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弱水三千歌曲简谱:红色情报专家曾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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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情报专家曾希圣
曾希圣是湖南省资兴市州门司镇牵牛坳人，他早年投身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井冈山斗争时期，他率领红军情报局，首开我军破译敌军密码的先河，为红军反“围剿”提供绝密军事情报。在红军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希圣领导的中央军委二局，又不负众望，及时破译追堵敌军的密码，为中央军委及时提供可靠的军事情报。毛泽东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主持治理淮河工作，并在安徽首创农村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1968年7 月15 日，曾希圣因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含冤去世。2004年10 月11日，是曾希圣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将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的片断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巧识“天书”建奇功
1931 年12 月，一位乔装打一扮的年轻人，在秘密交通员的护送下，日夜兼程，穿行于江西的林间小道，顺利通过敌人的一道道严密封锁线和关卡，终于到达当时中央苏区的红都― 瑞金。这位年轻人，目光炯炯有神，眉宇间不时透出机智的神色。他就是曾希圣，在上海时一直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从事侦察机要工作，是一位出色的“ 红色特工”。这次，他奉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从事更为艰巨的情报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曾希圣秘密离开上海，辗转迁回，先乘船到香港，然后经汕头、潮州、长汀等地，秘密前往江西。
曾希圣到达中央苏区后，党组织根据他的特长，首先分配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部任侦察科科长。不久后，又安排到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当情报局局长，这对他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正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而大显身手。战争期间，所谓情报，就是敌我双方互相刺探对方的军事机密，给军事决策者起参谋作用；往往在战争中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曾希圣身在苏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性，战火洗礼的地方，断壁残垣，瓦砾遍地，废墟一片；敌人烧杀抢掠，老百姓惨遭屠戳，许多民众流离失所，荒废了家园，被迫背井离乡逃难在外……眼见苏区敌我战争日趋激烈，参加“围剿”的敌人兵力如“虫蚁出巢”，越来越多。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日日夜夜想方设法拒敌。当时，红军参谋总部遇到了一大难题：敌人“进剿”日夜增兵，而我军原有的侦察手段和取得情报的方法又非常原始，只能派些侦察兵化装去打探消息，仅能摸清楚敌军的驻扎地和开拔去向，面对敌军的兵力部署、作战命令、战略意图等一类核心机密却无法获取。这样一来，信息情报不灵，己无法适应红军反“围剿”作战和对敌斗争的需要。令红军指挥员大伤脑筋的是，红军派出去的侦察员，常常被抓，有的失踪，有的被敌残酷杀害，个别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甚至叛变投敌，给根据地带来损失……
有什么途径和捷径能获取敌人的情报？
曾希圣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那机灵的大脑高速运转着。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好的手段，又不流血牺牲，又能获取敌军的核心军事情报，就成为了曾希圣日思夜想以至梦想成真的重特大问题了。连日来，曾希圣将眼光死死盯着一份份敌人往来的加急密码电报，总想在那一组又一组的阿拉伯数码中找出一点什么破绽甚或有价值的东西。他眼睛熬红了，身体瘦削了，仍然指示着无线电台把侦收到的敌人密码电报不停的往他那里送… 他在脑海中苦苦思索着一个新的课题― 如果能把无线电台侦收到的敌人密码电报破译出来，那就一定能够迅速及时准确地知道敌人的核心机密，进而向红军参谋总部提供十分有价值的情报… …
可是，那嘀嘀哒哒抄收下来的一组组数码是那样的高深莫测，要破译敌军的密码谈何容易，真是难乎其难。曾希圣仍然没有放弃，他那倔强的性格只认准了一个理：只要功夫深，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曾希圣瞑思苦想着，茶饭不思，夜不安寝。突然，曾希圣眼前一亮，睿智的心灵一下想起自己在烟台做兵运工作时，曾经认识一个在电报局工作的报务员，一次不经意的闲谈中，那人曾经很神秘地说过，密码电报是可以用一种方法破译出来的。当时，因为是闲聊，这个报务员也没有讲用什么方法可以破译，曾希圣也就没有细问其过程，但这件事深深的印在脑海里，始终不能忘记。
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曾希圣己铁了心了，他立志做中国工农红军的“孙悟空”，要钻进“铁扇公主的肚里”获取过“火焰山”的“芭蕉扇”。于是，一个破译敌人密码获取敌人核心机密的大胆设想在胸中酝酿成熟。曾希圣喜不自禁，马上把自己的想法报告了朱德和周恩来等红军领导。曾希圣满面春风地来到周恩来住处，周恩来是他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老领导，相信会支持他的。曾希圣坐定后，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希圣同志，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老领导，我想搞一下敌人密电码的破译工作… … ”曾希圣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周恩来在上海期间，长期领导着隐蔽战线的工作，深谙此举的重要性，当即给予支持和鼓励。
周恩来高兴地说：“希圣同志，这个想法很好嘛，我支持你试一试。” “有领导支持我，我的信心更足了！”曾希圣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随即大步流星的赶回了驻地。
得到了红军高层领导的支待后，曾希圣刻不容缓，马上布置情报局的侦察电台正式大量抄收敌人电台之向拍发的密码电报，并分部队别称，按时间顺序等进行登记编号，从总体上掌握敌军之间来往电报的来龙去脉，通过战地实践和前因后果分析证明敌军电报的大概内容，伺机寻找敌人密码电报往来的内在活动规律。一时来了兴趣，曾希圣对密码的破译工作已是如醉如痴，把它当作了读“天书”，往往睡梦中也常念叨着密码… … 要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必须有充足的报源去分析研讨。为了增加密码电报的来源，扩大对敌军的无线电侦察范围，于1932 年5 月，红军情报局又增设了一部侦察电台，因业务之需，红三军团一名年轻的报务员曹祥仁被选调到侦察科侦察电台工作。曹祥仁思路敏捷，钻研精神强，业务熟悉，对破译敌密码充满着浓厚兴趣。曹祥仁的到来，让曾希圣如虎添翼，劲头更足。两人携手合作，互相切磋技艺，把主要精力和智慧都倾注到了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上面。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刚一开始，破译敌人密码不得要领，犹如盲人摸象，一下子很难抓住敌人密电的基本规律，至于直接译成汉字，则是难乎其难。此时，前方战事越来越频繁，战斗越来越激烈，各级指挥员等着要情报，大家都很着急。但是，谁也没有比曾希圣更着急，他想啊想啊，恨不得一下子变成神通广大的“孙大圣”，钻到敌人的司令部里搞到密码本，但这终归是一种幻想。
心有灵犀一点通。曾希圣忽然想到，前方频繁作战，很有可能缴获到敌人的密码本、电报底稿或与破译有关联之类的资料。是啊，千万不能“闭门造车”抑或“守株待兔” , 应当主动出击，立即到前方去搞这些资料，哪怕能搞到只言片语说不定也能找到突破口啊！一次，曾希圣听说红一军团在前方打了胜仗，便急忙赶到前线，可是战斗己经结束，空欢喜一场，没有半点收获，他懊悔自己迟到了一步，感到十分遗憾。
机遇总是垂青于勤奋和不懈努力的人。1932 年8 月21 日，红一方面军攻占了江西宜黄县城，敌高树勋部大部被我红军歼灭，一部分向北仓皇逃窜了。利用敌人溃逃之机，曾希圣带着勤务员，冒着枪林弹雨，随部队一起冲进城去，争分抢秒地直奔敌人的指挥部机要室和电台所在地，他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精心搜寻着敌人遗弃的机密文字材料，经过一番翻箱倒柜，直到装满了两大箱子才返回。可回来仔细查阅这些材料时，又大失所望，没有发现敌人的密码本，大部分是敌军往来电报的底稿，仍未找到破译敌密码的蛛丝马迹。一次次的困难和障碍，并没有难倒曾希圣他们，反而使他们的决心更大，愈挫愈奋。他们持之以恒，没有半点松懈，始终坚持抄收敌人的电报，绞尽脑汁反复地进行研究和探索，不断捉摸电报的内容和敌人密码的规律。
曾希圣他们相信，机遇和希望还是会有的。
又一次机遇来临了，这是一次真正的希望火花。有一次，在缴获敌人的电报底稿中，竟意外的发现了一份国民党部队第25 师孙连仲致吉鸿昌的密码电报中，其中有20 多组密码附有汉字译文。他们如获至宝，非常高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根据这一新的线索，曾希圣立即布置侦察电台调整监控对象，重点抄收吉鸿昌部电台拍发的密码电报，寄希望于以此打开破译的缺口。曾希圣兴趣大增，和曹祥仁将密码、汉字反复比对，精心琢磨推敲，研讨其破译诀窍，把突破的字与未突破的字进行排列组合式填空，然后根据其意，反复进行前后连句。慢慢地，破译工作就有了些眉目。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听说破译工作有进展，有时候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高级指挥员也来参加推敲分析，确定破译方向，指导破译工作。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反复推敲，我红军情报部门终于把国民党军队的一份密码电报全文破译成功。曾希圣等人大功告成。这次破译成功非同小可，因为这份密码电报是敌人马上进行的一份作战命令，且军情非常紧急。当时，红军情报局对破译成功的这份电文其准确性也没有绝对把握，为周全起见，经商量后又请示上级领导同意，注明“不知确否，仅供参考”的提示字样，分别发往鄂豫皖和湘赣根据地。根据地的领导人接到这份情报后，部署部队出击迎敌，都打了一个个漂亮仗，消灭了不少敌人。他们很快给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回捷报，称红一方面军所提供的情报特别准确，特别灵验，就像诸葛亮在用兵一样，料事如神，没有半点走样。
从此以后，红军情报局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既有电台侦收，又有密码破译，相得益彰，队伍不断壮大，己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组建和卓有成效的特种工作实绩，以至源源不断地向红军总部和高级指挥员提供大量的军事情报，在反“围剿”作战中，充分发挥了“耳目”作用，此种作战技能，较之于地面侦察，既迅速又准确，且更加安全可靠。
为了加强破译力量，不久，红军总部又遴选精英人才充实这一特殊队伍。于是，又从红三军团调来年轻的报务员邹毕兆。这样，在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等人的联合“攻关”下，国民党军队的通用密码，一个接一个地被破译出来。
破译敌密码的成功，在以后的战斗中屡建奇功。那是1932 年11 月，红一方面军发起金（溪）资（溪）战役。敌人当时集结了9 个师的兵力于抚河流域，伺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我红军情报局利用破译的优势，又当起了“千里眼，顺风耳”，及时提供了准确的军事情报，红一方面军乘敌调整部署立足未稳之际，于1 933 年l 月4 日至5 日，出奇制胜，一举歼灭了驻守在黄狮渡的敌第5 师第13 旅。敌人吃了亏，恼羞成怒，又迅速增调3 个主力师至浒湾，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对我军进行报复性攻击。这时，情报局又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日夜监控的侦察电台及时截获了敌左路军指挥官吴奇伟下达的作战命令，我军立即调整作战部署，决定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22军予以迎敌。不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狡猾的敌人很快觉察了我军的作战意图，又一次悄悄的改变了主攻方向和其兵力部署……此时，战斗的序幕己悄然拉开。7 日晚上12 时，茫茫的夜空万籁俱寂，曹祥仁还像往日一样兢兢业业的在值班守机，突然发现敌人电台活动异常，5 个敌台同时出现，一齐紧急呼叫发送十万火急的电报。曹祥仁高度警觉起来，他凭借其熟练的侦收技术和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冷静沉着，机动灵活地截获了敌吴奇伟改变作战部署的命令。密码迅速破译后，情报局感到情况十分紧急，事不疑迟，曾希圣连夜将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方面军司令部。司令部首长根据敌情变化，你变我也变，连夜再次调整作战方案，命令红一军团和红22 军星夜赶到枫山埠附近埋伏，待机歼敌。与此同时，总部又命令红三军团向琅琚方向进击，红五军团进至黄狮渡西南，以阻击敌第14 师、第5 师进犯。8 日拂晓，我红军同进至枫山埠地区之敌展开激战，歼敌大半，并于黄昏之际占领浒湾。红22 军沿抚河东岸追歼逃敌，直抵抚州对岸；红五军团将由浒湾南逃之敌第14 师阻截于黄狮渡以西，继而在红三军团及红3 军的密切配合下，将其一举击溃。
枫山埠之战，由于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又迅速又准确无误，使得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能及时掌握敌情，变更战役部署，不仅使我军免遭敌军围歼的危险，而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重创了号称“铁军”的吴奇伟的第90 师，为金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样，历时两个月的金资战役，以红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红军情报局智破敌军密码，如鱼得水，使得国民党政府当局对红军的“围剿”屡屡遭到失败，蒋介石觉察到很可能是无线电通讯泄露了军事机密。于是，他特地请来外国通讯情报专家，制订防范措施，帮助其改进密码编制。这样一来，敌军的密码几乎全部改用“特别本”，基本上废弃了以明码做底本的普通密码。确实，敌人的“特别本”机密程度高，破译难度大。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于是，曾希圣经过一番思索后，又果断地决定，破译人员由过去的侦收兼破译，改为破译工作专业化，由曹祥云、邹毕兆两人专搞破译工作。曾希圣又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把主要精力也放在了破译工作上。按照分工，每个侦听电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不放，什么时候都侦听它，日夜监控。在曾希圣的领导下，不久，曹祥仁、邹毕兆破译出了敌军第一个“特别本”密电码，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对敌作战。
长征路上的“灯笼”
1934 年10 月中旬，中央苏区红军经过一年英勇奋战，未能打破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不得不退出福建和江西两地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的曾希圣率部随中央军委机关行动。此时，曾希圣的心情异常沉重，离开中央根据地，情报局没有固定的驻地和场所，部队不停的行军和打仗，给情报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这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队伍，决不能出任何问题，否则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夫。为了做好长征途中的情报保障工作，曾希圣绞尽脑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灵活安排，把二局所有侦收译电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根据时间计算路程，安排前后两队的宿营和出发时间。于是规定，第一梯队行军时，第二梯队在原地坚持工作；第一梯队到达目的地架起天线调好机器正常工作后，第二梯队马上拆下天线机器装箱进行行军，赶过第一梯队，到达下一个宿营地进行架设天线安装机器开始工作。这样，通过轮流值班，始终保持24 小时侦收敌人电报不断线，破译敌人密码照样进行。12 月上旬，二局侦获敌人已在湘西、湘南集结重兵企图围歼红军去湘西的途中这一重要情报，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毛泽东等人不顾“左”倾路线的高压，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力主改变行军路线，得到了中革军委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红军占领通道后，立即进入贵州，占领黎平，促使党中央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后，红军拨开迷雾见晴天。毛泽东在党内和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由此，毛泽东对技术侦察工作更加予以高度重视和关心，并亲自过问二局的工作，给二局的指战员以极大鼓舞和鞭策。随后，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毛泽东指挥红军占领娄山关，二占遵义城，俘敌三千，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最大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根据二局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充分运用其军事指挥艺术和才能，声东击西，用兵如神，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不断地调动敌人，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大踏步地机动作战，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是红军以少胜多的军事史上的光辉范例；长征途中，敌军又发觉红军情报人员可能破译了他们的来往密码电报，决定实行“狡兔三窟”的办法，一天换一种密码，有时一天换三次密码，甚至一报一密。这样一来，虽然增加了军委二局情报工作的难度，但也时常被二局破译出来。敌人大为震惊，惊呼道：“共军真是神乎其神，我们的部队赶往作战地点，还在半路，他们就知道了！”
为了让二局全面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更好地分析敌情，以便给总部及时提供情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毅然决定，凡中革军委发给各军团的重要电报，均抄送一份给二局。
爬雪山开始了。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地图上标注的海拔高度主峰是
1935 年6 月12 日，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军委二局同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右路军，于8 月21 日开始出发向草地前进。整个草地的景象，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真是“天苍苍，野茫茫，不见人烟，只见水草莽莽”，千里沼泽，“夐不见人”, “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就是草地的真实写照。我们的红色战士，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燃舞火，食青稞野菜，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路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二局的同志在曾希圣的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一致，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看着二局的队伍带着机器设备都过来了，曾希圣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正当部队准备北上之时，张国焘却拥兵自重，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竞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诬指北上是右倾逃跑，企图分裂红军分裂党。张国焘同时电令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也全部南下，电报发到了右路军司令部。曾希圣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当即报告了时任右路军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剑英连夜骑马赶到巴西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大局，继续贯彻北上方针，当即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事不疑迟，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北上甘南。部队出发前，毛泽东特别指示叶剑英秘密通知二局做好转移的应急准备，并特别强调要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3 人先行一步，以便缩小目标。接着，为慎重起见，叶剑英和彭德怀又商量了二局如何整体转移的细节办法。
叶剑英向曾希圣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境地，曾希圣沉着平稳，冷静机智地进行着周密安排。他立即派人骑马追回二局外出背粮的2 0余人，并叫二局人员晚饭后提前休息睡觉，并提前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安排妥当以后，曾希圣便同曹祥仁、邹毕兆一起，以夜间查铺查哨的名义悄悄离开了二局的驻地，连夜赶到了中央机关所在地。半夜里，万籁俱寂，天空黑乎乎的。按照预先安排，二局的其他同志，既不吹号，也不点灯，一个叫醒一个，收拾好行李，用麻布片绑上马蹄，悄悄走出了驻地。这支队伍，行军时既听不到一个人的说话声，也听不到牲口的鸣叫和马蹄声，于天亮前全部赶到中央机关驻地。
曾希圣集合队伍，向早已等候在山坡上迎接二局的同志的彭德怀军团长报告说：“军团长，我们二局的同志都过来了！”
彭德怀见二局人员一个都不少，且全部脱离险境，顿时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你们都来了，很好，我放心了，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了！”
曾希圣笑笑，说：“我们二局时刻听从党中央号令，时刻跟着党中央走… … 随后，彭德怀又拉着曾希圣的手，激动地说：“是啊，是啊，我们共同跟着党中央走。希圣同志，你又为党立了一大功啊！既保证了二局全体同志的安全，又保证了往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情报供应。”
1935 年10 月19 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零九天，纵横11 个省，行程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在此期间，二局也分秒不停地工作了一年零九天，胜利完成了艰巨而伟大的情报工作任务。曾希圣和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二局，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为保证部队行军安全和作战胜利，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重重困难，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不怕疲劳，顽强拼搏，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严密监控敌台，及时破译密码，想尽一切办法，迅速、准确地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提供可靠的军事情报，出色地完成了技术侦察任务，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军委二局在长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叶剑英于1975 年回忆长征时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指挥英明，机动灵活，多谋善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就像放在手中玩那样；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 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毛泽东对二局的工作很赏识，评价很高，称赞二局是“好的二局”。他很形象地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他还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报告时特别提到曾希圣的二局，说：“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朱德和我了。”毛泽东经常对人说，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 “我们和蒋介石打一仗，好像玻璃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叶剑英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曾希圣不简单，可以识得天书（指无线电密码）。”他还幽默地说曾希圣是“能读天书的人”。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二局的工作十分重视，对二局人员的安全和生活关怀备至，红军进入甘南地区，敌情比较复杂，毛泽东亲自向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交待，要保证二局的绝对安全，一个人也不能丢。这样，红军视二局为革命的“宝贝”，每天队伍出发时，左权参谋长都亲自站在路边，检查队列，清点人数，直到二局人员全部走完了，才动身去追赶部队。在一次休整期间，毛泽东将他的马匹和担架，让给二局患病的同志乘坐，他自己则随部队步行前进。曾希圣始终不能忘记，每当部队或群众给毛泽东送来战利品或慰问品时，毛泽东总是惦念着二局，总要分‘些给二局的同志。中央领导的关怀和照顾，让二局全体人员深受鼓舞和教育，进一步增强了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甘做革命的“鲁班石”
1935 年12 月2 日，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在陕北保安会合，大家都很高兴，情报队伍又壮大了，大家欢聚一堂，进行友谊联欢。军委主席毛泽东亲临会场讲话，勉励大家要“搞好团结，安心工作，永远做革命的螺丝钉”。曾希圣十分高兴，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大家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共同努力，把二局的工作做得更好。
当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净，共同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请示有关二、三局的组织调整问题。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为便利开展工作，形成合力，决定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3 个技术侦察部门正式合并，于12 月5 日这天成立了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罗舜初任副局长。
12月8 日，军委二局和三局在保安举行联欢庆祝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出席。开会之前，毛泽东对曾希圣说：“情报队伍合二而一，你这个当局一长的可更加神通广大啰！”
曾希圣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报告毛主席，家是大了，可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组合型家庭，这个家长不好当啊！”
毛泽东一怔，忙问道：“你这个能识天书的人，又碰到什么问题呀？” “是这样的，有些同志产生了不安于位的情绪，想换换工种……”
毛泽东说：“那我得好好讲一讲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帮你排忧解难。”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在讲话时，针对二局和三局一些同志在长征结束后产生的不安于位的情绪作了一番开导和教育，并且特别强调了技术侦察和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像缺了一块鲁班石一样。”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学识渊博，喜欢引经据典去说明问题和讲清道理，知道他肯定要讲“鲁班石”的故事，于是都竖起耳朵聆听着。
果然，毛泽东给与会者讲述了一个民间流传的修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这样，辛辛苦苦千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又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于是，匠人们四处寻找，不知爬过了多少山，涉过了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锤草用的石头挺合适。搬去一试，正好不大不小。石桥终于修成了。原来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的。鲁班从此路过，量量桥身，又看着准备的石料，就知道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偷偷地按尺码量好一块丢下，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鲁班石’……”
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停了一停又说道：“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毛泽东寓意深长，借用这个故事说明二局和三局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大家要充分认识技侦和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要树立革命事业心，安心本职工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从那以后，大家深受感动，二局和三局的同志就常用“要做革命的鲁班石’，这句话来激励和鞭策自己。
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上空，风云骤变。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安危，东北军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的杨虎城发动了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并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各派活动频繁，国民党军各部电报往来密集，都被军委二局侦收到了。
12月13 日清晨8 时许，二局电译股股长陈初福刚走进窑洞办公，值班译电员交过来一份没有完全破译的电报，说：“这份电报很奇怪，缺字很多，连不成句。”陈股长接过来一看，译电稿上断断续续显示着“兵谏”、“留省、反省”等字样，按其意思，有的还没有看懂，他大吃一惊，觉得这份奇怪的电文非同小可。他马上摇通了曾希圣的电话，曾希圣立马赶过来了，陈福元汇报说：“曾局长，这份电报很重要，但缺字断句太多，还没有完全破译出来… … ”
曾希圣接过来一看，眉头马上皱了起来，他一字一字地进行琢磨，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按着字的本义，喃喃自语道：“谏也，意为对君主或上司的规劝；留，意为不使离去，或挽留，或扣留；省也，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
曾希圣凭着强烈的政治敏锐性和日常观察分析能力，马上兴奋起来。根据前些时候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发现蒋介石准备在12 月中旬在西安召开作战会议，撤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职务，让蒋鼎文和卫立煌两人取而代之。曾希圣想，是不是张杨两人被逼“犯上”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兵变？
曾希圣的脑海高速地运转起来，凭着娴熟的侦破技能和造诣颇深的文字功底，他反复往电报上填字进行连句，待有几分把握之后，郑重其事地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起来。此时，曾希圣觉得事关重大，马上拿起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和朱德，然后将电报内容稍加整理，径直去军委当面汇报情况，接受军委的指示。曾希圣从军委回来后，把译出来的和没有译出来的电文又检查了一遍，并说如有急报，要尽快译出来。曾希圣又告知三科胡立教科长，严密监控东北军、西北军和在甘肃的中央军以及驻河南的各中央军电台动态，同时要特别密切注视何应钦指挥的中央军和胡宗南部队的行动，防止“亲日派”利用张扬扣押蒋介石的机会，投靠日本，制造新的内战。 在那段非常时间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曾希圣和军委二局不负众望，日以继夜的工作，想方设法汇集各方面的反应，了解国民党上层人物来往西安的情况，密切注视和掌握有关军队的动向，将所获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配合党中央代表团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统内部的“红色电波”
1939 年5 月的一天，素有“雾都”之称的重庆市，又是大雾弥漫，几米开外就看不清人影。这时，位于重庆市曾家岩50 号的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团驻地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曾家岩50 号，因周恩来常在此办公和居住，人们又称之为“周公馆”。这两位不速之客在会客单上写下了各自的姓名和身份，一个是张蔚林，一个是冯传庆，两位西装革履，均是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俩对接待人员说，两人均系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的工作人员，因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心里已产生怨恨情绪，困难当头，他们要求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工作，驱逐日本侵略者… …
面对两个国民党的军统人员来访，接待人员感到事关重大，将两位年青人安置在会客室休息后，立即向领导汇报去了。
当时，中共中央驻重庆市代表团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正是赫赫有名的“情报专家”曾希圣。1 938 年秋，中央机关在延安开展发扬民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整风学习。在学习中，中央军委二局的同志对曾希圣提了不少意见，多是针对他那火爆脾气的。熟悉他性格的人都知道，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得同事和部下的钦佩；但他对部下要求很严，办事性子又急，今天的事决不能拖到明天，训起人来就不太讲究方法和场合，往往弄得别人下不了台。正因为如此，部下对他的意见也不少。当然，所提意见，难免有过火、不实之词。曾希圣对此有些想不通，便去见毛泽东，诉说着自己的想法，说是在二局工作时间长了，要求严格，很不自由，希望调动一下工作，变动一下工作单位。毛泽东一向重视人才，他很器重和关心这位出色的情报专家，也很清楚曾希圣的个性和特点，便很幽默地说：“讲自由嘛，你可比我自由多了，我到哪里都要受限制呀……”一番风趣的语言，使曾希圣解开了思想疙瘩，心中不平之气顿消。以后，曾希圣不再提调动工作之事。1938 年12 月，因工作之需，中共中央调曾希圣到中央社会工作部工作。社会工作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在革命斗争时期，主要负责隐蔽战线的工作，外国人称之为“中共情报总局”。曾希圣到任后，他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业务迅速了解工作情况，很快进入了工作角色。不久，中央领导又找曾希圣分配新的工作，派他到重庆执行新的使命。他服从组织，决定，很愉快地接受了。
重庆，当时被被称为西南的重要山城，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美丽的嘉陵江缠绕着山城，日夜奔流。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和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了陪都。当时，重庆的政治气候非同一般，如同这座城里的浓雾一样，时而变化莫测，时而扑朔迷离，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都在这里粉墨登场，争相表演。1938 年10 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西迁重庆。为了确保重庆这块反共基地的稳固，身居军统局局长的戴笠，几乎调动了军统在重庆的全部力量与中共进行斗争。故此，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确定要加强重庆的革命力量，以促进形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曾希圣临危受命，肩负着党的重托，人民的希望，于1939 年4 月经中央军委安排，秘密前往重庆，住在曾家岩50 号，直接受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负责情报工作。
曾希圣到达重庆后，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局面，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千方百计地获取各方面的情报，以揭露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他夜以继日利用各种渠道搜寻查阅各种报刊，收听各方面的新闻广播，精心研究和分析各种情报资料，以便为我所用… …
当时，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听了接待人员的汇报后，觉得以前常有青年学生来中共代表团驻地，要求去延安，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考虑到作为戴笠手下的电讯处人员要投奔延安，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经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商量，认为曾希圣富有对敌斗争经验，决定由他去与两位不速之客进行正面接触。
曾希圣受领任务后，脑际急速地思考着问话的诀窍，以便试探出真假。在此之前，曾希圣通过调研有关资料知悉，戴笠是个搞情报的老手。戴笠经常对特务们说，概括而论，做特务工作，收集情报，并无一定技巧，而在善于做人做事，调察人情世故。如何调察人情世故，戴笠的经验就是“五字秘诀”，即“裙、办、师、财、干”。戴笠说，干特工工作，离不了裙带关系，一定要四处活动，八方联系，社会上三教九流的朋友要交……为了对特务严密监控，戴笠还对军统宣布了“六不准”：即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不准自由向外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外宿。按照军统的“五字秘诀”和“六不准”，曾希圣想，两位年轻人如果真是贸然来访，追求进步，虽然危险性大，但能为我所用，也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两位年轻人与我方接触，按“六不准”显然违纪犯规，可按“五秘诀”军统特务“广交朋友”之方法，是否为戴笠所设置的圈套呢？想到这里，曾希圣觉得还是采用“投石问路”的方法比较稳妥。曾希圣与两位年轻人见面后，两位来者将他们去延安的愿望侃侃叙述了一番，热情很高，迫切心很强。曾希圣听后，微笑着说道：“你们去延安的愿望是好的，可你们也知道，你们的戴老板最恨投靠共产党的人，处罚是很严厉的，抓到后不是杀头，就是送白公馆关起来，连家属也难幸免… … ”
曾希圣边说边观察他们的神态和反应。
张蔚林听了曾希圣的分析，知道他在搞“投石问路”式的试探，心中暗暗佩服。张蔚林瞥了冯传庆一眼，低头不说话了。
冯传庆见张蔚林示意自己回答问题，于是很坚决地说：“我在重庆就是有家的。不过，我走之前一定会把家安顿好，不能叫他们受到牵连’。”
“那，恐怕不容易做到吧。”曾希圣沉默了一会，静静的说道。
听曾希圣这么一说，两人有些发急了。冯传庆恳求着说道：“我们是下了决心的，否则也决不会冒险到这里来！"
张蔚林也补充着说道：“我们来之前是作了一番考虑的，请贵党相信我们，希望你们收下我们吧！"
曾希圣察言观色，从他们两人的眼神和口气里，看不出有什么鬼鬼崇崇的迹像，不像是奉命来搞特务活动的。但初次接触，仅凭言语和表象也不宜完全相信，在鱼龙混杂的重庆，在疑点未完全排除之前，是不能轻下结论的。于是，曾希圣又采用试探的语气说；“你们想到延安去，这很好，是为了参加我们的工作。那么，根据工作需要，发挥你们的特长，利用工作之便，在重庆这个地方也一样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呀！”
曾希圣不愧为对敌斗争的“情报专家”，他的一番试探言语，等于是“一箭双雕”, 如果你是真来投奔，那么我要你提供情报，为我所用，且情报的价值，我可以甄别；如果是假投奔，一是不敢提供情报，二是虚情假意提供的情报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两人听了曾希圣“婉留”之言，心中自然高兴。张蔚林急迫地说：“对！我俩都属军统电讯处的，在电台工作，我们今后可以给你们提供重要的情报。”
经过一番交流，曾希圣心中稍稍有数，下一步就只好看两人的行动了。曾希圣同他们握手告别时说：“好，两位既然决心己定，那就一言为定，让我们共同为抗日事业尽心尽力吧。”
为稳妥起见，曾希圣又通过种种渠道调查了解张蔚林和冯传庆的身世。调查证实，张蔚林出生于江南一个绅士家庭里。他在读中学时，因受一位国文教师的启迪和熏陶，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初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抗战前夕，他投笔从戎，怀着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考进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杭州无线电训练班，开始以为可以为抗日救国出力作贡献，没料到后来竟成为了军统特务机关的电讯员。当时在沦陷区，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节节败退；而日寇日渐凶残，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张蔚林身为一个热血青年，感到无比愤慨。同时，他发现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弱小且装备低劣，却始终活跃在敌人的后方，展开游击战，英勇地打击敌人，不禁令他大为惊叹和敬佩。张蔚林到达重庆后，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败和特务机关的种种丑行，更加使他忧虑和迷惘。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他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古训是每个正直的中国人都应有的道德水准，他很后悔自己深陷迷途，盼望找到一条能为中华民族作贡献的光明之路。
同在军统局电讯处工作的冯传庆，也出生于江南，是江苏扬州人，他比张蔚林大几岁。升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所属的威海卫电台和天津电台工作。由于他听力强，记码快，技术高超，发收报准确无误，被军统特务看中，软硬兼施将他调到了重庆军统特务的电讯总台，不久便升为报务主任。军统电讯处，在军统内部称为“四处”，是由原特务处电讯科升格而成，后在美国谍报机关援助下，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通讯指挥系统，其电台遍布全国。它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电监科，并单独设有一个人事科，负责管理和监控该处的电讯人员。由于该处工作的特殊性，戴笠将其视为军统的“耳朵”和“眼睛”，将该处安排在重庆马鞍山独立办公，与军统局各大处室分开活动。这里地处偏僻、环境幽静、葱郁的树木遮天蔽日。林荫处，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小型楼房顶部，密布着各式各样的天线。入口处，岗哨林立，戒备森林。远望去，只见洋房藏匿于林荫处，微风乍起，时隐时现，人们还以为是重庆达官贵人居住的别墅群呢！该处处长魏大铭，是特务处时期的“老军统”，他对无线电技术谙熟，是著名的电讯专家，同时还主管规摸庞大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特务头子戴笠，就是通过这个中心来指挥和控制着分布在国内外的几十万特务，为蒋介石提供国内外以及国民党军内和党政要职人员活动的情报，并发布秘密指令。
话说身为报务主任的冯传庆，在军统电讯处，是仅次于台长倪耐冰的重要人员，手上握着直接管辖几百部电台的重大权利，领导着手下上千员的报务员。冯传庆在军统内部为人处事正直谦和，与人为善，对下属一视同仁，从不摆官架子，深得部下的尊敬和拥戴。他看不惯那些高级特务们的飞扬跋扈、上捧下压的蛮横作风，对他们利用职权，任意殴打工作人员，动辄以“贻误军机”、“违反纪律”、“不服从命令”等罪名予以监禁或杀害的法西斯手段及暴行，更是深恶痛绝。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他接触过不少进步人士，阅读过不少进步书刊，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腐败，对军统特务秘密关押、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罪行，极为愤慨。他对共产党的不计前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为赞同，相信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真心诚意坚持抗日救国的。他看到了希望，时常想摆脱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魔窟，萌发了投奔抗日前线和去延安的意愿… …
冯传庆和张蔚林结识后，由于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语言，两人相见恨晚，彼此无话不谈，不久就成为莫逆之交。尽管当时军统对中共在重庆的办事机关和所有领导人的信件书刊往来及电话进行检查，对邮往外地的《 新华日报》 进行扣压，他两人仍然不畏危险，时常在一起偷偷地阅读《 新华日报》 ，接受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经过协商，两人决定采取行动，弃暗投明。
曾希圣通过调查核实，弄清了两人的身世和思想动机后，1939 年10 月，经过中共南方局研究，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作，根据他俩的强烈要求和现实表现，决定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俩的入党介绍人皆为叶剑英和曾希圣。随后，叶剑英和曾希圣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向往革命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首脑机关里，有了第一批的共产党员，他们不畏艰险，以手中的按键为武器，杀出敌人营垒，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反共高潮，重庆始终笼罩着白色恐怖，曾家岩附近经常有特务出没和盯梢。为了避免张蔚林和冯传庆被特务发现，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精心研究了如何妥善解决和他们保持联络的问题。
在张蔚林、冯传庆等同志入党前后，一名叫黎琳的女同志恰好来到重庆。黎琳，原名余薇娜，四川崇庆县人，父亲余安民是眉山专署专员、川军暂编一师少将师长。她在1935 年以余硕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她的同班好友车崇英常带她到家里玩。车崇英的父亲正是成都抗日救亡领袖车耀先，家里摆着大量的进步书刊。余硕卿长相漂亮，活拨伶俐，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她常与好友车崇英等忧国忧民，常常谈论国家大事，发泄对黑暗的社会和军阀统治的不满，还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车耀先主办的《 大生周刊》 ，更是爱不释手，非要一口气看完不可。敏感的车耀先发现了这棵可爱的幼苗，有意要栽培浇灌，常常介绍文章给她读。余硕卿也经常向敬爱的“车伯伯”提出问题，她最爱听车伯伯谈话，有那么多她不明白的事情，经车伯伯稍稍一点拨，便豁然开朗。她真羡慕车崇英有那么一个见多识广博学多才的好爸爸。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当时，只有16 岁的余硕卿没有辜负车伯伯的厚望，她参加了成都的学联，担任宣传和交通等工作，天天奔波在农村乡镇，带领大家唱“铁蹄歌”，在成都街头挥舞着小拳头演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她读完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当局认为她是个“危险分子”，强令她“另转它校”。不久，她跳级考入了蜀华中学高中部，仍然参加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1936 年6 月，余硕卿参加了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民先队”里，她如鱼得水，积极工作，非常活跃，还主动承担了交通、安全、组织等工作，很快成为了“民先队”的骨干。正当她竭尽全力为革命工作时，一件十分苦恼的事又缠上了她。1937 年12 月初，余硕卿的父亲逼迫她与重庆一个大官的儿子订婚。为了摆脱这个所谓的“家”，在车耀先的鼓励支持与安排下，她与几个进步同学约好，悄然逃离成都，踏上了她日思梦想早已向往的去延安的路途。
1938 年2 月，历经千辛万苦的余硕卿终于到达延安。在宝塔山下，在延河岸边，她一遍又一遍的在心底呼唤着自己，既然冲破了黑暗，迎来了黎明，而延安那美好的东西到处是琳琅满目，我定要努力学习，早日投入到革命的大洪流中去。于是，她觉得自己的名字有些俗气，遂改名黎琳。延安沸腾的革命生活让她兴奋不己，她尽情的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开始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活。在陕北公学集训三个月后，她转到抗大学习。因为没有合适的军装，她仍穿着从家乡带来的红毛衣，把衣袖挽得高高的，走路也像小跑一样轻快地一蹦一跳，嘴里轻轻哼着歌，像百灵鸟一样。每逢开大会，会前和中间休息时总有歌咏活动，只要啦啦队呼喊：“女生队，唱一个！”时，黎琳就会猛地站起来，甩一下短发，打着节拍指挥：“黄河水，黄又黄，一二三唱！”她虽然个子不高，指挥起来却手势有力，节奏分明，她的活泼、美丽、潇洒让很多年轻人围着她转，跟着她的手势引吭高歌，她特别喜欢指挥大家唱：“黄河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烧了王家寨，今天又烧张家庄。逼着青年当炮灰，逼着老人送军粮。青年打死丢山坑啊！拿起刀枪干一场！”因为最后一句唱得最有感染力，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干一场”。1938 年10 月，黎琳在鲜艳的党旗下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在延安的紧张学习和欢乐的生活中，爱情之花盛开了，经过组织批准，黎琳与她刚到延安时在招待所认识的李清同志结了婚。此时，延安总部收到叶剑英、曾希圣要求从延安派一名素质较好的同志到重庆当联络员的请求报告，请求报告还特别提到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最好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延安总部经过慎重考虑，觉得黎琳是比较合适的人选。1939 年秋，刚结婚的黎琳接受任务，利用她的特长和背景以及良好的素质去重庆工作。出发时，在延安兵站，黎琳与新婚丈夫告别，两人情依依，难舍难分，洒泪惜别。她紧紧握住李清的手说：“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 … ”
时隔不久，把守严密的重庆两路口车站，一辆由成都开来的客车满载来客驶进车站，车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走了过来，挨个盘查下车旅客。这时，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郎慢悠悠地走下车来，她头戴法兰西小帽，脑后一缕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鞋，手上拎着一个精致的小羊皮箱，手指上的红宝石戒指发出迷人的光芒。她斜睨着小特务，态度十分的傲慢。
小特务们被这位小姐不凡的气势震慑住了，呆呆地查看着她递过来的证件，慌乱中什么也没看清，就赶紧让路，还没缓过神来，那位摩登小姐己出站了。这就是由延安派来的黎琳，人们誉称的“红色特务”。她不紧不慌地走在“陪都”的大街上，映入眼帘的是日本飞机轰炸后留下的残坦断壁以及军警横行警笛嚎叫的混乱态势，乞丐遍街，满目疮痍。在一个转弯处，她掏出小镜，装着整理头发的样儿，确信身后没有“尾巴”跟踪后，她迅捷加快脚步，一拐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处——曾家岩50 号的“周公馆”。黎琳很性急，还没坐下歇口气就嚷嚷着“要工作”、“要分配任务”。
此时在“周公馆”，负责南方局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委派曾希圣跟黎琳谈话，要她做好充分的地下工作的准备，迅速熟悉新的工作环境。住在“周公馆”，黎琳思想活跃，性格开朗，以爱笑、爱动、爱唱深得同志们的喜欢，叶剑英同志有时也笑着叫她的外号“干一场”。曾希圣看她娇小玲珑，爱蹦爱跳的，常叫她，“小不点”。黎琳在“周公馆”住了20 多天后，熟悉情况很快，她变得成熟了。这时，叶剑英同志亲自找她谈话，交代了新的任务。
曾希圣负责的南方局军事情报组认为她既有工作经验，又有城市小姐的气质，便将组建“军统电台特支”的重要任务交给她。黎琳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时，黎琳诙谐地说，我要在军统的“心脏”安放一个大“定时炸弹”，一旦引爆，炸它个天翻地覆！逗得、同事们哈哈大笑。
军事情报组经过一番分析研究，作出决定，黎琳改名为张露萍，装扮成张蔚林的妹妹，假说是从上海老家来。她与张蔚林按预定暗号联络上后，11月底，张蔚林从电讯总台宿舍中搬了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了下来。接下来，南方局军事情报组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对她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言谈举止、接人待物，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都进行了布置。按照规定，“军统电台特支”由南方局军事情报组直接领导，不与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张露萍负责送情报到“周公馆”和在军统电台发展组织。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谈吐高雅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出现在电讯处的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的宿舍。
张露萍和“军统电台特支”的同志开展工作后，成效显著。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情报组，甚至敌人密码也被偷了出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了，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往延安。他们就好像安放在敌人心脏的“X 光透视机”，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得透彻。他们发回的情报，对于了解敌人的阴谋，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军统电台中的“红色电台”。南方局军事情报组己对军统电讯总台的机构和人员分布、通讯网络状况、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都了如指掌。正当张露萍等人得心应手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40 年2 月中旬的一天，张蔚林工作时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只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器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本来是正常的事，但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他在想，怎么办？会不会暴露？情急之下，趁敌人防范不严时逃了出来，径直向南方局军事情报组汇报。特务们发现张蔚林逃跑，立即搜查了他的住处，在一个抽屉里发现有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发现那份抄有军统局职员的名册。情况万分危急。张蔚林向南方局军事情报组汇报发生的情况后，此时，大家并不知道敌人己经搜查了张蔚林的住处，经反复分析研究，军事情报组的同志认为，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对他关禁闭，只是为了惩罚而已，若逃走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
当然，回去也有一定的风险，但凭张蔚林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
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忐忑不安地敲响董益三的家门，正在向董求情之时，电话铃响了，董接完电话出来，沉默了一会，叹口气说：“你的事发了，可我救不了你，你自己去对戴老板说吧！”随后，两名特务推门而入，将张蔚林押走了。
张蔚林被关押在稽查处的看守所。此时，他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但想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心急如焚，怎么办？他想：“想方设法一定要把我被捕的消息送出去，通知同志们转移。”他想到了看守所长毛烈，因为是新近到任，对一些规定和情况都还不熟，可以利用他将信送出。于是，张蔚林写好暗语，假称要取钱用，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里岗四德里，并许诺信如送到即给毛烈50 元“辛苦费”。
信送到了，同志们安全撤离。第二天，戴笠发现此事后，立即带领特务扑向这个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可此时己是人去楼空。戴笠勃然大怒，下令枪毙了毛烈。张蔚林被捕的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逮捕了电讯人员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光、安文元。当时，恰逢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刺向寂静的夜空。车上跳下来一个个荷枪实弹的武装特务，并迅捷包围了整幢大楼，连整个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他情知不妙，借着沉沉的夜幕，机警地翻过后墙，沿着熟悉的小道上逃走了。冯传庆一路狂奔来到“周公馆”，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跟着，感到十分惊讶。冯传庆急促地说道：“敌人己将电台包围了，正在抓人，我是借值班之机翻墙跑出来的。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这时，叶剑英同志从三楼走下来，郑重地告诉他：“其他同志可能己经被捕了，你不能回电台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冯传庆望着叶剑英同志那坚定的表情，表态说：“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叶剑英深为这次事件痛心，但又安慰冯传庆不要难过，要镇定、要经受住斗争的考验，还为他分析了形势，告诉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看到冯传庆因仓促出走，身上穿得单薄，叶剑英同志顿生怜爱之心，遂脱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铜色皮袍，披在冯传庆身上，又帮他化上装，戴上一顶礼貌，手拿文明棍，装成一位有钱人，还送给他200 块大洋做路费，并一再叮嘱：“路上要住在旅馆、大饭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两点，曾希圣安排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的防空洞钻出来，来到漆黑的嘉陵江边，经过一番侦察，确信没有特务跟踪，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了江。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觉得夜黑不好赶路，在江边一个渔民的草棚子里一倒下便睡着了。早晨，渔民赶来，发现一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以为是日本特务，于是在冯传庆未醒之时绑缚起来送到警察局去了。此时，特务已封锁了进出重庆的所有要道和路口，发出了通缉令，上面有冯传庆的照片，警察局一对照，把他认了出来，然后将他送交军统局。
话说“军统电台特支案”事发时，张露萍刚好去了成都老家探亲，对重庆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一封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和规定，她给南方局军事情报组写了一封暗语信，告知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只要一天的时间，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军事情报组收到信后，知道是军统局设下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为时晚矣，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捕了。原来，是安文元一被捕便叛变了，他如数供出了整个组织情况和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发了那份电报，从而诱捕了张露萍… …
“军统电台特支案”发生后，外国驻渝新闻媒体报道：“… … 这一天，座落在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的中国军统电讯总台，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这些外国媒体还对这里的神秘感进行了描绘：“… … 这座小楼平常总是戒备森林，窗帘紧闭，若明若暗的灯光昼夜不熄，来往人员总是行色匆匆。这是军统特务的首脑机关，一道道行动的指令就是通过这‘嘀嗒嘀嗒’的电键声传送到军统，遍布全国的各个网点，指挥他们的行动……”
不久，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万分震惊，共产党像孙悟空一样钻进了军统的内部“腹中” ，无不感到羞耻。他一反常态地将他的爱将戴笠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一再在我面前吹嘘军统是如何的厉害，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现在共产党的尖刀都插到你的心脏里了，娘希匹，我们的电台都快成了共产党的电台了，你还有脸来见我吗？”
特务头子戴笠挨了蒋介石的痛骂，更是气得疯了一般，在他一向以为组织严密，牢不可破的军统局内部，竟出了这样的大事，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总想对下属出出气，只是没有找到机会而己。机会终于来了。在军统局“总理纪念周”上，他向全体特务训话，大骂道：“魏大铭（电讯处长）你真糊涂，共产党睡在身边都不知道。总台长也有问题，还敢出面保共产党，真混蛋！”“共产党都打进我们团体来了，你们还在睡大觉！”特务们耸拉着脑袋，嚓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他当场宣布，在军统局督察室成立“防奸股”，同时严密控制内部人员，凡认为可疑的人都列入黑名单，经常派人监视。此后一两个月，戴笠始终阴云密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整天拉长着马脸，垂头丧气，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动辄对部下拳打脚踢，脾气坏到了极点。他曾懊丧地对一位亲信说：“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张露萍被捕后，狡猾的敌人施行“放长线钓大鱼”的伎俩，故意让她到“周公馆”附近蹓跶，看她跟谁接触，进不进“周公馆”。有一次，她离“周公馆”大门只有
为了要榨出油水，达到其可耻的目的，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杨光、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审讯。经过数次审讯，戴笠绞尽脑汁，使出惯用的狡诈欺骗，酷刑拷打，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也没榨出七位虎穴英雄半点油水。得到张露萍的供词始终就是那句话；“我是川军师长、眉山专员余安民的女儿，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情。至于冯传庆、杨光、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也是因张蔚林认识的。”张蔚林随机应变，也只承认：“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而冯传庆、杨光、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们替他写好的“自首书”，令敌人尴尬至极。
戴笠真是无计可施，黔驴技穷了。他被逼无奈，只得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处张露萍等七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所谓证据，好与共产党作斗争。后经蒋介石批准，张露萍等七人被钉上死镣，囚禁于白公馆。
19 43年3 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往贵州息烽监狱。在息烽；监狱，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是革命者的战场，在监狱这个特殊的战场，革命者更是把“坚定不移”和“不屈不挠”这些词演译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如叶挺于1942 年11月21 日被囚禁在重庆红炉厂秘密囚室时所写的《 囚歌》 那样：“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将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当张露萍等七人被押到息烽时，车耀先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自己看着长大，亲自将其送去延安的姑娘，她此时带着沉重的脚镣和手铐，迈着蹒跚的步伐，身体看上去显得很虚弱，但仍像以往那样，性格刚强，目光炯炯有神，热情似火。很快，车耀先知道了张露萍的“案情”，悄悄写了一张“一切知悉，各自努力”的纸条去安慰和鼓励她。1 943 年，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在息烽搞所谓的“感化教育”，狱中党支部利用这个机会，争取到了一些“宽松”环境。这样，张蔚林、冯传庆、杨光、赵力耕、陈国桂、王席珍解除了脚镣，住进了条件稍好的“感化院”并且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由活动。他们对监狱当局布置阅读的“三民主义”、“总裁言论”等书籍，不感兴趣，却表现敷衍，暗中利用每星期有一次借书的机会，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书籍。杨光、赵力耕日语很好，每天定下课程教其他人学日语，不便说的话均采用日语对话，特务们不懂，干瞪眼。冯传庆多才多艺，把废纸盒做成扑克牌，供大家娱乐，情趣倍增。陈国柱新婚不久即被捕，难友们跟他开玩笑，说他是“新郎官坐监牢，日子真难熬。小媳妇来盼新郎，两眼汪汪哭嚎嚎……”他听了，不恼不躁，而是莞尔一笑，说：“戴笠怕我跑，抓我来坐牢。为革命而坐牢，牢坐穿乐陶陶。”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张露萍因单独关在一处，多次秘密带信给他们，叫他们要坚强，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赵力耕因长期关在阴暗潮湿的禁闭室，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儿乎瘫痪。但他们对难友们说：“爱国何所惧，历史将证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张露萍在狱中养了一只鸡，难友徐宝芝生了小孩后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哭，张露萍就每天把母鸡下的蛋送给孩子吃。 难友们见她身体也不好，劝她将鸡杀了补养一下身体，他回答说：“不杀，留下生蛋给小妹妹吃。”徐宝芝非常感动，给孩子取名叫“纪萍”。
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他早就垂涎于张露萍的美貌。一天，他借故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没说几句就嬉皮笑脸，耍起了流氓手段。张露萍忍无可忍，厉声喝斥道：“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人了！”厚颜无耻的周养浩还不死心，又挨过去，就要动手动脚。突然，“啪！啪”两下，脸上挨了两记响亮的巴掌，周养浩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声扬，憋在心里窝着火，脸色胀得象猪肝那样… … 张露萍痛打周养浩，给狱中难友出了气，此事很快传遍了全狱。一连几天，周养浩都搞得坐卧不宁，耷拉着脑袋，狼狈不堪。
身在狱中，难友们都在酝酿着越狱的方案。按照狱中党支部的安排，张露萍利用敌人允许她参加文娱活动，利用唱歌演戏的机会联络难友，策反看守，为越狱作准备。在排演《 女谍》 的过程中，她结识了李任夫，要他去做看守人员的工作，并通过李任夫与其他难友进行秘密联络。越狱的准备工作正在悄无声息的进行着。突然，有一天狱方搜查了李任夫的铺位，发现李与张露萍在来往的纸条中大骂周养浩是“活王八”。周养浩气不过，立即召集全体人员集合，当众毒打李任夫40 大板，打得鲜血直流，寸步难行，还给其加戴重镣，罚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戴上重镣，罚吃半个月盐水饭。
周养浩贼心不死，看着机会又来了，再次找张露萍单独谈话，便大献殷情，甜言蜜语地说她年轻漂亮，前途远大，只是受人欺骗上了当而己，还假惺惺地写条子叫会计室发200 元特别补助费给她。然而，周养浩打错了如意算盘，张露萍根本不吃他那一套，抓过条子，“唰唰”一把撕成两半，气得周养浩七窍生烟。
1945 年7 月14 日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桂、王席珍等七人到重庆开释。开释？一提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机警的张露萍想到前两夫听说周养浩叫总务股准备28 块木板，这就暗示着有七位难友要遭杀害。张露萍立刻意识到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她很从容，很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她坦然自如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了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的连衣裙，戴上红宝石戒指，又从皮箱里取出一件礼物送给一位难友，平静地说：“这个打火机你留着吧，它对你有用。”她要与她一块演过戏的一位女难友替她梳头和化妆，动情地说：“请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位女难友颤抖着手接过胭脂盒，眼泪“涮涮”地流了出来，张露萍笑着安慰道：“你不要难过，我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席珍六位同志都提着行李，站在卡车前，静静地看着张露萍做完这一切，上车时都争着扶她一把。
汽车发动了，张露萍等七位同志微笑着站立车上，挥手向狱中的难友们告别。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清楚，只要一踏进这人间地狱，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他们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们要用微笑去面对死亡，迎接永生。难友们早己是泪眼朦胧，喉管呜咽，目送着汽车消失在滚滚的烟尘之中，只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己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汽车行驶到一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是离息烽县城
虎穴七英雄在抗战胜利前夕倒下了。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最大的陈国柱是33 岁，张露萍才24 岁。几十年后，张露萍的丈夫李清回忆起在延安离别的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她的心却热呼呼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真没想到，那次离别，竟成永别… … ”
七位烈士英勇就义后，因种种原因，长期蒙受不白之冤。曾希圣一直因案情不明而心不平。1 968 年他在逝世前夕还对一位战友说：“黎琳（即张露萍）等人不知道被捕后是否坚强？如果不搞清，一辈子都是遗憾的事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1981 年12月1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查清敌人监狱里遇难者问题的指示。接着，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出调查组，查找资料，走访证人，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真相大白，拂去了革命烈士名字上的历史尘埃，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83 年7 月10 日，叶剑英听取了对张露萍、冯传庆等人复查情况的汇报后，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
是那个‘干一场’吗？” 1983 年7 月26 日，叶剑英接见了复查组的同志并亲笔证实：“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位同志打入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就是那个麻子（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己经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了去… … ”
至此，“军统电台特支”七勇士的英雄事迹才像滔滔的嘉陵江，流传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