干部居然被他打动了，难得地破了一囬例让他留了下来。更令人惊诧的是他还竟然没戴反革命帽子，连他自已都极感意外。
就这样他戏剧般地争取到了留厂就业资格。
八十年代末某次我去第四机床厂时还看到过这位老兄，当时他喜孜孜地告诉我，他已享受正式职工退休待遇，并且娶了个寡妇，厂里还分了房子给他。经过坐牢继而又主动放弃自由赖在劳改队不走，最后皆大欢喜修得正果，他算是我见到的唯一特例。
另一位叫李志才，南京下关人，五十多岁，生就一张紫膛脸，双眼微眯，一看不是滑头人，因参加“现行反革命”集团被判十年。
此人一直在铁路工务段当巡道工，捕前已有十多年党龄，是南京铁路分局有名的劳动模范。文革前夕在一次值班巡道时，被一列急驰而过的列车括倒，头部和下肢受了重伤。据说当时为这事惊动了铁道部的高层人物，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李志才救活，最后送到上海华山医院总算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囬来。出院后又把他送北戴河、青岛、黄山、杭州等地疗养院疗养了一年多，用他自已的话说，在他身上花的钱能买一辆火车头！
使人惊异的是，就这样一个老工人、老党员、老模范，最后神使鬼差成了“现行反革命”。
自受伤后他就一直不上班了，工资照发，另外还有养伤补贴，人在家养的又白又胖。本来可以一直这样终老此生的，谁知一个亲戚断送了他的好日子，把他一下拖进了十八层地狱。
他有个远房亲戚叫肖竹山，这姓肖的不知是大脑进水还是生来少半窍，看文革期间天下大乱，以为共产党大势巳去，一时异想天开，认为该由他出面来收拾中华大地了，遂组建了一个“中华救国党”，并在亲戚朋友中发展了几个党員。李志才由于是他亲戚，不知怎么被他七哄八骗也拉入了伙。这成员才发展四、五名，还没来得及施展“救国”抱负，不知在哪个环节上露了馅，一古脑全进了班房。军管会可能多少念及李志才有点“老本”，从宽判了他十年，其余几人都在十五年以上，还算他们运气不错，没有判死刑的。
后来同李志才搞熟了我才知道，那亇“首犯”肖竹山才读过几年小学，其他几个难兄难弟中，最高学历者也只为初中一年级，这几位救国志士出生以来喝的墨水远不及下肚白酒的十分之一。李志才之所以“入伙”，是因为肖竹山经常到他家喝酒，他很佩服肖竹山的酒量，认为酒量大的人能成大事，在一次八两白酒下肚后醉醺醺地报名入了“党”。估计该党其他成员的入党仪式基本上也是在酒桌上举行的。
有次我们拾边组晚间学习，每人检讨、批判自已的罪行。中队熊队长一直坐在一边旁听，临近学习结束时他训了一番话，具体对象是李志才和我。这熊队长是位阶级立场很坚定的军队复员干部，之所以挑中我俩，估计我和李志才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现行反革命”，对我们这种“阶级异己分子”，熊队长特别义愤填膺。
训我的主要内容是：你父毌都是老工人，党和人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完大学，结果你反而恩将仇报，倒过来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你这种人不好好认罪服法、加强政造，党和人民怎能放过你？面对这种义正词严的训斥，我不得不表现出一副愧疚有加神情，连声称是。
轮到李志才时，熊队长一开始态度还平和，到后来越说越激动，人不仅站了起来，连帽子都被拿在手中挥来挥去借以发泄心中怒火。
“……你从小讨饭到南京，解放前吃尽了苦，解放后国家安排你到铁路上工作，培养你入了党，给了你那么多荣誉，你受伤后国家花那么多钱抢救你，还到処送你去疗养。你倒好，最后反起共产党来了，你他妈良心让狗吃掉啦！”
早就毕恭毕敬立正挨熊的李志才不断骂自已该死！该死！
余恨未消的熊队长一边用手指狠狠戳着李志才的额头一边在咆哮：“别人反对共产党干反革命我不说了，你狗日的反党反革命实在是天理不容！依老子看，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枪毙了才好！”
不知是自感理亏还是真怕熊队长把他拖出去枪毙，李志才一下嚎啕大哭起来，下学习后他还独自站在那里如丧考妣般干嚎了好久。
几十年来所遇“现行反革命”可谓多矣，然有如李志才这样的却非常罕见，因此予我印象特深。
他那奇特的案情多年来一直令我耿耿于怀。
首先是他犯“现行反革命”的犯罪动机。
伟大领袖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李志才当然也难能例外。作为多年受党（当然是共产党）隆恩的李志才，其身家姓命全系党恩所赐，共产党对他可谓恩重如山，这一点李志才的感受比谁都深。他居然会恨、会反对待他赛过娘老子中国共产党，倒过来去爱那个酒后误入的“中华救国党”，这无论如何从道理上也说不通。他对那个肖竹山唯一的佩服之处仅仅是其酒量，如果对酒量的尊崇也能构成犯罪动机，那公检法军管会的业务成交量至少要翻十番！
世人处事素有“天理、国法、人情”之说，这国法在中国是狗屁且不去议论它，就天理和人情而言，李志才既然加入共产党十几年，多少应该懂得点共产党的规矩，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酒喝的再多也不该糊里糊涂上別人的贼船，这多少有点属于忘恩负义行径。这种行为纵有万般不是，要杀要判充其量也只能以“忘恩负义罪”来定性。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实实在在过于荒唐。
再就是把他这种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和我划入同类，在感情上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既然“反革命”，那总得懂什么是“革命”然后才能去“反”，最起码要“攻击”两句才够格吧（我们就是由于“攻击”才“达标”的），可敲了一辈子铁轨，连自已大名都写不周全的李志才，对“革命”的了解从来都不如对白酒品牌的认识，仅仅由于灌了几杯黄汤，糊里巴涂入了那个活见大头鬼的“中华救国党”，单凭这点屌事居然也混成个“现行反革命”，实在有损我们名声！ 把我们这些“文化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倒好说，因为这既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又有新的“革命精神”，现在居然把李志才这种“老工人、老党员、老模范”也硬塞进我们“反革命队伍”，这严重地影响到我们队伍的“纯洁”！
当时我要有言论自由的话，肯定会强烈要求当局将李志才这种冒牌“反革命”清除出我们“反革命队伍”！
历史也会跟着凑热闹。到了1979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我们这类“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一个个都获得了平反，而李志才一案却被压了下来。据说他们属于有“组织”、有“名称”、有“行动纲领”的反革命组织，与我们“思想犯”、“言论犯”相比，他们属于“真反革命”。
十年牢坐下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货真价实的“真反革命”，到1979年才明白原来我是“假反革命”，正因此才被平了反；而我一直认为属于冒牌“反革命”的李志才，怎么到最后他倒成了“真反革命”，这笔帐到现在我也没算清。
（这两位老同犯还健在的话已快九十高龄了，如碰巧读到本文，对文字间的冒犯尚乞海涵。）
同其它农田组相比，我们这个组不仅劳动强度较小，由于要“拾”全厂各处的“边”，因此允许我们跑遍全厂各个角落，不象其他犯人每天集中在一小块指定的区域内干活，绝不允许超越范围。相对来说，我们自由活动的空间要大的多。
我们的组长老田是亇很富“创意”的老犯人，他总会特别挑选一些紧靠厂区边界的小块土地种上一些菜，这样我们去干活时就要花很多时间跑很远的路，而走路比起干活毕竞要轻快的多，多花一分钟走路，就意味可以少干一分钟活。天下劳攺犯都有个共同想法，那就是时间过的越快越好，活干的越少越好。“寸金难买寸光阴”，那是有权有钱的自由人所发的感慨，对我们劳改犯，恨不得一觉睡醒十年已经过去才好。伟大领袖众多的教导我都记不住了，唯独他那句“一天等于二十年”在我劳改期间一直被奉为激发美好幻想的至理明言！
由于劳动强度不算很大，相对自由也多一点，在我前五年的劳改期中，拾边组的两亇多月可算的上是一个短暂的“小阳春”。其间我甚至还经历过三天难得的“春游”，现在还觉得值得囬味。
4月下旬正是瓜豆下种的季节，一亇春光明媚的日子，老田组长带着我和朱世治去点种扁豆，每人一把四寸长小铲子，外带一小布袋扁豆种，事先没有具体目标，到处遊逛，看到合适的角落就挖亇小坑埋入三粒种子。这在劳改队算千载难逢的快活差事，同城里人在阳春三月去野外郊遊踏青几无二致，只是缺丰盛的野餐而已。当时的长江砖瓦厂占地大约有五平方公里，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才逛遍全厂每个角落点完所有扁豆种，埋豆种时我还在想，等到收采时我们又可以快活好几天了，不料当扁豆成熟时我早在八卦窑出苦力了。
和煦的春风使人在无限的愜意中生出倦怠，我们懒洋洋地四处游走，一到无人处我们就席地躺下，把帽子罩在脸上，让全身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那难得的三天成了我十年劳攺岁月中的黄金时段。
前一节文中已谈到，我之所以能调入这拾边组，主要是李指导员看在我善于搞黑板报的份上，而我也正借出黑板报的机会在恢复体力。那段日子隔十天半个月就要出一期黑板报，每次得用两三天时间，不重的农活加上搞黑板报这种轻松差事，使我基本上消除了大半年看守所所造成的体力损害，假使没有这段恢复期，两个多月后的出窑劳动很可能一下子就击垮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常为能有拾边组这么一小段体力缓冲阶段感到庆幸。
1970年4月29日，中午收工时我挑着一副粪桶才进监房院门，看到会议室里到了一批“新客”。放下粪桶走过去一看，正好碰到曹治平。
他刚“剃度落发”完毕，正站在室内望着窗外发呆。我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后对笑了一下，由于彼此案情有点牵扯，没敢直接交谈，直到临晚天快黑时，我们才利用上厕所解大便机会相互简单介绍了一下各自的情况。
1967年我就认识了曹治平，那时他和李立荣都在南京《白毛女》剧组拉提琴。他高中毕业后不知何故老考不上大学［注：这个谜直到他六十岁的去年——2006年——才解开，详情参见发在“猫眼看人”上的拙作《狗日的档案》］，不得已只好进锉刀厂当了工人。由于爱好西方古典音乐、艺术，他结交了一些情趣相投的朋友，我的至交李立荣同他也很熟。“文革”开始后，他和一班朋友先是对抄家、游街、烧书、砸唱片这些“革命”行动不滿，继而又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一打三反”开始后，他们全被作为重大的“现行反革命”要犯抓了起来，在1970年4月28日在南京五台山公判大会上，他们是当天公判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中的首席。
在1970年南京公判的所有“现行反革命”大案中，最负“盛名”的有两个“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亇是曹治平“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的张明才集团，另一亇就是我跻身其内的张稼山集团；当时公检法军管会内部把我们定性为“斐多菲俱乐部”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凡这种集团的成员，最反动、最疯狂、最顽固、最危险，一个也不能轻易放过！！！
匈牙利诗人斐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到现在还一直为人传吟，可恰恰正是他对自由的歌颂触犯了所有极权主义政权当局神经中的敏感部位，致使他的姓氏被借来用以大开杀戒。放着生命和爱情不去歌颂，偏偏要拚命鼓吹自由，这该死的斐多菲在全世界不知使多少人成了冤魂！
就在曹治平来的前一天，在五台山公判大会上，他们一案的“首犯”张明才当场被判死刑，会后绑赴凤凰西街刑场处决。曹治平的几位朋友分别获死缓、二十年、十五年重刑，公检法大概在曹治平头上实在套不上什么重大“罪名”，判了他七年。
和我的“首犯”张稼山一样，曹治平的“首犯”张明才的处决同样也是旷古奇冤。
张明才原在南京马巷［原是昇州路东段一条很窄的小巷，但在“解放”前因商店林立素有南京‘小华尔街’之称。如今已拓宽为八车道的大马路］“三八妇女用品缝纫社”工作，他在美术学校毕业后分到这家小单位搞美术设计，为人极本份，除了对美术雕刻感兴趣外别无所好，属于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一类。我在“进去”之前曾见过他两次，微胖的中等身材加上那副近视眼镜，给我第一眼印象是憨厚，细看之下似乎又略带点滑稽。
文革期间，单位的人都去造反不上班了，他和几位搞美术雕刻的朋友闲着无事，常在一起练素描，搞临摹借以打发时光。某日在闲聊中一朋友提议说，现在外面毛主席石膏像很受欢迎，行情相当走俏，我们何不做一批去卖，搞的好肯定能稳赚一笔。这亇建议当即获得一致通过。
对美术专业出身的他们来说，造石膏像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从市场上买一个现成的毛主席石膏像囬来，利用其外形制做一副凹模，再将石膏粉用水调成浓浆倾入凹模，等模内石膏凝固后即可得到同原物一模一样的石膏像。
技术问题既不存在，他们又就销售、质量甚至品牌的事讨论了一番，所有细节该想的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此事隐含的极大凶险。这几位企图在毛老太爷身上发点小财的年轻人怎么也没想到这是笔绝对不能沾手的买卖，制做毛石膏像的凶险程度绝不亚于在农村学校土实验室里进行核反应试验！从决定要搞石膏像的那一刻，张明才和他的朋友就已陷入灭顶之灾，他本人则踏上了不归之路！
真是鬼迷心窍啊！
第二天他们就分头准备，工具是现成的，生石膏粉到処有的卖，不到半天一切就绪。工作点就设在张明才家中。
同生产制造其它产品一样，生产石膏像当然也会出现疵品和废品。尤其在浇注石膏和启模时，成品表面出现瘕疵是很正常现象，轻微瘕疵修补后可照用不误，较大缺陷的成品只能作为废品舍弃。按通常做法，每天收工时把报废的石膏像集中砸碎后倒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问题就出在这废品的处理上。我不用多说，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能料想到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接下来的事是砸碎报废石膏像的行为被定为“恶意侮辱伟大领袖红宝像”，加上他们平时收听外国电台音乐和议论时政，这就足够成为送上断头台的理由。
张明才既是主要组织者，场地又设在他家，“首犯”自然非他莫属， “刀下”之厄也就难逃。
曹治平尽管没参与做石膏像，由于在一起“恶毒攻击”过社会主义制度，结果也未能置身事外。
令人最为惨不忍睹的是张明才母亲和父亲的双双自杀！
就在1970年4月28日下午张明才被处决的当天，张明才母亲的精神一下就彻底崩溃了，这位一生只有这个唯一孩子的毌亲，把平生所有的爱，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在亲爱的儿子身上了，儿子就是她的一切，儿子就是她的性命，失去了儿子，她也就失去了一切，生命对她己毫无意义可言！
这位不幸的毌亲选择了一种罕见的自杀方法：她用一把钉锤狠砸自己的头颅，一下，一下，一下，反复不停地砸，喷涌而出的鲜血也没能阻止她，直到耗尽最后一丝体力抬不动手臂才颓然倒下，当她躺在血泊中死去时，手中仍紧紧地握着那把沾滿鲜血的锤子……
血，淹滿了她居住斗室的地面，事后人们踮着脚尖搬运她的遗体时，惊异地发现她的咀角竟浮着一个微笑，这也许是这位不幸老妇人留给世人最后一亇神秘的启示———我终于和儿子又在一起了，只要能同儿子在一道，这生不如死的人生世界有什么值得留恋？
囬到家中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妻子，张明才的老父亲立即明白了一切。老人什么话都没说，默默取来一根绳子打了一个活结，接着搬了把椅子把绳子系在梁上，然后将头伸进绳圈，低头最后看了一眼血泊中的妻子，一脚蹬倒了椅子……。
两代老少三人就这样死了。
即便在杀红了眼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类似张明才一家的灭门惨案也不多见！
张明才一案于1979年6月28日获彻底平反。到现在张明才还有几百元死亡补偿金由于一家死绝悬在法院里而无人去认领。
张明才案原判决号是“（70）军管刑字第107号”。
平反判决号是“79申（70）军管刑字第107号”。
以上两份判决书影印件均作为附件列于本文最后。
需要重复一下的是，张明才一案和我们一案（也包括1970年南京四批大屠杀中的所有“现反”死刑案）的审批人都是许世友和杨广立——两条嗜血的恶狗！
在后来的劳改日子里，曹治平一直同我在一起待到76年刑满，在最艰难的出窑日子里两人推过一部板车，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现今的曹治平已是家产逾千万的董事长，他的南京四新化工研究公司已成了全国研制生产消泡剂的知名企业，产品还远销国外。［在此并非替老难友做广告，主要是为了让读者相信本人讲述的往事绝非杜撰，避免有“举证不能”之嫌。］
在拾边组期间，我还摸清了一椿好多年前在南京闹得满城风雨的“卖人肠子”事件的有关情况。
1962年南京到处流传着一亇“谣言”，说新街口自由市场（注：当年在新街口曾自发地形成过一个流动的自由市场，介入者多为无业人员，主要从事倒卖各种票证及香烟、肥皂等计划供应物品）有人卖人肠子，出售者将死人的肠子洗净切成一段段，配以酱油和各种调料煮熟后放在一只钢精锅里端出来冒充猪大肠卖。最后此事虽被人识破，但已有好多人买过吃过。云云。
此事被描绘的活龙活现，老百姓见面就以此做为谈料。
这“谣言”由于传播面过广很快引起了当局注意。当然，当局重视的并非这“卖人肠子”事件本身，而是制造或传播这个“卖人肠子”的“谣言”究竟从何而来？卖人肠子即使真的存在，那也只不过是极个别不法之徒一时不择手段非法牟利而已，但广为传播卖人肠子就不是一般问题了，这显然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蓄意替社会主义抹黑的政治事件！在公安部门牵头下，各单位各街道包括各居委会都积极行动了起来，到处追查“卖人肠子”的传播者，通过顺藤摸瓜找出造谣者或第一个将此事捅出去的始作俑者。在一个有四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这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其难度无疑相当于大海捞针。
据说最后这根针还真的捞到了。
当时的追查方法是，查到一个传播者就要他交待出谣言的来历，只要交待出听何人所说，上家是谁，马上没事囬家；在查了大量传播者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重要疑犯———不论怎样反复盘查，此人始终交不出上家。既然交待不出听何人所说，看来谣言的源头必属此人无疑了，不是他也是他。最后，南京建邺区法院以“反革命造谣罪”判了该人十二年有期徒刑。
谁知这傢伙接到判决书后大呼冤枉，当即提出上诉，南京中院经过慎重复核后对此案进行了改判，所谓改判，只是改了一个字：将原判的“反革命造谣罪”改为“反革命传谣罪”，其余未予更动，刑期仍旧是十二年。
此事当时我只是听别人所说，究竟如何则不详。出于某种特别的好奇，我一直想准确地了解这“卖人肠子”事件的真相，但一直未能遂愿。时间一长，也就逐渐淡忘了。
我在拾边组搞黑板报时，每到下午四点多时总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犯人拖着一辆热水车经过，一到黑板报前他总要停下来在车把上坐一会看我写画，一副神情专注的样子。此人亇子不高，微黑面孔，一口黄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没有眉毛，给人一看就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我见他每次都停下看我写黑板报，以为他也对黑板报感兴趣，说不定还是此中高手，（劳改队既是藏污纳垢之所，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切切不可以貌取人。这是我的宝贵经验）就客气地请他多加指教，但他只是呲开黄牙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见面次数多了彼此也就熟了，我就打听他犯什么事进来的，一上来他含糊其词地敷衍两句，后来有一次他把案情大概告诉了我，说是为传播谣言进来的。我问是那一类谣言？他说是“卖人肠子”。
弄了半天，眼前这位正是当年传播“卖人肠子”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多年前的好奇一下子又被这意外的邂逅激活了，我当即把以前道听途说的有关他的情况向他核实，但他只是苦笑了一下：“事情已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提他干什么？”我紧追问他，到底是“卖人肠子”确有其事还是他在造谣？他连说“不谈了，不谈了，当时只不过是人家说我跟着说，最后把帐记在了我头上。算我倒霉！”说完叹了口气拖着水车走了。
看来也问不出更具体的详情了，显然他对我存有戒心。在劳改队最犯忌的事之一就是到处对人说自已冤枉，他是下来七八年的老犯人了，自然懂这规矩。再说他这拖水的差事属难得的“美缺”，万一被我汇报揭发他鳴冤叫屈不认罪而丢掉这份好差事，那真太亏了。
后来他一直在制砖中队拖水，我也能常见到他，只是感到他老的很快，那张缺了眉目的怪脸也越来越令我不忍卒看。大约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他刑滿走了，从此再没见过。
虽然我始终没搞清竟究“卖人肠子”一事是否真发生过，也没弄明白他到底是不是“造谣者”或“传谣者”，不过借了他十二年人身自由来平息那场 “谣言”的事总算被我证实。我多少有点为他感到庆幸———好在那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初，若在“文革”期间，恐怕借的就不是十二年自由而是他的脑袋了。
今天在囬顾那段拾边组往事时，还有一个当年在南京颇有名气的人走进了我的记忆，这就是六十年代南京有名的眼科医生李培。
六十年代南京洪武路北端工人电影院北侧有一幢不大的两层小洋楼，从外形风貌看当属民国早期建筑，当时李培的私人眼科诊所就设在其内。他的诊所不大，但名气不小，我进去过一次，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室内挂滿了各地患者赠送的大大小小锦旗，上面嵌着“妙手囬春”、“华佗再世”、“重见光明，恩同再造”等感激金字。“解放”后南京的绝大部分私人诊所都听党的话积极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逐步合并到国营或集体性质的医院中“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去了，唯独李培不识相，多次拒绝政府的说服动员、关心挽救，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继续开他的私人眼科诊所大把大把地赚钞票，这种好事到1964年终于走到了头。
李培的被捕以及诊所的被抄发生在1964年秋，主要罪名是“贩卖假药，非法牟利”。据说还故意治瞎了一位解放军军官的眼睛。查抄李培诊所的那个早晨，附近居民象观赏夫子庙灯会那样赶来看热闹，人头攒动，差点挤出人命。据当年目击者称，桌子上堆滿了抄出来的一扎扎拾元（那时人民币最高面额为拾元）钞票，有不少钞票由于存放过久已开始发霉。别的且不说，就凭私自藏有如此之多的现金就是严重罪过，当时围观者群情激愤，一致强烈要求政府严厉惩治这个胆敢如此暴富的不法之徒。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培通过海外关系（他原籍台湾，有不少海外亲朋）购来的眼药均被认定为假药，一些外地贫苦农民老远特地赶来就诊时带的鸡鸭也被认定属于“残酷剥削贫下中农血汗”的罪行，最后李培被判了十年。
我到拾边组后李培就和我同住一亇监房，那时他已老了，在老残组干些编箩筐、削锹柄之类的轻活。略显浮肿的脸使得那副贴了胶布的破眼镜后面的双眼挤成了两条缝，一口浓重的闽南客家话使人很难听懂他要说什么，我好几次看到他站立在干部面前支支吾吾的啰嗦，都被干部皱着眉头挥手让他走开。
这位当年钞票多到用不完发霉地步的阔医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吝啬和贪小便宜。
一次同组一个老犯人补衣服时向李培借点线，经再三央求李培总算勉强答应，在得到对方日后肯定归还的保证后，又张开手指一把一把的度量并记好长度后才把两尺多长的钱交付对方，那神情不亚于证券交易所内交割几百万股票般的郑重。
再一件事是他对物资的有效利用。在农田队的犯人（病者除外）是不会有剩饭剩菜的，吃完后即使把碗口朝下也不可能掉下一粒饭或一滴汤水，每人均如此。可李培在处理餐具时的精到之处却令所有犯人都自叹莫如。钵饭吃光后，他首先用一根特制的竹签仔细地剔出饭钵皱缝里的残渣，然后倒入少量开水反复摇晃后喝下，接着还将倒入一次开水，直到确定水中没有任何悬浮物时才算作罢。接下来是处理菜盆：第一次用开水涮一遍后喝下，然后摘下眼镜，耐心地用舌头舔遍菜盆每一处角落。
某次一亇犯人乘李培眯着眼舔菜盆时偷偷藏起了他的眼镜，舔完后他到处找眼镜的滑稽模样现在想起来还好笑。
听说他关在娃娃桥看守所时还为同别人争着抢刮稀饭桶的事挨过打，虽未经证实，以他的行事风格完全能干出来。
一个从业多年的名医，一个钞票多到发霉的富人，进了劳改队竟到了如此地步，这究竟是历史在作弄社会，还是在作弄个人，最后只能让历史自已来囬答了。
李培在七十年代后期才囬到社会。令人感叹的是，这位一生治好无数患者眼睛的眼科专家，在晚年自已却患了视网膜脱落症，这种眼科疾病中的绝症使得老人在失明的痛苦中走完了不幸的一生。
我对名人素有崇拜的习惯，既然有幸同这位名医在一道共同坐过几个月牢，彼此也算有缘，今日故在此补记了一笔。
1970年五月底，劳改队召开了一次“宽严”大会，上几篇文章中提到的顾曼生作为“从宽”典型被提前释放。所谓“释放”，也只不过是将铺搬到“老厂”宿舍换了个地方而已。承他的情，他还偷偷溜起监房来看过找一次，从他的情绪中我丝毫没感到蒙受“宽大”后的喜悦，反而觉得失望使他变得消沉起来，他问我要不要带个信囬家，我想了想谢绝了他的好意。不久后他被调到苏北一亇劳改农场了，大约在75年前后，由于牵进替一位有来头的公检法大干部“翻案”一事，被就地处决。
算起来他也属于我刚进劳改队时的一位“启蒙”先生，只是我始终不太明白他在集训期为什么对我那样多方关照，后来细想，估计是出于“臭老九”之间的一种“惺惺惜惺惺”吧！
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上学习钟声才响起，我们中队干部和几个陌生面孔干部一齐来到监房，命令全体犯人集合开会。会上李指导员宣佈要对犯人劳动岗位进行调动，有十几人被调往新成立的瓦窑中队，我和曹治平均在其中。会后我们立即整理好铺盖物品被带往新监房。
两个多月的“小阳春”就这样结束了。炼狱般的出窑日子正在等待我！
从拾边组离开时，老田组长将我悄悄拉到一边说了句到现在我还记得的话：“慢慢熬吧！总会到头的！”
（ 八 ） 在“ 隔 离 ”的 日 子 里
隔离，在汉语词典中只是作为一个动词介绍，它的含义是把人与人、物与物或人与物之间隔开，使之不能相聚、断绝往来之意。这个词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它被赋于新的含义，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阶级斗争的一种特别形式。但凡亲历“文革”者，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文革”中的“隔离”，是在“群众专政”背景下对公民采取的一种剥夺自由的手段，它的最大特点 是摒弃了所有法律层面的条条框框，想抓就抓，想放就放，手续简便，运用灵活，根本不必象公检法部门那样，还得装点门面履行一番拘留或逮捕之类的程序。出于阶级斗争需要，各单位革委会一旦认为有必要把本单位某人关起来，马上就可自行定夺立即实施，最多不过做做样子向上级革委会请示一下，而上级革委会本就巴不得下面关的人越多越好（这才能显出本系统的阶级斗争成效），百分之百照准不误。
“隔离”作为一个新生革命事物的普遍推广使用，始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初期。一上来，它的主要对象是些思想有问题的，犯有小偷小摸、男女关系、投机倒把、派性斗争等等错误的，还有一些革委会认为有必要关起来的人。这里说明一下，上面所举“思想有问题”的，仅指平时爱发点牢骚讲点怪话或有过一些不妥言论但又不属恶意攻击者，如果犯了《公安六条》中所列反革命言行，那就享受不到“隔离”待遇，而是直接由公检法带走处理。
总之，“隔离”的初级阶段大都用于“小是小非”或曰“人民内部矛盾”，犯事者的情节和性质都不很严重，这类人公检法往往不收，放过去又太便宜了他们，于是干脆先关起来再说，一旦发现是“大鱼”，再送看守所也不迟，用老百姓俗话说：“鱼不打反正养在塘里”。
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以及运动的步步深入，敌情越来越严重，原有的监狱看守所很快到处人满为患，巳实在关不下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来的阶级敌人，而我国钢铁、水泥、砖瓦的产量一时又满足不了大规模修建监狱、看守所之需，如何关押大量新增的犯人一度成了当局史无前例的头等难题。
这时，“隔离”的重要作用就自然而然地凸显了出来，它很快成了逮捕、拘留的最佳替代手段。它的适用对象不再局限于“小是小非”，其属性也由初级阶段升到了高级阶段。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时，除少数重大反革命案件立即送看守所外，大部分涉案人员都是先由本单位“隔离”，等看守所有了空位子再补缺，最终经公检法包装加工后再送到刑场或监狱。
“隔离”的扩展应用，相当于全国一下子增加了几百万个看守所，这既大大缓解了专政机关的压力，又为国家省约了可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中国的近代革命史上，“隔离”有不朽的历史功绩，当属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贱完美结合的成功实例之一。
当时中国几乎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已的隔离室，一般是利用空余的办公室、库房、浴室等权充，再配上一些基干民兵、复员军人、积极分子作为看守，硬件条件虽略逊于正规监狱看守所，但从大量的实践来看，其作用并不亚于配有荷枪实弹军警的看守所，有时甚至超过后者———正规看守所多少还得注意点政策，而作为新生革命事物的“隔离”则毫无必要拘泥于旧的条条框框，从隔离室内不断传出的哭嚎惨叫，往往更能让广大革命群众深刻体会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当然，尽管到了高级阶段，也不是对所有隔离对象一律都转看守所，对那些无论怎样上纲上线也实在达不到杀、关、管标准的，关一段日子后也会对其宣布“解除隔离”。不过放人时决不会简单地一脚蹬出，临走前除了有一番诸如“这是党对你的挽救，是伟大领袖‘给出路’政策的体现”之类的临别赠言让人感恩戴德外，还会让你明白出去后最好闭紧咀巴少提“隔离”期间的事为妙，否则随时都可能再次“请君入瓮”。
我被正式宣布“隔离”是1969年6月16日。按我的案情，本来应该当天就直接进看守所的，由于我们农场革委会和军代表的“慧眼识人”，认为我是一个极含利用价值的反面教员，可以通过我进一步揭开全农场阶级斗争的盖子，为此同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再三协商后硬是“借用”了我两个多月。因此我的被“隔离”不同于一般的所谓审查，一开始就注定我属于打杀对象，究竟是打还是杀最后得由公检法军管会定夺，农场革委会无权干预。
正由于我是借来的，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借东西一定要还”的铁纪，农场革委会不得不加强对我这个特殊借用品的保管，为防我逃跑、串供甚至绝望自杀，以至到时不能“完璧归赵”，在对我的“隔离”措施方面可说费尽了心思。
关我的地方是一处多年废弃不用的浴室，里外两间，我被安顿在里间浴池内，四米见方大小，上面拱形屋顶，四周六面密不通风，外间更衣室供看守们值班，公检法来人提审时也在这里进行。专门为我成立的看守班共有16人，全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复员军人或基干民兵。这16位看守每天分为两班轮流值勤，不论任何时间我的身边总有8位在忠实“伺候”。浴池顶部吊着一盏电灯日夜照明，外间看守对我在里面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有如此的结构布局加上16比1的绝对优势，我一进去后就立即明白任何想从这挿翅难飞的浴室中逃跑的打算都是痴心妄想，因此非常“安心”地在里面待了两个多月。
下面叙述的的几个小故事都发生在1969年6月16日到8月20日被“隔离”期间，粗看毫不起眼，几近微不足道，细品却余味无穷，以致到今难以忘怀。兹录于下，以飨对此感兴趣的朋友。
一个不该让我接的电话
1969年6月16日上午10点钟我刚被宣布“隔离”，看守们第一件事是扒光我全身衣裤，然后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从头发到牙齿一直检查到生殖器、肛门、脚底心，在确定赤条条的我身上绝不可能藏有任何爆炸物或氰化钾之类用于自杀的剧毒药品后，让我换上一套崭新的劳动布工作服。当时我忽然闪过一丝诧异，库房内旧工作服多的是，为何非得给我一套新的？半小时后恍然大悟，这恰恰正是革委会领导们精心的未雨绸缪。
当时对坏人的首要措施就是“揪斗”，既然要“揪斗”，那首先得牢牢“揪”住才便于斗。人身上最适宜用手“揪”牢的地方主要有两处：一是头发（注：坏人若是秃子，只好改揪耳朵，显然没有头发揪起来顺手），再就是衣服。由于“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故而在“揪斗”过程中出现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来，对被“揪斗”者服装的坚固程度就有了相应的要求，既要能经的住揪，还得耐撕耐扯，如果被斗者衣服三下五除二就成了布条，要牢牢揪住那大汗淋漓的光身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伟大领袖有段语录：“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足见伟大领袖早就英明地预见到衣物的耐穿耐用即使在对敌斗争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分钟后看守们反剪着我双臂、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押到了批斗会场。一阵口号才过，前排一下蹿上一群人将我放倒在地，接着就是急风暴雨般拳打脚踢，好在军代表了解我的“来头”，怕我在混乱中被人“灭口”，到时不好还帐，拚命制住了革命群众的“义愤”（具体细节请参见《慧》文，在此不重复）。批斗会结束后我被押回临时关押我的办公室内。
稍定后我周身检查了一下，一小时前刚上身的新劳动布工作服已沾满了泥土，中间一排扣子只剩下领口的一枚，其它早不翼而飞，两边袖子都快掉了，只有腋窝部还连在衣襟上。这时我感到左边膝盖処越来越痛，踡起裤腿一看，一块姆指大小的三角形生锈的铁片透过裤子竖嵌在膝部肉里，我咬着牙猛拔了出来，登时血从伤口往外直冒，用手紧按好久才勉强止住（这块创疤如今仍然清晰可見，算是一个永久纪念了）。
很快到了午歺时间，几个看守都去食堂打饭了，只留下一人端了把椅子堵在门口看着我。看我的人叫戴永来，是个二十才出点头的阀门厂学员，家庭出身贫农，团干部，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典型的根正苗红重点培养对象，这次凡被抽出来看守我这个反革命要犯的，全是这类积极分子。
我埋着头靠墙坐在地上默默想着心思。尽管我对今天发生的一切早有思想准备，可眼下事到临头之际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我想得最多的是父母亲，一旦他们得知这个坏消息真不知会急成什么样，尤其是母亲，我非常担心她能否经受住这个从天而降的打击。也许是过度紧张之后的虚弱所致，我渐渐进入了一种半恍惚状态，眼前一片灰白，只有母亲那瘦弱的身躯和亲切的微笑时隐时现，她彷佛要对我说什么，可离我又非常遥远……。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过来。全农场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摇磁石式电话，正好装在关我的小办公室门口。
戴永来顺手抓起了电话，听了几秒钟又把话筒复位，接着咕噜咕噜摇了好多下后才正式接听。这种磁石电话一遇到远距离外线打进来时必须摇动发电机，否则根本听不到声音，由此判断，这个电话肯定是外线打入的。
刚听几句，戴永来对着话筒说了句“你等一下”，接着又用眼扫了一下周围，然后用手捂住话筒低低对我说：“方师付，你的电话。”同时用咀朝电话连呶几下示意我快接。
我犹疑了一下：这个时候谁会打电话来呢？那时电话不象现在这样普遍，我一年都难得接一次，我这刚刚被“隔离”，跟着就来了电话，这未免有些蹊跷。照理说对我这种被“隔离”对象，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切断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即使有电话来，也绝不可能让我本人接听，现在倒好，看守居然主动叫我亲自去接听，这种极不正常的事顿时使我警觉起来。春节时我和曹汉华已领教过公检法军管会的“钓鱼”高招了，这次莫非又是他们特地为我精心设计了一个新圈套？
见我愣在那里不动，他有点急了，连声催我“快点快点！”
我想了想把心一横，管它娘圈套不圈套，接了再说！立即爬起身来走过去接过了听筒。
我接电话，戴永来转身走到走廊大门口。
听筒里传来的声音非常微弱，我摇了好多下后才听出是李立荣小妹妹老八打来的。她告诉我李立荣在前天已被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判了十年，很快就要送劳改队，她和她母亲问我在农场还好？
一听是这事我不禁舒了口气。老八显然还不知道我已失去自由，更不知道在刚才的批斗大会上军代表已经故意通过李蔚荣之口把李立荣判刑的事告诉了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把我出事的消息捅给她们，让她们思想上有所准备，但眼前看守就在近旁，我又不便多说什么，只好压着嗓子急促的告诉她我有麻烦了，不能再和我联系，这个电话绝对不能再打！我再三要她们多多保重后匆匆挂了机。
在通话的几分钟里，戴永来一直背着手立在走廊大门口观望着外面，不用说那是在替我“把风”。
接完电话后我返囬室内在墙角坐下，他继续坐在房门口履行他的看守任务。
“谢谢你，永来。”想想刚才还在怀疑他让我接电话另有用意，觉得有点冤枉人家，我很诚恳地谢了他。
“不用谢，不用谢。”他略带局促不安地笑了一下。
接着，他立起身来出去绕了一会，紧接着又踱囬我门口抱着双臂靠墙站在那里。稍停后他缓缓说道：“方师付，您是我的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不忘，我们一直都很尊重您，遗憾的是帮不了您。事到如今，只希望您自已多多保重！”
说这话时，他一直定定地望着走廊大门外。我虽然从斜面只看到他大半张脸，但明显感到在他目光中混合着一种复杂的感情。
我听后不禁愣住了！
这种时候，我和他之间是这种关係，他居然还当面称我为老师，并且敢如此露骨地表示对我同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已耳朶！要不是那满脸的真诚表明他说的字字都是肺腑之言，我真怀疑他是否在别有用心地调侃我。
来农场这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老师，而这第一次却又发生在我刚刚成为囚徒之际，称我为老师的又是监管我的看守，命运真会开玩笑！
我在农场既未教过学生，也没带过徒弟，只不过给包括戴永来在内的学员们讲过一些技术课，而那仅仅是领导硬行摊派给的任务，我可从来没把它们当囬事过，没想到就这几堂技术课居然糊里糊涂地成了别人的老师，并且被人如此看重，一下上升到“一日为师，终生不忘”的高度。
一时间我不免感慨万分。
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学生出于政治目的出卖老师的事太多了，“文革”开始后，揪斗、批判甚至打杀老师早被学生看成是革命时髦；造了这几年的反，为了革命“大义灭亲”、“六亲不认”几乎成了全民共识，娘老子都能出卖，谁还会把老师当成囬事？就算我是他真正的老师那又怎样？！到了如今1969年这人人斗红了眼的年代，竟然还会有一个身负看守重任的学徒对沦为犯人的老师如此念念不忘师生之谊，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在所有学员中，在政治上戴永来该算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了，而我在师傅中除了技术胜人一等外，则一直是阶级斗争的“靶子”。政治身份的悬殊使得我们平时既不可能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有多少感情。作为革命后起之秀的他，多年的“洗脑”早该明白“阶级立场”的重要性，他擅自让我接电话，并且还善意的安慰我，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谅必他比我更清楚。且不论我和老八通话的内容如何，单凭擅自作主让我这个己被隔离的“現行反革命”和同案犯家属通话这一条，就是不折不扣的“丧失阶级立场”，进而可被列为性质相当严重的“资敌”行为。这些事一旦被发現，他的前途极有可能就毁在这上面，今生今世都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事早有前例可循，不少人就因为出于同情、出于人道在关键时帮了点朋友的忙，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永无出头之日！
既然如此，那他又为什么这样做呢？
难道他真的对“一日为师，终生不忘”之类的旧道德律条就如此盲从？就他的年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熏陶，很难相信他会达到这种程度。可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它显见的理由能驱使这个年轻的革命后生莫明其妙地忘掉了阶级立场。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在他那革命、积极、进步的表象后面，一定有着更深层的思想内涵。
我想，那是一个农家子弟与生俱来朴素的良知，一种对革命暴力天然的厌恶，一种对无辜受害者潜在的同情。尽管他的精神世界多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但那些善良的天性始终牢牢地根植在他的心灵之中，一旦有机会，它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诚如伟大领袖所说的那样：“要它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当然，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他也会权衡自已行为的利弊，这就使得他在不得不“随大流”时必然会同善良的本性产生冲突，这种精神和行为相悖的矛盾也许令他苦闷徬徨，但最后占上风的总是良知。正因此我敢肯定他在让我接电话并安慰我时一定有过一番短暫的思想斗争，最终是人性战胜了“阶级性”和“D性”，他宁愿冒险“赌一把”，也不愿日后让内心的良知折磨自已。
想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认真审视自己的一贯立场。
多年严酷的阶级斗争不仅严重扭曲了斗人者的灵魂，被斗者的心理也不同程度产生了种种变异。从57年到69年这些年的惨痛教训，使我对周围任何党团员、积极分子都本能地充满了敌意。按我的思维惯性，象戴永来这类积极分子，在我心目中理所当然地要被列入我的假想敌范围，更何况目前他还是上面派来的看守，正在奉命严密地监視我的一举一动！但是眼前发生的事实却又和我的主观判断大相径庭，于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思维定势产生了怀疑。
看来我可能有些“过左”了！
很多年后，当人们反思那段历史时都热衷于把那些疯狂的举止简单地归结为“极左”观念所至，其实，当年我的观念比起当权者们的“极左”来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的“过左”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思想反应，就象一头羊无论怎样把狼想象得如何凶残都不能算作过分。
此后我一直埋着头坐在地上认真地囬味方才发生的一切，同时在继续廓清自已的思路。刚刚被“隔离”三个小时的我尽管还来不及考虑如何应对日后的种种凶险，但眼前发生的这件事却给我沮丧绝望的心灵中注进了一丝希望，我一下子感到周围的世界并非想象中的那样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隐隐感到意识形态的灌输并没有洗尽所有人心中的良知，当局千方百计要以“阶级性”和“D性”来消灭人性的努力鬼才知道有多大作用！既然有如戴永来这种精心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脑都如此难“洗”，我又有什么理由把未来的一切看成一团漆黑？！
没坐牢前早听人说过“监狱是所大学校”，想不到刚刚才同监狱沾边就受了一次特殊教育。如果说我曾给戴永来教过技术课而有资格被他称作老师的话，那他更有资格被我称为老师：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他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人性课！
快四十年过去了，这件小事一直令我铭记不忘，特别是戴永来安慰我的那句“希望您自已多多保重”，它们使我受用了几十年！
历史有时也会象孩子一样嘻怒无常。
十八年后的1987年，我和戴永来又一次走到了一起，不过这囬彼此角色己不同当年：他是书记，我却成了厂长。一个当年的革命看守，一个当年的反革命罪犯，共同被历史狠狠作弄了一把之后终于成了真正的同事，成了真正的朋友，并把彼此友情一直延续至二十年后的今天。
写此文的半个多月前，当我同他在南京高楼门“心源”茶舍聚会时，我们再次回顾了三十七年前那段往事，最后临别干杯时，彼此不约而同地道出了一句各自的心声———“让那段历史见鬼去吧！”
来 路 不 明 的 香 烟
“隔离”我的那座浴室尽管戒备森严，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厕所。小便好办，在看守簇拥之下出门站在墙角即可解决，大便则必须上厕所。革命虽然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并不禁止大便，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要大便是不争的客观规律，因此我在“隔离”期间一直享有人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天可解一到两次大便。我要讲的这节小故事正是由上厕所大便而导出的。
既然我享有大便权，但我又没有选择厕所的自由，那就得替我安排拉屎的地方，问题在于浴室周围没恰恰没有合适的厕所。刚被“隔离”的两三天我一直在附近一个露天茅坑凑合着拉屎，专案组很快发现那个过于简陋的茅房不合安全防范要求，经革委会会同军代表实地考察并慎重研究，最后选定了两百米开外一处比较正规的厕所。那个厕所墙壁厚实，独门进出，安全绝对可靠，还有一个好处是周围视界开阔，万一发生逃跑，开起枪来也极方便。
这处由军代表等领导钦定的厕所好虽好，美中不足的是离关我的浴室太远。从浴室和厕所之间往返的四五百米可不是个短距离，万一我这个“借”来的反革命要犯在途中逃跑或是发生什么意外，那可是天塌下来的头等灾难。对看守们来说，最头疼的事莫过于押解犯人外出，因此每次我去“办公”时，那总是看守们一天中最最紧张的时刻。
我们农场由于专政条件所限，既无脚镣也无手铐，用绳子绑吧又怕在路上让人看着“吃相”不雅，因此在押解我往返厕所的途中，他们只好前后左右紧紧贴着我围成一圈，有的架着我膀子，有的扯着我衣服，那架势从远处看活象一群蚂蚁围住一只蚜虫一步步朝窝里挪。遇到下雨天倒显得自然一些，后面一位一手揪住我裤带一手撑着把伞遮着我的头，左边一位勾着我颈子，右边一位搂住我腰，不明真相的以为我们在共伞，丝毫看不出是在押解犯人。
看着他们那副紧张万分的样子，我经常感到有些不安，一想到为拉泡屎竟会给这么多人造成如此之大的麻烦，我就为自己消化功能的良好而暗暗自责。好多年后，每当在报刊和大标语上看到“紧紧围绕在以X X X 同志为中心的……”时，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立即下意识地想起当年被人围绕在中心去解大便时的情景。
临近厕所时，为了确保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处于被“隔离”状态，先得由一人入内清场，确定无人后才能让我进去。在我独用厕所期间，周围实行临时戒严，任何登厕者均被挡在三十米开外不允靠近。
有关大便的其它细节就不多述了，下面进入正文。
我在被“隔离”的当晚，军代表会同特地为我成立的“专案组”审了我六个小时，临结束时他们问我生活上有什么要求？
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唯一的要求是准许我抽烟。”
军代表听后皱了下眉说“这恐怕不行！”。
我当即提出了我的理由：“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一个顽固的习惯，画图、写字或者同人交谈时非得抽烟不可。你们既要我彻底坦白交待，还要我写检举揭发材料，可又不让我抽烟，这恐怕不行！”最后一句我有意重复了他刚才的话。
上午在会上知道了李立荣被判十年的消息，加上刚才审讯者们的口气，到这地步我已根本不抱任何侥幸心理了，我才不信“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那种鬼话，还是尽量争一点眼前实惠再说。
几位头头咬了会耳朵后表示同意我抽烟，但要我必须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我点点头说一定一定。
既然准我抽烟，我又不能随便外出，这买烟的差事只好落到看守们头上了，每天起床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请看守帮我把当天要抽的香烟买来。自我被“隔离”后，革委会根据“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直照发我的工资，当时我的月薪为十九元，扣除十四五元伙食外，每天只能买八到十支两角四分一包的烽火牌香烟。按我的烟瘾，一天两包绝对不在话下，但照这样抽法用不了一个星期就抽光我全月的香烟费了，因此我只能每天零买，以此保证细水长流。当时我对每天的定量进行了科学分配，上午下午各抽三支，其余留在晚间，每个香烟屁股还得精心保存，聚到十来个时集中剥出烟丝，用纸卷成个小喇叭后能顶两三支。遇到专案组提审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向提审员讨烟，据说他们专门配有提审时给犯人的香烟，不抽白不抽。
看守们很快对我每次八支十支的买法不耐烦起来，他们问我为什么一次不多买点，非得这样零买不可？那意思好象我在作弄他们。我在据实汇报自已的财务状况后笑着告诉他们：“我恨不得一下子买一箱来才好哪，可我拿什么付钱呢？你们要能行行好先借点钱给我，我立马就去买几条来，省得麻烦你们天天跑腿。”
有些人总以为象我种大反革命肯定能从美帝苏修台湾那里领到可观的活动经费，否则不会挺而走险为其卖命，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反革命居然会穷到如此地步，无奈之下也只好耐着性子每天替我跑一次小店。
当时我们农场在场部周围只有一家小店，卖些烟酒零碎日用品之类东西，店主是位六十多岁姓倪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很会做生意，占着独家经营的优势，尽管小店只有几个平方大，生意却挺红火。那小店正好位于离厕所不远的小路旁，每天我去大便都要从它门前经过，看守们为图省事就准许我早晨上完厕所后顺便到小店买烟，这样他们就省得每天特意替我跑一趟腿了。当然，我进小店之前也得清场，确定店堂无人后才放心让我独自进入，他们一齐把在门口戒严。
看守们尽管全天候24小时都同我寸步不离，但是往往百密难免一疏，让我独自进小店买烟而没想到派个人跟我一道进去就是个不小的疏忽。如果革命警惕性再高一点，始终有人紧随我身旁，这个故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就在准许我自已进小店买香烟没两天，有天早晨我进店后正在掏钱时，倪老太朝门口看守们瞥了一眼，确定没人盯住我后悄悄从柜台下拿出两包“烽火”一下放在我面前，接着低低告诉我说“拿走吧，钱己经有人替你付过了。”
我怔了一下后赶忙轻声问是谁替我付的？她用食指架在唇上示意我别开口，接着挥挥手要我赶紧拿走。
怪事！到了这种时候居然会有人送我两包烟！我怕门口看守生疑没敢多问随即走了出来。
看守们见我破天荒一次买了两包烟倒也没怎么在意，只有其中一位打趣地问我“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一下买两包了？”我没好气地堵了他一句“我高兴！”
这笔小小意外之财带来的惊喜很快就过去了，接着就是考虑此事究竟何人所为？那天我从早到晚都在苦苦思索这两包烟的来历，可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看守们见我一直皱着眉头想事，以为我为了是否彻底坦白交待正在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为此还特地开导了我一番，鼓励我丢掉包袱坚决走坦白从宽光明大道。
两包烟供我抽了两天，第三天早晨大便后当我去买烟时，想不到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我刚靠上柜台，倪老太便递给我两包烟，这次什么也没说，只是昂了昂下巴示意我快走。
这就更怪了。上次还可以理解为某位好心人的一时善举，而再次发生这种事只能表明有人一直在关心着我，成心要在生活上接济我。
更怪的还在下面。
两天后当我再去小店时，这次倪老太没有递烟给我，但她的一番话更令我惊讶不已，她悄悄告诉我从今天起我可以在她那里拿烟，还可以拿肥皂、毛巾、牙膏、牙刷和草纸，用多少可拿多少，一分钱不用付，由小店记帐，到时有人统一付款。
这一次我必须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囬事了，但那个死老太始终守口如瓶，只是本着脸要我千万别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这天我只拿了十支烟和一包火柴，外加一块肥皂。
人多少总有点不知足，我想这笔人情债反正将来肯定是要还的，既然如此，干脆每天抽一包吧，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都去拿一包香烟，后来我还拿过牙膏、牙刷、火柴和一条毛巾，草纸倒没拿过，专案组给我的审讯笔录稿纸足够我擦屁股了。
到1969年8月20日为止的一个多月中，我大约拿了四条烟，连其它日用品加起来共十多元。
从头拿到尾，我始终不知道付款者。看守们对这个秘密当然也毫不知情。
这人倒底是谁呢？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这位朋友自从我被“隔离”后，就在暗中一直密切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他既了解我每天早晨上厕所后要进小店买烟，又知道我进店时身边无人监督，能如此巧妙利用看守们的这个小疏忽玩这套把戏，足见其心思相当缜密，应该是位很有头脑的人。从个人利害分析，在那种境况下，谁都清楚接济反革命意味着什么，一旦被人发现后果又将如何，这位朋友明知风险极大而敢于为之，我想他同我一样也是个胆子够大敢冒险的主。
另外，他在实施这个“援助”方案过程中还必须要取得小店老太的帮助，否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就凭他能说动那个唯利是图的老太肯帮他淌这趟“浑水”，表明这位朋友还很擅长拉拢“落后群众”，平时方方面面的人缘肯定相当不错。
我怎么也想不出周围朋友中有谁是这样的人。
平时与我关系较好的同事们显然都做不到这一点，自从我出事后他们自身都成了过河的泥菩萨了，谁也惹不起这个麻烦。再说他们同我一样穷，即使有心恐怕也无力。其他对我心存同情者也许不乏其人，但在那种环境下谁都明白暗中接济一亇被“隔离”的现行反革命会有什么后果，又有谁肯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对所有农场朋友在大脑中都过滤了几遍，始终得不出答案。
1969年8月23日宣布逮捕我的全场职工大会上，就在我被戴上手铐即将押走的那一刻，我知道再也找不出这位暗中帮我的好心人了。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来，到那时我还能找到他补上迟到的感谢吗？想到此我有点黯然。
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都在盯住我看，那位朋友此时肯定也正在关切地注视我，可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位于何方。我下台时囬头向会场投去最后一瞥，我相信那位不知名的朋友会想到那是留给他的。
十年之后的1980年我去农场专门找过这位患难中帮助过我的朋友，我几乎问遍了所有熟识的人，遗憾的是一无所获。那位姓倪的老太太己作古好几年了，那个小店早就拆掉，我站在小店旧址旁默然良久，最后决定不再找了。
一个诚心帮助受难者而又不愿暴露自已身份的人，其行为的本身就足以表明他的所作所为从一开始就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他那样做无非是想让我知道同情我的大有人在，让我知道人性并未丧尽，让我千万不要绝望，让我明白只要咬牙活下去总会有出头之日。既然我己领悟到他的良苦用心，又何必拘泥于世俗的报恩观念去“众里寻他千百度”呢？
三十七年过去，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估计永远也解不开了。“大恩不言谢”，他对我的那些帮助也许称不上大恩，可它们在我心上的份量一直是沉甸甸的，它们一直在提醒我记住：不论极权主义政权如何残暴的剿灭人类的良知，其一切努力注定都是枉然，兽性在人性面前永远不可能成为胜者！
一 次 惊 心 动 魄 的 批 斗 会
我在“隔离”期间一共被斗过十九场，其中主斗十八场，陪斗一场。
在主斗的十八场中，除了第一场有些武打表演外，其余场次基本上符合中央的“文斗”要求。这倒不是说农场的革命群众都是“温良恭俭让”的礼义之辈，而是因为军代表怕我这个好不容易借来的“现反”要犯被人“灭口”。每次批斗会前他都要严厉告诫大会组织者不准对我动武，即使最起码的低头弯腰架飞机那也得注意适度。照理说这些内情是绝对不该让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位看守在向我宣传党是如何千方百计关怀挽救我时不小心说漏了咀，无意中把这个秘密泄给了我。
既然明白了军代表的这番“良苦用心”，我当然不会辜负他的“美意”，从而也就顺水推舟地充分利用特殊身份优势尽量享受起特殊特遇来。每次斗我时除了刚开始低低头弯弯腰做做样子，不到三分钟我就直起身子抬起头，尽量把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站立姿势，免得脊椎、颈椎和腰腿跟着我受罪。遇到台下群众义愤填膺地要我低头弯腰认罪时，我照例是装聋作哑，充耳不闻，任凭口号振天，“我自巍然不动”。主持人由于事先领受过军代表“密旨”，当然不会过于计较我的“嚣张气焰”，往往总会想法子打个马虎眼让批斗会进行下去。
只是有一次出现了意外。
大约是第十二场批斗时，会场在上西岗生产大队。一位主持会议姓夏的队长大概恨毒了我们这些反革命的缘故，会议刚刚开始不久他就把军代表事先的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亲自动手对我施展起了拳脚。先是把我强行捺成九十度弯腰，并且猛蹬我膝盖，不准我腿有丝毫弯曲，见我似乎不大服贴，又用手掌砍我的后脖。台下几个积极分子一看领导赤膊上阵了，立即跳上台来七手八脚帮忙，我的两条胳膊被反剪朝天，几个人按头的按头，捺背的捺背，据事后观众说，那天我被摆弄成了当时款式最酷的“米格喷气式”造型。
除了第一场批斗享受过类似待遇外，乃后的十来场我一直是在迹近“休闲”的状态中过来的，会前我怎么也没想到今天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一时禁不住有点发懵。
幸好我的反应够快，一看这架势立刻感到苗头不对，弄的不好恐怕还有更激烈的在后面，好汉不吃眼前亏，眼前最佳的选择看来只能是“装死躺下”，只要我一躺倒，谅他们不敢进一步把我怎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躺倒再说！于是我身子往下一赖，就势一下跪趴在了地上。身后揪我的几位没提防我会来这一手，有两位跟着跌在了我背上。
我这一“装死躺下”，会场登时热闹起来，喊口号者有，叽叽喳喳议论的有，一些看热闹的小孩纷纷跑到台前蹦来蹦去，整个乱成一片。
好在那天专案组有人在场，一看这种场面，赶快跳上台把夏队长拖过一旁耳语了几句，夏一听总算反应了过来，立即挥手让揪我的人一齐退到台下，当他大声喝令我站起来时，我却继续弓着身子踡伏在地上，任他喊任他拉就是赖着不动。
眼看会难以开下去了，那位专案组成员招手换来几个人把我硬是架了起来，又连搀带扶把我带进会场旁边一间农具房内。他先让我坐下，又倒了杯水给我，急着问我伤着了没有？这时我心里正在盘算，今天这个头一开，往后再到别的队挨斗时难保不会被人“活学活用”，我可千万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第二次！既然刚才在台上已经“装死躺下”，现在索性坚持到底吧。我一边揉着腰一面苦着脸说实在站不住了，下面的大会就让我躺在地上接受大家批判吧！
专案组的人看我那副龇牙咧咀的样子出去了一会，大约十分钟后进来说“今天的会不开了，改日再说。”
在囬来的路上，护送我的八名“保鏢”不停地在埋怨那位队长：“真他妈的草包，事先明明讲好开会时不准动手的，谁想到他却亲自带起头来了。这倒好，下次还得再跑一趟！”看守们口出怨言倒不是同情我，他们是担心途中会不会发生逃跑之类的意外，从浴室到上西岗往返将近十里，押着一个要犯走这么远的路可不是件轻松差事！
我一瘸一拐边走边哎哟哎哟的呻呤，五里路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我心里不停的在笑。
隔了十天左右我又被押去补开了一次批斗会，这次军代表大驾亲自光临了现场。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台上，从开始到结束本着脸一言未发，全场一片严肃，秩序井然，我连头都没低过一次。上次那位阶级感情特别炽烈的队长则一直没见露面。
会议结束下后台正巧他吸着烟经过我身边，我顺便向他借了个火，他掏出火柴一看没几根了就连盒子丢给了我，接着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上次你的表演不错啊！”果然不愧是军代表，对“阶级敌人”的阴谋鬼计一眼就能洞穿。
我赶忙谄笑答道：“哪里哪里。”
二十年后，当年看热闹小孩中的一位成了我手下的生产科长，有次全厂聚餐时他在酒后笑着当众问我：“厂长，那次在上西岗斗你时，当时好多人都说你是故意躺倒赖地的，今天请你老人家说句实话，到底那是不是真的？”我随即扭住他的耳朶把他拎站了起来：“小兔崽子想听实话吗？我告诉你，我那呌装——死——躺——下！”话才出口，众人一齐哄了起来：“为我们厂长的装死躺下干一杯！”
上面介绍的片断可能会被人误认为我过于轻描淡写那些批斗场面了，其实我并无心为当年那段血腥历史掩盖什么，我在这里表述的只是自已亲身的经历，凡与我不直接有关的事一概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有关那些批斗血腥场面早有大量文字记述，即以本人而言，亦多次亲眼见过农村那种惨酷的批斗，那些对付“阶级敌人”的种种残无人道的酷刑即便到现在囬想起来还令我会产生呕吐的感觉，当一些人的原始兽性被革命煽动激活后干下的那些连最凶残的野兽也相形见绌的血淋淋勾当，我到死都无法忘怀。由于那些事并非直接发生在我身上，在此不愿提及。
我之所以经过那么多的批斗能侥幸地得以保全，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我名气大，再就是我是全农场唯一“借”来的批斗靶子。
中国历来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之说，即使普通百姓也常爱把 “人怕出名猪怕壮”挂在咀边，其实有时未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出了名的比不出名的反而沾便宜的事并不罕见，我本人就算一个较典型的例子。我们农场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不下百人之多，哪一个没尝过鼻青眼肿、皮开肉绽、伤筋动骨、遍体鳞伤的滋味？但能如我斗了近二十场仍然保持全须全尾的可谓“硕果”仅存，之所以如此，恰恰就是因我为名气大的缘故。名气大当然源于“来头”大。正由于我是南京市顶尖级现反集团的要犯，军代表们才会有怕我被“灭口”的頋忌，如果在送五台山公判大会之前把我搞死了，那就相当于好不容易精心印刷的反面教材还没来的及正式出版便被撕掉了一页。再说，公检法还有待于从我口中咬出更多的暗藏反革命，我这一死，那一颗颗隐藏的定时炸弹如何去挖？既然名气大有这些功用，我在多次批斗中享受优待也就毋足为怪。沾了这些名气大的光，再加上当时凑巧农场没有比我价值更大的“反面教员”，否则军代表也不会一再同公检法军管会磨咀皮子把我借下来，既然是借来的，当然也就不能随意摆弄，这也是军代表在每次批斗会前总要特别关照手下必须保证我安全的原因。
如果我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阶级敌人”，就凭我历史上那些“旧帐”就足以让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理‘五•一六’”等等一系列运动中“脱胎换骨”了。为此我还真得感谢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正是由于它们的大力“提携”才使得我那样出人头地而逃过了一劫，就象海上遇到十二级飓风的舢板，由于凑巧置身在台风眼中，侥幸地逃脱了舟毁人亡的命运。
说来滑稽的是，由于我的名气大而享受到的“照顾”居然还引起过同类难兄难弟的“嫉妒”。
我们农场当时有个姓刘的地主，思想一贯反动就不说了，最大的毛病是虽经多年改造却一直改不掉“乱说乱动”的坏习惯，而且老管不住自己咀巴。我出事之后，他不知是出于“羡慕”或是出于“嫉妒”，不止一次地别有用心地吹捧我，由于说话不看场合，结果很快被人揭发，以“无耻吹捧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在白下区看守所整整关了半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番令我哭笑不得的反动言论：“这个狗日的方子奋真有一套，犯了那么大的事，斗了那么多场，竟然一点苦都没吃到！你看他在台上那副不阴不阳的样子，怪的就是没有人敢对他下手，真不知那套本事从哪来搬来的？我们他妈的想学都学不会！”当革命群众要他跪在台上交待为什么要吹捧现行反革命时，他又忍不住高声叫起屈来：“他现行反革命也是牛鬼蛇神，我地主也是牛鬼蛇神，凭什么我的待遇不如他？党的政策哪里去了？”我的天！这位地主老兄跪在批斗会台上居然还念念不忘党的政策！
大约是在8 5年左右我又见过一次这位刘地主，那时他己是満头白发的老人了，人也发福了许多，那天他正抱着孙女在晒太阳，一见到我立即扯住我的手兴奋地叫了起来：“好你个胡汉三，今天终于又还乡啦！当年我可为你关了半年哩！”看到老家伙还是那副德性，我们都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
下面要讲述的一场批斗就味道不同了。这是我作为陪斗角色出场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称的上惊心动魄的批斗会。
批斗会主角叫杨X X。［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此案属于涉及被害人隐私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故不便直呼其名，权且称之为老杨］
这老杨五十多岁，贫农出身，在农场某队当炊事员。“解放”以来老杨虽然在政治上早就翻身当了主人，可经济上一直属于“越穷越光荣”族群中的皎皎者，年逾半百仍然穷的没娶上老婆。他所在的队里某职工有个十八九岁患痴呆症的女儿，老杨利用女呆子经常到食堂打饭机会，暗地里施以饭菜之类的小恩小惠诱奸了这女呆子，一来二往，女呆子珠胎暗结，肚子渐渐大了起来。家里人一审，女呆子乖乖地竹筒倒豆子，于是事情立即败露，老杨成了我浴室内的第二位“顾客”。
批斗老杨的大会大约是在1969年的8月上旬某日。那一天正下着雨，刚吃完早餐看守们就通知我马上要参加一个批斗会，看守班长特地把我叫到外间关照我：“今天你只是陪斗，站在一旁听听就行了，不过在台上要听话，要服从安排。”我问斗谁？他朝躺在里间的老杨呶了下咀。
按我的想法，老杨也就是个普通刑事犯，依当时的定性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贪污、盗窃、强奸、流氓一律都算作人民内部矛盾），今天这场批斗会无非安排几亇人发言，喊几通口号，最多两个小时完事，当时怎么也没料到这次大会竟然是一场让我真正体验到什么是“群众专政”的专业课。
由于是雨天，批斗会场设在大仓库内，主席台由几十张办公桌拚搭而成，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标语，主席台上方悬着一条大横幅“批斗大流氓杨X X大会”。我和老杨被押上台后，照例是一阵振耳欲聋的口号，只是喊到那句“揪出大流氓杨X X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时我忍不住想笑：明明是那女呆子鼓起的肚子坏了事，这同MZD思想有J B关系？真他娘的牛头不对马屌！
十几场下来一直是主角，一登台我仍然习惯性地站在台中间，转念一想今天是陪斗，赶紧往一旁挪了两步把正中位置让给了老杨。我朝台下看了看，感到今天情况似乎有点不同往常：平时开会都是男女混坐，今天在前两三排却看不到一个男的，全是清一色的女性。
主持人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后，一位手持批判发言稿的上台走到麦克风前正准备开口，忽然从台下猛地一下蹿上七八位女将。定神一看，冲在前面的是全农场出名的三位泼妇。
有关这三位平日的种种德行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既然能称之为泼妇，自然属于那种人见人避、见者无不自认晦气甘败下风的厉兽角色。我们农场有一千多号男女职工，这三位多年来一直以敢吵敢骂敢耍泼闻名，长期位居前三。
不过，三位泼归泼，平时对阶级斗争似乎从来不感兴趣，还从未见她们在批斗大会上出过风头。再说三位并不在同一个生产队上班，平日只是各霸一方领地，今天突然不约而同地联手并肩上阵，不知要唱哪出戏？！
更令我奇怪的是，上台的人中另外还有两位身著喷农药时的防护服和围腰，脸上捂着口罩，双手戴着长袖手套，每人手里拎着一个加了盖的木桶。这番穿戴打扮登台，实在猜不透她们想干什么。
就在我惊疑不定之际，三位一下子气势汹汹地冲到我面前，其中一位当胸给我一掌后便恶狠狠地指着我的脸骂了起来：“你这个千刀万剐的死反革命给老娘听好了，今天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对你的批判，你要敢不老实，看老娘们怎样收拾你！”一边骂，一边狠狠地把我往侧后方推。其他两位一看也不甘落后，一齐上来左一掌右一掌地推我，口中不停地“死反革命”“臭反革命”的骂着。很快我被逼到了主席台的边沿，再退半步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这时她们指了指地面又戳了下我的额头警告我：“你替老娘就站在这里不准动，要敢迈半步，打断你狗日的两条腿！”
接下来发生的事可够我惊心动魄了。
我一退到台角，台中央就只剩老杨一人了，这时几位女将象狼一样向他扑了过去。
众人先是劈劈叭叭在老杨脸上乱扇了一通咀巴，接着那两位穿防护服的揭开了木桶盖，每人手捧着一堆黄色粘乎乎的东西一下子朝老杨脸上抹去。刹时之间只听到老杨大声惨叫了起来，他一面口中不停地朝外吐什么，一面拚命地甩头，那两位一人夹住老杨颈子，一人继续往他脸上抹，老杨满头满脸很快堆满了那黄色粘呼呼的东西。
尽管我离老杨较远，一股强烈的恶臭还是很快传了过来，我一下明白那黄乎乎的东西原来是大便，眼看那些大便一古脑糊满了老杨的头脸，咀里也被塞进不少，我忍不住一阵恶心。
台下同样热闹非凡。一些女同胞发了狂似地扯着嗓子呐喊助威：“给他吃屎！给他吃屎！”“干吃屎的事就该让他吃屎！”“敌人不投降就让他吃屎！”好多人在拚命拍掌，有的在吹口哨，时而有人在领头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全场一片沸腾。
可怜的老杨一面拚命的抵挡、躲闪，一面用手扒着脸上的粪便到处乱甩，咀中又在一口接一口地四处乱吐，由于咀中塞満了粪便，那嗷嗷的惨叫声就象一头被宰牲口断气前的哀鸣。我远远地望着几员女将围住老杨疯狂攻击的场面，不由想起非洲大草原上一群母狮围杀一头角马时的情景。
主持人和几个大会纠察看着那粪便横飞的场面，没有一个敢上前拦阻，只是躲的远远的连声喝令住手（那位上台发言的早就吓的跳下台去了），可在那种情境下哪会有人听他们的！
那一刻除我之外所有人都忘掉我这个陪斗角色了，有一瞬间我本能地在大脑中闪过一个疑问：这几个女人在搞完老杨之后，下一步会不会顺手牽羊地对我如法炮制？如果真要那样，我该如何应对？
打两下骂几句我倒无所谓，可这朝脸上抹粪便的事是绝对不在忍受范围内的，一旦我被逼到绝境，今天看来只能是鱼死网破了！尽管我一贯遵从“好男不跟女斗”准则，但眼前可不是普通女性，而是一群红了眼的母狼！我甚至想好了一当受到攻击如何先发制人的绝招，一面暗暗活动着自己的手脚。
不过我很快又断然否定了这个想法。
如果她们有意也想搞我的话，那行动前就毫无必要把我从老杨身边推开，两个人站在一道搞起来岂不更方便？她们之所以连推带搡把我逼到台角，显然是为了让我远离老杨，免得动手时“殃及池鱼”。这些情况恰恰表明她们事先就商量好要搞的只是老杨一人，丝毫不想株连我，因而才严厉地命令我“站在这里不准动”。至于左一个右一个恶狠狠地骂我“狗日的死反革命”，我想那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既然这样，我就不必担心什么。
果然，就在老杨抵挡了一阵终于筋疲力尽倒地之后，母老虎们的雌威大概发泄够了，一个个跳下台扬长而去，临走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接下来的会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老杨被勒令站起来后，两亇上台发言批判的匆匆念完发言稿后大会就草草收场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用大粪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实例。
先把我押囬去后，几名看守冒雨带老杨到水塘里洗了澡，他弟弟给他送了一套衣服来。囬到浴室一看，那张脸已被打变了形，眼睛肿成了两道缝，整个面孔象只在水里泡涨了的紫笳子。虽然洗过澡了，他身上那股粪臭仍然熏的我受不了，我当即向看守们提出了抗议，后来他们送来了一大盒蚊香算是改善环境的补救措施。
那天晚间临睡前我还在想着白天惊心动魄的场面。我始终搞不明白，那些女人和老杨平日无冤无仇，老杨所侵害的女呆子也与她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不知她们非得要用那种残忍下作的手段去折磨他？从另一面看，她们同我不仅素无交情，我还是全农场天字第一号的反革命要犯，她们为什会放过我？论起官方所指的“民愤”，老杨显然远不及我（所有枪毙或判刑的布告中，没有一个“反革命”不是“民愤”极大的！），可这些往往最能体现“民愤”的泼妇们却偏偏对我这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高抬贵手，这究竞又意味着什么？我望着墙上那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主席语录出了半天神，这“幼稚可笑”究竟指谁呢？他老人家自已？还是那群泼妇？
8月份正是酷暑，军代表和专案组特准我每晚可以在室外“放风”一小时，看守们大概听到不久我即将转走的风声了，为了落得做个顺水人情，睁只眼闭只眼地让我在外面乘凉到夜里十一二点。时间一长他们偶尔也会围住我东扯西拉闲聊，有天晚上扯到老杨的那次批斗会时，他们告诉了我一点内情。
就在开会的前一天，那几个泼妇就串通好了，准备在会上恶搞老杨一场，当众要老杨在台上吃屎就是她们精心?划的得意之作。当有人告知她们我也将登台陪斗时，泼妇们一致的看法是：“一人做事一人担！老畜牲杨X X干了吃屎的事，那就活该吃屎！方子奋虽然是反革命，该杀该剐那是政府的事，反革命归反革命，斗归斗，但他和杨X X不是一路人，我们可不能瞎搞人家。”
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她们在开会前夕还特地去通知了我的看守班，要他们转告我到时在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慌，她们决不会动我一根毫毛。可看守们却没把这颗定心丸给我，害的我白白紧张了一阵。怪不得看守班长在会前叫我“在台上要听话”，原来他们事先早就知道了有什么事要发生。这班狗娘养的！
尽管批斗会已经过去好多天了，当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心中仍极不是滋味，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论理我得感谢人家，可一想到她们凶恶地围住老杨那些镜头时，却又实在无法原谅她们。
怎么看待和评判这些女同胞呢？
说她们可恶吗？是的！———可她们天性中的良知并未泯灭。
说她们凶残吗？有些。———可她们始终不愿伤及无辜。
说她们愚昧吗？似乎。———可她们又懂得如何看人下刀。
说她们卑劣吗？也许。———可她们毕竟只是用卑劣的手段惩治更加卑劣的犯罪！
唉！人性啊人性！
（老杨和我一同在69年8月20日转白下区看守所，后来以“流氓罪”被判了十年。1979年刑满出狱后不久病逝。）
接 见
这个故事并非我亲目所见，它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不过根源却出自于我。
我被“隔离”后大约半个月左右，农场原党委书记陈汝霖去了一次我家，把我被“隔离”的事通知了我父母。
这位陈书记自1963年到农场任职后，农场的阶级斗争很快跃上新台阶，承他关照，几年来我一直是他紧紧咬住的靶子。不知是我过于狡滑，或许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直到“文革”爆发时，他始终没能了却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夙愿。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为革命奋斗了大半生的他反倒在“文革”开始后一下成了“三反分子”、“走资派”，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也出了不少洋相。1969年初，他被“解放”并被结合进革委会，到我出事被“隔离”时，他又成了审理我案件的专案组成员，这次终于再度轮到他名正言顺地收拾我了。到我家去通知我父母就是他毛遂自荐的。
母亲听到我被“隔离”后当场泪如雨下，情急之中一再哀求陈书记高抬贵手，希望领导能给我一条“出路”。我父亲“解放”前参加过“二七”大罢工，还干过长辛店罢工总部的纠察，算是多少见过点市面的人，一见陈汝霖那副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得意姿态，马上明白陈汝霖是在玩猫捉老鼠，名为通知家属，实际上是希望看到反革命家属那种跪地恳求的可怜相来満足他的阶级斗争快感。于是我父亲当即大声呵止了我母亲的哭求，不冷不热给了陈书记几句：“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说什么也没用了。共产党历来主张一人做事一人当，该怎么办由他自作自受吧！”
陈汝霖临走前说：“目前我们还是竭力在挽救你们儿子，关键是看他的认罪态度了。我们希望你们去农场接见他一次，从亲人的角度规劝他彻底坦白交待，大胆检举揭发，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我父亲表示会尽快去农场看我，但对书记的“挽救”却不怎么领情：“自已养的儿子自已清楚，他同我一样也是个不大能听进别人话的犟种，我们的话是否有用不敢保证，只能尽力而为。”
陈汝霖去后第三天，我父亲去了农场。
那时南京通往农场的公交一天四班，上下午各两班，清晨五点多一班，八点一班，全程近一小时，下车后还得步行半小时，我父亲赶到农场时已快十点钟了。
那些天我正在全场各生产队之间巡囬批斗，我父亲去的当天正巧轮到农场最偏远的千亩地生产队斗我，一清早八位看守就押着我去赶场子，等到我父亲抵达场部时，我早就站在批斗大会台上亮相好久了。专案组的人没提我被押去批斗的事，只是含混其词说我去开会了，叫他等我散会囬来。
我父亲只好在场部门口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等。老远专门赶来没见到人，心中不禁涌过一阵悲凉。
我父亲到农场接见我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很快有不少人特地赶到场部门口去看我父亲究竟是何许人。在人们心目中我既然是赫赫有名的现行反革命要犯，能一手培养出这种儿子的父亲谅必也不是等闲之辈，当看到坐在石头上的只是一个衣著寒酸、満头白发的老人时，一个个不免有些失望，目光逐渐由好奇、惊异转为同情、怜悯，有的人在低沉的叹息。
一直到中午十二点下班钟声响起，我父亲仍未见到我人影，他去专案组问了一下我什么时候能囬来，一个正在带门出来的女人冷冷地要他耐心等。
所有人都去食堂打饭了，我父亲打开手帕拿出带来的三块烧饼，又用自带的破搪瓷杯去水龙头下接了一杯自来水，默默地坐下低着头开始啃冷烧饼。
这时有个人走到了我父亲身边。
“对不起老人家，害你久等了。”
我父亲抬头一看，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正带笑地看着他。来人个子不高，体型微胖，一副知识分子模样。
“您是……”我父亲赶忙放下手中烧饼站了起来。
“呵，我姓周，就叫我老周好了。”来人热情地握住了我父亲的手，“上午就知道你来了，不巧我一直在开会，刚刚才散。”
“啊，您忙您忙。”
来人瞥了眼石头上那块已咬了个月牙形的烧饼，微微皱了一下眉，随即拉着我父亲跟他走：“来来来，我们先吃饭去，边吃边聊。”
“不用不用，我已经带干粮来了，您自已请便吧！” 面对这个意外的邀请，父亲有点不知所措，赶紧客气地推辞。
“不用客气老人家，跟我来吧！”来人半拖半拉把我父亲带进了他的办公室。
让我父亲坐定又倒了一杯茶后，他安慰我父亲道：“原来讲好让他中午囬来吃饭的，大概有点什么事躭搁了。你别急，我们先吃饭再说。”
不等我父亲囬话，他随即轻轻带上门走了出去。
十来分钟后他提了只小竹篮走了进来，然后把篮子里的饭菜一一放在了桌上：两碗米饭，三盘菜，一小盆汤。我父亲十多年后每当囬忆这段往事时总会特别强调，那些菜中正好有他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
“老周”热情地举箸相邀：“都是食堂菜，没什么好吃的，请随意用，不必客气。”
我父亲是懂事的人，尽管来人还未自我介绍身份，但从“老周”的言谈举止和能拥有自已独立的办公室来看，他一定是位干部。另外，他刚才自称开了一上午的会，估计还是革委会的人。作为领导的“老周”为什么这样客气？我父亲一时间感到非常迷惑不解。
现行反革命家属来接见现行反革命儿子，不管受到什么冷遇甚至粗暴对待，这在当前走到哪里都是天经天义的事，可身为领导干部的“老周”一反常人地如此热情，这其中会不会另有什么目的？我父亲的“警惕性”并不亚于我，见过不少大脑简单的糊涂虫由于受哄上当而干出“大义灭亲”蠢事的例子，他不得不防一手。
从另一面看，如果这位“老周”的这番热情确实出自真心，那表明他非常同情我的不幸遭遇，但又因为帮不了忙而有些遗憾，只能借此机会通过家属稍稍表示一下无奈下的同情，假使真是这样的话，我父亲首要考虑的是千万不能连累人家！请人吃顿便饭本来很平常，但是招待一个反革命家属吃饭可绝不是小事。特别是对身为领导干部的“老周”，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很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影响他的前程……
见我父亲愣在那里发怔，“老周”以为他想儿子，一面婉言劝他别担心，一面殷勤地往我父亲碗里夹菜，不停地催他用餐。
左思右想，我父亲终于没动筷子。最后站起身来礼貌地谢绝了“老周”的好意：“真不知怎样感谢您才好，只是我不能给您添麻烦，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看我父亲那副有些不容商量的认真神态，“老周”大概看出了老人的心思，沉吟了一会就没再坚持。我父亲当即起身告辞退了出来，桌上那杯特地替他泡的茶一口没喝，手中仍在端着那杯自来水。
“老周”随即尾随出来对我父亲说：“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你实在不肯吃饭，我就不勉强了。不过这会外面太热，你就在我们大会议室里休息吧，那里蛮凉快的。”见我父亲没再谦让，他把我父亲领进了会议室，又找了块抹布仔细抹净了乒乓球台面后让我父亲一人留了下来。
两分钟后他一手提只水瓶一手端了杯茶送进来，随手把我父亲那杯自来水泼到了地上。
隔了会“老周”又来了，一进门就満含歉意告诉我父亲，由于下午还要接着“开会”，一时半会我囬不来，恐怕还得等。望着我父亲満脸的失望，他耐心地劝我父亲别急后说：“既然还得等，不如先到我房间休息一会，我特地打井水抹了草蓆，你好好睡一觉，醒来后估计他要囬来了”。
我父亲再次谢绝了他。眼看劝不动我父亲，他只好走了。
不知是革委员存心不让我们父子见面，还是考虑会场太远往返不便，我父亲始终没见到我。那天中午我一直被关在千亩地队的会议室里，下午两点又被押往邻近的下西岗二队赶了另外一场批斗，到快六点囬到浴室时，我父亲早就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他在场部苦苦等了我将近一天。
下午上班后，我父亲从会议室出来再次坐到场部门口大石头上继续等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眼看已快到三点了，仍然不见我人影。末班车是三点四十，到车站还得走半小时，看来不能再等了。我父亲去专案组打了个招呼，请他们转交带给我的五元钱和三斤粮票后出了场部。父亲还有些不死心，朝着远方又望了一会才怏怏地拐上去车站的小路。
经过葡萄园时，几位正在修剪枝条的女工看我父亲那副极度失望的样子一齐围了过来，她们都听说了我父亲来看儿子扑空的事，好心地安慰了他几句，劝他别急别难过，父亲默默地点了点头。
大约在小道上走了半里路不到，我父亲听到后面有人在叫“老人家等一下。”囬头一看，“老周”小跑着追了上来。
“老周”带着一些无奈对我父亲说，他也不明白我中午没囬来到底是怎么囬事，一听说我父亲没见到人就走了，他赶快追了过来。
接着他陪我父亲一直走到车站。
中午他同我父亲见面时一直没怎么提到我的事，估计是防止隔墙有耳，在去车站的小路上，他尽其所知向我父亲通报了我的情况。他告诉我父亲，这次我出事是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直接下来办的案，与农场并无多大牽连。他说他了解我的情况，不过没谈什么具体内容，只是一再用惋惜的口气说我是个聪明有才华的青年，可惜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至于那些希望家属配合革委会规劝子女彻底坦白之类的屁话只字没提，同那位去过我家的陈书记相比，分明不是一路人。
抵达车站时，“老周”争着替我父亲打了四角钱车票。车子快来了，他拉着我父亲枯瘦的手说：“事到如今，你和他老母亲只能想开一点。你们一定要多多保重，千万不能急坏身子，不然他在里面更不安心。当前形势摆在这里，出事的也不是你们一家，再说他毕竟还年轻，来日方长，以后政策也许会松一些，将来总会有出路的。”
满腹对儿子的思念加上探視扑空的失望使我父亲的內心悲苦到了极点，经“老周”这番真情委婉的安慰一撩拨，我父亲一时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难言。父亲铮铮铁骨一生，遇事从不轻易动容，这是他多年中难得的一次落泪。
车来时，“老周”将我父亲送到车门口并推着他的背塞了上去。
这段故事直到十年之后的1979年我囬到家时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尽管过去那么多年了，我父亲对当时的经过细节仍然记的清清楚楚，一再称那位“老周”是他“一生中难得遇见过的好人”！
四年之后我父亲病逝，就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同我闲聊时还念叼过这件事，对一位历经八十年风雨即将沉入历史的垂暮老人，一生中真正值得记住的事应该不多了，可那次接见扑空当天发生的一切却始终令他念念不忘，最后把它们带进了永恒。
我父亲生前谈到这段往事时多次问过我“老周”到底是什么人？同我到底是什么关係？他之所以那样同情我们又是为了什么？
就在出狱后父亲第一次提到这件事时我就简单介绍了“老周”的情况，告诉他“老周”是我的领导，并且还是专门审理我案件的专案组成员，多年来我同他极少接触，谈不上有任何私人感情。可我父亲怎么也不相信我和“老周”关係就这么简单，不论我怎么解释，他始终就是不信。他怀疑的最大根据就是 “既然人家和你一无来往，二无交情，那究竟为什么要同情我们，并且又那样热情接待我？他是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按他的意思，似乎我对他刻意隐瞒了些什么。
面对老爷子这种倔犟的思维方式，我还真不知如何才能说清。
其实，我根本没对我父亲隐瞒什么，这位“老周”真的同我没有什么交往。 “文革”前他就是农场的副场长，兼任西岗地区党支部书记，他分管西岗地区，而我在东流地区上班，平时难得见面。地位的悬殊加上政治环境的制约，他既不可能折节下交我这个底层另类，我当然也高攀不上身为共产党干部的他。我只知道他是北京农学院五十年代初的高材生，毕业后干过畜牧师，教过书，后来被安排到农场担任领导工作。他给我的直观印象一直不错：沉稳，谦和，儒雅，待人彬彬有礼 ，言谈举止得体。同另两位敌后武工队出身的一、二把手相比，除了缺少革命干部特有的专横霸道外，我看他才象一位真正的领导。既然是领导，对其也只是敬而远之而已。
作为农场主要领导，又是我专案组的成员，他当然非常了解我的历史和来农场后的一贯表现，就凭我档案中那些丰富多采的內容，在他印象中我肯定是个打了重点记号的对象。
我对“老周”的了解，加起来也只有这么多。
不过，我父亲的疑问确实又很有道理，换成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时难免也会迷惑不解，既然他和我关係如此简单，他究竟为什么会对我父亲表现出那种大大不合时宜的热情并且几乎不加掩饰地表示出明显的同情呢？
我对此想了好长时间之后才悟出一些缘由。
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可以有各种各样原因，但就根本而言不外是出于对弱者的怜悯，我想“老周”那份与众不同的同情决不仅单单出于此，它们一定还包含着一种忠厚长者对青年——特别是他认为的有为青年——一辈的惋惜，以及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那种政治压力下“无力囬天”的苦恼，一句话：这些都出于他内心世界中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由此看来，他也是位“世界观尚未得到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
缘此推及，我隐隐感到他和我在思想的某些方面一定有着某种共鸣。这也许才是他同情我们父子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无法理解那么沉稳的他居然会那样热情真诚地接待一个现行反革命要犯的家属，这既不符合“解放”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德性，更有悖新生红色政权中革命干部的常规。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一个巧合：他正好是专案组的成员，他有理由以动员反革命家属规劝子女坦白交待为借口接近我父亲，从而不必过多顾虑自已的行为是否会带来麻烦。
这些情况归纳起来后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对人性的深层内涵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而这一点恰恰又是我这个对文史哲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无法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我之所以难以向我父亲说明白，原因也正在此。
很多年后，当“老周”和我能够平起平坐在一道毫无拘束地聊天时，终于从他那里印证了我的看法。那时，他已从南京某局局长位子上离休，无官一身轻的他再也不必掩饰自已的真实感情了。他一再要我毫无必要对他感激什么，倒是他自已多年来心中一直为不能更多关照我们父子而有所不安，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能利用那样一个小小的机会稍稍表示一点同情，除此之外他实在无能为力。他说自打详细看了我档案后便明白怎么回事，对我些年的遭遇深表同情。多年来他听说过很多政治冤案，能这样直接面对的还是第一次，他不想把手搞脏，但他又很难始终保持清白，为此他在无奈中常常感到苦闷。
他在囬顾一生时替自已作了这样一个总结：“几十年来做了一些工作，自已受过一些罪，也得罪过一些人，现在囬想起来多少有些安慰的是，我这辈子从来没害过人，没坑过人，没整过人。”
寥寥数语，道出了为官数十载的感慨。
如今的“老周”已年近八旬，精神矍健，红光满面，祝这位老领导健康长寿！
（六） 桃 树 旁 的 那 个 坑……
就在这张某交待“抢劫”寡妇后没两天，全厂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坦白检举”运动（简称“坦检”运动），我们集训队的学习直接纳入运动，只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仍然不变。
这“坦检”运动实际上是社会上正如火如荼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在监狱系统的内部版，主要的内容是要求全体犯人和“老厂”主动坦白交待、相互检举揭发各种反动言行，重点是现行反革命的言行。
为了体现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破例全厂停工半天，各中队集中坐在各自大院内听一个姓王的政委做动员报告，那个王政委一口难懂的苏北土话配上失真的喇叭使人根本听不清所云内容，只勉强听出“镇压”、“打击”、“死刑”、“加刑”这些熟悉的字眼，对我们这些刚从公判大会审判台下来没几天的，听不听无所谓，有了运动的名称这就足够了，这个“坦检”运动无非意味着又有一些无辜的牺牲很快将奉上革命的祭坛。
王政委报告后当晚，我们中队又召开中队大会，进一步动员全中队犯人认真投入“坦检”运动，会上一姓姚的干事手中拿着一张判刑布告作为教材警告我们：“凡是不老老实实交待自已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的，这布告上的人就是你们的下场！”当他按顺序念布号上的人名时，第一个竟然是我们一案中判死刑的张稼山 ，原来这正是三月六日有我在内的那张判刑布告。在念到已被判死刑的王飞和马聚尘时，姚干事特地将王、马二人的“叛国投敌”做为一个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例“教育”大家，布告上王、马的罪状仅仅短短几行字，而姚干事却另外讲了不少他们的具体“犯罪”情节，当时我估计姚干事过去对王飞或马聚尘有所了解，否则不至于对他们的案情那么清楚，后来我才知道自巳猜错了———还在我们判刑之前，南京几百万革命群众早就对我们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但了解，还人人参与了对我们如何处理的讨论，全南京只有我们这一小撮“现行反革命”蒙在鼓里。姚干事参加过讨论，对我们当然不陌生。
在三月六日公判大会前一个月，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就已把我们这些将在“三• 六”公判大会上亮相者的“材料”（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以及所犯“罪行”的具体情节等）印刷了十几万份分发南京市（包括各郊县）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企业、街道、居委会，并统一布署安排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我们这些“现行反革命”，按名单上人头逐个过堂（对某某某该怎么判，杀还是不杀，如果不杀又怎么量刑，死缓或是无期，判二十年还是判十五年、十年、八年……），人人都得发言，个个必须表态，最后将大家意见统计后逐级上报，一直集中到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按当时的官方说法，这次是根据全南京市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来处理我们这一小撮“现行反革命”。
四百多万的南京革命群众做梦也没想到要由他们来直接决定我们这些反革命的生死，伟大领袖和革命既然这样信任，岂能错过显示群众专政威力的大好机会？一辈子从没尝过权力滋味的劳苦大众，昨天还在为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发愁，今天居然一下子成了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激动之情可想而知。一时之间，我们这个民族潜意识中嗜杀、嗜血的优秀传统顿时彻底暴露无遗。据我在1979年出狱后特意对1970年那几次群众讨论情况的调查，当时至少有90％以上的人不管讨论到哪个现行反革命都是一个字———杀！
好多单位在讨论时，名字才念出来，连犯罪情况都等不及读，下面马上就异口同声地喊杀，念一个杀一个！那铅印名单上长长的一串姓名，已不再象征着一个个年轻人鲜活的生命，而只是必须立即宰杀的一群瘟鸡！
这当中当然包括少数迫于政治压力违心表态的，也有个别凑闹热跟着起哄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确实是出于本意地在喊杀。谁叫他们反对伟大领袖？谁叫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不杀这些人杀谁？！
我父亲后来告诉我，我家所在的居委会讨论时，除了对我未能全部一致要杀外，对文件上其余的二十几个现行反革命一致同意全部判处死刑，之所以有人对我“法外开恩”，大概只是碍于老邻居的面子。特别令我吃惊的是一个我们从小对她就很尊重的邻居老太太，多年来一直为人和善，从未得罪过人，属于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老好人一类，可就这么个老好人，在当时的讨论中竟然杀字喊的最响，连我这个她看着长大的孙子辈也不放过！真不知是疯狂的年代造就了疯子，还是疯子造就了疯狂的年代！
一些学者把历史上某些特殊时期那种民众对领袖和革命的绝对敬畏、绝对盲从称为“集体无意识”，我认为这种提法不是很精确。人的意识本是极为复杂的多元集合，这集合中的诸多元素如果按人的本性来划分则只能有两种，一是善，一是恶。假使全体民众经过“洗脑”已失去个人意识，那构成人性最本质的善恶观念必然也丧失殆尽，与其说“集体无意识”不如称之为“集体无人性”更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何以有那么多人对这种疯狂的戮杀甘心推波助澜？何以对一个个素无冤仇的青年必欲置之死地？
惊魂囬首，我们当时还真得感谢公检法军管会，要不是把我们象“野兽”一样关在笼子里而是放在外面，单就南京四百多万人的“杀”声还不得把我们吓的灵魂出窍？！如果真的由几百万南京革命群众来定夺我们生死，哪里还能容我活到现在，让我有机会坐在书房里如此消停地写下这些让人恨得牙痒的文字。
八十年代我在一次政协座谈会上曾公开说过：“以我解放后的经历，特別是57年到79年这二十二年的经历，我这辈子对共产党恐怕是爱不起来了，但是我对人民更爱不起来；我倒是真心希望共产党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好好执政，切莫再瞎折腾，别再每隔几年捣估一次群众运动，今后万一非得那么干，我宁愿请贵党再次把我送进劳改队去当‘二进宫’，也不愿又一次去接受‘群众专政’”
就在我写此文前不久的某日，我同两位正厅级老干部在茶舍聊天，老先生离休赋闲后权力少了，牢骚却多了起来，我这人平素最讨厌吃肉骂娘，当即不留情地奉劝他们：“劝您二位别跟着老百姓瞎搅和说共产党坏话，还是多发挥点余热为贵党再卖点命吧，照这样下去万一哪天群众真的起来造了你们的反，别说您二位身家性命难保，连我们这些差点被你们整死的都要跟着倒霉！你们成天把人民群众挂在咀边，如果真的让人民群众成了气候，那才是全中国的灭顶灾难。我宁愿你们七千万共产党个个在台上搞腐败，也不愿再出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
这可不是我的牢骚怪话或调侃挖苦，而是确确实实的肺腑之言！
就在姚干事抓住王飞马聚尘这亇典型教育我们时，我还觉得有点奇怪，我们那张判刑布号上有几十个人，单是判死刑的就有11个，为什么独独把王飞、马聚尘挑出作为教材案例呢？我先前以为之这只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一个偶然，后来我才明白自已过于天真：这劳改队的干部在同我们犯人打交道时，其所做的每件事都会有一定的用意，从不无的放矢，他之所以选中王飞和马聚尘作为反面教材，是因为这二人比其他被杀的更富含“教育”价值，更容易被人记住，从而也更符合劳改当局的宣传目的。尽管用杀人来教育群众是我国宣传部门的优良传统，但用特殊杀人形式教育活人则更加与时俱进地适应新的革命形势。
按照当局的意图，“三•六”公判大会的用意无非是杀11只“鸡”以吓住南京400多万只“猴”，在这11只“鸡”中，唯王飞和马聚尘和其余9只不一样，是特殊的两只———他们不仅是同案，还是两代亲属，王飞是马聚尘的姨父，马聚尘是王飞的姨侄。
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对“满门抄斩”、“灭族”之类的残酷株连一直奉为干净彻底消灭政敌的经典手段，同时也是对怀有贰志者的强力震慑，如今到了革命年代，这些过于极端的做法自然不宜照搬，但深谙中国民众心理的当局非常清楚，把一些相互连有血缘关系的“阶级敌人”捆在一道杀，其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将会更加突出，更富刺激性，也更能触及人们的灵魂。
“文革”伊始，发动者就公然宣称这将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批斗、抄家、游街、关押、进“牛棚”，那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它们触及的仅仅是灵魂的表壳，要真正触及人们灵魂深处，则必须通过杀人才能做到，而杀人又因为过滥从而降低了它的“吓猴”威力时，那就得不断提高杀人艺术，翻新杀人花样才行。既然“灭族”、“满门抄斩”会招致国际“帝修反”的诽谤而不宜使用，那又有什么能比退而求其次地把母子、兄弟、叔侄等亲属捆在一起一同杀掉更能触及活人们的灵魂呢？！既然腰斩、车裂、剖心、凌迟这些中国的优秀传统因为不适应革命形势不得不忍痛割爱，那又有什么能比在枪毙之前割喉、穿舌、取活肾、勒脖子更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慑力呢？！
当人们对杀戮已经司空见惯毋足为奇时，当人们看到满街打着红叉的杀人布告就象今天到处张贴的性病广告而不屑一瞥时，只有上述这些特别的“革命行动”才能刺激人们的神经，才能彰显专政的威力，从而才能达到“教育”大多数的目的，这正是当局喜欢精选这些特殊案例进行宣传的原因，姚干事当然也不能免外。
王飞、马聚尘已死去三十六年了，他们的名字早就被遗忘，但只要一提到在“一打三反”中姨爹和姨侄一同枪毙的事，南京很多老人马上就能想起来，这，不正是当局所希冀的效果吗？
当然，王飞和马聚尘案件同九个多月后1970年12月10日同遭处决的林舜英、李立荣母子案件比，其影响和效果又略逊一筹，后者那才算是完美的杀人“杰作”。这件“杰作”即使在神州大地普遍杀红了眼的1970年，也能在全国杀人竟赛中勇夺金牌，最起码能捧回一个“杀人创意奖”，许世友，杨广立，这几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超级刽子手，人们会永远记住它们！
事有凑巧的是，姚干事重点挑出的马聚尘，在娃娃桥看守所恰恰正和我关在一个号子，并且有一段短暂但却永远难忘的难友情谊。
当时我们一同关在东大院7号，我的代号是2605，马聚尘的代号是3419，我坐在进门左侧，他在右侧，彼此正对面。我在1970年元旦后不久由南京白下区看守所升级到娃娃桥，从进去到判刑共待了两个月左右，其间相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方征，另一个就是马聚尘。
那天下午我刚跨进7号，面对十几双目光的盯视，尽管已有几个月 “号龄”了，作为初来乍到者一时之间仍不免有些不知所措。正当我夹着铺盖立在中间四处寻找容身之处时，一个年青人很热情地过来把我手中东西接了过去，随即帮我在一个年龄较大的犯人旁边匀出一个铺位，接着又告诉我随身物品怎么放置以及看守所的一些规章制度，稍为收拾停当后我赶紧向他道谢并请教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叫马聚尘，番号3419，同时又把我们7号的号长介绍给我认识了一下。他约模二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白脸，微胖，背稍有点佝，黑油油的头发略有卷曲，上穿兰色棉袄，下着黑色灯芯绒裤，在我进来之前他己关了不少时间，算的上是个7号的老资格了。那时的娃娃桥尽管以厉害出名，但有一样规矩比其它看守所好，这就是允许犯人之间随便谈话，不象我原来待的白下区看守所，放个屁声音大点都会有看守过來问咋囬事？第二天下午，马聚尘爬到我铺位来主动和我聊天，在号子里案情是严禁交谈的，我们只能简单相互了介一下案由，一听都是“现反”，彼此不由觉得靠近了一大步。很快我发现他同我一样也是个个俄罗斯文学迷，看过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两人从普希金、莱蒙托夫一直谈到别林斯基和杜勃罗柳波夫，特别是杜勃罗柳波夫，我们反复谈了他的作品，他的“多余的人”理论，他那二十四岁短暂的生命……晚饭送来时我们才恋恋不舍结束，旁边的老爷子方征笑着调侃我们“看了那么多‘封资修’的书，不变成反革命才怪。”
我进7号不久，由于拒绝与审讯员“合作”，不肯检举揭发我好朋友李立荣母亲林舜英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经审讯员和我们7号管理员串通，被那个人称“陈医生”的管理员以起床动作慢为惩罚借口把我反铐了六天五夜，那手铐深深勒入肉内的痛彻心肺，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酷刑的厉害。当时我们7号的号长是南京钟山化工厂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技术干部，大概为派性斗争在7号已关了一年多，此人非常正派且富同情心，见我不停的痛苦呻呤，他和马聚尘、方征一道用蘸着水的毛巾在我身后手腕上冷敷，希望能减轻我一些疼痛，他还指定马聚尘和方征两人专门照应我，负责帮我铺被叠被、洗脸刷牙和脱、穿裤子，喂饭喂水，大便小便也全靠他替我解裤子擦屁股。在帮我料理这些事时马聚尘总是低低安慰我，劝我不要难过，一定要咬牙熬过去。人到那个地步能有如此关照，内心感激实在难以言表，我这人六十多年来除父母之外在感情上欠人的债不多，而娃娃桥那六天五夜中欠下几位难友的感情，我到死都不会忘却，到现在都因永远无法偿还报答而遗憾不已。
马聚尘就在他遇难前的十天，还被他的提审员“恶搞”了一把。
三月六号的前十天左右，一天中午刚吃完饭后马聚尘突然被带出去，直到傍晚才被送回号子，刚一坐下他就带点兴奋的告诉我们，他的案子快要处理了。下午他被带到原单位和住地所在街道，分别开了两场批斗会，会上也只是一般的低低头、弯弯腰、喊喊口号，完全不象以前那样挨打挨踢，囬来的路上提审员在车中还特地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叫他以后认真吸取教训，转变思想，好好工作，尽早囬到人民队伍中来。最后要他囬号子后写一份思想检查，以前的问题就不必再写了，主要写通过这段关押和批判后思想认识有哪些提高，今后有哪些打算。
凡蹲过号子的都体验过，除了判死刑的个个都巴不得早日处理，能释放当然最好，就是判刑送劳改队，也总比成天窝在这号子里强的多。何况根据那提审员的口气，分明是在暗示马聚尘，他最多不过是戴上反革命帽子囬原单位交群众监督，连刑都不会判，见他自由在望，我们都很为之高兴。在号子里，见到同号难友释放囬家，每个人的情绪都会受到感染，都会点燃对自由的幻想，看别人自由了，似乎自已离自由也随之近了一大步。那晚我们7号里的气氛非常活跃，几个平时天天侃吃的又开始了“精神会餐”，相互争论出去后第一顿大餐究竟是到粤菜闻名的大三元酒家，还是去以维扬口味著称的老正兴菜馆，我也坐在方征旁边津津有味地听他侃当年审犯人的故事。
马聚尘闷着头很快写好了他的“思想检查”，微笑着递过来说要我“斧正”。我看了他那一手苍劲有力的钢笔字后，不知为什么忽然在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对我讲过字如其人，字的风格、笔力和人的阅历、年龄密切相关，马聚尘这一笔少见的遒劲书法和他二十多岁的年龄实在太不相称了，“皎皎者易折”，我隐隐感到此人日后恐非长寿之辈。
在他交了那份“思想检查”之后，我们以为他很快就要走人了，上午巴下午，今天巴明天，可一连几天却毫无动静，人没走号子倒又添进了两三亇新来的，睡觉越来越挤了。随着日子一天天后移，马聚尘开始有点沉不住气，我们也为他着急，但表面上还得编出各种理由来安慰他，那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切只是那个提审员为了稳住马聚尘而设的一个“缓兵之计”，其实早他在出去批斗之前他就已被列入处决名单了！可怜的马聚尘，十天以来每一分钟都在做着自由的美梦，殊不知死神正在一秒一秒的向他逼近。我们怎会想到短短的十天之后，他竟然会成为南京首批血腥屠杀的刀下鬼！
那篇为了迎接自由的“思想检查”，成了他留在人世的绝笔！
日历很快翻到了1970年3月6日那个令人难忘的血腥日子。
那天清晨，我们刚刚起床正在叠被子，牢门上的老虎窗“啪”的一声打开，管理员黑着脸命令我们动作快点，各人洗脸刷牙后都坐在自已位子上，一律不准随意走动，原来每天雷打不动的“早请示”背语录也被停止。早餐还没送来，号子里的喇叭就反复放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几首抗日歌曲，音量大的炸人耳朶。这一系列反常举动预兆着今天可能会有什么“大动作”，喝完麸皮稀饭早餐后，各人无心交谈，都坐在自已铺位上忐忑不安地胡思乱想，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身旁的方征凑在我耳边告诉我，今天肯定有大行动，喇叭这么响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中的某些声音。好多年后我才深深体会到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英明，那天包括王飞在内好几个人一出号子门就被按倒在地用绳子紧紧捆起来，尽管事先谁也不知道自已会判死刑，但一看那架势马上意识到今天难逃毒手了，于是一面拚命挣扎，一面竭尽全力狂喊口号，直到喉咙被绳子死死勒住发不出声为止。各号子里由于喇叭音量大的出奇，没有一个人听到大院中的这些动静。
那天的中饭比往常提前了一个小时，我还记得吃的是咸菜烧豆腐汤，饭才吃一大半，劳动班就在外面敲牢门催我们快点。等到全部吃完收走饭盆菜桶，我们在自已铺位上才坐下十来分钟，号子门咣珰一声打开，那亇“陈医生”背着手站在门口。
————“2605，出来！把东西一齐带着！”
我愣了一下才领悟是在喊我。¬¬¬¬¬¬¬¬¬¬¬¬¬¬¬¬
我赶忙收拾行李铺盖，马聚尘、方征和号长都一齐过来帮忙，趁着低头收拾东西那会，他们悄悄地一再叮嘱我前途珍重，好自为之，希望以后在外面有机会再见面，而我那会由于紧张，什么也没对他们说。最后马聚尘夹着我的铺盖送到门口，在管理员逼人的目光下，我连表示谢意握手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只是默默地和他对看了一眼，然后接过铺盖跨出了7号牢门。
没想到三个小时之后，我和他在五台山公判大会主席台上又再次见面，在那里却经历了死别。
下午二点多钟，当我被两个身强力壮的军人反架着跪在主席台入口处时，一行被反捆得象粽子似的犯人在一群军人的簇拥下，勾着腰从我身边很快地通过，其中有人大约绑的过紧咀中在不停的呻呤，我一眼就认出了张稼山和马聚尘。
那时我真他妈天真，居然以为用绳子绑的都是马上在会上就要当场释放的，之所以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吃点苦头好长记性，只有我们戴铐的才是判刑对象，直到亲历了这次公判大会我才明白了绳子的作用。
绳子，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用具，到了人类已登上月球的高科技时代，在中国居然仍旧能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判死刑的之所以非得用绳子绑，一是防止死刑犯挣扎，再就是把死刑犯勒得半死非得由人架着才能站立，从而给广大革命群众造成这些坏蛋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吓瘫了的印象，另一个附带作用是可以很方便地将一米多长的亡命牌牢牢地挿在背脊上不会歪倒。我认识一位和我一样犯“现反”罪的W君，军管会事先已经决定判他十五年，可他在最后一次提审时不知为了什么事同军代表顶了几句咀，当晚军代表连夜开会将W君的十五年改为死缓；判刑那天，他和其他判死刑的同等享受了绳子待遇，囬到看守所解开绳子一看，整个上半身都已呈紫酱色，俨然换了个人种。尽管绑的时间不太长，去老虎桥监狱经过了三个多月才算勉强恢复，但肩胛关节由于紧绑留下的后遗症至今未完全康复。
十分钟后，绳子绑着的、双手铐着的，全部在主席台上低头听宣判，我们是第一起，张稼山判了死刑，我列在倒数第二被判十年，李蔚荣是八年。王飞和马聚尘好象是第五起或第六起，两人一同判处死刑。
我和马聚尘最后的一点今生缘分是共同游了一次街———从南京广州路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出发，在道路两旁数十万人睽睽目光注视下沿新街口、大行宫、杨公井一直到太平路和白下路的十字交叉路口，在那里我们诀别，我囬到娃娃桥看守所，他去了凤凰西街尽头处的刑场。
一小时后，随着十一声枪响，他和他的姨父王飞，我的好友张稼山，还有另外八位不幸的难友，一同化为十一缕冤魂飞向虚无缥缈的太空。
我和马聚尘在一亇号子只相处了短短两个月，而且根据看守所的规定相互之间严禁交谈案情，因此我只知道他犯的是“叛国投敌”，具体情节则不清楚。直到好儿年后才陆续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一些他和王飞的事。
他的命运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宿命色彩。
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家住南京建邺区明瓦廊富民坊，他的姨父王飞是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长期以来姨侄二人一直对中国的政治现实非常反感，“文革”开始后更使他们感到无法在这个国家继续待下去。1968年，经过反复密商他们决定越境去外国，为防止亲属受牽连，他们瞒住了所有家人，直到他们走后，家中任何人仍不知道这姨爹姨侄二人的去向。
大约是王飞曾在云南部队里待过，对边境情况较熟，他们计划从云南边境越境偷渡去缅甸。当时马聚尘利用出纳之便，私自拿了300元公款，由王飞搞了两张乘飞机的介绍信（那时普通百姓坐飞机比登天还难），二人由南京飞到昆明，再从昆明辗转到了中缅边境。根据事先约定，为了防止越境时被一网打尽，决定两人分开行动，待过境后再在缅甸边境某小镇碰头，万一有一个被抓获，另一人不必管对方，能逃出去一个是一个。具体的路径通道，估计他们早就熟记于胸，至于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只有他们自已清楚了。
分头行动后，王飞很顺利地抵达了缅境内那个小镇，但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马聚尘到来，按事先约定等待的时间早过，他完全可以撇下马聚尘不管单独走掉，也许是担心日后见了妻子和妻妹不好交待，经再三考虑决定返囬中方境内来找马聚尘，然而一直找到他们原先出发点也未见马聚尘踪影。王飞怕自已在返囬这段时间里马聚尘说不定已过境了，不敢多留，再次沿老路出境，当第二次到了缅方小镇时，还是不见马聚尘在那里。之后，王飞又反复三次进进出出，直到第五次囬到中方境内才碰到迷路后晕头转向的马聚尘。合该二人命中该绝，就在他们沿王飞进出几次都平安无事的小道上走到临近界碑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时，二人被巡逻的民兵一同抓获。
南京方面很快去人把他们带回，此后就一直关在娃娃桥。
多年来，我每当同朋友们怀旧谈起王飞和马聚尘时，总禁不住嗟讶一番，当时假使马聚尘不迷路，假使他们比巡逻民兵早一分钟到达界碑，假使他们选择另一条林中小路，假使……，有一个“假使”能够成立那也是好的呀！
莫非这真的是命中注定？
我不知道他们越境出去究竞想干什么，也不知他们最终去向是哪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我一样，他们共同追寻的其实仅仅只是每一个人最起码的要求———自由。
任何政治运动的最高表现形式无例外的是杀人，王政委报告之后没两天的1970年3月20日，全厂召开了一次公判大会。
头天下午我们出工去后山时，有四个老犯人接到一个特别任务：在两棵桃树之间挖一个长约2米，宽约0.7米的深坑。两个带队干部一直待在旁边看他们干活，叫他们挖的深一些，闲聊中还不时提到“到时别他妈让野狗给扒出来”， “乖乖，明年这两棵桃树结的桃子可大了”。劳改犯不敢多咀去问这个坑究竟干什么用，只是私下里瞎猜，有的说埋死猫死狗，有的说埋死猪死牛，我在下班前假装小便过去看了一眼，那坑足足有一人多深。
当晚下学习后，顾蔓生悄悄把我帶到他专用的大值星小屋，关上门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稿子要我帮他看看，客气地问我还有什么要修改的？我一看原来是一篇大会发言稿，内容是批判一个名叫仇贤武的犯人，此人原来是刑事犯，这次升级成了“现行反革命”，稿子上列举了几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最后几句是强烈要求政府坚决镇压这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看过后恭维他写的非常好，实在不需要动一个字，并问他这个大会什么时候开？他低声告诉我明天下午，并再三关照我不许对其他人讲。
临睡前我偷偷将此事告诉了石炳富，经我们一合计，顾蔓生发言稿中的那个仇贤武，明天肯定判死刑，下午在桃树旁挖的那个坑，看来正是替他准备的。想到明天又要杀人，而此时此刻这位不幸者还不知道明天就是他的末日，我忍不住替他难过好久。
第二天中饭才结束，紧急通知下午召开全厂犯人大会，要求我们事先排完大小便，会上不准乱动。隔了半小时，中队院外的主干道上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脚镣声，十几个狱警押着一个犯人从禁闭室里出来经过我们中队门口朝监房大门走去，不用说这就是仇贤武了，老远看去只见到他那佝偻着的背部，穿的是件很破的深灰色棉袄。
公判大会的会场设在后山一大块空地上，主席台是临时搭的，上方拉着一条 “公判大会”红色横幅，周围山头每隔四五米就是一个持抢的士兵，那么大的范围单靠我们劳改队一个警卫连兵力肯定是不够的，估计临时到附近部队借来了一大批。我们在严密监视下按中队席地坐在事先用白线划定的方框里，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听到“公判大会”横幅在寒风中不停发出的啪啪声。
大会开始首先宣布纪律，不准呼喊口号，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随意走动，比起南京五台山公判大会，会场杀气似乎更浓一些，好在十来天前我才见过比这更大的场面，不象老犯人们一脸惊悸。
王政委首先讲话，前面是老一套，后面才是重点——严厉警告全体犯人和“老厂”们，只有彻底坦白交待自已罪恶才是唯一出路，否则下面马上就要宣判的仇贤武就是你们的下场。接着是“老厂”和犯人各一名代表发言，犯人代表是顾蔓生。这顾蔓生不愧是教师出身，文字语气把握的都相当出色，尤其最后那段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分子仇贤武的呼喊，既表现出了对反革命的义愤填膺，却又不忘自已身份、把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我心想这家伙要当演员还真他妈的不错。
再下面就是王政委代表公检法进行宣判，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仇贤武押过来”的大喝之后，五花大绑的仇贤武在四亇狱警簇拥下被推上主席台，脚上的铁镣已被卸掉，头无力地耷拉在胸前，全靠身边的人架着才勉强站立，瞧那样子，估计已经被绳子勒的半死了。判决书不长，当最后念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仇贤武立即押往刑场就地枪决”后，下面涌过一阵轻微的嘈杂声，喇叭里立刻响起严厉的警告：“不准讲话！不准出声！不准讲话！不准出声！”会场很快又恢复了一片静默。这时另有十几个军人加入了押解人群，一起架着仇贤武越过小山坡很快从我们视线中消失，最多隔了三四分钟，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响。
我登时想到了桃树旁的那个坑，心中一阵黯然。
打那以后，每当遇到枪毙人甚至看到死刑布告时，桃树旁的那个深坑马上就会在我眼前出现。从那天开始，我一直不吃桃子。
枪毙仇贤武的第二天，顾蔓生通知我同他一起搞一期黑板报，主要内容是配合运动，制造声势。指导员要求中队每个犯人都要写稿，不会写字的请人代写。名为我协助顾蔓生搞黑板报，实际上全部任务由我一人承担，他把我带到中队院外的黑板前同我一道把黑板洗干净后就忙他的事去了。这可是我在劳改队第一次办黑板报，我丝毫不敢怠慢，好在以前在原单位经常搞版报，积累了一套经验，心中倒很有把握。书写之前，我花了半天时间做准备，从通栏大字标题到版面设计，包括犯人们投来稿件的文字修改，大小挿图，装饰图案，我都精心作了考虑，我把方案写成文字给顾蔓生看了一下，他说很好，就按你的方案办。之后我使出浑身解数，在第三天下班前完成了我在劳改队的这幅黑板报处女作。黑板长8米高1.6米，当我一个人又写又画地完成这十几平方米版报后，直累的腰酸背疼。当然比起到后山去挖大土挑大粪毕竟轻松的多，再说又是独自一人干活，多少要相对自由一些。
顾蔓生看到我的“作品”后，当场喜笑颜开地夸我真有一套，说他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精美的黑板报。当晚下学习后他又和我打着手电对黑板报上文章逐字逐句地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错后才睡觉。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小组学习，一个犯人通知我立即到院外黑板报跟前去，我到那里一看，四五个干部正在黑板前指手划脚地议论，还有两个抱着膀子远远地盯着我，我一阵血冲上大脑：“糟了糟了，肯定是哪里出问题招来了这一帮干部！”正在我惊恐不安之际，李指导员笑咪咪地过来对我说：“王政委看了我们中队的黑板报觉得搞的不错，想见见你。”听这话我才长长舒了口气，赶忙立正等待指示。王政委盯了我一眼咧了一下咀道：“写的不错嘛！有文化，有才能，关键还要好好改造才有前途。”我赶紧说“是”，可心中在操他祖宗：“操你妈的，你?养的心血来潮要见见我，可把老子吓的够呛！”后来才知道他带了一班干部巡视监房总大院时，特地留神看了各个中队的黑板报，见我们中队搞的最出色，想见见办报人，待到见面看我一副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邋遢样，也没对我多讲什么。
这期黑板报居然受到政委的表扬，李指导员显得非常高兴，顾蔓生也因为推荐有功，一副面有德色的样子，也正是通过办黑板报，顾蔓生和我的关系一下子贴近了许多。
当时我可没想到，就是这期受到表扬的黑板报，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0年4月中旬我们集训期满，如我这类年轻的政治犯绝大多数都分到了新成立的制砖五中队，这个中队后来又于同年10月全部调往江苏漂阳劳改队。以我的案情和年龄，按说是应该必调五中队，据顾蔓生事后告诉我，去五中队的名单上本来有我，只是在最后定夺时李指导员将我的名字划掉了，把我改分到农田中队一个农活最轻的拾边组，唯一的原因就是一旦要搞黑板报时我可以派上用场。
如果我去了溧阳，后来的事就很难说了，前面已谈到，石炳富就死在那里。
虽然到6月份由于其它原因我被调到瓦窑中队并在那里经历了一段炼狱考验，但幸好时间不长，不久长江砖瓦厂和南京第四机床厂合并，我被调去搞机械设计，在长达八年的时间中，通过我的不断努力，终于在1977年后成了犯人中的总工程师，从而在待遇和处境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倘若去了溧阳，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几十年后囬想起来仍然深感侥幸。
当一个人的命运全掌握在别人手中时，一个细节，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有时却能影响到自己的一生。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有才不为过，艺多不压身”，正是在他严厉的训导下，我练就了一笔还能说得过去的字，后来又学了一点绘画皮毛，真亏了这点雕虫小技，在关键时刻助我逃过了一劫。
第二天我老父亲第一次来接见，那天恰逢李指导员值班。父亲见我那副样子，还没说两句话就忍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见他如此伤感，我一时也哽咽难言，父子二人只是默然相对而泣。李指导员先给我父亲倒了一杯水，然后对他说了一段至今我都记得的话：“你这么大年龄了，不要太伤心，你和他母亲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这样他在这里面改造才安心。你们这种情况，全国也不是你们一家，既然进来了，那就好好改造吧，刚来可能不适应，慢慢就会习惯的。”语气平和而又温婉，丝毫不带劳改队政工干部那种盛气凌人的十足官腔。
几十年来我最看重的就是他这“全国也不是你们一家”一语，这句话看似普通，实际上既是安慰，又是同情，既透出对当前时局的无奈，又隐含明哲保身、好自为之的忠告。以他当时的身份和职务能道出这番肺腑之言，当时颇令我有些意外。
在我失去自由后，我父亲对两个与我有关的人一直感铭于心，一个是我原单位南京西岗果牧场的周敬钢副场长，他在我隔离时曾多次给予我父母以真诚的安慰和劝解；另一位就是这李指导员，他那句“全国也不是你们一家”使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感到这世界上有良心的还没死光。
我们的当局经常宣传“反动派阵营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其实国家机器内部又何尝是铁板一块！
“坦检”运动一直进行到四月中旬，对于我们这些刚来的新犯人来说，“余罪”已经交清，又来不及在劳改队犯下新罪，因此实在坦白检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罪行，大家基本上都平安过关。
根据惯例我们很快就要结束集训下队了，谁也不知道自已究竟分到哪里，每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为了留个纪念，我和李蔚荣交换了一亇吃饭用的铝调羮，我请一个负责修板车名叫陈一静的老犯人用钢字码在调羹柄上打上了“79823”五个阿拉伯数字，前两位表示79年，后三位表示8月23日，按判决书上的规定，这是我刑满的日子；巧的是这五个数字的和是29，那一年我正好29岁。从此这“79823”就紧紧伴随着我，每用过一次，我就想到又少了一顿牢饭，就这样吃了一顿又一顿，想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1979年8月23日出狱那天的最后一顿早饭为止。前后累计起来，总共用它吃了一万零两百多顿牢饭。
这把调羹至今已跟随我三十六年多，我早将其作为“现行反革命”文物珍藏，每年的3月6日和8月23日，我都要请这位老伙伴现身陪我吃一顿饭，以此聊以自戒，千万不可健忘。
1970年4月15日，李指导员做了一次集训总结报告，当场宣布我们这批新犯人的去向，李蔚荣被分到修造队去干车工（那是最受犯人羡慕的工种），我则分到农田队的拾边组。
集训就这样结束了。
铁窗十年（七）
拾 边 组 记 事
1970年4月中旬集训结束后我到了农田中队拾边组。
这拾边组是亇很怪异的名称，去报到后我才知道“拾边”原来是收拾边角零碎闲置的小面积空地、将其种置上小面积瓜果蔬菜之意。农田中队成片大面积的农田主要种置青菜、苞菜等高产蔬菜，供犯人食堂、“老厂”食堂用，挑出来的精品供应干部食堂及家属；我们拾边组种的则都是些黄瓜、四季豆、番茄、扁豆、丝瓜等精品蔬菜，专门供应干部家属享用。
我们这个组共十四五个犯人，除我之外全是五十岁以上的老龄者，组长老田六十开外，头发已全白，原来是农民，因参加“一贯道”被判了十年，我到拾边组时他离刑滿只有半年多了。大约是在会道门里干过一些负责工作缘故，平时把我们小组管的井井有条。老田组长是个劳改队中不多見的正派人，从不乱汇报別人的不是，因此大家很尊重他。照理说他这种人不适合当组长，估计干部是看他管理菜地和管理小组确实有一套，犯人又都服他，故而多年来一直让他负责小组。
学习组长姓童，原是南京建邺区饮食公司会计，这老傢伙在单位平时闷声不响，几年时间独自贪污了五千多元（这亇数额在六十年代够枪毙了）。“四清”运动中，工作组查帐时发现他的帐目出齐的干净，（注：“四清”工作组对一塌糊涂的乱帐和过于干净的帐目都是重点查处对象）不免起了疑心，可查来查去怎么也查不出问题，就在准备结束审查的头天晚上，这位童大会计由于心中有鬼没能坚持到底，他向工作组主动交待了所有贫污问题，并且一下子捧来几年来辛辛苦苦、提心吊胆搞到手的脏款交给了工作组。五千多块，居然一分都没舍得动用！
最后法院念其认罪态度好，从宽判了十二年。
童组长平时有点爱打小报告，不过他不愧是老会计出身，很精于算计，对干部较看重的犯人以及劳动好的犯人他一般都不得罪，之所如此是因为他体力劳动不过硬，怕別人在劳动中出他洋相。我刚去时他曾经汇报过我两次，我很快明白是他点了我的“眼药”，于是我就专门挑他同我合抬大粪，两次下来终于使他明白我不是亇随便揑的软柿子，从此和我一直相安无事。后来我还请他帮忙抄过黑板报，他为此挺感激我，夸我虽然改造时间不长但“进步”很快。
我在拾边组只待了两亇多月，大部分犯人的情况现在已囬忆不出，只有同组的两个“现行反革命”同类留给我的印象特深，一亇是由于他对自由的独特理解使我惊异，另一位则是其案情的奇特令人难以释怀。
前者名呌朱世治，是个瘦矮干瘪不到、胡子巴拉的小老头，实际年龄五十不到，看起来已六十不远。他是江浦县某公社农民，三代贫农出身，单身光棍一条，屌字不识一个，一辈子种地为生。由于“小粮田”（自留地）被公社收缴，骂了一句“我操他妈，狗日的共产党还让不让人活啦？”结果被一根绳子捆到革委会，只关了十来天就被从重从快按“现行反革命”判了三年。
这位老贫农是我在十年劳改期间遇到过的最最安心改造的犯人，干活认真，遵规守纪，成天乐呵呵，经常还哼哼“小寡妇上坟”、“十八摸”之类小调。我一直为他的良好心态纳闷，这成天在高墙、电网、刺刀下服刑，不知哪一奌值得他如此高兴？
有次我问他为什么坐牢了怎么一点也不烦时，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小老弟呀，我和你们不同。老子连鸡巴带人二十一口，无牵无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有什么好烦的？”我说人失去了自由总归是痛苦的啊！一听自由，他似乎有点激动起来：“自由？自由有他妈B屌用！人在外面是自由，可我们那亇公社才八分钱一个工，每天起早摸黑只能挣毛把钱，人苦的象老牛，肚子却混不饱。在这里虽说自由少一点，可一天管三顿饭，热天有单衣发，冬天有棉袄发，每亇月还发三块钱另用，说良心话我们生产队长现在都不如我，你说我要那个屌自由有屁用？我现在不烦别的，就烦刑满了，自由了，出去后却不知咋办才好？我就怕刑期一到政府就把我送囬去！”
这句话倒真的不幸被他言中了。
按当时政策，凡犯“现反”罪的城里人，刑滿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戴上反革命帽子留厂就业，要想释放囬城安户口比登天还难；农村来的则相反，戴帽子后一脚踢囬去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想留下来就业也是没门的事。朱世治刑滿的头一天下午，管教科通知他明天出狱后立即囬老家去报到。次日一早他拎着铺盖才出牢房大铁门就直奔管教科，一进办公室就噗咚跪在地上叩头，再三要求留厂就业，高低不肯囬农村，无论管教科干部怎么劝说，就是死乞白赖不走。最后他发毒誓说，如果硬行把他送囬去，他就马上喊反动口号，争取“二进宫”，要么立马一头在墙角碰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后管教科干部居然被他打动了，难得地破了一囬例让他留了下来。更令人惊诧的是他还竟然没戴反革命帽子，连他自已都极感意外。
就这样他戏剧般地争取到了留厂就业资格。
八十年代末某次我去第四机床厂时还看到过这位老兄，当时他喜孜孜地告诉我，他已享受正式职工退休待遇，并且娶了个寡妇，厂里还分了房子给他。经过坐牢继而又主动放弃自由赖在劳改队不走，最后皆大欢喜修得正果，他算是我见到的唯一特例。
另一位叫李志才，南京下关人，五十多岁，生就一张紫膛脸，双眼微眯，一看不是滑头人，因参加“现行反革命”集团被判十年。
此人一直在铁路工务段当巡道工，捕前已有十多年党龄，是南京铁路分局有名的劳动模范。文革前夕在一次值班巡道时，被一列急驰而过的列车括倒，头部和下肢受了重伤。据说当时为这事惊动了铁道部的高层人物，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李志才救活，最后送到上海华山医院总算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囬来。出院后又把他送北戴河、青岛、黄山、杭州等地疗养院疗养了一年多，用他自已的话说，在他身上花的钱能买一辆火车头！
使人惊异的是，就这样一个老工人、老党员、老模范，最后神使鬼差成了“现行反革命”。
自受伤后他就一直不上班了，工资照发，另外还有养伤补贴，人在家养的又白又胖。本来可以一直这样终老此生的，谁知一个亲戚断送了他的好日子，把他一下拖进了十八层地狱。
他有个远房亲戚叫肖竹山，这姓肖的不知是大脑进水还是生来少半窍，看文革期间天下大乱，以为共产党大势巳去，一时异想天开，认为该由他出面来收拾中华大地了，遂组建了一个“中华救国党”，并在亲戚朋友中发展了几个党員。李志才由于是他亲戚，不知怎么被他七哄八骗也拉入了伙。这成员才发展四、五名，还没来得及施展“救国”抱负，不知在哪个环节上露了馅，一古脑全进了班房。军管会可能多少念及李志才有点“老本”，从宽判了他十年，其余几人都在十五年以上，还算他们运气不错，没有判死刑的。
后来同李志才搞熟了我才知道，那亇“首犯”肖竹山才读过几年小学，其他几个难兄难弟中，最高学历者也只为初中一年级，这几位救国志士出生以来喝的墨水远不及下肚白酒的十分之一。李志才之所以“入伙”，是因为肖竹山经常到他家喝酒，他很佩服肖竹山的酒量，认为酒量大的人能成大事，在一次八两白酒下肚后醉醺醺地报名入了“党”。估计该党其他成员的入党仪式基本上也是在酒桌上举行的。
有次我们拾边组晚间学习，每人检讨、批判自已的罪行。中队熊队长一直坐在一边旁听，临近学习结束时他训了一番话，具体对象是李志才和我。这熊队长是位阶级立场很坚定的军队复员干部，之所以挑中我俩，估计我和李志才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现行反革命”，对我们这种“阶级异己分子”，熊队长特别义愤填膺。
训我的主要内容是：你父毌都是老工人，党和人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完大学，结果你反而恩将仇报，倒过来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你这种人不好好认罪服法、加强政造，党和人民怎能放过你？面对这种义正词严的训斥，我不得不表现出一副愧疚有加神情，连声称是。
轮到李志才时，熊队长一开始态度还平和，到后来越说越激动，人不仅站了起来，连帽子都被拿在手中挥来挥去借以发泄心中怒火。
“……你从小讨饭到南京，解放前吃尽了苦，解放后国家安排你到铁路上工作，培养你入了党，给了你那么多荣誉，你受伤后国家花那么多钱抢救你，还到処送你去疗养。你倒好，最后反起共产党来了，你他妈良心让狗吃掉啦！”
早就毕恭毕敬立正挨熊的李志才不断骂自已该死！该死！
余恨未消的熊队长一边用手指狠狠戳着李志才的额头一边在咆哮：“别人反对共产党干反革命我不说了，你狗日的反党反革命实在是天理不容！依老子看，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枪毙了才好！”
不知是自感理亏还是真怕熊队长把他拖出去枪毙，李志才一下嚎啕大哭起来，下学习后他还独自站在那里如丧考妣般干嚎了好久。
几十年来所遇“现行反革命”可谓多矣，然有如李志才这样的却非常罕见，因此予我印象特深。
他那奇特的案情多年来一直令我耿耿于怀。
首先是他犯“现行反革命”的犯罪动机。
伟大领袖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李志才当然也难能例外。作为多年受党（当然是共产党）隆恩的李志才，其身家姓命全系党恩所赐，共产党对他可谓恩重如山，这一点李志才的感受比谁都深。他居然会恨、会反对待他赛过娘老子中国共产党，倒过来去爱那个酒后误入的“中华救国党”，这无论如何从道理上也说不通。他对那个肖竹山唯一的佩服之处仅仅是其酒量，如果对酒量的尊崇也能构成犯罪动机，那公检法军管会的业务成交量至少要翻十番！
世人处事素有“天理、国法、人情”之说，这国法在中国是狗屁且不去议论它，就天理和人情而言，李志才既然加入共产党十几年，多少应该懂得点共产党的规矩，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酒喝的再多也不该糊里糊涂上別人的贼船，这多少有点属于忘恩负义行径。这种行为纵有万般不是，要杀要判充其量也只能以“忘恩负义罪”来定性。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实实在在过于荒唐。
再就是把他这种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和我划入同类，在感情上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既然“反革命”，那总得懂什么是“革命”然后才能去“反”，最起码要“攻击”两句才够格吧（我们就是由于“攻击”才“达标”的），可敲了一辈子铁轨，连自已大名都写不周全的李志才，对“革命”的了解从来都不如对白酒品牌的认识，仅仅由于灌了几杯黄汤，糊里巴涂入了那个活见大头鬼的“中华救国党”，单凭这点屌事居然也混成个“现行反革命”，实在有损我们名声！ 把我们这些“文化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倒好说，因为这既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又有新的“革命精神”，现在居然把李志才这种“老工人、老党员、老模范”也硬塞进我们“反革命队伍”，这严重地影响到我们队伍的“纯洁”！
当时我要有言论自由的话，肯定会强烈要求当局将李志才这种冒牌“反革命”清除出我们“反革命队伍”！
历史也会跟着凑热闹。到了1979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我们这类“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一个个都获得了平反，而李志才一案却被压了下来。据说他们属于有“组织”、有“名称”、有“行动纲领”的反革命组织，与我们“思想犯”、“言论犯”相比，他们属于“真反革命”。
十年牢坐下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货真价实的“真反革命”，到1979年才明白原来我是“假反革命”，正因此才被平了反；而我一直认为属于冒牌“反革命”的李志才，怎么到最后他倒成了“真反革命”，这笔帐到现在我也没算清。
（这两位老同犯还健在的话已快九十高龄了，如碰巧读到本文，对文字间的冒犯尚乞海涵。）
同其它农田组相比，我们这个组不仅劳动强度较小，由于要“拾”全厂各处的“边”，因此允许我们跑遍全厂各个角落，不象其他犯人每天集中在一小块指定的区域内干活，绝不允许超越范围。相对来说，我们自由活动的空间要大的多。
我们的组长老田是亇很富“创意”的老犯人，他总会特别挑选一些紧靠厂区边界的小块土地种上一些菜，这样我们去干活时就要花很多时间跑很远的路，而走路比起干活毕竞要轻快的多，多花一分钟走路，就意味可以少干一分钟活。天下劳攺犯都有个共同想法，那就是时间过的越快越好，活干的越少越好。“寸金难买寸光阴”，那是有权有钱的自由人所发的感慨，对我们劳改犯，恨不得一觉睡醒十年已经过去才好。伟大领袖众多的教导我都记不住了，唯独他那句“一天等于二十年”在我劳改期间一直被奉为激发美好幻想的至理明言！
由于劳动强度不算很大，相对自由也多一点，在我前五年的劳改期中，拾边组的两亇多月可算的上是一个短暂的“小阳春”。其间我甚至还经历过三天难得的“春游”，现在还觉得值得囬味。
4月下旬正是瓜豆下种的季节，一亇春光明媚的日子，老田组长带着我和朱世治去点种扁豆，每人一把四寸长小铲子，外带一小布袋扁豆种，事先没有具体目标，到处遊逛，看到合适的角落就挖亇小坑埋入三粒种子。这在劳改队算千载难逢的快活差事，同城里人在阳春三月去野外郊遊踏青几无二致，只是缺丰盛的野餐而已。当时的长江砖瓦厂占地大约有五平方公里，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才逛遍全厂每个角落点完所有扁豆种，埋豆种时我还在想，等到收采时我们又可以快活好几天了，不料当扁豆成熟时我早在八卦窑出苦力了。
和煦的春风使人在无限的愜意中生出倦怠，我们懒洋洋地四处游走，一到无人处我们就席地躺下，把帽子罩在脸上，让全身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那难得的三天成了我十年劳攺岁月中的黄金时段。
前一节文中已谈到，我之所以能调入这拾边组，主要是李指导员看在我善于搞黑板报的份上，而我也正借出黑板报的机会在恢复体力。那段日子隔十天半个月就要出一期黑板报，每次得用两三天时间，不重的农活加上搞黑板报这种轻松差事，使我基本上消除了大半年看守所所造成的体力损害，假使没有这段恢复期，两个多月后的出窑劳动很可能一下子就击垮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常为能有拾边组这么一小段体力缓冲阶段感到庆幸。
1970年4月29日，中午收工时我挑着一副粪桶才进监房院门，看到会议室里到了一批“新客”。放下粪桶走过去一看，正好碰到曹治平。
他刚“剃度落发”完毕，正站在室内望着窗外发呆。我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后对笑了一下，由于彼此案情有点牵扯，没敢直接交谈，直到临晚天快黑时，我们才利用上厕所解大便机会相互简单介绍了一下各自的情况。
1967年我就认识了曹治平，那时他和李立荣都在南京《白毛女》剧组拉提琴。他高中毕业后不知何故老考不上大学［注：这个谜直到他六十岁的去年——2006年——才解开，详情参见发在“猫眼看人”上的拙作《狗日的档案》］，不得已只好进锉刀厂当了工人。由于爱好西方古典音乐、艺术，他结交了一些情趣相投的朋友，我的至交李立荣同他也很熟。“文革”开始后，他和一班朋友先是对抄家、游街、烧书、砸唱片这些“革命”行动不滿，继而又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一打三反”开始后，他们全被作为重大的“现行反革命”要犯抓了起来，在1970年4月28日在南京五台山公判大会上，他们是当天公判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中的首席。
在1970年南京公判的所有“现行反革命”大案中，最负“盛名”的有两个“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亇是曹治平“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的张明才集团，另一亇就是我跻身其内的张稼山集团；当时公检法军管会内部把我们定性为“斐多菲俱乐部”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凡这种集团的成员，最反动、最疯狂、最顽固、最危险，一个也不能轻易放过！！！
匈牙利诗人斐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到现在还一直为人传吟，可恰恰正是他对自由的歌颂触犯了所有极权主义政权当局神经中的敏感部位，致使他的姓氏被借来用以大开杀戒。放着生命和爱情不去歌颂，偏偏要拚命鼓吹自由，这该死的斐多菲在全世界不知使多少人成了冤魂！
就在曹治平来的前一天，在五台山公判大会上，他们一案的“首犯”张明才当场被判死刑，会后绑赴凤凰西街刑场处决。曹治平的几位朋友分别获死缓、二十年、十五年重刑，公检法大概在曹治平头上实在套不上什么重大“罪名”，判了他七年。
和我的“首犯”张稼山一样，曹治平的“首犯”张明才的处决同样也是旷古奇冤。
张明才原在南京马巷［原是昇州路东段一条很窄的小巷，但在“解放”前因商店林立素有南京‘小华尔街’之称。如今已拓宽为八车道的大马路］“三八妇女用品缝纫社”工作，他在美术学校毕业后分到这家小单位搞美术设计，为人极本份，除了对美术雕刻感兴趣外别无所好，属于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一类。我在“进去”之前曾见过他两次，微胖的中等身材加上那副近视眼镜，给我第一眼印象是憨厚，细看之下似乎又略带点滑稽。
文革期间，单位的人都去造反不上班了，他和几位搞美术雕刻的朋友闲着无事，常在一起练素描，搞临摹借以打发时光。某日在闲聊中一朋友提议说，现在外面毛主席石膏像很受欢迎，行情相当走俏，我们何不做一批去卖，搞的好肯定能稳赚一笔。这亇建议当即获得一致通过。
对美术专业出身的他们来说，造石膏像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从市场上买一个现成的毛主席石膏像囬来，利用其外形制做一副凹模，再将石膏粉用水调成浓浆倾入凹模，等模内石膏凝固后即可得到同原物一模一样的石膏像。
技术问题既不存在，他们又就销售、质量甚至品牌的事讨论了一番，所有细节该想的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此事隐含的极大凶险。这几位企图在毛老太爷身上发点小财的年轻人怎么也没想到这是笔绝对不能沾手的买卖，制做毛石膏像的凶险程度绝不亚于在农村学校土实验室里进行核反应试验！从决定要搞石膏像的那一刻，张明才和他的朋友就已陷入灭顶之灾，他本人则踏上了不归之路！
真是鬼迷心窍啊！
第二天他们就分头准备，工具是现成的，生石膏粉到処有的卖，不到半天一切就绪。工作点就设在张明才家中。
同生产制造其它产品一样，生产石膏像当然也会出现疵品和废品。尤其在浇注石膏和启模时，成品表面出现瘕疵是很正常现象，轻微瘕疵修补后可照用不误，较大缺陷的成品只能作为废品舍弃。按通常做法，每天收工时把报废的石膏像集中砸碎后倒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问题就出在这废品的处理上。我不用多说，凡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能料想到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接下来的事是砸碎报废石膏像的行为被定为“恶意侮辱伟大领袖红宝像”，加上他们平时收听外国电台音乐和议论时政，这就足够成为送上断头台的理由。
张明才既是主要组织者，场地又设在他家，“首犯”自然非他莫属， “刀下”之厄也就难逃。
曹治平尽管没参与做石膏像，由于在一起“恶毒攻击”过社会主义制度，结果也未能置身事外。
令人最为惨不忍睹的是张明才母亲和父亲的双双自杀！
就在1970年4月28日下午张明才被处决的当天，张明才母亲的精神一下就彻底崩溃了，这位一生只有这个唯一孩子的毌亲，把平生所有的爱，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在亲爱的儿子身上了，儿子就是她的一切，儿子就是她的性命，失去了儿子，她也就失去了一切，生命对她己毫无意义可言！
这位不幸的毌亲选择了一种罕见的自杀方法：她用一把钉锤狠砸自己的头颅，一下，一下，一下，反复不停地砸，喷涌而出的鲜血也没能阻止她，直到耗尽最后一丝体力抬不动手臂才颓然倒下，当她躺在血泊中死去时，手中仍紧紧地握着那把沾滿鲜血的锤子……
血，淹滿了她居住斗室的地面，事后人们踮着脚尖搬运她的遗体时，惊异地发现她的咀角竟浮着一个微笑，这也许是这位不幸老妇人留给世人最后一亇神秘的启示———我终于和儿子又在一起了，只要能同儿子在一道，这生不如死的人生世界有什么值得留恋？
囬到家中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妻子，张明才的老父亲立即明白了一切。老人什么话都没说，默默取来一根绳子打了一个活结，接着搬了把椅子把绳子系在梁上，然后将头伸进绳圈，低头最后看了一眼血泊中的妻子，一脚蹬倒了椅子……。
两代老少三人就这样死了。
即便在杀红了眼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类似张明才一家的灭门惨案也不多见！
张明才一案于1979年6月28日获彻底平反。到现在张明才还有几百元死亡补偿金由于一家死绝悬在法院里而无人去认领。
张明才案原判决号是“（70）军管刑字第107号”。
平反判决号是“79申（70）军管刑字第107号”。
以上两份判决书影印件均作为附件列于本文最后。
需要重复一下的是，张明才一案和我们一案（也包括1970年南京四批大屠杀中的所有“现反”死刑案）的审批人都是许世友和杨广立——两条嗜血的恶狗！
在后来的劳改日子里，曹治平一直同我在一起待到76年刑满，在最艰难的出窑日子里两人推过一部板车，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现今的曹治平已是家产逾千万的董事长，他的南京四新化工研究公司已成了全国研制生产消泡剂的知名企业，产品还远销国外。［在此并非替老难友做广告，主要是为了让读者相信本人讲述的往事绝非杜撰，避免有“举证不能”之嫌。］
在拾边组期间，我还摸清了一椿好多年前在南京闹得满城风雨的“卖人肠子”事件的有关情况。
1962年南京到处流传着一亇“谣言”，说新街口自由市场（注：当年在新街口曾自发地形成过一个流动的自由市场，介入者多为无业人员，主要从事倒卖各种票证及香烟、肥皂等计划供应物品）有人卖人肠子，出售者将死人的肠子洗净切成一段段，配以酱油和各种调料煮熟后放在一只钢精锅里端出来冒充猪大肠卖。最后此事虽被人识破，但已有好多人买过吃过。云云。
此事被描绘的活龙活现，老百姓见面就以此做为谈料。
这“谣言”由于传播面过广很快引起了当局注意。当然，当局重视的并非这“卖人肠子”事件本身，而是制造或传播这个“卖人肠子”的“谣言”究竟从何而来？卖人肠子即使真的存在，那也只不过是极个别不法之徒一时不择手段非法牟利而已，但广为传播卖人肠子就不是一般问题了，这显然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蓄意替社会主义抹黑的政治事件！在公安部门牵头下，各单位各街道包括各居委会都积极行动了起来，到处追查“卖人肠子”的传播者，通过顺藤摸瓜找出造谣者或第一个将此事捅出去的始作俑者。在一个有四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这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其难度无疑相当于大海捞针。
据说最后这根针还真的捞到了。
当时的追查方法是，查到一个传播者就要他交待出谣言的来历，只要交待出听何人所说，上家是谁，马上没事囬家；在查了大量传播者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重要疑犯———不论怎样反复盘查，此人始终交不出上家。既然交待不出听何人所说，看来谣言的源头必属此人无疑了，不是他也是他。最后，南京建邺区法院以“反革命造谣罪”判了该人十二年有期徒刑。
谁知这傢伙接到判决书后大呼冤枉，当即提出上诉，南京中院经过慎重复核后对此案进行了改判，所谓改判，只是改了一个字：将原判的“反革命造谣罪”改为“反革命传谣罪”，其余未予更动，刑期仍旧是十二年。
此事当时我只是听别人所说，究竟如何则不详。出于某种特别的好奇，我一直想准确地了解这“卖人肠子”事件的真相，但一直未能遂愿。时间一长，也就逐渐淡忘了。
我在拾边组搞黑板报时，每到下午四点多时总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犯人拖着一辆热水车经过，一到黑板报前他总要停下来在车把上坐一会看我写画，一副神情专注的样子。此人亇子不高，微黑面孔，一口黄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没有眉毛，给人一看就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我见他每次都停下看我写黑板报，以为他也对黑板报感兴趣，说不定还是此中高手，（劳改队既是藏污纳垢之所，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切切不可以貌取人。这是我的宝贵经验）就客气地请他多加指教，但他只是呲开黄牙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见面次数多了彼此也就熟了，我就打听他犯什么事进来的，一上来他含糊其词地敷衍两句，后来有一次他把案情大概告诉了我，说是为传播谣言进来的。我问是那一类谣言？他说是“卖人肠子”。
弄了半天，眼前这位正是当年传播“卖人肠子”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多年前的好奇一下子又被这意外的邂逅激活了，我当即把以前道听途说的有关他的情况向他核实，但他只是苦笑了一下：“事情已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提他干什么？”我紧追问他，到底是“卖人肠子”确有其事还是他在造谣？他连说“不谈了，不谈了，当时只不过是人家说我跟着说，最后把帐记在了我头上。算我倒霉！”说完叹了口气拖着水车走了。
看来也问不出更具体的详情了，显然他对我存有戒心。在劳改队最犯忌的事之一就是到处对人说自已冤枉，他是下来七八年的老犯人了，自然懂这规矩。再说他这拖水的差事属难得的“美缺”，万一被我汇报揭发他鳴冤叫屈不认罪而丢掉这份好差事，那真太亏了。
后来他一直在制砖中队拖水，我也能常见到他，只是感到他老的很快，那张缺了眉目的怪脸也越来越令我不忍卒看。大约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他刑滿走了，从此再没见过。
虽然我始终没搞清竟究“卖人肠子”一事是否真发生过，也没弄明白他到底是不是“造谣者”或“传谣者”，不过借了他十二年人身自由来平息那场 “谣言”的事总算被我证实。我多少有点为他感到庆幸———好在那是发生在六十年代初，若在“文革”期间，恐怕借的就不是十二年自由而是他的脑袋了。
今天在囬顾那段拾边组往事时，还有一个当年在南京颇有名气的人走进了我的记忆，这就是六十年代南京有名的眼科医生李培。
六十年代南京洪武路北端工人电影院北侧有一幢不大的两层小洋楼，从外形风貌看当属民国早期建筑，当时李培的私人眼科诊所就设在其内。他的诊所不大，但名气不小，我进去过一次，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室内挂滿了各地患者赠送的大大小小锦旗，上面嵌着“妙手囬春”、“华佗再世”、“重见光明，恩同再造”等感激金字。“解放”后南京的绝大部分私人诊所都听党的话积极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逐步合并到国营或集体性质的医院中“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去了，唯独李培不识相，多次拒绝政府的说服动员、关心挽救，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继续开他的私人眼科诊所大把大把地赚钞票，这种好事到1964年终于走到了头。
李培的被捕以及诊所的被抄发生在1964年秋，主要罪名是“贩卖假药，非法牟利”。据说还故意治瞎了一位解放军军官的眼睛。查抄李培诊所的那个早晨，附近居民象观赏夫子庙灯会那样赶来看热闹，人头攒动，差点挤出人命。据当年目击者称，桌子上堆滿了抄出来的一扎扎拾元（那时人民币最高面额为拾元）钞票，有不少钞票由于存放过久已开始发霉。别的且不说，就凭私自藏有如此之多的现金就是严重罪过，当时围观者群情激愤，一致强烈要求政府严厉惩治这个胆敢如此暴富的不法之徒。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培通过海外关系（他原籍台湾，有不少海外亲朋）购来的眼药均被认定为假药，一些外地贫苦农民老远特地赶来就诊时带的鸡鸭也被认定属于“残酷剥削贫下中农血汗”的罪行，最后李培被判了十年。
我到拾边组后李培就和我同住一亇监房，那时他已老了，在老残组干些编箩筐、削锹柄之类的轻活。略显浮肿的脸使得那副贴了胶布的破眼镜后面的双眼挤成了两条缝，一口浓重的闽南客家话使人很难听懂他要说什么，我好几次看到他站立在干部面前支支吾吾的啰嗦，都被干部皱着眉头挥手让他走开。
这位当年钞票多到用不完发霉地步的阔医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吝啬和贪小便宜。
一次同组一个老犯人补衣服时向李培借点线，经再三央求李培总算勉强答应，在得到对方日后肯定归还的保证后，又张开手指一把一把的度量并记好长度后才把两尺多长的钱交付对方，那神情不亚于证券交易所内交割几百万股票般的郑重。
再一件事是他对物资的有效利用。在农田队的犯人（病者除外）是不会有剩饭剩菜的，吃完后即使把碗口朝下也不可能掉下一粒饭或一滴汤水，每人均如此。可李培在处理餐具时的精到之处却令所有犯人都自叹莫如。钵饭吃光后，他首先用一根特制的竹签仔细地剔出饭钵皱缝里的残渣，然后倒入少量开水反复摇晃后喝下，接着还将倒入一次开水，直到确定水中没有任何悬浮物时才算作罢。接下来是处理菜盆：第一次用开水涮一遍后喝下，然后摘下眼镜，耐心地用舌头舔遍菜盆每一处角落。
某次一亇犯人乘李培眯着眼舔菜盆时偷偷藏起了他的眼镜，舔完后他到处找眼镜的滑稽模样现在想起来还好笑。
听说他关在娃娃桥看守所时还为同别人争着抢刮稀饭桶的事挨过打，虽未经证实，以他的行事风格完全能干出来。
一个从业多年的名医，一个钞票多到发霉的富人，进了劳改队竟到了如此地步，这究竟是历史在作弄社会，还是在作弄个人，最后只能让历史自已来囬答了。
李培在七十年代后期才囬到社会。令人感叹的是，这位一生治好无数患者眼睛的眼科专家，在晚年自已却患了视网膜脱落症，这种眼科疾病中的绝症使得老人在失明的痛苦中走完了不幸的一生。
我对名人素有崇拜的习惯，既然有幸同这位名医在一道共同坐过几个月牢，彼此也算有缘，今日故在此补记了一笔。
1970年五月底，劳改队召开了一次“宽严”大会，上几篇文章中提到的顾曼生作为“从宽”典型被提前释放。所谓“释放”，也只不过是将铺搬到“老厂”宿舍换了个地方而已。承他的情，他还偷偷溜起监房来看过找一次，从他的情绪中我丝毫没感到蒙受“宽大”后的喜悦，反而觉得失望使他变得消沉起来，他问我要不要带个信囬家，我想了想谢绝了他的好意。不久后他被调到苏北一亇劳改农场了，大约在75年前后，由于牵进替一位有来头的公检法大干部“翻案”一事，被就地处决。
算起来他也属于我刚进劳改队时的一位“启蒙”先生，只是我始终不太明白他在集训期为什么对我那样多方关照，后来细想，估计是出于“臭老九”之间的一种“惺惺惜惺惺”吧！
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上学习钟声才响起，我们中队干部和几个陌生面孔干部一齐来到监房，命令全体犯人集合开会。会上李指导员宣佈要对犯人劳动岗位进行调动，有十几人被调往新成立的瓦窑中队，我和曹治平均在其中。会后我们立即整理好铺盖物品被带往新监房。
两个多月的“小阳春”就这样结束了。炼狱般的出窑日子正在等待我！
从拾边组离开时，老田组长将我悄悄拉到一边说了句到现在我还记得的话：“慢慢熬吧！总会到头的！”
（ 八 ） 在“ 隔 离 ”的 日 子 里
隔离，在汉语词典中只是作为一个动词介绍，它的含义是把人与人、物与物或人与物之间隔开，使之不能相聚、断绝往来之意。这个词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它被赋于新的含义，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阶级斗争的一种特别形式。但凡亲历“文革”者，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文革”中的“隔离”，是在“群众专政”背景下对公民采取的一种剥夺自由的手段，它的最大特点 是摒弃了所有法律层面的条条框框，想抓就抓，想放就放，手续简便，运用灵活，根本不必象公检法部门那样，还得装点门面履行一番拘留或逮捕之类的程序。出于阶级斗争需要，各单位革委会一旦认为有必要把本单位某人关起来，马上就可自行定夺立即实施，最多不过做做样子向上级革委会请示一下，而上级革委会本就巴不得下面关的人越多越好（这才能显出本系统的阶级斗争成效），百分之百照准不误。
“隔离”作为一个新生革命事物的普遍推广使用，始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初期。一上来，它的主要对象是些思想有问题的，犯有小偷小摸、男女关系、投机倒把、派性斗争等等错误的，还有一些革委会认为有必要关起来的人。这里说明一下，上面所举“思想有问题”的，仅指平时爱发点牢骚讲点怪话或有过一些不妥言论但又不属恶意攻击者，如果犯了《公安六条》中所列反革命言行，那就享受不到“隔离”待遇，而是直接由公检法带走处理。
总之，“隔离”的初级阶段大都用于“小是小非”或曰“人民内部矛盾”，犯事者的情节和性质都不很严重，这类人公检法往往不收，放过去又太便宜了他们，于是干脆先关起来再说，一旦发现是“大鱼”，再送看守所也不迟，用老百姓俗话说：“鱼不打反正养在塘里”。
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以及运动的步步深入，敌情越来越严重，原有的监狱看守所很快到处人满为患，巳实在关不下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来的阶级敌人，而我国钢铁、水泥、砖瓦的产量一时又满足不了大规模修建监狱、看守所之需，如何关押大量新增的犯人一度成了当局史无前例的头等难题。
这时，“隔离”的重要作用就自然而然地凸显了出来，它很快成了逮捕、拘留的最佳替代手段。它的适用对象不再局限于“小是小非”，其属性也由初级阶段升到了高级阶段。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时，除少数重大反革命案件立即送看守所外，大部分涉案人员都是先由本单位“隔离”，等看守所有了空位子再补缺，最终经公检法包装加工后再送到刑场或监狱。
“隔离”的扩展应用，相当于全国一下子增加了几百万个看守所，这既大大缓解了专政机关的压力，又为国家省约了可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中国的近代革命史上，“隔离”有不朽的历史功绩，当属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贱完美结合的成功实例之一。
当时中国几乎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已的隔离室，一般是利用空余的办公室、库房、浴室等权充，再配上一些基干民兵、复员军人、积极分子作为看守，硬件条件虽略逊于正规监狱看守所，但从大量的实践来看，其作用并不亚于配有荷枪实弹军警的看守所，有时甚至超过后者———正规看守所多少还得注意点政策，而作为新生革命事物的“隔离”则毫无必要拘泥于旧的条条框框，从隔离室内不断传出的哭嚎惨叫，往往更能让广大革命群众深刻体会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当然，尽管到了高级阶段，也不是对所有隔离对象一律都转看守所，对那些无论怎样上纲上线也实在达不到杀、关、管标准的，关一段日子后也会对其宣布“解除隔离”。不过放人时决不会简单地一脚蹬出，临走前除了有一番诸如“这是党对你的挽救，是伟大领袖‘给出路’政策的体现”之类的临别赠言让人感恩戴德外，还会让你明白出去后最好闭紧咀巴少提“隔离”期间的事为妙，否则随时都可能再次“请君入瓮”。
我被正式宣布“隔离”是1969年6月16日。按我的案情，本来应该当天就直接进看守所的，由于我们农场革委会和军代表的“慧眼识人”，认为我是一个极含利用价值的反面教员，可以通过我进一步揭开全农场阶级斗争的盖子，为此同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再三协商后硬是“借用”了我两个多月。因此我的被“隔离”不同于一般的所谓审查，一开始就注定我属于打杀对象，究竟是打还是杀最后得由公检法军管会定夺，农场革委会无权干预。
正由于我是借来的，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借东西一定要还”的铁纪，农场革委会不得不加强对我这个特殊借用品的保管，为防我逃跑、串供甚至绝望自杀，以至到时不能“完璧归赵”，在对我的“隔离”措施方面可说费尽了心思。
关我的地方是一处多年废弃不用的浴室，里外两间，我被安顿在里间浴池内，四米见方大小，上面拱形屋顶，四周六面密不通风，外间更衣室供看守们值班，公检法来人提审时也在这里进行。专门为我成立的看守班共有16人，全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复员军人或基干民兵。这16位看守每天分为两班轮流值勤，不论任何时间我的身边总有8位在忠实“伺候”。浴池顶部吊着一盏电灯日夜照明，外间看守对我在里面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有如此的结构布局加上16比1的绝对优势，我一进去后就立即明白任何想从这挿翅难飞的浴室中逃跑的打算都是痴心妄想，因此非常“安心”地在里面待了两个多月。
下面叙述的的几个小故事都发生在1969年6月16日到8月20日被“隔离”期间，粗看毫不起眼，几近微不足道，细品却余味无穷，以致到今难以忘怀。兹录于下，以飨对此感兴趣的朋友。
一个不该让我接的电话
1969年6月16日上午10点钟我刚被宣布“隔离”，看守们第一件事是扒光我全身衣裤，然后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从头发到牙齿一直检查到生殖器、肛门、脚底心，在确定赤条条的我身上绝不可能藏有任何爆炸物或氰化钾之类用于自杀的剧毒药品后，让我换上一套崭新的劳动布工作服。当时我忽然闪过一丝诧异，库房内旧工作服多的是，为何非得给我一套新的？半小时后恍然大悟，这恰恰正是革委会领导们精心的未雨绸缪。
当时对坏人的首要措施就是“揪斗”，既然要“揪斗”，那首先得牢牢“揪”住才便于斗。人身上最适宜用手“揪”牢的地方主要有两处：一是头发（注：坏人若是秃子，只好改揪耳朵，显然没有头发揪起来顺手），再就是衣服。由于“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故而在“揪斗”过程中出现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来，对被“揪斗”者服装的坚固程度就有了相应的要求，既要能经的住揪，还得耐撕耐扯，如果被斗者衣服三下五除二就成了布条，要牢牢揪住那大汗淋漓的光身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伟大领袖有段语录：“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足见伟大领袖早就英明地预见到衣物的耐穿耐用即使在对敌斗争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分钟后看守们反剪着我双臂、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押到了批斗会场。一阵口号才过，前排一下蹿上一群人将我放倒在地，接着就是急风暴雨般拳打脚踢，好在军代表了解我的“来头”，怕我在混乱中被人“灭口”，到时不好还帐，拚命制住了革命群众的“义愤”（具体细节请参见《慧》文，在此不重复）。批斗会结束后我被押回临时关押我的办公室内。
稍定后我周身检查了一下，一小时前刚上身的新劳动布工作服已沾满了泥土，中间一排扣子只剩下领口的一枚，其它早不翼而飞，两边袖子都快掉了，只有腋窝部还连在衣襟上。这时我感到左边膝盖処越来越痛，踡起裤腿一看，一块姆指大小的三角形生锈的铁片透过裤子竖嵌在膝部肉里，我咬着牙猛拔了出来，登时血从伤口往外直冒，用手紧按好久才勉强止住（这块创疤如今仍然清晰可見，算是一个永久纪念了）。
很快到了午歺时间，几个看守都去食堂打饭了，只留下一人端了把椅子堵在门口看着我。看我的人叫戴永来，是个二十才出点头的阀门厂学员，家庭出身贫农，团干部，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典型的根正苗红重点培养对象，这次凡被抽出来看守我这个反革命要犯的，全是这类积极分子。
我埋着头靠墙坐在地上默默想着心思。尽管我对今天发生的一切早有思想准备，可眼下事到临头之际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我想得最多的是父母亲，一旦他们得知这个坏消息真不知会急成什么样，尤其是母亲，我非常担心她能否经受住这个从天而降的打击。也许是过度紧张之后的虚弱所致，我渐渐进入了一种半恍惚状态，眼前一片灰白，只有母亲那瘦弱的身躯和亲切的微笑时隐时现，她彷佛要对我说什么，可离我又非常遥远……。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过来。全农场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摇磁石式电话，正好装在关我的小办公室门口。
戴永来顺手抓起了电话，听了几秒钟又把话筒复位，接着咕噜咕噜摇了好多下后才正式接听。这种磁石电话一遇到远距离外线打进来时必须摇动发电机，否则根本听不到声音，由此判断，这个电话肯定是外线打入的。
刚听几句，戴永来对着话筒说了句“你等一下”，接着又用眼扫了一下周围，然后用手捂住话筒低低对我说：“方师付，你的电话。”同时用咀朝电话连呶几下示意我快接。
我犹疑了一下：这个时候谁会打电话来呢？那时电话不象现在这样普遍，我一年都难得接一次，我这刚刚被“隔离”，跟着就来了电话，这未免有些蹊跷。照理说对我这种被“隔离”对象，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切断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即使有电话来，也绝不可能让我本人接听，现在倒好，看守居然主动叫我亲自去接听，这种极不正常的事顿时使我警觉起来。春节时我和曹汉华已领教过公检法军管会的“钓鱼”高招了，这次莫非又是他们特地为我精心设计了一个新圈套？
见我愣在那里不动，他有点急了，连声催我“快点快点！”
我想了想把心一横，管它娘圈套不圈套，接了再说！立即爬起身来走过去接过了听筒。
我接电话，戴永来转身走到走廊大门口。
听筒里传来的声音非常微弱，我摇了好多下后才听出是李立荣小妹妹老八打来的。她告诉我李立荣在前天已被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判了十年，很快就要送劳改队，她和她母亲问我在农场还好？
一听是这事我不禁舒了口气。老八显然还不知道我已失去自由，更不知道在刚才的批斗大会上军代表已经故意通过李蔚荣之口把李立荣判刑的事告诉了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把我出事的消息捅给她们，让她们思想上有所准备，但眼前看守就在近旁，我又不便多说什么，只好压着嗓子急促的告诉她我有麻烦了，不能再和我联系，这个电话绝对不能再打！我再三要她们多多保重后匆匆挂了机。
在通话的几分钟里，戴永来一直背着手立在走廊大门口观望着外面，不用说那是在替我“把风”。
接完电话后我返囬室内在墙角坐下，他继续坐在房门口履行他的看守任务。
“谢谢你，永来。”想想刚才还在怀疑他让我接电话另有用意，觉得有点冤枉人家，我很诚恳地谢了他。
“不用谢，不用谢。”他略带局促不安地笑了一下。
接着，他立起身来出去绕了一会，紧接着又踱囬我门口抱着双臂靠墙站在那里。稍停后他缓缓说道：“方师付，您是我的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不忘，我们一直都很尊重您，遗憾的是帮不了您。事到如今，只希望您自已多多保重！”
说这话时，他一直定定地望着走廊大门外。我虽然从斜面只看到他大半张脸，但明显感到在他目光中混合着一种复杂的感情。
我听后不禁愣住了！
这种时候，我和他之间是这种关係，他居然还当面称我为老师，并且敢如此露骨地表示对我同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已耳朶！要不是那满脸的真诚表明他说的字字都是肺腑之言，我真怀疑他是否在别有用心地调侃我。
来农场这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老师，而这第一次却又发生在我刚刚成为囚徒之际，称我为老师的又是监管我的看守，命运真会开玩笑！
我在农场既未教过学生，也没带过徒弟，只不过给包括戴永来在内的学员们讲过一些技术课，而那仅仅是领导硬行摊派给的任务，我可从来没把它们当囬事过，没想到就这几堂技术课居然糊里糊涂地成了别人的老师，并且被人如此看重，一下上升到“一日为师，终生不忘”的高度。
一时间我不免感慨万分。
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学生出于政治目的出卖老师的事太多了，“文革”开始后，揪斗、批判甚至打杀老师早被学生看成是革命时髦；造了这几年的反，为了革命“大义灭亲”、“六亲不认”几乎成了全民共识，娘老子都能出卖，谁还会把老师当成囬事？就算我是他真正的老师那又怎样？！到了如今1969年这人人斗红了眼的年代，竟然还会有一个身负看守重任的学徒对沦为犯人的老师如此念念不忘师生之谊，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在所有学员中，在政治上戴永来该算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了，而我在师傅中除了技术胜人一等外，则一直是阶级斗争的“靶子”。政治身份的悬殊使得我们平时既不可能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有多少感情。作为革命后起之秀的他，多年的“洗脑”早该明白“阶级立场”的重要性，他擅自让我接电话，并且还善意的安慰我，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谅必他比我更清楚。且不论我和老八通话的内容如何，单凭擅自作主让我这个己被隔离的“現行反革命”和同案犯家属通话这一条，就是不折不扣的“丧失阶级立场”，进而可被列为性质相当严重的“资敌”行为。这些事一旦被发現，他的前途极有可能就毁在这上面，今生今世都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事早有前例可循，不少人就因为出于同情、出于人道在关键时帮了点朋友的忙，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永无出头之日！
既然如此，那他又为什么这样做呢？
难道他真的对“一日为师，终生不忘”之类的旧道德律条就如此盲从？就他的年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熏陶，很难相信他会达到这种程度。可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它显见的理由能驱使这个年轻的革命后生莫明其妙地忘掉了阶级立场。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在他那革命、积极、进步的表象后面，一定有着更深层的思想内涵。
我想，那是一个农家子弟与生俱来朴素的良知，一种对革命暴力天然的厌恶，一种对无辜受害者潜在的同情。尽管他的精神世界多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但那些善良的天性始终牢牢地根植在他的心灵之中，一旦有机会，它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诚如伟大领袖所说的那样：“要它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当然，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他也会权衡自已行为的利弊，这就使得他在不得不“随大流”时必然会同善良的本性产生冲突，这种精神和行为相悖的矛盾也许令他苦闷徬徨，但最后占上风的总是良知。正因此我敢肯定他在让我接电话并安慰我时一定有过一番短暫的思想斗争，最终是人性战胜了“阶级性”和“D性”，他宁愿冒险“赌一把”，也不愿日后让内心的良知折磨自已。
想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认真审视自己的一贯立场。
多年严酷的阶级斗争不仅严重扭曲了斗人者的灵魂，被斗者的心理也不同程度产生了种种变异。从57年到69年这些年的惨痛教训，使我对周围任何党团员、积极分子都本能地充满了敌意。按我的思维惯性，象戴永来这类积极分子，在我心目中理所当然地要被列入我的假想敌范围，更何况目前他还是上面派来的看守，正在奉命严密地监視我的一举一动！但是眼前发生的事实却又和我的主观判断大相径庭，于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思维定势产生了怀疑。
看来我可能有些“过左”了！
很多年后，当人们反思那段历史时都热衷于把那些疯狂的举止简单地归结为“极左”观念所至，其实，当年我的观念比起当权者们的“极左”来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的“过左”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思想反应，就象一头羊无论怎样把狼想象得如何凶残都不能算作过分。
此后我一直埋着头坐在地上认真地囬味方才发生的一切，同时在继续廓清自已的思路。刚刚被“隔离”三个小时的我尽管还来不及考虑如何应对日后的种种凶险，但眼前发生的这件事却给我沮丧绝望的心灵中注进了一丝希望，我一下子感到周围的世界并非想象中的那样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隐隐感到意识形态的灌输并没有洗尽所有人心中的良知，当局千方百计要以“阶级性”和“D性”来消灭人性的努力鬼才知道有多大作用！既然有如戴永来这种精心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大脑都如此难“洗”，我又有什么理由把未来的一切看成一团漆黑？！
没坐牢前早听人说过“监狱是所大学校”，想不到刚刚才同监狱沾边就受了一次特殊教育。如果说我曾给戴永来教过技术课而有资格被他称作老师的话，那他更有资格被我称为老师：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他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人性课！
快四十年过去了，这件小事一直令我铭记不忘，特别是戴永来安慰我的那句“希望您自已多多保重”，它们使我受用了几十年！
历史有时也会象孩子一样嘻怒无常。
十八年后的1987年，我和戴永来又一次走到了一起，不过这囬彼此角色己不同当年：他是书记，我却成了厂长。一个当年的革命看守，一个当年的反革命罪犯，共同被历史狠狠作弄了一把之后终于成了真正的同事，成了真正的朋友，并把彼此友情一直延续至二十年后的今天。
写此文的半个多月前，当我同他在南京高楼门“心源”茶舍聚会时，我们再次回顾了三十七年前那段往事，最后临别干杯时，彼此不约而同地道出了一句各自的心声———“让那段历史见鬼去吧！”
来 路 不 明 的 香 烟
“隔离”我的那座浴室尽管戒备森严，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厕所。小便好办，在看守簇拥之下出门站在墙角即可解决，大便则必须上厕所。革命虽然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并不禁止大便，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要大便是不争的客观规律，因此我在“隔离”期间一直享有人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天可解一到两次大便。我要讲的这节小故事正是由上厕所大便而导出的。
既然我享有大便权，但我又没有选择厕所的自由，那就得替我安排拉屎的地方，问题在于浴室周围没恰恰没有合适的厕所。刚被“隔离”的两三天我一直在附近一个露天茅坑凑合着拉屎，专案组很快发现那个过于简陋的茅房不合安全防范要求，经革委会会同军代表实地考察并慎重研究，最后选定了两百米开外一处比较正规的厕所。那个厕所墙壁厚实，独门进出，安全绝对可靠，还有一个好处是周围视界开阔，万一发生逃跑，开起枪来也极方便。
这处由军代表等领导钦定的厕所好虽好，美中不足的是离关我的浴室太远。从浴室和厕所之间往返的四五百米可不是个短距离，万一我这个“借”来的反革命要犯在途中逃跑或是发生什么意外，那可是天塌下来的头等灾难。对看守们来说，最头疼的事莫过于押解犯人外出，因此每次我去“办公”时，那总是看守们一天中最最紧张的时刻。
我们农场由于专政条件所限，既无脚镣也无手铐，用绳子绑吧又怕在路上让人看着“吃相”不雅，因此在押解我往返厕所的途中，他们只好前后左右紧紧贴着我围成一圈，有的架着我膀子，有的扯着我衣服，那架势从远处看活象一群蚂蚁围住一只蚜虫一步步朝窝里挪。遇到下雨天倒显得自然一些，后面一位一手揪住我裤带一手撑着把伞遮着我的头，左边一位勾着我颈子，右边一位搂住我腰，不明真相的以为我们在共伞，丝毫看不出是在押解犯人。
看着他们那副紧张万分的样子，我经常感到有些不安，一想到为拉泡屎竟会给这么多人造成如此之大的麻烦，我就为自己消化功能的良好而暗暗自责。好多年后，每当在报刊和大标语上看到“紧紧围绕在以X X X 同志为中心的……”时，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立即下意识地想起当年被人围绕在中心去解大便时的情景。
临近厕所时，为了确保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处于被“隔离”状态，先得由一人入内清场，确定无人后才能让我进去。在我独用厕所期间，周围实行临时戒严，任何登厕者均被挡在三十米开外不允靠近。
有关大便的其它细节就不多述了，下面进入正文。
我在被“隔离”的当晚，军代表会同特地为我成立的“专案组”审了我六个小时，临结束时他们问我生活上有什么要求？
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唯一的要求是准许我抽烟。”
军代表听后皱了下眉说“这恐怕不行！”。
我当即提出了我的理由：“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一个顽固的习惯，画图、写字或者同人交谈时非得抽烟不可。你们既要我彻底坦白交待，还要我写检举揭发材料，可又不让我抽烟，这恐怕不行！”最后一句我有意重复了他刚才的话。
上午在会上知道了李立荣被判十年的消息，加上刚才审讯者们的口气，到这地步我已根本不抱任何侥幸心理了，我才不信“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那种鬼话，还是尽量争一点眼前实惠再说。
几位头头咬了会耳朵后表示同意我抽烟，但要我必须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我点点头说一定一定。
既然准我抽烟，我又不能随便外出，这买烟的差事只好落到看守们头上了，每天起床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请看守帮我把当天要抽的香烟买来。自我被“隔离”后，革委会根据“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直照发我的工资，当时我的月薪为十九元，扣除十四五元伙食外，每天只能买八到十支两角四分一包的烽火牌香烟。按我的烟瘾，一天两包绝对不在话下，但照这样抽法用不了一个星期就抽光我全月的香烟费了，因此我只能每天零买，以此保证细水长流。当时我对每天的定量进行了科学分配，上午下午各抽三支，其余留在晚间，每个香烟屁股还得精心保存，聚到十来个时集中剥出烟丝，用纸卷成个小喇叭后能顶两三支。遇到专案组提审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向提审员讨烟，据说他们专门配有提审时给犯人的香烟，不抽白不抽。
看守们很快对我每次八支十支的买法不耐烦起来，他们问我为什么一次不多买点，非得这样零买不可？那意思好象我在作弄他们。我在据实汇报自已的财务状况后笑着告诉他们：“我恨不得一下子买一箱来才好哪，可我拿什么付钱呢？你们要能行行好先借点钱给我，我立马就去买几条来，省得麻烦你们天天跑腿。”
有些人总以为象我种大反革命肯定能从美帝苏修台湾那里领到可观的活动经费，否则不会挺而走险为其卖命，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反革命居然会穷到如此地步，无奈之下也只好耐着性子每天替我跑一次小店。
当时我们农场在场部周围只有一家小店，卖些烟酒零碎日用品之类东西，店主是位六十多岁姓倪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很会做生意，占着独家经营的优势，尽管小店只有几个平方大，生意却挺红火。那小店正好位于离厕所不远的小路旁，每天我去大便都要从它门前经过，看守们为图省事就准许我早晨上完厕所后顺便到小店买烟，这样他们就省得每天特意替我跑一趟腿了。当然，我进小店之前也得清场，确定店堂无人后才放心让我独自进入，他们一齐把在门口戒严。
看守们尽管全天候24小时都同我寸步不离，但是往往百密难免一疏，让我独自进小店买烟而没想到派个人跟我一道进去就是个不小的疏忽。如果革命警惕性再高一点，始终有人紧随我身旁，这个故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就在准许我自已进小店买香烟没两天，有天早晨我进店后正在掏钱时，倪老太朝门口看守们瞥了一眼，确定没人盯住我后悄悄从柜台下拿出两包“烽火”一下放在我面前，接着低低告诉我说“拿走吧，钱己经有人替你付过了。”
我怔了一下后赶忙轻声问是谁替我付的？她用食指架在唇上示意我别开口，接着挥挥手要我赶紧拿走。
怪事！到了这种时候居然会有人送我两包烟！我怕门口看守生疑没敢多问随即走了出来。
看守们见我破天荒一次买了两包烟倒也没怎么在意，只有其中一位打趣地问我“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一下买两包了？”我没好气地堵了他一句“我高兴！”
这笔小小意外之财带来的惊喜很快就过去了，接着就是考虑此事究竟何人所为？那天我从早到晚都在苦苦思索这两包烟的来历，可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看守们见我一直皱着眉头想事，以为我为了是否彻底坦白交待正在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为此还特地开导了我一番，鼓励我丢掉包袱坚决走坦白从宽光明大道。
两包烟供我抽了两天，第三天早晨大便后当我去买烟时，想不到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我刚靠上柜台，倪老太便递给我两包烟，这次什么也没说，只是昂了昂下巴示意我快走。
这就更怪了。上次还可以理解为某位好心人的一时善举，而再次发生这种事只能表明有人一直在关心着我，成心要在生活上接济我。
更怪的还在下面。
两天后当我再去小店时，这次倪老太没有递烟给我，但她的一番话更令我惊讶不已，她悄悄告诉我从今天起我可以在她那里拿烟，还可以拿肥皂、毛巾、牙膏、牙刷和草纸，用多少可拿多少，一分钱不用付，由小店记帐，到时有人统一付款。
这一次我必须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囬事了，但那个死老太始终守口如瓶，只是本着脸要我千万别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这天我只拿了十支烟和一包火柴，外加一块肥皂。
人多少总有点不知足，我想这笔人情债反正将来肯定是要还的，既然如此，干脆每天抽一包吧，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都去拿一包香烟，后来我还拿过牙膏、牙刷、火柴和一条毛巾，草纸倒没拿过，专案组给我的审讯笔录稿纸足够我擦屁股了。
到1969年8月20日为止的一个多月中，我大约拿了四条烟，连其它日用品加起来共十多元。
从头拿到尾，我始终不知道付款者。看守们对这个秘密当然也毫不知情。
这人倒底是谁呢？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这位朋友自从我被“隔离”后，就在暗中一直密切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他既了解我每天早晨上厕所后要进小店买烟，又知道我进店时身边无人监督，能如此巧妙利用看守们的这个小疏忽玩这套把戏，足见其心思相当缜密，应该是位很有头脑的人。从个人利害分析，在那种境况下，谁都清楚接济反革命意味着什么，一旦被人发现后果又将如何，这位朋友明知风险极大而敢于为之，我想他同我一样也是个胆子够大敢冒险的主。
另外，他在实施这个“援助”方案过程中还必须要取得小店老太的帮助，否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就凭他能说动那个唯利是图的老太肯帮他淌这趟“浑水”，表明这位朋友还很擅长拉拢“落后群众”，平时方方面面的人缘肯定相当不错。
我怎么也想不出周围朋友中有谁是这样的人。
平时与我关系较好的同事们显然都做不到这一点，自从我出事后他们自身都成了过河的泥菩萨了，谁也惹不起这个麻烦。再说他们同我一样穷，即使有心恐怕也无力。其他对我心存同情者也许不乏其人，但在那种环境下谁都明白暗中接济一亇被“隔离”的现行反革命会有什么后果，又有谁肯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对所有农场朋友在大脑中都过滤了几遍，始终得不出答案。
1969年8月23日宣布逮捕我的全场职工大会上，就在我被戴上手铐即将押走的那一刻，我知道再也找不出这位暗中帮我的好心人了。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来，到那时我还能找到他补上迟到的感谢吗？想到此我有点黯然。
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都在盯住我看，那位朋友此时肯定也正在关切地注视我，可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位于何方。我下台时囬头向会场投去最后一瞥，我相信那位不知名的朋友会想到那是留给他的。
十年之后的1980年我去农场专门找过这位患难中帮助过我的朋友，我几乎问遍了所有熟识的人，遗憾的是一无所获。那位姓倪的老太太己作古好几年了，那个小店早就拆掉，我站在小店旧址旁默然良久，最后决定不再找了。
一个诚心帮助受难者而又不愿暴露自已身份的人，其行为的本身就足以表明他的所作所为从一开始就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他那样做无非是想让我知道同情我的大有人在，让我知道人性并未丧尽，让我千万不要绝望，让我明白只要咬牙活下去总会有出头之日。既然我己领悟到他的良苦用心，又何必拘泥于世俗的报恩观念去“众里寻他千百度”呢？
三十七年过去，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估计永远也解不开了。“大恩不言谢”，他对我的那些帮助也许称不上大恩，可它们在我心上的份量一直是沉甸甸的，它们一直在提醒我记住：不论极权主义政权如何残暴的剿灭人类的良知，其一切努力注定都是枉然，兽性在人性面前永远不可能成为胜者！
一 次 惊 心 动 魄 的 批 斗 会
我在“隔离”期间一共被斗过十九场，其中主斗十八场，陪斗一场。
在主斗的十八场中，除了第一场有些武打表演外，其余场次基本上符合中央的“文斗”要求。这倒不是说农场的革命群众都是“温良恭俭让”的礼义之辈，而是因为军代表怕我这个好不容易借来的“现反”要犯被人“灭口”。每次批斗会前他都要严厉告诫大会组织者不准对我动武，即使最起码的低头弯腰架飞机那也得注意适度。照理说这些内情是绝对不该让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位看守在向我宣传党是如何千方百计关怀挽救我时不小心说漏了咀，无意中把这个秘密泄给了我。
既然明白了军代表的这番“良苦用心”，我当然不会辜负他的“美意”，从而也就顺水推舟地充分利用特殊身份优势尽量享受起特殊特遇来。每次斗我时除了刚开始低低头弯弯腰做做样子，不到三分钟我就直起身子抬起头，尽量把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站立姿势，免得脊椎、颈椎和腰腿跟着我受罪。遇到台下群众义愤填膺地要我低头弯腰认罪时，我照例是装聋作哑，充耳不闻，任凭口号振天，“我自巍然不动”。主持人由于事先领受过军代表“密旨”，当然不会过于计较我的“嚣张气焰”，往往总会想法子打个马虎眼让批斗会进行下去。
只是有一次出现了意外。
大约是第十二场批斗时，会场在上西岗生产大队。一位主持会议姓夏的队长大概恨毒了我们这些反革命的缘故，会议刚刚开始不久他就把军代表事先的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亲自动手对我施展起了拳脚。先是把我强行捺成九十度弯腰，并且猛蹬我膝盖，不准我腿有丝毫弯曲，见我似乎不大服贴，又用手掌砍我的后脖。台下几个积极分子一看领导赤膊上阵了，立即跳上台来七手八脚帮忙，我的两条胳膊被反剪朝天，几个人按头的按头，捺背的捺背，据事后观众说，那天我被摆弄成了当时款式最酷的“米格喷气式”造型。
除了第一场批斗享受过类似待遇外，乃后的十来场我一直是在迹近“休闲”的状态中过来的，会前我怎么也没想到今天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一时禁不住有点发懵。
幸好我的反应够快，一看这架势立刻感到苗头不对，弄的不好恐怕还有更激烈的在后面，好汉不吃眼前亏，眼前最佳的选择看来只能是“装死躺下”，只要我一躺倒，谅他们不敢进一步把我怎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躺倒再说！于是我身子往下一赖，就势一下跪趴在了地上。身后揪我的几位没提防我会来这一手，有两位跟着跌在了我背上。
我这一“装死躺下”，会场登时热闹起来，喊口号者有，叽叽喳喳议论的有，一些看热闹的小孩纷纷跑到台前蹦来蹦去，整个乱成一片。
好在那天专案组有人在场，一看这种场面，赶快跳上台把夏队长拖过一旁耳语了几句，夏一听总算反应了过来，立即挥手让揪我的人一齐退到台下，当他大声喝令我站起来时，我却继续弓着身子踡伏在地上，任他喊任他拉就是赖着不动。
眼看会难以开下去了，那位专案组成员招手换来几个人把我硬是架了起来，又连搀带扶把我带进会场旁边一间农具房内。他先让我坐下，又倒了杯水给我，急着问我伤着了没有？这时我心里正在盘算，今天这个头一开，往后再到别的队挨斗时难保不会被人“活学活用”，我可千万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第二次！既然刚才在台上已经“装死躺下”，现在索性坚持到底吧。我一边揉着腰一面苦着脸说实在站不住了，下面的大会就让我躺在地上接受大家批判吧！
专案组的人看我那副龇牙咧咀的样子出去了一会，大约十分钟后进来说“今天的会不开了，改日再说。”
在囬来的路上，护送我的八名“保鏢”不停地在埋怨那位队长：“真他妈的草包，事先明明讲好开会时不准动手的，谁想到他却亲自带起头来了。这倒好，下次还得再跑一趟！”看守们口出怨言倒不是同情我，他们是担心途中会不会发生逃跑之类的意外，从浴室到上西岗往返将近十里，押着一个要犯走这么远的路可不是件轻松差事！
我一瘸一拐边走边哎哟哎哟的呻呤，五里路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我心里不停的在笑。
隔了十天左右我又被押去补开了一次批斗会，这次军代表大驾亲自光临了现场。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台上，从开始到结束本着脸一言未发，全场一片严肃，秩序井然，我连头都没低过一次。上次那位阶级感情特别炽烈的队长则一直没见露面。
会议结束下后台正巧他吸着烟经过我身边，我顺便向他借了个火，他掏出火柴一看没几根了就连盒子丢给了我，接着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上次你的表演不错啊！”果然不愧是军代表，对“阶级敌人”的阴谋鬼计一眼就能洞穿。
我赶忙谄笑答道：“哪里哪里。”
二十年后，当年看热闹小孩中的一位成了我手下的生产科长，有次全厂聚餐时他在酒后笑着当众问我：“厂长，那次在上西岗斗你时，当时好多人都说你是故意躺倒赖地的，今天请你老人家说句实话，到底那是不是真的？”我随即扭住他的耳朶把他拎站了起来：“小兔崽子想听实话吗？我告诉你，我那呌装——死——躺——下！”话才出口，众人一齐哄了起来：“为我们厂长的装死躺下干一杯！”
上面介绍的片断可能会被人误认为我过于轻描淡写那些批斗场面了，其实我并无心为当年那段血腥历史掩盖什么，我在这里表述的只是自已亲身的经历，凡与我不直接有关的事一概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有关那些批斗血腥场面早有大量文字记述，即以本人而言，亦多次亲眼见过农村那种惨酷的批斗，那些对付“阶级敌人”的种种残无人道的酷刑即便到现在囬想起来还令我会产生呕吐的感觉，当一些人的原始兽性被革命煽动激活后干下的那些连最凶残的野兽也相形见绌的血淋淋勾当，我到死都无法忘怀。由于那些事并非直接发生在我身上，在此不愿提及。
我之所以经过那么多的批斗能侥幸地得以保全，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我名气大，再就是我是全农场唯一“借”来的批斗靶子。
中国历来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之说，即使普通百姓也常爱把 “人怕出名猪怕壮”挂在咀边，其实有时未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出了名的比不出名的反而沾便宜的事并不罕见，我本人就算一个较典型的例子。我们农场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不下百人之多，哪一个没尝过鼻青眼肿、皮开肉绽、伤筋动骨、遍体鳞伤的滋味？但能如我斗了近二十场仍然保持全须全尾的可谓“硕果”仅存，之所以如此，恰恰就是因我为名气大的缘故。名气大当然源于“来头”大。正由于我是南京市顶尖级现反集团的要犯，军代表们才会有怕我被“灭口”的頋忌，如果在送五台山公判大会之前把我搞死了，那就相当于好不容易精心印刷的反面教材还没来的及正式出版便被撕掉了一页。再说，公检法还有待于从我口中咬出更多的暗藏反革命，我这一死，那一颗颗隐藏的定时炸弹如何去挖？既然名气大有这些功用，我在多次批斗中享受优待也就毋足为怪。沾了这些名气大的光，再加上当时凑巧农场没有比我价值更大的“反面教员”，否则军代表也不会一再同公检法军管会磨咀皮子把我借下来，既然是借来的，当然也就不能随意摆弄，这也是军代表在每次批斗会前总要特别关照手下必须保证我安全的原因。
如果我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阶级敌人”，就凭我历史上那些“旧帐”就足以让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理‘五•一六’”等等一系列运动中“脱胎换骨”了。为此我还真得感谢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正是由于它们的大力“提携”才使得我那样出人头地而逃过了一劫，就象海上遇到十二级飓风的舢板，由于凑巧置身在台风眼中，侥幸地逃脱了舟毁人亡的命运。
说来滑稽的是，由于我的名气大而享受到的“照顾”居然还引起过同类难兄难弟的“嫉妒”。
我们农场当时有个姓刘的地主，思想一贯反动就不说了，最大的毛病是虽经多年改造却一直改不掉“乱说乱动”的坏习惯，而且老管不住自己咀巴。我出事之后，他不知是出于“羡慕”或是出于“嫉妒”，不止一次地别有用心地吹捧我，由于说话不看场合，结果很快被人揭发，以“无耻吹捧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在白下区看守所整整关了半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番令我哭笑不得的反动言论：“这个狗日的方子奋真有一套，犯了那么大的事，斗了那么多场，竟然一点苦都没吃到！你看他在台上那副不阴不阳的样子，怪的就是没有人敢对他下手，真不知那套本事从哪来搬来的？我们他妈的想学都学不会！”当革命群众要他跪在台上交待为什么要吹捧现行反革命时，他又忍不住高声叫起屈来：“他现行反革命也是牛鬼蛇神，我地主也是牛鬼蛇神，凭什么我的待遇不如他？党的政策哪里去了？”我的天！这位地主老兄跪在批斗会台上居然还念念不忘党的政策！
大约是在8 5年左右我又见过一次这位刘地主，那时他己是満头白发的老人了，人也发福了许多，那天他正抱着孙女在晒太阳，一见到我立即扯住我的手兴奋地叫了起来：“好你个胡汉三，今天终于又还乡啦！当年我可为你关了半年哩！”看到老家伙还是那副德性，我们都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
下面要讲述的一场批斗就味道不同了。这是我作为陪斗角色出场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称的上惊心动魄的批斗会。
批斗会主角叫杨X X。［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此案属于涉及被害人隐私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故不便直呼其名，权且称之为老杨］
这老杨五十多岁，贫农出身，在农场某队当炊事员。“解放”以来老杨虽然在政治上早就翻身当了主人，可经济上一直属于“越穷越光荣”族群中的皎皎者，年逾半百仍然穷的没娶上老婆。他所在的队里某职工有个十八九岁患痴呆症的女儿，老杨利用女呆子经常到食堂打饭机会，暗地里施以饭菜之类的小恩小惠诱奸了这女呆子，一来二往，女呆子珠胎暗结，肚子渐渐大了起来。家里人一审，女呆子乖乖地竹筒倒豆子，于是事情立即败露，老杨成了我浴室内的第二位“顾客”。
批斗老杨的大会大约是在1969年的8月上旬某日。那一天正下着雨，刚吃完早餐看守们就通知我马上要参加一个批斗会，看守班长特地把我叫到外间关照我：“今天你只是陪斗，站在一旁听听就行了，不过在台上要听话，要服从安排。”我问斗谁？他朝躺在里间的老杨呶了下咀。
按我的想法，老杨也就是个普通刑事犯，依当时的定性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贪污、盗窃、强奸、流氓一律都算作人民内部矛盾），今天这场批斗会无非安排几亇人发言，喊几通口号，最多两个小时完事，当时怎么也没料到这次大会竟然是一场让我真正体验到什么是“群众专政”的专业课。
由于是雨天，批斗会场设在大仓库内，主席台由几十张办公桌拚搭而成，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标语，主席台上方悬着一条大横幅“批斗大流氓杨X X大会”。我和老杨被押上台后，照例是一阵振耳欲聋的口号，只是喊到那句“揪出大流氓杨X X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时我忍不住想笑：明明是那女呆子鼓起的肚子坏了事，这同MZD思想有J B关系？真他娘的牛头不对马屌！
十几场下来一直是主角，一登台我仍然习惯性地站在台中间，转念一想今天是陪斗，赶紧往一旁挪了两步把正中位置让给了老杨。我朝台下看了看，感到今天情况似乎有点不同往常：平时开会都是男女混坐，今天在前两三排却看不到一个男的，全是清一色的女性。
主持人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后，一位手持批判发言稿的上台走到麦克风前正准备开口，忽然从台下猛地一下蹿上七八位女将。定神一看，冲在前面的是全农场出名的三位泼妇。
有关这三位平日的种种德行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既然能称之为泼妇，自然属于那种人见人避、见者无不自认晦气甘败下风的厉兽角色。我们农场有一千多号男女职工，这三位多年来一直以敢吵敢骂敢耍泼闻名，长期位居前三。
不过，三位泼归泼，平时对阶级斗争似乎从来不感兴趣，还从未见她们在批斗大会上出过风头。再说三位并不在同一个生产队上班，平日只是各霸一方领地，今天突然不约而同地联手并肩上阵，不知要唱哪出戏？！
更令我奇怪的是，上台的人中另外还有两位身著喷农药时的防护服和围腰，脸上捂着口罩，双手戴着长袖手套，每人手里拎着一个加了盖的木桶。这番穿戴打扮登台，实在猜不透她们想干什么。
就在我惊疑不定之际，三位一下子气势汹汹地冲到我面前，其中一位当胸给我一掌后便恶狠狠地指着我的脸骂了起来：“你这个千刀万剐的死反革命给老娘听好了，今天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对你的批判，你要敢不老实，看老娘们怎样收拾你！”一边骂，一边狠狠地把我往侧后方推。其他两位一看也不甘落后，一齐上来左一掌右一掌地推我，口中不停地“死反革命”“臭反革命”的骂着。很快我被逼到了主席台的边沿，再退半步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这时她们指了指地面又戳了下我的额头警告我：“你替老娘就站在这里不准动，要敢迈半步，打断你狗日的两条腿！”
接下来发生的事可够我惊心动魄了。
我一退到台角，台中央就只剩老杨一人了，这时几位女将象狼一样向他扑了过去。
众人先是劈劈叭叭在老杨脸上乱扇了一通咀巴，接着那两位穿防护服的揭开了木桶盖，每人手捧着一堆黄色粘乎乎的东西一下子朝老杨脸上抹去。刹时之间只听到老杨大声惨叫了起来，他一面口中不停地朝外吐什么，一面拚命地甩头，那两位一人夹住老杨颈子，一人继续往他脸上抹，老杨满头满脸很快堆满了那黄色粘呼呼的东西。
尽管我离老杨较远，一股强烈的恶臭还是很快传了过来，我一下明白那黄乎乎的东西原来是大便，眼看那些大便一古脑糊满了老杨的头脸，咀里也被塞进不少，我忍不住一阵恶心。
台下同样热闹非凡。一些女同胞发了狂似地扯着嗓子呐喊助威：“给他吃屎！给他吃屎！”“干吃屎的事就该让他吃屎！”“敌人不投降就让他吃屎！”好多人在拚命拍掌，有的在吹口哨，时而有人在领头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全场一片沸腾。
可怜的老杨一面拚命的抵挡、躲闪，一面用手扒着脸上的粪便到处乱甩，咀中又在一口接一口地四处乱吐，由于咀中塞満了粪便，那嗷嗷的惨叫声就象一头被宰牲口断气前的哀鸣。我远远地望着几员女将围住老杨疯狂攻击的场面，不由想起非洲大草原上一群母狮围杀一头角马时的情景。
主持人和几个大会纠察看着那粪便横飞的场面，没有一个敢上前拦阻，只是躲的远远的连声喝令住手（那位上台发言的早就吓的跳下台去了），可在那种情境下哪会有人听他们的！
那一刻除我之外所有人都忘掉我这个陪斗角色了，有一瞬间我本能地在大脑中闪过一个疑问：这几个女人在搞完老杨之后，下一步会不会顺手牽羊地对我如法炮制？如果真要那样，我该如何应对？
打两下骂几句我倒无所谓，可这朝脸上抹粪便的事是绝对不在忍受范围内的，一旦我被逼到绝境，今天看来只能是鱼死网破了！尽管我一贯遵从“好男不跟女斗”准则，但眼前可不是普通女性，而是一群红了眼的母狼！我甚至想好了一当受到攻击如何先发制人的绝招，一面暗暗活动着自己的手脚。
不过我很快又断然否定了这个想法。
如果她们有意也想搞我的话，那行动前就毫无必要把我从老杨身边推开，两个人站在一道搞起来岂不更方便？她们之所以连推带搡把我逼到台角，显然是为了让我远离老杨，免得动手时“殃及池鱼”。这些情况恰恰表明她们事先就商量好要搞的只是老杨一人，丝毫不想株连我，因而才严厉地命令我“站在这里不准动”。至于左一个右一个恶狠狠地骂我“狗日的死反革命”，我想那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既然这样，我就不必担心什么。
果然，就在老杨抵挡了一阵终于筋疲力尽倒地之后，母老虎们的雌威大概发泄够了，一个个跳下台扬长而去，临走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接下来的会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老杨被勒令站起来后，两亇上台发言批判的匆匆念完发言稿后大会就草草收场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用大粪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实例。
先把我押囬去后，几名看守冒雨带老杨到水塘里洗了澡，他弟弟给他送了一套衣服来。囬到浴室一看，那张脸已被打变了形，眼睛肿成了两道缝，整个面孔象只在水里泡涨了的紫笳子。虽然洗过澡了，他身上那股粪臭仍然熏的我受不了，我当即向看守们提出了抗议，后来他们送来了一大盒蚊香算是改善环境的补救措施。
那天晚间临睡前我还在想着白天惊心动魄的场面。我始终搞不明白，那些女人和老杨平日无冤无仇，老杨所侵害的女呆子也与她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不知她们非得要用那种残忍下作的手段去折磨他？从另一面看，她们同我不仅素无交情，我还是全农场天字第一号的反革命要犯，她们为什会放过我？论起官方所指的“民愤”，老杨显然远不及我（所有枪毙或判刑的布告中，没有一个“反革命”不是“民愤”极大的！），可这些往往最能体现“民愤”的泼妇们却偏偏对我这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高抬贵手，这究竞又意味着什么？我望着墙上那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主席语录出了半天神，这“幼稚可笑”究竟指谁呢？他老人家自已？还是那群泼妇？
8月份正是酷暑，军代表和专案组特准我每晚可以在室外“放风”一小时，看守们大概听到不久我即将转走的风声了，为了落得做个顺水人情，睁只眼闭只眼地让我在外面乘凉到夜里十一二点。时间一长他们偶尔也会围住我东扯西拉闲聊，有天晚上扯到老杨的那次批斗会时，他们告诉了我一点内情。
就在开会的前一天，那几个泼妇就串通好了，准备在会上恶搞老杨一场，当众要老杨在台上吃屎就是她们精心?划的得意之作。当有人告知她们我也将登台陪斗时，泼妇们一致的看法是：“一人做事一人担！老畜牲杨X X干了吃屎的事，那就活该吃屎！方子奋虽然是反革命，该杀该剐那是政府的事，反革命归反革命，斗归斗，但他和杨X X不是一路人，我们可不能瞎搞人家。”
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她们在开会前夕还特地去通知了我的看守班，要他们转告我到时在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慌，她们决不会动我一根毫毛。可看守们却没把这颗定心丸给我，害的我白白紧张了一阵。怪不得看守班长在会前叫我“在台上要听话”，原来他们事先早就知道了有什么事要发生。这班狗娘养的！
尽管批斗会已经过去好多天了，当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心中仍极不是滋味，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论理我得感谢人家，可一想到她们凶恶地围住老杨那些镜头时，却又实在无法原谅她们。
怎么看待和评判这些女同胞呢？
说她们可恶吗？是的！———可她们天性中的良知并未泯灭。
说她们凶残吗？有些。———可她们始终不愿伤及无辜。
说她们愚昧吗？似乎。———可她们又懂得如何看人下刀。
说她们卑劣吗？也许。———可她们毕竟只是用卑劣的手段惩治更加卑劣的犯罪！
唉！人性啊人性！
（老杨和我一同在69年8月20日转白下区看守所，后来以“流氓罪”被判了十年。1979年刑满出狱后不久病逝。）
接 见
这个故事并非我亲目所见，它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不过根源却出自于我。
我被“隔离”后大约半个月左右，农场原党委书记陈汝霖去了一次我家，把我被“隔离”的事通知了我父母。
这位陈书记自1963年到农场任职后，农场的阶级斗争很快跃上新台阶，承他关照，几年来我一直是他紧紧咬住的靶子。不知是我过于狡滑，或许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直到“文革”爆发时，他始终没能了却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夙愿。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为革命奋斗了大半生的他反倒在“文革”开始后一下成了“三反分子”、“走资派”，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也出了不少洋相。1969年初，他被“解放”并被结合进革委会，到我出事被“隔离”时，他又成了审理我案件的专案组成员，这次终于再度轮到他名正言顺地收拾我了。到我家去通知我父母就是他毛遂自荐的。
母亲听到我被“隔离”后当场泪如雨下，情急之中一再哀求陈书记高抬贵手，希望领导能给我一条“出路”。我父亲“解放”前参加过“二七”大罢工，还干过长辛店罢工总部的纠察，算是多少见过点市面的人，一见陈汝霖那副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得意姿态，马上明白陈汝霖是在玩猫捉老鼠，名为通知家属，实际上是希望看到反革命家属那种跪地恳求的可怜相来満足他的阶级斗争快感。于是我父亲当即大声呵止了我母亲的哭求，不冷不热给了陈书记几句：“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说什么也没用了。共产党历来主张一人做事一人当，该怎么办由他自作自受吧！”
陈汝霖临走前说：“目前我们还是竭力在挽救你们儿子，关键是看他的认罪态度了。我们希望你们去农场接见他一次，从亲人的角度规劝他彻底坦白交待，大胆检举揭发，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我父亲表示会尽快去农场看我，但对书记的“挽救”却不怎么领情：“自已养的儿子自已清楚，他同我一样也是个不大能听进别人话的犟种，我们的话是否有用不敢保证，只能尽力而为。”
陈汝霖去后第三天，我父亲去了农场。
那时南京通往农场的公交一天四班，上下午各两班，清晨五点多一班，八点一班，全程近一小时，下车后还得步行半小时，我父亲赶到农场时已快十点钟了。
那些天我正在全场各生产队之间巡囬批斗，我父亲去的当天正巧轮到农场最偏远的千亩地生产队斗我，一清早八位看守就押着我去赶场子，等到我父亲抵达场部时，我早就站在批斗大会台上亮相好久了。专案组的人没提我被押去批斗的事，只是含混其词说我去开会了，叫他等我散会囬来。
我父亲只好在场部门口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等。老远专门赶来没见到人，心中不禁涌过一阵悲凉。
我父亲到农场接见我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很快有不少人特地赶到场部门口去看我父亲究竟是何许人。在人们心目中我既然是赫赫有名的现行反革命要犯，能一手培养出这种儿子的父亲谅必也不是等闲之辈，当看到坐在石头上的只是一个衣著寒酸、満头白发的老人时，一个个不免有些失望，目光逐渐由好奇、惊异转为同情、怜悯，有的人在低沉的叹息。
一直到中午十二点下班钟声响起，我父亲仍未见到我人影，他去专案组问了一下我什么时候能囬来，一个正在带门出来的女人冷冷地要他耐心等。
所有人都去食堂打饭了，我父亲打开手帕拿出带来的三块烧饼，又用自带的破搪瓷杯去水龙头下接了一杯自来水，默默地坐下低着头开始啃冷烧饼。
这时有个人走到了我父亲身边。
“对不起老人家，害你久等了。”
我父亲抬头一看，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正带笑地看着他。来人个子不高，体型微胖，一副知识分子模样。
“您是……”我父亲赶忙放下手中烧饼站了起来。
“呵，我姓周，就叫我老周好了。”来人热情地握住了我父亲的手，“上午就知道你来了，不巧我一直在开会，刚刚才散。”
“啊，您忙您忙。”
来人瞥了眼石头上那块已咬了个月牙形的烧饼，微微皱了一下眉，随即拉着我父亲跟他走：“来来来，我们先吃饭去，边吃边聊。”
“不用不用，我已经带干粮来了，您自已请便吧！” 面对这个意外的邀请，父亲有点不知所措，赶紧客气地推辞。
“不用客气老人家，跟我来吧！”来人半拖半拉把我父亲带进了他的办公室。
让我父亲坐定又倒了一杯茶后，他安慰我父亲道：“原来讲好让他中午囬来吃饭的，大概有点什么事躭搁了。你别急，我们先吃饭再说。”
不等我父亲囬话，他随即轻轻带上门走了出去。
十来分钟后他提了只小竹篮走了进来，然后把篮子里的饭菜一一放在了桌上：两碗米饭，三盘菜，一小盆汤。我父亲十多年后每当囬忆这段往事时总会特别强调，那些菜中正好有他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
“老周”热情地举箸相邀：“都是食堂菜，没什么好吃的，请随意用，不必客气。”
我父亲是懂事的人，尽管来人还未自我介绍身份，但从“老周”的言谈举止和能拥有自已独立的办公室来看，他一定是位干部。另外，他刚才自称开了一上午的会，估计还是革委会的人。作为领导的“老周”为什么这样客气？我父亲一时间感到非常迷惑不解。
现行反革命家属来接见现行反革命儿子，不管受到什么冷遇甚至粗暴对待，这在当前走到哪里都是天经天义的事，可身为领导干部的“老周”一反常人地如此热情，这其中会不会另有什么目的？我父亲的“警惕性”并不亚于我，见过不少大脑简单的糊涂虫由于受哄上当而干出“大义灭亲”蠢事的例子，他不得不防一手。
从另一面看，如果这位“老周”的这番热情确实出自真心，那表明他非常同情我的不幸遭遇，但又因为帮不了忙而有些遗憾，只能借此机会通过家属稍稍表示一下无奈下的同情，假使真是这样的话，我父亲首要考虑的是千万不能连累人家！请人吃顿便饭本来很平常，但是招待一个反革命家属吃饭可绝不是小事。特别是对身为领导干部的“老周”，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很可能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影响他的前程……
见我父亲愣在那里发怔，“老周”以为他想儿子，一面婉言劝他别担心，一面殷勤地往我父亲碗里夹菜，不停地催他用餐。
左思右想，我父亲终于没动筷子。最后站起身来礼貌地谢绝了“老周”的好意：“真不知怎样感谢您才好，只是我不能给您添麻烦，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看我父亲那副有些不容商量的认真神态，“老周”大概看出了老人的心思，沉吟了一会就没再坚持。我父亲当即起身告辞退了出来，桌上那杯特地替他泡的茶一口没喝，手中仍在端着那杯自来水。
“老周”随即尾随出来对我父亲说：“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你实在不肯吃饭，我就不勉强了。不过这会外面太热，你就在我们大会议室里休息吧，那里蛮凉快的。”见我父亲没再谦让，他把我父亲领进了会议室，又找了块抹布仔细抹净了乒乓球台面后让我父亲一人留了下来。
两分钟后他一手提只水瓶一手端了杯茶送进来，随手把我父亲那杯自来水泼到了地上。
隔了会“老周”又来了，一进门就満含歉意告诉我父亲，由于下午还要接着“开会”，一时半会我囬不来，恐怕还得等。望着我父亲満脸的失望，他耐心地劝我父亲别急后说：“既然还得等，不如先到我房间休息一会，我特地打井水抹了草蓆，你好好睡一觉，醒来后估计他要囬来了”。
我父亲再次谢绝了他。眼看劝不动我父亲，他只好走了。
不知是革委员存心不让我们父子见面，还是考虑会场太远往返不便，我父亲始终没见到我。那天中午我一直被关在千亩地队的会议室里，下午两点又被押往邻近的下西岗二队赶了另外一场批斗，到快六点囬到浴室时，我父亲早就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他在场部苦苦等了我将近一天。
下午上班后，我父亲从会议室出来再次坐到场部门口大石头上继续等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眼看已快到三点了，仍然不见我人影。末班车是三点四十，到车站还得走半小时，看来不能再等了。我父亲去专案组打了个招呼，请他们转交带给我的五元钱和三斤粮票后出了场部。父亲还有些不死心，朝着远方又望了一会才怏怏地拐上去车站的小路。
经过葡萄园时，几位正在修剪枝条的女工看我父亲那副极度失望的样子一齐围了过来，她们都听说了我父亲来看儿子扑空的事，好心地安慰了他几句，劝他别急别难过，父亲默默地点了点头。
大约在小道上走了半里路不到，我父亲听到后面有人在叫“老人家等一下。”囬头一看，“老周”小跑着追了上来。
“老周”带着一些无奈对我父亲说，他也不明白我中午没囬来到底是怎么囬事，一听说我父亲没见到人就走了，他赶快追了过来。
接着他陪我父亲一直走到车站。
中午他同我父亲见面时一直没怎么提到我的事，估计是防止隔墙有耳，在去车站的小路上，他尽其所知向我父亲通报了我的情况。他告诉我父亲，这次我出事是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直接下来办的案，与农场并无多大牽连。他说他了解我的情况，不过没谈什么具体内容，只是一再用惋惜的口气说我是个聪明有才华的青年，可惜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至于那些希望家属配合革委会规劝子女彻底坦白之类的屁话只字没提，同那位去过我家的陈书记相比，分明不是一路人。
抵达车站时，“老周”争着替我父亲打了四角钱车票。车子快来了，他拉着我父亲枯瘦的手说：“事到如今，你和他老母亲只能想开一点。你们一定要多多保重，千万不能急坏身子，不然他在里面更不安心。当前形势摆在这里，出事的也不是你们一家，再说他毕竟还年轻，来日方长，以后政策也许会松一些，将来总会有出路的。”
满腹对儿子的思念加上探視扑空的失望使我父亲的內心悲苦到了极点，经“老周”这番真情委婉的安慰一撩拨，我父亲一时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难言。父亲铮铮铁骨一生，遇事从不轻易动容，这是他多年中难得的一次落泪。
车来时，“老周”将我父亲送到车门口并推着他的背塞了上去。
这段故事直到十年之后的1979年我囬到家时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尽管过去那么多年了，我父亲对当时的经过细节仍然记的清清楚楚，一再称那位“老周”是他“一生中难得遇见过的好人”！
四年之后我父亲病逝，就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同我闲聊时还念叼过这件事，对一位历经八十年风雨即将沉入历史的垂暮老人，一生中真正值得记住的事应该不多了，可那次接见扑空当天发生的一切却始终令他念念不忘，最后把它们带进了永恒。
我父亲生前谈到这段往事时多次问过我“老周”到底是什么人？同我到底是什么关係？他之所以那样同情我们又是为了什么？
就在出狱后父亲第一次提到这件事时我就简单介绍了“老周”的情况，告诉他“老周”是我的领导，并且还是专门审理我案件的专案组成员，多年来我同他极少接触，谈不上有任何私人感情。可我父亲怎么也不相信我和“老周”关係就这么简单，不论我怎么解释，他始终就是不信。他怀疑的最大根据就是 “既然人家和你一无来往，二无交情，那究竟为什么要同情我们，并且又那样热情接待我？他是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按他的意思，似乎我对他刻意隐瞒了些什么。
面对老爷子这种倔犟的思维方式，我还真不知如何才能说清。
其实，我根本没对我父亲隐瞒什么，这位“老周”真的同我没有什么交往。 “文革”前他就是农场的副场长，兼任西岗地区党支部书记，他分管西岗地区，而我在东流地区上班，平时难得见面。地位的悬殊加上政治环境的制约，他既不可能折节下交我这个底层另类，我当然也高攀不上身为共产党干部的他。我只知道他是北京农学院五十年代初的高材生，毕业后干过畜牧师，教过书，后来被安排到农场担任领导工作。他给我的直观印象一直不错：沉稳，谦和，儒雅，待人彬彬有礼 ，言谈举止得体。同另两位敌后武工队出身的一、二把手相比，除了缺少革命干部特有的专横霸道外，我看他才象一位真正的领导。既然是领导，对其也只是敬而远之而已。
作为农场主要领导，又是我专案组的成员，他当然非常了解我的历史和来农场后的一贯表现，就凭我档案中那些丰富多采的內容，在他印象中我肯定是个打了重点记号的对象。
我对“老周”的了解，加起来也只有这么多。
不过，我父亲的疑问确实又很有道理，换成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时难免也会迷惑不解，既然他和我关係如此简单，他究竟为什么会对我父亲表现出那种大大不合时宜的热情并且几乎不加掩饰地表示出明显的同情呢？
我对此想了好长时间之后才悟出一些缘由。
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可以有各种各样原因，但就根本而言不外是出于对弱者的怜悯，我想“老周”那份与众不同的同情决不仅单单出于此，它们一定还包含着一种忠厚长者对青年——特别是他认为的有为青年——一辈的惋惜，以及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那种政治压力下“无力囬天”的苦恼，一句话：这些都出于他内心世界中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由此看来，他也是位“世界观尚未得到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
缘此推及，我隐隐感到他和我在思想的某些方面一定有着某种共鸣。这也许才是他同情我们父子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无法理解那么沉稳的他居然会那样热情真诚地接待一个现行反革命要犯的家属，这既不符合“解放”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德性，更有悖新生红色政权中革命干部的常规。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一个巧合：他正好是专案组的成员，他有理由以动员反革命家属规劝子女坦白交待为借口接近我父亲，从而不必过多顾虑自已的行为是否会带来麻烦。
这些情况归纳起来后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对人性的深层内涵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而这一点恰恰又是我这个对文史哲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无法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我之所以难以向我父亲说明白，原因也正在此。
很多年后，当“老周”和我能够平起平坐在一道毫无拘束地聊天时，终于从他那里印证了我的看法。那时，他已从南京某局局长位子上离休，无官一身轻的他再也不必掩饰自已的真实感情了。他一再要我毫无必要对他感激什么，倒是他自已多年来心中一直为不能更多关照我们父子而有所不安，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能利用那样一个小小的机会稍稍表示一点同情，除此之外他实在无能为力。他说自打详细看了我档案后便明白怎么回事，对我些年的遭遇深表同情。多年来他听说过很多政治冤案，能这样直接面对的还是第一次，他不想把手搞脏，但他又很难始终保持清白，为此他在无奈中常常感到苦闷。
他在囬顾一生时替自已作了这样一个总结：“几十年来做了一些工作，自已受过一些罪，也得罪过一些人，现在囬想起来多少有些安慰的是，我这辈子从来没害过人，没坑过人，没整过人。”
寥寥数语，道出了为官数十载的感慨。
如今的“老周”已年近八旬，精神矍健，红光满面，祝这位老领导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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