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外传燕小六吹唢呐:孤标傲世偕谁隐---论林黛玉与陶渊明

孤标傲世偕谁隐
---论林黛玉与陶渊明
菊花，清高超逸，是中国古代文人典型性格的象徵，是诗人们喜爱吟咏歌颂的对象。自古以来，以菊花为题材的诗歌多不胜数，但最能刻划出菊花的神髓的，莫过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以及《红楼梦》中“魁夺菊花诗”的林黛玉。林黛玉和陶渊明的性格，也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性格。
一、 菊魂
陶渊明性极爱菊，在他的诗作中亦处处可觅菊花的身影（如“芳菊开林耀”、“秋菊有佳色”等等），因他性情淡泊孤高，不屑於结交权贵，恰与菊花的情操相通，故後世吟咏菊花的诗歌中，用典时少不免会提到陶渊明。
《红楼梦》是曹雪芹欲“使闺阁昭传”的呕心沥血之作，能住进大观园这座理想中的女儿国的，自然都是天地之精华灵秀所钟的佳人。这一群才貌双全的女儿们，平日都是以琴棋书画作诗填词为乐，起社咏菊便是其中一场诗歌的雅会。既然咏菊，诗句中自然会提起陶渊明。菊花诗共十二首，与陶渊明有关的就占了五首，其中包括薛宝钗的《画菊》—— “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探春的《簪菊》——“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诗社的活动虽然记叙得不多，但每一次的胜出者为谁都是经过曹雪芹的精心安排的。菊花诗之前是海棠社，史湘云後来居上压倒群芳，这是因为海棠是对於史湘云的身份、性格、命运的象徵和暗示（从她的海棠诗中“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欲离魂 ”一句旁有脂批云“又不脱自己将来形景”，以及後来抽花名签时她抽得海棠花签可以看出。这是题外话，按下不提）。林黛玉之所以魁夺菊花诗，原因和史湘云在海棠社胜出是一样的。金陵十二正钗中，除了林黛玉，再无人比她更接近陶渊明那种高洁的心胸，再无人比她更能代表菊花那种清高、孤傲、正直的性格。
林黛玉独占鳌头的三首菊花诗，依次是《咏菊》、《问菊》和《菊梦》。巧的是三首诗都提到了陶渊明，作者借李纨之口评为“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林黛玉作为封建道德标准的反叛者，能得到封建淑女典范的李纨这么一赞，可见这三首诗确是不同凡响。
那么，这三首诗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
这三首诗的妙处，就在於林黛玉对陶渊明的情操的追慕。《红楼梦》是曹雪芹对於人生有了深刻的情感体验之後所创作的，他将他的性格、对人生的无奈和伤感以及对人生的感悟赋予书中的主人公，从而塑造出一个敏感、清高、才华过人，且又处於风雨飘摇的畸零境地的林黛玉。林黛玉，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的形象。
中国古代文人是怀才不遇的一群，每多伤春悲秋之作，借以抒发他们对命运的感叹。林黛玉也不例外，《葬花词》就是她这方面的代表作。之所以有这种感叹，是因为希望在现实社会中有所成就而受挫，黑暗的现实往往使他们感到无法存身，如果不愿向现实妥协，则只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不为官、不出仕，啸傲林泉，虽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却成了文人群中一种高风亮节的体现。曹雪芹直指林黛玉是“世外仙姝”，也是出於这个原因。
林黛玉心胸高洁，从她对落花的珍爱程度可见一斑。她的葬花，是对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女儿们的必然的悲惨结局的哀悼。她对现实是深恶痛绝的，作为一个反叛者，也不是没有抗争过的，在她的《五美吟》中，就表达了她对人生的愿望，她所歌颂的五美，都是敢於与命运抗争的勇敢女子，所以虽然身世飘零，缠绵病榻，她仍然是孤标傲世、有著个人鲜明的爱憎，不因环境恶劣而改变。但她清楚地知道，个人的力量太微弱，即使有心与命运抗争，终究也是“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在这种情况下，她期望能像陶渊明一样，脱离这一切，脱离现在的环境，寄身於能容得下她的“桃花源”。她对陶渊明的倾慕，不但表现於和香菱谈诗时对陶诗的推许，也表现在这三首菊花诗中。
这三首菊花诗，虽然还有著林黛玉一贯的幽怨之意，但更多的表现了林黛玉对於陶渊明的情操的向往和追求。她首先在《咏菊》中赞颂了陶渊明（“一从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风说到今”），後面的《问菊》就表达了自己对陶渊明的向往，渴望向他看齐（“孤标傲世偕谁隐”），《菊梦》中却清楚指出自己这向向往只能在梦中实现，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达到的（“忆旧还寻陶令盟……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二、 孤标傲世
陶渊明出身於没落的官僚家庭，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东晋王朝已面临瓦解，人民的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都使社会环境愈加混乱污浊。由於受传统的儒道思想薰陶，又受家族环境的影响，他因而有著“ 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截然不同的志趣。当他带著“大济苍生”的愿望踏入仕途，社会的现实却不容他的理想、志向有发展的机会。刚直坦率的性情，使他看不惯官场种种的黑暗现象，於是他只好一次次地辞官而去。但是，他仍然希望寻找到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於是又再三地出仕，可惜，在那混乱的时代、黑暗的社会当中，他始终没能找到可供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陷入应该选择“仕”还是“隐”的矛盾和痛苦之中。终於，他因为不愿奉承位轻权重、跋扈非常的督邮，不甘“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辞去了只做了八十三天的彭泽令，也结束了他的出仕生涯。
陶渊明选择了归隐，虽然是对那个黑暗混乱的社会一种消极的反抗，但是在当时来说，这却是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保持自身孤高的风操的唯一方法。因为，虽然他有著“大济苍生”的抱负，但是要达成这个理想，简直是不可能的，靠他一个人一双手，是无法改变社会现实的。如果要他为了维持生计，而采取对现实的黑暗不闻不问的态度，那他也是办不到的。
陶渊明清高、孤傲、正直，不堪忍受社会的、官场的黑暗，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洁身远祸，这种性格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特徵。而由於不愿对统治者妥协，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就是造成他们怀才不遇的原因。因此，即使多么穷困潦倒，即使要靠出卖自己的才艺来维持生计，他们也是不愿与官场中人结交，不愿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效力的。所以便有了疏狂不羁的扬州八怪，有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有了愤而辞官的陶渊明——而像朱敦儒那样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的，则只能沦为笑柄。这一群蔑视世俗权贵的文人，即使寄身市井度日，但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是乾净的。
陶渊明的高洁情操，向来都是文人们所钦慕所学习的对象。同样出身於没落贵族家庭的曹雪芹，也有著和陶渊明一样的傲骨，即使已经沦落到 “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愁潦倒的地步，靠卖画维生，却仍然不肯向现实屈服，对官场的黑暗、贵族阶级的腐朽深恶痛绝。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题芹圃画石》诗中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对曹雪芹的这种胸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曹雪芹将他的傲骨，他对陶渊明的操守的钦敬，都写进了他的不朽巨著《红楼梦》，从而塑造出了聪慧、敏感、清高，具有中国古代文人所独有的精神洁癖的女主角林黛玉。
曹雪芹给林黛玉的八字定评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这种性格是由林黛玉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她自幼父母双亡，寄居於外祖母家，物质生活虽然富足，但真心怜爱她的也不过是极有限的几个人。林黛玉的心纤细而敏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险恶，（“风刀霜剑严相逼”），所以她从进贾府的第一天就处处小心事事在意，不愿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後来她和薛宝钗成金兰之契，薛宝钗劝她多吃燕窝粥以好好保养身子，她便说了这么一段心里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因我身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贾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於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著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她深知“人在屋檐下，焉得不低头”的道理，但是即使她寄人篱下，却仍然尽自己的能力作出反抗，这也是她的傲世的性格使然。她对周瑞家的送来的宫花的挑剔态度，（“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并非是她在耍小性子，而是她自尊自重，是她的反抗精神的表现。她不希罕做薛宝钗那样符合道德规范的“安分随时”的标准淑女，渴望能从礼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渴望在险恶的环境中仍然能保持自身的洁白无瑕（“质本洁来还洁去，强於污淖陷渠沟”），追求心灵上的解放。可以说，在精神上，在行动上，她都是不自觉地向陶渊明看齐的。正因如此，她才会欣赏陶渊明“淡而现成”的诗风，才会在教香菱学诗时对陶渊明的作品推崇备至。
林黛玉是个“人间有一，天上无双”的才女，由於自幼读书，她身上也具有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特质——傲骨。推崇陶渊明，以他的高风亮节为自己行动的标准，本就是文人们的传统，那么，林黛玉不自觉地向陶渊明看齐，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她父母双亡，寄居外祖母家，因此年纪轻轻便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她那“孤高自许”的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的。而且随著年岁渐长，她也越来越锋芒毕露，与正统的道德背道而驰了。孤苦的身世，傲世的心灵，寄人篱下的不幸遭遇而形成的敏感气质，以及无法向人诉说的感情上的折磨，使她的性格有著悒郁悲凉的一面。但是，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这“多愁多病身”，她却仍然不肯对龌龊的环境妥协，仍然不改初衷地蔑视功名利禄，从不曾像薛宝钗那样劝贾宝玉去立身扬名，这就为他们的爱情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但是，她虽然和贾宝玉志同道合，虽然脂批赞她是“逸才仙品”，却对她在贾家的地位一点也没有帮助，也不能改变她的悲剧命运——她和贾宝玉那种违反封建礼教的恋爱，是终究会被无情地扼杀的。林黛玉和陶渊明都是怀才不遇的。陶渊明才华过人，在诗歌辞赋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田园诗是他的独创，打破了玄言诗的统治，以其新颖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给诗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但是尽管他有这样的才华，在当世却并不受人重视。即使是他的朋友，在为他作诔文时，也只赞颂他的清高的人格，而未充分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刘勰作《文心雕龙》，竟然只字未提陶渊明。钟嵘作《诗品》，陶渊明仅在中品，排名还在陆机潘岳之下。直至萧统才真正肯定陶渊明在文学上的地位，才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但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到了唐代才得到普遍的承认的。
林黛玉才思敏捷，是不容置疑的。她的清高孤傲，怀才不遇的悲愤，在她的作品中也时有表露。比如海棠诗中的“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咏菊》中的“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问菊》中的“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等等。她的作品，每每使贾宝玉击节叫好（如海棠诗），甚至使贾宝玉怔怔地落下泪来，那是因为贾宝玉是她的知己，能读懂她心中的无限悲愤。但是作为统治者，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代表，就不是这么想了。且看李纨作为诗社社长是怎么评她的作品——在人人都赞林黛玉的海棠诗应为上品时，她独排众议，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李纨为什么推许薛宝钗？当然是因为她们是同路人，而林黛玉却是背离了她们所固守的正统道德而行的。
林黛玉和陶渊明不得意的际遇，除了社会环境这个不可抗因素之外，他们的性格也是主要的成因。因为有著精神洁癖，因为性情耿直而看不惯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不愿被社会现实所吞噬，因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与之对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见容於社会的命运。陶渊明尚可以选择，尚可以从官场抽身而去，但弱质纤纤的林黛玉没有选择的余地。她要解脱，唯一的途径就是死亡，只有死亡才能使她完全脱离这个丑恶的世界。虽然她以自己的眼泪来表达自己的控诉和反抗，然而等待著她的，只有泪尽而亡的悲剧结局。
三、 欲洁何曾洁
林黛玉和陶渊明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孤傲、反抗和叛逆，其实也是颇为有限的。一方面，他们痛恨自己所处的混乱污秽的社会环境，以实际行动向之宣战；一方面，为了生存，他们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低头。生活对於他们来说，是无边无际的矛盾和痛苦。而这种矛盾和痛苦，并非只有他们才有，应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所共有的，洁身自好与继续生存的矛盾和痛苦。
陶渊明固然是超脱於世外的，然而他却不可能完全超脱。他所受的思想教育，注定他即使在感情上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也只能是不满不平而已，是拿不出进一步的实际的反抗举动来的。他所采取的精神超脱方式，是不脱离他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规范，也不超出他所处阶级的规范的。能让他的激愤稍得缓解的，是从古代贤人身上寻求寄托和安慰。（“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与官场公然决裂，归而躬耕於田园，已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大的义举了。但是，田园生活也不如他想象中那么闲适平静，那么好过。开头那几年他也确实过得悠闲自在，视耕作劳动为乐趣，可是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使他在经济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晚年，是极困苦潦倒的。
现实是又一次使陶渊明失望了。即使是他原本以为是他唯一的托身之所的农村，到头来还是陷他於绝望。“桃花源”便是他在这种全然绝望的境地下创作出来的理想王国。桃花源的社会，没有君主，没有阶级，自然也没有剥削和压迫，居民们共同劳动，自给自足，过著与世无争的生活。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农村的景象，“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平静和谐的场面，只要读过他的田园诗，都会觉得熟悉。但是，从他写作闲适的田园诗，到创作理想中的桃花源社会，其生活历程和思想斗争历程都是漫长而艰苦的。他在对现实的绝望和苦闷中挣扎著，在努力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的劳动中挣扎著，这使他对於社会制度有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创作出桃花源这么一座理想王国，表达自己对现实制度的痛恨和反抗。“桃花源” 的理想，使他在纵酒狂放以求超脱之外，还能多多少少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
林黛玉的矛盾和痛苦，自她进贾府那一天就开始了，而且还在一日日地加深。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实质上是封建社会的缩影。所以大观园虽然是曹雪芹理想中的女儿国，但它既然处在贾府的围墙之内，那么置身其中的女儿们，也是脱不开封建礼教的桎梏的。林黛玉的矛盾、痛苦，也正是由此而起。
从性格上来说，她是传统道德的叛逆者，追求爱情的自由，追求心灵的解放，这从她喜读西厢，喜听《牡丹亭》戏文可见一斑。崔莺莺、杜丽娘，都可以说是贵族小姐中勇敢地追求爱情自由的佼佼者。林黛玉是很想像她们一样的，但是贾府的环境决定了这不可能。林黛玉的反抗是不彻底的。她只能在思想上反叛自己所属的这个贵族阶级，只能靠著自己的伶牙俐齿来表现自己的愤恨和不满，但要是真的让她脱离了贵族阶级，走到社会上去，那她是一天也活不下来的。她托身於贾府，虽然是万不得已，也常常因为自己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的尴尬身份而感到忧郁，但贾府却给了她最好的生活条件，她的饮食起居，都和贾府原有的三位姑娘并无差别。她虽然是个反叛者，但也是自幼受正统道德教育的大家闺秀，她的反叛也是有限度的。不然，她就不会既喜看《西厢记》这种“淫词艳曲”，又怕贾宝玉知道她爱看，也不许贾宝玉拿上面的话来取笑；更不会因一时忘情，於行酒令时说了《西厢记》、《牡丹亭》上的话，後被薛宝钗指出，便羞得满脸飞红，央求薛宝钗不可告诉别人，自己再也不说了。这是因为如果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规范，姑娘家是不可以看这种杂书的，“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如要读书识字，也只能拣著正经书来看，“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按这样说来，林黛玉等人作诗填词，已是超过贵族小姐的本分了，要是再以看《西厢记》《牡丹亭》这些“杂书”为乐，那就是不可饶恕的了。由此可见，林黛玉虽然作为封建礼教的反叛者，她的反叛也只能是有限度的反叛，始终不能脱出封建礼教、传统道德的樊笼，而且也不可能有脱出这个樊笼的一天。她要在贾府继续生活下去，便不能与之公开决裂——因为，她还要托庇於他们。
林黛玉作为一个文人的艺术形象，她的生存，也是缺乏独立性的。只有解决了生计问题，文人才有资格谈“文”，林黛玉也是这样。贾家是她衣食丰足的保障，大观园是可供她施展才华的园地，她是不会，也不能离开这片乐土的。
四、 何处有香丘
林黛玉在《葬花词》里悲愤地质问道：“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渴望能找到“一抔净土掩风流”的清静之境。这种清静的境界，不就正是陶渊明苦心追求的桃花源吗？这在现实中是可能的吗？答曰：不可能。
无论是桃花源还是大观园，都只能存在於作者的幻想之中，想要完全脱离社会的各种矛盾，完全冲破传统道德的枷锁，是不可能的。反抗者的声音，虽然显得悲壮，但他们毕竟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又怎么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生存？
这种不可能，是由他们在思想上、社会地位上的局限所造成的。作为文人阶级，他们是孤高超逸的，不屑於与世俗权贵为伍；但作为社会上的人，他们也是要生存的，但怎么生存呢？却是依附於他们所痛恨的权贵。
这真是一种不可解的永恒的矛盾。要洁身自好，生活便成了问题；要解决生活问题，就不能完全洁身自好。於是，便有了苏轼的苦苦挣扎，柳永的混迹秦楼楚馆，陶渊明的晚年穷困，甚至是贾雨村的腐败堕落。就连陶渊明也不能指出达到桃花源理想的正确道路，大观园也不能将各种各样的矛盾摒之於门外，理想的女儿国最终只落得“花落水流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乾净”。连林黛玉和陶渊明这样的反叛者，尚且只落得失败、幻灭的结局，中国古代的文人还能有什么出路？也许追求桃花源，真的能让他们在精神上有所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