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小受mp3三火百度云:【散文·随笔】父亲

■ 陈永华

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环境里，决定一个人心灵和谐的核心要素是他灵魂救赎的虔诚度和深刻度。

                                    ——题 记

一

我从小慢慢长大，对父亲的仇恨和蔑视也慢慢长大，直到他有一天突然死去；自从我的儿子出生后，我才慢慢地咀嚼反思我父亲的人生，才慢慢地悟出他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在我心目中，他已成了我们陈家的一个历史英雄。

我越来越觉得，我今生做得最愚蠢最令人痛悔的一件事就是卖掉老房子。我做这事儿的时间大约是１９８８年元旦后春节前；当时，两间房连房前屋后的树木竹林及自留地共卖了五百五，一个天文数字，那时，我月薪５２元。后来，我把这事儿讲给一个哥们儿听，他惊愕得差点儿掉下了眼镜，问我是不是脑袋进水了。我说那钱分文没进我腰包，还倒贴了一两百元才把信用社的几笔贷款连本２００多元带息４００多元还清了，否则，我根本没办法把我妹妹的户口转出来，而她当时拿结婚证前先要转户口。连父传的房子都卖掉了，我不就成了一个真正的败家子儿了？不就彻底地断了根，成了真正的流浪者？——我至今都固执地认为：城里的任何房子都安妥不了我的这颗忧郁浮躁的心！

最最难舍的是那座破旧的老房子旁边、后面由我亲手栽种的两棵杉树、一坝柳树。那坝柳树和老屋之间有三眼清泉，一遇雨天就汩汩地淌出琼浆。有位八十多岁的风水先生曾对我父亲神神秘秘地说，那三眼泉可不同寻常啊！

在我卖掉老房子那一年的六年前，父亲一个人在那座房子里爬完了他五十年的历程。在死前，他已卧病在床好几月。他像一盏油已耗干的灯，随时可能无风自灭。１９８２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公历６月２５日）上午，正谈着恋爱的姐姐被姐夫接走过端午节去了，我在远离故乡的武汉读大学正对付期末考试，妹妹为家里的几头猪觅食去了，弟弟在混小学，而父亲似乎故意跟我们过不去似地，选择这么个机会就走了，一句话没留下，就永远地走了！邻居一位大哥去我家借东西，才发现已在地上断气的他。

陈家的天塌了！但陈家主事的人还是个毛娃子；丧事交由我舅舅操办。现买冥服，现做寿木，现购鱼肉：埋得特匆忙，热天，又穷，没办法！治丧委员会临时果断地决定：干脆不通知死者大儿子了。７月２日，我兴高采烈地从武汉给他买回了新药特药，却只能撒到一抔黄土上了……我没有理由怨别人，只能一遍一遍地望天喃喃：我的狠心的父亲呀，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你只要再坚持多磨一个星期呀！

父亲之死，让我一直忧伤不已；总想为他写点儿什么，却又无从措手。一直到１９９２年，我才吟了一首小诗《土墙》，算是对他去世十周年的纪念。

最终，你坍塌于一个平常的日子｜没有声响｜只有失去依托的屋檩唏嘘着｜用怀念的视线缠住你的往事｜和斜射的阳光轻轻吟唱。

本是松软的沃土｜被碌碡碾成了结实。｜风干后，去支撑一个古老的希望。｜日出日落磨得你满面灰尘｜细细雨丝霉烂出斑斑青苔｜彻骨寒风剥去你层层衣裳｜岁月吻出的裂缝里布满了蛛网｜肩上的屋架变成了晃动的摇篮……

现在，你被散到田里又成了泥浆｜你的故基仅存碎瓦眨着的夕阳。｜两三归鸟儿吸着野草的芬芳｜咀嚼着来自沃土又回归沃土的徊徨。

这首小诗后来发表在《西楚文学》上。有个朋友读后问《土墙》究竟写的什么，我也懒得解释。现在引在这里，只是为了尊重历史；水平太低，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二

父亲死后，我曾无数次地想：他弥留之际，说了什么没有呢？说的什么呢？

今年，我儿子考上大学后，我带他去祭祖；在他爷爷的坟前，我再一次想起了那个问题，并且似乎有个答案穿过历史的黑洞明朗了起来。他应该声声呼唤着我的名字，应该责备着我的不孝或体谅着我的无奈，应该要我来送终戴孝安葬他，应该嘱咐我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应该把陈家托付给我经营振兴……很简单，我是长房长孙，又成了所谓的“国家人”。

看着天边明晃晃的长江，在儿子的祖父的坟墓前，我给他痛说革命家史：“我们陈家最恨日本人了！我们陈家祖居宜都乡下，到我爷爷那一辈就挤进了宜昌城。我爷爷他们三弟兄，老大做裁缝，老二当挑夫，老三开馆子：一家人吃的穿的都不愁。我爷爷是老大，我爹是长房长子——实际上是独子，他就出生在宜昌。他名泽生，小名儿东山——可能因为当初他们就住在宜昌城郊的东山附近。作为家族传人，他还被送进学堂作为新生代优秀人才重点培养，多好啊！

“可是，日本鬼子来了！‘老东炸宜昌，飞机像麻蝗’，街上到处是胳膊、腿子，偶尔还蹦出颗人头！房子家产更不消说，全都炸飞了。幸亏爷爷他们雇了条船连夜逃出了城，才勉强保住了几条命。但几天后，家里还是同一天丢了两条命——老大的姑娘、老幺的儿子——都说他们是吓掉了魂儿才死的！日本人封了江，连江猪都过不了河，爷爷他们自然连江南的宜都都回不了了，只好漂到江北的沙湾这个屁股大的地方落了脚。后来，‘三丁抽一’，老二又参加国军上前线打鬼子去了。

“本来，那样的条件，是什么梦都不该做的。可我爷爷偏偏不信邪，硬把我爹送进了学堂；还用老二拿命换来的光洋把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爹，也送进去了。抗战时，一家供两个学生，咱们陈家，牛吧！其实，爷爷当时的想法就是孩子在学堂里容易保命。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老三的姑娘在河堤上走，被河对岸的鬼子一枪打中了屁股，没几天就死了！不久，又传来噩耗：二爷爷当了炮灰！这样，全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死了四人。——不，是六人！二婆婆在丈夫死后殉了节，三婆婆在儿子女儿双双夭折后也活不下去了。三爷爷万念俱灰，生不如死，逃到江南，一段时间不知踪迹。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爹和大爹那两个让人骄傲让人热望的学生也辍学了。不久前还红红火火的陈家似乎一夜间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你说，我们能不恨狗日的日本人吗？老子恨不得把东洋四岛炸沉！炸沉！炸个天翻地覆！”原谅我，每每说到这一点，我都不能自已地咬牙切齿。

那汩汩流淌的长江啊，流不尽我们陈家对日本人的愤恨！

三

照理，在这样的背景里长大的孩子应该能够早日当家吧，可是，恰恰相反，父亲似乎极不争气，更谈不上成大器。而在婚姻方面，他曾经几乎就是我眼里的一个浪荡公子。他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我有限的见识里，这种情况在他们那一代人当中似乎是绝无仅有的羞耻。这也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恨他的重要方面。

但以后，我逐渐了解的一些情况让我自己长期以来建立的一些信条一旦坍塌。

父亲第一次结婚是在解放前夕，对象是他舅舅的女儿，即他的表妹。那时，时兴开表亲，以为可以亲上加亲，尤其是宝黛似的姑表亲，更可贵。他的第一桩婚姻堪称走在时代前列的浪漫之旅。据说，那门婚事定得很早，父亲本人也比较满意，终于盼到圆房。让人糊涂的是，这么美满的姻缘凭什么说散就散了？我参加工作后，就此对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进行过询问。据父亲的舅舅（同时是他曾经的岳父，我的舅爷爷）说：“你个毛娃子，凭什么来刨根问底呢？就一点儿都不知为长者讳？——你不晓得你爹和我姑娘是有姻无缘啊！他们结婚不久，就解放了。那一段时间，农村天天宣传《婚姻法》，说表亲可成家但不能要儿们，怕带残疾！还说英国有个什么叫达尔文的人就是姑表亲开婚，生了上十个儿，个个残疾。不能要儿们这一点，你父亲，特别是你爷爷婆婆怎么接受得了呢？双方在一起熬了几年，没办法，不得不分开，陈家这支人不能断啦！哪怕他们小两口是哑巴亲嘴儿——好得没有话说……”原来是这样！当时，我二爷爷的儿子，即那个同我父亲一起读过书的我的大爹，已远赴南河（今属公安县）成家立业。眼见着抗战前偌大的陈家三房如今只剩父亲这么一支了！无数先人死不瞑目地盯着这么一根独苗苗呢！

与第一轮婚姻的恩爱甜蜜相反，父亲的第二轮婚姻尝到的苦涩似乎多于甘润。在农村，无论什么原因，再婚总是让人笑话的；况且，经济上已亏了一大笔。但是，婚，总是要结的，即使只是为了我爷爷婆婆！我估计，一段时间内，父亲可能处于频频相亲而频频受挫的尴尬境地；要不然，他怎么会得到“陈和尚”这一绰号呢？因为又急又穷又有老毛病，我婆婆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而她又怕花钱，竟至于在某年的腊月二十四（农历小年）晚上自己爬进了一口堰塘……

掩埋了母亲后，儿子给父亲跪下了，父亲也给儿子跪下了。

最终，开过年不久，父亲本人不大情愿地入赘周家做了上门女婿。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即我那同父异母的兄弟。但父亲在周家终于没待多久就又离婚了。其中准确的原因我说不清，也不便去刨根问底。婚前就是个待处品，又还有养父送终的责任，加上农村的“上门做女婿，受娘儿母子的气”等那一套婆婆子经，这样的婚姻如何长得了！但无论怎样，我那同父异母的兄弟成了牺牲品。自从我知道我们本是一根藤上的瓜以后，我就一直对他抱有深深的歉意，似乎是我抛弃了他。我一度认为我父亲缺乏责任感：既然生了我哥哥，为什么不把他养育大？后来，我才了解到：我那兄弟已然是周家引以为傲的“私有财产”了。他被雪藏起来，外人（这时已包括他父亲）怎么能触他半根汗毛呢？父子形同陌路，父亲是心如刀绞呢，还是已麻木不堪？

没有父亲的第三轮婚姻，就没有我们现有的陈氏家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这次结婚简直就是我们陈家的“第三次浪潮”。但父亲的这轮婚姻大约是在我祖母祖父相继归土、父亲成了真正的“和尚”的情况下联结的，似乎实用性超过了艺术性。好在这时，社会安定了，父亲也找到了抗战时逃往江南的三爹，即我三爷爷。我爷爷临死前一手拉着他弟弟的手，一手抖抖地指着他那个霉里霉气的儿子，泣不成声，老泪纵横；弟弟对着气息微弱的哥哥说：“老兄，你放心！陈泽生是你的儿子，也是我们陈家唯一的传人啊！……”

我三爷爷这时已在宜都成家立业，并且成了一个国营餐馆的工人。当年的工人真神气啊！我三爷爷辅助他那弃家丧父身心俱疲的侄儿，让他又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兴家之旅。我爹掀掉老茅草棚盖了一正一偏的四间瓦房以筑巢引凤，那架椽栋梁又粗又长实在罕见。我三爷爷又出面办了一桌席，让我爹当上了队里的干部。多年后，我回了一次老家，碰到了那个老队长，他曾经品尝过我们队历史上那桌著名的酒肉。谈到那场宴请，他还啧啧称羡：“牛娃子，你幺爷爷整的席，我们沙湾没一个姑娘婆婆哭得出来！”只见他稍仰着颈，略偏着头，微眯着眼，似乎还沉浸在半个世纪前的酒肉香醇里。是谁说过，味儿的记忆是最深刻最长久的记忆；何况，那是一个普遍没有味儿的时代！

好在我爹还读了几句书，并且在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工地上还当过事务长，他驾轻就熟地当上了保管员。保管员就是队里的管家，官儿不大，但又轻松又实惠，因为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堆萝卜可以换一块表。当年我爹管着队里的粮食和物质，这个肥缺的油水胜过一个正直的公社干部。所以，我爹迅即就娶到了我妈。我妈条件可好了：她们一家住着全沙湾最宽敞最豪华的带天井的老房子，且我外公是宜都的一名针织工人。我爹娶我妈的条件是一袋米做聘礼，并且要时不时地把我外公舅舅等带到我三爷爷的馆子里买点儿不要粮票的便宜的包子馒头油饼油条。这些我爹当时都能拍胸脯。

男人宁可无妻，也别无权；男人要先挣票子，后争面子：我幺爷爷后来经常以我父亲那一段辉煌经历如此这般地谆谆教导我。后来，我仔细一比照，发觉我这个生活在世纪末的大学生确实比不上当年风光显赫的父亲。我姐姐有一次与我吵架，她说急了甚至说：“喘什么喘？你一个堂堂教师一年拿的钱不如我一头母猪一年下两窝儿赚的钱！”吵得我一下子就软了！

父亲盖了新房，做了新官，娶了新娘，人生渐臻极致。约一年后就有了我姐姐。四年后，国民经济好转，人们终于能大致吃饱肚子了，而我爹的那点儿可怜的权利在我外公他们一大家人眼里就不值一提了。好在，陈家的小太阳升起来了！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初三（公历７月１１日）；那年，我爹已三十二岁。我的出生的的确确是我们陈家历史上的一件震撼人心的划时代的大事。我爹，我妈，还包括我三爷爷以及远在南河的那个大爹，包括我外公外婆他们一家，大家的喜悦简直充盈天地！

陈家的历史，从此分为了两段！

四

但正所谓福祸相倚吧，我诞生的大喜似乎很快就转成了大悲。六四年下半年，“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冷风呼呼地刮倒了我爹，使他从此步入了人生的冬天，直到十八年后孤绝地去世。要说，在“四清”运动中，我家的损失无非就是我爹被削职为民了。他虽然在那个特殊时期揩了队里的一些油，但一则因为集体的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二则因为那些年带点儿衔子的或多或少都揩过油，我爹不过小巫一个，因此，他总算躲过了一大劫，没有被拘，没有坐牢；只是他的仕途就此终结了。这对他来讲，几乎是致命的：因为陈泽生作为一个人物，一不是凭他的一把蛮力，二不是凭他的八面玲珑，三不是凭他的远大谋略，完全是凭他念过几句书而会写会算的。现在，你要一个学专业的去扛去挑去挖，这不是胡乱点将吗？

细细算来，我爹虽从小就到了农村，但他其实并没有正规系统地学过农活干过农活，也许他潜意识里还觉得自己是个宜昌人，是个读书人，是不该靠农吃农的。但命运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把他彻底地抛到了一片荒野上，不给他丁点儿谋生的本领。好在我母亲这时已由一个大家闺秀锻炼成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当家女，任何事都比别人做得又快又好，嘴巴也厉厉害害的，队里有的头头儿往往又羡又妒：“格老子的陈东山，不是他老婆子……”似乎父亲那时就带有吃软饭的嫌疑了。在我有记忆以后，父亲所做的农活，似乎除了喂猪就是喂牛。这些都是农村那批半劳力弱劳力没辙儿了才极不情愿地去做的，带有强扭的瓜的性质，所挣报酬往往只有其他劳力的三分之二甚至一半。哪个年轻力壮的男子汉愿意输这口气？

雪上还在加霜：可怕的毛病竟又爬上了身。

父亲得的那病似乎叫肺气肿。也许缠身很早，或积聚时间很长。那病可能源于他一生中长期多次的野外露宿。他曾在五十年代前期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在五十年代后期上宜都梁山烧炭，在六七十年代又溯江而上到宜昌的南津关或三斗坪去为队里砍柴。他在北风裹挟冰雪长驱直入的环境里，几乎天天住窝棚；在海拔一千多米雨露浓重的山地里，冷一餐热一餐的，不得病就不大正常了。得了病，年轻力壮时也许还抗得住；但这几年，人一闲下来，岁一涨起来，那病就哭着闹着上身了。

哭着闹着来到我家，压到我父亲肩膀上的还有我的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如果中国早十年进行计划生育，他们可能就被“计划”掉了。而现在，他们终于幸运地挤进了人堆，却又不幸蜷缩到了我家这一隅，成了我那又穷又病又笨的父亲眼中赶不开的讨债鬼。

但真正把父亲推向极地环境的还是母亲的早逝。母亲于１９７３年年底因一场车祸突然去世。她比父亲小五岁，去世时才三十六岁。她的去世震惊了半个沙湾。我家也似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的道理了。后来，我读鲁迅先生的《祝福》，看到了一段话：“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扫得干干净净了。”我家当时恐怕也被外人怪讶过何以还要存在。听听，母亲去世后，一时多少谣言：说我父亲克妇，说我屋场是凶宅，说我家这个外来户是灾星，说我这个有娘养无娘教的调皮的孩子是给公安局喂的……

而母亲的去世，给我这个平时半饥半饱的孩子的直观感觉竟是有那么几天吃得又饱又好！所以，后来，有时我饿极了，竟会偶尔冒出让家里再死一个什么人的残酷想法。沙湾有一句俗语：“宁死当官的老子，不死叫花子娘。”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了这句话，惊得半晌不敢说话，而且连续多天做恶梦：我潜意识里是不是竟希望已成“废人”的父亲跟随身强力壮的妈去死而让我饱餐几顿？

啊，死亡，令人恐怖的节日！

五

父亲对母亲的死是什么态度呢？

我似乎没看他哭过。我外婆、姐姐、妹妹及一个远房姑妈都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连我也受那种氛围的影响嚎啕大哭的时候，连我那当时才三岁的弟弟都惊骇得不敢撒娇的时候，连我那一向面无表情的外公都在坟场嘤嘤啜泣的时候，我竟没看见我父亲流过一滴泪！但后来外婆告诉我，当晚，母亲装殓好后，我撑不住去休息了，父亲独自在屋旁的场院里哭了一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父亲还会哭，也是我第一次发现眼睛也会骗人。

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母亲死后，父亲的白发似乎一夜间爬满了头。细算算，别的男人的中年起码有三十年，而我的父亲的中年只有九年；九年，这是一个让人多么伤感的数字！母亲之死，标志着父亲提前二十多年步入了真正的晚境。父亲最后几年，已病入膏肓，我跟着他睡简直就是受难：他几乎整夜整夜地咳嗽，大口大口地吐痰，然后，吧嗒吧嗒地抽旱烟，咕咚咕咚地喝浓茶。他不知听谁说过，抽旱烟可以止疼，所以，他似乎把抽旱烟当成了治病延命的唯一手段，竟然把旱烟抽到了死，以致我现在一闻到旱烟味儿就不寒而栗。

现在想来，堕入晚境的父亲除依然又穷又病又笨外，还增添了两项无法消除的心理负担：孤独和恐惧。中年丧妻，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儿连个商量都没有，都得一人扛着，那孤独的滋味该有多浓呢。母亲生前已在着手治疗父亲的病。父亲那病是个富贵病，只要保证用药且吃好养好心放平，那病就乖服乖顺；但若营养跟不上活路又忙心又总是悬着，那病就如出笼的老虎要抖抖威风了。母亲死后，父亲的病似乎就已基本断了药，病魔似乎很快就挟持了他，随时给他以死亡的威胁。

当我现在与妻子两人拉扯一个儿子还觉气喘吁吁的时候，我慢慢地觉悟到：父亲，当年那又穷又病又笨又孤独又恐惧的父亲，一人拉扯我们一大窝，他不是我们陈家历史上的一个英雄又是什么呢？要知道，母亲死后，陈家几乎要分崩离析了。

先是打算把我妹妹菊儿送给宜都某煤矿的一个工人。这事儿是通过陆城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那煤矿的工人）牵线搭桥的。两个穿着天蓝色工作服的高高大大平头方脸的男人已驾着吉普车带着丰厚的礼物进了我家，全队有很多人来看热闹，也有女人或女孩儿啧啧称羡菊儿到了好地方了，菊儿到了好地方了。他们是夕阳西下时进的门，原打算在敝府歇一夜，但一看那府实在“敝”得不像话，便皱了皱眉，马上要走人。俗话说：“家的赶不开，野的唤不来。”父亲和姐姐明明已在此前给妹妹做通了思想工作的，但妹妹临时变了卦，躲到一个无人可知的角落去了，也可能是被外婆给藏起来了。最后，父亲只好给了来人一只羊羔以道歉。仅我为那只羊羔偷偷抹了一把泪，——那是我喂了几年的一只母羊下的崽，我准备用它换学费的。而自己的宝宝被抢走后，那头母羊绝了几天食！我于是深悟了“人心之狠，狠过畜牲！”的道理。

妹妹送人告于失败，使她从此似乎成了我们家里的一个“多余人”：于己是幸福的机遇丢掉了，于父是肩上的负担更重了，于兄是欠了一份不薄的人情。一段时间，我们全家简直把她看成家里的一颗扫帚星：首先，她是个女的；其次，她又体弱多病；再次，她的学习又刻苦，成绩又好。的确，成绩优秀是她的罪过之一。一个女孩子，如果成绩糟糕，就最好不过了。她读书读到一定年级（比如小学高年级）了，多半就会厌学弃学，既节约学费又能帮家里做点事，到时候出嫁说不定还能为弟弟赚一笔彩礼，多划算啊！

可是，现在，读到初中了，她竟然还想赖在学校！也不看看家里是什么情况：老父快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哥哥弟弟一个读大学一个读小学，姐姐形单影只忙里忙外的……没办法，父亲只好请来了舅舅做她的思想工作，做去做来，酒倒喝了不少，可她就是不松口。临末，还是父亲使出了杀手锏：“谁叫你当年到城里去过好日子，你不去的？你留下来害老子！你留下来害老子啊！你如果到了城里，就是读个大学又算个屁！”他的小女儿，我的妹妹，最后只好含泪答应父亲：“过了年，我望都不望学校了！”

妹妹从此把父亲当成了天地间第一仇人，动不动就和父亲吵架。她把她所掌握的官方民间全部的刻毒讥讽的话都一古脑儿地毫不留情地往父亲身上倾泻，以致父亲天天生活在自己小女儿的语言唾沫中。父亲经常恶狠狠又无奈地说：“老子要被你的涎水淹死，你个不听话的死妮子！”“死妮子”也毫不退让：“把你淹死了我还好些，你个重男轻女的烂材无用的老子！”妹妹辍学不到半年，父亲就死了。父亲死时，他原谅了他的小姑娘没有？应该原谅了吧，毕竟他太重男轻女了，毕竟是他让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的稚嫩的肩膀担起了与其年龄太不相称的重荷！我以为，让妹妹辍学是我父亲晚年最大的败笔；但我又以为，父亲这是迫不得已的丢卒保车的一招啊！

父亲死时，家中只有他那个“不听话的死妮子”，似乎也是残酷的宿命。而他在多大程度上是被他那个“不听话的死妮子”的气话淹死的，已无法测算了。只是有人传说，他们父女相克，老子竟然被姑娘克死了！这让妹妹在父亲死后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对父亲的那种仇恨似乎像污水流进了沙漠；只是，当她偶尔了解到她的那批书读到了尽头的同学的生活都驶入了快车道时，她会有淡淡的哀怨，轻轻的喟叹；而今，当她的儿子有那么好的条件读书但书却读得一塌糊涂时，她可能已经完全认了命。

兄弟俩晚饭后边喝茶边抽烟边扯闲。谈到了正题，大爹反而欲言又止：“泽生，菊儿不是说已送了一个什么工人的么？”“死妮子大了，送不出去了。”“幸亏没送，要不……菊儿又犟又刚，身体又差又是个女的。”“都跟着我，遭孽啊！你敢怕拉我一把。”“兄弟之间，肯定该拉！可是，怎么个拉法呢？”“你把草儿带去给你做儿子，行不行？”“那好啊！就怕……”“怕什么？我做不了菊儿的主，还做不了草儿的主？我只担心大妈那关不好过。”“她那关你放心，老子一个男人尕，还镇不住一个女人尕？”兄弟俩颇有大将风度，三下五除二就决定了一件陈家大事，弟弟于是跟着大爹坐轮船坐汽车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可是，半年后，弟弟就回来了，且是一个人回来的。乖乖，上百里路，要住旅社，要坐车，要坐船，要走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真是神话了！

弟弟是在快过年的当口回来的，事先没透露一点音信，以致父亲一直在担心今年这个年恐怕就不像个年了。但是，当穿着一件花格子袄子、双手插到斜荷包里的弟弟潇洒地穿过冷风，出现在村口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涌出来了涌出来了。从天而降的弟弟，让父亲遗存的童心瞬间爆发：他飞向弟弟，一下子把他举过了头顶，还忽上忽下地颠了三次，还用胡子拉茬的脸狠狠地亲那冷风中被吹得红扑扑的脸，整得那小小的脸上眼泪鼻涕一把糊。搞得我莫名奇妙，惹得我妒火中烧。这是父亲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唯一一次对子女的疯狂亲昵。

据弟弟后来说，大爹陪他坐了汽车，住了旅社，把他送上了船，跟船上的一个熟人交待了让他侄儿在白洋下船，又让弟弟拍胸脯保证了自己下船后能走回家，他就打道回府了。弟弟独立回家的路实际上只有上十里。但冲他只八九岁就独自走了上十里乡路这一点，我就觉得这小男子汉有种！

弟弟在南河过不惯，既不服水土，又难听方言，更看不惯大妈对大爹的那股冲劲儿，他敏感到大妈实际上是冲他来的，他再也不想搅到大爹那一大家人里去而让大爹夹在中间不好做人。“颐指气使、寄人篱下，半年的南河生活好像就告诉了我这样两个成语。”多年后，弟弟这样回忆。

细儿说实话，父亲对弟弟的汇报深信不疑。因为弟弟所受的孤独委屈，父亲对大爹怨怼有加；又因为自己的儿子引得年近半百的老兄两头受气，父亲对大爹又歉疚相迭。沙湾淡然了南河好几年。弟弟的回归让父亲更加深切更加明确地认识到：陈家不能散，即使爬，也要全家人一起爬下去！

后来，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大爹不甘心地又来了一次，他是想把我接到南河跟他的继子去学木匠：“学木匠来钱啊。平常做事，一天三块；若加个班，一天五六块。这样的待遇，比镇长还强，只怕比得过县长吧！”但父亲这次没有盲目附和：“天生一人，必有一路。你的儿子能做木匠，我的儿子就不一定做得了。他高中读到了这个份上，你未必还想让他转弯？‘穷不丢猪，富不丢书。’我们穷人，也丢不得书啊！你就不记得打日本人的时候，我们两兄弟上学的事情？那是什么时代啊！”“你读了那么多书，可你还是这么穷！读书狗屁用！……”“话怎么能这么说？当初，我若不读那么几句书，不在外面闯一番，不在队里捞个官，我们陈家会撑到今天？再说，我现在落魄，主要就是因为我没有你那付好胚子了。”“我儿子小学就没毕业，照样捞大票子！……”“你也不睁眼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农村考个大学简直比过去中举都光荣啊！”“‘光荣’？‘ 光荣’能够当饭吃？”兄弟俩争得脸红脖子粗，最终，谁也没争出个赢头。当然，我免了辍学到南河去学木匠，否则，我的人生就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了。

    ７直到初中毕业，我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种“白色恐怖”中，从没有体会过父子间的脉脉温情：是不是父子天生是仇敌？

父亲经常对我念叨的几条经就是“做吃做吃，不做哪有吃的？”“吃无言，睡无语”“不要跟那些女伢子和”“娇儿不孝，娇狗上灶”“犟人多挨打，犟牛多耕田”“棍棒底下出孝子”等。建立在这种教育理念上，棍棒教育，包括“做矮子”（罚跪），“饿肚子”，吃“栗凿”、“笋子炒肉”等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似乎我真是三天不挨一顿打，就要上房去揭瓦。

我教了《宝玉挨打》后，深有感触，写下了一篇小说《迎像》。《迎像》基本是写实的，主要控诉我的一次挨毒打的经历。

那是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８日，我光荣地被学校推举为班上唯一一个代表，去迎接“华国锋主席的像”到沙湾。虽然从早晨五点多钟一直折腾到下午三四点钟，像还是没有迎回，但我十几个小时没吃饭且一直在参加活动挨了饿吃了亏是铁的事实。因为家里的剩饭一人吃都不够，回家后，我与割了一亩多晚稻也才回家吃午饭的姐姐之间发生了“抢饭”的激烈冲突；我竟至于用一个墨水瓶把姐姐的头砸破了而让血汩汩地流了一大滩。平时，我和姐姐吵架打架，爹一般都是维护姐姐——他那老实、勤快，为己分忧的大女儿的；他本来对我去参加所谓的“迎像”而耽误了早晨挖园子的农事就颇为不满，加上几位旁人添油加醋地渲染，这下还能饶过我？——他几乎暴跳如雷了。他打游手夺食的我，就跟贾政打脂粉钗环的贾宝玉是一回事。只有那一次，我才最充分地体会到一个男人潜藏的暴虐。

而且，爹那次打我，不象平时的上来就打，打了就完。而是十分阴毒或者说深谋远虑的。他等我下午把园子挖结束了，把吃午饭后添的一点儿能量消化光了，让天完全黑得看不清了，让我以为他会放我一马了，他才突然一把耗住了我，着力把我按倒在地，再居高临下地以脚侍候。在黑暗中，他是不照谱地踢我的，就像我不计任何后果地向姐姐砸那个墨水瓶一样。他踢我前几脚时，我还能哼几声，还能斗气地说：“你把我踢死算了，把我踢死算了！我跟着你活着也是遭孽，活着也是遭孽！你不踢死我，我长大了就要踢死你这个坏蛋，一定踢死你这个大坏蛋！……”我这几句话似乎反激发了他的疯狂，他越踢越解气，越踢越如痴如醉。

姐姐开始还希望爹为她讨回公道，但看到爹平静中的意外爆发，看到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出脚，看到我快被踢昏了，她就猛地扑上来抱住了爹的右腿；爹就又换左腿踢，左腿踢了几脚，又被九岁的妹妹猛地扑上来抱住了。姐姐妹妹死死抱住爹的两条腿，爹还在拼命地挣扎，但只能以骂解恨了。姐姐哭喊着说：“爹呀，爹，你太狠心啦！你把你大儿子照死里踢呀。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呀？究竟犯了什么罪呀？他砸我不是故意的呀！他为你那么争气！他帮你做那么多事！他帮你砍柴，种树，挑水，挑粪，放牛，捡谷，挑火土，挖园子，扯猪草……他才十二岁呀！你把他踢残脚跛手的了，你养他一辈子呀？他残疾了，你还有什么指望啊，我们一家还有什么指望呀！……”十五岁的大女儿的这一番话让他从疯狂状态恢复了常态。他似乎越想越伤心，终于软软地蹲在一边，吼吼地哭去了，留下我在他后面辗转反侧，咬牙切齿。那种人被踢散的感觉，在此后的岁月中，我时不时地隐隐地体会到。我惟一感到庆幸的是：深度的肺气肿毕竟让我爹踢我的力度大打了折扣！

父亲为什么那么好“整”我？我后来仔细反思，似乎悟出了一些道道：首先，对我们陈家来说，把我这个在他眼里“又会学习又不听话”的歪材在他去世前育成一块“正材”几乎就是父亲一生最后的使命了，其他如两个女儿终究是别家的人，而二儿子还是条小毛虫；其次，“擒贼先擒王”，家里这一帮儿儿女女，只要镇住了最喜欢最容易最可能翻大浪的，还愁谁人不服？再次，自从父亲丢了官靠了边得了病放了牛之后，他几乎完全远离了社会主流，成了个“边缘人”——在社会上，已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他还当一盘菜，甚至只是配菜的萝卜——他一年开一次大会，在会上签一个“家庭超支清单”而已，这样的屈辱人生是不是使父亲在潜意识里把我当成了弄权逞能的对象？其实，爹的暴虐，不正是他心底最深层的软弱可怜吗？受“整”太过，可能也是我慢慢长大而逐渐仇视父亲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自从我以初中前三名的成绩考进重点高中——枝江一中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对我动过武了。而自从我考上大学后，父亲似乎尽量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民主人士来看待了。他晚年是不是已经认识到了自己“暴君”家风产生的根源及对我造成的巨大伤害，给我留下的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因为父亲与我的这种历史渊源，所以，我教育儿子，几乎没发过大火，“多年父子成兄弟”嘛。

    ８母亲一生至少照过一次相，有一张照片：那是我姐姐刚出生时，母亲抱着她照的，旁边还有我外婆。我小时候偶尔见到过那张照片。那时，见了也就见了，没想到收藏；等到后来认识到它的孤本绝版价值而想珍藏它时，一切都已追悔莫及了。而父亲没留下任何一张照片，或者说，我没见到过他的任何一张照片！就陈家来说，父亲那一代人的任何痕迹都被无情的时间轻轻地抹去了。后来，我一度萌生了学画的强烈冲动，潜意识里就是想把父亲刻在我脑海中的形象输出到纸上。印象中，父亲很像一个人。像谁呢？他又瘦又黑，很有些像奥巴马。即使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失败，即使奥巴马是一个美国平民，他只要在电视上一晃，我就能联想到又瘦又黑，很有些像奥巴马的父亲！

父亲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夏天还一直在忙我进大学的事，或者说，一种生命的意志力支撑他把我送进了大学，他才聊感安慰地走进黑色的墓地。

那是在１９８１年７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姐姐等所有其他劳力还在出工喂蚊子，我则被特许早早地收了工。放暑假以来二十多天，我因前途未卜而先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庄稼人，出早工拼正工挣晚工，也充分做好了终身“修地球”的心理准备。的确，如果我高考落榜，我就自古华山一条路了。但感谢皇天，就在那天下午四点左右，我考上了大学要去体检的通知传来了！全队一百多号人大都一听说就给我送恭贺，唯独父亲似乎有些无动于衷。

我早早地洗了澡，想美美地乘乘凉。父亲因病也不出晚工，也洗了澡在咳咳嗽嗽地磨夜。我吹到了有生以来最宜人的夏夜的凉风，还看到忙忙碌碌的星星嫉妒地望着我，以往一落一大片的蚊子也知趣地溜走了；朦朦胧胧的红光，隐隐约约的声音，都来自队里火热的晚工场面；身边有萤火虫在助兴，有蛐蛐在唧唧地唱和：“我这天下最幸福的人！”这种感觉笼罩着我，让我在我那穷病的父亲面前很有些忐忑。父子俩在我前一阵快做散架的辛勤劳作后第一次那么悠闲那么贴近，父亲拿把大蒲扇不时地为我摇一摇。似乎不光听得见自己的心跳，还彼此都听得见对方的心跳；在我心里，沉默是那样的夏夜的最佳格调！“恭贺您儿到了好地方！……”我正有些蒙蒙入睡，父亲打破了沉寂，是这么等级这么客套的一句话，我“嗯”了一声。“你妈应该可以闭眼睛了！”又沉寂了一会儿，还是父亲开口了。提到妈妈，我鼻子有些酸眼眶有些涩。“这有你妈保佑你的结果；你不要觉得全部是你行！”如果在以往，我肯定会郑重其事地与他辩论，但那晚，我没逆他一点意。“检查身体，填志愿，忙清白了，就给你妈烧几张纸，报个喜告个安去！”“呃！”我这次没有反感他的迷信，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心已飞到了北京上海武汉……“我还要给你筹学费，——还要给你打两床厚棉被，——还要给你缝棉袄棉裤。听说武汉那鬼地方冬天冻得死毛狗（狐狸）！——我原以为你考不上大学的，想不到……”我才没想到，我拼命挣扎得来的对陈家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好事，却成了父亲一个那么烫手的山芋，难怪他闻讯后依然愁眉不展的！前些年，我写过一篇散文《天明登前途》，其中写到父亲给我筹学费的情境：

我明白，虽然还不够，但家里的一点儿钱已被我抠空了。那钱来得太难了！母亲死后，父亲撑着病体，扯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挣扎在穷乡僻壤。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穷人，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要学费，只得卖去家里唯一的仔猪。天热猪贱，仔猪更贱：四十多公斤，卖了六十元。“亏你妈照应，总算还有人要！”卖猪后，爹极其少有地幽默了。还差一大截，爹于是乞讨般地去“集资”。那天午后，毒阳如针，我午觉醒来，见父亲“募捐”后远远而归。那些天，他老哮喘病正犯，腿肿如柱，拄个棍子喘喘歇歇地，缓慢极了吃力极了。我几步窜到他身边要扶他。“老子还爬得动！”他吼着挡开了我，我只得紧随着一样慢行。好在亲戚们虽也穷，但对我这个读书人还能给；只是父亲终因疾病而住进了医院。

那篇散文还写到了我姐姐我弟弟送我离开故乡去读大学的情景。因为写到了所谓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在朋友中间还催出了几行眼泪。

那时，我实在看不出陈家中兴的丝毫端倪，也谈不上担起某种责任，只从队里人的恭贺和羡慕里满足了一番虚荣心，我也特别想早点逃出那极端贫穷的环境。

    ９有一首歌，自从我偶然听到后就再也没有忘记过，因为它曾多次催下了我的眼泪。那歌名叫《酒干倘卖无》，它是台湾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意思是“有空酒瓶子卖吗？”是闽南话，是收空酒瓶的人的吆喝声。

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

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

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声音。什么时候再回到我身旁，让我再和你一起唱：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当我忘情地唱着这首歌的时候，我透过泪花，总能朦朦胧胧地见到我那又瘦又黑像奥巴马的父亲。感谢上苍对我灵魂的垂顾！

不仅仅是感恩

——散文《父亲》创作后记

非常巧合的是，我的长篇散文《父亲》写结束正好在１１月２７日，即美国的“感恩节”。“感恩节”本是美国的一个节日，源于普利茅斯，该地居民于１６２１年获得丰收后，举行庆祝，感谢上帝。后逐渐成为美国全国性节日。１９４１年起定为每年１１月的第四个星期四。这个节日在当代中国有逐渐蔓延的趋势。我以为，无论从字面意思看，还是从内涵看，这个节日都是值得引进或借鉴的一项文化成果。《父亲》写作结束于美国的“感恩节”，让我也恍惚中觉得它与“感恩”的主题有某种天然的神秘的联系，或者，它就是一篇感恩的作品。但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父亲》虽然带有感恩的成分，但主要不是感恩。

首先，它是一篇安妥我灵魂的作品。正如题记所说：“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环境里，决定一个人心灵和谐的核心要素是他灵魂救赎的虔诚度和深刻度。”在这篇作品里，我最想追求心灵的和谐。而我们的生活出现危机，面临沉重的时刻，是我们心灵不和谐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生活没有激情，缺乏反省，不思进取，随波逐流，我用“堕落”来概括这种生活。也许，我们一有激情，就容易使自己成为异类，或使自己受伤，也容易伤害别人；但我想，只要我们足够真诚，只要我们竭尽全力拥抱生活，那么，我们的灵魂是能够安妥的。

其次，我想在作品中尽量准确地写出人生。作品中，我所反映的生活已过去了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但现在看来，那些人生片段仍让我激动不已。过去的人生在当今就成了历史文化；准确地描摹出过去的人生状况，就是反映一种历史文化。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提醒自己，冷静些，冷静些，再冷静些！虽说文为情所催，但没有几个读者愿意看你在作品中毫无节制地抒情。冷静地反思生活，又要带着理想观照生活，就必然会涉及到“批判”的话题。文中的批判是必不可少的，又是温情脉脉的。当然，这里，用得着一句写议论文的套话：用事实说话。但选用什么事实，把所选的事实往什么方面开掘，则又涉及到对人生怎么“解读”的问题。在散文中，再客观，也是主观的，我以为。

再次，我想在作品中发掘一点儿文化精神。苦难或幸福生活的展览总是浮浅的，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质才是最有价值的。本文写的是我们上一辈人中的一个男人。作为那种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的一个男人，我父亲虽又病又穷又庸常又笨拙又愚昧又迷信又软弱又凶狠，但历史的烟云飘散后，我们再来看，在整个陈家穿过漫漫的历史迷雾的过程中，父亲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人物，正是他带领我们从最低谷中硬是慢慢地爬了上来。关于英雄的标准，官方可以定，民间可以定，但对一个真诚的写作者来说，这种标准更在我们内心。当代写作要有活力和价值，要有创新和深度，就必须寻找并表现出这些庸常人生中英雄的品质。惟其如此，才不枉做由我们的“父辈文化”培养出来的“精神儿子”一场。

关于写作，我坚信一点：人做到什么份上，文章就能做到什么份上。这些想法也许只是一个追求一种理想，做到了哪些，还有待读者的评判，更有待历史的检验。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８日于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