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影音:[近代风云]红流——红一军团战事（五）

四十、扩展院落等客来
　　
　　林彪的一军团为中央纵队，犹如箭尖，直指建宁、里心；红二十二军为右纵队，兵向泰宁、邵武；三军团为左纵队，扑向黎川。
　　
　　林彪把自己指挥的一军团又分为左右两路，林彪亲率第四军经尖峰、客坊向建宁，政委聂荣臻率第三军水南、里心向建宁，两路大军的目标只有一个：驻守建宁、里心的国军新编第4旅，旅长周至群。
　　
　　时驻守黎川、泰宁的是刘和鼎国军56师，这是三军团和二十二军的目标。
　　
　　红军全军出动，欲切实保密极难，兵威之下，周至群不敢迎战，又没有信心固守建宁，于10月7日丢下了助守建宁的地方民团，弃城远扬，林彪不战而下建宁、里心。
　　
　　前有车后有辙，刘和鼎也不是傻子，也难得负起守土之责，来了个依样画葫芦，丢下黎川、泰宁，避战而走，三军团和二十二军当然也得兵不韧血，相继占领黎川、泰宁。
　　
　　军人畏敌如虎，令蒋委员长大为恼火，严令之下，也有勇夫，10月底，国军集结了３个整师开始收复失地的试探，这次是集中兵力先收黎川，三军团面临强敌，主动撤出黎川。
　　
　　探明黎川已是空城的国军胆子大了，11月1日，国军第8师所部两个团南丰开向黎川，准备接收丢弃的失地。
　　
　　谁知运气也太差了，此时林彪带四军已经增援黎川，其先头部队已经汇合了三军团一部，当天傍晚，国军第8师的先头部队竟然与红四军遭遇在沧浪附近。
　　
　　遭遇战有个不变特点：相逢勇者胜，这次国军遭遇的红军中的“铁军”，当然讨不了好去，一阵昏天胡拼，国军次第掩护，退守石沟圩，这里事先筑有堡垒，是一可依赖的据点。
　　
　　双方都不清楚对方实力，这种仗林彪一般不愿意真打，第二天经过试攻，发现攻克不易。双方僵持一天，红军主动撤围，国军也趁机退走。
　　
　　已经核查番号，国军大惊：怎么两个军团的红军都到了黎川？光棍不吃眼前亏，先走了再说，等到11月3日红四军联手三军团再次来到黎川时，黎川已经又是一座空城。
　　
　　方面军命令就此携手，原地北进，发展新区，目的却不是寻机歼敌了，而是为了扩大地盘筹粮筹款，现在大战已经迫在眉睫，蒋介石调兵遣将，重新对苏区的围剿已经眼看在即，为应付进剿，粮草应先行，北进打击资溪、金溪等地区的嫡系国军，一是能解除侧翼威胁，二来需要缴获的军资。
　　
　　11月17日，林彪令一军团的第三军长途奔袭资溪，守军是第5师的一个团，猝不及防，仓促应战，溃败而走，奔袭资溪成功。
　　
　　获胜的红三军没有停脚，19日又乘胜攻占赣东北重镇金溪，这下国军终于不能坐视了，陈诚严令驻守南城的许克祥24师和抚州新组建的27师向金溪合击。
　　
　　其实这正是林彪所算计的，令红三军攻占资溪、金溪本来就是为了激怒国军出动，以达到在运动中歼敌之目的，结果刚出南城的国军遭到了红四军与三军团的联手伏击，礼西赵附近，许克祥24师刚听枪响就丢了一个整团，全师就此龟缩南城，再不出动。
　　
　　那时的红军对攻克有城墙的坚城还是没有善策良方，也许是赣州的攻坚战留得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也没有围攻南城，国军不出城，红军也无奈，双方基本如同达成默契，一个占城市，一个占乡村。
　　
　　这虽然不合红军心意，但没有有利战机，也只能委屈的在金溪附近派粮筹款；方面军总部见寻战不得，于是便于12中旬下令红一、三军团向东到福建进攻邵武，去消灭19路军在邵武及其附近的10个团。
　　
　　19路军此时刚从上海调防来到福建，这是一支中国唯一经历过实际抗日战场的部队。自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后，第19路军便格外被委员长看重，刚从上海的抗日前线被撤下，便被调到福建剿共了。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总指挥还是蔡廷锴。
　　
　　19路军虽然不怵红军，却也不愿意与战力强劲的红军死拼血本，红军刚到福建，蔡廷锴便收缩兵力于邵武城里，坚守不出。
　　
　　与这支抗日部队作战，实非前线红军将领所愿，尤其是彭德怀，铩羽赣州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现在又要进攻兵多城坚的邵武？随即建议方面军放弃强攻邵武，方面军同意了彭德怀的建议，红军全军就只有又回到了黎川附近打土豪、筹款子。
　　
　　32年底，方面军命令全军重新北上，再次攻打黄狮渡和金溪，这时的红军有点四处求战的味道，这容易理解，不持续的作战，红军连自身也养不起。
　　
　　现在驻守黄狮渡的还是国军第5师的第13旅，率先出动的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黄狮渡首战告捷，守军第5师的第13旅大部被歼，被俘一千多人，连旅长周士达也被活捉。
　　
　　黄狮渡之战，红一军团也出动了一部与予配合，率部的是军团参谋长徐彦刚，作战中，徐彦刚冒充国军搭上电话线与抚州国军通上了电话，实在的国军向红军的军团参谋长通报了浒湾国军即将出援金溪的机密，这下寻觅已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33年1月7日，方面军总部给林彪下达了歼灭浒湾之敌的命令，要求林彪歼灭浒湾出犯之敌的主力，那是孙连仲的一个师，吴奇伟和周至柔的各两个师，总兵力达5个师14个团，此刻兵分两路，一路准备攻占金溪，一路攻占琅据、左坊、黄狮渡。
　　
　　红军也就势分为两路，由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的三军对付向黄狮渡进犯之敌，以红四军、二十二军拾掇从浒湾出动金溪的国军，兵力早就清楚：是孙连仲、吴奇伟的各一个旅共6个团。
　　
　　林彪本来部署：由三十一师向右翼迂回，一是能在金溪以西公路北侧吸引箝制和阻击可能由琅据、白沿方向来犯的国军，二是能于必要时参加对浒湾来敌的围歼；二十二军作为总预备队；红四军为主战部队在金溪至浒湾的公路上伏击敌军，战场选择在了两地中间点的枫山埠附近。
　　
　　岂知计划跟不上变化，红军出动的同时，国军也同时出动了，双方几乎同时到达了枫山埠，这下伏击战一下成了遭遇战！
　　
　　1月8日上午9点半，浒湾战斗打响了，严格说来应该是枫山埠战斗。
　　一军团四军在枫山埠附近与敌遭遇，遂即沿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两军等于迎头相撞，国军毕竟是6个整团的兵力，装备又强于红军，又及时出动了飞机大炮助战，且战术动作也相当灵活，激战的同时，没忘了抢先占领公路北侧制高点有利地形，战局初期竟然成了不利红军的态势。
　　
　　林彪紧急命令右翼的三十一师加入红四军的战场，在大炮轰鸣与飞机的扫射中，整个枫山埠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国共双方各不相让，呐喊动地，厮杀惊天。
　　
　　但战场态势仍不见好转，十一师师长陈光，十师师长李锡凡先后负伤，铁打的四军竟然被逼得步步后退，危机关头，林彪把军团部搬到了前沿阵地，开始直接指挥战斗，红军士气大大振奋，才算稳住了战局。
　　
　　战场如弹簧，你弱他就强，随着红军的死战不退，并且不断猛烈的攻击，国军终于支持不住了，中午时分，开始逐渐向西边战边退。
　　
　　下午一时，吴奇伟为了挽救败局，从浒湾两个团增兵枫山埠，在浒湾附近的唐岗铺会合了边退边战的国军，败退中的国军士气一时重振，开始了绝地反击。
　　
　　两军又开始的势均力敌的拼杀，激战两个多小时，谁也不肯后退一步！林彪见战场攻守有被逆转之态势，终于放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命总预备队红二十二军投入了战斗，生力军到了战场，红军声威重振，得不到增援的国军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了，开始全线溃退。
　　
　　谁知这一退便无法止步，经过浒湾也不敢停留，直接向抚州逃去，追杀中的红军趁势抢占了浒湾，红二十七军一直追到了抚州城下，一路缴获无数；与此同时，一军团的红三军与三军团也击溃了向琅据、左坊进攻的周至柔6个团，歼其一部，周至柔余部也退向抚州。
　　1月9日凌晨，浒湾战斗全部结束。
　　
　　浒湾战斗，红军一、三、五三个军团配合作战，共歼敌两千多人，使孙连仲新组建的27师遭到歼灭性打击。但自身伤亡也不小，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在率部队阻击南城出犯之敌时也战死在了战场。
　　
　　远在后方的毛泽东闻讯，以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
　　
　　黄狮渡和浒湾两战皆胜，使南城的国军李云杰师、南丰的毛炳文师，赶紧缩回去不再轻出，红军士气为之大涨，这为即将开始的恶战――粉碎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浒湾战斗之后，周恩来曾建议：主力红军应该北上贵溪等地，打通与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但此建议也有弊处：主力原地北上后，根据地更加无法抵御对国军即将开始的围剿，国军作战，向来不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是论占领地盘多少论功行赏的。
　　
　　不过当时的中央局书记、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还是派出了部分部队，将红十军接应过了信江。
　　
　　苏区战局大势已经面临恶化，蒋委员长的调兵遣将已经完成，现在围向苏区的是装备精良的40万大军！
　　
　　中华民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处在了国难当头的时刻！中国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请看下篇：四十一、国军终于盼来了久违的胜利）
　　
　四十一、国军终于盼来了久违的胜利
　　
　　1932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围剿”湘赣鄂苏区战绩辉煌，随即转兵南下，瞄向失利了三次的赣闽苏区。任命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陆续调集了约4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之所以开始改称“中央根据地”，是因为战事起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已经于33年1月7日正式迁入赣闽苏区，从此中央苏区成为大家习惯的称呼，一些老帅回忆时甚至把这以前也成称为“中央苏区”，这当然是由于后来积习为常的缘故。
　　
　　这对此后被称呼为“中央红军”的一方面军可不是什么好事，一是树大必然招风，必然面临越来越强的强敌压境；二来上面的“婆婆”坐在炕头指挥，没有“儿媳妇”会感到幸福无比，当然，嘴头上说是另一回事，缩手缩脚也是必然的。
　　
　　尤其是对于毛泽东，绝对是大大的不利，致使他想回到自己手创的一方面军去的愿望几近破灭，成了长期“病号”。
　　
　　战争大势：以蔡廷锴为总指挥的左路军，指挥19路军的6个师又1个旅，威胁闽西；以余汉谋为总指挥的右路，指挥在粤北、赣南的粤军6个师由南部兵向赣南；以黄浦嫡系陈诚为总指挥，指挥12个师约16万余人为中路军，是进攻中央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
　　
　　这路军兵力最强，并且得到散布在苏区周围各点的13个师配合。
　　
　　这样，左右两路军便成为了策应中路军行动，不过策应是否尽力就不好说了，反正红军总部对这两个策应方向几乎是不设防，集中了所有兵力用来对付蒋介石的嫡系中路军。
　　
　　国军的部署也很明显，是套用32年秋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成功经验，以中路军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的强大突击兵团，向苏区黎川、泰宁、建宁、广昌各点分进合击，意图将主力红军截断在广昌到建宁一线以北决战而消灭之，并侵占红军新开辟的“建黎泰”根据地，尔后再伺机攻取中央根据地。
　　
　　反“围剿”方面的总指挥是朱德、周恩来，基本是采用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首先出兵国军重镇南丰，以期给进犯的国军一个下马威，挫其锐气，至于一些资料所说：“他们仍然沿用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则纯粹是扯淡，这是给不在战场的毛泽东面子上贴金，不值分析。
　　
　　大战开始之前，红军在黎川三都进行了整编，撤销了第三军和第四军番号，林彪的一军团直辖第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并奉军委命令，将第三军军长徐彦刚调任一军团参谋长，将第四军政委罗瑞卿调到军团任保卫局长。可整编还未完成，第四次反“围剿”的前哨战“浒湾战斗”就开始了，之后三军、四军两个军部被完全撤销。
　　
　　围剿开始，国军主力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到了33年2月初，中路国军以10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
　　
　　2月9日，红军开始主动进攻南丰，主战的是彭德怀的三军团及五军团；防守南丰城的为陶峙岳的国军第8师，下辖5个团，南丰为抚河战线国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军势在必得，国军也势在必守，一场大战就以红军的进攻被引发了。
　　
　　南丰的攻坚战正式打响是2月12日，又一次面对坚城的彭德怀看来还是没有转过运来，陶峙岳持城据守，坚决抵抗，红三军团尽管不顾伤亡奋勇向城上突击，但激战一天战果全无，红三师师长彭鳌战死于城下。
　　
　　国军终于盼来了久违的胜利！
　　
　　负责战役总指挥的朱德、周恩来面临两难：国军“剿总”在得到红军确切动向消息后，已经迅速调集中路军主力南下南丰，准备与红军决战于南丰城下，红军即将面临内有坚城不能攻克，外面又遭重兵包围的宭境，就算不被包围，一旦主力被黏上，战局大势也必将迅速恶化！
　　
　　这次彭德怀也没有继续固执的强行攻城，建议红军及时撤围，再觅战机。
　　
　　受命担任外围警戒的林彪紧急建议：敌人为了救援南丰，寻找我军决战，已经以其第1纵队的52、59两个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前进，建议我军迅速从南丰撤退，集中优势兵力于黄陂以南地区，然后从两翼北上包抄，目标变为敌人援军。
　　
　　红军总部接受了林彪的建议，任命林彪作为此次战役前线总指挥，全军开赴东韶南部的吴村地区，伺机北上对付迎面扑来的国军。
　　
　　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密集，打援实在无胜利把握,便祭出屡试不爽的老招法：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新丰和里塔圩之间东渡抚河，将国军中路军第2、第3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
　　
　　主力则交给林彪指挥，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待机。
　　
　　林彪此时基本属于临危受命，来敌均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并且以师为作战单位集成一坨，各师之间相距不过十数里，一旦开战，极有被黏上的可能，没有一口吞下国军一个整师的牙口，这种仗没法打。
　　
　　岂知林彪的胃口还要大，竟然准备一口吞下两个整师！
　　
　　虽然方面军给的任务是迎击敌军，但林彪不愿意打这种硬碰硬的仗，经过慎密的“功课”，林彪发现：由于敌人是由西北向东南行军，它的整个右侧翼就容易暴露在我军面前，部队如能及时前出，借黄陂、登仙桥一带的地利潜伏下来，便有可能打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型伏击战！
　　
　　现在就看国军是否配合了。
　　
　　国军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是位实在人，当真被红十一军的行动迷惑了，以为这肯定是红军主力撤回了黎川地区，遂以第1纵队于宜黄以南地区集中，然后出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归路；第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3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准备三路大军合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据体行动也够迅速的，陈诚麾下第1纵队第52、第59师接令则行，开始由乐安地区东进黄陂，目的是同由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　
　　
　　林彪设想的局面顺利出现了：国军中路军第1纵队同第2、第3纵队脱节了，态势呈现孤立，尤其第52、第59师由乐安向黄陂开进所必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高林密，便于红军大兵团伏击，红军的首次大兵团级别的伏击战战机成熟了。
　　
　　前线总指挥林彪做出以下部署：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隐蔽集结于金竹、大坪地区，待第52师进入蛟湖、桥头一线时，突然发起攻击；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的右翼队，隐蔽集结于横石、侯坊一线，准备占领黄陂、霍源(今霍沅)地区，对付由固岗、西源(今西沅)向黄陂前进的第59师，并保障左翼队翼侧安全；以江西军区独立第四、第五师分别在永兴桥至杨坊之线和河口西北上源、下源地区活动，牵制第11师，并保障右翼队翼侧安全；以红十二军为预备队。
　　
　　总的作战方针就是：集中主力,各个击破,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以大兵团的伏击战求歼国军第52、第59师。
　　
　　2月26日，红军各部先后开始进入预定地域。
　　
　　同日同时，国军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两路东进。
　　
　　一切都是按照双方预定的步骤严格行进着。
　　
　　27日，国军第52师在师长李明的亲率下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前进；第59师在师长陈时骥的率领下沿固岗、西源、霍源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相隔不远，但地处摩罗嶂山区，联络协同却不大容易，当时细雨淅淅，薄雾茫茫，视线极度不良，尤其第52师，行军途中不断受到红军游击队袭扰，行动缓慢，但却更使李师长认为自己部队正是击在了红军要害，不然这么骚扰阻止其前进干吗？
　　
　　据上峰指示：红军主力现远在南丰、黎川地区。所以李师座干脆连部队行军中例行的侧翼警戒都一概全免了，这位原广东护国军骁将林虎的部下，此刻很是骄狂，大有剿灭赤匪舍我其谁之威风！
　　
　　国军部队千辛万苦进入到了大龙坪地域，完全没有临战的意识，对隐蔽在其行进道路南侧高地之红军主力毫无察觉。
　　
　　其时林彪已经亲临左翼，采取了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来客52师、59师全部；并且严令，不得擅自开火，以林彪所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天气状况：自2月下旬起，当地便连日阴雨，白天浓雾笼罩山头，山野一片昏暗，入夜更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这是设伏的有利处，但也带来诸多不便，主要是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阵地带来了障碍。但在27日拂晓前，林彪、聂荣臻所率的红一军团七、九、十、十一四个师，还是同时进入了阵地。
　　后面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展开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了各师、团、营。
　　
　　红军的虎口这次张的又大又隐蔽，就等合嘴了。
　　
　　丛山密林之中，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了相距大路仅一千余米的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对着马上就要火爆的战场，红十一师全师埋伏于谷口，很容易被发现，林彪不大放心，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注意隐蔽，并且加强西面的火力配备。
　　
　　天早大亮，但由于浓雾弥漫，看不见大路上正在大摇大摆行军的国军，直到了上午九点多钟，还是只能远远地听到一些人喊马嘶，最前沿的侦察员早已来报，敌人已经朝着阵地前面开过来了。
　　
　　日出雾散，视线开始逐渐开阔，国军一队队从容走过，不时还有坐轿子行军的，这当然是只有官长才能享受到的特权。
　　
　　52师辖两个旅4个团，另外还有一个护卫辎重的独立团，林彪极为耐心的等到4个团全部在面前走过，部下认为就要开打了？谁知林彪还是不让开枪：大军出动，岂能没有辎重部队？
　　
　　果然，辎重部队也如令开到，不过林彪的发令枪还是没响：有辎重肯定更会有部队护卫，林彪还是在等，终于，跟在辎重部队后面掩护的一个团国军也是闷头钻进了伏击圈。
　　
　　国军5个整团加辎重部队已进入口袋，林彪的枪声响了！
　　
　　（请看下篇：四十二、一口吞掉两个整师）
四十二、一口吞掉两个整师
　　
　　林彪的枪声就是预定的总攻信号。
　　
　　猛然间，正常行军中的国军队伍炸营了，弹雨之下，谁能镇定自若？刚才还显得肃穆的队列一下混乱，士兵们大都自觉的离开大路卧倒在路边，平素僻静的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现在国军一时还无法开始有组织的还击。
　　
　　天崩地裂般的枪炮声只能把师长李明震晕一时，他的师部被乱兵裹挟着退到了蛟湖北面，这里正是十一师三十二团的伏击阵地，炮火与弹雨中，李明稳下神来，极力指挥收拢乱兵，逐步恢复了对部队的控制。
　　
　　战况已经不用再深入了解了，上峰指令中所说的红军残匪此时就在身边，不过现在是谁在剿谁就不好说了，今天讨不得好去是肯定的了，眼前最要紧的是怎样脱身的问题。
　　
　　李明声嘶力竭的下令：以一个团冲锋，一个团掩护的办法向西北方向猛冲。团级的冲锋集团这在以往的战事中还未曾有过，红军有多大的兵力能经得住一个国军整师的冲击？
　　
　　对于自己全军覆没于此？李明脑海里还蹦不出这种想法，不远处还有平行并进的59师，两个正编师呀！红军还没有这个牙口，李明怎么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军一师之长，现在全师在握，能会“败”给装备着类似烧火棍兵器的赤匪！
　　
　　“败”是免不了了，是能否会被灭于红军之手？
　　
　　但是，经过数次冲锋，几乎如同碰上了铜墙铁壁，突围的希望越来越缥缈！国军现在似乎人人都明白：今天就是想走人也难了。
　　
　　东奔西突之中，李明几乎没有发现伏军的薄弱之处，更可怕的是，红军看来根本没有阻击的样子，而是伏兵四出，齐扑过来，李明与自己的先头旅已经被隔离了，全师现在已经被一切为二，而且红军还在继续切割，李师长手边能供指挥的兵力越来越少。
　　
　　其时林彪也根本没有打算凭借地利对敌军围困，本来就是采取的快刀斩乱麻的战法，一阵火力急袭之后，就挥师扑入敌群，意图也极为明白：趁敌军官兵慌乱之时，一举打掉敌军全师抵抗的勇气，当漫山遍野的“缴枪不杀”喊起时，国军士兵一般都是较为听话的，这老蒋的嫡系部队能有例外？
　　
　　被林彪刻意放过的先头旅其实还在包围圈内，红三军团在后面正等待着他们，现在的处境与师部一般无二，已经处于被分割挨宰的地步，国军的指挥系统已经不存在了，一片散沙似的部队，武器再好也形不成战力，国军结局已定！
　　
　　北路的59师也好不到哪儿去，林彪这边枪响的几乎同时，五军团也开始了对59师的进攻，59师师长陈时骥，是个麻脸，作战向来彪悍，遇袭不甘示弱，组织部队边战边退向乐安，嫡系部队毕竟不同于杂牌军，大量没跟上主力的散兵也分散在大路两面山上激烈抵抗。
　　
　　不过，陈时骥欲脱身却是不易，被敌军压迫激战之时，想组织部队掉头而走可不是件容易事，更何况陈时骥压根也没有打算一走了之，由宜黄经河口出击的国军第11师就在不远，焉能隔岸观火？只要能出动增援，反败为胜也是有可能的。
　　
　　陈时骥的愿望是不错的，可是远水不解近渴，两军之间高耸绵亘着摩罗嶂大山，红军总部在这里也部署了阻击部队，屏障着红一、三、五军团主战场的右翼，陈时骥的想当然其实是在葬送自己，与坐以待毙没有什么区别。
　　
　　更倒霉的是52师师长李明，激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师座要紧处，身负重伤的师座不能亲自指挥了，国军全线崩溃，有组织的突围、抵抗、战斗都不存在了。
　　
　　战场四周的山头全是红军，国军全军处于谷底，只能挨打，无法有效的还手，冲下来的红军部队越来越多，整个战场长达１０余里，犹如一字长蛇，现在被截成数十段。
　　
　　其实这时的红军也是各自为战，不过难以称之为战，是展开了捉俘虏竞赛。
　　
　　战斗场面激动人心，国军士兵军官东奔西窜，嗷嗷乱叫，跪地缴枪的越来越多，唯一还在坚持抵抗的是保护辎重的后卫团，辎重已丢，大概是觉得突围出去也难逃军法，主动缴械心又不甘，便在登仙桥附近就地固守，眼看着主力已被歼，仍然不退。
　　
　　这是与国军中实行的连坐法有关，真如果弃战退走，还真免不了遭到严惩，尤其是所部官长，委员长赐给的短剑上刻着什么来着？“不成功即成仁”！成仁不是成人，恰恰是为了不让成为人，就是掉头也是被要求掉在战场上的。
　　
　　解决后卫团的是一军团十一师，本来担任警戒的二十一军也主动参战了，这下兵力更加悬殊，后卫团终于没有盼到根本就没有的援兵，全团跟着全师覆没，没能逃脱一人。
　　
　　从林彪的发令枪声响起，不过三小时，52师烟消云散，师长李明伤后被活捉，后来由于伤势极重，死在了红军的担架上。
　　
　　52师遭到灭顶之灾，59师就更加孤立了，林彪指挥大胜后的一军团迅速包抄向了顽强抵抗中的59师。
　　
　　28日拂晓，红军全军发动了总攻，陈时骥没有等来国军第11师的增援，反而等来了林彪驾临，有组织的顽抗终于不再，全师被压在了摩罗嶂东麓山谷中，山上山下到处都是溃散的士兵。
　　
　　局面清晰了，少数成建制的部队也被败阵下来的溃兵冲得成了溃兵，乱成一团，失去了战斗力；局面一变，国军士兵的态度也随之大变，之前各自为战的一下变成了各自缴枪，大多自动把武器架起来，请红军百忙中派人去收缴。
　　
　　有两个团的残部侥幸逃脱了，师长陈时骥本人却没有走掉，被自己的麻脸所累：本来潜逃到了山里，但被林彪的军团部电台班上山砍树回来架天线时发现了，做了俘虏的陈师长没能隐瞒过去，被根据一脸麻子从俘虏群里清查了出来。
　　
　　黄陂之战，嫡系国军两个师基本遭全歼，两个师长及其部下一万多人被俘，至于武器弹药，山谷内丢得到处都是，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还未开箱就原装交给了红军，红军组织了附近几个县的农民前来帮助打扫战场，仅搬运战利品，就费了足足一个星期的功夫。
　　
　　据有的老帅回忆录载：“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认为，“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听到这话，十分高兴，他把整个战役的成果全部记入了他的‘功劳簿’。”
　　
　　字里行间有点谴责林彪贪功的味道，但是，这次战役的实际指挥者确属林彪本人，不管一、三、五哪个军团的成绩，前敌总指挥把战果记入自己的笔记本都无不妥之处，连过分都谈不上。
　　
　　据《林彪这一生》书中载：后来林彪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事实也是如此，黄陂、草台岗之战，林彪极其准确地把握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
　　
　　一般人们都爱把黄陂之战与草台岗之战合而为一称为黄陂、草台岗战役，其实不是这样，草台岗之战是其后不久对陈诚嫡系部队的11师之战，事实上红军在黄陂之战后也确实曾想趁胜一鼓作气拿下11师，但陈诚发觉上当之后，已经火速转兵围来，对11师的战机已经不在，红军放弃了连续作战计划，全军转入隐蔽休整。
　　
　　国军11师似乎躲过了一劫，但是仿佛命运天定，那灭顶大劫只不过是被延迟了二十余天而已。
　　
　　（请看下篇：四十三、陈诚一半的家底送给了红军）
四十三、陈诚一半的家底送给了红军
　　
　　陈诚的嫡系部队后来被称为“土木系”，这“土木系”之称呼即是国军十一师和十八军的合称，陈诚是靠十一师起家，“十一”两字上下一合，为一个“土“字，正好国军只有这个师里有个土木工程兵营，所以人们便以“土木系”称之。
　　
　　后来十一师扩编为十八军，已经是下辖第11、14、67、98四个师的大军团了，而且装备战斗力在中央军中也属一流，陈诚为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师长。“十八”两字合起来是一个“木”字，这下“土木系”叫得更加响亮了。后来，经过八年抗战的十八军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色，战功卓绝！成了国军中“五大主力”之一。
　　
　　黄陂之战陈诚吃了大亏，又急又恼又怒又有点怕，但一场战事总不能就此鸣金息鼓呀，现在知道了赤匪主力的真实所在，该找的面子必须找回来！不然，怎么向坐镇南昌的蒋校长交代？
　　
　　3月中旬，陈诚费尽心机调整了军事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军，以第1纵队余部――自己的嫡系11师和第3纵队为后军，向广昌地区再次开进了。
　　
　　为什么去广昌？这是红军施展的老套路缘故：仍然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摆出保卫广昌的态势。
　　
　　前文说陈诚是位“实在人”是有根据的，这次依旧中计：强令前军加速前进包围红军。不过这位前线总指挥还是多了个心眼，明白这红军不是那么容易相与的，所以在部署部队时有意无意的把自己的嫡系留在了后方，血总是浓于水的。
　　
　　但“前军加速前进”的严令却是有些不妥，并不是全军同步，这下造成了前后两军脱节50多公里。
　　
　　不曾想此时红军主力已经潜入陈诚全军的侧翼，更令陈诚想不到的是，这次红军偏偏瞄准的他的嫡系部队11师！
　　
　　大胜后得到充足补充的红一、三、五三个军团主力，其实依旧潜伏在东韶南部的吴村地区，并且坐地休整了二十天，现在正在死死盯住自己右侧不远国军的行军大队，不动声色，实际上就像一只将全身缩成了一团的猎豹，正在蓄势待发，马上就要开始那致命的一扑！
　　
　　这次的总指挥依然是林彪，林彪也乐得省事，几乎是套路不变，就连选择的战场也离上次不远，就在黄陂之战正南不远的草台岗，放过了其势汹汹的国军前军，三个军团耐心等待着猎物――国军11师。
　　
　　3月20日，林彪终于等到了战机：陈诚的进剿国军前后两军之间出现了脱节！林彪这只猎豹跃起了！
　　
　　这次属于短途奔袭，后来林彪把它称之为红军最高指挥员李德欣赏的“短促突击”，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并不是单纯为了迎合上级的喜好。其实从纯战术角度讲，“短促突击”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对，也是处于防守方的极佳战术选择，后来德国人李德所犯的错误不在于“短促出击”，是战略思想错了，下面还要细讲，现在暂不多谈。
　　
　　至于陈诚是如何琢磨的林彪的心思，此公后来讳言此战，咱也不好妄猜；但率领11师的国军师长萧乾此刻却可以肯定是安心的，有前面的第2纵队为自己趟雷，没有必要时刻如临大敌。
　　
　　奔袭草台岗的是红一军团全部、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及江西的地方红军独立第五师，三军团迂回向11师后方，以免万一出现的国军全力掉头而走；五军团斜插截头，并且承担阻击陈诚前军折回救援的重任。
　　
　　不过，林彪本身的一军团在进军的路途，要经过黄柏岭。
　　
　　黄柏岭是紧靠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山坡陡峭，易守难攻，尤其林彪已经查明：黄柏岭已经被11师一部占领，这里没有什么巧仗可打。
　　
　　隐蔽接近黄柏岭的红军先头部队被黄柏岭的守军发现了！
　　
　　也巧了，红军的先头部队也是十一师及十师，双方的两个十一师拉开了大战的序幕。
　　
　　枪声乍起之时，国军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地面部队距离过远，山路又容不得机械化行军，再说红军的阻援部队也不是吃素的，国军的前军想立即折返不是那么容易的，用“远水不解近渴”来形容最为恰当。
　　
　　陈诚的随机反映是派出飞机助战，在红军的进攻路线上狂轰滥炸，你还别说，竟然差点一弹定乾坤：一颗炸弹落到了林彪的前沿指挥所，“轰”的一声，林彪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
　　
　　但是，幸运的林彪没有受伤，红军全军也躲过一劫。
　　
　　但强攻黄柏岭的红四军十、十一师就没这么幸运了，守军居高临下，红军仰面强攻，毕竟不是神话中的水漫金山，红一军团的强攻一次次失利，伤亡狼藉，激战中竟有三位师长负伤。
　　
　　战斗至下午三时，黄柏岭还未能得手，林彪也只能孤注一掷了：出动了军团预备队红九师。
　　
　　林彪对红九师师长李聚奎下了近乎不讲理的严令：限李聚奎在两个小时内拿下黄柏岭！　
　　
　　李聚奎有些为难，对林彪诉苦：“敌人只要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们攻不上去怎么办？”
　　
　　林彪阴沉着脸反问：“你准备怎么办？”
　　
　　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以两个团从垭口左翼山梁攻上去。
　　
　　“你怎么不早说?这是你的事，我只要黄柏岭，其它的一概不管！”
　　
　　李聚奎的迂回战术极为奏效，再说，守山的国军毕竟也是苦苦死守了将近一天的疲军，迂回成功的红军一到了黄柏岭后方，守军士气顿时低落，红九师迅速拿下了黄柏岭，一军团顺利冲向了草台岗。
　　
　　国军11师20日赶了一天山路，黄昏时分也实在太劳累了，再说山路崎岖，连夜行军是不可能的，全师陆续到达徐庄以南地区后，便露营于在了霹雳山一带。
　　
　　其时，右后翼有第9师在东陂担任掩护；第59师的残部已经进抵到了雷公嵊附近，掩护左前翼；以本师第32旅占领霹雳山、龙咀寨、黄柏山一带阵地；以第31旅两个团占领龙咀寨以北及黄柏山、草台岗南北一线；师部和预备队1个团在徐庄扎营休息。
　　
　　20日夜里的红军可没有休息，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　　
　　
　　从21日拂晓黄柏岭的枪声响起，该师前卫同受命在前面截头的红五军团一部也打响了，11师师长萧乾发觉不妙后，立即指挥全师转入防御，当黄柏岭还在激战之时，上午10时，迂回于西北方向的红3军团已经突破了龙咀寨，贴近徐庄西北方向的徐家段国军被包围了，这里是11师后卫的阵地，此时萧乾已经顾前顾不了后了，无法对前面的黄柏山一带阵地实施增援。
　　
　　红一军团完成了对徐庄的包围后，也是经过了激烈战斗，此时双方已经相互交叉，部队已经在混乱中肉搏，国军天上的飞机只能干看，却不能投弹帮忙，混战到傍晚，师长萧乾、旅长莫与硕均中弹受重伤，失去了统一指挥的11师斗志一下崩溃！
　　
　　林彪的十一师攻占了徐庄、徐家段，陈诚的11师师部及1个团被几乎全歼；黄柏山守军2个团在突围中大部被歼灭；一军团的右翼部队攻占了被突破后的龙咀寨阵地，国军2个团被歼。
　　
　　至此，草台岗之战红军获得全胜，国军第11师大部被歼，3个团长被击毙，红军缴获各种枪数千支（挺），歼灭和俘虏近四千人。
　　
　　二十二日，林彪乘胜挥师东陂，国军第 9师一部被歼。其余各路进剿军见势不妙，纷纷主动撤军，蒋委员长苦心经营的第四次“围剿”就此土崩瓦解。
　　
　　国军噩耗传来，蒋委员长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但是这次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委员长进剿中央苏区的决心。不久，他亲自上阵了，以持久战和堡垒战发起了一轮新的攻势。
　　
　　陈诚更是心疼自己赖以起家的11师，竟然痛哭流涕，不能自抑。
　　
　　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有人哭泣则必然有人欢笑。
　　
　　林彪在反“四次围剿”中大放异彩！创造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短期歼敌三个整师的范例，并且对手都是正统的嫡系中央国军，尤其是陈诚的11师，历来被称为“常胜军”，这次竟遭全军覆没，也难怪蒋介石、陈诚痛惜万分。
　　
　　蒋介石痛极、怒极之下，亲口宣称自己的学生林彪是“战争的魔鬼”！并且悬赏十万元购买林彪的首级。这无疑成了林彪最好的奖励――“校长”的诅咒大大提高了林彪的声望，林彪大概极为得意蒋介石送给他的这个称号。
　　
　　黄陂、草台岗之战的全胜，使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开始传播开来，“常胜将军”的美名不胫而走，一枝独秀的林彪在这之后，把反“四次围剿”中的指挥心得写进了自己的军事理论文章中。
　　
　　毛泽东的好友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说道：“林彪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
　　
　　这一胜利当然也使周恩来如释重负，一扫宁都会后心中的忐忑不安，而且也令他在红军中的声名大震，一时间在大会上作胜利报告，接受红星奖章，出尽风头。
　　
　　校长蒋介石从此记准了学生林彪，林彪更是没有忘记昔日的校长，不过，是用一出“活报剧”的形式来回报校长的，林彪在剧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校长的期望与怀念：直接与校长对阵！打败他！活捉他！亲自审问他！
　　
　　（请看下篇：四十四、校长与学生）
四十四、校长与学生
　　
　　蒋校长恨透了自己昔日的学生林彪，当然，朱德、毛泽东还是首当其冲，脑袋的价码也是十万大洋，其实那个特定时期，相互谩骂是常事，共产党也不让国民党多少，在文字功夫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多资料都津津有味的记载，除了打仗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的林彪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曾破天荒的做了一回“票友”，在舞台上自个演起了自个。
　　
　　据载，该剧名叫《庐山雪》，剧本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编写的，内容是为了鼓舞红军战士的士气，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杀上庐山，生俘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起这个剧名当然是寓意国民党的统治就像庐山上的雪，到了春天自然就会消融，化为乌有。
　　
　　这种剧本应该属于“活报剧”之类，主要在于奚落蒋介石这位党国领袖，《林彪这一生》书中甚为详细的描绘了剧中情节，以及林彪之所以粉墨登场的细节：
　　
　　瘦高条体形的罗瑞卿扮演的蒋介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由年轻的红一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反串。这位后来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童小鹏看来极为善于舞台表演，与罗瑞卿两人台上插谑打诨，极尽调侃嘲弄之能事。
　　
　　戏中的红一军团拿下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庐山上“美龄别墅”中，蒋校长强装镇定，放言：“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我怕什么！”
　　
　　慌乱的是夫人“宋美龄”：“亲爱的，给你钢盔。”――把一个痰盂递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顺手把痰盂往头上一扣，觉察到不对，摘下一瞧，对“老婆”破口大骂：“娘希匹！怎么把痰盂扣到我脑袋上了？”
　　
　　据说在彩排时笑得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并且当场给剧本提建议：“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个军长，好像不太搭配，是不是应该换成军团一级？”
　　
　　编剧李卓然为难了：“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周恩来大概也感觉没有把握说服林彪上台，不由语塞。这时最善于琢磨领导心思的罗瑞卿自告奋勇，愿意担当如此光荣任务。
　　
　　据说罗瑞卿对林彪使出了激将法，故意神吹自己的演戏天分，林彪终于上当，答应与罗瑞卿在舞台上一较高低。
　　
　　但是林彪提出的条件也挺苛刻：必须让自己在戏中面对老校长蒋介石本人。这当然没问题，本来就是蒋介石在舞台上受审。
　　
　　据载，此剧公演那天，方面军的头头脑脑都赶到了现场助兴，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到了台下欣赏林军团长的表演才能。
　　演出效果极佳，平素不苟言笑的林彪上了舞台相当投入，不时抛开剧本台词自由发挥，抖出一连串令人叫绝的“包袱”。
　　
　　戏的最后一幕，就是林彪准备提审“蒋介石”，前线获胜的红军电话请示军团长如何处置庐山上大量的战利品，舞台上的林彪下令：装船运回！――所有的人都傻眼了：“山上怎么走船？”
　　
　　台下大哗，不光周恩来，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也在台下，博古、洛甫等人笑成一团，更不用说一般战士观众了。
　　
　　电话继续请示俘虏怎么办? 这是原来的台词中没有的，估计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本人打来的，林彪没有被刁难住：“请罗主任回答。”――实际中林彪也向来不管这类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活路，罗荣桓在戏中本来没有出场，这时也被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推上了台。
　　
　　台下的一片哄笑中，罗主任回答了处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被押到了。
　　
　　“你是蒋介石?”林彪问。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
　　
　　大概台上的林彪想起了促使自己登台的始作俑者罗瑞卿，欲难为一下这位自吹有表演天赋的部下，林彪就抛开剧本，开始了随心所欲的审问：“你为什么这样瘦?”
　　
　　罗瑞卿一见军团长下了道，却也是毫不含糊，随机应变的回答：“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林彪不依不饶，接着往下追问：“那为什么不吃补药?”
　　
　　“补药?”罗瑞卿迷糊了：“什么补药?”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
　　
　　罗瑞卿灵机一动，超常发挥了：“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不用说，台上台下一齐笑爆了，演出达到了高潮，随之幕落。
　　
　　对于自己这次唯一的登台演出，林彪极为得意，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也有人说林彪这是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其实不然，说是林彪炫耀自己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指挥艺术倒还贴谱。
　　
　　林彪关注的是现实，戏中的林军团长率部打上了庐山，活捉了蒋校长，现实中恰恰相反，蒋校长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亲自率部打上了门来，这次来势更加凶猛，经过半年准备，自任总司令，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实行重点进攻。
　　
　　战事开始于当年（1933）年10月，蒋介石的具体部署是：四面合围，偕同并进，步步堡垒，慢慢积压，不求速战，但求全歼！
　　
　　四路大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以下兵分左中右三路，共33个师又3个旅，是“围剿”军主力，其任务是：向广昌方向筑垒推进，寻求与中央红军主力决战。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粤军11个师又1个旅，阻止中央红军向南发展，并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方军作战。
　　
　　东路军以蔡廷锴为主帅，指挥其第19路军等部共7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湘军9个师又3个旅，“围剿”湘赣、鄂革命根据地，并相机东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
　　
　　另有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5个师又4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配合北路军第2路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
　　
　　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的成功，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这次“围剿”。
　　
　　在政治上，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地方民团等武装建设，在军事上，“三分军事”实际上使出了十分力：“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并且聘请了德国等多几个国家的外国军事顾问，改编部队，举办军官训练团；在经济上，控制交通，实行贸易禁运，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
　　
　　红军这方呢？也来了位外国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
　　
　　后来不久奥地利并入了德国，所以，即将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事，实际上是一次由德国人指挥中国军队，在中国本土上的较量！
　　
　　与此同时，日本人提兵长城，开始了对华北长城内的窥觑；上海，日本军舰自由来往不准中国军队驻扎的“和平区”上海，南北夹击中国之势昭然若揭，中华民族危若累卵了！
　　
　　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可悲之事：强盗打进了院子，占据了一间房子，这个大家庭的兄弟们却视若未见，正在后院打得不亦乐乎！
　　
　　（请看下篇：四十五、人逢得意易忘形）
四十五、人逢得意易忘形
　　
　　戏台上的事儿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林彪一月内出手两次，几乎全歼国军嫡系三个整师，第四次反“围剿”虽然就此不了了之，但战事大局并未改观多少。这主要是由于双方的实力所决定的，国军皮厚肉多，被打疼几下，既伤不了筋，也动不了骨，仅是胆量更小点而已。
　　
　　草台岗大战之后，陈诚中路军的12个师，除了被歼的11、59师的残部，在黄陂、西源附近地区整补以外，其余10个师分别在南丰、南城、宜黄、乐安、崇仁、新干、永丰等地，全线转入防御。
　　
　　但方面军总部此时对战势却判断过于乐观，认为应该乘胜向西北发展，主动寻歼敌人，借机扩大战果。
　　
　　二十二日，红军全军接令：进攻乐安。
　　
　　这次中革军委还是一客不烦二主，还是电令由林彪指挥红军全军，去收复去年9月丢掉的安乐城。
　　
　　本来，红军连续大战，理应有个短期的休整才好，但这次由守势转入攻势作战，红军却连补充弹药的时间也没留，战场上遗留的枪支弹药到处都是，都留给了当地红色政府组织群众去清理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林彪接令二话没说，立即率部向乐安开进，二十四日到达乐安前线。
　　
　　围攻安乐的是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几乎所有主力，兵力自然占绝对优势，所以便将乐安四面包围起来，红军势在必得。
　　
　　乐安守军仅有国军43师的一个旅，面对红军的围攻，却并不怯阵，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乐安城外构筑了大量坚固的堡垒工事，城墙也作了加固，倚仗城防工事和强于红军的火力，采取的是坚决固守的战策。
　　
　　其实面对坚城，不光彭德怀，林彪也没有多灵验的招数，以林彪自己的一军团为主力的攻城大军，在25、26日两天对乐安展开强攻，都被守军堡垒的机枪火力所压制，红军缺乏大炮，光靠步枪、机枪、手榴弹是难以对付堡垒工事的。
　　
　　强攻失利，27、28日两天改为夜袭，也没有成功。方面军总部不得不下令停止攻城，红军主力撤围乐安。
　　
　　事实证明，当时的国军以一个旅的兵力，凭借工事和火力坚守一个小县城，主力红军却也是没有多大攻克良方的。
　　
　　论说红军决策人应该吸取教训了，应该在以后的战略部署中极力避免这种攻坚战，在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运动战、应该是主要作战手段。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有时候即使交了昂贵的学费也未必就能学到真功。
　　
　　三月底，方面军命令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永丰，主力则开到永丰以西以北地区，待敌人来增援新干或永丰时在野战中消灭之，这是在接受了教训之后的“围点打援”，能奏效否？
　　
　　结果失望：国军也在接受教训，坚守崇仁、公陂（今公溪）吉水各点之敌各军都观望不动，一直耗到6月，红军都未能获得战机，林彪前不能克坚城，后又等不来敌之援军，中间指挥一军团打了一次公陂，也因守军坚守不出而未获战果。
　　
　　5月12日，临时中央下令：将中央军委与红军总司令部分开，虽然军委主席仍为朱德，但增加了项英、博古为军委委员，并规定朱德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实际上就此剥夺了朱德的最高指挥权，之后的一切战事开始由后方的军委在瑞金发号施令了。
　　
　　6月初，中革军委下令，对一方面军全军进行整编，林彪的一军团原属的七、九、十、十一师加上罗炳辉为军长的红二十二军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加强师，每师三个团，一师师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二师师长徐彦刚，政委胡阿林。经过整编，林彪为军团长的一军团已达万人。
　　
　　6月5日，红军方面军命令：由林彪统一指挥一、三、五三个军团，奔袭刚刚接防宜黄城的国军独立三十二旅，命令明确规定由一军团为主攻，五军团助攻，三军团为总预备队。
　　
　　其时独立32旅正在接防过程中，仅有先头二千多人由抚州到达宜黄，其主力两个团还正在向宜黄开进中。
　　
　　但结果还是落空：林彪率部冒雨在崇山峻岭中沿羊肠小道急行军，九个小时走了七十多里山路，赶到宜黄以北附近地区时，与正在行进中的国军打了一场遭遇战，获得小胜，国军主力还是退入了宜黄城中，一部退龙骨渡。
　　
　　林彪指挥一、二两师强行攻打宜黄城，虽然趁守军换防混乱之机，攻占了大部分宜黄城外围堡垒，但大部队行动受城外宽阔的宜黄水河水阻隔，涉水渡河的小部队偷袭行动，又被发现，受机枪火力压制而失利。
　　
　　6月10日，方面军无奈命令撤围宜黄，奔袭宜黄的意图又未能成功。
　　
　　6月13日，中革军委电令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从这时起，才开始了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法。
　　
　　军委电令由一方面军由彭德怀的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19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再会攻抚州。
　　
　　林彪的一军团则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地区进行箝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
　　
　　于是三军团即于6月下旬急开忙赴闽西，由彭德怀兼任东方军总指挥；三军团东调以后，一军团和五军团则仍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由林彪统一指挥。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被置于无用武之地，一个拳头却打得过于疲劳”的现象，彭德怀这只拳头力量有限，打不疼人，林彪这只拳头成了袖手旁观，休息的极为不舒服。
　　
　　这使蒋委员长获得了从容部署再次进剿的时间，他一面在庐山休养地与外国顾问们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在苏区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加固工事，准备新的进攻。
　　
　　红军则开始了步步走错，中革军委以电报指挥红军开始了长途溜腿、“短促突击”式的遥控作战，不但收效甚微，就连起码的休整也做不到了――尤其是出击到了闽西的彭德怀部。
　　
　　前文就提到过：战略上的瞎指挥虽然对具体战役影响极大，但也并不妨碍前线指挥员在临机处置具体战事时取得一些战果，虽然这些战果对大局无助，但总好过辛劳无收成。
　　
　　8月的乌江圩战斗，林彪指挥一军团就取得了消灭敌人一个师的重大胜利。
　　
　　（请看下篇：四十六、漂亮的反“五次围剿”开场战）
四十六、漂亮的反“五次围剿”开场战
　　
　　称呼“乌江圩战斗”为反“五次围剿”开场战有些不大确切，应该称为“序幕之战”更为合理，国军的第五次围剿发动时应该是当年10月的事了，而林彪的“乌江圩战斗”是8月31日打响的。
　　
　　当时林彪率一军团主力在茶口以东地区活动，所部一师获悉：敌李思愬的第80师，已于八月二十九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圩修筑碉堡。
　　
　　在吉水附近驻有国军的第93师，枫坪驻有国军的第27师的80旅，永丰有第10师和8师所属的部队。国军的意图也极为明显：要在中央根据地北线从赣江到抚河筑成一道钢铁封锁线。
　　
　　而乌江圩的第80师，是其链条中的一环，林彪仔细分析了局势，决定打掉这还没有铸成的一环，战术为突然奔袭，若有可能，在袭击乌江圩时干掉敌之援军也无不可，因为这一带的地形有利于隐蔽部队。
　　
　　此战林彪出动了一军团全军，主战的二师及一师一团由林彪率军团部亲自指挥，经桑园正面向乌江圩之敌展开攻击；一师（不含一团）经八江、桑园绕至乌江圩西北，切断乌江圩至吉水的交通，并箝制枫坪的敌人，战斗发起后由西向东攻击。
　　
　　8月30日，林彪率全军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当天部队即展开，适逢大雨如注，雷电交加，红军各部正好利用天气行动，出敌不意接近敌人，而在乌江圩修筑碉堡的第80师却难得遇到这令人可以休息的天气，全军停工安然将息。
　　
　　此刻的红军可以说已经四个多月未尝胜果了，部队经六月整编，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又休息了近两月之久，全军都窝了一股火，正好趁雨喷发到尚在朦胧中的面前之敌头上。
　　
　　风雨中，林彪命令二师五团袭占屏障乌江圩的制高点马鞍山，六团则给予配合，五团趁雨向山上运动，等守山的国军发觉时，双方几乎连开枪都来不及了，立时进入了国军最为怵头的白刃格斗。
　　
　　没费多大事，五团在六团的配合下敌冲垮了守军，占领了马鞍山；此时一团、四团则占领了小孤山，已经向乌江圩展开猛烈的侧击；而一师的部队也于同时从西北兜击过来，对乌江圩形成了四面包围。
　　
　　国军师长李思愬于风雨中遭到突袭，一时懵了，急切之时却难以明白袭击之敌是哪一部分？兵力多少？组织有效的抵抗已经不可能了，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只可惜部队却无法尽数带走，只携带了贴身服侍的少数亲信，也幸亏这要命又救命的风雨天气，红军的大网不可能严密，李师长近乎独身成功突围，逃向了八都。
　　
　　无人指挥的部队成了没有了蜂王的群蜂，还能有什么战力可言？纷纷主动缴械投降，从开始打响不到四个小时，枪声已停，战斗结束，第80师全师已经不复存在。
　　
　　乌江圩之战，林彪全歼守军近四千人，其中仅抓获俘虏就二千多，俘虏中有238旅旅长何文鼎和团营级军官多名，并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
　　
　　这是红军自黄陂、草台冈两大胜仗以后的又一次大胜，同时证明：只要弱势方善于捕捉战机，能够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消灭强敌一个旅，甚至一个整师仍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也同时证明：战略上出了大毛病，一场战斗的胜利对大局于事无补，发展不成战役的胜利，并不能扭转全局上的被动。
　　
　　事实就是如此，乌江圩的完胜也没有能阻止住国军逐步完成吉水、永丰到乐安、宜黄的堡垒封锁线，整个红军并没有好过了多少。
　　
　　但对于即将面临的围剿，乌江圩之战也好像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也同时证明了中革军委的部署的正确性，这就不好妄断是好事是坏事了，最起码增强了红军最高军事负责人的信心――这兴许是得不偿失！
　　
　　这是面对国军当年发起的第五次“围剿”，实事求是讲，大胜之余中央红军的处境还是比前几次稍微好过些。
　　
　　随着年初党中央迁进赣闽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又获得空前大胜，四周的地方红军大量被调入中央苏区，编入了中央红军序列，大胜之后最宜招兵买马，经过全力“扩红”，红一方面军已经编有五个军团，再加上其他地方部队，中央红军总兵力已达14万余人，与前来进剿的国军50余万人相比，虽然是一比四据劣势，但能攥成的拳头还是大了许多，如能虚虚实实，实际集中兵力对付其一路，也并不占多大弱势。
　　
　　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红军在军事上已经与前几次大为不同了：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外国人李德来到中央根据地，专程前来指导中国红军的军事斗争，这下给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的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人帮了大忙。
　　
　　作为不懂军事更不懂赣闽苏区具体情况的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在这之前苏区的实际一把手毛泽东，是既看不惯，又丢不得，甭说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非同小可，就是实际指挥红军作战，也不可能彻底甩开毛泽东，红军中的几根台柱子，都是毛泽东的铁杆部下，这点，就是刚来到苏区的中央领导，也不可能不清楚。
　　
　　现在不同了，你毛泽东不是需要病休吗？那就安心休养吧
　　
　　共产国际派来了科班军事专家李德，别管是比资历，还是比能耐，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过的高才生还不强于中国山沟里的土秀才？
　　
　　中央在军事指挥上有了坚强后盾，毛泽东看来出头无日了！
　　
　　对上面派来的人，中国人历来的习惯就是本能的心服口服，博古、洛甫、包括周恩来都不能免俗，所以人到立即委以重任，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实际上交给了初来乍到、对中国的敌我双方都一头雾水的李德。
　　
　　（请看下篇：四十七、指挥中国内战的德国人）
四十七、指挥中国内战的德国人
　　
　　李德是个中国化名，也曾称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实际上至今也没有确定他是德国慕尼黑人还是奥地利人，但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员是没有异议的，所以称为德国人应该是没有错。
　　
　　李德资历其实并不那么赫赫有名：1923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1926被指控有叛国罪行而遭监禁；28年4月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出到苏联；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后，参加苏联红军后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以后被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被中共中央视为宝贝，当即便把这位“外来的和尚”任命为全军军事顾问。
　　
　　不过，从资历上看，一个当过师级参谋长的进修学生刚走出校门而已。
　　
　　但是，国人有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就一切不同了。
　　
　　李德取得军事最高指挥权之后，根据莫斯科陆军大学教科书上的要求，对打破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作了具体部署：将中央红军的两支绝对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两个拳头打人”并没有什么错，关键是两个拳头必须相互配合，才有可能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从后来发生的实际战况看，李德的“两个拳头”却是分派在了身前身后，置于南北两个方向，各干各的，这就事实上使红军的作战能力降低了一半。
　　
　　不仅于此，其余配合主力作战的红军各部也被分散在了中央苏区四周，美名其曰：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战略范畴上犯了大错！
　　
　　对于“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挖苦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
　　
　　“御敌于国门之外”其实与打到外线去没有区别，事情的关键还是在于战略思想上的选择：是以阵地战对阵地战，还是大胆穿插迂回，在运动中觅得战机，打完走人，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至于后来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的战法，这是在处于防守态势时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要求部队采取积极防御的战术动作，并无大错。
　　
　　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当然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将红军置于固定阵地不能机动的战略选择，于34年2月24日，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结果遭到军委的批评。
　　
　　军委告诫林彪，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正确轨道，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既然阵地战成了唯一选择，林彪不得不钻研起了“短促突击”的战术，这个战术，说白了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
　　
　　不过这种战术设想并无不妥，关键在于敌我双方的装备相差太远了，据有老红军战士回忆说：“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
　　
　　在红军的师级干部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陈云后来也说，“短促突击拒绝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
　　
　　都有些冤枉“短促突击”这一防守时的战术动作了，不是短促出击拒绝了运动战，是导致“短促突击”出现的战略思想出了错。
　　
　　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首先在江西黎川打响。
　　
　　进攻黎川的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三个师，红军的守将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但这位闽赣军区司令员手下却几乎没有兵，他的地方主力部队被调去协同红三军团作战，到福建去了，手头留的一个独立师，又于一个星期前被调往硝石。
　　
　　现在肖劲光能直接指挥的唯有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对比悬殊，在国军没有进攻之前，肖劲光机灵的率部于9月28日撤出，退到城外六十里的溪口。
　　
　　黎川被放弃，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顾问李德大怒！急令出击福建的彭德怀率领部队返回，又令肖劲光以红七军团政委的名义率红二十师配合作战，坚决收复黎川。
　　
　　还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肖劲光指挥红二十师开始了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收复黎川之战，但红二十师本身力量有限，在浒湾一带，与强大的国军作战中，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出战斗，第五次反“围剿”首战告负。
　　
　　战斗结束，肖劲光由于“擅自”撤离黎川，被党中央开除了党籍、军籍。
　　
　　肖劲光收黎川不能如愿之时，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从福建回到江西，在江西洵口打垮了国军赵观涛部三个团，；与此同时，红五军团也击溃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36师，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紧密配合，打赢了第二仗。
　　
　　但在黎川确定无法收复后，博古和李德则命令彭德怀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硝石，坚城之下，老彭虽勇，却无从施展，攻城失利。
　　
　　急于求胜的博古、李德，又电令红五军团进攻黎川东南的资溪桥，再次失利，结果本来能就势集结的红三、五军团丧失了有利时机，开始处于被动的地位。
　　
　　这个时候最怀念林彪的是彭德怀，这支拳头已经打得很疲劳了，彭德怀痛感一、三军团分开作战的弊病，抱病填词一首，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词中说的“大哥”，是指红一军团，当然不是指年轻的林彪。林彪此时带领的红一军团坐守苏区南部，南线无战事，部队空耗粮。
　　
　　林彪此时就是想“短促突击”也无可能，没人来打，你能突击谁去？就只能著书立说，纸上谈兵了。反对是不可能的，阵地防守，“短促突击”也不失为防御战中的一招――尤其是，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林彪反对的是坐地死守的阵地战，不是战术范畴的“短促突击”，据记载，林彪还曾专门请李德来他的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兴奋的讲了一天：“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云云。
　　
　　林彪本人也向听不懂外国教师爷理论课的将士们解释：“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
　　
　　钻研战术问题本来就没有什么错处，林彪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
　　
　　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指责：“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
　　
　　其实当时“政治上的表态”谁没做过？没见记载有谁在中革军委制订战略战术方案时表示过坚决反对，倒是林彪因为明确反对中央军委的部署，遭到过军委的明令批评。
　　
　　至于彭德怀曾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那是已经吃了大亏以后的事了。
　　
　　对于不少人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曾因此感叹彭林二将：“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并且随口吟出：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更是难以置信：毛泽东怎么会如此评价刚刚夸赞过的爱将？ “四次反围剿”大胜后，没有参与实际指挥的毛泽东虽然肯定会有少许失落，但还是由衷的夸赞：“这是国民党发动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
　　
　　并且对林彪指挥作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风格极为欣赏，而且这期间是林彪与毛泽东关系更加深化的时期，林彪不时亲临看望被闲置的毛泽东，从吃到用，一概主动送上门。
　　
　　尤其是：五次“反围剿”战事前期与后期，唯有林彪指挥的一军团获得了两次大胜。哪有谴责胜利者的道理？
　　
　　战争大师毛泽东不会不懂得战术与战略的区别。
　　
　　（请看下篇：四十八、天上又掉“大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