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手机玩galgame:马文戈：论方法

马文戈 ：论方法
马文戈
不论革命还是建设，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问题不解决，完成任务就是一句空话。可惜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甚至完全被忽视了。那么，什么是方法和科学方法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索的真理。 一、科学方法的客观真理性 方法是人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属于主观范畴，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方法作为人们的态度虽然是由认识、意志和情感等各种主观因素构成的总和，但决定其正确与否的并不是意志和情感，而是认识特别是理性认识。所以，方法就其实质而言，是对已有知识的运用，它体现着人们知识的灵魂。在知识的运用过程中表现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的实际表现。 
科学方法是对客观真理的运用，必须同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相符合。科学方法的正确与否并不取决取其自身，而是取决于它所依据的科学知识是否为真理；同样地，检验方法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也只能是社会实践，而决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感觉。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就其方法而言，只能取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性质，而不可能是某种抄袭西方经验的善良欲望；同样地，检验改革开放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也只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实践活动，而不可能是哪个外国代理者的奇思妙想。
科学方法作为对客观真理的运用，这是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性决定的。把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用来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性原则，世界观就转化为方法论。列宁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哲学的方法是由哲学的理论内容本身规定的这一深刻思想，明确地指出：方法是“科学认识的运动”①。列宁把方法界定为“科学认识的运动”，有二层含义：一是科学方法是对于客观真理的运用，因而具有客观真理性；二是科学方法是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发展过程，因而具有社会历史性。控制论的方法论研究专家克劳斯以自己的成果和方式丰富和证实了列宁的上述思想。他认为：“方法和理论归根到底都产生于科学对象。理论确定实际情况是什么，方法则说明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②克劳斯不仅指出了方法的客观真理性，而且在实际上把方法分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来主张是相同的或近似的。克劳斯在这方面的缺陷是，他否认理论对于方法的基础地位，把二者等量齐观。
在实际的科学认识运动中，发现客观真理和运用客观真理总是密切结合的，发现真理是科学的根本任务，运用真理以改造世界则是科学的最终目的和基本功能。发现和运用相互交替，循环往复。所以方法不论作为科学认识的运动，还是作为对客观真理的运用，都是客观的，都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性。人们只有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变革事物，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获得成功。
为了坚持科学方法的客观性质，列宁批判了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思维经济原则”。所谓“思维经济原则”，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它认为，承认只存在着感觉比承认感觉之外还存在着物质更“经济些”。为此，列宁写道：“‘设想’原子是不可分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原子是由阳电子和阴电子构成的‘经济些’呢？设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自由派进行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它是反对自由派的‘经济些’呢？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看出这里运用‘思维经济’这个范畴是荒谬的、主观主义的。人的思想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而实践、实验、工业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准绳。”③列宁的反驳告诉我们，方法不可能是人类理智随意创造出来的，科学的方法是对客观真理的运用，必须同事物的客观性质相符合。因为科学方法的内容是客观的，所以检验它的标准也只是社会实践。 二、科学方法的社会历史性 科学的方法既不像唯心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人们随意想象出来的一种纯粹主观范畴，也不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直观外在的东西。科学的方法作为科学认识的运动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现和运用客观真理的社会历史过程。任何科学的方法都有一个形成过程，形成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迄今为止，人类的三种基本科学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的产生和形成，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归纳和演绎是最基本的科学思维方法，产生和出现得最早，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是它的创始人。归纳和演绎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从待解释的现象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这些原理中演绎出关于现象性的陈述。亚氏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演绎法和三段论。至于归纳法，他没有进行系统具体的论述。归纳法是通过伊壁鸠鲁学派的进一步研究才建立起来的。十七世纪的培根创立了排除归纳法，而牛顿则提出了归纳中的分析问题。牛顿所理解的归纳法要比培根深刻得多。穆勒是近代归纳法的完成者，他因创立了探求因果联系的五种方法而著称于世。
归纳法到了20世纪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手里，便以逻辑实证主义的形式而成为西方的一种哲学理论。然而就在它日臻完善和备受推崇的时候，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判。首先向它发难的是休谟的不可知论，接着便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它们都否认归纳的科学性和作用。到后来，美国的科学哲学家库恩针对证伪主义走向的另一个极端，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科学发展的范式。库恩的范式论既是一种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科学方法。在库恩看来，不仅科学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而且具体的理论和方法都处在不断地历史更替和发展之中。
分析和综合是在归纳和演绎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分析法不仅是近代科学获得巨大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且其本身就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可喜成果。只有当人类的科学认识运动发展到对自然界作分门别类地研究的时代，才能够出现分析这种思维方法。综合是以分析为基础的，没有分析便没有综合。近代科学经过300多年的长足进步，终于从搜集材料进入到整理材料的阶段。这是综合成为一种重要科学思维方法的历史前提。
抽象和具体又是在分析和综合，特别是在综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世纪40年代自然科学的
“三大发现”和电磁理论的创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形成，为抽象和具体的产生和出现提供了科学条件。马克思是抽象和具体的思维方法的提出者和阐明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他写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抽象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为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对抽象和具体的方法加以实际的运用。他从商品分析开始，抽引出价值，又从价值形态的历史发展对货币进行了科学的规定，最后由货币上升到资本。从而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形成的历史，作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由抽象到具体是科学上的一条正确的道路的方法。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的方法作为“科学认识的运动”，在历史上是发生发展着的，决不是教条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三、 科学方法的灵活多样性 客观事物不仅形形色色，而且变化万千，所以反映世界万物的具体真理是多种多样的。因而与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门类相关的学科及其方法不胜枚举。各种各样的技术科学就不必说了，仅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基础学科就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和数理逻辑等七种。并且在它们的不断分化发展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如化学物理、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力学……等等，同时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和结合还形成了工程经济学、工程美学、经济数学以及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计算机的出现和机器人的研制成功更是现代科学的美丽花朵，它打破了思维科学同其他传统科学的界限，把人类文明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各种科学理论，不管在这里我们提到的还是未提到的，都具有自己的方法论意义，都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方法。随着科学认识运动的不断深化和扩展，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将与日俱增，不断加强。
关于方法的多样性问题，毛泽东曾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过概括。在《矛盾论》中他深刻地指出，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因为“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了，旧过程的矛盾消灭了，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不同。”⑤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教条主义都不懂得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的使用一种自以为是不可改变的方法到处乱套，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同样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也不能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老路，必须结合自己的具体特点，创造出新的方法和道路。
方法的灵活性主要是指真理在运用时的条件性。对于一种真理的运用，应该因时因地制宜，而不能生搬硬套。因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基于一定的条件，条件变化了，认识和变革事物的方法也要随之而改变。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在这里时间和地点也是一种条件。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从分析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外条件以及变革事物时的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情况中，采取不同的方法。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反对“唯书唯上”，讲的都是方法的灵活性和条件性。具体事物是多重矛盾的统一体，从不同的实践需要和标准出发，来认识和变革同一个事物，其方法也应该是不同的，这是方法灵活性的客观依据。 四、 方法同立场、观点的统一性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科学的方法有鲜明的阶级性。为此，列宁曾不无讽刺地指出，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条件下，那种否认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的人，只配像袋鼠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供人观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性。他认为，阶级立场是最基本的东西，它决定着一个人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具体观点，而立场和观点又必然地表现为一定的方法。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当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待和处理问题。共产党员应当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看待和处理问题，因为党性和党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和处理当时延安文艺界所发生的各种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争论问题，从革命文艺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到文艺批评的标准以及文艺工作的普及和提高的相互关系。
由于阶级立场不同，各阶级对待社会问题与矛盾的观点和方法也就不同，有些观点和方法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而统治阶级却往往用甜言蜜语把各种相互矛盾和对立的观点和方法掩盖起来，以达到欺骗群众、愚弄人心的罪恶目的。但是欲盖弥彰，特别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年代，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总是要用群众斗争和革命暴力的方法推翻剥削压迫阶级的反动统治，而剥削阶级则总是要采取欺骗和镇压相结合的方法来对付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处在两大基本对抗阶级之间的一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则经常采取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法，动摇于二者之间。在中国近代史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和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和革命农民阶级在挽救民族危机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和道路。在随后近百年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史上，从以孙中山和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力量同以北洋军阀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中，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两种对立方法和道路的阶级实质。不论革命的方法还是反动的方法，或者改良主义的方法，都是出于特定阶级的利益的需要，都有其阶级根源和基础。
不仅在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中，方法具有阶级性，而且各阶级在完成自己的社会生产任务时，用以维护自己劳动纪律的一些基本方法也是不同的或对立的。地主阶级用棍棒，资产阶级用饥饿，而无产阶级则主要的是靠觉悟。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垄断资产阶级曾大力推广泰罗的血汗工资制度。即使是科学的方法，一旦到了资本家手里，也会变成维护雇佣奴隶制的手段。社会科学方法的阶级性质告诉我们，在学习西方的经营管理经验时，切不可把那些渗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剥削和压迫方法，不加分析地搬到社会主义企业里来。
要坚持社会科学方法的阶级性，就必须同资产阶级“客观历史家们”划清思想界限。资产阶级的客观历史家们，为了欺骗劳动群众，在研究社会矛盾和问题时装出一副“超阶级超党派”的面孔，标榜自己的观点是“纯客观的”和“最公正的”。他们抽象地谈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似乎社会发展规律是不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就可以自发地实现的；他们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社会矛盾和问题，似乎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说成全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和观点，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资产阶级“客观历史家们”的态度和方法是虚伪的和错误的。因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由阶级社会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并不是哪个人的好恶或杜撰。在阶级社会里，如果抽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社会问题，那就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⑥毛泽东把阶级分析的方法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这对于资产阶级“客观历史家”来说，也是一种入木三分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我国在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废止“阶级斗争为纲”，纠正“左”的错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再走向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另一个极端。我们应该把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应该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上，以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以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方针的正确贯彻执行。 五、 方法和任务、手段和目的的一致性 在方法和任务、手段和目的的相应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任务决定方法、目的规定手段，同时方法和手段对于完成任务、实现目的也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脱离任务的方法和失去目的的手段是毫无意义的无的放矢。但是统治阶级往往只讲方法和手段，并通过自己的方法和手段去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压迫和剥削的目的。这是因为压迫和剥削对于压迫者和剥削者来说，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事实。所以他们只能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和欺骗手法。
统治阶级尽管可以暂时地把自己的目的和任务掩盖起来，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手段是没有目的的，他们的方法是可以脱离任务的。相反，他们的这种欺骗手法本身也是由于他们的卑鄙目的决定的。每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都可以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看到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到底要走到哪里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的根本认识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出自于他所奉行的群众史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地主资产阶级所实行的愚民政策和牧民政策也出自于他们的压迫、剥削的本性。各个阶级、政党尽管在方法上可以是不同的或对立的，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无不把任务和目的放在首位，这一点却是共同的。为艺术而艺术，为方法而方法，为斗争而斗争的种种说法都是虚伪的，不可信的。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人，要想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发扬民主的作风，就必须弄清科学方法的客观真理性、社会历史性和灵活多样性，弄清社会科学方法的阶级性、方法与观点、立场的统一性以及方法与任务、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实现“四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注释：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84页。
② 《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科学与哲学》王雨田主编，第275页。
③ 《列宁全集》14卷，第173页。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15页。
⑤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