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女儿叫什么:哈佛教授教你重返最佳状

哈佛教授教你重返最佳状

我们的脑海里充斥许多在不用心的情况下学到的身心健康知识，只要些许刺激，就能促发大量信息。心理学家贝嘉．利瓦伊发现，促发老年人对老化的正面看法印象特别敏感的人会引发恐惧，因而削弱了记忆力及靠自己想起事物的能力，他们的记忆力及靠自己想起事物的能力会有改善；如果促发他们对老化的负面看法，则记忆力及靠自己想起事物的能力都会变差。对他们的反应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这些老年人对于他们自我形象的刻板印象有多重视。

利瓦伊让受试者坐在计算机前，屏幕上会呈现与正面形象（「检视问题的各个方面」）或负面形象（「记不起生日」）有关的行为描述文字，但播放速度快到让受试者无法理解这些句子的意思。之后，这些受试者接受了记忆力和有关老化态度的测验。后面这一项的测试方法是对受试者展示至少能以两种方式解读的状况，例如一名七十三岁的老妇人搬去跟女儿住。从负面解读这个状况的人，认为这位女士必须依赖女儿，从正面解读的人则认为她和女儿互相依存。而在记忆力测验方面，一开始被正面文字促发的受试者，记忆力有改善，被负面文字促发的人表现则变差。

身心不应该分开治疗 

心理学上，身心二元的看法存在已久。直到上个世纪末，心理学都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并采用哲学家对心智的观点。身心分离的理论经常追溯到笛卡儿，他认为心智不是物质，身体则是，所以只有身体会受到物理定律的限制。尽管许多人试图消除这种看法，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从二元论的角度看自己。

这一切跟语意学或学术理论没有关系，让身与心分离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把疾病区分为生理与心理的做法令人质疑，我们不应将两者分开，或试图把一个归并到另一个，也不应该将它们视为不同但「相关」的实体。

心理学家贺伯特．列夫考特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女士在疗养院住了近十年，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由于她住的楼层需要翻新，于是就跟室友搬到同一栋建筑的 不同楼层。她原先住的三楼是其它病人口中的「慢性病／绝望」楼，新病房则位于一楼，住在那里的通常是即将出院的病人，享有特殊待遇，包括可以自由在医院四周及邻近街道上闲逛。

在迁移病人之前，医院的工作人员替他们做过健康检查，这位女士的健康情况被评为优异，尽管她不说话且行为退缩。但是在她搬到一楼、开始享有属于一楼病人的一些特权后不久，医生很惊讶的发现，她开始对工作人员及其它病人有反应，而且很快就开口说话，然后渐渐变得喜爱交际。可惜三楼的翻新工程很快就完成，这位女士也搬回原来的「绝望」病房。结果一星期不到，她就因崩溃而去世，验尸也找不出死因，但有些人认为她是死于绝望。

当我们将身体与心智视为单一实体的一部分时，安慰剂的研究就呈现新的意义，显示我们不仅能控制大多数的疾病经验，也能增加获取健康、使身体复原或强化健康的能力。

一个用「心」运动的实验 

美国人看似很少运动的原因之一在于，衡量运动的工具未能将所有类型的体能活动纳入考虑。对于越来越多的白领阶级劳动力而言，运动指的是工作以外的活动；而既然衡量方法是由白领阶级创造的，他们自然不会把工作视为运动。例如CDC于一九九六年针对体能活动的普及程度所提出的调查报告，包含了休闲体能活动及刻意做的运动，但没有把居家相关事务、家庭照料或交通运输等类型的活动纳入考虑，这可能是女性比男性少达到标准的原因。他们也遗漏了职业相关运动，这可能是拉丁美洲裔、非洲裔，以及较不富裕者没有足够「运动」的原因（他们大多从事需要体力的工作，下班后已经没有时间或精力去运动了），而这些数据建议他们需要运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促发运动的想法，这些人是否能在不实际改变日常习惯的情况下获益？运动的想法能否当作安慰剂？

旅馆房务人员一天平均要清理十五间客房，每间需时二十到三十分钟，而且推、伸、弯、举的动作相当多，因此她们很符合、甚至超过官方对健康生活形态的要求。然而尽管旅馆房务人员的活动程度高，叙述性统计仍显示她们的健康状况极差——这些女性在血压、身体质量指数、体脂肪率、身体水分总量百分比及腰臀比等重要健康指标方面，都出现危险警讯。

房务人员通常也会不加思索的把运动和工作视为不同的活动，因此这个族群提供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得以观察：促发运动的概念是否能获得运动对健康的好处。我和克洛姆在二○○七年决定研究这个族群时，确定这些女性在一开始并未将她们的工作视为运动。在实验开始时，她们当中有三分之二表示没有规律运动，三分之一则表示完全没有运动的习惯。

我们先问女性房务人员一般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她们的体能活动与实际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为何；然后再问：「房务人员是否知道她们的工作就是每日运动的良好来源？」

为了让告知组的房务人员知道她们的工作提供了足够的运动量，所以能获得运动的好处，我们给这一组的受试者一份通知，上面详述运动的好处，也告知她们每天的房务工作已经符合CDC建议的「动态生活形态」。

我们只告诉受试者，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搜集和她们的健康有关的信息，以便找出改善方法；而为了回报她们的协助，会把我们研究健康与快乐所得的信息告诉她们。受试者并不知道这些信息跟生理量测有关。我们对待对照组的做法跟告知组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她们没有收到工作也是一种运动的资 讯（生理量测完成后，我们才公布这个信息）。

我们透过旅馆来召集受试者，先测量包括体重和血压等健康数据。而为了避免不同组的受试者互通讯息，同一家旅馆的房务人员都被分在同一组。最后总计有八十四个人参与这项研究。

在一小时的集会中，我们告诉所有受试者，实验目的在于找出改善旅馆女性员工健康与快乐状态的方法，并请每位受试者填写一份问卷。在填写问卷时，我们把她们一一带到另一个房间测量一些生理数值。接着以简报的方式让告知组的女性知道，她们的工作就是良好的运动，跟一般人在健身房做的运动类似。

促发想法，健康明显改变 

四个星期后，我们回去做追踪测量。我们提出所有想得到的问题，想知道受试者的实际行为在研究过程中是否有改变；并请她们报告一下，跟其它房务人员比较起来，自己工作得有多努力。

结果呢？我们发现在研究过程中，告知组认为自己的运动量增加，对照组则否。回报自己有规律运动的告知组受试者是先前的两倍以上，而且除了一个人之外，全都回报至少有做一些运动。然而，告知组和对照组的实际运动量都没有增加。现在她们已经了解该怎么做了，那她们表现如何？

从缺乏运动意识到了解自己的工作就是运动，心态转变后，伴随而来的是生理健康显著改善。在得知工作也是良好的运动后，仅仅四个星期， 告知组受试者的体重平均减轻了将近一公斤，体脂肪率也显著下降。此外，她们的身体水分总量百分比增加也显示出：第一，她们减掉的并不只是水分的重量；第 二，她们的肌肉质量可能也增加了一些（肌肉质量的水分含量比脂肪组织多），让这2.7％的体重下降显得更重要（因为肌肉比脂肪还重）。而实验最后的结果， 对照组和告知组显著不同，体重与体脂肪率不减反增，这使得我们的研究发现更具说服力。至于血压方面，告知组的收缩压下降十点，舒张压下降五点，这是相当显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