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放冰箱好吗: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的拐点

中山水寒 于 2010-8-3 14:07:0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来源：《商务周刊》 作者：和阳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727/n273803216.shtml

http://money.163.com/10/0727/15/6CK21CSF00253G87.html

中国人口的拐点

　　——专访易富贤

　　2010年春节过后不久，“用工荒”再度上演，与2004年起每年出现的“用工荒”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长三角缺工数激增至数百万，除前些年出现的技术工人短缺，普工也开始招不到人。“用工荒”的关注度渐次下退，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杀又轩然而起，接踵而至的新闻是罢工，本田、丰田、尼康、平纺?各类所有制成本均有涉及。

　　在人口学家易富贤看来，这些是“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拐点的征兆”。“人口结构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需要系统全面的反思。”他说，劳动力对于国家而言是“精气”所在，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劳动力供应也是不可或缺的自变量。因此，他和不少人口学家呼吁，中国应尽早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发展”。

　　易富贤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念完药理学博士后，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出国之后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对“中国人很能生孩子”、“中国人口太多了”这些几近“天然正确”的判断产生了怀疑，零星地写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文章。2002年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做妇产科研究工作，由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看电视、不做家务、没有“会”参加的易富贤，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放在人口学研究，2007年出版了广受关注的《大国空巢》一书。

　　“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普及一个观念，人口是最重要的产业单位，有了人才有消费、生产、就业这些循环，减少人口不但不能缓解就业压力，而是恰恰相反。”7月1日，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咖啡馆，操着湖南普通话的易富贤对《商务周刊》说，人口是战略性大课题，视野必须超越一两代人，“得尽快鼓励生育，否则中国面临的是老龄化社会里的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中国已经连续几年出现民工荒，一些企业也因为工人对工资水平不满而遭遇罢工，这与前几年的低廉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逆转？

　　易富贤：值得大家严重关注的是，今年的民工荒，其实与前几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2004年的民工荒，是因为中国20-39岁劳动力在2002年开始减少，但由于15-64岁总劳动力以及19-22岁最年轻的劳动力都还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而2010的用工荒是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都在或即将减少。中国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了顶峰（1亿人），之后开始急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约40万人的重要原因。教育部的另一组统计也证明了适龄人口总量的减少趋势：2008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49万，2009年为834万，2010年再减至803万。

　　据最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19—22岁人口到2018年只剩下0.53亿，9年下降一半；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同类数据，这个年龄段人口数也是从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3年只剩下0.62亿，14年下降差不多40%。两组数据有些差别，但快速减少的大趋势以及2009年这个节点都是一致的。

　　这还只是逆转的开始。从人口学的预测看，由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73岁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调整，劳动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年轻人数量的变化却很大。比如以2010年为基点，15—64岁人口到2020年将只减少3.4%，但20—30岁劳动人口却要下降27%，19—22岁人口更是下降45%。

　　劳动力市场对19-22岁人口数量的变化最为敏感。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各地将掀起抢劳动力的风潮，并且将越演越烈，也意味着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来说，意味着生源不足，今后高校将掀起生源争夺战；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并且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而社会负担较轻的状况将不复存在，人口结构会脱离人口红利的状态?

　　易富贤：我一直不太赞同“人口红利”的说法。需要养的小孩少了，社会负担低，但谈不上红利。这种靠降低生育率来降低抚养比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很粗略的想法，因为抚养比又分为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混淆了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谈人口红利，这是不对的。

　　抚养，是工作的人养不工作的人，所谓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周岁人口，0—14岁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儿童抚养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老年抚养比。显然，儿童与老人都需要抚养，但总抚养比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哪个更多哪个更少，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不同的。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资，是一种人口高利贷。

　　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发达国家在1950-1980年的总抚养比是50%—60%。中国1980年代初期社会比较和谐，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当时的总抚养比介入50%和60%之间。印度在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总抚养比在50%—60%，印度经济将步入快车道。

　　这是统计学上的经验总结，从人口学来解释，人口和消费是比例关系。我研究了所有国家劳动力与消费者的关系，所有国家都是50%左右，也就是说两个消费者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总劳动力（实际就业人口段）与总消费人口的比例是63.5%。中国的13亿消费市场只能提供6.5亿就业机会，而劳动力是8亿，有1.5亿过剩劳动力。劳动力与消费者比例过高也意味着总抚养比极低，目前中国的总抚养比低于40%，就业压力大。为了保证就业，产品就必须大量廉价外销，靠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虽然抚养比低，但是由于高就业压力，社会和谐度还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总抚养比过低其实并不是好事。

　　而未来则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30年的计划生育，人口结构中的儿童比例持续下滑，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未富先老的问题正在迫近。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只有1.66亿、1.11亿，老年抚养比还只有11%——就是9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养老金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而现在年轻劳动力又开始了持续减少的走势，老年抚养比将从目前的11%不断增加，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两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儿童越来越少，年轻劳动人口也开始出现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导致总抚养比逐渐加大，这对于综合国力十分不利。比如日本的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00%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人口，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总抚养比是以老年抚养比为主，中位年龄将超过55岁。日本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在沉重的老龄化压力下，无力进行人口投资，更加养不起孩子，国力将难以恢复。我们的问题则是强制生育率带来短暂的“红利”后，反弹到另一个高点：中国已经未富先老，这样下去还将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但从直观感觉上说，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至少从就业上来说，年轻人减少会让上学和就业竞争不那么激烈了。

　　易富贤：1980年一胎化政策实施后，少生了1.3亿人口，看上去少抚养了1.3亿人，但也少了1.3亿消费群体，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家庭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如果将人口再生产看作是产业的话，生产婴儿是人类社会投资拉动率最高的产业。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且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所以降低儿童抚养比意味着人口投资的减少，而年轻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让我们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时间远低于婴童，资本回报率低，一旦老龄化程度加大，相应制度建设不健全，银发市场能有多大？

　　就业难成因极为复杂。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能就业，靠的是人多劳动力便宜这样的比较优势从国外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大学生失业则恐怕是因为产业升级至少20年未有起色，第三产业发展迟缓。而产业升级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刚才讲的，人口控制政策所造成的“额外过剩”的1亿多劳动力无法找到国内对应的消费者，从而强化了不涨工资的比较优势。

　　《商务周刊》：这真是与众不同的逻辑。我们换一个问题，现在依靠涨工资倒逼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又有些苗头了，您刚才也说总劳动力供应量2012年开始减少，是不是刘易斯拐点来了？

　　易富贤：刘易斯拐点更多的是理论价值，从劳动力总量来看，全球都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比如国内经常举例的日本。日本经济起步比中国早40多年，日本在1949年开始普及家庭生育计划，提倡少生，结果生育率从1947年的4.5急剧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这就导致了日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并不表明劳动力短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事实恰恰相反。

　　日本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1975年前是不断增加的，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口学基础。这个年龄段的人口197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1990年代又出现过一个高峰，然后到2000年之后才不可逆转的快速减少。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5年才开始减少。也就是说日本1960年代经过所谓刘易斯拐点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不但15-64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当初没有出台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经济发展会更好，比较平滑。换句话说，日本劳动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

　　《商务周刊》：所以您一直是人口学界的激进派,主张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补充年轻人口。

　　易富贤：我的观点并不激进，只是希望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要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相当于上一代不增长也不减少（世代更替），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但中国1990年之后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了。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在2012年之后爆发。

　　其实即便没有计划生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然下降，不需要强制调控。中国大陆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现在泰国、伊朗、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但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了。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也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

　　今年是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三十周年，当年公开信里说的明白：“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人口政策，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 daguokongchao@gmail.com

中国从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由于时间的滞后性，目前还只是看到所谓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恶果还没有显露出来。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
1、2012年：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
2、2009-2018年：219-22岁黄金劳动力减少一半。
3、2012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4、2010年：老年抚养比开始加速上升。
5、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6、2011年：育龄妇女开始快速减少。
7、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一、2012年：总劳动力开始减少。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的“精气”，是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比如日本，从1950年到1990年代，15-64岁总劳动力一直在不断增加，国力也在不断增加，到1980年代后期对美国都构成了威胁。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但由于国力在增强，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得以消化。政局也稳定，首相不但能够任满任期，而且还能连任。



但19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就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有“日”薄西山的趋势。对于日本的衰退很多人提出了解释，有人说是因为日元升值、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银行体系问题……..等。其实这些只是表象，如果劳动力充足的话，那么1990年代初出现的这些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会被消化（日本以前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但几年之后就度过了危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根本原因是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0年代开始减少。总劳动力减少标志国力即将衰退。在国力下降的过程中，不但无力消化过去的老问题，而且因为老年化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丛生，日本政局也变得不稳，首相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



中国目前经济还朝气蓬勃，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劳动力还在增加。中国目前与日本1980年代后期有些类似，国力达到鼎盛时期（以奥运会为标志）。但是2012年中国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意味着中国即将走日本1990年代的老路。2012年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标志年份。



在总劳动力减少之前，19-22岁劳动力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已经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万，也就是说最有活力的劳动力在9年之内下降一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这个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高考生源快速减少（意味着今后大量高校将破产），导致2010年的全国范围的用工荒。

此外，国际人口结构的巨变也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虽然发达国家早就出现了老年化，但总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与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最近20多年，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一直低于50%，比1950年、1960年、1970年都要低，是负担最轻的时期。但是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意味着也将出现经济乏力。



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从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将快速增加。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了，今后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变。



发达国家人口结构改变对中国经济有深远的影响。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年幼消费者，导致“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现在国际市场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北美和欧盟两大经济体，即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近60％。2010年发达国家的总劳动力减少和老年抚养比增加，将导致消费萎缩和储蓄额下降，意味着购买力下降，国际市场即将萎缩，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而印度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增加，将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原因将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中国的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

二、2012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出生性别比异常对目前的婚姻市场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目前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24岁左右，男性在26岁左右，男性比女性大2岁左右。我们用22-26岁这五年年龄段代表女孩初婚人群，对应男性24-28岁年龄段。从图可见，2012年之前，中国婚姻市场基本正常，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甚至女性还略多于男性（城市剩女现象的人口学基础）。但是从2012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口将大幅超过22-26岁女性人口，到2030年男性人口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



以25-55岁男性人口对应23-53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过剩男人”。目前“过剩男人”波动在1000万左右，对于这么一个大国来说是正常的，并且这些人很多是智力、体力有缺陷的人，经济能力比较弱，对自己的光棍身份比较认同，对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但是从2012年开始，“过剩男人”将快速增加，到2017年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开始接近4000万。这4000万青壮年光棍对社会稳定和家庭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比如2007年广东省徐闻县42岁光棍苏千小砍杀4学生；2010年3月23日，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2010年5月16日，20岁贺州男子疑因女友悔婚，血洗佛山一条街，“专挑年轻女孩儿砍”，先后6人被砍伤送往医院。

三、2010年：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从2010年的1.67、1.1亿增加到2030年的3.4、2.3亿，2050年的4.4、3.3亿。





201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1%，也就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并且只有城市四千多万老人享受社保金（他们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了。2010年开始，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20多年后将是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40年后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现在的年轻人到了老年，将是无比凄惨。

四、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与总劳动力的比例。中国目前总抚养比是空前地低，不到40%，这也是一些人口学家所吹嘘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从2015年开始，进入人口还债时期，总抚养比将快速上升。

五、2011年：育龄妇女快速减少



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开始减少，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也快速减少。



妇女是生育的主体。育龄妇女减少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了。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如果十二五还只是放开二胎，那么中华民族的衰落难以逆转！

六、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联合国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则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开始负增长。



其实联合国的预测还过于乐观，因为对现有数据是采纳国家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比如联合国认为中国1995-2000年每年出生1970万，2000-2005年每年出生1801万。但中国国家统计局认为1995-2000年每年出生1900万，2000-2005年每年出生1624万。而根据客观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5-2000年每年只出生1379万，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2001-2005年每年只出生1369万。也就是说中国人口高峰不可能达到13.9亿，峰值时间也不会等到2020年。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增加，但从1988年开始，年增人口其实是在直线递减。根据1987年到2006年年增人口变化趋势，笔者推测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



人口一旦负增长，将一发不可收拾。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那么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将出现一个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净减一千多万， 雪崩 !大国空巢！在人口“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结论：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危机将全面爆发。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4 11:05:08编辑过]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默默祝福    影响力指数：2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8-3 14:27:17    第 3 楼
[原创]走出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驳胡鞍钢等
文章提交者：水寒中山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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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于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6142506&bid=2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6078144&bid=2

走出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
—驳胡鞍钢“二孩软着陆”方案

　　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daguokongchao@gmail.com
　　一、胡鞍钢抛出二孩软着陆方案
　　二、“要价高低”并不是问题所在，而需要动摇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三、停止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四、胡鞍钢现在的二孩软着陆方案比1980年宋健的独生子女方案还要保守
　　五、胡鞍钢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意在曲线救计生委
　　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一、胡鞍钢抛出二孩软着陆方案

　　　2009年11月26日经济参考报发表了胡鞍钢的文章《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稳定未来人口规模》（http://jjckb.xinhuanet.com/yw/2009-11/26/content_193524.htm，简称“胡文”），提出“稳健”的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胡文”在网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称胡鞍钢为开明派人口学家。网友们期待生二胎已经很久了，看到“胡文”的“二胎”就欢呼，却不细细体味胡鞍钢观点的真正内涵。其实该文不过是胡鞍钢与曾毅等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的老调重弹。“胡文”的中心思想是“稳健”、“花上一代人的时间”、“软着陆”。如果中央采纳胡鞍钢的建议，那么中国将是万劫不复！

我在2004年就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当时就认为停止计划生育难以防止人口锐减，反对仅仅放开二胎。我2006年8月在光明观察的一篇文章（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223）中说过：“1980年要是有人提出“二胎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方案来说还算是功臣；现在要是还只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我在《大国空巢》里重申了这一观点。这几年我在多篇文章中驳斥了二胎方案。我在《二胎方案是错误的》（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系统分析了为什么二胎方案是错误的。2009年《财经文摘》7月刊出了一期题为《计划生育谋变？》的人口专辑，请我写的主文（http://www.21fd.cn/?action_category_catid_379.html），我在文章中重申：中国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

“胡文”中认为中国现在生育率在1.8左右，如果采纳他们的“二孩软着陆”方案，生育率会达到2.1。这种观点是胡说八道！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证实生育率只有1.3。我在《大国空巢》中国用三十多种理由质疑了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国家计生委自己的调查数据显示现在生育意愿只有1.73了，意味着停止计划生育之后生育率很难稳定在1.5（因为有不育和单身人群的存在），采纳胡鞍钢的“二孩软着陆”方案，生育率反而会达到2.1？

胡鞍钢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这也是胡说八道！只有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发展中国家由于婴儿死亡率较高，世代更替水平普遍在2.5-3.3。中国不但婴儿死亡率比发达国家要高，而且出生性别比也比发达国家的105要高，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0-4岁性别比高达123，难道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也是2.1？

胡鞍钢引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料，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结构，该数据认为中国2000年0-14岁人口为3.26亿，2010年印度0-14岁人口只高出中国近50%，中国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之间才达到最高峰。

但是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只有2.84亿，没有3.26亿，中国15-59岁人口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然后就减少。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0-4岁人口只占全球10.9%了；而印度2005年0-4岁人口却占全球20.4%。意味着今后印度劳动人口将是中国的两倍。

胡鞍钢为什么与其他主流人口学家一样不敢采纳中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这样耗费巨资获得的客观数据，而采纳联合国的推测的乐观数据？原因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认为中国1995年以来的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8，与他的二孩软着陆方案相衔接。如果胡鞍钢采纳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那么意味着他的“二孩软着陆”方案是错误的，也意味着他19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

　二、“要价高低”并不是问题所在，而需要动摇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　　　　

如果能够公平地辩论，胡鞍钢等人的二胎软着陆是经不住推敲的，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1980年代就要求对计划生育“不争论”，虽然当时的决策者已经去世，但是余威震于殊俗，媒体人士、社会贤达自律性比官方更好，而普通百姓也一样，以为放开二胎的“要价低”就越能“成交”。胡鞍钢的观点由于“基本国策”增加了砝码，反而被视为合理了。

要价低就真的容易成交？1980年代梁中堂早就提出过二胎方案，并且在全国八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试点了二胎方案；2000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儿童医院黄敬孚教授也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放开二胎的提案；2004年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在一个场合做了“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的表示；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王翔提交放开二胎的提案；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教授联名29位政协委员提交了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恢复两个正好”的提案，并做成书面发言；2008年和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连续两年提交放开二胎的建议（纪校长本意应该是不错的，可惜被翟振武和邬沧萍害了）。

笔者认为这么多二胎提案中，除了梁中堂的方案外，最有前瞻性的要算黄敬孚教授的提案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还没有进行，绝大多数人口学家都还在高唱要继续从严控制人口数量，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胡鞍钢）还在强调人口增加就业压力，而黄敬孚医师就已从人口结构和经济学角度就提出了二胎方案，并且论据充分，包括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独生子女心理健康、扩大内需、养老、就业等多个方面，八年之后的纪宝成提案还达不到黄敬孚的提案的人口学高度，九年之后的经济学家胡鞍钢的提议还远远达不到黄敬孚的提案的经济学高度。

但是人口政策至今纹丝不动。说明“要价高低”并不是问题所在，而是需要动摇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其实“放开二胎”只是大家（包括媒体人士）自己的心魔，谁规定只能在二胎与一胎之间选？

有关部门应该已经意识到停止计划生育的必然性，深圳的机构改革方案已经定下来了，决定撤并计生委。顺德的机构改革也撤并计生委。王鑫海在深圳卫视的采访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荆慕瑶担任主持人）里明确提出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鼓励生三个孩子。深圳卫视的这个节目顺利通过审查而播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央视公开说需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说只是放开二胎。2008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也说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并没有说用二胎方案取代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决策层最需要的是告知人口真相，而不是学者们的自我妥协。可见，所谓的“放开二胎”只是胡鞍钢等人的自作多情。

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毫不犹豫地去改”。现在当务之急是证明计划生育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用放开二胎去妥协。独生子女政策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放开二胎同样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停止计划生育的唯一希望，人口政策调整根本不用指望所谓的开明派人口学家。

　　三、停止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如果说以前不停止计划生育是因为要沿着邓小平制定的政策。那么1980年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再不调整人口政策，就不能找历史原因了。

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38万人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专家们不相信38万人调查的结果；计生委和人口学家将生育率篡改成1.8。于是大家期待着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结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连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了；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0年人口普查，然而结果更令他们吃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1.22；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5年的“小普查”，然而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3；又被篡改成1.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并根据1.8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因此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没有调整人口政策。人们又在期待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粗算生育率只需要几个月时间），如果2011年（超低生育率经历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两次“小普查”的证实）开始的十二五规划再不停止计划生育，那么政府诚信何在？

也就是说2010年、2011年已经到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后关头，不是程恩富、田雪原、李小平等人可以阻拦的了（他们不过是螳螂挡车而已），胡鞍钢这次提出二孩软着陆方案只是想尽量将停止计划生育的洪流装进放开二胎的锅子里，然后水煮青蛙。

生命不是命题，生命的存在不隶属于任何可讨论的范畴之内！生育公权只能为生育私权保驾护航（比如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而不能侵犯私权。二胎方案与独生子女政策一样是建立在国家可以管制生育的基础之上，政府的手伸进生育私权范畴。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平稳过渡吗？胡鞍钢其实并不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而是为了自己心安，期盼通过“平稳过渡”掩盖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些民间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二胎方案，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认识高度不够，不知道人口真相，也没有历史负担，而胡鞍钢却有沉重的历史负担。　　

　　四、胡鞍钢现在的二孩软着陆方案比1980年宋健的独生子女方案还要保守

1980年代在全球人口爆炸的强大舆论误导下，控制人口是当时的普遍民意，当时的人口政策选项是：要么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要么放开二胎（更加符合政策连续性）。结果宋健的独生子女建议占了上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宋健政治陷害了当时的决策层，让当时决策层的历史性政绩大打折扣。

现在计划生育后果已经显露，民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要求调整人口政策的呼声很高；国际舆论也发生了改变，不少国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调整人口政策是势在必行，现在人口政策又面临两种选项：要么放开二胎（更符合政策连续性），要么停止计划生育。胡鞍钢站出来，提出二孩软着陆。

站在1980年的背景下，胡鞍钢现在的二胎软着陆建议是开明派建议，但是当时他却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坚决支持者。他断言中国人口上限，认为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发展，他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89年在《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一书中，从就业适度人口推算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2000年为10亿左右。其实就业机会是由生产提供的，而生产又取决于消费。从就业角度看，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相关，是变量，不存在什么最适人口。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在胡鞍钢写文章的1989年之前就出生了，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844亿。如果依照胡鞍钢的说法，最适人口为10亿，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消费者的比例高达78.84%，如此比例怎么保证就业？而依照国际标准，劳动力与总消费者比例为50%左右，那么10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5亿就业机会，另外2.8亿人口就得失业！胡鞍钢如此荒谬的观点竟然引起高层重视，并将胡鞍钢选为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专家。到2000年胡鞍钢还上书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

胡鞍钢除了直接插手人口政策、一再阻拦人口政策调整外，还间接地对生育率下降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分税制改革。胡鞍钢的分税制使得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大为降低，是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并持续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

站在现在的背景下，胡鞍钢的建议是非常保守的。可以说胡鞍钢现在的二胎软着陆方案比1980年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危害还要大，因为1980年毕竟老百姓生育意愿还比较高，即便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生育率仍然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并且独生子女政策现在毕竟已经是秋后的蚱蜢，折腾不了几天了；而现在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只有1.7了，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生育率也难以稳定在1.5了，如果采纳胡鞍钢的二胎软着陆方案（并且依照他的说法，光是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就要花上一代人的时间，此后的停止计划生育更是遥遥无期了），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将会稳定在1.0以下。并且在水煮青蛙的过程中，老百姓的生育意愿降低，今后根本就没有停止计划生育的意愿（就像现在港台民众对中国计划生育并无太多反感一样），计生委倒是可以持续存在下去了。对胡鞍钢的漏洞百出的文章都有不少人叫好，而我仅仅提出恢复常态的观点竟然被视为“过激”，恰恰说明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对生育文化的毒害之深让人难以想象！由于计生委几十年的灌输，让人们在人口问题上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一个思想上中庸的国家，却将行为上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视为合理，将放开二胎视为开明，将恢复常态当成过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3 14:57:56编辑过]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默默祝福    影响力指数：2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8-3 14:28:36    第 4 楼
[原创]走出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驳胡鞍钢等（续）
文章提交者：水寒中山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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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6078144&bid=2 ; 


    五、胡鞍钢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意在曲线救计生委

由于胡鞍钢等人口学家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现在人口问题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民众已经开始觉醒，各界名流也在媒体撰文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计生委面临生存压力，而李斌的活动能力显然比张维庆更强，主动出击，通过田雪原、程恩富纠集保守派学者主办“研讨会”，得出需要继续从严实行计划生育的结论，直线救计生委。但是人口政策调整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是势不可挡的。于是胡鞍钢等“开明派”学者出面，试图将水搅浑，好浑水摸鱼,收获民意，将人口政策调整的强大民意收获到“放开二胎”中，一方面曲线救计生委，一方面避免自己的学术信用破产。

除了胡鞍钢外，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原所长是独生子女副总设计师田雪原）蔡昉也有类似动作。李建民建议2015年才开始调整计生政策，逐步允许生“二胎”（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25_17_1318734.shtml）。蔡昉在他的人口红利理论（他将人口高利贷当成人口红利，认为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http://finance.hebei.com.cn/hdzx/cjpd/jjrw/jjxr/200909/t20090914_460046.shtml）蔡昉却不知道，正是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消费者而导致中国就业压力大（正常情况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是50%，而中国却高达63.5%），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昉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

宋健和胡鞍钢的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宋健是独生子女的总设计师，而胡鞍钢一再阻拦人口政策根本性调整，尤其是他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国的生育率从2.2降低到1.2，并奠定了中国一个家庭只能养活一个孩子的经济学基础，今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提升。

1980年代宋健的独生子女的建议能够被采纳，是得益于当时“不争论”的政治气候；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决策层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增，只有经过网络千锤百炼的观点才经得住检验，少数学者凭借“奏折”是难以垄断决策了（他们的观点在网络都不堪一击）。孔子认为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1980年对正确的人口观点是“未之闻”，现在是“闻之”了，然后是“学之”、“行之”。难道决策层对于网络一面倒要求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吁能够视若罔闻？

要世代繁荣，还是要暂时的政策连续性而死保计生委，这是对执政党执政智慧的严峻考验。人口问题已经露出了冰山一角，继续计划生育或者仅仅放开二胎的政治风险不断增大。现在中国人口问题是需要急诊手术，而不是用几服中药调理。向前跨一步，停止计划生育，海阔天空了，今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掌握了主动权；而放开二胎就像水煮青蛙，今后还得面对停止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能否停止计划生育，事关政府诚信，事关民族兴衰。在这攸关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就不相信决策层会用二胎去取代独生子女政策。胡鞍钢这次应该是低估了决策层的政治智慧了。

玩物不过丧志，玩人却是丧德，胡鞍钢等人可以说一辈子都在“玩人”。应该有一种赎罪的心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胡鞍钢既不知错（他认为他所支持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没有真正能改，估计只不过在目前人口大背景下伪装蒙混一下罢了。胡鞍钢的观点看似开明，其实是非常保守，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是一脉相传的，是被迫跟着形势走，而不是引领形势走。胡鞍钢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当初中国生育文化是活泼乱跳，需要屠刀才能制服；现在已经是气息奄奄，匕首就足够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但是胡鞍钢仍然用“二胎方案”来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调整，其实是继续对历史的犯罪！何新还知道“用我今日之是攻我昨日之非”，而胡鞍钢却没有何新的这种雅量，还在坚持错误，还在为计划生育歌功颂德。胡鞍钢还没有真正醒过来，可能是根本不敢醒过来。胡鞍钢真的问心无愧吗？　　

　　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决策层周围有足够的智囊将学者的观点综合成决策。但是胡鞍钢却并不是告知真相，或者是没有能力告知真相，因此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但胡鞍钢影响政策的能力却很强，因为他有取悦决策层的能耐，是有名的“奏折派”，比如分税制改革虽然让老百姓民生压力大增、养不起孩子了，但是却大幅增加高层可支配的资源，对他这位摇羽毛扇的也就宠爱有加了。既不是真正的学者，却又有能力影响决策，那么结果就只能是误国了。从长远看，其实是学贩政治陷害决策层。

李小平的水平还只是连自己都卖不出去的水平，更不用说卖国了，而胡鞍钢却到了足以误国的水平了。李小平、张维庆等人是十句话中有九句假话，欺骗不了人了；但胡鞍钢却是十句话中只有两三句假话（比如他说中国目前有1.8的生育率，二孩软着陆后生育率能够达到2.1，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这两三句话是他的二胎软着陆的理论基础），欺骗性很强。因此对胡鞍钢这样的伪开明派学者的观点就更加需要揭露。

有人说我讨论缺乏君子风度，不够“温文尔雅”。但是人口理论的争论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之争。层次高度远远超过政治观点之争。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温文尔雅地争论吗？由于计划生育“不争论”，导致损失数亿人命（包括数千万已经是生命了的女婴）！导致无数人间悲剧！远的不说，就说2004年启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300多位专家在高档的办会议室里，温文尔雅地讨论出260多万字的报告，坚决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在这一“温文尔雅”的报告背后，却每年减少数百万人命，出现了无数起广西博白事件，无数起一尸两命案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260万字的报告是字字见血，章章杀人！我经常接到一些网友的哭诉，如果我还在“温文尔雅”地与计生委和人口学家讨论学术问题，那么我算是天良丧尽！计划生育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我是采用战时策略来反击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如果站在我的这种高度，我的方式是完全有必要的。现在需要的是清晰的方向，必须利用一切途径让各界知道人口真相。人口学界沉默就是渎职，再提二胎方案就是犯罪！

计生委的阻拦是天然的。而中国人口学科长期受制于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学家的心魔比普通老百姓更大，他们一辈子都难以走出自己的心魔，更不可能为人口政策提出正确建议。包括胡鞍钢在内的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他们过去的观点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还迷信他们的观点？人口政策调整根本不用征求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意见。

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而停止计划生育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如果采纳胡鞍钢的“二孩软着陆”方案，将使得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让决策层背上千古恶名。胡鞍钢的“稳健”，看起来是为了决策层考虑，其实只是为他个人和计生委考虑，并没有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和决策层的历史定位考虑。说严重点，胡鞍钢等人这样做是政治陷害决策层！

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总要走过去的，计生委和人口学家是无法继续阻拦了的。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已经熟透了。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选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3 14:53:47编辑过]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爽然    影响力指数：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8-3 14:29:34    第 5 楼
[转贴]央视论坛调查：计生政策该不该取消？
文章提交者：我能干啥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央视论坛调查
CCTV原创] 不符合现今中国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该不该取消?
郎咸平先生就说,计划生育是错育的.
在如此的国情之下,中国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已被官员公费旅游,公款吃喝透支得差不多了,老百姓显然得不到多少利益结果,如果继续实施计划生育的政策,那么未来,我们老了之后,请来养?
政府到时候会照顾我们吗?政府能照顾我们吗?政府能把我们照顾好吗?我是不敢想象.我们也不敢奢望政府给我们养老, 我们只希望废止万恶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377已顶过

投票项目 ( 单选 ) 投票总数 2523  

1.  1,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不能取消!   595 (23.58%)
  
2.  2,计划生育已不再符合中国国情,必须取消!   1883 (74.63%)
  
3.  3,取不取消无所谓.   45 (1.78%)



计划生育的先驱为什么自己与自己制定的相悖执行


    当然了因为计划生育就是针对汉族人的汉族现在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民族。但是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在马寅初本人身上和回族人里却是完全相悖的？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默默祝福    影响力指数：2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8-3 14:30:12    第 6 楼
[原创]走出计划生育的“思想三峡”--驳胡鞍钢等
文章提交者：水寒中山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3150026


原发于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6142506&b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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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点击上百万的主帖。回复 | 引用 回帖人：中山水寒    影响力指数：96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8-3 14:31:44    第 7 楼
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

易富贤 daguokongchao@gmail.com

1、停止计划生育是兑现历史的承诺。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2010年刚好30年，停止计划生育对政府来说是诚信、是义务、是应尽的责任。

2、主流家庭需要生三个孩子。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近二十多年来，发病率上升了10倍）、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让生、不愿意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人口推动文明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几千年人口数量波动在低水平，稀少的人口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科技进步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近代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传播加速和市场容量扩大，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也从过去的二十多岁延长到现在近七十岁。人口增加，对现有的资源只是“减法”地消耗；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的资源（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一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同期世界人口从近15亿增加到59亿，翻了3倍）。中国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两千年没变！而到1998年（人口从4亿增加到12亿多），中国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也翻近5倍。说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成长远远比人口增长快。何况现在人口增长已经减缓（停止计划生育都难阻人口锐减），科技的进步却还在加速，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4、中国人口增加不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194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大陆人口增加0.79倍，台湾增加1.24倍，中国大陆怪毛泽东，那么台湾怪谁？要是依照马寅初人口论，从1959年到1979年少生3亿（实际上4.57亿），意味着1959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的老人却是1959年前出生的)，现在中国可能已因老年化而崩溃。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人口增长对于经济的推动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性，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没有1950-1979年繁衍的6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

5、当初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不会失控。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韩国、台湾、泰国、伊朗、巴西、印度在1960年代生育率与中国大陆一样都在6.0左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直线下降，目前韩国、台湾生育率只有1.0，泰国只有1.6，伊朗只有1.4，巴西只有1.9，印度也只有2.7了。中国要是1970年代就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直线下滑，人口不会无限增加，中国2005年底人口也只有15亿左右；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05年人口也只有14亿左右人口（今后也需鼓励生育以防人口减少），但是人口结构就更为合理，更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

6、中国计划生育出台的国际背景。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家族早在1952年就创办了人口理事会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1966年说服联合国设立人口基金。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和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动下，基辛格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1990年代这个报告解密，但中国直到近年才陆续获悉），1975年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秘密的)外交政策。中心思想：发达国家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只有大幅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为了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美国必须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图谋，将计划包装成“自由选择”和“可持续发展”，并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来实施其计划。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向他们灌输人口爆炸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观念，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相信：减少人口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的。联合国人口基金最“伟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培训官员和人口学者，并授予中国“联合国最佳人口控制奖”。联合国人口基金一再宣传说“中国计划生育是自愿的、不存在强迫”，以欺骗国际社会。两百多年来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但这一脉伪科学谱系很能蛊惑人心，一个预测破产之后，但是又改头换面，继续占领舆论高地，先后以粮食危机、石油危机、资源危机、气候危机为理由，变着法子要控制人口。

7、独生子女政策出台是非常草率的。在全球人口爆炸的强大舆论误导下，中国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当时提出的是“晚、稀、少”，后面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到1970年代后期，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快速下降，当时就应停止计划生育。但当时决策层却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强烈愿望，不过心里没底，1980年召开五次座谈会进行论证，经过宋健、田雪原的“科学诠释”，才下决心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事实表明，当初宋健、田雪原的观点是错误的，老化现象并未像《公开信》所说那样“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而是提前在1999年就来临了，只用了18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则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在5千至1万美元，而中国只有1千美元。《公开信》认为通过增加和改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但201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只有有1.66亿（65岁及以上者1.1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享受社保（其他的人靠子女赡养，他们都还有多个子女），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了；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3.4亿（65岁及以上者2.3亿），没有足够的子女赡养他们，将老无所养。现在有关部门已经提议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今后退休年龄还将不断推迟，很多人至死都领不到养老金。老年化危机将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全球经济也将受损。《公开信》认为不会出现“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的情况，但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几年之后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失衡，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已经是123了（而八百多万人口试点二胎的地区性别比却在正常的106左右），加上一些单身女性，意味着今后超过1/4男性将打光棍。《公开信》认为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但是几年前就已经面临年轻劳动短缺（而由于年幼消费人口不足，总劳动力却相对过剩,下述），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暂时掩盖，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更加严重。

8、人口学界无能无信。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人口学是一门宏观学科，足以指导人口政策，一提到人口问题，就说需要征求人口学家们的意见。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口学的英文定义：Demography is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all populations.可见人口学家只是统计学的一个分支，而统计学又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性质决定了人口学只是一门很不成熟的“术”的学科，根本无力承担“策”的重担（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本职工作是“策”，因此不要受制于人口学界）。就像不能因为冠以“宇宙”的名称就能代表宇宙一样，“人口学”其实是根本解决不了人口问题的。将人口政策调整的重担交给人口学界，等于是赶鸭子上架。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为计划生育服务，学术上一直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学术标准，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基金、荣誉全部来自国家计生委，人口学界已经与计生委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人口学家将人口高利贷（现在降低儿童抚养比等于是加倍增加将来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高利贷）“论证”成人口红利；将性别比失衡“论证”成女婴漏报；现在又用“堆积高峰”来阻拦停止计划生育。本来应该是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来验证人口学界的观点，但是比较滑稽的是，中国人口学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篡改客观数据的历史。将人口政策交给人口学界和计生委来决定，就像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

9、计生委和人口学界通过篡改数据一再阻拦人口政策调整。尽管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一些领导仍心虚，提出只能实行15年，并在1980年代中期批准在全国两百多个地方试点二胎，13大报告中根本没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随着田雪原、邬沧萍、胡鞍钢、翟振武等人口学家的“深入论证”，决策层越来越相信独生子女政策是“科学合理”的，1989年之后取消了大多数二胎试点，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也变得心安理得了。1980年代，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一再提议要制定计划生育法，但是当时的决策层坚决反对；比较滑稽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了，反而于2001年制定了计划生育法。人口数据最权威的是人口普查，其次是国家统计局每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样调查（小普查）。1992年国家计生委的38万人调查显示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远低于替代水平（意味着应该停止计划生育、撤销计生委了），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不相信调查的结果。于是大家期待着1995年小普查结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连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了。又等待2000年人口普查，然而结果更令他们吃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1.22。又等待2005年的小普查，然而结果显示，2005年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3。年度千分之一抽样调查也证实生育率只有1.2-1.3。如果承认1992年和1995年的客观资料，那么在1996年开始的九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生育率被计生委和曾毅等人口学家篡改成1.8了，人口政策就纹丝不动。如果承认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2001年开始的十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了，但由于生育率被再次篡改成1.8（将每年出生人口多计算50%左右），而胡鞍钢等人又特别上书中央要求千万不要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中央成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本意是准备调整人口政策。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组长蒋正华是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副组长宋健是独生子女总设计师）胆大包天，根本无视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又一次将生育率篡改成1.8，并根据1.8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结果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没有调整人口政策。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近年每年增加1200-1300万人口，2033年人口达到15亿；但统计局“修正”后的数据认为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只增加768万、692万、681万、673万人；而根据2005年小普查的原始数据，近年每年出生1300多万，死亡950万左右，每年实际只增加400多万。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死亡人口将急剧增加，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继续现行人口政策，中国人口高峰连13亿都难以达到（2000年人口普查只有12.4亿，被“修正”进去两千多万；国家统计局长承认2005年的13.07亿人口有超过4600万的水分），不可能达到14亿，更不会达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所宣称的15亿。目前又在统计2000-2009年出生人口数量，这些数据足以在2010年停止计划生育。2010年底又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到2011年，超低生育率经历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两次“小普查”的证实，如果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还不停止计划生育，那么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10、中国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中国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水力资源全球第一，国土面积全球第三，矿产资源全球第三（煤炭储量全球第二；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一，产量和供应量约占世界总量的90%以上)，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由于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的不同，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很多欧洲国家要多。回复 | 引用 回帖人：中山水寒    影响力指数：96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8-3 14:33:22    第 8 楼
11、适度人口理论是伪科学。1980年宋健、田雪原等实行一胎化的学者认为中国适度人口是7亿。其实最适人口理论是伪科学，地球承载人口的能力与生产力相关，是变量，不存在固定的最适人口，500年前的话，中国最适人口只有数千万。牛能健康地从100公斤长到400公斤，但大象从5吨降低到1吨肯定会死亡。1980年中国人口中1945年以后出生的7亿，1980年一个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21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育龄妇女已经微乎其微了，然后在几十年后中华民族基本灭绝。随着科技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就算1980年的时候最适人口确为7亿，难道2021年中国最适人口还是7亿？

12、把人当成猪羊圈养，草料永远都不够；把人当人待，人有无限的创造力！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人均资源远远超过美国的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而与中国差不多。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中国人均收入虽然仍不高，但是综合实力却位居世界第四。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世界上神气的将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把目光局限在“自然限制”人口增长上，社会将脱离继续寻求创造性的方法解决贫穷、饥饿、资源不足等问题的轨道。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生活质量，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即使中国1个孩子都不生，留着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难道全人类到时候集体自杀？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节流不如开源，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将“非资源”变成“资源”(煤炭、石油、氢能等)的历程。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人口。

13、计划生育无助于改善自然环境。中国城市目前环境污染严重，有以下几个原因：1、粗放式发展模式：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和能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2、中国产业转型，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所有国家在这个阶段都会出现过高污染情况，比如英国的伦敦曾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3、中国城市化引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数亿人口短时间涌入城市，而城市的生态建设却滞后。4、国际污染转移入中国：工业产品最消耗资源、制造污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工地，输出高污的工业产品换取低污的高附加值产品，必然伴随城市环境恶化；发达国家通过进口中国工业产品而将污染间接转移到中国。但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也不断改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双缩小；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增长；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先进的生产方式已开始经济地利用资源并保护环境，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破坏力更大，人口密集的日本现在生态比中国还要好。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继续这种粗放式发展模式，环境问题同样严重。《人口与发展》作者Frank Furedi教授强烈抨击靠计划生育搞环保的观点，他说，人类的生命永远都应当是“宝贵的、特殊的”；但是，在消极论者眼中，新生命被贬值成了“污染物”。他反讥道：要是人类完全消亡了，全球变暖的危机岂不是就彻底解决了？

14、中国人口减一半，北京上海照样拥挤。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是城市为什么比农村繁荣的重要原因。美国之所以是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而中国和印度与美国还差距上百年，起点不同，不能相比），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美国只有三亿人，但纽约、费城、芝加哥一样非常拥挤。西欧国家人口低惯性增长，小城镇一个个消失，但大城市人口却仍快速增加。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就不断减少，但是人口还在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集中。即便中国人口减少一半，北京、上海人口还是照样拥挤。计划生育的后果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已经沦落为老弱病残的基地，象战争年代一样满目疮痍；而城市却因为大量的农民工涌入，一片繁荣，甚至还有“人满为患”的感觉。而知识分子和官员恰恰居住于城市，尤其是迅速膨胀的大城市。城市化的加速 (城市化率从1980年代的20%增加到2008年的45%，到2030年将增加到65%)、铁路建设滞后、回老家过年的传统、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核心家庭成员的分居以及人为的每年两个“黄金周”（美国圣诞节期间交通也拥挤、机票也大涨），都在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中国人口仍在快速增长的错觉。等到计划生育的后果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之时，国家再也无力回天了。

15、减少人口不能增加人口住房面积。人均住房面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而不是与国土面积相关。英国、德国、日本人均国土面积分别只有中国的55%，59%，40%，但人均住房面积却远远超过中国。中国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7平方米，2007年人口增加了，但住房面积却增加到28平方米。1950年美国人均住房也只有26平方，现在人口增加1倍，而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一倍多，超过70平方。阿根廷人均土地面积是美国的2.1倍，但2005年阿根廷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2平方米，甚至比中国还少。俄罗斯面积远多于美国，人口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是2006年俄罗斯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0.8平方米，比中国还少。交通情况也类似，从人力车、马车到轻轨、地铁网，交通也大为改观。

16、计划生育无功于当代。实行计划生育的一大理由是认为减少人口分母可以提高GDP分子，其实这是错误的，GDP分子是人口分母创造的，轻量减少现在的分母也巨量减少了今后的分子。方案举例：1、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6亿，“十一五规划” 的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是13.6亿(平均每年增加1049万，以每年死亡950万计算，这5年需出生9995万)。2、2010年人口只增加到13.4亿(平均每年增加649万，这5年出生7995万)。3、2010年人口增加到14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平均每年增加1849万，这5年出生1.3995亿)。4、2010年人口降低到12.6006亿(一个孩子都不生，每年死亡950万)。解答：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达14172元。以13.6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2739亿元。这192739亿元，13.6亿人口来分，人均14172元；13.4亿人口来分，人均14384元；14亿人口来分，人均13767元；12.6006亿人口来分，人均15296元。方案2比方案1人均GDP只多1.5%，但却少生2000万人口；方案3比方案1人均GDP只少2.86%，但却多生4000万人口(他们今后创造的财富是多少？)；方案4比方案1人均GDP只多7.9%，但却少出生9995万人口(数千万家庭今后将老无所养)。由于人口刺激消费和生产，实际GDP差距还不会这么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和GDP增长，也认为计划生育没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17、计划生育有害于千秋。计划生育让这一代人很多断子绝孙，让下一代人举目无亲。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舍小家，为大家”，小家是舍了，大家也完了。据统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中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中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亡有40万～50万人，还有大量因伤致残儿童。汶川地震中失去子女、子女伤残的家庭惨不忍睹。计划生育腰斩依托于健全家庭结构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降低人口素质（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出生缺陷率不断攀升，现在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尤其是降低了心理素质，出现啃老现象）；降低国防潜力，威胁中国边界安全（目前只需要10%同龄男性服兵役，但是保持同样的军队规模，今后却需要19%以上男性服兵役；人口结构老化将使得今后国防投入降低；而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对国防的奉献精神）；激化了干群矛盾；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威胁社会稳定（四千万光棍、四亿老无所养的老人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可想而知）。计划生育视生育为邪恶，损害妇女身体（比如强制节育、堕胎），并使得妇女在生育上没有任何回报，不得不在职场拼搏，忙里又忙外，心理压力大，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远高于世界平均的67%。世界上男性自杀率平均是女性的3.7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由于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而妇女寿命比男人长好几岁，老年化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今后大量老年妇女将老无所养。

18、如果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社会分配制度出了问题。现在民生压力大、养不起孩子，有下面一些原因：1）、工资总额占GDP比例太低，现在只占GDP的11%（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2）、中国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政府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3）、贫富差别太大，极少数家庭占有了绝大部分财富。4）、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比如，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9%；中国的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国家对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3%，远远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应改革分配制度以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不能顺应不正常的分配制度而少生孩子。假如百姓收入总额从目前的占GDP的比重不足22％上升到50%，将行政成本、住房(美国中位房价只是人均GDP的5倍)、医疗、教育开支降低到正常水平，还会养不起三个孩子？

19、计划生育将导致大量高校破产。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人才供需脱节和自主创新落后也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但是小学在校人数自从1998年开始急剧减少，2009年在校人数不到1998年的60%，中小学老师大量下岗；2009年全国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已经开始减少。2009年高考应届生为750万名，计划招生数629万。而根据人口普查资料，2019年大学年龄(19-22岁)人口将只是2009年的53%，这就意味着大量高校人员将面临失业。

20、计划生育增加现在的就业压力。“减少人口缓解就业压力”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但却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2007年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阿根廷人均面积是印度的24倍，但2007年阿根廷失业率为8.5%，印度为7.2%。社会作为整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劳动力是生产者，总人口是消费者。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一个人生产，两个人消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而中国由于倡导“只生一个”，致使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等于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由于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劳动力相对严重过剩，内需不足，就业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经济外贸依存度高达70%，国际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比如这次金融危机）。假如中国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像巴西和美国那样为50.5%的话，那么中国的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只能提供6.565亿个就业机会，中国目前的8亿劳动力中将有1.4亿人会失业，失业率高达18%。目前中国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给中国提供了上亿个就业机会。但是中国目前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等人口大国在崛起，印度的劳动力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向国外进口也将减少。回复 | 引用 回帖人：默默祝福    影响力指数：2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8-3 14:32:47    第 9 楼
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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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拉动消费——“婴童经济”。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只能依赖内需，不仅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更需要增加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数量。中国现在是劳动力过剩，今后是劳动力短缺。近年每年进入20岁的人口有2500万左右，但是2010年之后将快速减少，10年之后差不多减少一半。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大大缓解就业压力。而20年之后，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现在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刚好弥补劳动力短缺。停止计划生育既能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劳动力短缺，一举多得。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全方位的庞大产业链，涉及到婴儿食品、玩具、游戏软件、多层次的教育、流行音乐、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22、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新加坡、韩国1988年的HDI为0.8，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2008年中国的HDI达0.8，人均GDP达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国经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现在泰国、伊朗、巴西（顽强的天主教生育文化）的HDI与中国的非常接近，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可见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了。生育率下降是“势能”自发推动的，是免费的；鼓励生育却需要“动能”，是高成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提升生育率，都没有成效。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23、中国将面临几十年的人口“泄洪”。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人口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才能防止人口锐减。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09万女孩，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平均每人需要2.5个孩子才能使得每年出生2000万，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个以上才行。但是这一代人是生育文化断代的一代，少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而民生压力又非常大，他们既不愿意生，也养不起3个孩子。而1990年之后每年出生孩子急剧减少，1996年之后每年只出生女孩600多万，还有部分在生育前死亡，部分不能生育，剩下的即便全部当全职妈妈，也不可能生育2000多万孩子的。如果只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的生育率将比现在的台湾地区和韩国的1.1还要低，每年只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出现一个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减少1000多万，大国空巢!在人口“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24、国际国内都已经证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1960曾提倡生二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快速下滑，这三个地区生育率分别在1976年、1982、1983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现在虽然在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0左右。伊朗在1989年开始提倡只生二胎，最多三胎，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9，2000年的2.0，2006年的1.7；现在已经废除这项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仍然继续下降。凡是曾经提倡生二胎的地区，现在都已经后悔莫及。中国自己也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只有1.47，承德现在只有1.6。中国还有什么理由要实行二胎方案这一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政策（并且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还是强制性限制三胎）？可以说现在的二胎方案比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危害还要大，因为1980年代毕竟老百姓生育意愿还比较高，即便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超生，生育率仍然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而现在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只有1.7了，如果采纳曾毅、胡鞍钢等人的二胎软着陆方案，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将会稳定在1.5以下。

25、无限风光在险峰，出生高峰是政绩高峰。人口学界希望出生人口越平稳越好，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其实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国力的提升。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中国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中国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现在中国还谈什么崛起？人口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出生的平稳，标志着政策的僵化、政治的平庸。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虽停止计划生育，但在已经太晚了（生育意愿太低了），又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结果没有出现出生高峰，没有任何政绩可言。而美国总统里根却逆转了美国生育率下降的势头，美国出现了二战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奠定了美国强盛的基础，里根总统将因此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并且高峰不高峰要看参照物。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每年能够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相对于现在的1300万是高峰，但是相对于1980年代后期却不是高峰（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相对于1963年来说还算低谷，相对于印度现在来说也不算高峰。无限风光在险峰，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真出现一个较大的出生堆积高峰，这是天大的好事，将成为后人难以跨越的政绩高峰，本届领导无疑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26、要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 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出现一个补偿性生育高峰，对民族持续发展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这个补偿性高峰有多大？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现在还有1.0亿，其中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结扎妇女基本已生育二胎或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并且即使做了输卵管复通手术，成功率也不高。中国剖腹产比例近50%，也大大降低再生育的意愿。现在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而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都已经是高龄育龄妇女，以不孕率30%计算，那么扣除结扎和不孕妇女，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只有45%尚有生育能力。而《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那么她们只有再生3400万孩子的意愿。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衰败！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停止计划生育后，也只有197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急于抢生，10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500万左右（即便1000万也不可怕）；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适龄”生育妇女是1980年代出生的妇女，当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扣除不生育者，还剩下810万生育妇女，目前大多还只生第一个孩子，只有少数1980年代初出生的开始生二胎，那么1980后妇女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很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加上1970年代妇女的“补偿性出生”，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总共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远达不到中国1980年代的水平和印度现在的水平。目前大多数人只愿生2个孩子，从抢生角度看，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差不太多。但是停止计划生育之后，后续鼓励生育的政策将主动得多。

27、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人口只有1700万；吐蕃（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然而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喇嘛教），现在藏族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元朝的时候蒙古族人口占中国1/15到1/10，也是因为人口政策的失误（黄教），现在只占中国人口的1/218。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现在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英裔）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500年前人口仅为600万的原苏联地区，由于高生育率，后面崛起为人口在2.89亿的超级大国苏联；而人口两千多万、欧洲政治格局的长期主导者法国，由于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裔人口仅仅为7000万左右（还是因为寿命从二、三十岁延长到七十多岁），逐渐失去了欧洲的霸主地位。由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2%下降到现在的19%，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的2500万下降到现在的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1.3亿出生人口的10%，只是印度的一半），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将不断下降。中国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2005年的9.44%，《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期间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生得太多（少数民族占全球比例也在下降，少数民族人口同样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而是因为汉族生得太少。

28、今后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口膨胀，而是人口萎缩和老化。低生育率对于经济的阻碍作用也具有滞后性。日本在1975年开始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直到1990年代才明显地显露出来（日本经济开始“日”薄西山）。日本老年抚养比从1985年的15%（6.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到2010年的35%，2025年的50%（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2050年将达74%以上、甚至85%。2005年日本人口开始负增长，到2010年将减少一半。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在未来20年里，日本家庭的金融财富将停止增长并开始减少，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将划上一个句号。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认为，如果欧洲和日本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解决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和退休金问题，那么世界稳定将受到威胁。人口老龄化现象将调整经济、重组金融市场、改变家庭结构、重新定义政治学，甚至重新制定世界秩序。韩国生育率在1983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目前对经济还没有影响，2010年老年抚养比只有15%，但是到2037年左右将增加到50%。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中国生育率在1991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并且是未富先老，现在老年抚养比虽然只有11%，但今后情况可想而知。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中华民族却正在迅速衰老，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9、印度国力将远超中国。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73.5%，但中国近年粮食产量在5亿吨左右，而印度只有2.3亿吨。除了耕地比印度少外，中国其他资源都远比印度要丰富，人均国土面积是印度的2.7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但是人力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印度而不是中国。印度虽然目前经济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但是印度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合理（中国人口结构是倒三角，而印度是正三角），中国2009年中位年龄为34.1岁，印度只有25.3岁。在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不太大的情况下，劳动力意味着综合国力。现在中国综合国力比印度强，原因之一是中国劳动力比印度多，2007年中国总劳动力为8亿，而印度只有5.2亿。然而，中国20～49岁的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05年的5.9亿下降到2025年的5.2亿，而同期印度却将从4.7亿增加到6.5亿。尤其是印度现在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2倍，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将是中国的两倍，印度的综合国力将大幅超过中国。

30、中国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需要“慢慢游”。警钟已经敲响，大祸即将临头，前面是万丈悬崖，需要高唱《警世钟》、《猛回头》；但百姓还在沉睡；而人口“专家”还在忽悠说前面只是一个缓坡（生育率还有1.8，人口还会达到15亿），还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建议二胎软着陆。停止计划生育有高度时限性（事实上现在就已经太晚了），每延迟一年就将多损失至少数百万人命（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在2010年为（1.1亿），然后就快速下降，到2017年降低到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如果十二五规划仅是放开二胎，那么错过了最后的半个育龄妇女高峰（民族救亡就指望这半个高峰），即便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是无力回天，由于一方面生育妇女人数严重不足，一方面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很低了，民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中国人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残酷的现实已把停止计划生育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几年将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一次敦刻而克式的战略调整（1940年，德军将联军围困在敦克尔克，英国动员各种大小船只将大部份的部队撤离欧洲大陆，成功挽救大量人力，成为四年后反攻的根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一天，后悔十年；耽误一年，贻害千载。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通过改善民生以让老百姓养得起三个孩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4 7:49:52编辑过]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中山水寒    影响力指数：96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8-3 14:34:42    第 10 楼
21、拉动消费——“婴童经济”。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只能依赖内需，不仅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更需要增加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数量。中国现在是劳动力过剩，今后是劳动力短缺。近年每年进入20岁的人口有2500万左右，但是2010年之后将快速减少，10年之后差不多减少一半。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大大缓解就业压力。而20年之后，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现在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刚好弥补劳动力短缺。停止计划生育既能改善消费结构、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劳动力短缺，一举多得。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全方位的庞大产业链，涉及到婴儿食品、玩具、游戏软件、多层次的教育、流行音乐、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22、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新加坡、韩国1988年的HDI为0.8，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2008年中国的HDI达0.8，人均GDP达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国经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现在泰国、伊朗、巴西（顽强的天主教生育文化）的HDI与中国的非常接近，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可见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了。生育率下降是“势能”自发推动的，是免费的；鼓励生育却需要“动能”，是高成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提升生育率，都没有成效。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23、中国将面临几十年的人口“泄洪”。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人口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才能防止人口锐减。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09万女孩，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平均每人需要2.5个孩子才能使得每年出生2000万，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个以上才行。但是这一代人是生育文化断代的一代，少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而民生压力又非常大，他们既不愿意生，也养不起3个孩子。而1990年之后每年出生孩子急剧减少，1996年之后每年只出生女孩600多万，还有部分在生育前死亡，部分不能生育，剩下的即便全部当全职妈妈，也不可能生育2000多万孩子的。如果只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的生育率将比现在的台湾地区和韩国的1.1还要低，每年只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出现一个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减少1000多万，大国空巢!在人口“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24、国际国内都已经证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1960曾提倡生二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快速下滑，这三个地区生育率分别在1976年、1982、1983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现在虽然在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0左右。伊朗在1989年开始提倡只生二胎，最多三胎，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9，2000年的2.0，2006年的1.7；现在已经废除这项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仍然继续下降。凡是曾经提倡生二胎的地区，现在都已经后悔莫及。中国自己也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只有1.47，承德现在只有1.6。中国还有什么理由要实行二胎方案这一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政策（并且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还是强制性限制三胎）？可以说现在的二胎方案比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危害还要大，因为1980年代毕竟老百姓生育意愿还比较高，即便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超生，生育率仍然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而现在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只有1.7了，如果采纳曾毅、胡鞍钢等人的二胎软着陆方案，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将会稳定在1.5以下。

25、无限风光在险峰，出生高峰是政绩高峰。人口学界希望出生人口越平稳越好，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其实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国力的提升。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美国1955年到1965年这10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中国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中国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差不多是1961年的三倍，不是一样过来了？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现在中国还谈什么崛起？人口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出生高峰就是政绩高峰。出生的平稳，标志着政策的僵化、政治的平庸。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虽停止计划生育，但在已经太晚了（生育意愿太低了），又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结果没有出现出生高峰，没有任何政绩可言。而美国总统里根却逆转了美国生育率下降的势头，美国出现了二战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奠定了美国强盛的基础，里根总统将因此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并且高峰不高峰要看参照物。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每年能够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相对于现在的1300万是高峰，但是相对于1980年代后期却不是高峰（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相对于1963年来说还算低谷，相对于印度现在来说也不算高峰。无限风光在险峰，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真出现一个较大的出生堆积高峰，这是天大的好事，将成为后人难以跨越的政绩高峰，本届领导无疑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26、要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 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出现一个补偿性生育高峰，对民族持续发展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这个补偿性高峰有多大？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现在还有1.0亿，其中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结扎妇女基本已生育二胎或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并且即使做了输卵管复通手术，成功率也不高。中国剖腹产比例近50%，也大大降低再生育的意愿。现在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而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都已经是高龄育龄妇女，以不孕率30%计算，那么扣除结扎和不孕妇女，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只有45%尚有生育能力。而《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那么她们只有再生3400万孩子的意愿。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衰败！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停止计划生育后，也只有197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急于抢生，10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500万左右（即便1000万也不可怕）；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适龄”生育妇女是1980年代出生的妇女，当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扣除不生育者，还剩下810万生育妇女，目前大多还只生第一个孩子，只有少数1980年代初出生的开始生二胎，那么1980后妇女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很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加上1970年代妇女的“补偿性出生”，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总共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远达不到中国1980年代的水平和印度现在的水平。目前大多数人只愿生2个孩子，从抢生角度看，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差不太多。但是停止计划生育之后，后续鼓励生育的政策将主动得多。

27、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人口只有1700万；吐蕃（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然而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喇嘛教），现在藏族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元朝的时候蒙古族人口占中国1/15到1/10，也是因为人口政策的失误（黄教），现在只占中国人口的1/218。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现在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英裔）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500年前人口仅为600万的原苏联地区，由于高生育率，后面崛起为人口在2.89亿的超级大国苏联；而人口两千多万、欧洲政治格局的长期主导者法国，由于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裔人口仅仅为7000万左右（还是因为寿命从二、三十岁延长到七十多岁），逐渐失去了欧洲的霸主地位。由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2%下降到现在的19%，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的2500万下降到现在的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1.3亿出生人口的10%，只是印度的一半），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将不断下降。中国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2005年的9.44%，《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期间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生得太多（少数民族占全球比例也在下降，少数民族人口同样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而是因为汉族生得太少。

28、今后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口膨胀，而是人口萎缩和老化。低生育率对于经济的阻碍作用也具有滞后性。日本在1975年开始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直到1990年代才明显地显露出来（日本经济开始“日”薄西山）。日本老年抚养比从1985年的15%（6.7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到2010年的35%，2025年的50%（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2050年将达74%以上、甚至85%。2005年日本人口开始负增长，到2010年将减少一半。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在未来20年里，日本家庭的金融财富将停止增长并开始减少，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将划上一个句号。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认为，如果欧洲和日本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解决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和退休金问题，那么世界稳定将受到威胁。人口老龄化现象将调整经济、重组金融市场、改变家庭结构、重新定义政治学，甚至重新制定世界秩序。韩国生育率在1983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目前对经济还没有影响，2010年老年抚养比只有15%，但是到2037年左右将增加到50%。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中国生育率在1991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并且是未富先老，现在老年抚养比虽然只有11%，但今后情况可想而知。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中华民族却正在迅速衰老，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9、印度国力将远超中国。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73.5%，但中国近年粮食产量在5亿吨左右，而印度只有2.3亿吨。除了耕地比印度少外，中国其他资源都远比印度要丰富，人均国土面积是印度的2.7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但是人力资源才是第一资源，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印度而不是中国。印度虽然目前经济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但是印度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合理（中国人口结构是倒三角，而印度是正三角），中国2009年中位年龄为34.1岁，印度只有25.3岁。在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不太大的情况下，劳动力意味着综合国力。现在中国综合国力比印度强，原因之一是中国劳动力比印度多，2007年中国总劳动力为8亿，而印度只有5.2亿。然而，中国20～49岁的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05年的5.9亿下降到2025年的5.2亿，而同期印度却将从4.7亿增加到6.5亿。尤其是印度现在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2倍，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将是中国的两倍，印度的综合国力将大幅超过中国。

30、中国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需要“慢慢游”。警钟已经敲响，大祸即将临头，前面是万丈悬崖，需要高唱《警世钟》、《猛回头》；但百姓还在沉睡；而人口“专家”还在忽悠说前面只是一个缓坡（生育率还有1.8，人口还会达到15亿），还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建议二胎软着陆。停止计划生育有高度时限性（事实上现在就已经太晚了），每延迟一年就将多损失至少数百万人命（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在2010年为（1.1亿），然后就快速下降，到2017年降低到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如果十二五规划仅是放开二胎，那么错过了最后的半个育龄妇女高峰（民族救亡就指望这半个高峰），即便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是无力回天，由于一方面生育妇女人数严重不足，一方面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很低了，民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中国人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残酷的现实已把停止计划生育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几年将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一次敦刻而克式的战略调整（1940年，德军将联军围困在敦克尔克，英国动员各种大小船只将大部份的部队撤离欧洲大陆，成功挽救大量人力，成为四年后反攻的根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一天，后悔十年；耽误一年，贻害千载。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遭其殃！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通过改善民生以让老百姓养得起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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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空巢》幻灯片：
http://daguokongchao.orangecabin.com/ (定期更新版）
http://www.hanminzu.com/doc/daguokongcao.ppt

易富贤博客中国专栏：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
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 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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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胎方案是错误的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5-04 16:34:10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易富贤 （中山水寒）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　　　　
　　　　
　　　　目录
　　　　一、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商榷
　　　　二、二胎方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三、叶廷芳提案与纪宝成建议的差别
　　　　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六、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
　　　　七、当断立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笔者在2003年就认识到计划生育的后果非常严重，2004年明确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笔者一直认为需要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仅仅放开二胎。2004年以来多次驳斥了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本文将过去的观点整理在一起，以说明二胎方案是错误的，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能将仅仅放开二胎作为政策选项。
　　　　
　　一、与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商榷　　　
　
　　2008年和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连续两年提交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建议将目前的“一孩化”政策逐步（三五年过渡期）转变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纪校长说：“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1]

　　纪宝成校长显然更加相信几十个人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而不相信更加权威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人民大学的1.6的生育率从哪里来的？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城市生育率为1.23，那么扣除15%的不生育人群外，另外85%的妇女平均生了1.45个孩子，也就是说城市生育妇女接近一半的人生育了2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结论可信吗？即便不生育人口只有5%，那么也有意味着有30%的城市生育妇女生了2胎。请纪宝成校长看看周围的城市家庭是否有如此高比例人口生了二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认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可以将生育率提高到1.8。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医学界普遍认为不孕发病率在10-15%，而用当前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2]。此外，在没有鼓励的情况下，就已经有相当比例单身、丁克等不生育人群。就算以最保守的15%不生育人群（不孕、单身、丁克等）计算，100个妇女只有85个生育孩子，根据纪宝成的建议，每人只能生育2个，那么这100个妇女最多只生育170个孩子，也就是生育率只能在1.7。而这85个生育妇女只要再有5个人响应纪校长提出的“奖励不生育”，那么生育率连1.6都达不到。　　　　

　　纪宝成校长显然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成了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其实，世代更替水平是一个变量，不是衡量，取决于婴幼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等多项指标。比如，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只有3‰到5‰，5岁一下儿童死亡率只有6‰左右，而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和5岁说下儿童死亡率却分别高达30‰、37‰。发达国家出生性别比保持在正常的105左右，而中国出生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就不断攀升，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0-4岁性别比高达123。中国的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远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需要平均每个妇产生育2.3个以上孩子才能保持世代更替[3]。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翟振武院长也认为 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1或者更高一点”[4]。中国的最佳生育不是1.8，而是2.3以上，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个、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1.8的生育率是非常危险的（何况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可能将生育率提升到1.8的）！　　　　
　　
依照纪宝成的逐渐过渡、三五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观点，意味着绝大多数1970年代的人都丧失了再生育的机会，连1980年代初出生的也已经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
　　　　
　　二、二胎方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1、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新加坡、韩国1988年的HDI为0.8，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泰国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生育率分别只有1.6。2008年中国的HDI达0.8，人均GDP达200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国经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很难稳定在1.8。　　　　

　　2、越南、朝鲜都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生育，但是现在朝鲜生育率只有1.9。越南计划生育比中国晚十几年(生育文化破坏没有中国严重)，都允许生2胎，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多生，执行力度没有中国大，2003年人均购买力只有中国一半，人类发展指数为0.704(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政策生育率高于2.1，但2008年生育率只有1.8了(低于政策生育率)。　　　　

　　3、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1989年开始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2个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他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由于“提倡二胎”的计划生育破坏了生育文化，生育率却难以回升(预计还将继续下降)，2008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2005年伊朗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在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8年生育率只有1.7。　　　　

　　4、韩国1962年、台湾1965年仅提倡二胎，但是由于生育文化的破坏，现在虽然在努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1了，后悔莫及。而中国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更加难阻生育率的下降。　
　　　
　　5、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八百多万人口的长达二十多年的试点难道还不说明问题？　　　　

　　6、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由于形成了“生育爬蚤心态”，“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了。　　
　　
　　7、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认为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其实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上千万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理由。有人可能会说，城市在1980年开始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双独夫妇就很高了。那么，我们看看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独生子女到底有多少？中国城镇人口比例1982年为20.6%，1990年为26.23%，2000年为36.09%，2005年为42.99%。就是说，整个1980年代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23%。以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1980年到1990年孩子的母亲是1955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孩（共1.01亿，平均每年918万），23%是城市人口的话，每年211万。这些女孩到1980年代是育龄妇女，都生一孩的话，每年出生211万（依105：100的出生性别比计算，每年出生女孩102万），1980年代出生的这些女孩现在开始成为生育妇女。而2005年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城市人口比例增加1倍(而年轻人比例远不止增长1倍)。这增加的城市人口中，大多是农村素质比较高的，他们进城后在婚配选择中并不居于弱势，就是说城市的每年102万的女孩最多只有一半（不到50万）是与城市的男孩结婚，每人多生育1个孩子，每年也只多出生50万。并且1980年代城市人口并不全部是独生子女，那么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城市夫妇平均每年不到50万对，对总人口影响更小。
　　　　
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说明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二胎方案是错误的。为什么要用已证明是错误的方案(二孩政策)取代另一个错误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采纳正确的方案（停止计划生育）？
　　　　
三、叶廷芳提案与纪宝成建议的差别

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教授联名29位政协委员提交了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并做成书面发言，使得该提案的内容得以在3月15日见报，3月16日上电视，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该提案认为：“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

　　叶教授等人的这个提案除了是第一个向外公布的明确提出“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外，还有浓浓的人文气息，该提案必将载入史册。该提案既没有提“逐步过渡”，也没有提“杜绝生三个、严格控制农村地区的多胎生育”，更没有提“奖励不生育”。 叶教授是1930年代出生的，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比较好的传统人文熏导。而后面由于政治运动频繁，194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多没有接受完整的人文教育。叶教授等人的提案唯一的遗憾的地方是“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方针”，如果不提这一点，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提案。

　　叶教授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当时对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并不熟悉，他本着自己对人口问题的理解，提出“两个正好”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几十年来计生委开动强大的舆论工具，宣传中国人口会失控、人均资源短缺，叶教授可能对停止计划生育也有顾虑。后面叶教授看了我的观点之后，表示认同我的观点，他说：“目前的计生政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失误!”我想如果叶教授在了解我们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之后，还能连任政协委员的话，他应该不会只提放开二胎，而会提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

　　而纪教授作为人民大学校长，有人民大学人口所为理论后盾，但他所提的人大建议，既缺乏人文关怀（比如“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从人口学角度也还达不到叶廷芳的政协提案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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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人口学的主要发源地（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理论基础）。但是事实表明，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学者几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从1970年代的刘铮、邬沧萍到现在的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在中国人口政策制定和调整上自始至终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学术泰斗。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邬沧萍教授主要有以下成就[5]：

　　1、在1979年撰写了全国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后患无穷。
　　2、率先提出了"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的理论，这一极为荒谬的观点误导了几代决策层。

　　3、虽然提出了"未富先老"这个概念，但是却用“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思路“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来解决。

　　4、参加了十一五规划，做出结论，还是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中国生育率是1.8（篡改的数据），认为在十一五时期，就是到2010年以前，还是稳定在1.8这个水平为好。从而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　　　
　
　　2004年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被邬沧萍在媒体上骂了一通，认为于学军只能代表个人[6]。　　　
　
　　邬沧萍在《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文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再次反对调整人口政策，他认为：“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7]。邬沧萍的这一观点与翟振武以前提出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在2006年就驳斥了翟振武的这一观点以及其他更为荒谬的观点[8]。　　

　　其他主流人口学家也一样，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曾毅等人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国家计生委在1994年公布的《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国家计生委的这一观点就是采用曾毅等人的分析结论和观点。现在证明是错误的，连国家计生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确实严重失衡。他们的错误理论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　　
　　
　　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等主流人口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他们的“成果”误导性非常大，国家计生委一直用类似的思路一次次将1.2到1.3的超低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现在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漏报”的孩子并没有找回来，国家统计局多次调查和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当年确实是低生育率。　　　
　
　　胡鞍钢在1980年代就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为计划生育提供理论依据。1999年胡鞍钢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9]。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现在一些学者只敢提二胎，是因为他们对停止计划生育有顾虑。比如现在曾毅、胡鞍钢等人又臆想调整人口政策会出现堆积高峰，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这一看似开明的建议，其实是让现在的绝大多数育龄人口基本没有生育二胎的机会）。曾毅说：“我在很多学术会议上也反复的强调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口增长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能够“一窝蜂”的一下子来个突然的改变，因为人口问题有一个关系，而且可能会产生堆积的问题，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把政策放宽，大家都来生男孩，那你这个麻烦了，一两年之内产生生育高峰，大批的孩子就集中到这一两年，等这些孩子长到4、5岁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紧张，上小学了，学校没有，但是等这些人一过了，你新盖的又空了，整个社会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我非常赞成现在政府的决策就是要慎重，要充分的研究，要充分的试点，逐步的来完善，而且我一直主张要继续抓紧晚婚晚育这个人口问题治理和把关，因为有晚婚晚育就不会造成这种堆积，造成这种短时间的失控。”[10]胡鞍钢说：“调整生育政策，至少需要花一代人时间，并且需要精心设计，同时要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应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11] 　
　　　
　　由于“学术爬蚤心态”，这些年来一些开明派学者胆战心惊地多次向中央建议，“在国家计生委指导下”，“经过试点”，“先点后面”，有条件地逐步放开二胎，防止多孩。他们的建议甚至还不如纪宝成的提议。依照他们的“试点”、“逐渐过渡”的观点（1980年代，八百多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一试就二十多年，难道还不够？），1970年代出生的根本没有生育二胎的希望。　　
　　
　　而计生委系统和保守派人口学家却“非常自信”，他们也给中央上了书，呼吁稳定现行政策不动摇。最后中央采纳的是保守派的观点。“十一五规划”时人口政策纹丝不动。中国社科院全部委员程恩富与一些保守派人口学家合作，更是得出了要实行比现在更加严格计划生育的结论。程恩富在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理直气壮”地正式提交了“城乡一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建议，并在媒体高调宣传[12]。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还不够[13]；魏津生（国务院参事、国家计生委人口杂志社社长）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在“十二五”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不能变[14]。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更是提出要将中国人降低到3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先生感叹说：“没研究的气壮如牛，有研究的心惊胆战”。　　
　　
　　笔者对人口学界的这种保守观点虽然也一直很气愤，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理解。因为就像三只小猪的故事一样，大家都是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笼子里面的小鸟，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是稻草笼子里的小鸟（毕竟还有相当部分勇敢的小鸟能够冲出笼子），公务员、国企单位的员工是木头笼子的小鸟（冲出笼子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而人口学界是铁笼子里面的小鸟。中国人口学会的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界的所有利益都捏在计生委手上，人口学学界向中央的一些提议都还是委托计生委代为提交的；人口学界超生率都几乎为零，就更加没有从理论上冲出笼子、颠覆笼子的能力和勇气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总结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稻草笼子和木头笼子的绝大多数小鸟连超生都不敢，那么也就不要过于苛求铁笼子的小鸟的勇气了（他们在笼中叽叽喳喳叫几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们需要有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大家都不容易。　
　　　
　　由于人口问题的高度远远高于铁笼子，而铁笼中的小鸟连笼子都没有冲出过，更没有在人类屋顶上站过，那么也就别指望他们对人口问题有什么前瞻性的观点了（从人口学泰斗邬沧萍、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毅等人的观点就可见一斑）。因此颠覆笼子的任务根本不能苛求铁笼中的小鸟（他们如果能够使上一点力就不错了），而只能指望铁笼外的力量（非人口学科）。但是比较滑稽的社会现实是，铁笼外的民众、社会贤达（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和媒体人士却反而一个劲地往铁笼里钻，附和着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给人一种假象：只有独生子女政策是错误的，而二胎方案是正确的。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些年来，人口学界胆战心惊地提了很多个“逐渐过渡”的二胎方案，但是在计生委和保守派人口学家的大胆狙击下，人口政策纹丝不动（“无所得矣”）。如果人口学界真的是想调整人口政策，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心安，那么就不应该只提放开二胎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讲过:“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其实在国际上，人口学比经济学更加不成熟，所有人口理论的实践者（如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伊朗、越南、中国大陆），从长远看，都是受害者。而没有受人口理论影响的印度、巴西等国，却相对来说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这是因为国际人口学也是建立在马尔萨斯理论基础上的，国际主流人口学家也不过是马尔萨斯笼子里的小鸟，现在这些小鸟们仍然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出共鸣声：呼吁发展中国家积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

　　药理学虽然也出过错，比如反应停事件，但是如果没有药理学这个学科，不可能有大量新药研制出来，因此整个学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从来就没有人口学这门学科，世界人口问题不会比现在差。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也因为人口学家的参与而变成了夹生饭。就是说，人口学的过去是黑暗的，是一门不应该存在的学科。人口政策攸关每一个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很多学科内容，对人口政策调整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人口学界。　　　
　
　　可见，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他们过去的观点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还迷信他们的观点？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而不是根据价值判断。学者的作用是告知真相，高举明灯，引导民意，而不是跟着民意走。虽然普通老百姓和决策层暂时不一定走得那么远，但是如果有明灯在那里，至少让大家知道了方向。如果学者提前“妥协”自己的观点，等于自己将水搅浑，那么决策层和公众怎么能够知道人口真相？　　　　

　　一些学者内心确实是以为“妥协”容易为决策层接受。而另外一些人口学家与其说是为了政策连续，为了让政府容易接受，不如说是自己的认识不足，缺乏反省过去观点、与过去错误观点决裂的勇气。他们表面上是为政府找台阶，其实是为自己找台阶，将责任往决策层推。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误导”。人口学界妥协了十多年，也误导了十多年。民族的衰亡往往从学者的短视开始！人口学家要学“发扬”的左宗棠，不要学“忍耐”的李鸿章。　　
　　
　　有什么样的认识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结论。梁中堂1979年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提出用二胎方案替代独生子女政策；李建新教授多年前也提出放开二胎。在当初那种时代背景下，他们提出二胎方案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认识的深入，梁中堂明确提出“不如让人们自由决定婚育”[15]，李建新提出“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16]　　　
　
　　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战术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的（名校出经理），但是战略能力却不容易通过学习而提高（只有10%的企业家毕业于名校）。但是中国的学界普遍“重战术”而“轻战略”。梁中堂在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远远比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站得更高。比如曾毅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有数据有模型，完全可以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好几篇文章，但是从战略角度看，还不如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虽然也是妥协方案，但是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进步，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梁中堂教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积极上书让中央采纳他的观点试点，其道德勇气和政治勇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现在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人口锐减，而网络民意也已经觉醒，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声已经很高，笔者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3691个提案中高居榜首[17]。这个时候提二胎方案从微观上看似乎仍然是进步力量，但是从宏观上看其实是阻碍力量了。民意可用，要利用强大的民意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要将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稀释成“放开二胎”。
　　　　
　　学术研究（research）本身就是探索的过程，Search + search = research。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生存环境非常差，在过去那种为计划生育服务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学者得出一些错误结论是难免的，不必苛求他们过去的观点都正确。人口学者应勇于修正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而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应该面向未来，而不应拘泥于与过去观点的衔接。人口学必须浴火重生，学者要勇于冲出铁笼、违师背祖（中国人口学的祖师是马尔萨斯、马寅初、宋健、田雪原等人），而不能抱残守阙。梁中堂、郭志刚、陈友华、穆光宗、李建新等人也确实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开展独立研究，他们让人敬佩和感动！还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正在“违师背祖”，他们是中国人学的希望！　　
　　
　　中国人口学的当务之急是逆转研究方向，摆脱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束缚。方向转变之后，中青年人口学者再精刻细雕，完善新人口理论。旧人口学是一门走入死胡同的学科。新人口学却有光明的未来，由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高度相关（比如美国的保险业就高度重视人口结构），今后的人口学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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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人口学界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人口学的主要发源地（以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理论为理论基础）。但是事实表明，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学者几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从1970年代的刘铮、邬沧萍到现在的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在中国人口政策制定和调整上自始至终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学术泰斗。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邬沧萍教授主要有以下成就[5]：

　　1、在1979年撰写了全国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后患无穷。
　　2、率先提出了"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的理论，这一极为荒谬的观点误导了几代决策层。

　　3、虽然提出了"未富先老"这个概念，但是却用“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思路“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来解决。

　　4、参加了十一五规划，做出结论，还是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中国生育率是1.8（篡改的数据），认为在十一五时期，就是到2010年以前，还是稳定在1.8这个水平为好。从而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　　　
　
　　2004年于学军提出“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更合适”，被邬沧萍在媒体上骂了一通，认为于学军只能代表个人[6]。　　　
　
　　邬沧萍在《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文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再次反对调整人口政策，他认为：“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7]。邬沧萍的这一观点与翟振武以前提出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在2006年就驳斥了翟振武的这一观点以及其他更为荒谬的观点[8]。　　

　　其他主流人口学家也一样，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曾毅等人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国家计生委在1994年公布的《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国家计生委的这一观点就是采用曾毅等人的分析结论和观点。现在证明是错误的，连国家计生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确实严重失衡。他们的错误理论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　　
　　
　　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等主流人口学家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他们的“成果”误导性非常大，国家计生委一直用类似的思路一次次将1.2到1.3的超低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现在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漏报”的孩子并没有找回来，国家统计局多次调查和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当年确实是低生育率。　　　
　
　　胡鞍钢在1980年代就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为计划生育提供理论依据。1999年胡鞍钢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9]。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现在一些学者只敢提二胎，是因为他们对停止计划生育有顾虑。比如现在曾毅、胡鞍钢等人又臆想调整人口政策会出现堆积高峰，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提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这一看似开明的建议，其实是让现在的绝大多数育龄人口基本没有生育二胎的机会）。曾毅说：“我在很多学术会议上也反复的强调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人口增长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能够“一窝蜂”的一下子来个突然的改变，因为人口问题有一个关系，而且可能会产生堆积的问题，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把政策放宽，大家都来生男孩，那你这个麻烦了，一两年之内产生生育高峰，大批的孩子就集中到这一两年，等这些孩子长到4、5岁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紧张，上小学了，学校没有，但是等这些人一过了，你新盖的又空了，整个社会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我非常赞成现在政府的决策就是要慎重，要充分的研究，要充分的试点，逐步的来完善，而且我一直主张要继续抓紧晚婚晚育这个人口问题治理和把关，因为有晚婚晚育就不会造成这种堆积，造成这种短时间的失控。”[10]胡鞍钢说：“调整生育政策，至少需要花一代人时间，并且需要精心设计，同时要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应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11] 　
　　　
　　由于“学术爬蚤心态”，这些年来一些开明派学者胆战心惊地多次向中央建议，“在国家计生委指导下”，“经过试点”，“先点后面”，有条件地逐步放开二胎，防止多孩。他们的建议甚至还不如纪宝成的提议。依照他们的“试点”、“逐渐过渡”的观点（1980年代，八百多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一试就二十多年，难道还不够？），1970年代出生的根本没有生育二胎的希望。　　
　　
　　而计生委系统和保守派人口学家却“非常自信”，他们也给中央上了书，呼吁稳定现行政策不动摇。最后中央采纳的是保守派的观点。“十一五规划”时人口政策纹丝不动。中国社科院全部委员程恩富与一些保守派人口学家合作，更是得出了要实行比现在更加严格计划生育的结论。程恩富在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理直气壮”地正式提交了“城乡一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建议，并在媒体高调宣传[12]。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还不够[13]；魏津生（国务院参事、国家计生委人口杂志社社长）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在“十二五”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不能变[14]。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更是提出要将中国人降低到3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先生感叹说：“没研究的气壮如牛，有研究的心惊胆战”。　　
　　
　　笔者对人口学界的这种保守观点虽然也一直很气愤，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理解。因为就像三只小猪的故事一样，大家都是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笼子里面的小鸟，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是稻草笼子里的小鸟（毕竟还有相当部分勇敢的小鸟能够冲出笼子），公务员、国企单位的员工是木头笼子的小鸟（冲出笼子的可能性大为减少），而人口学界是铁笼子里面的小鸟。中国人口学会的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界的所有利益都捏在计生委手上，人口学学界向中央的一些提议都还是委托计生委代为提交的；人口学界超生率都几乎为零，就更加没有从理论上冲出笼子、颠覆笼子的能力和勇气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总结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稻草笼子和木头笼子的绝大多数小鸟连超生都不敢，那么也就不要过于苛求铁笼子的小鸟的勇气了（他们在笼中叽叽喳喳叫几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们需要有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说，大家都不容易。　
　　　
　　由于人口问题的高度远远高于铁笼子，而铁笼中的小鸟连笼子都没有冲出过，更没有在人类屋顶上站过，那么也就别指望他们对人口问题有什么前瞻性的观点了（从人口学泰斗邬沧萍、中华人口奖获得者曾毅等人的观点就可见一斑）。因此颠覆笼子的任务根本不能苛求铁笼中的小鸟（他们如果能够使上一点力就不错了），而只能指望铁笼外的力量（非人口学科）。但是比较滑稽的社会现实是，铁笼外的民众、社会贤达（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和媒体人士却反而一个劲地往铁笼里钻，附和着人口学界的二胎方案，给人一种假象：只有独生子女政策是错误的，而二胎方案是正确的。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些年来，人口学界胆战心惊地提了很多个“逐渐过渡”的二胎方案，但是在计生委和保守派人口学家的大胆狙击下，人口政策纹丝不动（“无所得矣”）。如果人口学界真的是想调整人口政策，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心安，那么就不应该只提放开二胎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是“纯粹的江湖骗子”。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讲过:“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其实在国际上，人口学比经济学更加不成熟，所有人口理论的实践者（如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伊朗、越南、中国大陆），从长远看，都是受害者。而没有受人口理论影响的印度、巴西等国，却相对来说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人口结构。这是因为国际人口学也是建立在马尔萨斯理论基础上的，国际主流人口学家也不过是马尔萨斯笼子里的小鸟，现在这些小鸟们仍然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出共鸣声：呼吁发展中国家积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

　　药理学虽然也出过错，比如反应停事件，但是如果没有药理学这个学科，不可能有大量新药研制出来，因此整个学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从来就没有人口学这门学科，世界人口问题不会比现在差。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也因为人口学家的参与而变成了夹生饭。就是说，人口学的过去是黑暗的，是一门不应该存在的学科。人口政策攸关每一个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很多学科内容，对人口政策调整最没有发言权的恰恰是人口学界。　　　
　
　　可见，主流人口学家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正确建议的信用。他们过去的观点一次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现在还迷信他们的观点？
　　　　
　　五、学者的职责是告知真相
　　　　
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而不是根据价值判断。学者的作用是告知真相，高举明灯，引导民意，而不是跟着民意走。虽然普通老百姓和决策层暂时不一定走得那么远，但是如果有明灯在那里，至少让大家知道了方向。如果学者提前“妥协”自己的观点，等于自己将水搅浑，那么决策层和公众怎么能够知道人口真相？　　　　

　　一些学者内心确实是以为“妥协”容易为决策层接受。而另外一些人口学家与其说是为了政策连续，为了让政府容易接受，不如说是自己的认识不足，缺乏反省过去观点、与过去错误观点决裂的勇气。他们表面上是为政府找台阶，其实是为自己找台阶，将责任往决策层推。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误导”。人口学界妥协了十多年，也误导了十多年。民族的衰亡往往从学者的短视开始！人口学家要学“发扬”的左宗棠，不要学“忍耐”的李鸿章。　　
　　
　　有什么样的认识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结论。梁中堂1979年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提出用二胎方案替代独生子女政策；李建新教授多年前也提出放开二胎。在当初那种时代背景下，他们提出二胎方案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认识的深入，梁中堂明确提出“不如让人们自由决定婚育”[15]，李建新提出“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16]　　　
　
　　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战术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的（名校出经理），但是战略能力却不容易通过学习而提高（只有10%的企业家毕业于名校）。但是中国的学界普遍“重战术”而“轻战略”。梁中堂在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远远比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站得更高。比如曾毅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有数据有模型，完全可以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好几篇文章，但是从战略角度看，还不如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虽然也是妥协方案，但是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进步，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梁中堂教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积极上书让中央采纳他的观点试点，其道德勇气和政治勇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现在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人口锐减，而网络民意也已经觉醒，停止计划生育的呼声已经很高，笔者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提案在2009年人民网E两会3691个提案中高居榜首[17]。这个时候提二胎方案从微观上看似乎仍然是进步力量，但是从宏观上看其实是阻碍力量了。民意可用，要利用强大的民意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要将停止计划生育的民意稀释成“放开二胎”。
　　　　
　　学术研究（research）本身就是探索的过程，Search + search = research。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生存环境非常差，在过去那种为计划生育服务的宏观指导思想下，学者得出一些错误结论是难免的，不必苛求他们过去的观点都正确。人口学者应勇于修正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而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应该面向未来，而不应拘泥于与过去观点的衔接。人口学必须浴火重生，学者要勇于冲出铁笼、违师背祖（中国人口学的祖师是马尔萨斯、马寅初、宋健、田雪原等人），而不能抱残守阙。梁中堂、郭志刚、陈友华、穆光宗、李建新等人也确实是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开展独立研究，他们让人敬佩和感动！还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正在“违师背祖”，他们是中国人学的希望！　　
　　
　　中国人口学的当务之急是逆转研究方向，摆脱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束缚。方向转变之后，中青年人口学者再精刻细雕，完善新人口理论。旧人口学是一门走入死胡同的学科。新人口学却有光明的未来，由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高度相关（比如美国的保险业就高度重视人口结构），今后的人口学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中山水寒    影响力指数：96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0-8-3 14:43:42    第 15 楼
六、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从历史角度看，现在人口政策微小的差异，其后果的差异都是巨大的。人口政策的失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纪宝成校长提出三五年之后才全面放开二胎，对于这个二胎政策到底延续多长，没有下文。我想作为一项政策，至少需要稳定10年（如果二胎政策只执行三五年的话，那还不如一次性停止计划生育），也就是到2025年左右才有望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学界的“逐渐过渡”比纪宝成还要保守。汪苹委员2009年的提案比纪宝成的提案要开明，她提出现在立即放开二胎，在20至30年间，逐步放开至没有生育限制。依照汪苹委员的提案，也要到2030年之后才能完全停止计划生育。　　

目前20-29岁育龄妇女超过1亿，但是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而从2010年开始，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将直线下降，到2025年只有6000万（每年600万），下降40%。即便放开二胎，生育率也难以稳定在1.6。就算以纪宝成教授的1.8的生育率计算，那么每年出生人口也将从1800万急剧下降到2025年的1000万左右。而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将出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放开二胎不但近期都难以防止人口减少，并且将使得今后的育龄妇女数量不足，无法应对人口泄洪。　　　　

笔者一直认为，多样性非常重要，笔者在《环球》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多样比完美更重要[18]。陈友华教授认为生育的多样性尤为重要。生育的多样性是人类能够繁衍下来的重要保证，古代很多妇女生育十多个，但是也有很多妇女的孩子全部夭折，由于生育的多样性，人类社会能够繁衍下来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现在美国有生育18个孩子的夫妇，但是更有大量单身和丁克，由于生育的多样性，使得美国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附近。韩国现在生育率只有1.1，但是仍然有生育13个孩子的夫妇；如果韩国没有生育多样性，那么韩国的生育率将连0.8都达不到。而二胎方案与独生子女一样破坏了生育的多样性，中国生育率根本不可能如纪宝成所说的稳定在1。8，而是不断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将连1.1都难以维持。　　　　

放开二胎，不能有效“稀释”光棍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1980年以后的出生人口中，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以上。这三千多万光棍的存在将使得今后家庭不稳定，很多家庭将长期处于内战状态。而解决性别比问题，除了停止计划生育外（通过婚姻的时差现象），别无他法。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的。1980年到2009年是“制造”光棍的年段，这个时段的育龄母亲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育龄妇女高峰，而2010年开始，育龄妇女将急剧减少（2025年的20-25岁育龄妇女将不到1992年的一半），所生女孩数本身就少，而积累的光棍数是三千万。如果仅仅只是放开二胎的话，所生的女孩绝对数更是非常有限，更难以稀释积累的男光棍。
　　　　
放开二胎，由于大幅增加出生人口，不能有效缓解老年化。　　

放开二胎，生育权只得到部分归还，还有很多问题（如强制结扎、上户口、准生证、罚款等）是无法解决的。现在农村有一半的人本来就可以生二胎，仅仅放开二胎的话，这一半农村人口根本没有获益。
　　　　
七、当断立断，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韩国1962年开始提倡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1990年代初期只徘徊在1.65左右。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调整人口政策，放开对生育的限制，这本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但是可惜的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担心会出现“堆积生育高峰”，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稳定低生育率”、“关爱女孩”，缩手缩脚，没有逆转生育文化，没有出台提升生育率的的政策，韩国的人口政策变成了夹生饭，生育率不升反降，生育率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5年的1.08。本来金泳三有望因为调整人口政策而成为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没有任何政绩可言。　　　　

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人口政策调整也静悄悄了，没有逆转生育文化，以致生育率不断下降，现在只有1.1左右了。　　　　

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等地仅仅是因为提倡二胎，生育文化就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三十年了，漫天铺地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使得少生文化在民众心里根深蒂固。从长阳、五峰、新疆建设兵团等地情况看，仅仅放开二胎根本无法撼动生育文化，也因此难以真正提升生育率。　　　　

笔者担心的是，即便中国真的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用一个肯定过去计划生育的成就、平稳过渡的方式，由于不能触动生育文化，那么今后生育率也很难提升。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人口政策的调整不要拘泥于政策连续性，不要先仅仅放开二胎（尤其是不要采纳“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过五、十年又调一次人口政策。老子曾经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左传》叔向也说，“国将亡，必多制”。频繁地改动法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容易让利益集团“挟法以自肥”。仅放开二胎一方面对政策没有震动力，一方面将使得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今后将非常被动。即便真的放开二胎，很快就会形成制度定势，漫长的时间内又将难以改正。1980年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依照一些中央高层的说法，是只能实行15年（邓小平等领导也说只能实行30年），并且在13大报告中根本没有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一旦形成利益集团，制度就必然形成定势，独生子女政策快30年了还没有废除；八百万人口的二胎试点，二十多年了，还只是试点。　　　　

由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最佳的停止计划生育的时机，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已经太晚了，如果再用“二胎方案”耽误一段时间，那么是万劫不复了！　　　　

计生委利益集团的阻拦是天然的，根本不必看他们的眼色。关键是需要依赖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3月13日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也指出，中国的人口优势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方论坛都允许讨论“停止计划生育”。可见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不在高层，而在计生委和人口学界。　　　　

2008年国家部委编制调整，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国家计生委也说，全国计生系统也只有50万（相当部分还是兼职）。撤销计生委并不是难事。并且不能因为顾忌到这50万人的利益，而每年损失数百万可世代相传的人口。对于社会来说，停止计划生育和放开二胎的冲击力是一样的。对于决策层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而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不见得比放开二胎大（停止计划生育，等于无视计生委；放开二胎，时刻面临计生委的阻力）。　　　　

当年大跃进的时候，如果当时决策层采纳学者“妥协”、“政协连续性”的观点而逐渐过渡政策，那么情况会怎么样？人命关天的事情能够“过渡”吗？
　　　
因此这次人口政策调整要面向未来，高调停止计划生育，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逆转生育文化。
　　　　
注释：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