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评估的知青情结：究竟是否“青春无悔”？

2011年05月16日 14:4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米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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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种种不同评价，特别在有悔和无悔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人们在今天社会中所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上的差异。

可以说，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影响。

例如以行业论，今天从事于自然科学工作的老插们，几乎没有人不扼腕叹息那段光阴耽误了自己出成果的机会，相对于下一代人，他们几乎不存在什么在知识积累和专业经验方面的优势，而知识结构、年龄、精力等等使他们已经失去了夺取诺贝尔桂冠的时间。但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或走上仕途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却使他们获益匪浅，为他们今天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对国情的洞悉和丰富的阅历就成为他们相对于下一代的优势。恰逢中国正在处于一个向现代化转折的历史时期，对于前所未有的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经验是如此地游刃有余，而他们在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中打开的眼界、创新的精神又如此地为社会所需要。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那么这段经历更可贵了。无论是早期的朦胧派诗人，伤痕文学或知青文学的作家，电影界的第某代导演，画坛的某某流派等，其多数都是从他们的知青生活开始其艺术生涯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若缺乏这样的磨难和体验就成为不了艺术家。但是像上面引述某作家、画家和非“普通老百姓”的那几段话，如果作为自己或个人的一点感触也许还能成立，但是放之四海，称“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则会谬误泛滥。

这里涉及一个原则，对于一个有能力把昔日的苦难变成今日财富的人，他有理由认为自己的青春无悔。他的主观感受可以通过那些大风大浪、痛苦、荒诞的经历得到升华，以丰富人生。但是，对于这代人当中绝大多数凭体力讨生活的老插们，这段经历除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他们与其他人的竞争中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甚至起到的是负作用。如果他们的人生意义和需求，都已经远超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层次，他们就会主要从追求自身经历和体验的丰富多彩等精神层面去检讨人生了。因此，那些有本事把灾难变为享受的人们，那些专注于精神享受的人们，切忌去为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大多数说出“青春无悔”！因为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物质生活的水准，灾难只能就是灾难，它无法转化。

另外，人们今天的经济条件也决定着人们对此问题的态度。

比如说，现在生活条件、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们，大多不会再计较那段经历蒙受的损失，而容易用宽容的眼光浏览过去。但对于一些至今尚未脱贫的人们，因为工龄或本单位工龄的限制，与那些比自己几乎小一轮的弟妹们拿着相差无几的工资，不能分到按情理来说应当享受的住房，面对着下一代青年纷纷进入大学校门而自己却只能在下班后攻读着各种文凭或补习班，或者完全与现今的各种文凭无缘，他们回首上山下乡的往事时，又怎能不把现状中的这些叹息归咎于斯呢？至于那些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离异之苦、伤残之痛、变态婚姻的折磨，以及因此受限终身失去遇到知音机会的男女们，上山下乡简直是一场噩梦。

伴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无疑是要被彻底否定的。但它作为第三代的一次整体实践活动，毕竟给这个社会、给他们自身留下了些东西，其褒贬毁誉自然应当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些不同认识注定要通过这代人强烈地表现出来，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符合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抑或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它留给这代人的痕迹太深了。

大约是1995年夏天，笔者曾经应邀参加一个由《光明日报》和《北京青年报》举办的关于老三届的座谈会，恰好与已故作家王小波同席。英年早逝的王小波是一位很有潜力成为文豪级的小说家和杂文家，当然也是一位第三代人，有幸还是比笔者晚一届的校友。因为对他不熟悉，也许是他的口头表达远逊于他的笔头，总之他在那次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引起笔者过多的注意。而开始熟悉他，是他故去后出版的系列作品，特别是其颇有思想深度的杂文。其中就有几篇论及了这里谈论的主题--青春无悔还是有悔的问题，这里摘引几段，也表示对他的一点追思。

王小波的文章指出：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明，但盲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绝不能因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在伟大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又是弄得人好赖不知，香臭不知。

……很多中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王小波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归纳一下：一、要彻底否定上山下乡，反对青春无悔的提法；二、这代知青从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获取的收益，是从属的，次要的，不能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三、把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当成崇高的感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希望没有理解错他的意思。

另一位同代人这样看：对于“青春无悔”我有些格格不入，同时又感到它是值得理解的。这可能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找齐”心理：像老红军回忆长征，老八路回忆抗日战争，老志愿军回想抗美援朝。可是我们的青春却没有办法和他们任何一代人“找齐”，我们只有上山下乡。找的意义，实际是更大的失落，是无情地显示了自己的“老”和“过气”，所以这个模式里隐藏了一个悖论。和老红军们不一样，我们的价值在于是否对环境进行了抗争？最有价值的青春应当是这样的：别人和环境一样，你不一样；同样的环境，会出不同样的人。如果你成功了，不要感谢苦难，而要感谢你自己以及曾经帮助你战胜逆境的人，悔与不悔的分界线在于你当时有没有顽强地抗争愚昧与沉沦？你今天是不是清醒地确定了自我认识与外界评价的关系？

笔者以为，青春有悔还是青春无悔，归根结底是一个自我反思的命题，而且是一个概念并不明晰的命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争议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有悔还是无悔，而在于是否做到了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