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支付方案:毛建国：到底是谁指望政府养老了(南方都市报 2007-9-14)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12日在北京CBD国际论坛上表示，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仅靠政府买社会保险，远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西方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龙永图先生又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即，谁指望政府养老了？

　　别人不敢说，仅以我的父母而言，他们是农民，他们的养老只指望我微薄的工资。像我父母这样养儿防老的，在农村比比皆是。这么多年来，我也很少看到农民养老由政府承担，而且很少听到哪个农民指望政府养老的。有的地方，以村或镇的名义，集体替农民办养老保险，但这也不能归功于政府。因为，这里的保险金是农民的土地款。而且他们最终所得的养老收入，在金额上是微薄的，仅仅只能维持最低生存需要。

　　什么人指望政府养老？过去，所有“公家人”都指望国家养老；而现在主要是指公务员，包括享受公务员待遇的。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险，是政府替他们缴的，这部分人才指望政府养老。

　　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有保险，但享受的差距巨大。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不仅仅远远高于我们，他们退休后的养老金也远远高于我们。一直以为，财政替他们缴保险天经地义，但一直想不通，公务员的保险为什么不能走向社会化，与我们一样，缴同样的基数，享受同样的待遇呢？

　　面对未来，谁都有一丝担心，确实，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不能持续的。问题的关键是，目前，政府只包揽了公务员以及享受公务员待遇人员的保险。笔者以及像笔者一样的普通公民，从没想过给国家添麻烦，指望政府来养老。

　　但，财政的阳光不能不照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他们的微薄收入缴不起保险。也不能不照工人，包括农民工，他们有工作，单位不缴；他们找政府，政府说企业正处于成长阶段。这才是最值得担心的，他们的明天谁来保障？从这意义上说，政府潜在着大包大揽的风险。因为，这一大帮人现在没有保险，最终必然要由政府埋单。

　　□毛建国

    本报北京9月12日电（记者郭永刚）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仅靠政府买社会保险，远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在今天的北京CBD国际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北京CBD国际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西方的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43亿人，占总人口的11％，预计2020年将占17％，2050年将占到31％。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是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而我国2006年人均GDP仅有2000美元左右。

    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说，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阶段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问题，对养老保障体系的效率和可持续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我国目前有1．5亿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被征地的农民总量已经达到了4000万人。如何解决被征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障问题，城镇和农村相衔接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应对城镇化挑战的重要课题。

    据介绍，在传统体制下人们的养老保障主要依靠政府、单位、家庭和土地，就业单位和血缘关系是决定养老保障水平的关键因素。

    “由于劳动者的工资长期以来处在非常低的水平，老百姓主要靠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正常的，但我们又不能全让政府大包大揽。”龙永图说，大包大揽会让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走到国家社会保障濒于破产的地步。

    “商业养老保险在我国有很大发展前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王宪章说，2006年我国社会保险保费收入是8626亿元，商业保险保费收入为5641亿元，商业保险在去年有14％的增长。

    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仍然偏低。我国人均商业养老保险保费大约是431元，仅为国际上的10％左右，为美国的1／70。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介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城乡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滞后，保障的项目少、覆盖面窄、保障面低。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老龄化的速度加快，现在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而且这个趋势将持续到2040年左右。

    刘从龙说，到目前我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将近两亿，人均月领取养老金1000元，而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只有5400万人左右，人均月领取养老金还不到100元。

    “农村老年人的贫困问题应该引起高度关注，要加快建立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农村保险体系，否则将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他警告说。

    刘从龙透露，我国正在一些地方积极开展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为机制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并且同时着力推进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经过这两年的工作，将来还会有1000万名左右被征地农民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此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抓紧制定适应农民工特点的养老办法，这个办法将很快上报国务院。

 　　经世济民

　　□叶檀

　　藏富于政府，抑或藏富于民，关键在于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对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如果政府在强大的收入激励下，将自己当成独立的利益主体，而不是纳税人所购买的公共产品的服务主体，那就会站到市场主体与消费者的对立面。
　　
　　作为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政绩之一，财政部部长金人庆6月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前5个月，全国完成财政收入21723.53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全年预算的49.3％；贺宛男女士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增收之最。今年数据为近年来节节攀升的财政收入锦上添花：从2003年至今，财政部每年收入扩容5000亿元以上，去年增加7000多亿，根据今年的预算安排，财政收入将比去年增长一成五多。

　　如果政府得到了如此多的收入，而无法合法合规高效地用好纳税人的钱，显然未尽其责，应该向全体国民陈述理由。

　　近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政府成为最大受益者，收入增幅远在民众之上。据张军教授的研究，10年前，国家储蓄占GDP的水平大约为36％，今天已经上升到了差不多46％，紧随其后的是企业储蓄的增长，占GDP的20％左右，国家统计局每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以及国资委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惟一下降的是家庭储蓄：把家庭的储蓄用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去家庭消费，现在家庭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10年前则超过了20％。

　　实行高税收的国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北欧那些福利国家，国家对每个公民生老病死一包到底；另一种是在经济发展初期，由政府推动经济起飞，这样的国家行政力量较为强势。

　　我国发展初始，政府以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但政府介入经济的前提是积极财政政策确实是经济推动器。可惜，另一些数据时刻在提醒我们，这样的发展模式代价越来越高，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财政收入浪费现象极其严重。虽然中国的宏观税负大升，财政收入高增长，但并没有出现财政盈余。政府的储蓄占GDP当前6％左右的比重，与10年前的5％相比并不显著。2005年，收支相抵之后，支出大于收入2080.14亿元。只有一个结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就是政府本身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2005年政府支出增长了18.3％；或者是政府投资项目效率不高，导致资金在黑箱中沉没，国家审计署的数字可以证实浪费的严重。实际上，加上地方政府的保守估计2200亿元的债务，政府财政收入处于赤字状态，一些基层地方政府财政濒于破产，因此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屡被提上议事日程。

　　其次，在财政收入上升之时，社会保障相对处于萎缩状态，从表面上来看，政府的收入似乎多得花不完，所以才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到国外投资，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公共产品投入极为有限，从医疗到教育都位居世界后列，从房地产行业征收的巨额税费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以至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建设的数额令人羞于启齿，失去安全感受的民众消费能力难有起色。

　　更严重的是，目前苛刻的税费政策将扼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上游企业垄断资源掌握定价权，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化税收政策的影响。今年前五月增长最快的税收主要是流转税、所得税、进口环节税收，分别增长22.4％、38.2％和25.3％。虽然我国已制定了从间接税向直接税改革、从生产型向消费型改革的政策，但是，从上面数据看得很清楚，除了那些进入增值税试点的幸运地区之外，企业在间接流转环节和所得环节继续被双重征收重税。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政府分别享有60％和75％。如改革税制，还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双方争执不下，倒霉的是企业。朝三暮四的税收政策已经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据测算，在印花税上调后，税收将与上市企业的利润持平，股市已无投资者的利益空间，所谓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恐怕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国的征税基数与财政支出一样，只能升不能降，根据去年的数据逐年上调，这种政绩适足以反映税收制定的随意性。每年的收入都超额完成，说明政府的税收政策不够科学，或者低估了纳税人的赢利、收入增长，或者是竭泽而渔。随意设税，会降低经济发展动力和民众福利，为政府主导的投资火上加油，让市场丧失稳定的预期。

　　认为我国税负低的主要论据是税收占GDP比重只有20％左右，但税费相加达到惊人的40％，各种费用层出不穷，至今未有收敛之迹，不要说税收法治化，就是离税费一体化都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藏富于政府，抑或藏富于民，关键在于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对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如果政府在强大的收入激励下，将自己当成独立的利益主体，而不是纳税人所购买的公共产品的服务主体，那就会站到市场主体与消费者的对立面。改变现在局面的惟一办法就是约束财政增长幅度，使政府不得不恢复公共服务的本职，迫使政府组织消肿；否则，财政收入的增长只能增加更多的浪费资金和沉没成本、腐败成本。

　　(作者为经济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