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大掌门 斗酒天赋:战神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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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平型关获得第一场大胜仗的一两年后，时间是1940年，地点在莫斯科。我陪苏俄友人去看我这位中国同胞。这位年轻将领早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就名声大噪，我得尽力压抑我的兴奋不安的感觉。
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弱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浓又黑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
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
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使林彪在苏联军界知名度大增，受到斯大林的重视与青睐。1939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临爆发的临界点。德国军队在征服丹麦和挪威后，集结重兵，准备向法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英法盟军则沿马其诺防线猬集布防，计划凭借这道延绵近千里的钢筋混凝土纵深防御工事阻止德军入侵。作为中立国，苏联虽不参战，但密切注视着战事的发展。在一次酒会上，斯大林征询苏军将领对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的判断。大多数苏联元帅都估计德军可能集中火力，攻击中段防线，打开缺口后，以装甲部队实行机械化纵深突破与追击；但是，无论纳粹分子多么丧心病狂、气焰嚣张，在坚固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费时日久，伤耗惨重。
当时，林彪正好在场。斯大林出于客气和礼貌，问：“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
“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林彪一笑，想搪塞过去。
“嗯?这个回答我不能满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斯大林摘下含在嘴上的烟斗，犀利的眼神直盯着林彪。
斯大林认真了，其他人纷纷围上来，气氛有些紧张。林彪仍然不慌不忙，他向来以稳著称，火烧眉毛也能稳得出油。
“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林彪语出惊人。
“林彪同志能否说得明白点?”华发斑鬓的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提莫申科元帅还不太瞧得起这个三十出头、瘦小的年轻人。
“我的意思是，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战事结果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时间会拖得很长；如果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兜击防线深远后方，马其诺防线就会毫无用处，战局也会很快明朗”。林彪顿了一会，又强调性地补充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方案过于离奇、冒险。几个月后，希特勒否决了德军参谋部稳扎稳打，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战的速度斜插法国腹部，迫使猬集在马其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拼命溃逃。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大吃一惊，苏军将领也开始服膺林彪天才的判断与预测。
这件事引发了许多传闻。据说，1942年林彪伤愈回国时，斯大林极力挽留，并向蒋介石提出以十五个将军换林彪。这一传说不翼而飞，无足而走，哄遍全国，无形中增大了林彪在国内政坛、军坛上的地位和份量。当人们询问林彪传闻是否属实时，林彪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说，“我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可以去问斯大林和蒋主席。”
“军场得意，情场失意”，这八个字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对林彪三年旅苏生活的概括。在林彪军事声望如日方升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却出现了危机。
林彪是个夫权思想很重的人。他天性好静，不抽烟，不喝酒，不社交，不跳舞，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整天闷在家里，读书，默想，吃饭，睡觉，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没有一点变化，林彪不喜欢运动，很少户外活动，库契诺猎场从未去过。如果说他还有一点爱好，那就是没完没了地踱步、转圈，研究地图。
林彪爱好和习惯过这种安静、单调和有规律的生活，还要求张梅也这样做。他认为，中国妇女的基本美德就是温柔顺从，夫唱妻随，所以要求张梅不要乱交朋友，不要乱串门，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本本分分地呆在庄园里，陪他看书散步。张梅生性好动，个性很强，难以忍受这种禁锢和约束。与林彪呆在一起，她感到压抑、孤独，缺少人情味，没有活力，像僵尸一样。林彪越不让她出去，她就越是出去；林彪越不让她交朋友，她就越是要交朋友，还要交很多的朋友……夫妻之间，裂痕愈来愈大，关系愈来愈僵，到后来竟如同水火，一个星期难得碰面，连周末也聚不到一起。早已习惯了沉寂谧静的林彪也开始感到冷清。这时，一个身材婀娜、仪态翩跹的少女引起了林彪的注意。她就是孙维世。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严酷的厮杀中，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员和重要领导人或遭通缉，或被屠杀，他们的家人有的辗转避难，有的流离失所，还有的被关进监狱。内战结束后，为对得起死去的烈士，为了让这批饱经苦难的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长，党中央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们，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后裔和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
1942年2月，林彪怀着黯然、失意、怅惘的心情，形单影只地离开苏联，绕道新疆回到延安。
这是一段鲜有人知的恋情，林彪莫斯科之恋披露后，人们有时猜想：
“如果孙维世当时在莫斯科许诺且回国和林彪结合，林彪的下半生或许会重写?”
可惜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林彪也不是痴心汉。“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维世就是惨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之下。
十一重庆谈判
张浩临死之际，嘱咐林彪将自己埋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山上，他要守望新中国的黎明。毛泽东、朱德为张浩执绋抬棺，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林彪代表毛泽东入渝谈判，蒋介石愁肠寸断：“黄埔军校师生，灌注了我毕生心血，为什么有才华的都跑到共产党的匪窝里去了呢？”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偷越平汉铁路，叶群丢掉亲生女儿只顾自己逃命，林彪怒斥道：“你算什么母亲！”他嘱咐豆豆不要忘了救她性命的董叔叔。
林彪在1942年2月，取道新疆回国。刚抵延安中央机关，匆匆前来迎接的任弼时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
“张浩同志病危了!”
一听这话，林彪顾不上和阔别已久的战友搭话，便急如星火地朝延安张浩住所——西山窑洞赶去。
如前所述，张浩(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也是领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1922年林彪离开回龙镇林家大后，就一直在张浩的照护下。入学武昌共进中学，报考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这些决定林彪人生趋向的关键路口，都是张浩作主为他选择的。长兄如父，张浩心细如发，自从1935年两人重逢后，兄弟俩便生活、战斗在一起。1938年林彪身负重伤，更是多亏了张浩和他的夫人徐俊明的照料护理。可以说，在陕北，张浩是林彪唯一的亲人。林彪对这位堂兄既敬重，又喜爱，感情亲近融洽。
延安西山窑洞，炭火正旺。卧榻昏睡的张浩听见林彪在床边的呼唤声，苏醒了过来，他十分高兴，用微弱的声音说：“三弟，你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就好，我正等着你呢!”
张浩的一番话，说得林彪热泪纵横，泣不成声。
张浩在党内素有“钢人”之称。在残酷、冷峻的白区地下斗争中，他三次被敌人用刺刀、棍棒、苦刑送到阴间门口，三次又凭着悠悠一口气活转来。对他身体摧残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是在1931年至1932年间。当时张浩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捕关进日军抚顺警察署监狱。日军宪兵对他滥施酷刑，企图让他就范。数九寒天，敌人强行撬开嘴巴，灌冷水，肚子灌涨以后，就穿着大头皮靴在身上连踩带踢。水渗着血从他的鼻子、口腔、肛门往外涌，但他始终守口如瓶，不吐一字，坚如磐石。十三个月中，张浩受尽人间苦刑，坚韧不屈，以致日军怀疑他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疯子”。
经党组织营救，张浩于1933年出狱。此后，他历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初，在紧张频繁的战斗生活中，张浩感到体力不支，奉调离职，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委。
1942年林彪回国时，张浩已生命垂危。他的心脏肿大三倍，肝脾失常，肺部水肿，皮肤蜡黄，腿上的肉稍一使劲就一块一块往下掉。
张浩自知不久于人世。弥留之际，他喃喃自语：“林氏三兄弟……林氏三兄弟……”突然，他问守候在旁边的林彪，“还记得大哥吗?他们不公平，他们不公平啊!”
他们的大哥林育南在1931年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而被开除党籍，后来牺牲在国民党刑场上。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左联”五烈士和何孟雄等党的早期职工运动领导人。
张浩向环立在病床前的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董必武等人提出要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烈士，恢复党籍，平反昭雪。毛泽东代表中央答应了他的请求。
“你还有什么遗嘱?”林彪问。
“我奋斗了二十年，现在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却要走了。没有看到胜利，终生遗憾。请你们把我埋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让我能天天望见党中央、毛主席。”张浩很吃力地说。
毛泽东十分感动，他转身对大家说：“让张浩同志在桃花岭上天天监督我们吧。”
1942年3月6日，张浩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五岁。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林彪为首的三人治丧小组。
3月9日，张浩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隆重举行。以遗属的身份，林彪出席了追悼会。会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亲自执绋、抬棺，奠土入穴。张浩葬在桃花岭顶上，墓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毛泽东笔锋遒劲的六个大字：
张浩同志之墓
张浩去世后，林彪埋头于搜集、整理张浩的书信、文稿等生平资料，他计划组织一个专门班子，编纂一本张浩生平史料，以寄托自己的思念。
春去夏至，岁月如逝。时间渐渐平复了林彪中年离异，又遭丧兄的创伤。当他重新打量外面世界时，惊奇地发现延安变了样，变得格外陌生。
的确，1942年的延安已不是六年前林彪所厌恶的穷乡僻壤、野蛮之地，这里已成为革命的圣地，全中国优秀青年日夜向往的地方。
“到延安去!”每天有成千上万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坐汽车、搭马车或者干脆步行来到延安，给延安这座山城灌注了勃勃的生机。
延安城已不再是牧羊的陕北老汉、挖窑洞的青皮后生和唱“蓝花花”的村姑们的天下了，这里平添了许多操外地口音、细皮嫩肉的知识青年。
林彪看到这种情景感到十分兴奋，他心中的沉疴似乎也减轻了许多。毛泽东劝他多参加一些文体活动，“比如说看书，打球，跳舞”。
延安是个欢乐的世界，经常有晚会、歌唱会和舞会举行。在延安的所有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都能到舞会上一试身手，唯独林彪不会。林彪偶尔也会光顾舞会，可他从不下场去跳。无论那些蛾眉皓齿如何撒娇、央求、激将，他毫不动摇。他到舞场纯粹是看热闹。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一些有远见、有胆量、有姿色的女子在这种需求下也“大胆出击”，她们瞄准所要捕获的“猎物”，诱其深入，顾盼生姿，谈笑风生。
男人在挑选女人的同时，女人也在选择男人。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林彪也开始了新的追求。他说，“原先我以为女人没有家不行，现在我才发现男人也不例外”。林彪看中了一位名叫叶群(叶宜静)的山东姑娘，盛赞她“温文、豪放、理智”的性格。不久，他们便结了婚。
40年代初，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和抗战大局，悍然发动了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予以揭露和还击，使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驻重庆的西方记者在发往各自国家舆论界的电文中普遍认为：
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周恩来机智灵活地处理了各种复杂的事态，以纯熟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了中央政府和国民党的制裁、遏制措施。中国最富有政治韬略和实力的蒋介石先生遭遇到了他一生中真正的劲敌，看起来他取胜的道路还很遥远。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团结打败德、意、日“轴心国”，美、英、苏联合向蒋介石施压，要求中国避免内战。罗斯福总统表示，美国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只能使用在抗日战场，不得用于反共内讧。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给蒋介石的生日贺电中也有中国抗日战争坚持五年之久得力于坚持统一战线的暗示。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国民党的内外政策，迫使他谋求改善国共濒临破裂的紧张关系。
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说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与毛泽东会面，商量解决国内问题。周恩来迅速将这一动态电告延安，毛泽东很快回电，倾向于与蒋直接会谈，他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
周恩来根据他了解的情况，认为毛、蒋见面时机过早，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
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其理由是：(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以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周恩来建议毛泽东称病，另派人选代为出面谈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派林彪前往。这是因为林彪具备别人没有的一些特殊优势。林彪是毛泽东的弟子，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学生，为双方所信任或熟悉，便于从中交流转话；林彪黄埔军校出身，他的一些同学或教官如今高居国民党军政要津，便于处理和解决具体问题；林彪是抗日名将，旅苏期间又受到期大林的高度褒扬，有很强的神秘感和号召力。
国共和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林彪成为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9月14日，林彪从延安动身，赶往西安，中途因突下大雨，山洪暴发，路面被毁，未能如期抵达。蒋介石怏怏返渝。10月7日，林彪飞抵重庆，会见蒋介石。
“毛泽东非常愿意与校长见面，但他这段时间患伤风感冒，身体不适，又怕耽误国事，特地命我前来与校长洽谈。”林彪很恭敬地说。
蒋介石听到林彪还是像以前一样尊称自己为“校长”，十分高兴，也很有礼貌地问候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林彪全面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形势和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和建议。蒋介石一听到内战危险，便不耐烦，频频看手表，约林彪另择时间再详细谈。
根据一段时间的谈判和接触，林彪发现蒋介石及国民党人虽然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的军事破裂，但并不急于从根本上改善两党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利于逼中共就范。在与周恩来研究后，林彪决定改变策略，先从具体问题入手，力求争取打开谈判僵局。
12月16日，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提出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的建议。
“什么叫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疑惑地问。
林彪见引起了蒋介石的兴趣，便侃侃而谈，“三停就是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舆论进攻；三发就是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按照统一编制发饷，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发弹；两编就是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寻思了半晌，含糊地说，“不要急，慢慢谈。只要我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不让你们吃亏。”会见结束后，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尽快拟制方案，免得老被人家追着屁股打。
没等蒋介石喘口气，八天后林彪、周恩来就呈上了我方四点谈判方案：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乙，扩编四军十二师。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
蒋介石阅完中共方案，对身边的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哀叹道，“黄埔军校数千名教官和学生，都是灌注了我毕生心血而养大的，为什么有才华的都跑到共产党的匪窝里去了呢?你们看林彪、周恩来提出的方案，表面有进有退，实际上是让步少而得利多，狡猾之至。甲条，国民党能到共区办党办报，他们铁壁一块，谁能钻进去?乙条，不提编为两个集团军，只说四军十二师，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丙条，服从中央政府是假，想将华北非法抢占的国军地盘合法化是真。丁条把硬顶变成了软拖。他们硬是不想作一点牺牲啦!”
蒋介石一连数天催问国方代表方案准备情况，都说“正在加紧研制”，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一群饭桶，将来党国就会毁在你们这些败家子手里”。
正当国共谈判处于搁浅状态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43年5月22日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件事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顽固派更是视为千载难逢的机会。从6月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各地党部下发了一个秘密指令，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叫嚷：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
1943年6月4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敦促加快谈判进程。“何应钦称前方磨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张治中回答时面有难色。
“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周恩来镇静如常，“在目前情况下，作为谈判代表，林彪在重庆已无事可干，他决定回延安，请通传蒋先生。”
蒋介石同意林彪回延安，还在主席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林彪见气氛非常融洽，顺势提出周恩来一年多长期驻渝工作，身心均感疲惫，很希望与自己相伴同行，回延小休，希望校长允许。
蒋介石没有理由拒绝，也只好首肯了。这是他自皖南事变一年多来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
6月28日，周恩来、林彪等一百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绕道宝鸡、西安，于7月16日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自赶往城外迎接，欢迎久别的战友。
1943年后，林彪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与前方相比，过着一种比较舒适、闲散的生活。抗战后期，林彪的小家庭又添了一个女儿，即林立衡。
林立衡(小名豆豆)生于1944年。她在母腹之中的时候，正是延安最艰苦的岁月。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两年”。那时女同志都不想要小孩，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打胎办法。叶群背着林彪，独自一人跑到王家岭山坡上蹦蹦跳跳，紧跑慢赶，想把孩子打下来，可是没有如愿。豆豆不足七个月就问世了，称一称体重只有三斤八两，是中央医院的护士把她放在暖坑上暖活的。
林彪看着不到半尺长的豆豆，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真可怜，可能养不活”。叶群把刚生下来的豆豆胡乱送给了一户无儿无女的老百姓。一个月以后，听说那户人家是地主，吓得她又把孩子要了回来。豆豆后来是林彪警卫员的未婚妻带大的。
对从小体弱多病的豆豆，林彪非常疼爱，行军打仗总带在身边。林彪的护犊之情，传下了许多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平汉线丢爱女的轶事。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林彪与陈毅同往山东。一路上，陈毅对林彪很关心，每天一住下，就跑过来问林彪住得好不好，吃什么饭。有一天，吃饭时，豆豆尿到桌子上了，正好被陈毅看见，对叶群很是不满，发火道：“你们女同志真是太罗嗦了，带了累赘!”林彪听后，立刻阴下了脸，拂袖而去。
叶群也觉得豆豆是个累赘，行动很不方便，便将她交给警卫班班长董祥生照料。董祥生胆大心细，沉着勇敢。林彪非常喜爱他，说：“我的安全不要你管，你专门保护好豆豆就行了。”警卫员专门请一个挑夫，将豆豆放在筐内，另一头放着衣服，跟在队伍后面。
偷越平汉铁路时，林彪担心极了，先后三次特别交待。
离平汉铁路还有十几里，他跑过来，对董祥生说：“离铁路两三里时把豆豆抱出来，别一会战斗打响了，让敌人把孩子拽走。”董祥生拍着胸膛打保票，说：“首长请放心，有我在就有豆豆在。”林彪满意地点点头到前面去了。
离铁路还有两三里时，他一溜小跑又回来，说：“别抱早了，到铁路边再抱，注意别把孩子闪了腰或者搞感冒了。”董祥生连忙说：“知道了，知道了。”
快到铁路边时，他第三次回来，吩咐道：“不打枪，就不要抱孩子，千万别让她哭，一哭就坏事了。”
林彪还是不放心，又让叶群在挑夫身边，说：“我想想还是这样办，你负责抱豆豆，董祥生负责保护。”
真是越担心越出鬼。过平汉铁路时，倒是没有遇上敌人。越过平汉铁路七八里后，遭遇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一时间，枪林弹雨，火光冲天，不断有人中弹倒下，部队全散了。枪声一起，叶群像兔子一样窜到队伍前面，挑夫奔跑一阵后，丢下挑子，溜得无影无踪。董祥生一边还击，一边寻找豆豆。突然，他被一条扁担绊倒了，心中一喜，有扁担就有筐子。他在半人高的豆地中用手四处摸，终于摸到了装豆豆的筐子。借着月光一瞅，董祥生乐了，豆豆正甜甜地睡着。也是豆豆命大，这么激烈的枪声都没把她惊醒，敌人就在旁边，一哭，她和董祥生都没命了。
当董祥生把孩子递给林彪时，他正对叶群发脾气，脸气得发白，大声嚷道：“你算什么母亲!你算什么母亲!”也许受这件事影响，豆豆长大后，一直与妈妈的关系很僵，在感情上跟父亲更亲近。到东北后，董祥生从司令部机关下到部队基层，随军转战南北，逐渐失去联系。1960年，豆豆陪林彪到海南岛海军基地，基地政委想请他们吃顿饭。张罗饭菜时，军务处长插言道：“他们吃饭越简单越好，菜里面不放香菜、花椒就行。”政委问：“你怎么知道?”军务处长回答：“我在总部呆过。”吃饭时，林彪一走进饭厅，便认出了军务处长，对豆豆说：“这就是你董叔叔，救你性命的人!”
比较起来，林立果幸运多了。他一生下来就酷似林彪，两道浓眉，一双细长的眼睛。林立果小时候并不特别飞扬跋扈，他和林彪性情差不多，拘束、孤僻。他儿时的伙伴、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回忆说：
叶群真的把老虎和豆豆送到我们家来过，说是来学习活泼和开朗。
还记得我们几个把老虎戏称为“猫”，因为他害羞像个女孩子。真没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小头目。
十二辽沈大战
为与蒋军争夺东北，毛泽东出险招，用美机运送我军将领，在一架飞机里塞进了日后共和国的三位元帅和十五位中将。
避战锦州，撤离四平，陈云称之为“军事妙手”。林彪的口号是“撤退，撤退，再撤退”，“被动，被动，再被动”。
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诚、卫立煌，林罗联手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成为国民党军事家的滑铁卢。
毛泽东巨目如烛，判断东北战局的关键在锦州，数十份电报重复一个意思：南下，南下。
彰武车站，林彪犹豫难决：“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罗荣桓、刘亚楼犯颜直谏。
蒋介石亲赴葫芦岛，指挥陆海空与林彪一决雌雄。塔山守军以八个师正面阻击十一个师，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东北联军“以乱制乱”四字诀，打得廖耀湘十二万机械化精锐兵团豕奔狼突。败军之将大骂“林罗刘”不懂战术。林彪付之一哂：“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懂战术，怎么打败仗！”
林彪自受伤后，一直远离战场。作为军人他更渴望听到枪炮声，渴望重新指挥千军万马……
1945年8月中旬，山东省黄县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码头——龙口和栾家口突然沸腾起来。须臾之间，汽艇、帆船、渔舟和木划子云集码头。一批批行装简便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从鲁中、滨海、胶东各区涌来这里，等候上船。
与此同时，晋、察、冀、绥、辽、热各省所有通往关外的陆路上，都有八路军兼程行军，日夜不舍。几路大军像几条人龙汇聚在山海关，然后乘火车、汽车、马车或徒步进入东北三省。
8月，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全歼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人。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史上增添了新的胜利记录。
为了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八路军禁入关东，一方面调兵遣将，将大量精锐部队由美军飞机和军舰从海上和空中赶运东北。国共双方为争占东北以作战略基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
中共中央军委从8月份起，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他们是：
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中央的所有方针策略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实现占领东北的勃勃雄心。
中央经营东北的宏图大略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播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到东北去。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六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像许世友这样渴望到东北建功立业的将领还大有人在。林彪也是一位。
最初中央打算让林彪前往山东解放区。1945年8月25日，林彪一行登上了美军一架飞机，直飞晋东南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关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回忆道：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三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十四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将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行军途中，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改变原定部署，派林彪远赴东北去接替彭真的工作。
和往常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他的心思：“受任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林彪经过两年休养而丰腴的脸上，一对眼睛熠熠发光。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林彪冷静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喘息之机。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也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东北局今后的任务只能是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定的优势和地位，徐图发展。
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街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林彪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胆量、魄力和见识、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
林彪在东北战场上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纵横捭阖，导演出现代战争史上的伟业，有两个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一个是罗荣桓。
罗荣桓曾在红四军时担任过林彪的政委。对付冷僻、独断的林彪有一套办法，对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欣赏。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要罗荣桓暂缓治疗肾病，“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赶赴东北”。毛泽东对罗荣桓担任林彪的政委感到放心。
罗荣桓对于林彪在指挥战斗中的各项重要处置，凡是得当的，符合党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他即给予赞同和支持；凡是违反中央指示或与实际情况相悖的，他都毫不犹豫的表示反对。至于一些非原则的分歧，他常常采取谅解、宽容、等待的态度，不予坚持或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罗荣桓和衷共济，协同配合。特别是进入1946年以后，林彪面临的战争局面更不容乐观，更需要罗荣桓为他排忧解难。
战争的空隙是短暂的。国民党军休整停当后，又于1946年春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次，林彪面临的对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
白崇禧也有“常胜将军”的雅号，据说他从军几十年来还很少打过败仗。白崇禧与杜聿明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扇形攻势”，计划集结五个军十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铁路北上，首先攻夺南满战略要地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兴奋地说：“有‘小诸葛’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对于东北，虽然独占已不可能，但对于已夺之地域，毛泽东和中央作出了“寸土必争”的决策。东北局在《东北大会战部署》中，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引起罗荣桓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如果打不赢，还要不要打第二仗、第三仗?我们是刚刚同敌人交手，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他写信给林彪，明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
林彪不置可否，率领前总移往前线，就近指挥。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敌新一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新三十三师沿铁路、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四平市区轮番进攻。我守城部队为保一旅一个团和七纵即万毅部的二个团，共六千人。敌人进攻延续数日之久，进展甚微。
为了加强对敌防御和迂回，林彪变防守为进攻，以进攻代防守。他命令山东一师、二师和华中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向四平方向西北延伸，以华中三师七旅加强七纵的防御阵地，七旅原在城北三道林子的防务由长春南下的山东七师接管，形成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伸展百余里长的防线，钳制住了蒋军的攻势。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他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累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十四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与四平毗邻的本溪市。兵力已增加到十七个团。本溪是中共东北局等党政军机关的住地，仅有辽东军区的十一个团防守，防御面既宽且广，外围突击力量薄弱，工事也不坚固，战斗形势十分不利。5月2日，辽东军区鉴于敌众我寡，电告林彪，“死守本溪将是孤注一掷，对于长期斗争不利”。林彪同意辽东军区撤出本溪。
进占本溪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四平集结。5月15日，白崇禧、杜聿明集中十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情况确是万分危急，战局的关键在四平右侧的塔子山防线，这里成为封闭东北联军的最后一个缺口。林彪电令三纵：“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三纵回电：“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六时进占哈福站。”林彪厉声重申：“再命塔子山守军，至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看得出来，他对后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其实，早在5月18日当晚，林彪即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开始大踏步后撤。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长春，无异于划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九十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八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一个师一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拼命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关键时刻，罗荣桓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予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州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撤出长春，东北局和联军总指挥部(简称“东总”)转移到了哈尔滨市。
哈尔滨，满语意为“晒网场”。据说古时候是个小渔村，经过创业者的开拓，到20世纪已是繁华非凡，享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1946年6月6日，国共两党达成东北休战协议。经过半年多的来往冲突，双方都需要喘息一阵。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六一六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市已完全孤立。前线部队指挥员判断四平守敌只有一万八千人，建议攻取四平。林彪早有此意，他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6月14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历时十五天，将四平守军压缩至市东北一隅。这时，情报查明，四平守敌实际为三万四千人，且有空投接济，弹药尤足，而沈阳、长春两个方向的敌军共计十个师的兵力已出动增援。联军攻击部队遂于6月30日撤围。
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战斗歼敌一万七千人，联军自己伤亡一万三千人。对于作战失利的原因，除情报不明外，从总指挥部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决策轻率。虽然在战斗发起前，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四平战斗应注意事项》，但实际上有轻敌思想，总部首长也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对此承担了责任。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八百人，攻克城市十五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二百六十万，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随后，林彪挟“秋季攻势”的余威，又发动了“冬季攻势”。在持续九十天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十八座中小城市，歼敌十五万六千人，使敌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
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东北九省保安司令。他们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联手“追剿”林彪。干了一年多，损兵三十万，将一度占领的大城市大部丧失，被撤职查办。
陈诚，国军参谋总长，是蒋介石称赞为最有办法的智将。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后，踌躇满志，扩充军队，调运物资，不断地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周密的军事计划，赢得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片喝采。可惜，此公志大才疏，上阵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东北联军打得灰头灰脑，处处被制，国民党在东北的地盘被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十来个城市，国军中最为精锐的第五军被林彪嚼得连骨头渣都不剩。陈诚自知不是对手，智穷计竭之际不惜装病请辞。
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次走马换将，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卫立煌。与卫立煌同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的符昭骞对同窗好友有一段精采地描述：
卫是蒋集团中最能打仗的一员战将，遇事不畏难，不怕苦，不讨价还价，故取得蒋之欢心和信任。且卫行伍出身，久经战阵，打起仗来，行动敏捷，犹如生龙活虎。许多人认为他是老粗，不学无术，看不起他，也有许多人誉之为曾国藩部下的鲍超。
蒋介石把挽救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卫立煌的身上，有三点理由：一、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二、论人事关系，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的老部下，他都能统驭得了。三、论才能，卫立煌具有罕见的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抗战期间他率领中国远征军转战缅甸，取得空前大捷，获得中外军界一致好评。
卫立煌精明过人，慑于林彪的威名，他违反了从来不讨价的习惯，拒绝挂帅。蒋介石叫张群来劝驾。张群素以能辩著称，鼓起如簧之舌，说得唇焦口干，也无济于事。蒋介石又令顾祝同当说客。顾祝同是卫立煌最熟悉的朋友，私交甚好。他谈了半日，也没劝成。最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来了，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辞修(陈诚字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答应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卫夫人韩权华送走谭祥后，忍不住大发感慨：“救了他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替死鬼，这是什么心思?”
蒋介石只好再度出马，一开口就给卫立煌大戴高帽子：“东北是一个比西欧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我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希望你能挑起这个艰巨的重任。”
卫立煌听了这些话不吭声。蒋介石又打气：“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由你来负。有什么困难，你就提出来。”
听了这番话，卫立煌被感动了，犹犹豫豫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在东北的军队都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这个好办。”蒋介石说：“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方面。”
卫立煌不好再说什么，答应道：“那么，我先去看看。”
听说卫立煌应允担任东北剿总司令，韩权华恼怒万分，大吵一顿，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你有什么把握，打得赢林彪?东北快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卫立煌把林彪称为“灵狐”，深知林彪是个战术大师，精谙声东击西、围点打援之术，于是决定采取按兵不动的战略原则，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成天忙于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
蒋介石对于卫立煌的战法十分恼火，称为“乌龟战法”。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围困在东北的六十万部队解救入关。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是他的主要本钱。蒋介石的计划是逐次撤退，即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此计遭到卫立煌的反对：“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林彪是打运动战的行家，他惯用的方法就是‘围点打援’，我们吃尽了他的苦头，上过无数次当。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林彪可能早就埋伏好了部队，等着国军上套。何况我们还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拥戴他采取乌龟战法，得缩头处且缩头。
在卫立煌与蒋介石顶牛时，林彪也与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从全局出发，敏锐地把着了国共战争的走向，提出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包饺子的宏大构想。他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应迅速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当时，林彪统率的军队超过百万，而他的对手卫立煌所辖东北战场的国军各部合计已不足六十万。
奇怪的是，这位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凶猛如虎、威武如狮的悍将在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中，却显得过分小心，犹豫不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首鼠两端。
1948年4月18日，林彪同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人商量后决定，集结九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和打援的任务，进攻长春。他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中央军委。
毛泽东巨眼如炬，他断定东北战场的关键是锦州，多次明示和暗示林彪南下北宁线。在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后，毛泽东有保留地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在回电中委婉地指出：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5月中旬，林彪决定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主要指挥员林彪又没有亲临前线，在对地形、敌情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下令发起进攻，结果只是在外围作战中歼敌五千人，占领了西郊飞机场。我方付出了伤亡三千人的代价。作战方针亦由强攻改为长围久困。
1948年7月，东北局鉴于攻打长春一举歼敌没有把握，提出以大部兵力南下作战。毛泽东闻讯大喜，辽沈大战的作战蓝图，终于进入了他预设的轨道之中。
东北局虽然作出了南下北宁线的决定，但林彪仍然顾虑重重，心存观望。他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担心雄踞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提出只有在华北部队西进大同、分散傅作义主力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方能南下。毛泽东于是急令华北杨成武兵团西出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林彪转而强调部队筹粮困难，雨具缺乏，桥梁被冲，交通不便等。总之，“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杨成武兵团之迟早为标准”。“目前对出发时间，仍无法确定。”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林彪阳奉阴违，明允暗拖，不顾全局的行为，毛泽东十分震怒。他以少有的严厉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严肃地批评道：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2个月前即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仍未进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早出动上，说杨成武时间能提前，则你们出动时间也能提早。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的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
毛泽东语气之严厉，令林彪不敢再拖延。9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由司、政、后机关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离开双城子出发。
10月2日清晨，指挥部抵达彰武。这时，各兵团、梯队均已进入指定位置，等待发起对锦州的总攻。早饭过后，总部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查悉葫芦岛敌人已增兵四个师。林彪看到电报后，浓眉皱成一团。他的主要顾虑有三点：
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
二、后方运输线太长；
三、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甚至会在敌人夹击之下受到重创。
林彪整整苦思了一天，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原来攻锦的决心再度动摇，遂于2日晚8时以林、罗、刘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回师打长春。
10月3日早饭过后，总部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参谋长刘亚楼：“是不是继续前进?”
“‘101’(林彪的代号)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工作人员架好电台与各纵队保持联系。”刘亚楼回答。
晚上10点钟，尹健再次请示能否行动。刘亚楼一副忧心忡忡、心神不安的样子。他只是吩咐作战科注意接受中央军委的电报：“随到随译，随时通报。”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终于按捺不住，找到政委罗荣桓。此时，罗荣桓刚起床，还没洗脸。
“怎么还不前进?”罗荣桓对火车原地停留一天感到奇怪。
刘亚楼告诉他：“林总正在考虑回头去打长春。”
“什么?”罗荣桓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又是发哪门子邪?”
“昨天，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敌人又向葫芦岛增派了四个师。林总本来就怕攻打锦州时被来自沈阳、锦西、葫芦岛的援敌三面夹攻，看到这份报告后更加担心了。他已于昨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了急报。”
“真是乱弹琴!我们得制止他!”罗荣桓忍不住怒吼一声。他面色严峻，气得两只手微微颤抖，顾不上洗脸，拉上刘亚楼去找林彪。
对于林彪在兵临城下，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置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和方向，罗荣桓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恼怒，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政治委员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听从党的号令，否则就是失职。而且，林彪不经商量，甚至也不通气，就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报，这是极端不尊重同僚、违反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行为!
“101，你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攻打长春，是吗?”罗荣桓找到正在车站月台上踱步的林彪，竭力压住火气，平静地问。
“是的。”林彪回答很干脆。他一向独断专行，对这次擅自作主没感到什么不妥，依然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军又增派四个师海运到葫芦岛，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援敌就增加到了十一个师，锦州城内共有敌军八个师，不是片刻之间拿得下来的。战斗一旦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我们就被动了。不如回过头来打长春来得稳当。”
“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毛泽东同志前次批评我们‘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刚下的攻锦决心又突然改变，如何向中央解释?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了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指战员斗志正旺，忽然不打了，战士们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问题，你考虑过没有?”罗荣桓苦口婆心地劝林彪。
“什么决定都会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林彪强调敌情变了。
“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区区四个师，能成什么气候?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
“中央批准了的就一定不能变?那要我们这些指挥员干什么!”林彪有些恼怒地反问道。他还很少看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搭档如此强硬过。
罗荣桓知道自己的话刺激了林彪。林彪如果真的较真犯倔起来，还真不好办。于是罗荣桓放缓口气，说道：“101，你想过没有，从锦州撤围同样会陷入被动，影响战局。”
“我没有说要从锦州撤围。”林彪争辩道：“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打长春。两个方案我正在考虑中，也请军委考虑，指示。”
罗荣桓没有让步，他正色坚持道：“电报中强调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明显表现出了倾向性。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也是林彪担心的问题。他所以要用“林、罗、刘”联名发报，就是想增加说话的重量。现在罗荣桓坚决反对，关键看刘亚楼的态度了。林彪阴沉着脸，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好。”刘亚楼话虽不多，但干脆利落。
林彪又想了一会，不好再说什么，便叫来参谋，让参谋到机要室追回那份电报。参谋回来说：“机要室已将电报发出。”
“怎么办?”刘亚楼问两位军政首长。
林彪不说话。
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拟攻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
以往林彪发电报都是他口授，秘书记下后经他看过便签发。这一次他却一言不发。罗荣桓知道他爱面子，就亲自起草了电稿，请他过目。电报稿开头一句写着：“前电作废。”林彪大笔一挥，将这句删去，吩咐秘书：“照发。”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攻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再说毛泽东接到林彪欲回师攻打长春的电报后，又气又恼。他马上以直露、犀利的语言，代表中央草拟了一封给林彪的电报。
电报中说：
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八、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只要你们十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这封电报中一连用了三个“不敢打”，就差把统兵百万的林彪说成是百无一用的“胆小鬼”。电报中措词之严厉，语气之严峻，用语之尖刻，在毛泽东起草的数万份电报中是绝无仅有的。
刘亚楼在机要室看完电报，苦笑一声，双手一摊：“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一封电报去，不然更糟。”
林彪犹豫不定，自有他的道理。毛泽东不顾葫芦岛增兵，下令攻锦确实是一步险招。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攻下锦州，而在于能否阻止住国民党在锦州西部云集的东进兵团。蒋介石在葫芦岛弹丸之地猥集了十一个师，而东北联军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只有八个师。一旦锦西防线被突破，国民党东进兵团便可与近在咫尺的锦州守敌夹击处于坚城之下的攻锦部队。为确保夹击取得成功，蒋介石带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司令郭忏亲临葫芦岛指挥，他要与昔日的学生一决雌雄。他含着泪，用哽咽的声调对部下说：“万一你们这次打不过去，那么，只好来生再见了。”
塔山一线是交战双方的生死线，也是林彪最放心不下的软肋。攻城前夕，林彪还在强调：“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早先只有二个师，后来增加了四个师，现在又新添了五个师，总共有十一个师。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能火速集结如此之多的兵力，葫芦岛一定有人物。如果我分析的不错，蒋介石可能就呆在那里。两锦相距五十多公里，机械化部队一个冲锋就可以洞穿，一定不能让他们合拢。”
刘亚楼报告了塔山防线的部署情况：“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已命令他们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我们还有十一纵在他们的侧后构筑二线阵地。我看问题不大。”
“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林彪命令一纵进驻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地区，作为战役总预备队。这是一支准备与蒋介石东进兵团拼老命的本钱。在整个战役期间，无论攻打锦州的部队如何兵力吃紧，林彪一直不敢动用这支部队。
罗荣桓也看到塔山防线的危险性。他建议派作战处长苏静去四纵协助指挥作战。林彪同意后，罗荣桓又把苏静叫来，开门见山地说：“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到四纵去，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另加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锦州以西，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就是当参谋，出主意，协助四纵首长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要告诉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指挥员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死死地顶住敌人。”
塔山阻击战首先打响。战局的发展，的确如罗荣桓所说，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这八个字，不仅是对敌军的形容，也是对联军的描述。整个辽西防线，特别是塔山防线，都被鲜血重新浆洗了一遍。国民党军队整团、整师，甚至整个集团军发起一波波成建制的冲锋，满山遍野都是人的海洋，阵地反复易手，有的阵地，反复争夺达十次之多。在六天六夜的苦战中，仅塔山一地，国民党军队就遗尸六千多具。无论战争何等艰险，东北联军最终守住了阵地，从而也就宣告了攻锦战役的胜利。
10月14日，林彪登临锦州城北四五九高地附近的帽儿山。这天，大风骤起，云烟茫茫。上午10时，林彪一声令下，总指挥部的总攻信号拔地而起。攻击锦州的战斗终于打响了。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到15日下午6时，全歼国民党锦州守敌十二万人，我军付出了伤亡二万四千余人的代价。
国民党上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兼冀热辽边边区司令范汉杰被俘后，押解到虻牛屯指挥部。望着在这间小土屋内的林、罗、刘三大巨头，他忍不住叫道：“真没想到，你们竟然就在这破房子里指挥打仗。”
林彪冷冷地问道：“范将军对锦州之仗有何观感?”
范汉杰哀叹一声：“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扁担断了。”
林彪又问：“那你对锦西战斗怎么看?”
一提锦西，范汉杰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真想不通。从葫芦岛到锦州不足百里，六天六夜，侯镜如率二个军另六个师，爬也该爬过来了，可就是只闻炮声不见人影。还有廖耀湘，停在彰武迟迟不动，真是岂有此理!”
攻锦战斗的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把蒋介石在东北的反动统治的“生命线”(沟通华北的咽喉)一举切断。诚如毛泽东10月3日电报所称：
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17日，被长久围困的长春守敌一个军宣告起义；19日，包括一个兵团部又一个军的守敌余部全体投降。曾经是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获得解放。
我军在锦州、长春的得手，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南下北宁线指示的正确性。对于毛泽东惊人的预见和出神入化的谋略，林彪不得不再一次折服。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在敌人“西进兵团没有向沈阳撤退，反而由新立屯、彰武地区西进的情况下，放弃攻打锦(西)葫(芦岛)的计划，改打廖耀湘兵团，这一点我们和你们一致。”21日，从沈阳出动后一直迟疑逡巡的敌军“西进兵团”即廖耀湘兵团由彰武南下，从23日开始与我军接触，无论哪个方向都遭到英勇顽强的阻击。在林彪指挥下，攻锦主力，迅猛回师，其他各路也作向心集中，约五十万大军26日将廖耀湘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的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主要由新一军和新六军组成。国民党有五大美式机械化主力军，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就是其中两支。
也是廖耀湘霉运当头，我三纵一个营摸进胡家窝棚，见这里天线林立，电台“嘀嘀”的声音响成一片，估计大有来头，于是胡乱一阵手榴弹，竟然将廖耀湘的总指挥部炸成一锅粥，几十位高级官员全飞上了天，西进兵团指挥系统全部瘫痪。廖耀湘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第一棒子即打碎了西进兵团的脑袋，使我感到兵团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殆之中!”
包围与反突围，穿插与堵击，追击与逃跑，由于战术动作变化太快，国共双方军队在辽西走廊上搅在一起，全都乱了套。不仅国民党部队兵找不到官，官顾不上兵，解放军的建制也分解成师、团、营。原来林彪所定的斩头断尾击腰的战术无法实施。
刘亚楼建议：“林总，现在战场混乱不堪，像个立体滚筒，全挤到一堆了，不如来个大胆穿插，全面渗透，以乱制乱，乱而取之。”
“太罗嗦了!”林彪来的更干脆：“告诉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那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那里冲。纵队不要去找师，师不要去找团，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就行了。”
一时间，辽西平原烟尘蔽日，吼声震天，几十万大军南北奔逐，鲜血重新浆洗着这片黑土。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廖耀湘兵团十余万人全部被歼。
兵败被擒的廖耀湘对林彪的战术十分恼火。他不敢朝林彪撒野，却把邪火对准了刘亚楼。
奉林彪、罗荣桓之命，刘亚楼设宴款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廖耀湘拒绝与他碰杯，气咻咻地质问道：“你们共军打的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相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刘亚楼话中有话地说：“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一句话呛得廖耀湘满脸通红，他恼羞成怒，抓住酒杯朝桌子掷得粉碎：“像你这样的‘洋八路’有几个，都是些‘土八路’，用些巫术来打仗。”
刘亚楼睥睨地瞥了他一眼，厉声训斥道：“廖将军，你不要以为自己上过美国军校，又有美械装备，就天下无敌了。这些统统靠不住。告诉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之一。”
刘亚楼回来把宴会风波讲给司令和政委听，两人都哈哈大笑。林彪说：“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讲究战术，但进入东北以来打过什么胜仗!”
蒋介石在北平得知廖耀湘兵团覆灭的消息后，气得吐血不止，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11月2日，我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以六万九千人的伤亡，歼敌一个总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加十六个团(内一个军起义、一个军团部并一个军投诚)，共四十七万人。
辽沈战役是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之首。中共中央接到胜利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林彪等人，电贺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一反往日孤僻冷漠的性情，热情洋溢，笑容满面。作为东北战场的最高指挥者，他虽然有南下北宁线的犹豫，顾虑两锦作战的担心，未断海路致敌一部逃跑等失误，甚或还有抵触、对抗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的错误，但作为这场战役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是有功之臣。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十三平津战役
林彪使出障眼法，掩护百万大军提前入关。傅作义质问蒋介石：“你不是说林彪尚在沈阳吗？难道他会分身法！”
中央军委要求四野三天攻下天津，林罗限令二天拿下天津，刘亚楼笑立军令状：“三十个小时足矣。”军中无戏言，天津战役耗时二十九小时。
兵临七朝古都，林彪要强攻，聂荣臻要和谈，一场嘴巴官司引出“北平方式”。
《最后通谍》突生波澜，“和平将军”致信林彪，称“罪犯傅作义投案自首”，北平城烽烟再起。林彪杯酒平骚动，五十万国军安然受编。
林彪结束了辽沈战役后，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军入关，参与指挥了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出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17日，军委又发出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指出：
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作战，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
16日、17日、18日，中央军委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令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
1948年11月的下旬，整个山海关地区的夜晚变得如同白昼一样繁忙。白天，这里西风急吹，关河冷落；夜间，人如流水，车如铁龙，成千上万的部队从关外涌入，向华北地区开进，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雄鸡鸣叫以后，部队、辎重又全部隐入村庄、山谷、树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蒋军的高空侦察机在空中盘旋，寻觅我军前进的轨迹。
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为潜师入关而采取的“昼伏夜走”的行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根据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动态，指示林彪等人率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天)津、唐(山)、塘(沽)等处之敌》的军事命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沈阳紧急召开了入关动员大会，林彪宣布了分三路入关的计划，“取捷径，夜行晓宿”，“林、罗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在这次动员大会上，罗荣桓作了思想动员报告。
在当时，“东北籍战士怕入关”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先期入关的第四纵队和第十一纵队就有为数不少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开小差。如四纵五天之内逃走五百人，十一纵七天之内溜号六百人。罗荣桓抓住这一动态，要求各纵队在入关之前和入关过程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
从11月23日起，东北野战军主力启程：右路走冷口，中路走喜峰口，左路走山海关。
在东北野战军的总指挥部，林彪笑着对刘亚楼说：“我不入关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便成了汉贼曹操。”
“为什么?”刘亚楼不解林彪这句话的意思，问道。
“魏蜀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的是多少兵?”林彪反问。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八十三万人马。”刘亚楼对《三国演义》颇为熟悉。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部队?”林彪一语道破。
刘亚楼明白了。东北野战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是八十三万。这一巧合，林彪没有忽略。
辽沈战役之后，林彪情绪亢奋，人也显得活跃、和气。离开沈阳前，他命令沈阳各大报纸和电台逐日刊登和广播林彪等人在沈阳的活动情况，大肆渲染，藉以迷惑蒋介石。这一着果然见效，一周后，当林彪已经抵达北平前线指挥作战时，蒋介石电告傅作义，称“林彪尚在沈阳”。
11月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野”指挥机关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锦州后换乘吉普车，经义县、彰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一路夜行晓宿，风尘仆仆。
11月底，由于经喜峰口、冷口入关的部队已被蒋军察觉，夜行晓宿已失去意义，林彪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命令各纵队日夜兼程，由沈阳近郊出发的三个纵队及特种兵部队主力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中猛进。
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所有参战部队。林彪担任总前委书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驻通县宋庄的温家楼。
八十万人之众的东北野战军突抵华北和林彪等人在通县露面，使蒋介石大吃一惊，更是出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意料之外。
辽沈战役硝烟未散，老谋深算的傅作义就已估计东野将要入关。但他认为大战刚刚结束，东北共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休整才能开拔，同时由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南逃、西遁还是死守，他还一时下不了决心。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六十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长约一千二百公里的防线。
“好一个‘一字长蛇阵’!”林彪不无讥讽地说。
“这怎么能做到如兵法上所说的，‘臂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相应’，立于不败之地呢?”聂荣臻、罗荣桓也有同感。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三个人是老熟人和老战友、老搭档了，他们相互熟谙对方的性情、习惯与风格，相处在一起，的确如心使臂、转折自如。由此可以窥见毛泽东驾驭将领的玄妙高超和良苦用心。由于在东北几年间与罗荣桓多次发生争论和分歧，在平津前线总司令部，林彪转而与他在红一军团的老政委聂荣臻十分亲热。
12月11日，在距北平三百多公里的西柏坡一家农舍里，毛泽东拟就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应趁傅作义判断我军会首攻北平的失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对平、津之敌隔而不围，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以便隐蔽地展开战役意图。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华东和中原两野战军，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淮海战场最后歼敌之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之敌的决心，又命令山东部队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可能从青岛方向逃跑。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威如日中天，不可仰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对此，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其他指挥员一样，无不敬佩和仰慕，有一种“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急乎走，则回也瞠乎其后”的虔诚。对毛泽东的这一战役方针，林彪吸取在辽沈战役上的教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决定以迅速奔袭的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及其外围各点之间和侧后，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包围，并以主力指向天津、塘沽、唐山地区。
从12月12日至24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攻势和穿插动作。首先，三纵、五纵、十一纵于17日包围北平，一纵、六纵、十纵和华北七纵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共五个纵队及特种兵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其次，华北十九兵团攻占新保安，消灭了傅作义的摩托化“王牌军”三十五军，华北二十兵团和东北四纵攻克张家口，把傅作义的十一兵团聚歼于风雪荒野之中。待到平、津两地只剩下“一片孤城万仞山”时，傅作义才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中了计。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天津方向海上东逃的可能性。林彪决定派刘亚楼再率五个军二十二个师，从速攻占天津。
天津，昔日的繁华之都，这时候，已完全变成了一口巨大的城市棺材。一道护城河，一道电网，一条绕城而筑、长达四十二公里的碉堡工事防御线和市内几千个明碉暗堡，已把天津变得水泼不进、鸟飞不进。敌守城部队十三万人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下准备死守。
1949年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战前致陈长捷的一封信：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
……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1949年1月6日
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林彪忍无可忍，于14日指挥我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
天津易手，北平之敌就陷入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战争的进展向傅作义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
是战?还是和?
战争是双方将士的斗智、斗勇、斗力。揣摸、分析、判断对方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心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天津攻克后，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作战图上的各色箭头，都指向了北平。林彪等人“日思夜想”的人，就是傅作义。对这位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的心态、意向、情绪，甚至起居、交际等情况，林彪了解得清清楚楚。聂荣臻对此曾写道：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地了解对方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北平一战是一盘没有对手的弈战，它注定是一面倒的结局。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坐困守死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却有不同看法。
聂荣臻力主和平谈判，通过改编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他认为，“天津是北平唯一的海上退路。现在天津已被攻克，北平之敌成了困在陆地上的旱龙，饥馁疲惫，没有转机。根据北平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傅作义在严峻局面的压迫下可能考虑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在地图前踱来踱去的林彪说：“林总，聂总的意见是好的。北平是七朝古都、文化名城，又有几百万和平居民，如果战火蔓延，势必把整个北平城打得稀巴烂。玉石俱焚，太可惜了。况且，党中央已决定定都北平，如果毁于战火，对国家建设也没有好处。”
林彪脸上没有表情。他仍在作战室模型盘边绕来绕去，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不过，很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幻想。”
聂荣臻进一步解释道：“在平津地区，我军占绝对优势。北平工事不强，守敌又是惊弓之鸟，如果在进行大量工作之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我们掌握主动权，随时可以打嘛。”
“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最好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和平谈判根本是幻想，还是要靠打来解决。”林彪仍固执己见。
聂荣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出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是整个平津战役期间，聂荣臻单独给毛泽东发的唯一一份电报，也是三十多年后中央档案馆唯一查找不到的一份电报。为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别有用心地置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份电报。但是，当年亲手拍发这份电报的唐永健老人清楚地记得，电报发出后，聂荣臻天天追问他：“中央有没有回电?”
回电终于来了。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但他习惯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和厮杀，对谈判桌上文绉绉的外交辞令、满面笑容下的讨价还价并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便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谈判很快取得进展，经过三轮谈判，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就在这时，平地风波，骤然而起。原因就出在用林彪名义发给傅作义的信上。
1949年1月16日晚，在签署协议后，林彪来到傅方代表邓宝珊的住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邓宝珊接过信便想看，但被林彪禁止：“请呆一会再看。”
林彪走后，邓宝珊掏信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这是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出的致傅作义的公开信，其措辞严厉、口气强硬，如同最后通谍：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伪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攘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树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
公开信提出和平缴械和出城改编两种办法供傅作义选择，勒令于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答复，否则将按时发起攻击，“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封信是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其目的是催促傅作义克服犹豫观望心理。但是，这封信过于严厉、尖锐，与目前融洽的谈判气氛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在平津前线指挥所引起争议，聂荣臻根据谈判情况的进展，判断傅作义确有弃暗投明、争取新生的真诚意愿，觉得没有必要递交傅作义，以免节外生枝。林彪认为谈判的目的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不要管傅作义高兴不高兴，他不高兴就打嘛，过去他还跟我们打少了吗?
苏静是应傅作义之邀中共派往北平城的谈判代表。聂荣臻告诉苏静，那封信可由邓宝珊决定是否交给傅作义，如一切顺利则不交，如和谈遇阻则交出公开信。
邓宝珊与苏静进入北平后，一切进展顺利，那封公开信也就没有交到傅作义手中。1月25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部率北平守军五十二万人马开出城外，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电询林彪：“交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信交了没有?”林彪电催苏静务必于最近两天将信交给傅作义。邓宝珊把信交给傅冬菊。傅冬菊也觉得措辞生硬，怕父亲感情上受不了，便压了下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刊载了这封公开信。
傅作义看后，情绪十分冲动，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叫道：“太不像话，怎有这种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了，我再也没有用了!”他于是致信林彪，称“自己有罪，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此事传出，立即在军中引起波动。
林彪、聂荣臻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林彪开门见山地说：“公开信所言，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做新合作。我们是非分明，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化开疑团后，主宾轻松自由地交谈起来。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傅作义将他藏在心中的疑问掏了出来：“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是你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林彪也很直爽地回答：“傅将军，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哪个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华北这场战争，即使不由我林彪指挥，国民党军队也是要失败的。”
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为标志，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这次战役，在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我军以三万九千人的伤亡，歼灭和改编敌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五十二万人。至此，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以及有意暂时保存下来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了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一个月后，林彪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他极为喜悦地听到了毛泽东以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对北平入城式的称赞和高度总结：
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中央机关3月下旬入迁北平。根据此前1月15日中央军委的决定，改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奉令先行回北平布置党中央迁驻北平事宜。
从西柏坡到北平，蜿蜒长达三百多公里。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的沿途安全警备工作由第四野战军负责。为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亲自选定路线，安排布岗、设哨，并派部队控制沿途制高点，从北平郊区到市中心，凡交叉路口和公路两旁四百米内遍设流动哨、隐蔽点和便衣人员，并停止一切电报、电话联系。
3月24日清晨，两百多辆中、小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路烟尘，从西柏坡出发。25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驶进北平，下榻于香山。下午，四野军政首长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军号齐鸣，战旗翻飞。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第一辆敞篷车徐徐从四野方队前驶过，“首长好”的呼声震耳欲聋。
3月25日，满口湘音、身穿粗呢制服的毛泽东住进了紫禁城。林彪——这个从林家大走出来的山村小主人也成了开国元勋之一。目睹北平的一切，林彪心中感慨万分。如果林育南不把他送进浚新小学，如果林育英没鼓励他报考黄埔军校……他不可能有现在的地位。
历史正如光阴，不可挽留，也不可逆转。在人生的履历上没有“如果”的立足之地。
林彪以胜利者的姿态下榻北京饭店。他有理由自豪。在全军所有野战部队中，四野人数最多，装备最好，实力最强，林彪的年龄也较其他野战军司令员为轻。林彪为此十分得意，他借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常对人说：“这就叫‘四美具，二难并’。再难、再美、再巧的事也碰到一起来了。”
可是，有一段时间内，林彪却显得心情抑郁，浓眉不展。一天，林彪突然串到聂荣臻住所来聊天。这使聂荣臻有些意外。林彪个人生活圈子很小，这与他内向拘谨呆板的性格有关。他从不到同僚家串门，从不到部下家作客，从不探视病人。这是他有名的“三不”习惯。
聂荣臻估计林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果然，没说几句话，林彪就直接了当地说：“我想请你当四野政委。”
聂荣臻愕然。他不解地问：“怎么?四野不是有罗荣桓吗?”聂荣臻见林彪未吱声，又问：“他要调走了?”
“不是。”林彪谈话、做报告历来像发电报一样，字斟句酌，简练得使人费解。“他不行。”
“你是说他身体不行?”聂荣臻猜测道。
罗荣桓1942年就染上肾病，1947年到莫斯科治疗，切除了长有肿瘤的左肾。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每天工作绝对不得超过三小时。时局多变，国内召唤着罗荣桓。他连两个小时都没休息上，就回国投入了繁忙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情又趋恶化，动脉硬化，尿血便血，常常晕倒。
林彪摇摇头。
“那么，你是说他能力不行?”聂荣臻奇怪地问道。罗荣桓的细心、勤奋和工作能力，全军公认。林彪难道还怀疑这一点吗?
林彪的浓眉连皱几下，语气淡然地说道：“他嗦嗦，婆婆妈妈，绊手绊脚，不适合作我的政委，所以我想请你来代替他。”
林彪的意思，聂荣臻当然明白。他正色回答道：“四野的政委我看还是罗荣桓同志比我合适。我已经参加军委的工作，又兼了平津卫戍司令，工作也离不开。至于晋察冀的其他干部随你挑。”
聂荣臻深谙林彪的性情。他给林彪当了六年政委，备尝个中滋味。但他还是不明白：宽厚、大度、忍让、和气的罗荣桓是怎么触摸了林彪的“逆鳞”?
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起源于东北战争期间。
1947年，罗荣桓听说妻子林月琴将被任命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林月琴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当什么副部长，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联军总部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要当长就去当一个子弟学校校长吧。”
林月琴这位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的老党员愉快地同意了，但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校房子不好找哇!”
罗荣桓想了想，吩咐东北局办公厅把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住过的花园洋房腾出来作了子弟学校校舍。这一下，惹恼了叶群。
原来这幢带花园的洋房是东北局分配给林彪的。由于林彪常年住在前线，只剩下叶群和孩子住在空荡荡的大宅院里。叶群有些害怕，便搬进了另一幢房子，但她也没交出这幢洋房。花园洋房搬进去了子弟学校，叶群向林彪告状，说：“育蓉，罗政委带头搬家，是将我的军，搞得我没房子住，只有挪到一间小阁楼里。”林彪虽没做声，但他心里很恼火，觉得罗荣桓不尊重他。
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1948年一批干部从苏联回国，途经东北到党中央报到。宣传部提议将其中一位女同志留下，罗荣桓同意并以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发报。叶群却无端怀疑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同这位女同志关系不正常，竟然胆大包天，不经任何领导同意擅自用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报，提出将这位女同志调走。中央收到罗荣桓前后两份相互矛盾的电报，大惑不解，询问是怎么回事。罗荣桓了解原委后，十分生气，委托高岗找叶群谈话。叶群得知罗荣桓要追究此事时，吓得“卟嗵”一声，向高岗跪地求饶。
虽然罗荣桓最后宽厚地原谅了叶群，也没将这件事告诉林彪，但叶群心中有鬼，迁怒于人，对罗荣桓、林月琴夫妇既恨又怕。她时常在林彪面前吹风，说林罗不是一条心，林罗早晚得分手，要提防罗荣桓。
叶群的枕头风频吹，使林彪对罗荣桓产生了戒备心理。1948年11月，罗荣桓组织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总结报告。正商量时，林彪走了进来。罗荣桓招呼他说：“101，这一段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的犹豫，你看怎么样?”
林彪正为大战胜利而喜气洋洋，一听这话，扫兴地拉长了脸，看着报告中罗荣桓指的那一段：
……后来由于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三十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六纵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尽管罗荣桓在措词上十分委婉，语气上十分平和，还为林彪的犹豫罗列了许多理由和客观原因，林彪还是满肚子气不打一处来。他一声不吭，把稿子使劲往桌上一扔，一掀布帘走了。布帘把林彪骂的一句“!”隔在了外面。
大军入关后，林彪对罗荣桓的怨言愈来愈多。他对司令部的人说：“病成那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我看还是休息的好。”1949年1月，罗荣桓去西柏坡商谈工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他，彭真的岳母病了。罗荣桓与彭真在东北并肩战斗近四年，彼此感情很深。罗荣桓即往良乡看望彭真。回到北平，罗荣桓无意中谈起彭真岳母病逝和探望彭真的事，林彪满不高兴，气冲冲地说：“看他做什么?!”使罗荣桓大吃一惊。
林彪最初进关时，是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书记是彭真。1946年抚顺会议前，彭真和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对于围绕工作出现的争论，本来是党内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疑心病极重的林彪却把彭真以及赞同彭真意见的人都视为一派，向毛泽东告状说，“彭真与林枫、吕正操串通一气，围攻我，搞‘桃园三结义’。”又说，“他们甚至不叫三结义，又捎带了伍修权，实际是桃园四结义了。”毛泽东被林彪缠得无法，从大局出发，只好让林彪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后又调作他任，林彪才算罢休。
林彪气量小，心胸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报复心强。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常常为了替他挑选助手、同僚而煞费苦心。
1949年4月，大军南下前夕，罗荣桓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决定他到天津养病，毛泽东托人告诉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罗荣桓一病，四野政委一职暂缺。为此，中央派邓子恢担任四野第二政委。林彪以他独有的不冷不热态度，迎接了新的政委。
十四南疆逐鹿
鏖战四平的主将重新披挂上阵。林彪向小诸葛下战书：“不投降就消灭。”为报一箭之仇，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从武汉到海南，千里追逐白崇禧。
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小诸葛一溜再溜。毛泽东一语点醒梦中人，改“浅距离迂回”为“远距离包抄”。
青树坪血战，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白崇禧妙手奏捷，有人说是林彪金钩钓鳖。衡宝战役，四野饱餐桂军主力。
东北虎化身南海龙，邓华、韩先楚、李作鹏联手攻占海南岛，写下木船渡海的战争奇迹。白崇禧兵败逃台，一世英名付流水。
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小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一百零七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嗣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大部队南下前，作为司令员，林彪前去向罗荣桓辞行。罗荣桓人在病榻上，心系四野。他不无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广东、广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这位不能随军南下的四野政委的话，林彪又信，又不信。他不能忘怀在东北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四平街之战，他那被侮辱的自尊心和军人特有的威严，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又将是白崇禧，林彪兴奋得眼里射出熠熠的神采。
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率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
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声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心情。被毛泽东称为“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锋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
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
“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坚人物黄绍去沪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道，“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
“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部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
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么?现在老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崇禧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道，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引退”溪口后，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
4月6日，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
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
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
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
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日，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兜抄。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急窜。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
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
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
三路大军自7月8日起潜师隐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日，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撤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空。
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弱点。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时间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
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路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狭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为四十八道湾。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带渡河。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
南方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
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
“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气恼。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他。
8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8月4日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
从5月到8月，四野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浔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轸、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怅惘不已。
宜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避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即战术包围)的部署，而桂军长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战略方针，遂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到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一语点中了林彪的要害：他太想报四平那一箭之仇了，所以紧紧地盯住“小诸葛”的一举一动，追求“先敌制动、料在敌先”的兵家境界，他越是想一鼓而下越不能如愿，因为他遇到的对手也是以机变著称的白崇禧。“小诸葛”的心态也与林彪一样，他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手，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拔营起寨。在林彪与白崇禧像斗鸡一样对峙的时候，毛泽东发现了他们共同的毛病，即明于微而昧于巨，专心于战术较量而忽略了战略制胜。
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
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援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疑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一举歼灭。
二、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桂军，依仗熟悉山岳地形，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我军的特点则应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敢于奔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
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差别极大，各野战军指挥部的气氛也各不相同。动静最大的一野指挥部，无论何时都能听见彭德怀旱雷般的声音，从指挥人员到机要参谋都显得紧张严肃。相比之下，二野的指挥部则平和得多，刘伯承、邓小平两人都是举重若轻的性格，加上合作十余年，做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融，手下的参谋也都成竹在胸，有条不紊。三野指挥部总是笑声不断，陈毅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层出不穷，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粟裕都忍不住开怀大笑。最神秘、最安静地要数四野指挥部。一位随军记者反复央求参观四野指挥部，参观后大惑不解，他在报道中写道：“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彪那白皙清瘦的面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地图，一坐就是一天。”
足不出户而能算无遗策，这就是林彪的神奇之处。
林彪蛰伏斗室，还有伤病的原因。经过四年多的战争岁月，在指挥数十次重要的战役之后，林彪身体日渐虚弱，肺部创伤再度发炎，中枢神经衰弱。进山海关时，他还能在吉普车上昼夜兼程，渡过长江之后，他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打仗。中央几次要他休养，但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军人的好胜心驱使他强撑病体。林彪下决心要干净、彻底地打垮白崇禧，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病得骨立形销。
四野兵分东、西、中三路，向南兜击，通过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白崇禧主力兵团的位置。其中，林彪亲自指挥由六个军十九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根据他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第四十九军推进速度惊人，把友邻部队拉下了一两天的行程，成为中路军的箭头部队。
这是一着暗招。林彪有意露出孤军深入的破绽，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吸引白崇禧的主力反噬，从而露形。
这又是一着险棋。第四十九军是久战之师，渡江以来，一直穷追不舍地跟着撵着桂军屁股打，已有疲惫之态，该军主要由东北子弟兵组成，深入南方，水土不服，酷热难耐，又不熟悉地形，而且还与后续部队脱节，一旦遭到优势兵力围攻，处境将十分危险。
白崇禧被林彪的骄纵所激怒，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召集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沉稳地表情透出成竹在胸的气度。他不厌其烦地分析道：“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大战连捷之下，林彪已经忘乎所以，他大概认为连连败退的我军已无还手之力、不堪一击了，以为有陈明仁部下带路就能轻车熟路、万无一失，竟敢轻兵冒进，在不知我方部署的情况下出险招走捷径。林彪的算盘打得精啊，他的计划是一下穿越我衡宝防线，直取衡阳，歼灭我军主力，然后直扑湘桂边境，端掉我们的老窝。他太小看我白崇禧和二十万精悍的广西子弟兵了。我们要在青树坪给他埋下绊马索。”
青树坪，又称青水平，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一百四十里的莽莽群山之中，它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白崇禧先在湘乡作出大撤退的假象，然后命令已退守湘桂边境的桂军第三兵团乘夜色北进，在青树坪埋下口袋阵。白崇禧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桂军名将、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告诉他：“张司令官，请你牢记‘快、猛、狠’这三个字，这是当年四平血战制服林彪的要诀。”
当时的战场形势的确对白崇禧有利。首先是第四十九军伤病满营。当时任四野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的肖劲光战后追述道：“以四十九军为例，6月底从湖北天门一带出发南下以后，在两个多月中，病员多达一万三千多名，其中死亡一百三十多人，转院治疗的有两千七百余人。部队马匹也大量死亡，仅该军的一四七师就死了两百多匹战马。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是无法继续投入战斗的。”其次是第四十九军根据前线情报，认为白部已退缩于湘桂边境，遂提速锐进，结果毫无防备地闯入了桂军在青树坪的口袋阵，遭到桂系王牌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围攻，一下子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
中伏的报告传到四野指挥部，参谋人员大惊失色，唯有林彪神色不变。他吃着黄豆，漏了一句：“有好战分子钟伟在军中坐镇，四十九军就是一个砸不烂的铜豌豆!”
林彪太了解了钟伟了。他是四野唯一从师长直接擢升为纵队司令员的将官。他爱打仗，气魄大，作风硬，为了取得战斗胜利，他可以将上级命令置诸脑后。在东北，他是少有的敢于对抗林彪命令的悍将之一。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有一段传神的文字记述了这段插曲：
钟伟是有名的好战分子。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且这一仗也比较能体现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五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一纵队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9日，五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八十七师二六二团的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们的任务是打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的大房身，送上来门来的敌人给我打。”十四团一个冲锋，攻进姜家屯，俘敌二百多，王奎店连攻数次未下。有的老人说，正在这个时候，林彪来电报，命令五师速去大房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那知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跟二六四团的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儿都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开脚呀。”十五团连冲四次都没有成功。这时，敌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钟伟一拍桌子：“谁再说走，我毙了他娘卖×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打了，快让一纵他们都来配合我吧!”老人们说，这一次打了个本末倒置，把一纵和其他纵队都调过来了，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这一次又是抓大鱼的时候了，不过钟伟和四十九军这次扮演的是鱼饵的角色，钓鱼的人是林彪。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在桂军疯狂反扑下，钟伟和他的第四十九军全体将士在不利条件，浴血奋战，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安全转出。桂军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但终于暴露了其主力位置，更加危险的是，白崇禧经此一战，认为逆转了战役的形势，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他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宝庆两地之间待令，准备与四野决一雌雄。
“‘小诸葛’上当了!”林彪大喜过望，急令以第十三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的退路，同时令中路五个军靠拢作战，准备一举歼敌于衡宝战役之中。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彪的轻松和自信。他亲自手书了中央军委致四野的回电：
(一)同意5日12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
(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林彪、邓子恢急令衡宝公路以北的部队就地集结，令西路军主力由黔阳、芷江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准备与敌会战。
10月5日下午，中路军一部插入衡宝公路以南的灵官殿，东路军逼近韶关，合围即将形成。就在这时，白崇禧发现了四野迂回部队，如梦方醒，他慌忙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林彪也不放松，命令部队急速穷追，于祁阳以北包围了敌七军和四十八军大部。7日，林彪将此情况报告军委，10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对林彪拟在祁阳以北地区与敌决战表示赞许，电报说：
(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
(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
(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
(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这一战役，共围歼白崇禧精锐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大部，与此同时，西路军主力在右下江歼灭敌六十二师。桂军此次虽然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厄运，但桂军精锐共四个师全被“包了饺子”，白崇禧挨了林彪一记闷棍。
10月中旬，四野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发起广东战役，解放广州。
经衡宝、广东战役，敌已无力防守。但为挽回败局，白崇禧以剩下的五个兵团计十五万多人防守湘南东安、新宁和广西兴安、恭城、阳朔、荔浦一带，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公路组织防线，以图坚守广西。中央军委、毛泽东电令四野要以主力从祁阳、武岗向桂林、柳州前进，断敌西逃贵州的退路，将白崇禧、余汉谋残部聚歼于广西境内。林彪、邓子恢和参谋长肖克决定组成西、南、中三路大军围歼残敌，命令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迂回至百色、果德，断敌西逃入滇之路；以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一部为南路军，速进廉江、茂名、信宜地区组织防线，断敌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以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适时牵制敌人，待西、南路军断敌退路后，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在林彪主持下，四野参谋部又为白崇禧设下了一个陷阱。
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路白公馆召开军事会议，桂系主要将领李品仙、夏威、徐祖贻、赖光大、黄杰、张淦、徐启明、鲁道源参加了会议。白崇禧鉴于广西已成泥淖，不可久留，提出了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一是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域，进入云南。
向西，还是向南?会上，双方争执不下。白崇禧最后裁决为采用第一种方案，向海南岛撤退。他决定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驰援黔东，以张淦的第二兵团南下，指向陆川、廉江、遂溪，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也紧跟向信宜、茂名前进，以上各部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联系为目的；另外，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向逐渐移向武宣、桂平、贵县，并以第五十六军防守柳北三江县，黄杰兵团余部担任桂柳之间的掩护。
11月6日，四野西路军秘密开进，半月后进入广西境内；18日，中路军沿湘桂铁路攻击前进；15日，南路军向廉江、茂名、信宜挺进，以隔断桂军前往海南岛的退路。白崇禧集团在三路大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挤成一团，蜂拥在通往海南岛的狭窄道路上。
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切断桂军撤向海南岛的通道。南路军总指挥陈赓严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先敌堵住粤桂咽喉，阻止桂军全军撤退。这时，林彪鉴于南路军过于突出，特别是第四兵团有孤军深入之虞，电令第四兵团歼灭广州逃敌后向北移动，协同四野中路军截击敌南撤殿后部队鲁道源第十一兵团。这种部署实际上减轻了对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钳制力，有使白崇禧集团大部漏网的危险。陈赓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回电林彪转陈赓，指示“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据此，南路军先敌一步在桂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上筑起了一道阻击线。
白崇禧见南路军较为突出，又切断了他南撤之路，遂令第三、第十一兵团南攻，令进入广西的第十三兵团回头北击，企图南北对攻，吃掉南路军并藉此打开缺口。
白崇禧困兽犹斗，穷凶极恶。四野前线指挥部睹此情形，立即调整部署。林彪急令北路军迅速挺进广西，令李作鹏所率第四十三军由广州西进罗定，协同南路军歼敌于粤桂边境。24日，敌向廉江、茂名、信宜地区进攻，遭到顽强反击后被迫回窜，被第四兵团合围于博白地区；南线余汉谋一部乘隙窜占廉江，又被第四兵团十三军回师聚歼。
白崇禧的“南线攻势”被林彪挫败后，其第一、第十和第十一兵团残部分别撤至南宁、钦州地区，陷入了四野西、南、中三路大军的合围之中。至12月14日，白崇禧集团便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
林彪在战役之前，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动，居无常处。白崇禧的密友程思远先生回忆道：
1949年11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中路开始进攻桂北，在小溶江击破黄杰兵团的七十一军，白崇禧即日将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11月24日，从贵州进入三江的解放军前锋进抵柳州的沙塘，白崇禧又从柳州奔南宁。
12月3日8时40分，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崇禧乘飞机飞逃海南岛。
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弱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浓又黑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
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
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使林彪在苏联军界知名度大增，受到斯大林的重视与青睐。1939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临爆发的临界点。德国军队在征服丹麦和挪威后，集结重兵，准备向法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英法盟军则沿马其诺防线猬集布防，计划凭借这道延绵近千里的钢筋混凝土纵深防御工事阻止德军入侵。作为中立国，苏联虽不参战，但密切注视着战事的发展。在一次酒会上，斯大林征询苏军将领对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的判断。大多数苏联元帅都估计德军可能集中火力，攻击中段防线，打开缺口后，以装甲部队实行机械化纵深突破与追击；但是，无论纳粹分子多么丧心病狂、气焰嚣张，在坚固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费时日久，伤耗惨重。
当时，林彪正好在场。斯大林出于客气和礼貌，问：“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
“我不是希特勒，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林彪一笑，想搪塞过去。
“嗯?这个回答我不能满意。如果你是德军统帅，你会怎么办?”斯大林摘下含在嘴上的烟斗，犀利的眼神直盯着林彪。
斯大林认真了，其他人纷纷围上来，气氛有些紧张。林彪仍然不慌不忙，他向来以稳著称，火烧眉毛也能稳得出油。
“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林彪语出惊人。
“林彪同志能否说得明白点?”华发斑鬓的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提莫申科元帅还不太瞧得起这个三十出头、瘦小的年轻人。
“我的意思是，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才会起作用，战事结果可能会如诸位所料想的那样演变成相持战，时间会拖得很长；如果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兜击防线深远后方，马其诺防线就会毫无用处，战局也会很快明朗”。林彪顿了一会，又强调性地补充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种战术。”
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方案过于离奇、冒险。几个月后，希特勒否决了德军参谋部稳扎稳打，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战的速度斜插法国腹部，迫使猬集在马其诺地区的盟军数十个师拼命溃逃。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大吃一惊，苏军将领也开始服膺林彪天才的判断与预测。
这件事引发了许多传闻。据说，1942年林彪伤愈回国时，斯大林极力挽留，并向蒋介石提出以十五个将军换林彪。这一传说不翼而飞，无足而走，哄遍全国，无形中增大了林彪在国内政坛、军坛上的地位和份量。当人们询问林彪传闻是否属实时，林彪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说，“我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可以去问斯大林和蒋主席。”
“军场得意，情场失意”，这八个字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对林彪三年旅苏生活的概括。在林彪军事声望如日方升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却出现了危机。
林彪是个夫权思想很重的人。他天性好静，不抽烟，不喝酒，不社交，不跳舞，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整天闷在家里，读书，默想，吃饭，睡觉，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没有一点变化，林彪不喜欢运动，很少户外活动，库契诺猎场从未去过。如果说他还有一点爱好，那就是没完没了地踱步、转圈，研究地图。
林彪爱好和习惯过这种安静、单调和有规律的生活，还要求张梅也这样做。他认为，中国妇女的基本美德就是温柔顺从，夫唱妻随，所以要求张梅不要乱交朋友，不要乱串门，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各类政治活动，本本分分地呆在庄园里，陪他看书散步。张梅生性好动，个性很强，难以忍受这种禁锢和约束。与林彪呆在一起，她感到压抑、孤独，缺少人情味，没有活力，像僵尸一样。林彪越不让她出去，她就越是出去；林彪越不让她交朋友，她就越是要交朋友，还要交很多的朋友……夫妻之间，裂痕愈来愈大，关系愈来愈僵，到后来竟如同水火，一个星期难得碰面，连周末也聚不到一起。早已习惯了沉寂谧静的林彪也开始感到冷清。这时，一个身材婀娜、仪态翩跹的少女引起了林彪的注意。她就是孙维世。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严酷的厮杀中，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员和重要领导人或遭通缉，或被屠杀，他们的家人有的辗转避难，有的流离失所，还有的被关进监狱。内战结束后，为对得起死去的烈士，为了让这批饱经苦难的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长，党中央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他们，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后裔和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
1942年2月，林彪怀着黯然、失意、怅惘的心情，形单影只地离开苏联，绕道新疆回到延安。
这是一段鲜有人知的恋情，林彪莫斯科之恋披露后，人们有时猜想：
“如果孙维世当时在莫斯科许诺且回国和林彪结合，林彪的下半生或许会重写?”
可惜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林彪也不是痴心汉。“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维世就是惨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之下。
十一重庆谈判
张浩临死之际，嘱咐林彪将自己埋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山上，他要守望新中国的黎明。毛泽东、朱德为张浩执绋抬棺，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林彪代表毛泽东入渝谈判，蒋介石愁肠寸断：“黄埔军校师生，灌注了我毕生心血，为什么有才华的都跑到共产党的匪窝里去了呢？”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偷越平汉铁路，叶群丢掉亲生女儿只顾自己逃命，林彪怒斥道：“你算什么母亲！”他嘱咐豆豆不要忘了救她性命的董叔叔。
林彪在1942年2月，取道新疆回国。刚抵延安中央机关，匆匆前来迎接的任弼时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
“张浩同志病危了!”
一听这话，林彪顾不上和阔别已久的战友搭话，便急如星火地朝延安张浩住所——西山窑洞赶去。
如前所述，张浩(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也是领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1922年林彪离开回龙镇林家大后，就一直在张浩的照护下。入学武昌共进中学，报考黄埔军校，参加南昌起义……这些决定林彪人生趋向的关键路口，都是张浩作主为他选择的。长兄如父，张浩心细如发，自从1935年两人重逢后，兄弟俩便生活、战斗在一起。1938年林彪身负重伤，更是多亏了张浩和他的夫人徐俊明的照料护理。可以说，在陕北，张浩是林彪唯一的亲人。林彪对这位堂兄既敬重，又喜爱，感情亲近融洽。
延安西山窑洞，炭火正旺。卧榻昏睡的张浩听见林彪在床边的呼唤声，苏醒了过来，他十分高兴，用微弱的声音说：“三弟，你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就好，我正等着你呢!”
张浩的一番话，说得林彪热泪纵横，泣不成声。
张浩在党内素有“钢人”之称。在残酷、冷峻的白区地下斗争中，他三次被敌人用刺刀、棍棒、苦刑送到阴间门口，三次又凭着悠悠一口气活转来。对他身体摧残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是在1931年至1932年间。当时张浩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捕关进日军抚顺警察署监狱。日军宪兵对他滥施酷刑，企图让他就范。数九寒天，敌人强行撬开嘴巴，灌冷水，肚子灌涨以后，就穿着大头皮靴在身上连踩带踢。水渗着血从他的鼻子、口腔、肛门往外涌，但他始终守口如瓶，不吐一字，坚如磐石。十三个月中，张浩受尽人间苦刑，坚韧不屈，以致日军怀疑他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疯子”。
经党组织营救，张浩于1933年出狱。此后，他历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初，在紧张频繁的战斗生活中，张浩感到体力不支，奉调离职，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委。
1942年林彪回国时，张浩已生命垂危。他的心脏肿大三倍，肝脾失常，肺部水肿，皮肤蜡黄，腿上的肉稍一使劲就一块一块往下掉。
张浩自知不久于人世。弥留之际，他喃喃自语：“林氏三兄弟……林氏三兄弟……”突然，他问守候在旁边的林彪，“还记得大哥吗?他们不公平，他们不公平啊!”
他们的大哥林育南在1931年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而被开除党籍，后来牺牲在国民党刑场上。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左联”五烈士和何孟雄等党的早期职工运动领导人。
张浩向环立在病床前的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董必武等人提出要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烈士，恢复党籍，平反昭雪。毛泽东代表中央答应了他的请求。
“你还有什么遗嘱?”林彪问。
“我奋斗了二十年，现在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却要走了。没有看到胜利，终生遗憾。请你们把我埋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让我能天天望见党中央、毛主席。”张浩很吃力地说。
毛泽东十分感动，他转身对大家说：“让张浩同志在桃花岭上天天监督我们吧。”
1942年3月6日，张浩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五岁。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林彪为首的三人治丧小组。
3月9日，张浩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隆重举行。以遗属的身份，林彪出席了追悼会。会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亲自执绋、抬棺，奠土入穴。张浩葬在桃花岭顶上，墓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毛泽东笔锋遒劲的六个大字：
张浩同志之墓
张浩去世后，林彪埋头于搜集、整理张浩的书信、文稿等生平资料，他计划组织一个专门班子，编纂一本张浩生平史料，以寄托自己的思念。
春去夏至，岁月如逝。时间渐渐平复了林彪中年离异，又遭丧兄的创伤。当他重新打量外面世界时，惊奇地发现延安变了样，变得格外陌生。
的确，1942年的延安已不是六年前林彪所厌恶的穷乡僻壤、野蛮之地，这里已成为革命的圣地，全中国优秀青年日夜向往的地方。
“到延安去!”每天有成千上万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坐汽车、搭马车或者干脆步行来到延安，给延安这座山城灌注了勃勃的生机。
延安城已不再是牧羊的陕北老汉、挖窑洞的青皮后生和唱“蓝花花”的村姑们的天下了，这里平添了许多操外地口音、细皮嫩肉的知识青年。
林彪看到这种情景感到十分兴奋，他心中的沉疴似乎也减轻了许多。毛泽东劝他多参加一些文体活动，“比如说看书，打球，跳舞”。
延安是个欢乐的世界，经常有晚会、歌唱会和舞会举行。在延安的所有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都能到舞会上一试身手，唯独林彪不会。林彪偶尔也会光顾舞会，可他从不下场去跳。无论那些蛾眉皓齿如何撒娇、央求、激将，他毫不动摇。他到舞场纯粹是看热闹。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一些有远见、有胆量、有姿色的女子在这种需求下也“大胆出击”，她们瞄准所要捕获的“猎物”，诱其深入，顾盼生姿，谈笑风生。
男人在挑选女人的同时，女人也在选择男人。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林彪也开始了新的追求。他说，“原先我以为女人没有家不行，现在我才发现男人也不例外”。林彪看中了一位名叫叶群(叶宜静)的山东姑娘，盛赞她“温文、豪放、理智”的性格。不久，他们便结了婚。
40年代初，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和抗战大局，悍然发动了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予以揭露和还击，使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驻重庆的西方记者在发往各自国家舆论界的电文中普遍认为：
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周恩来机智灵活地处理了各种复杂的事态，以纯熟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了中央政府和国民党的制裁、遏制措施。中国最富有政治韬略和实力的蒋介石先生遭遇到了他一生中真正的劲敌，看起来他取胜的道路还很遥远。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团结打败德、意、日“轴心国”，美、英、苏联合向蒋介石施压，要求中国避免内战。罗斯福总统表示，美国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只能使用在抗日战场，不得用于反共内讧。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给蒋介石的生日贺电中也有中国抗日战争坚持五年之久得力于坚持统一战线的暗示。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国民党的内外政策，迫使他谋求改善国共濒临破裂的紧张关系。
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说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与毛泽东会面，商量解决国内问题。周恩来迅速将这一动态电告延安，毛泽东很快回电，倾向于与蒋直接会谈，他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
周恩来根据他了解的情况，认为毛、蒋见面时机过早，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
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其理由是：(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以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周恩来建议毛泽东称病，另派人选代为出面谈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派林彪前往。这是因为林彪具备别人没有的一些特殊优势。林彪是毛泽东的弟子，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学生，为双方所信任或熟悉，便于从中交流转话；林彪黄埔军校出身，他的一些同学或教官如今高居国民党军政要津，便于处理和解决具体问题；林彪是抗日名将，旅苏期间又受到期大林的高度褒扬，有很强的神秘感和号召力。
国共和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林彪成为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9月14日，林彪从延安动身，赶往西安，中途因突下大雨，山洪暴发，路面被毁，未能如期抵达。蒋介石怏怏返渝。10月7日，林彪飞抵重庆，会见蒋介石。
“毛泽东非常愿意与校长见面，但他这段时间患伤风感冒，身体不适，又怕耽误国事，特地命我前来与校长洽谈。”林彪很恭敬地说。
蒋介石听到林彪还是像以前一样尊称自己为“校长”，十分高兴，也很有礼貌地问候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林彪全面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形势和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和建议。蒋介石一听到内战危险，便不耐烦，频频看手表，约林彪另择时间再详细谈。
根据一段时间的谈判和接触，林彪发现蒋介石及国民党人虽然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的军事破裂，但并不急于从根本上改善两党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利于逼中共就范。在与周恩来研究后，林彪决定改变策略，先从具体问题入手，力求争取打开谈判僵局。
12月16日，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提出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的建议。
“什么叫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疑惑地问。
林彪见引起了蒋介石的兴趣，便侃侃而谈，“三停就是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舆论进攻；三发就是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按照统一编制发饷，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发弹；两编就是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寻思了半晌，含糊地说，“不要急，慢慢谈。只要我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不让你们吃亏。”会见结束后，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尽快拟制方案，免得老被人家追着屁股打。
没等蒋介石喘口气，八天后林彪、周恩来就呈上了我方四点谈判方案：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乙，扩编四军十二师。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
蒋介石阅完中共方案，对身边的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哀叹道，“黄埔军校数千名教官和学生，都是灌注了我毕生心血而养大的，为什么有才华的都跑到共产党的匪窝里去了呢?你们看林彪、周恩来提出的方案，表面有进有退，实际上是让步少而得利多，狡猾之至。甲条，国民党能到共区办党办报，他们铁壁一块，谁能钻进去?乙条，不提编为两个集团军，只说四军十二师，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丙条，服从中央政府是假，想将华北非法抢占的国军地盘合法化是真。丁条把硬顶变成了软拖。他们硬是不想作一点牺牲啦!”
蒋介石一连数天催问国方代表方案准备情况，都说“正在加紧研制”，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一群饭桶，将来党国就会毁在你们这些败家子手里”。
正当国共谈判处于搁浅状态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43年5月22日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件事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顽固派更是视为千载难逢的机会。从6月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各地党部下发了一个秘密指令，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叫嚷：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
1943年6月4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敦促加快谈判进程。“何应钦称前方磨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张治中回答时面有难色。
“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周恩来镇静如常，“在目前情况下，作为谈判代表，林彪在重庆已无事可干，他决定回延安，请通传蒋先生。”
蒋介石同意林彪回延安，还在主席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林彪见气氛非常融洽，顺势提出周恩来一年多长期驻渝工作，身心均感疲惫，很希望与自己相伴同行，回延小休，希望校长允许。
蒋介石没有理由拒绝，也只好首肯了。这是他自皖南事变一年多来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
6月28日，周恩来、林彪等一百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绕道宝鸡、西安，于7月16日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自赶往城外迎接，欢迎久别的战友。
1943年后，林彪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与前方相比，过着一种比较舒适、闲散的生活。抗战后期，林彪的小家庭又添了一个女儿，即林立衡。
林立衡(小名豆豆)生于1944年。她在母腹之中的时候，正是延安最艰苦的岁月。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两年”。那时女同志都不想要小孩，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打胎办法。叶群背着林彪，独自一人跑到王家岭山坡上蹦蹦跳跳，紧跑慢赶，想把孩子打下来，可是没有如愿。豆豆不足七个月就问世了，称一称体重只有三斤八两，是中央医院的护士把她放在暖坑上暖活的。
林彪看着不到半尺长的豆豆，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真可怜，可能养不活”。叶群把刚生下来的豆豆胡乱送给了一户无儿无女的老百姓。一个月以后，听说那户人家是地主，吓得她又把孩子要了回来。豆豆后来是林彪警卫员的未婚妻带大的。
对从小体弱多病的豆豆，林彪非常疼爱，行军打仗总带在身边。林彪的护犊之情，传下了许多故事。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平汉线丢爱女的轶事。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林彪与陈毅同往山东。一路上，陈毅对林彪很关心，每天一住下，就跑过来问林彪住得好不好，吃什么饭。有一天，吃饭时，豆豆尿到桌子上了，正好被陈毅看见，对叶群很是不满，发火道：“你们女同志真是太罗嗦了，带了累赘!”林彪听后，立刻阴下了脸，拂袖而去。
叶群也觉得豆豆是个累赘，行动很不方便，便将她交给警卫班班长董祥生照料。董祥生胆大心细，沉着勇敢。林彪非常喜爱他，说：“我的安全不要你管，你专门保护好豆豆就行了。”警卫员专门请一个挑夫，将豆豆放在筐内，另一头放着衣服，跟在队伍后面。
偷越平汉铁路时，林彪担心极了，先后三次特别交待。
离平汉铁路还有十几里，他跑过来，对董祥生说：“离铁路两三里时把豆豆抱出来，别一会战斗打响了，让敌人把孩子拽走。”董祥生拍着胸膛打保票，说：“首长请放心，有我在就有豆豆在。”林彪满意地点点头到前面去了。
离铁路还有两三里时，他一溜小跑又回来，说：“别抱早了，到铁路边再抱，注意别把孩子闪了腰或者搞感冒了。”董祥生连忙说：“知道了，知道了。”
快到铁路边时，他第三次回来，吩咐道：“不打枪，就不要抱孩子，千万别让她哭，一哭就坏事了。”
林彪还是不放心，又让叶群在挑夫身边，说：“我想想还是这样办，你负责抱豆豆，董祥生负责保护。”
真是越担心越出鬼。过平汉铁路时，倒是没有遇上敌人。越过平汉铁路七八里后，遭遇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一时间，枪林弹雨，火光冲天，不断有人中弹倒下，部队全散了。枪声一起，叶群像兔子一样窜到队伍前面，挑夫奔跑一阵后，丢下挑子，溜得无影无踪。董祥生一边还击，一边寻找豆豆。突然，他被一条扁担绊倒了，心中一喜，有扁担就有筐子。他在半人高的豆地中用手四处摸，终于摸到了装豆豆的筐子。借着月光一瞅，董祥生乐了，豆豆正甜甜地睡着。也是豆豆命大，这么激烈的枪声都没把她惊醒，敌人就在旁边，一哭，她和董祥生都没命了。
当董祥生把孩子递给林彪时，他正对叶群发脾气，脸气得发白，大声嚷道：“你算什么母亲!你算什么母亲!”也许受这件事影响，豆豆长大后，一直与妈妈的关系很僵，在感情上跟父亲更亲近。到东北后，董祥生从司令部机关下到部队基层，随军转战南北，逐渐失去联系。1960年，豆豆陪林彪到海南岛海军基地，基地政委想请他们吃顿饭。张罗饭菜时，军务处长插言道：“他们吃饭越简单越好，菜里面不放香菜、花椒就行。”政委问：“你怎么知道?”军务处长回答：“我在总部呆过。”吃饭时，林彪一走进饭厅，便认出了军务处长，对豆豆说：“这就是你董叔叔，救你性命的人!”
比较起来，林立果幸运多了。他一生下来就酷似林彪，两道浓眉，一双细长的眼睛。林立果小时候并不特别飞扬跋扈，他和林彪性情差不多，拘束、孤僻。他儿时的伙伴、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回忆说：
叶群真的把老虎和豆豆送到我们家来过，说是来学习活泼和开朗。
还记得我们几个把老虎戏称为“猫”，因为他害羞像个女孩子。真没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小头目。
十二辽沈大战
为与蒋军争夺东北，毛泽东出险招，用美机运送我军将领，在一架飞机里塞进了日后共和国的三位元帅和十五位中将。
避战锦州，撤离四平，陈云称之为“军事妙手”。林彪的口号是“撤退，撤退，再撤退”，“被动，被动，再被动”。
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诚、卫立煌，林罗联手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成为国民党军事家的滑铁卢。
毛泽东巨目如烛，判断东北战局的关键在锦州，数十份电报重复一个意思：南下，南下。
彰武车站，林彪犹豫难决：“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罗荣桓、刘亚楼犯颜直谏。
蒋介石亲赴葫芦岛，指挥陆海空与林彪一决雌雄。塔山守军以八个师正面阻击十一个师，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
东北联军“以乱制乱”四字诀，打得廖耀湘十二万机械化精锐兵团豕奔狼突。败军之将大骂“林罗刘”不懂战术。林彪付之一哂：“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懂战术，怎么打败仗！”
林彪自受伤后，一直远离战场。作为军人他更渴望听到枪炮声，渴望重新指挥千军万马……
1945年8月中旬，山东省黄县两个毫不起眼的小码头——龙口和栾家口突然沸腾起来。须臾之间，汽艇、帆船、渔舟和木划子云集码头。一批批行装简便的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从鲁中、滨海、胶东各区涌来这里，等候上船。
与此同时，晋、察、冀、绥、辽、热各省所有通往关外的陆路上，都有八路军兼程行军，日夜不舍。几路大军像几条人龙汇聚在山海关，然后乘火车、汽车、马车或徒步进入东北三省。
8月，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进入东北与日军作战，全歼关东军主力六十七万人。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史上增添了新的胜利记录。
为了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电令八路军禁入关东，一方面调兵遣将，将大量精锐部队由美军飞机和军舰从海上和空中赶运东北。国共双方为争占东北以作战略基地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
中共中央军委从8月份起，接连发布七道命令，命令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各率所部进军东北城市。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足够组建一百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在短短的十个月内，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多达二十人。他们是：
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
中央的所有方针策略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实现占领东北的勃勃雄心。
中央经营东北的宏图大略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播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到东北去。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六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作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像许世友这样渴望到东北建功立业的将领还大有人在。林彪也是一位。
最初中央打算让林彪前往山东解放区。1945年8月25日，林彪一行登上了美军一架飞机，直飞晋东南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关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回忆道：
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三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十四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将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行军途中，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改变原定部署，派林彪远赴东北去接替彭真的工作。
和往常一样，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就运用林彪这颗棋子，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他的心思：“受任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受到彭真、陈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下榻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内。
彭真向林彪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东北境内，我军已集结十三万人，分别来自山东、冀东、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太原、华中等解放区，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组织形式，千差万别。指挥机关对各部队的战斗力也不摸底，长途跋涉，未经整训，部队思想也乱。更为严重的是，部队缺少武器装备，平均三个人才一支枪。驻守沈阳的苏军原先答应将缴获的日军枪支弹药移交我军，但是没有兑现。国民党方面则在东北地区集结了七万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在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即将向山海关发起进攻。
黄克诚向林彪汇报了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他指出：“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经费，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沧海横流，狂澜既倒。”彭真用这八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林彪经过两年休养而丰腴的脸上，一对眼睛熠熠发光。他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道：“‘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紧迫的。地方工作由你们和马上就要赶到的罗荣桓同志负责。”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委，统辖主力部队十万多人。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它是扼制关内关外通道的咽喉，国民党要想染指关东，就必须抢占山海关。11月11日，杜聿明亲赴前沿督阵，宣布“连坐法”，命令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正面突击，命令十三军石觉部沿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侧后包抄。而我军扼守山海关一线的兵力却只有万余人。
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建议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一线，节节抗击，消耗敌人兵力，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进行反攻。毛泽东设想打一场大的运动战，他指定素有“运动战之神”称号的林彪或罗荣桓亲赴前线指挥。东北局根据“初战必胜”的指导思想，决定由林彪亲赴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
林彪还在赶路时，杜聿明已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突破我军防线，迫使我军向绥口一带撤退。19日，当林彪赶至辽西前线时，国民党部队已攻占绥中，接着又攻陷兴城、锦西、葫芦岛，兵锋犀利，锐不可挡。林彪冷静下来，22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断然提议废止中央关于在锦州及其周围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就在接到林彪电报的同时，东北局再次收到中央指示，要求集中沈阳、营口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全力歼敌。“看来，中央关于决战锦州的计划没有改变。”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林彪与中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罗荣桓坚定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开始我们想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是从一定条件出发的。现在我一师梁兴初部还在赶路，三师黄克诚部落到了敌军后面，山海关一突破，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在锦州决战是必需的。”
彭真也认为林彪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北局复电中央，同意林彪在前线的决断，这样就避免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与国民党优势兵力硬拼。
林彪估计国民党出关兵团推进速度不可持久。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的判断。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杜聿明即令暂停前进，忙于收编日伪军残部和土匪，这样就为林彪提供了喘息之机。东北局全力转入对东北自治军进行扩编、整训。到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总兵力达二十二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联军总指挥部分为前方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分工林彪率前总在辽西指挥作战，罗荣桓则主持后总的工作，为林彪巩固后方、整训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
随着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的相继失守，东北民主联军陆续退出一些大中城市，联军总部也于12月底撤离沈阳，迁驻本溪。东北局今后的任务只能是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定的优势和地位，徐图发展。
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街撤退作为进入东北前七个月的两件大事加以肯定，并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林彪作为东北地区我军最高指挥官和主要决策者，胆量、魄力和见识、决心确有过人之处，功不可没。
林彪在东北战场上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纵横捭阖，导演出现代战争史上的伟业，有两个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一个是罗荣桓。
罗荣桓曾在红四军时担任过林彪的政委。对付冷僻、独断的林彪有一套办法，对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欣赏。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要罗荣桓暂缓治疗肾病，“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赶赴东北”。毛泽东对罗荣桓担任林彪的政委感到放心。
罗荣桓对于林彪在指挥战斗中的各项重要处置，凡是得当的，符合党中央精神和实际情况的，他即给予赞同和支持；凡是违反中央指示或与实际情况相悖的，他都毫不犹豫的表示反对。至于一些非原则的分歧，他常常采取谅解、宽容、等待的态度，不予坚持或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罗荣桓和衷共济，协同配合。特别是进入1946年以后，林彪面临的战争局面更不容乐观，更需要罗荣桓为他排忧解难。
战争的空隙是短暂的。国民党军休整停当后，又于1946年春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次，林彪面临的对手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军事领袖——白崇禧。
白崇禧也有“常胜将军”的雅号，据说他从军几十年来还很少打过败仗。白崇禧与杜聿明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扇形攻势”，计划集结五个军十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铁路北上，首先攻夺南满战略要地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兴奋地说：“有‘小诸葛’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对于东北，虽然独占已不可能，但对于已夺之地域，毛泽东和中央作出了“寸土必争”的决策。东北局在《东北大会战部署》中，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引起罗荣桓的警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如果打不赢，还要不要打第二仗、第三仗?我们是刚刚同敌人交手，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他写信给林彪，明确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
林彪不置可否，率领前总移往前线，就近指挥。
四平保卫战从4月18日开始。敌新一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以新三十三师沿铁路、新三十八师沿公路，向四平市区轮番进攻。我守城部队为保一旅一个团和七纵即万毅部的二个团，共六千人。敌人进攻延续数日之久，进展甚微。
为了加强对敌防御和迂回，林彪变防守为进攻，以进攻代防守。他命令山东一师、二师和华中三师八旅、十旅、独立旅向四平方向西北延伸，以华中三师七旅加强七纵的防御阵地，七旅原在城北三道林子的防务由长春南下的山东七师接管，形成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伸展百余里长的防线，钳制住了蒋军的攻势。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他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累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十四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被动、被动、被动”。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在一次电文中，中央甚至把四平保卫战称为“中国的马德里”。
5月上旬，国民党部队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与四平毗邻的本溪市。兵力已增加到十七个团。本溪是中共东北局等党政军机关的住地，仅有辽东军区的十一个团防守，防御面既宽且广，外围突击力量薄弱，工事也不坚固，战斗形势十分不利。5月2日，辽东军区鉴于敌众我寡，电告林彪，“死守本溪将是孤注一掷，对于长期斗争不利”。林彪同意辽东军区撤出本溪。
进占本溪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四平集结。5月15日，白崇禧、杜聿明集中十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情况确是万分危急，战局的关键在四平右侧的塔子山防线，这里成为封闭东北联军的最后一个缺口。林彪电令三纵：“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三纵回电：“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六时进占哈福站。”林彪厉声重申：“再命塔子山守军，至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看得出来，他对后方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其实，早在5月18日当晚，林彪即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开始大踏步后撤。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长春，无异于划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九十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八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一个师一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拼命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关键时刻，罗荣桓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予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十五天内，硬着头皮把二十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十五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二十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州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待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撤出长春，东北局和联军总指挥部(简称“东总”)转移到了哈尔滨市。
哈尔滨，满语意为“晒网场”。据说古时候是个小渔村，经过创业者的开拓，到20世纪已是繁华非凡，享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1946年6月6日，国共两党达成东北休战协议。经过半年多的来往冲突，双方都需要喘息一阵。
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六一六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6月初，铁岭以北、长春以南，中长路两侧分散孤立的敌人据点已被肃清，四平市已完全孤立。前线部队指挥员判断四平守敌只有一万八千人，建议攻取四平。林彪早有此意，他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6月14日，前线部队发起总攻，历时十五天，将四平守军压缩至市东北一隅。这时，情报查明，四平守敌实际为三万四千人，且有空投接济，弹药尤足，而沈阳、长春两个方向的敌军共计十个师的兵力已出动增援。联军攻击部队遂于6月30日撤围。
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进攻。此次战斗歼敌一万七千人，联军自己伤亡一万三千人。对于作战失利的原因，除情报不明外，从总指挥部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决策轻率。虽然在战斗发起前，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四平战斗应注意事项》，但实际上有轻敌思想，总部首长也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林彪、罗荣桓对此承担了责任。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八百人，攻克城市十五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二百六十万，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敌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随后，林彪挟“秋季攻势”的余威，又发动了“冬季攻势”。在持续九十天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十八座中小城市，歼敌十五万六千人，使敌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白山黑水，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
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东北九省保安司令。他们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联手“追剿”林彪。干了一年多，损兵三十万，将一度占领的大城市大部丧失，被撤职查办。
陈诚，国军参谋总长，是蒋介石称赞为最有办法的智将。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后，踌躇满志，扩充军队，调运物资，不断地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周密的军事计划，赢得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片喝采。可惜，此公志大才疏，上阵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东北联军打得灰头灰脑，处处被制，国民党在东北的地盘被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十来个城市，国军中最为精锐的第五军被林彪嚼得连骨头渣都不剩。陈诚自知不是对手，智穷计竭之际不惜装病请辞。
蒋介石无奈，只好再次走马换将，祭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卫立煌。与卫立煌同在陆军大学深造过的符昭骞对同窗好友有一段精采地描述：
卫是蒋集团中最能打仗的一员战将，遇事不畏难，不怕苦，不讨价还价，故取得蒋之欢心和信任。且卫行伍出身，久经战阵，打起仗来，行动敏捷，犹如生龙活虎。许多人认为他是老粗，不学无术，看不起他，也有许多人誉之为曾国藩部下的鲍超。
蒋介石把挽救东北的希望寄托在卫立煌的身上，有三点理由：一、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二、论人事关系，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的老部下，他都能统驭得了。三、论才能，卫立煌具有罕见的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抗战期间他率领中国远征军转战缅甸，取得空前大捷，获得中外军界一致好评。
卫立煌精明过人，慑于林彪的威名，他违反了从来不讨价的习惯，拒绝挂帅。蒋介石叫张群来劝驾。张群素以能辩著称，鼓起如簧之舌，说得唇焦口干，也无济于事。蒋介石又令顾祝同当说客。顾祝同是卫立煌最熟悉的朋友，私交甚好。他谈了半日，也没劝成。最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来了，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辞修(陈诚字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答应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卫夫人韩权华送走谭祥后，忍不住大发感慨：“救了他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替死鬼，这是什么心思?”
蒋介石只好再度出马，一开口就给卫立煌大戴高帽子：“东北是一个比西欧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我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希望你能挑起这个艰巨的重任。”
卫立煌听了这些话不吭声。蒋介石又打气：“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由你来负。有什么困难，你就提出来。”
听了这番话，卫立煌被感动了，犹犹豫豫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在东北的军队都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这个好办。”蒋介石说：“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方面。”
卫立煌不好再说什么，答应道：“那么，我先去看看。”
听说卫立煌应允担任东北剿总司令，韩权华恼怒万分，大吵一顿，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你有什么把握，打得赢林彪?东北快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卫立煌把林彪称为“灵狐”，深知林彪是个战术大师，精谙声东击西、围点打援之术，于是决定采取按兵不动的战略原则，对一些外围据点被吃掉很少去救援，成天忙于整补训练、修筑工事之类的事。
蒋介石对于卫立煌的战法十分恼火，称为“乌龟战法”。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围困在东北的六十万部队解救入关。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是他的主要本钱。蒋介石的计划是逐次撤退，即由沈阳出兵辽西，把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然后再由锦州退入关内。此计遭到卫立煌的反对：“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林彪是打运动战的行家，他惯用的方法就是‘围点打援’，我们吃尽了他的苦头，上过无数次当。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林彪可能早就埋伏好了部队，等着国军上套。何况我们还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看法符合实际，拥戴他采取乌龟战法，得缩头处且缩头。
在卫立煌与蒋介石顶牛时，林彪也与毛泽东在战略方向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毛泽东从全局出发，敏锐地把着了国共战争的走向，提出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包饺子的宏大构想。他明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应迅速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当时，林彪统率的军队超过百万，而他的对手卫立煌所辖东北战场的国军各部合计已不足六十万。
奇怪的是，这位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凶猛如虎、威武如狮的悍将在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中，却显得过分小心，犹豫不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首鼠两端。
1948年4月18日，林彪同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人商量后决定，集结九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和打援的任务，进攻长春。他将这一决定报告给中央军委。
毛泽东巨眼如炬，他断定东北战场的关键是锦州，多次明示和暗示林彪南下北宁线。在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后，毛泽东有保留地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在回电中委婉地指出：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5月中旬，林彪决定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主要指挥员林彪又没有亲临前线，在对地形、敌情都不很清楚的情况下就下令发起进攻，结果只是在外围作战中歼敌五千人，占领了西郊飞机场。我方付出了伤亡三千人的代价。作战方针亦由强攻改为长围久困。
1948年7月，东北局鉴于攻打长春一举歼敌没有把握，提出以大部兵力南下作战。毛泽东闻讯大喜，辽沈大战的作战蓝图，终于进入了他预设的轨道之中。
东北局虽然作出了南下北宁线的决定，但林彪仍然顾虑重重，心存观望。他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担心雄踞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提出只有在华北部队西进大同、分散傅作义主力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方能南下。毛泽东于是急令华北杨成武兵团西出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林彪转而强调部队筹粮困难，雨具缺乏，桥梁被冲，交通不便等。总之，“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杨成武兵团之迟早为标准”。“目前对出发时间，仍无法确定。”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林彪阳奉阴违，明允暗拖，不顾全局的行为，毛泽东十分震怒。他以少有的严厉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严肃地批评道：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2个月前即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仍未进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早出动上，说杨成武时间能提前，则你们出动时间也能提早。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的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
毛泽东语气之严厉，令林彪不敢再拖延。9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由司、政、后机关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离开双城子出发。
10月2日清晨，指挥部抵达彰武。这时，各兵团、梯队均已进入指定位置，等待发起对锦州的总攻。早饭过后，总部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查悉葫芦岛敌人已增兵四个师。林彪看到电报后，浓眉皱成一团。他的主要顾虑有三点：
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
二、后方运输线太长；
三、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甚至会在敌人夹击之下受到重创。
林彪整整苦思了一天，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原来攻锦的决心再度动摇，遂于2日晚8时以林、罗、刘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回师打长春。
10月3日早饭过后，总部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参谋长刘亚楼：“是不是继续前进?”
“‘101’(林彪的代号)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工作人员架好电台与各纵队保持联系。”刘亚楼回答。
晚上10点钟，尹健再次请示能否行动。刘亚楼一副忧心忡忡、心神不安的样子。他只是吩咐作战科注意接受中央军委的电报：“随到随译，随时通报。”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终于按捺不住，找到政委罗荣桓。此时，罗荣桓刚起床，还没洗脸。
“怎么还不前进?”罗荣桓对火车原地停留一天感到奇怪。
刘亚楼告诉他：“林总正在考虑回头去打长春。”
“什么?”罗荣桓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又是发哪门子邪?”
“昨天，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敌人又向葫芦岛增派了四个师。林总本来就怕攻打锦州时被来自沈阳、锦西、葫芦岛的援敌三面夹攻，看到这份报告后更加担心了。他已于昨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了急报。”
“真是乱弹琴!我们得制止他!”罗荣桓忍不住怒吼一声。他面色严峻，气得两只手微微颤抖，顾不上洗脸，拉上刘亚楼去找林彪。
对于林彪在兵临城下，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置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和方向，罗荣桓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恼怒，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政治委员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听从党的号令，否则就是失职。而且，林彪不经商量，甚至也不通气，就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报，这是极端不尊重同僚、违反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行为!
“101，你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攻打长春，是吗?”罗荣桓找到正在车站月台上踱步的林彪，竭力压住火气，平静地问。
“是的。”林彪回答很干脆。他一向独断专行，对这次擅自作主没感到什么不妥，依然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军又增派四个师海运到葫芦岛，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援敌就增加到了十一个师，锦州城内共有敌军八个师，不是片刻之间拿得下来的。战斗一旦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我们就被动了。不如回过头来打长春来得稳当。”
“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毛泽东同志前次批评我们‘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刚下的攻锦决心又突然改变，如何向中央解释?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了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指战员斗志正旺，忽然不打了，战士们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问题，你考虑过没有?”罗荣桓苦口婆心地劝林彪。
“什么决定都会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林彪强调敌情变了。
“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区区四个师，能成什么气候?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
“中央批准了的就一定不能变?那要我们这些指挥员干什么!”林彪有些恼怒地反问道。他还很少看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搭档如此强硬过。
罗荣桓知道自己的话刺激了林彪。林彪如果真的较真犯倔起来，还真不好办。于是罗荣桓放缓口气，说道：“101，你想过没有，从锦州撤围同样会陷入被动，影响战局。”
“我没有说要从锦州撤围。”林彪争辩道：“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打长春。两个方案我正在考虑中，也请军委考虑，指示。”
罗荣桓没有让步，他正色坚持道：“电报中强调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明显表现出了倾向性。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也是林彪担心的问题。他所以要用“林、罗、刘”联名发报，就是想增加说话的重量。现在罗荣桓坚决反对，关键看刘亚楼的态度了。林彪阴沉着脸，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好。”刘亚楼话虽不多，但干脆利落。
林彪又想了一会，不好再说什么，便叫来参谋，让参谋到机要室追回那份电报。参谋回来说：“机要室已将电报发出。”
“怎么办?”刘亚楼问两位军政首长。
林彪不说话。
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拟攻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
以往林彪发电报都是他口授，秘书记下后经他看过便签发。这一次他却一言不发。罗荣桓知道他爱面子，就亲自起草了电稿，请他过目。电报稿开头一句写着：“前电作废。”林彪大笔一挥，将这句删去，吩咐秘书：“照发。”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攻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再说毛泽东接到林彪欲回师攻打长春的电报后，又气又恼。他马上以直露、犀利的语言，代表中央草拟了一封给林彪的电报。
电报中说：
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八、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只要你们十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这封电报中一连用了三个“不敢打”，就差把统兵百万的林彪说成是百无一用的“胆小鬼”。电报中措词之严厉，语气之严峻，用语之尖刻，在毛泽东起草的数万份电报中是绝无仅有的。
刘亚楼在机要室看完电报，苦笑一声，双手一摊：“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一封电报去，不然更糟。”
林彪犹豫不定，自有他的道理。毛泽东不顾葫芦岛增兵，下令攻锦确实是一步险招。整个辽沈战役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攻下锦州，而在于能否阻止住国民党在锦州西部云集的东进兵团。蒋介石在葫芦岛弹丸之地猥集了十一个师，而东北联军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只有八个师。一旦锦西防线被突破，国民党东进兵团便可与近在咫尺的锦州守敌夹击处于坚城之下的攻锦部队。为确保夹击取得成功，蒋介石带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司令郭忏亲临葫芦岛指挥，他要与昔日的学生一决雌雄。他含着泪，用哽咽的声调对部下说：“万一你们这次打不过去，那么，只好来生再见了。”
塔山一线是交战双方的生死线，也是林彪最放心不下的软肋。攻城前夕，林彪还在强调：“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早先只有二个师，后来增加了四个师，现在又新添了五个师，总共有十一个师。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能火速集结如此之多的兵力，葫芦岛一定有人物。如果我分析的不错，蒋介石可能就呆在那里。两锦相距五十多公里，机械化部队一个冲锋就可以洞穿，一定不能让他们合拢。”
刘亚楼报告了塔山防线的部署情况：“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已命令他们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我们还有十一纵在他们的侧后构筑二线阵地。我看问题不大。”
“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林彪命令一纵进驻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地区，作为战役总预备队。这是一支准备与蒋介石东进兵团拼老命的本钱。在整个战役期间，无论攻打锦州的部队如何兵力吃紧，林彪一直不敢动用这支部队。
罗荣桓也看到塔山防线的危险性。他建议派作战处长苏静去四纵协助指挥作战。林彪同意后，罗荣桓又把苏静叫来，开门见山地说：“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到四纵去，那里将有一场恶战。四纵、十一纵另加两个独立师的任务就是把敌人隔在锦州以西，以便保证我们能够顺利攻下锦州。四纵的任务可能更艰巨。你的任务就是当参谋，出主意，协助四纵首长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要告诉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指挥员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死死地顶住敌人。”
塔山阻击战首先打响。战局的发展，的确如罗荣桓所说，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这八个字，不仅是对敌军的形容，也是对联军的描述。整个辽西防线，特别是塔山防线，都被鲜血重新浆洗了一遍。国民党军队整团、整师，甚至整个集团军发起一波波成建制的冲锋，满山遍野都是人的海洋，阵地反复易手，有的阵地，反复争夺达十次之多。在六天六夜的苦战中，仅塔山一地，国民党军队就遗尸六千多具。无论战争何等艰险，东北联军最终守住了阵地，从而也就宣告了攻锦战役的胜利。
10月14日，林彪登临锦州城北四五九高地附近的帽儿山。这天，大风骤起，云烟茫茫。上午10时，林彪一声令下，总指挥部的总攻信号拔地而起。攻击锦州的战斗终于打响了。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到15日下午6时，全歼国民党锦州守敌十二万人，我军付出了伤亡二万四千余人的代价。
国民党上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兼冀热辽边边区司令范汉杰被俘后，押解到虻牛屯指挥部。望着在这间小土屋内的林、罗、刘三大巨头，他忍不住叫道：“真没想到，你们竟然就在这破房子里指挥打仗。”
林彪冷冷地问道：“范将军对锦州之仗有何观感?”
范汉杰哀叹一声：“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扁担断了。”
林彪又问：“那你对锦西战斗怎么看?”
一提锦西，范汉杰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真想不通。从葫芦岛到锦州不足百里，六天六夜，侯镜如率二个军另六个师，爬也该爬过来了，可就是只闻炮声不见人影。还有廖耀湘，停在彰武迟迟不动，真是岂有此理!”
攻锦战斗的胜利，实现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把蒋介石在东北的反动统治的“生命线”(沟通华北的咽喉)一举切断。诚如毛泽东10月3日电报所称：
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17日，被长久围困的长春守敌一个军宣告起义；19日，包括一个兵团部又一个军的守敌余部全体投降。曾经是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获得解放。
我军在锦州、长春的得手，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南下北宁线指示的正确性。对于毛泽东惊人的预见和出神入化的谋略，林彪不得不再一次折服。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在敌人“西进兵团没有向沈阳撤退，反而由新立屯、彰武地区西进的情况下，放弃攻打锦(西)葫(芦岛)的计划，改打廖耀湘兵团，这一点我们和你们一致。”21日，从沈阳出动后一直迟疑逡巡的敌军“西进兵团”即廖耀湘兵团由彰武南下，从23日开始与我军接触，无论哪个方向都遭到英勇顽强的阻击。在林彪指挥下，攻锦主力，迅猛回师，其他各路也作向心集中，约五十万大军26日将廖耀湘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的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主要由新一军和新六军组成。国民党有五大美式机械化主力军，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就是其中两支。
也是廖耀湘霉运当头，我三纵一个营摸进胡家窝棚，见这里天线林立，电台“嘀嘀”的声音响成一片，估计大有来头，于是胡乱一阵手榴弹，竟然将廖耀湘的总指挥部炸成一锅粥，几十位高级官员全飞上了天，西进兵团指挥系统全部瘫痪。廖耀湘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第一棒子即打碎了西进兵团的脑袋，使我感到兵团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殆之中!”
包围与反突围，穿插与堵击，追击与逃跑，由于战术动作变化太快，国共双方军队在辽西走廊上搅在一起，全都乱了套。不仅国民党部队兵找不到官，官顾不上兵，解放军的建制也分解成师、团、营。原来林彪所定的斩头断尾击腰的战术无法实施。
刘亚楼建议：“林总，现在战场混乱不堪，像个立体滚筒，全挤到一堆了，不如来个大胆穿插，全面渗透，以乱制乱，乱而取之。”
“太罗嗦了!”林彪来的更干脆：“告诉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那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那里冲。纵队不要去找师，师不要去找团，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就行了。”
一时间，辽西平原烟尘蔽日，吼声震天，几十万大军南北奔逐，鲜血重新浆洗着这片黑土。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廖耀湘兵团十余万人全部被歼。
兵败被擒的廖耀湘对林彪的战术十分恼火。他不敢朝林彪撒野，却把邪火对准了刘亚楼。
奉林彪、罗荣桓之命，刘亚楼设宴款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廖耀湘拒绝与他碰杯，气咻咻地质问道：“你们共军打的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相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刘亚楼话中有话地说：“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一句话呛得廖耀湘满脸通红，他恼羞成怒，抓住酒杯朝桌子掷得粉碎：“像你这样的‘洋八路’有几个，都是些‘土八路’，用些巫术来打仗。”
刘亚楼睥睨地瞥了他一眼，厉声训斥道：“廖将军，你不要以为自己上过美国军校，又有美械装备，就天下无敌了。这些统统靠不住。告诉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之一。”
刘亚楼回来把宴会风波讲给司令和政委听，两人都哈哈大笑。林彪说：“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讲究战术，但进入东北以来打过什么胜仗!”
蒋介石在北平得知廖耀湘兵团覆灭的消息后，气得吐血不止，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11月2日，我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以六万九千人的伤亡，歼敌一个总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加十六个团(内一个军起义、一个军团部并一个军投诚)，共四十七万人。
辽沈战役是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之首。中共中央接到胜利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林彪等人，电贺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一反往日孤僻冷漠的性情，热情洋溢，笑容满面。作为东北战场的最高指挥者，他虽然有南下北宁线的犹豫，顾虑两锦作战的担心，未断海路致敌一部逃跑等失误，甚或还有抵触、对抗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的错误，但作为这场战役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是有功之臣。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十三平津战役
林彪使出障眼法，掩护百万大军提前入关。傅作义质问蒋介石：“你不是说林彪尚在沈阳吗？难道他会分身法！”
中央军委要求四野三天攻下天津，林罗限令二天拿下天津，刘亚楼笑立军令状：“三十个小时足矣。”军中无戏言，天津战役耗时二十九小时。
兵临七朝古都，林彪要强攻，聂荣臻要和谈，一场嘴巴官司引出“北平方式”。
《最后通谍》突生波澜，“和平将军”致信林彪，称“罪犯傅作义投案自首”，北平城烽烟再起。林彪杯酒平骚动，五十万国军安然受编。
林彪结束了辽沈战役后，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军入关，参与指挥了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出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17日，军委又发出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指出：
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作战，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
16日、17日、18日，中央军委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令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
1948年11月的下旬，整个山海关地区的夜晚变得如同白昼一样繁忙。白天，这里西风急吹，关河冷落；夜间，人如流水，车如铁龙，成千上万的部队从关外涌入，向华北地区开进，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雄鸡鸣叫以后，部队、辎重又全部隐入村庄、山谷、树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蒋军的高空侦察机在空中盘旋，寻觅我军前进的轨迹。
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为潜师入关而采取的“昼伏夜走”的行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根据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动态，指示林彪等人率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天)津、唐(山)、塘(沽)等处之敌》的军事命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沈阳紧急召开了入关动员大会，林彪宣布了分三路入关的计划，“取捷径，夜行晓宿”，“林、罗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在这次动员大会上，罗荣桓作了思想动员报告。
在当时，“东北籍战士怕入关”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先期入关的第四纵队和第十一纵队就有为数不少的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开小差。如四纵五天之内逃走五百人，十一纵七天之内溜号六百人。罗荣桓抓住这一动态，要求各纵队在入关之前和入关过程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
从11月23日起，东北野战军主力启程：右路走冷口，中路走喜峰口，左路走山海关。
在东北野战军的总指挥部，林彪笑着对刘亚楼说：“我不入关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便成了汉贼曹操。”
“为什么?”刘亚楼不解林彪这句话的意思，问道。
“魏蜀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的是多少兵?”林彪反问。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八十三万人马。”刘亚楼对《三国演义》颇为熟悉。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部队?”林彪一语道破。
刘亚楼明白了。东北野战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是八十三万。这一巧合，林彪没有忽略。
辽沈战役之后，林彪情绪亢奋，人也显得活跃、和气。离开沈阳前，他命令沈阳各大报纸和电台逐日刊登和广播林彪等人在沈阳的活动情况，大肆渲染，藉以迷惑蒋介石。这一着果然见效，一周后，当林彪已经抵达北平前线指挥作战时，蒋介石电告傅作义，称“林彪尚在沈阳”。
11月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野”指挥机关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锦州后换乘吉普车，经义县、彰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一路夜行晓宿，风尘仆仆。
11月底，由于经喜峰口、冷口入关的部队已被蒋军察觉，夜行晓宿已失去意义，林彪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命令各纵队日夜兼程，由沈阳近郊出发的三个纵队及特种兵部队主力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中猛进。
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所有参战部队。林彪担任总前委书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驻通县宋庄的温家楼。
八十万人之众的东北野战军突抵华北和林彪等人在通县露面，使蒋介石大吃一惊，更是出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意料之外。
辽沈战役硝烟未散，老谋深算的傅作义就已估计东野将要入关。但他认为大战刚刚结束，东北共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休整才能开拔，同时由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南逃、西遁还是死守，他还一时下不了决心。傅作义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权宜之计，将他所辖的六十万部队集中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组成长约一千二百公里的防线。
“好一个‘一字长蛇阵’!”林彪不无讥讽地说。
“这怎么能做到如兵法上所说的，‘臂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相应’，立于不败之地呢?”聂荣臻、罗荣桓也有同感。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三个人是老熟人和老战友、老搭档了，他们相互熟谙对方的性情、习惯与风格，相处在一起，的确如心使臂、转折自如。由此可以窥见毛泽东驾驭将领的玄妙高超和良苦用心。由于在东北几年间与罗荣桓多次发生争论和分歧，在平津前线总司令部，林彪转而与他在红一军团的老政委聂荣臻十分亲热。
12月11日，在距北平三百多公里的西柏坡一家农舍里，毛泽东拟就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应趁傅作义判断我军会首攻北平的失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对平、津之敌隔而不围，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以便隐蔽地展开战役意图。同时，毛泽东还指示华东和中原两野战军，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淮海战场最后歼敌之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之敌的决心，又命令山东部队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可能从青岛方向逃跑。
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威如日中天，不可仰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对此，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其他指挥员一样，无不敬佩和仰慕，有一种“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急乎走，则回也瞠乎其后”的虔诚。对毛泽东的这一战役方针，林彪吸取在辽沈战役上的教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决定以迅速奔袭的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及其外围各点之间和侧后，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和包围，并以主力指向天津、塘沽、唐山地区。
从12月12日至24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展开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攻势和穿插动作。首先，三纵、五纵、十一纵于17日包围北平，一纵、六纵、十纵和华北七纵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二纵、七纵、八纵、九纵、十二纵共五个纵队及特种兵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其次，华北十九兵团攻占新保安，消灭了傅作义的摩托化“王牌军”三十五军，华北二十兵团和东北四纵攻克张家口，把傅作义的十一兵团聚歼于风雪荒野之中。待到平、津两地只剩下“一片孤城万仞山”时，傅作义才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中了计。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天津方向海上东逃的可能性。林彪决定派刘亚楼再率五个军二十二个师，从速攻占天津。
天津，昔日的繁华之都，这时候，已完全变成了一口巨大的城市棺材。一道护城河，一道电网，一条绕城而筑、长达四十二公里的碉堡工事防御线和市内几千个明碉暗堡，已把天津变得水泼不进、鸟飞不进。敌守城部队十三万人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下准备死守。
1949年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战前致陈长捷的一封信：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
……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1949年1月6日
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林彪忍无可忍，于14日指挥我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天津解放。
天津易手，北平之敌就陷入百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战争的进展向傅作义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
是战?还是和?
战争是双方将士的斗智、斗勇、斗力。揣摸、分析、判断对方指挥员的作战意图、心理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天津攻克后，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作战图上的各色箭头，都指向了北平。林彪等人“日思夜想”的人，就是傅作义。对这位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他的心态、意向、情绪，甚至起居、交际等情况，林彪了解得清清楚楚。聂荣臻对此曾写道：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地了解对方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北平一战是一盘没有对手的弈战，它注定是一面倒的结局。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坐困守死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却有不同看法。
聂荣臻力主和平谈判，通过改编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他认为，“天津是北平唯一的海上退路。现在天津已被攻克，北平之敌成了困在陆地上的旱龙，饥馁疲惫，没有转机。根据北平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傅作义在严峻局面的压迫下可能考虑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罗荣桓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在地图前踱来踱去的林彪说：“林总，聂总的意见是好的。北平是七朝古都、文化名城，又有几百万和平居民，如果战火蔓延，势必把整个北平城打得稀巴烂。玉石俱焚，太可惜了。况且，党中央已决定定都北平，如果毁于战火，对国家建设也没有好处。”
林彪脸上没有表情。他仍在作战室模型盘边绕来绕去，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不过，很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幻想。”
聂荣臻进一步解释道：“在平津地区，我军占绝对优势。北平工事不强，守敌又是惊弓之鸟，如果在进行大量工作之后，傅作义仍然拒绝和平，我们掌握主动权，随时可以打嘛。”
“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最好途径和最简便的方法。和平谈判根本是幻想，还是要靠打来解决。”林彪仍固执己见。
聂荣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发电，提出在打下天津之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是整个平津战役期间，聂荣臻单独给毛泽东发的唯一一份电报，也是三十多年后中央档案馆唯一查找不到的一份电报。为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别有用心地置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份电报。但是，当年亲手拍发这份电报的唐永健老人清楚地记得，电报发出后，聂荣臻天天追问他：“中央有没有回电?”
回电终于来了。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提议。林彪见毛泽东已经表态，没有再反对。但他习惯了战场上的硝烟、炮火和厮杀，对谈判桌上文绉绉的外交辞令、满面笑容下的讨价还价并不擅长，也不感兴趣，便把和平谈判的问题全部推给聂荣臻、罗荣桓处理。
谈判很快取得进展，经过三轮谈判，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就在这时，平地风波，骤然而起。原因就出在用林彪名义发给傅作义的信上。
1949年1月16日晚，在签署协议后，林彪来到傅方代表邓宝珊的住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邓宝珊接过信便想看，但被林彪禁止：“请呆一会再看。”
林彪走后，邓宝珊掏信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这是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出的致傅作义的公开信，其措辞严厉、口气强硬，如同最后通谍：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伪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攘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树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
公开信提出和平缴械和出城改编两种办法供傅作义选择，勒令于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答复，否则将按时发起攻击，“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封信是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其目的是催促傅作义克服犹豫观望心理。但是，这封信过于严厉、尖锐，与目前融洽的谈判气氛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在平津前线指挥所引起争议，聂荣臻根据谈判情况的进展，判断傅作义确有弃暗投明、争取新生的真诚意愿，觉得没有必要递交傅作义，以免节外生枝。林彪认为谈判的目的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不要管傅作义高兴不高兴，他不高兴就打嘛，过去他还跟我们打少了吗?
苏静是应傅作义之邀中共派往北平城的谈判代表。聂荣臻告诉苏静，那封信可由邓宝珊决定是否交给傅作义，如一切顺利则不交，如和谈遇阻则交出公开信。
邓宝珊与苏静进入北平后，一切进展顺利，那封公开信也就没有交到傅作义手中。1月25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部率北平守军五十二万人马开出城外，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电询林彪：“交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信交了没有?”林彪电催苏静务必于最近两天将信交给傅作义。邓宝珊把信交给傅冬菊。傅冬菊也觉得措辞生硬，怕父亲感情上受不了，便压了下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刊载了这封公开信。
傅作义看后，情绪十分冲动，气愤地拍着桌子大叫道：“太不像话，怎有这种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了，我再也没有用了!”他于是致信林彪，称“自己有罪，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此事传出，立即在军中引起波动。
林彪、聂荣臻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林彪开门见山地说：“公开信所言，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做新合作。我们是非分明，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化开疑团后，主宾轻松自由地交谈起来。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傅作义将他藏在心中的疑问掏了出来：“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是你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林彪也很直爽地回答：“傅将军，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哪个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华北这场战争，即使不由我林彪指挥，国民党军队也是要失败的。”
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为标志，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这次战役，在以林彪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我军以三万九千人的伤亡，歼灭和改编敌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五十二万人。至此，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以及有意暂时保存下来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了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一个月后，林彪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他极为喜悦地听到了毛泽东以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对北平入城式的称赞和高度总结：
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中央机关3月下旬入迁北平。根据此前1月15日中央军委的决定，改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奉令先行回北平布置党中央迁驻北平事宜。
从西柏坡到北平，蜿蜒长达三百多公里。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的沿途安全警备工作由第四野战军负责。为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亲自选定路线，安排布岗、设哨，并派部队控制沿途制高点，从北平郊区到市中心，凡交叉路口和公路两旁四百米内遍设流动哨、隐蔽点和便衣人员，并停止一切电报、电话联系。
3月24日清晨，两百多辆中、小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路烟尘，从西柏坡出发。25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驶进北平，下榻于香山。下午，四野军政首长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军号齐鸣，战旗翻飞。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第一辆敞篷车徐徐从四野方队前驶过，“首长好”的呼声震耳欲聋。
3月25日，满口湘音、身穿粗呢制服的毛泽东住进了紫禁城。林彪——这个从林家大走出来的山村小主人也成了开国元勋之一。目睹北平的一切，林彪心中感慨万分。如果林育南不把他送进浚新小学，如果林育英没鼓励他报考黄埔军校……他不可能有现在的地位。
历史正如光阴，不可挽留，也不可逆转。在人生的履历上没有“如果”的立足之地。
林彪以胜利者的姿态下榻北京饭店。他有理由自豪。在全军所有野战部队中，四野人数最多，装备最好，实力最强，林彪的年龄也较其他野战军司令员为轻。林彪为此十分得意，他借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常对人说：“这就叫‘四美具，二难并’。再难、再美、再巧的事也碰到一起来了。”
可是，有一段时间内，林彪却显得心情抑郁，浓眉不展。一天，林彪突然串到聂荣臻住所来聊天。这使聂荣臻有些意外。林彪个人生活圈子很小，这与他内向拘谨呆板的性格有关。他从不到同僚家串门，从不到部下家作客，从不探视病人。这是他有名的“三不”习惯。
聂荣臻估计林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果然，没说几句话，林彪就直接了当地说：“我想请你当四野政委。”
聂荣臻愕然。他不解地问：“怎么?四野不是有罗荣桓吗?”聂荣臻见林彪未吱声，又问：“他要调走了?”
“不是。”林彪谈话、做报告历来像发电报一样，字斟句酌，简练得使人费解。“他不行。”
“你是说他身体不行?”聂荣臻猜测道。
罗荣桓1942年就染上肾病，1947年到莫斯科治疗，切除了长有肿瘤的左肾。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每天工作绝对不得超过三小时。时局多变，国内召唤着罗荣桓。他连两个小时都没休息上，就回国投入了繁忙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情又趋恶化，动脉硬化，尿血便血，常常晕倒。
林彪摇摇头。
“那么，你是说他能力不行?”聂荣臻奇怪地问道。罗荣桓的细心、勤奋和工作能力，全军公认。林彪难道还怀疑这一点吗?
林彪的浓眉连皱几下，语气淡然地说道：“他嗦嗦，婆婆妈妈，绊手绊脚，不适合作我的政委，所以我想请你来代替他。”
林彪的意思，聂荣臻当然明白。他正色回答道：“四野的政委我看还是罗荣桓同志比我合适。我已经参加军委的工作，又兼了平津卫戍司令，工作也离不开。至于晋察冀的其他干部随你挑。”
聂荣臻深谙林彪的性情。他给林彪当了六年政委，备尝个中滋味。但他还是不明白：宽厚、大度、忍让、和气的罗荣桓是怎么触摸了林彪的“逆鳞”?
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起源于东北战争期间。
1947年，罗荣桓听说妻子林月琴将被任命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林月琴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当什么副部长，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联军总部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要当长就去当一个子弟学校校长吧。”
林月琴这位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的老党员愉快地同意了，但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校房子不好找哇!”
罗荣桓想了想，吩咐东北局办公厅把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住过的花园洋房腾出来作了子弟学校校舍。这一下，惹恼了叶群。
原来这幢带花园的洋房是东北局分配给林彪的。由于林彪常年住在前线，只剩下叶群和孩子住在空荡荡的大宅院里。叶群有些害怕，便搬进了另一幢房子，但她也没交出这幢洋房。花园洋房搬进去了子弟学校，叶群向林彪告状，说：“育蓉，罗政委带头搬家，是将我的军，搞得我没房子住，只有挪到一间小阁楼里。”林彪虽没做声，但他心里很恼火，觉得罗荣桓不尊重他。
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1948年一批干部从苏联回国，途经东北到党中央报到。宣传部提议将其中一位女同志留下，罗荣桓同意并以自己的名义向中央发报。叶群却无端怀疑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同这位女同志关系不正常，竟然胆大包天，不经任何领导同意擅自用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报，提出将这位女同志调走。中央收到罗荣桓前后两份相互矛盾的电报，大惑不解，询问是怎么回事。罗荣桓了解原委后，十分生气，委托高岗找叶群谈话。叶群得知罗荣桓要追究此事时，吓得“卟嗵”一声，向高岗跪地求饶。
虽然罗荣桓最后宽厚地原谅了叶群，也没将这件事告诉林彪，但叶群心中有鬼，迁怒于人，对罗荣桓、林月琴夫妇既恨又怕。她时常在林彪面前吹风，说林罗不是一条心，林罗早晚得分手，要提防罗荣桓。
叶群的枕头风频吹，使林彪对罗荣桓产生了戒备心理。1948年11月，罗荣桓组织起草了关于辽沈战役的总结报告。正商量时，林彪走了进来。罗荣桓招呼他说：“101，这一段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的犹豫，你看怎么样?”
林彪正为大战胜利而喜气洋洋，一听这话，扫兴地拉长了脸，看着报告中罗荣桓指的那一段：
……后来由于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三十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六纵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尽管罗荣桓在措词上十分委婉，语气上十分平和，还为林彪的犹豫罗列了许多理由和客观原因，林彪还是满肚子气不打一处来。他一声不吭，把稿子使劲往桌上一扔，一掀布帘走了。布帘把林彪骂的一句“!”隔在了外面。
大军入关后，林彪对罗荣桓的怨言愈来愈多。他对司令部的人说：“病成那个样子还能干什么?我看还是休息的好。”1949年1月，罗荣桓去西柏坡商谈工作，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他，彭真的岳母病了。罗荣桓与彭真在东北并肩战斗近四年，彼此感情很深。罗荣桓即往良乡看望彭真。回到北平，罗荣桓无意中谈起彭真岳母病逝和探望彭真的事，林彪满不高兴，气冲冲地说：“看他做什么?!”使罗荣桓大吃一惊。
林彪最初进关时，是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书记是彭真。1946年抚顺会议前，彭真和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对于围绕工作出现的争论，本来是党内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疑心病极重的林彪却把彭真以及赞同彭真意见的人都视为一派，向毛泽东告状说，“彭真与林枫、吕正操串通一气，围攻我，搞‘桃园三结义’。”又说，“他们甚至不叫三结义，又捎带了伍修权，实际是桃园四结义了。”毛泽东被林彪缠得无法，从大局出发，只好让林彪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后又调作他任，林彪才算罢休。
林彪气量小，心胸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报复心强。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常常为了替他挑选助手、同僚而煞费苦心。
1949年4月，大军南下前夕，罗荣桓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决定他到天津养病，毛泽东托人告诉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罗荣桓一病，四野政委一职暂缺。为此，中央派邓子恢担任四野第二政委。林彪以他独有的不冷不热态度，迎接了新的政委。
十四南疆逐鹿
鏖战四平的主将重新披挂上阵。林彪向小诸葛下战书：“不投降就消灭。”为报一箭之仇，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从武汉到海南，千里追逐白崇禧。
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小诸葛一溜再溜。毛泽东一语点醒梦中人，改“浅距离迂回”为“远距离包抄”。
青树坪血战，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白崇禧妙手奏捷，有人说是林彪金钩钓鳖。衡宝战役，四野饱餐桂军主力。
东北虎化身南海龙，邓华、韩先楚、李作鹏联手攻占海南岛，写下木船渡海的战争奇迹。白崇禧兵败逃台，一世英名付流水。
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小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一百零七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嗣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大部队南下前，作为司令员，林彪前去向罗荣桓辞行。罗荣桓人在病榻上，心系四野。他不无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广东、广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桂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对这位不能随军南下的四野政委的话，林彪又信，又不信。他不能忘怀在东北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四平街之战，他那被侮辱的自尊心和军人特有的威严，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又将是白崇禧，林彪兴奋得眼里射出熠熠的神采。
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率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
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声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心情。被毛泽东称为“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锋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
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能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
“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坚人物黄绍去沪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道，“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
“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部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
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笼中鸟一样么?现在老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崇禧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道，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引退”溪口后，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
4月6日，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
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
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
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
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
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日，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兜抄。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急窜。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
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
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
三路大军自7月8日起潜师隐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日，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撤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空。
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弱点。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时间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
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路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狭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为四十八道湾。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带渡河。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
南方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
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
“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气恼。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他。
8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8月4日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
从5月到8月，四野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浔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轸、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怅惘不已。
宜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避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即战术包围)的部署，而桂军长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战略方针，遂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到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一语点中了林彪的要害：他太想报四平那一箭之仇了，所以紧紧地盯住“小诸葛”的一举一动，追求“先敌制动、料在敌先”的兵家境界，他越是想一鼓而下越不能如愿，因为他遇到的对手也是以机变著称的白崇禧。“小诸葛”的心态也与林彪一样，他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手，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拔营起寨。在林彪与白崇禧像斗鸡一样对峙的时候，毛泽东发现了他们共同的毛病，即明于微而昧于巨，专心于战术较量而忽略了战略制胜。
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
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援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疑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一举歼灭。
二、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桂军，依仗熟悉山岳地形，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我军的特点则应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敢于奔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
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差别极大，各野战军指挥部的气氛也各不相同。动静最大的一野指挥部，无论何时都能听见彭德怀旱雷般的声音，从指挥人员到机要参谋都显得紧张严肃。相比之下，二野的指挥部则平和得多，刘伯承、邓小平两人都是举重若轻的性格，加上合作十余年，做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融，手下的参谋也都成竹在胸，有条不紊。三野指挥部总是笑声不断，陈毅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层出不穷，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粟裕都忍不住开怀大笑。最神秘、最安静地要数四野指挥部。一位随军记者反复央求参观四野指挥部，参观后大惑不解，他在报道中写道：“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彪那白皙清瘦的面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地图，一坐就是一天。”
足不出户而能算无遗策，这就是林彪的神奇之处。
林彪蛰伏斗室，还有伤病的原因。经过四年多的战争岁月，在指挥数十次重要的战役之后，林彪身体日渐虚弱，肺部创伤再度发炎，中枢神经衰弱。进山海关时，他还能在吉普车上昼夜兼程，渡过长江之后，他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打仗。中央几次要他休养，但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军人的好胜心驱使他强撑病体。林彪下决心要干净、彻底地打垮白崇禧，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病得骨立形销。
四野兵分东、西、中三路，向南兜击，通过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白崇禧主力兵团的位置。其中，林彪亲自指挥由六个军十九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根据他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第四十九军推进速度惊人，把友邻部队拉下了一两天的行程，成为中路军的箭头部队。
这是一着暗招。林彪有意露出孤军深入的破绽，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吸引白崇禧的主力反噬，从而露形。
这又是一着险棋。第四十九军是久战之师，渡江以来，一直穷追不舍地跟着撵着桂军屁股打，已有疲惫之态，该军主要由东北子弟兵组成，深入南方，水土不服，酷热难耐，又不熟悉地形，而且还与后续部队脱节，一旦遭到优势兵力围攻，处境将十分危险。
白崇禧被林彪的骄纵所激怒，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召集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沉稳地表情透出成竹在胸的气度。他不厌其烦地分析道：“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大战连捷之下，林彪已经忘乎所以，他大概认为连连败退的我军已无还手之力、不堪一击了，以为有陈明仁部下带路就能轻车熟路、万无一失，竟敢轻兵冒进，在不知我方部署的情况下出险招走捷径。林彪的算盘打得精啊，他的计划是一下穿越我衡宝防线，直取衡阳，歼灭我军主力，然后直扑湘桂边境，端掉我们的老窝。他太小看我白崇禧和二十万精悍的广西子弟兵了。我们要在青树坪给他埋下绊马索。”
青树坪，又称青水平，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一百四十里的莽莽群山之中，它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白崇禧先在湘乡作出大撤退的假象，然后命令已退守湘桂边境的桂军第三兵团乘夜色北进，在青树坪埋下口袋阵。白崇禧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桂军名将、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告诉他：“张司令官，请你牢记‘快、猛、狠’这三个字，这是当年四平血战制服林彪的要诀。”
当时的战场形势的确对白崇禧有利。首先是第四十九军伤病满营。当时任四野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的肖劲光战后追述道：“以四十九军为例，6月底从湖北天门一带出发南下以后，在两个多月中，病员多达一万三千多名，其中死亡一百三十多人，转院治疗的有两千七百余人。部队马匹也大量死亡，仅该军的一四七师就死了两百多匹战马。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是无法继续投入战斗的。”其次是第四十九军根据前线情报，认为白部已退缩于湘桂边境，遂提速锐进，结果毫无防备地闯入了桂军在青树坪的口袋阵，遭到桂系王牌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围攻，一下子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
中伏的报告传到四野指挥部，参谋人员大惊失色，唯有林彪神色不变。他吃着黄豆，漏了一句：“有好战分子钟伟在军中坐镇，四十九军就是一个砸不烂的铜豌豆!”
林彪太了解了钟伟了。他是四野唯一从师长直接擢升为纵队司令员的将官。他爱打仗，气魄大，作风硬，为了取得战斗胜利，他可以将上级命令置诸脑后。在东北，他是少有的敢于对抗林彪命令的悍将之一。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有一段传神的文字记述了这段插曲：
钟伟是有名的好战分子。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靠山屯战斗，而且这一仗也比较能体现这位好战分子的性格和作风。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五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一纵队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9日，五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八十七师二六二团的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们的任务是打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的大房身，送上来门来的敌人给我打。”十四团一个冲锋，攻进姜家屯，俘敌二百多，王奎店连攻数次未下。有的老人说，正在这个时候，林彪来电报，命令五师速去大房身。钟伟说：“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那知这股敌人跑到靠山屯，跟二六四团的一个营会合了，拼死抵抗。林彪又来电报，催促执行总部意图。钟伟说：“我这儿都吃掉一个团了，一大堆俘虏，也拔不开脚呀。”十五团连冲四次都没有成功。这时，敌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主力分别从农安和德惠赶来增援，林彪的电报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钟伟一拍桌子：“谁再说走，我毙了他娘卖×的!”一边组织攻击、打援，一边给林彪回电：“现在正是抓大鱼的好机会，我就在这打了，快让一纵他们都来配合我吧!”老人们说，这一次打了个本末倒置，把一纵和其他纵队都调过来了，把林彪都指挥了。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这一次又是抓大鱼的时候了，不过钟伟和四十九军这次扮演的是鱼饵的角色，钓鱼的人是林彪。
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在桂军疯狂反扑下，钟伟和他的第四十九军全体将士在不利条件，浴血奋战，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安全转出。桂军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但终于暴露了其主力位置，更加危险的是，白崇禧经此一战，认为逆转了战役的形势，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他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宝庆两地之间待令，准备与四野决一雌雄。
“‘小诸葛’上当了!”林彪大喜过望，急令以第十三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的退路，同时令中路五个军靠拢作战，准备一举歼敌于衡宝战役之中。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林彪的轻松和自信。他亲自手书了中央军委致四野的回电：
(一)同意5日12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
(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林彪、邓子恢急令衡宝公路以北的部队就地集结，令西路军主力由黔阳、芷江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准备与敌会战。
10月5日下午，中路军一部插入衡宝公路以南的灵官殿，东路军逼近韶关，合围即将形成。就在这时，白崇禧发现了四野迂回部队，如梦方醒，他慌忙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林彪也不放松，命令部队急速穷追，于祁阳以北包围了敌七军和四十八军大部。7日，林彪将此情况报告军委，10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对林彪拟在祁阳以北地区与敌决战表示赞许，电报说：
(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
(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
(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
(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这一战役，共围歼白崇禧精锐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大部，与此同时，西路军主力在右下江歼灭敌六十二师。桂军此次虽然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厄运，但桂军精锐共四个师全被“包了饺子”，白崇禧挨了林彪一记闷棍。
10月中旬，四野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发起广东战役，解放广州。
经衡宝、广东战役，敌已无力防守。但为挽回败局，白崇禧以剩下的五个兵团计十五万多人防守湘南东安、新宁和广西兴安、恭城、阳朔、荔浦一带，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公路组织防线，以图坚守广西。中央军委、毛泽东电令四野要以主力从祁阳、武岗向桂林、柳州前进，断敌西逃贵州的退路，将白崇禧、余汉谋残部聚歼于广西境内。林彪、邓子恢和参谋长肖克决定组成西、南、中三路大军围歼残敌，命令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迂回至百色、果德，断敌西逃入滇之路；以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一部为南路军，速进廉江、茂名、信宜地区组织防线，断敌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以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适时牵制敌人，待西、南路军断敌退路后，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在林彪主持下，四野参谋部又为白崇禧设下了一个陷阱。
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路白公馆召开军事会议，桂系主要将领李品仙、夏威、徐祖贻、赖光大、黄杰、张淦、徐启明、鲁道源参加了会议。白崇禧鉴于广西已成泥淖，不可久留，提出了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一是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域，进入云南。
向西，还是向南?会上，双方争执不下。白崇禧最后裁决为采用第一种方案，向海南岛撤退。他决定以黄杰的第一兵团一部驰援黔东，以张淦的第二兵团南下，指向陆川、廉江、遂溪，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也紧跟向信宜、茂名前进，以上各部均以占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联系为目的；另外，徐启明的第十兵团由平乐方向逐渐移向武宣、桂平、贵县，并以第五十六军防守柳北三江县，黄杰兵团余部担任桂柳之间的掩护。
11月6日，四野西路军秘密开进，半月后进入广西境内；18日，中路军沿湘桂铁路攻击前进；15日，南路军向廉江、茂名、信宜挺进，以隔断桂军前往海南岛的退路。白崇禧集团在三路大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挤成一团，蜂拥在通往海南岛的狭窄道路上。
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能否切断桂军撤向海南岛的通道。南路军总指挥陈赓严令部队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先敌堵住粤桂咽喉，阻止桂军全军撤退。这时，林彪鉴于南路军过于突出，特别是第四兵团有孤军深入之虞，电令第四兵团歼灭广州逃敌后向北移动，协同四野中路军截击敌南撤殿后部队鲁道源第十一兵团。这种部署实际上减轻了对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钳制力，有使白崇禧集团大部漏网的危险。陈赓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于11月24日回电林彪转陈赓，指示“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据此，南路军先敌一步在桂军南撤的必经之路上筑起了一道阻击线。
白崇禧见南路军较为突出，又切断了他南撤之路，遂令第三、第十一兵团南攻，令进入广西的第十三兵团回头北击，企图南北对攻，吃掉南路军并藉此打开缺口。
白崇禧困兽犹斗，穷凶极恶。四野前线指挥部睹此情形，立即调整部署。林彪急令北路军迅速挺进广西，令李作鹏所率第四十三军由广州西进罗定，协同南路军歼敌于粤桂边境。24日，敌向廉江、茂名、信宜地区进攻，遭到顽强反击后被迫回窜，被第四兵团合围于博白地区；南线余汉谋一部乘隙窜占廉江，又被第四兵团十三军回师聚歼。
白崇禧的“南线攻势”被林彪挫败后，其第一、第十和第十一兵团残部分别撤至南宁、钦州地区，陷入了四野西、南、中三路大军的合围之中。至12月14日，白崇禧集团便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
林彪在战役之前，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活捉白崇禧。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疲于奔命，狼狈不堪，他的指挥所也一再搬动，居无常处。白崇禧的密友程思远先生回忆道：
1949年11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中路开始进攻桂北，在小溶江击破黄杰兵团的七十一军，白崇禧即日将指挥所从桂林移驻柳州。11月24日，从贵州进入三江的解放军前锋进抵柳州的沙塘，白崇禧又从柳州奔南宁。
12月3日8时40分，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崇禧乘飞机飞逃海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