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旅行 霍金:曾让我们深深感动--70、80、90年代的偶像变迁

偶像，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后来又失落的那些榜样；偶像，是过去的雷锋、张海迪，也是现在的周杰伦、王菲。同样被称作偶像，却又彼此少有相似之处。

在这四五十年中，从社会道德的楷模到个人爱慕的对象，从学习其精神到模仿其造型，从全民崇拜到一盘散沙，偶像从神坛跌落到了人间，也在某种意义上从精神落实到了实际。但无论如何，偶像都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广为人知，并成为许多人效仿的对象，他们的某种特质曾经或正在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无数人，人们以疯狂或理性的方式喜爱、学习、怀念他们。

偶像伴随着一代代的人成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雷锋、陈景润、邓丽君，80年代的张海迪、老山英雄、北岛、三毛……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回顾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偶像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其中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的巨大变化。

60年代

英雄辈出的激情岁月

标志偶像：雷锋、保尔·柯察金、王进喜　……

20世纪60年代正是共和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年轻的新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决定了这将是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的偶像年代。艰苦朴素、舍己为人、自力更生、献身国家是这一时期偶像的共同特征，突出反映了共和国早期建设者的共同优秀品质。

雷锋、保尔·柯察金、“铁人”王进喜、焦裕禄、邱少云是这一时期偶像的代表。他们身上无私奉献、为国家牺牲小我、艰苦奋斗的精神感动了几代人，成为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并成为那个历史时代的标志。

这个时期也是偶像的“黄金时代”，每一个偶像的出现都会造成全民性的影响，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偶像们所不能企及的。它的盛况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人民都在“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的感召下投身国家建设的洪流，年轻人都以研读《雷锋日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豪。

雷锋

近半个世纪前牺牲的一个普通士兵，作为一种精神或信仰的代名词已影响了整个中国达几十年之久。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成为整整几代人的学习榜样。直到今天，每年的3月都是“学雷锋月”，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会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以各种行动去追寻雷锋的足迹。

究竟什么是雷锋精神？在后来的雷锋教育中，雷锋精神已经被简化为一种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代表性符号，学习雷锋也就是意味着帮助他人，“做好事”。实际上雷锋在当时的含义并不止这些，他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是一位把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利益的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公而忘私、艰苦朴素，这都是在当时最受称赞的道德品质。

保尔·柯察金

对于40岁以上的人来说，保尔是他们青少年时期心目中熠熠生辉的偶像。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曾经被印在小学语文课本中，被当年的青年人记在日记中，抄在小本子上，在无数的发言稿中激动地反复使用。

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1942年被介绍到中国后，从1952年至1995年的44年间，共印刷出版57次，发行250多万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时也像小说一样轰动一时。保尔手握铁锨、头戴布琼尼军帽、大衣被风吹起的形象被无数的青年人狂爱，那种狂热劲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保尔坚强的意志，保尔与冬尼娅小布尔乔亚式的恋情也曾成为当时青年人渴求的时尚。  

70年代

精神解放后的饥渴选择

标志偶像：陈景润　邓丽君　……

20世纪70年代，除了继承60年代已有的偶像之外，并没有增加多少新人物。1968年秋天，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此后直至1978年全国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邢燕子就是那个时代积极响应号召的知青楷模。

但70年代的末期却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一是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就成为国人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一篇《歌德巴赫猜想》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无比热情。

另一个新鲜的面孔就是来自台湾的邓丽君。她的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斥为“靡靡之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年轻人对她的喜爱。她的歌曲因为对个人情感的细腻表达而赢得了青睐。她差不多是大陆第一个完全来自民间的、非官方确立的娱乐偶像。

严格来讲，陈景润和邓丽君的影响都是起自70年代末，但贯穿了整个80年代的。

诗人徐敬亚回忆当年，70年代还有一个备受崇拜的偶像是杨子荣。这个由电影和样板戏塑造出来的高大的英雄人物，在当时是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陈景润

1978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同一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使数亿普通百姓知道了“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也知道了陈景润是全世界离那颗明珠最近的人。

这篇文章迅速唤起了中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在国际上被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

“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枯燥的术语随着陈景润的故事成为青年人精神的巅峰，陈景润成为七八十年代年轻人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向科学进军”也成为那个时代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它所造成的影响之一，是后来的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陈景润身上所表现出的对于科学的投入、执着、严谨以及爱国主义的激情，使经历了“文革”动荡的国人深受感染，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科学的价值和魅力。在偶像的感召下，许多年轻人怀着科技报国的激情，投身科学研究的领域。

邓丽君

有一种说法是“凡有华人处，便有人能吟唱邓丽君歌”。这或许是一种夸张，但邓丽君的《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恰似你的温柔》、《小城故事》等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却几乎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邓丽君的歌曲是一种具有颠覆效果的符号。她那清甜圆润、缠绵柔情的歌声，让大陆听惯了激昂高亢的革命歌曲的年轻人耳目一新。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歌曲都是以表达集体主义、革命主义情感为要义的；人们是第一次从邓丽君那里知道，还有这种可以倾诉个人情感、带着微微颓废和忧伤的旋律存在。温柔与忆旧，是很多人生命情调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迎合了当时人们对于集体主义的厌倦，以及对个体生活的向往，从而迅速在年轻人当中广泛流传。无疑，它也同时遭到了权威们的大面积抨击，被斥为“靡靡之音”。这是一个酝酿着变革的时代，在新与旧的冲突矛盾中，邓丽君的歌曲算得上是一个带有变革色彩的符号。

邓丽君也可能是大陆最早的娱乐偶像，这表现在年轻人对于其装扮的模仿上。当年轻的女孩还穿着“文革”年代千篇一律的绿军装，留着妹妹头的时候，邓丽君的一头卷发、鲜艳的衣裙必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80年代

从单一走向多元

标志偶像：张海迪　中国女排　朦胧诗人　港台明星　……

这是一个春回大地的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万物复苏，蓬勃生长。偶像也一样，这个时期的偶像如同雨后春笋，从社会的各行各业冒出来，令人应接不暇。

上世纪80年代的偶像，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他们当中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还有为救掉进粪坑的大爷而牺牲的张华。这些偶像，以他们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继续成为大众景仰和学习的对象。

另一类偶像则是在各行各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在体育界，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中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在文学界，顾城、北岛、舒婷等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同时，来自港台的金庸、三毛、琼瑶也在内地产生了一大批“迷”和跟随者。

港台娱乐明星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入内地，使国人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1983年香港无线的《射雕英雄传》让国人记住了那个惟妙惟肖的黄蓉——翁美玲；一部《上海滩》奠定了周润发的天王地位；日本的《血疑》带来山口百惠。这个时期的港台歌星则有BEYOND、张雨生、费翔以及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传唱大江南北的张明敏等等。

与六七十年代相比，80年代的“偶像”概念更加宽泛：它越出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去的英雄人物是生产型偶像，而现在出现了消费型的偶像——娱乐明星。另外一个特征是，偶像的作用不再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从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已经走向多元化。

80年代是一个复苏的时代，青年们要回到城市，从头开始，他们需要奋斗精神的鼓舞。战无不胜的中国女排顽强拼搏的精神，以及张海迪身残志不残的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人就是在她们的鼓舞下完成了自己的奋斗轨迹。

张海迪

20世纪80年代，张海迪这个光辉的名字，在神州大地上到处传扬。这位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而不向命运屈服的姑娘，这位“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地爬起来”的勇士，这位以缩短自己的生命来延续他人生命的时代楷模，感动了整个社会的人心。

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张海迪，从5岁起高位截瘫，胸以下都失去了知觉，但几十年来，她学医救人、写小说、画油画、拍电视、唱歌、读硕士…一系列常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张海迪做到了。聪慧的头脑，灿烂的笑容，坚韧与激情——正是张海迪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在逆境中崛起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代的青年，并成为他们战胜逆境的激励力量。

张海迪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升学、就业、理想、前途等困难和矛盾，正是许许多多青年人所真实面临着的。因此张海迪作为偶像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她鼓舞了整整几代中国青年去努力、去奋斗，去战胜困境。

在娱乐明星充斥的今天，张海迪已被不少年轻人遗忘。但张海迪的精神无疑是具有永恒的启示作用和榜样价值的，因为她探索了人类反抗困苦命运所能达到的限度。如果说苦难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那么张海迪精神所代表的就是人类在陷入困境时最有力的自我救赎之道。

中国女排

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创下的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崇高而朴实的“女排精神”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口号，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女排的热潮。

女排精神可以概括为“拼搏”二字。袁伟民一以贯之强调的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铸就了一代打球做人的典范。从亚洲第三到五连冠，女排所贯彻的那种任何时候都不遗余力、兢兢业业，任何时候都一往无前的精神，成为战无不胜的法宝。

在中国刚刚开始试探着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时刻，在中国人陡然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而变得失落和彷徨时，女排的奋力拼搏和辉煌成就，向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信心和能力。实力、拼搏、一往无前、永不言败，这让众多中国人猛然醒悟：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追赶别人、超越别人。

当时鲁光采写的关于女排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广泛流传，女排精神已经成为一个熠熠生辉的符号，它带给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已远远超越了体育范畴，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

朦胧诗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当年朦胧诗人的诗歌名篇像荒原上的野火，在青年学子们中间席卷而过。他们以深邃的反思和痛彻心腑的呐喊道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也点燃了无数青年心中的文学圣火。

朦胧诗与当年的新诗潮运动，在青年人当中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诗歌与文学的领域，它从形式和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上都冲破了旧有的传统，以一种全新新的探索，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当时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群体，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成为80年代思想文化复兴时期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80年代是一个充满迷惘的年代。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国人，不知道前方的道路究竟在哪里。于是，人们选择了文学。通过文学，人们反思过去的深重灾难，探求未来的光明道路。朦胧诗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整整一代人在文学中寻求答案，“文学青年”成为一个最骄傲和时髦的词汇。他们在文学中倾诉忧伤、抚慰伤口；也在文学中重新探求人性的真、善、美，寻找民族与国家振兴的希望。那是一个“文学”二字重逾千金的年代。  

90年代　流行时代的文化符号

标志偶像：罗大佑　崔健　王朔　周星驰　王菲　……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多元化。这一时期每个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变换非常迅速。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早期，在思想解放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罗大佑和崔健是早期的叛逆者，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以“愤怒青年”的形象对现实社会发出了批判的声音，表达对时代的清醒思考，因此很快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同时他们也是整整一代青年人在充满向往与迷惘的成长岁月中难以磨灭的印记。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绝大多数30多岁的人，今天去唱卡拉OK时仍然必点这两个人的歌曲。

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消解一切深度和意义的“无厘头”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和王朔成为叛逆的英雄，他们以嘲弄一切正经事物、调侃一切权威和正统的游戏态度成为了青年的新偶像。

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取代了过去有思想深度的文化形式。青少年的偶像主要是来自港台的娱乐明星，张国荣、梅艳芳、王菲、周杰伦、四大天王、F4等等，娱乐明星通过各种媒体占据了青少年的眼球和感官。

另一种趋向则是对“实用型”偶像的崇拜。在今天的青少年中，说自己崇拜比尔·盖茨的人比比皆是。在实用主义泛滥的上世纪90年代，对于成功、财富的向往使一大批知识英雄、企业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属于同龄人的80后作家也成为年轻人心中新的偶像。韩寒、郭敬明等人成为文学领域的明星。

罗大佑

准确地说，罗大佑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进入大陆青年的视线，但绝大多数人是在1990年内地有了引进版之后才逐渐接触到罗大佑的。从《童年》、《光阴的故事》到《滚滚红尘》、《恋曲1990》…….二十多年中，罗大佑用他的独立和冷静记录下这个社会的脉络，被尊为“流行音乐教父”。

一袭黑衣、遮住半个脸的墨镜和一头长长的卷发，是罗大佑最鲜明的外在形象。他早期最具批判色彩与人文精神的《之乎者也》、《青春舞曲》、《家》等作品，使他在一夕之间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留下了“愤怒青年”的形象。

而上世纪90年代正是罗大佑的情歌时代，《恋曲1990》、《光阴的故事》、《明天会更好》、《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在大学校园广为传唱，感染了无数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罗大佑的歌给人一种生命的认证感，他的愤怒、他的温柔，会让人感觉到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过，深深地感受过。它让人抒情，也发人深省，听罗大佑的歌，人们就像在迷茫而欢乐的灵魂深处聆听到了一个清醒而嘲弄的声音。他成为整整一代人心目中的青春印记。

崔健

198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当他穿一件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时，台下的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音乐起处，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

这个场景在多年后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人”、“摇滚教父”的崔健，从此开始了中国的摇滚长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红旗下的蛋》等一系列作品使国人接受了摇滚精神的最初洗礼，表达了一种极端个性与独立的文化反叛，使崔健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偶像。

在今天看来，《一无所有》里表达的情绪恰恰吻合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观念正被一步步打破，而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那代人的精神好像被洗劫一空，“一无所有”是上世纪80年代青年茫然无助的最好写照。崔健的音乐和歌曲唱出了在极速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和人性解放的渴望。

周星驰

1997年《大话西游》首次播出时，遭到了一片冷落。没有人能看懂其中乱七八糟的线索、无厘头的对话和表演。还在内地被评为当年的“十大最差引进片”之一。

而在2000年，这部被冷落了几年的片子通过网络传播、人际传播、盗版DVD等方式率先在年轻人中传播开来，在全国的大学校园内迅速火热起来。大学生们彼此询问看过多少遍《大话西游》，并以使用《大话西游》的经典对白为乐：“你真是唐僧”，“我Kao！I服了You！”，“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这些古怪的句子成为年轻人彼此认可身份的暗语，如同“天龙盖地虎”一般，如果你不懂，必然会产生被抛弃到时代洪流之外的恐慌。

批评家朱大可把《大话西游》之后的时代称为“大话时代”，认为这是一个公共话语的狂欢时代，大众通过反讽、戏谑、调侃等手法消解了国家主义话语的严肃性，从中寻找新的话语乐趣。

周星驰或许不能称为偶像，因为他一直是一个“搞笑”的小人物角色，与传统的偶像形象相差太远。人们喜欢周星驰，是因为他把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生活的种种尴尬和无奈在他的一句“我Kao”声中消解。然而，在种种笑掉大牙的桥段后面，他还表达了小人物的辛酸、真诚和无奈。2001年5月，主演《大话西游》的周星驰，在北京大学礼堂受到青年学生英雄式的欢迎。这是大众文化胜利的又一个标志。

结语

有人说现在是一个偶像缺失的年代。在媚俗的大众文化和商业利益的推动下，“消费型”的娱乐偶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不需要反思、不需要追问、不需要价值和意义，仅仅是消费形式本身，如同水面的浮沫，却成为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特征。

这样的现状，使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感叹今天精神的平庸化和偶像的缺失。那些精神偶像熠熠闪光的日子，那些化崇拜为力量努力进取的日子，那些为寻找思想的答案而苦苦追寻的日子，都随着昔日的偶像一去不复返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今天青少年当中最流行的偶像来看，大都是来自港台的娱乐明星。这些偶像固然有许多过人之处值得学习，但太单一类型的偶像崇拜，无疑会带来深层的精神贫血。一代青年一代偶像，什么样的偶像最终也会影响到什么样的青年。

偶像的命运该何去何从，需要我们自己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