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凤孟锦云忆毛泽东_口袋推推 [原文地址]

　　 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离开北京中南海之后，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又调到铁道部，做一名普通干部。前几年，她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

　　张玉凤的两个女儿非常出色，大女儿在北京读完

北方的狼王是我
2010-05-23 19:26:43 推自lindan9997 | 推(10) 她推过的


人民网揭秘：张玉凤孟锦云忆毛泽东 [原文地址]
　　 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离开北京中南海之后，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又调到铁道部，做一名普通干部。前几年，她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

　　张玉凤的两个女儿非常出色，大女儿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去了美国，获博士学位；小女儿学医，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张玉凤家庭贫寒，小时候因为太穷而无法完成学业早早出来工作，谁知道运气非常好在主席专列上当了列车服务员，给主席的印象很好，就跨入中南海当上了主席秘书，她正式调进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 一个上午，她正在清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她来不及梳洗打扮就跟着走了。当小车拐进警卫森严的“深宫禁院”时，张玉凤确实没想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红光满面”的形象。他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也苍白憔悴。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而这时在他身旁伺候的人就是张玉凤。她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一边干一边学，直到毛泽东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毛泽东慢慢感觉到了只有亲人才能带来的温暖和安心。张玉凤做起事来特别细心认真，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放心地把很多机要事务交给她打理的主要原因。

　　连毛泽东也要让她三分

　　晚年的张玉凤是一位慈祥而和善的老人，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从不拒绝与人们合影，很耐心，而且总是笑意盈盈，还跟大家一样兴致很好地在快门按下的刹那喊一声“茄子”。但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脾气耿直倔强，曾被毛泽东称为“张飞的后代”，她甚至还曾当面顶撞过毛泽东。

　　有一次毛泽东有客人来，而那一天张玉凤正好不大高兴，对客人有些轻慢。 事后，毛泽东批评张玉凤态度不好。张玉凤却二话没说收拾包裹就回了家。最终还是毛泽东妥协了。张玉凤又回到了中南海。事后毛泽东给了这位不肯认错的工作人员一句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这样一个“张飞的后代”，敢说敢为，连毛泽东也要让她三分。据毛当时的护士孟锦云回忆，一天她来接张玉凤的班，刚走到主席卧室门口，就听见里面大声吵嚷的声音：“你给我滚！”小孟听出主席的声音显得又高又细，是竭尽全力发出来的。而张玉凤竟也激动地回应主席说：“滚就滚，谁不让我走谁是狗！”最终张玉凤并没有走，而毛主席后来也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小孟听说，毛主席还把张玉凤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一辈子没低过头，却对这样一个普通的生活秘书无可奈何，可以想见，这时的毛泽东对张玉凤已经有了一种深厚的依赖和感情。

　　取代江青的“家人”地位

　　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他也有着正常人的任性、爱发脾气。那时的毛泽东与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张玉凤就成了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而张玉凤对于毛泽东与江青来说便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系。“第一夫人”江青也不得不对张玉凤“巴结”和“献殷勤”。

　　江青总是有空就找张玉凤聊天、照相、吃饭以及打电话，还常送她一些真丝布料等礼物。 张玉凤有时见毛泽东不同意见江青，就会问他说：“你干什么老不见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毛泽东就回答说：“你就见她可怜了，你还没见到她可恨的时候呢！”有一次，张玉凤故意穿上江青送给她的衣裙，站到毛泽东的面前问：“您看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毛泽东连说：“好看，好看，谁给你的？”“告诉你吧，这是江青同志送给我的，我特意穿给你看看。”毛泽东闻言便马上把脸一沉：“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那时，江青想要见毛泽东一面十分困难，而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与江青已无夫妻之情，或许张玉凤在他的心里早已取代了江青那种“家人”的地位，而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最初那份美好的情感，多多少少地投射在了张玉凤的身上。

　　附：人民网:毛泽东临终前护理记录

　　毛泽东向来把生和死看得很乐观。1963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到死时，毛泽东是那样的轻松、随意。

　　1976年的毛泽东更加憔悴、苍老，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斗争着。双手颤抖很厉害的他无奈之下只能接受工作人员喂饭的现实。不久，喂饭也成了难题。于是，医护人员为他配了鼻饲食谱。食物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心配制而成，每隔一段时间通过鼻孔下插着的管子注入一次。没过多久，肺心病又开始折磨他，使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嘴唇都憋得发紫。他的鼻孔下于是又插入了氧气管。后来即便是流质食物毛泽东也无法下咽，一到嗓子便呛住，引起心脏不适，只能通过胃管进食。从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食谱来看，1976年7月11日前为鼻饲，7月12日至9月8日为胃管进食。其中除了8月1日到13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进食情况较好、9月3日进食一般外，其余时间都较困难。

　　工作人员清晰记得，毛泽东在躺在床上动不了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他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竭尽全力地为党、为人民继续操劳。他时刻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知疲倦地，忘我地工作着”。毛泽东经常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的，换一次床单都可以让他昏过去。生命如此脆弱，他依旧关注着国事。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毛泽东报告了唐山地震情况。此时的毛泽东大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但他只要一清醒，便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主动问工作人员要有关地震情况的汇报材料。当他知道这场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时，他伤心地哭了。在场的医护人员“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我们那些在旁的保健专家的心也在流泪”。

　　3天后，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递到了毛泽东床头，这是他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立即将主持政府工作的华国锋叫到床前，语气深沉地叮嘱华国锋：“要全力救灾，这是最要紧的。”8月4日，华国锋受毛泽东的重托，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传递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受灾群众的关怀之情。

　　从8月底直至逝世，毛泽东历经多次昏迷、多次抢救，他说话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音符。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依然没有停止思索、停止工作。他自己拿不动文件，就由秘书帮他捧着；他不能亲自读书读报，就由护士念给他听。对于国家重大新闻，他了然如心。有一张1976年9月8日的护理记录，清楚地记载着：

　　1时10分：看文件15分30秒……

　　13时18分：看文件12分……

　　16时37分：看文件30分……

　　紧张的生命抢救与宁静的工作、读书展现出一幅伟人弥留前的感人画面。毛泽东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着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由别人用手托着。就在这种状况下，他坚持看书、看文件11次，时间共达2小时50分钟。每一次都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不长的时间，就又昏迷了。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从休克中醒过来，嘴里忽然发出微弱的声音。工作人员按照以往的习惯，连忙抓起笔和纸放到他手中，只见毛泽东艰难地移动着铅笔，费了很大的劲，慢慢地划出了3道似乎在颤抖的线，就再也没有力气了。看到工作人员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毛泽东非常焦急。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手又可以慢慢抬起了，缓缓地，他在木床上敲了3下。工作人员这才反应过来，试探地问到：“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毛泽东当即点了点头。

　　三木是当时日本自由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正在参加日本国内的大选。病危之际的毛泽东还关注着三木大选的情况，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时37分。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他看文件的时间长达30分钟。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抢救。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居所与世长辞，享年83岁。他以顽强拼搏的一生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附：中广网:揭秘：许世友和毛泽东的恩怨

　　富于传奇色彩的许世友将军，当年在延安曾被囚禁受审过。关于这段历史，说法很多，真情到底如何？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对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前线吃紧，张国焘却寻欢作乐，从此，张国焘在许世友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在红四方面军时期的许世友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红九军副军长兼红二十五师师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等职。许世友能打仗，特别能打大仗恶仗，作为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对许世友十分赏识。一般的红军官兵是不能随便进出张国焘的卧室的，而许世友例外。许世友天天要喝酒，张国焘那里的酒，许世友看到就可以随手带走，有时还在张国焘住处与张国焘对饮几盅。张国焘曾明确提出，部队作战缴来的酒，先让许世友挑个够，并特许许世友的警卫员背酒、炊事员挑酒、战马驮酒。

　　许世友是直性子人，动不动发脾气，有时话说得还很不雅，可张国焘从来不计较。许世友每次打了大胜仗回来，张国焘总是和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一道前往看望慰问。

　　1933年夏，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领导下，连续发动仪南、营渠、宣达战役。这期间，一天傍晚，许世友匆忙赶回报告情况。他径直推开张国焘卧室的门。只见张国焘坐在炕上，搂着一个女文工团员，正在放荡调情。张国焘没想到许世友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十分尴尬。许世友更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尊敬的首长竟然在前方战事正紧的时候，不顾官兵生死，寻欢作乐。从此，张国焘的形象在许世友心目中大打折扣。

　　包座战斗后，张国焘执意率红四方面军南下，许世友所率领的红四军不得不再过草地。路上，许世友目睹大批红军战士长眠于茫茫水草地里，不禁对张国焘的 “南下路线”产生怀疑。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旗号，并疯狂攻击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此，许世友万分难过，对张国焘的霸气和野心有所认识了。

　　张国焘被批判，有人说许世友是“托洛茨基”，许世友气得口吐鲜血

　　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抗大全体学员被紧急集合到大操场上。校长林彪站在讲台上，目光严肃，悲痛地告诉大家：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和祈连山的苦战失败了，军首长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壮烈牺牲，部队损失两万余人……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吃惊而又残酷的噩耗，两万余名战友的生命就这样没了？文件还没传达完，会场上已是哭声一片。尤其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林彪试图让大家安静下来，可是会场上就是安静不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结束。

　　也在抗大学习的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他悲伤得一天都没吃饭。

　　就在西路军以两万余人的损失而告失败的时候，解决张国焘重大政治错误的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错误地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红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甚至都不敢在人前高声说话。

　　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后，延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的会议。

　　一天吃罢早饭，抗大学员列队来到广场，要开“张国焘斗争会”。他们坐在还有些潮湿的地面上，个个精神抖擞。中共中央委员几乎全部到场，毛泽东和张国焘也在其中。

　　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一个原则：“批判张国焘同志，要把他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与指战员的功劳和贡献区别开来。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不容抹煞。”并且明确指出，这一次的批判，中央要严格把握方针政策。毛泽东给斗争会定了一个基调：“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第二天上午，在抗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上批张国焘，下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出现了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对此，许世友甚为不满。他再也坐不住了，如鲠在喉，终于开口道：“干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才行。张国焘犯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在生活作风上也不够检点，但对革命也作过一点贡献，尤其是他刚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那阵子……张国焘蜕化变质，显然与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必须界限分清，各走各的路。但我老许不能昧着良心同意别人对他全盘否定，更不能容忍那些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无理指责。”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不等许把话说完，愤愤地站起来反驳许世友。

　　许世友一听火冒三丈，骂起娘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

　　这一骂，惹出了乱子。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斗张国焘的会转成批许世友了。

　　有人认为，不制服许世友，就批不倒张国焘：许世友是张国焘在抗大的代言人。一时，“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铺天盖地地袭向许世友，气得许世友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那位年轻学员怒吼道：“呸，你小子胆敢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娘肚子里！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土匪……”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双手捂住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

　　为逃避抓捕，许世友飞身上房，刘伯承循循善诱做工作

　　许世友气病了，住进了医院。

　　抗大的批斗会趋向白热化，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一潭清水给搅浑了。

　　许世友躺在病床上，心如海潮翻滚。他想，从前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时，只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么错了，什么叫路线、方向错了，全不知道。现在，这样的打击，竟涉及到了我许世友，这实在让人害怕。唉，搞这样的斗争会又有多大意思，还不如到前线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来得痛快。

　　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纷纷到医院探望许世友，还带来了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吃惊了，心想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不可能没有事，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了，死得也太冤枉了。老子为穷人打天下南征北战，还挂了彩受了伤，没有功还有罪，这是哪门子的理？我们在这里干，还有什么出路？

　　许世友思前想后，苦闷到了极点。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天，终于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他那里闹革命去。

　　当老战友詹才芳、王建安、王世安泪流满面地来看望他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就知道哭，眼泪能顶个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去哪里？”

　　“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态赞成。经过秘密串联，到第三天时，延安已有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5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愿意走。

　　许世友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走，因为他嫌他们吃不了苦，都要骑马。许世友计划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达陕西汉中，再到巴山找刘子才部。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他们写给毛泽东的信，也揣在许世友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许世友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不久泄露了。4月3日上午，原计划跟许世友一道回四川的抗大保卫处处长王建安，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走了。他觉得，许世友的行为太过火了，中央说张国焘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逃跑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能保障。王建安感到问题严重，遂决定向上级报告。

　　王建安悄悄地找到党支部书记谢富治，向他报告并揭发了许世友将要出走的秘密。

　　此事谁也不敢怠慢，抗大校长林彪很快就知道了。林彪想了一下，指示说：“你们立即返校，要不动声色，掌握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等我向毛主席报告后，就回校处理。”

　　“噢，情况怎么搞得这么复杂。”毛泽东听完林彪的报告，对林彪说：“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问题。”

　　林彪立即返回学校，召集抗大负责人和学员队的领导刘亚楼等及边区保卫处的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指示。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迅速布置人员，把学员队的教室和宿舍包围了起来。

　　当保安人员来抓许世友时，许世友见他们没有带枪，心中宽慰了一些。他想使出拳脚功夫进行反击，但想到都是红军兄弟，就尽力克制自己，收回了手，转身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保卫处、警卫处的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有一点办法。许世友不下来怎么办？刘伯承等人闻讯匆匆赶来。刘伯承在张国焘南下时，和朱德一道，保护了红军，维护了红军的团结，许世友对他印象不错。刘伯承和颜悦色地对许世友说：“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从屋顶上跳了下来。

　　许世友跳下房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将他五花大绑地关进了窑洞。这时，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来，由保卫人员用粗麻绳捆起来押走。这天，共捆绑了30多人，包括王建安。

　　许世友后来在他的《反省自传》中写道：“这时，延安讲得很厉害，说我要领导暴动，又说我要把延安怎么样。我知道事情不好，以前我想这是小事，这时知道不小了，就等着死吧，没有想活的余地。我想，大家把我讲得这么厉害，我就是遍身长嘴也没有我说的，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当时思想上只求死得快点，我亲口骂了中央两次，认为这样骂了一定会有人报告中央，我就能快死，结果没有达到目的。”

　　 许世友被囚禁受审，差点丢了性命。毛泽东反躬自省，行使了否决权

　　许世友被囚禁，躺在窑洞里的石炕上，因恼火，一连几个整夜未能睡着，刚一合眼，就想起了在大别山打游击的艰难生活，就想起了在大巴山的那些恶仗、险仗。难道这一切都过去了？

　　许世友等人被逮捕后的第2天，延安最高法院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公审了这起案子。这几天，毛泽东心情颇不平静：军事法庭调查委员会负责审理的同志写来报告：“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有人主张，鉴于许世友是 ‘主谋’、‘首犯’，态度又极其恶劣，该判枪决，免得为党留下后患”；可有人又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吃过早饭，毛泽东漫步来到抗大校园，想在这个“事情的发源地”里寻找点什么。抗大警卫连的战士正在俱乐部召开“清算张国焘路线政治会”。毛泽东没有进去打扰他们，只站在后面的窗户下倾听，想看他们是怎样清算张国焘的。

　　一个高个子的战士站起来说：“毛泽东真伟大，把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都给挖了出来，要不然，咱们的革命可就遭殃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战士接着站起来说：“毛泽东确实比张国焘伟大，可张国焘也是一位大学问家，有学问的人是不容易被彻底打倒的啊！”

　　“那你说说，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中等个的战士刚讲完，那高个子战士又站起来，“张国焘明明是反革命，你却说他是大学问家，你的立场哪去了？你是不是同情张国焘？”

　　一时间，会场上乱套了。在那高个子战士的带动下，战士们对中等个子的战士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说他政治觉悟不高，思想有严重问题，责令他写检讨。中等个子的战士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竟抱头大哭起来。

　　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了，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住处。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在和张闻天的交谈中，毛泽东结合“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的问题，诙谐地说：“我看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批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接着，毛泽东又对张闻天说：“反对张国焘路线扩大了，有些地方甚至是过火的。应该正确引导同志们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判对张国焘路线本就不应负责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张闻天说：“主席讲得很有道理，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务必注意教育引导。”

　　毛泽东冷静地联想到许世友。他再次翻开许世友出走前给他写的那封信，陷入了深思：许世友虽然有他的个人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没有起到多少好的作用，硬把事情做绝了，硬要把人家逼上梁山。毛泽东在那份关于“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尊重历史事实，认为许世友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处许世友有期徒刑一年，其余人员分别判刑1年、8个月或6个月不等。

　　判决之后，毛泽东先托陈赓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不久，毛泽东又叫刚从前线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打底工作。见时机成熟，毛泽东决定到禁闭窑洞看望许世友。

　　 这天许世友一觉醒来，太阳已升到一竿子高了！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片刻工夫，牢房的锁被打开了。看守的战士说：“许世友，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开始，许世友以为听错了，没有当回事。战士又重复了刚才的话，他不由得抬起了头，朝门口望了望，想到毛泽东，他几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见！”

　　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牢房门口。弯腰进了牢房，站在许世友面前道：“许军长，让您吃皮肉之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您和红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了三躬。

　　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多少感恩，在他看来，这是虚伪的做作，你既然指示抓我，难道这两片嘴唇一吧唧，赔个礼道个歉，就算拉倒了？

　　毛泽东坐下点燃一支香烟，给许世友也点了一根，开始和许世友讲道理。许世友不说一句话，只是在抽烟。毛泽东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便起身道别，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再次看望许世友：你不要背思想包袱，中央相信你，我毛泽东相信你

　　毛泽东走后，许世友的心里反倒难以平静了……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再次来看望许世友。这一次，毛泽东一开始就脱下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接着他又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好干部，党的宝贝，不是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说到这里，他指着许世友：“张国焘就是张国焘，许世友就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毛泽东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许世友，这个刚强的汉子掉下了热泪。

　　毛泽东趁热打铁，谈起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以及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讲着讲着，情不自禁地亲自为许世友打开了脚镣、手铐。许世友这时紧握毛泽东的手，说出了一句话：“斗争考验了我许世友！”

　　毛泽东对身旁的警卫战士说：“去给许军长倒杯水来，我们要畅怀开心地谈一谈。”

　　一会儿工夫，开水端过来了。毛泽东说：“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噢！你说是不是，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处斩你之理！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边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顾啊！”毛泽东接着说：“张国焘对鄂豫皖有过贡献，这是事实，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这也是事实。在这里我再说一遍，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无关。”毛泽东还特意说：“你不要背思想包袱，中央相信你，我毛泽东相信你。你和一些人想回四川去，不是搞什么反革命集团，不是要造反，是一时思想想不通罢了。”许世友听到这里，不禁心头一热，泪水夺眶而出：

　　“主席，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了，你讲的句句在理。以前我有许多地方对你不满，认为中央在报复我们红四方面军，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主席，我的错误，你能谅解吗？”突然，许世友“扑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

　　这下子，倒把毛泽东给弄慌了，他连忙弯腰扶起许世友，说道：“世友啊，我们都是革命兄弟，怎么能这样呢？使不得，使不得！”

　　许世友立正站好，说：“我要向红四方面军干部讲，把你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搞鬼的人，让那些不团结的人站不住脚！”

　　毛泽东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你的性格，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望你刻心铭记。”

　　“哪几句话？”许世友有些迫不及待。

　　毛泽东幽默诙谐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

　　许世友闻言，爽朗大笑。

　　当年7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撤销了对许世友等人的禁闭处分；1938年1月，党中央又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给他恢复了党籍。

　　重获自由的第二天，许世友特地把胡子刮洗干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许世友进屋刚坐下，毛泽东在机要科看完电报回来了。毛泽东很高兴，特地让警卫员打来一坛子“延安醇”酒，对许世友说：“事先没有准备，下酒菜不多，但酒管够。”

　　许世友哈哈大笑，不说一句客套话，抱起酒坛子“咕噜、咕噜”灌了几口，用袖子抹了一下嘴角：“知我许世友，惟毛主席你……”

　　毛泽东和许世友边饮边谈。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还得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到抗大去当校务部副部长吧，那里工作不是很忙，你正好可以半工半读，把拉下的功课补上来。”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许世友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这顿饭，他竟把一坛子白酒喝了个一滴不剩。

　　多年以后，许世友回忆起这一幕仍很激动。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毛主席的这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环球网:毛泽东在杭州的“失踪”事件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兴致勃勃地爬了玉皇山、北高峰、莫干山、城隍山、北山、钱江果园、五云山、狮子峰、天竺山等，几乎把杭州市周围所有的山都爬遍了，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差不多每个星期出去一次。他对杭州秀美壮丽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还写了一首《七绝·五云山》：

　　五云山上五云飞，

　　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

　　此中听得野莺啼。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如今属于城西风景保护区。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翠，风光宜人。我陪毛泽东先后两次去过五云山：一次是从钱江果园，经狮子峰、五云山，到天竺山回来。一次是直接上五云山，从龙井茶主要产地梅家坞下来。这首诗是毛泽东第二次上五云山后的即兴之作，没有公开发表。毛泽东用诗歌赞美杭州自然风光，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杭州的深情热爱。

　　毛泽东每年都来杭州，差不多每次都要抽时间去爬山。可是有一次出了一个意外，搞得大家十分紧张。

　　一天下午6点钟，该是吃饭的时候了，可是毛泽东还没有回来。工作人员打电话向毛泽东办公地的工作人员问情况，对方回答说毛泽东下午4点半已出去了。问罗瑞卿、杨尚昆，他们也不知道。7点钟了，毛泽东还没有回来。罗瑞卿和杨尚昆急忙赶到刘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担心毛泽东外出去偏僻的地方，遇上意外，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那时没有随身带的通信工具）。罗瑞卿、杨尚昆估计了一下毛泽东会去的几个地方，赶紧派出几路人马去寻找，同时又打电话到几个公安执勤点查询。晚上8点多，大家还没有找到毛泽东，也没有任何有关毛泽东的消息。罗瑞卿、杨尚昆急得团团转，头上直冒汗。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路上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万一有个什么长短，这天大的责任谁能承担得了？这次罗瑞卿来杭州，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罗瑞卿在公安机关向来以自身作风严谨、对下级要求严格闻名，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一丝不苟，哪怕一点小小的差错，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今遇上这种情况，怎么不叫他万分焦急和提心吊胆？

　　那天的事情的确很意外，不仅搞得罗瑞卿、杨尚昆很紧张，而且搞得我也十分紧张和疲惫不堪。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这天下午，时间已到4点半，毛泽东从办公室出来，对我说：“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们出去走一走。”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较合适？毛泽东的习惯是说走就走，不容迟疑。我脑子里迅速思索着，决定到钱塘江边上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比较平缓，山坡不陡，路也不太远，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

　　我们一行数人立即陪毛泽东乘车来到钱江果园。毛泽东健步走上北边的山坡顶上，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长势良好的小麦、油菜。空气中散发着甜甜的清香。毛泽东显然很高兴。我在前面带路，毛泽东在后面走。我知道毛泽东走路有个从不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走回头路。所以我从山坡的西侧带毛泽东上坡，准备从山坡东侧带毛泽东下坡。这样我们在果园转一圈出去，估计6点钟就可以回家了。

　　毛泽东知道了我的意思，停住了脚步，朝我笑笑说：“要回家？还早呵！你们不累吧？继续往前走。”说着，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走去。我们不知道他还要走多远。他在前面快步走着，我们只好在他后面紧紧跟着。到了狮子峰山顶，毛泽东才歇下脚来。这里是狮峰龙井茶的产地，在坡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远近几千亩茶山，在早春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清新。毛泽东活动着胳膊，深深地呼吸着。

　　过了好长时间，毛泽东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这时太阳快落山了。我想劝毛泽东回家，但毛泽东不走回头路。继续往前走，路还长着呢！怎么办？我心里暗暗着急。

　　五云山是这里最高的一个山峰，海拔近400米。上了山，毛泽东伫立山顶，举目远望，一览众山小。这时太阳已落山了，西边的天上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钱塘水，滔滔东去，东眺西子湖，平静似镜。五云山顶有一座庙，毛泽东和我们在庙前拍了一张照。相一照完，天似乎立刻暗下来了，大家还想再拍几张，但考虑到光线太暗，怕拍出来效果不好，就作罢了。我催毛泽东抓紧赶路。因为下午毛泽东出来时，其他陪同和负责警卫毛泽东的领导不知道。现在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了，还不见毛泽东回家，他们肯定很着急。可是毛泽东说：“不忙。”他点上一支烟，悠悠地吸着，看着五云山下暮色苍茫，峰峦起伏，烟云缭绕，几处农户亮起了电灯。……毛泽东还不想走。不知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或者是在酝酿一首诗词。

　　这时大家感到有点累了、渴了，但毛泽东丝毫没有疲倦的表示，下了五云山，仍然大步往前走着。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跟着毛泽东往前走，过了五云山又继续向前往天竺山方向走。北京来的几位警卫干部不知道我们走在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走去，他们已辨不清现在的方位。我虽没有到过这里，但我知道大体方位。出于对警卫工作的敏感和警惕，我和他们一样，内心感到很是紧张和不安。四周是荒山野岭，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被水冲了，根本无路可走，加上天已全黑了，我们几乎在摸黑行进。不一会，前面真的无路可走了。

　　我说：“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毛泽东说：“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毛泽东从来不怕任何困难，越是困难越要挑战。他加快步伐往前走去。我赶紧上前去带路。越过几道被大水冲成的土坎和乱石，接着是陡坡。由于树长得茂密，连星光也被遮住了。毛泽东两手搭着我的肩膀，我凭脚底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因为是陡坡，泥土又潮湿，有点打滑。我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往下移动着。

　　过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竺山，这里地势比较平缓了。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以辨认。毛泽东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稍稍休息。有个警卫员立即取下随身带的一壶水，倒给毛泽东喝，毛泽东连喝了两口。这时我身上都被汗浸湿了。大家又饥又渴又疲劳，但看到毛泽东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路，却没有疲劳的表现，感到非常高兴，因此谁也没说一声累，个个显得精神振奋，毫无倦意。

　　这里距浙江省公安干校不远，我立即叫人到干校去给毛泽东住地打电话，告诉毛泽东现在的方位。正在焦急万分的罗瑞卿、杨尚昆，接到电话后立即赶来把毛泽东和大家接回去。回到住地，已是夜里8点半。安顿好毛泽东后，罗瑞卿就对我和叶子龙发作起来，批评我们不打招呼，太大意，还个别对我说：“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金羊网:大儒梁漱溟3句话评毛泽东图

　　

　　毛泽东与彭德怀

　　

　　梁漱溟

　　梁漱溟人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一个大儒，是反对阶级斗争第一人，是毛泽东

　　一辈子的诤友和辩友。1957年，为了试一试中国共产党的气量，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与毛泽东辩论，大战三百回合，最后在一片“梁漱溟滚下来”的口号声中才悻悻下台。晚年梁漱溟对毛泽东有三句话的著名评价。第一句话说，影响20世纪中国的有三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后来成为流传甚广的说法。第二句话说，毛泽东不只是一个毛泽东，有多个毛泽东。这是说毛泽东有多个侧面，是很丰富的、复杂的、变化的。

　　关于毛泽东的多个侧面，我多说两句。两年前李敖来大陆做了三场演讲，他给三场演讲的定位分别是“高临下而又亲和无间”式、“金刚怒目”式和“慈眉善目”式。如果借用这三个定位来解读毛泽东，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在这三个侧面都有非常精彩的、经典的表现。

　　比如说“慈眉善目”的一面。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有一位已退休的女老师，叫汤景秀，20世纪50年代是中南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曾经多次陪毛泽东跳舞。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就问她，小鬼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汤景秀。毛泽东问哪个汤？三点水的汤！毛泽东说，北京

　　有个小汤山，那就是你们家的山，下次你到了北京，我请你去小汤山。这就是毛泽东的一种风格。现在汤景秀随便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起这几句话，就两眼放光，神采飞扬。她已经70多岁了。她当时的舞蹈队长叫俞九香，毛泽东也是问她名字，然后想想说，你这不对，鱼放久了只会臭，怎么会香呢，我建议你改一下，叫“鱼久臭”。

　　另外有一位孟锦云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大家熟知张玉凤

　　，而孟锦云就是与张玉凤一起陪伴毛泽东走过最后两年岁月的幕后人物。孟锦云是原空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1964年陪毛泽东跳舞而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一问她的名字就开起了玩笑，说：“你跟孟夫子一个姓，而且你这个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好啊！你湖北，我湖南，我们一湖之隔，你可算得是我的半个小老乡吧。”从此毛泽东称她为半个小老乡，并一直叫她孟夫子。

　　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因此他留给人的第一印象都非常深刻，显示了他的机智、风趣和幽默。另外一种问法是，你老家是哪里。只要你一报出地名来，他就能马上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大事，出过什么大人物。这又反映了毛泽东博闻强记的一面。通过这个和普通人沟通，往往能让你终生难忘。

　　再说“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毛泽东与彭德怀

　　在延安

　　比如说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

　　，我举一个细节。毛泽东

　　说，彭几十年以来和我是三七开。就是说七分不合作，三分合作。这个话说得是很不客观的，而且说得太重。彭德怀不能接受，说五五开行不行？毛泽东说，不行，就是三七开。这时候就顶上牛了，互不相让，不可开交，几乎是对骂起来，彭德怀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吗？”毛泽东说：“(延安时)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朱老总听不下去了。想调节一下，刚说没两句,毛泽东把穿着老头布鞋的脚抬到桌上来了，敲着鞋帮子说：“朱老总，你在隔靴搔痒啊。”这一下让朱老总也不敢吭声了。当然，事后毛泽东对彭德怀其实是心存内疚的。据张耀祠

　　回忆，1962年某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八万言的长信后，一大早就在颐年堂等彭德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倔脾气，几年不写，要写就写八万字。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防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张耀祠认为，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自己的反思。毛泽东的这一面在今天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所见，这就是所谓的“金刚怒目”式。仅举一例，聊备一格。

　　三说“高临下而又亲和无间”。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对社会贤达、博学鸿儒特别具有征服力。我手边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梁漱溟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深情回忆1938年春天那个夜晚的陕北窑洞，他和毛泽东就中国的抗日前途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

　　“毛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茶。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

　　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说到这里，我想起再前推22年，即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

　　的信中，分析了日本对我之既定策略后说：“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予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20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印证了毛之远见。所以，面对毛泽东的雄辩，梁自然心悦诚服。

　　而著名翻译家傅雷

　　在1957年3月12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桀骜如梁公，清高如傅君。接谈之下，欣然就范。

　　梁漱溟的第三句话说：“毛的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没有最大的功劳，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说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个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颇为复杂。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我目睹过父亲戴高帽、游街、被批斗和造反派上家里抄家的种种场景。尤其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我只读了5年小学，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在初中混了两年，就赶上了“老三届”的末班车，下放到农村去了。在读书的最好时光，没读到书，这是我此生的最大遗憾。这是时代造成的，“文革”造成的，和毛泽东直接相关。所以，当1976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时候，我在东南沿海某军营招待所的房间里，独自面向北方，按北京追悼会的程序，作虔诚的追悼。理智告诉我应该哭，但就是没有眼泪，感情有点迷茫，有点空白，有点惶恐，有点失落，也有一点庆幸和解脱……但是当毛泽东离去30年之后，当我经历了家事、世事和国事沧桑巨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可以更加平静、客观，从而看得更清晰一些。这时，反倒感觉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人民网揭秘:斯大林六请毛泽东出兵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经六次电请毛泽东出兵，牵制日本在远东的兵力，使苏联避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境地；然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长远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坚持了正确的援苏原则：八路军只做战略配合，不作战役配合!

　　一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巴巴罗萨”计划的序幕！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对战争爆发时间、德军攻击方向判断的失误，加上大清洗对苏联红军造成的影响，战争一开始苏军接连失利，气势汹汹的德军直逼苏联首都莫斯科！

　　祸不单行，德国的轴心盟国日本法西斯也在远东地区蠢蠢欲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增加至20个师，总兵力超过了70万，针对苏联、代号为“关东演”的大规模实战军事演习正在中国东北地区展开，一时间远东地区战云密布，日苏之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苏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机！

　　在全力对付德军西线猛烈进攻的同时，斯大林心中始终没有忘记东线的日本关东军。为此斯大林先后六次致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出兵援助苏联，以配合苏联红军对付日本可能在远东地区的进攻。

　　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影响了世界局势，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目前世界共产党的任务是“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保卫苏联、为保卫中国、为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题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社论，指出：当此德国侵苏战争开始之时，即毫不迟疑地，寄无限的同情与伟大的苏联，并愿意追随苏联援华的光辉范例来援助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紧急约见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要求共产国际立即组织和发动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为此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紧急决议，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并且指出：只有保证苏联的胜利，各国人民才有可能争取自由。

　　当苏联方面在侦察到日军在中苏边境集结情况之后，立即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八路军迅速集结，对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日军采取牵制行动”。

　　1941年7月，斯大林第一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方面不要让进攻苏联的日军麇集在北平、张家口和包头方面，要求中共方面“采取行动，破坏上述地区的铁路交通”；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还以商量的语气询问毛泽东“能不能抽调若干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以牵制日军”。

　　对于斯大林的请求，毛泽东给予了积极的回应，7月2日，他电示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日苏战争极有可能爆发”，如果日本进攻苏联，“敌为肃清后方计，将在华北加强镇压”,面对如此复杂局势，“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是，毛泽东同时提醒彭德怀：“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四周年的宣言中再次指出苏联的卫国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的，但是针对“只有保证苏联的胜利，各国人民才有可能争取自由”的说法，毛泽东在文中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

　　7月15日毛泽东在致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是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敌我力量的悬殊差距，强调“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毛泽东在电文中还让周恩来把他的意见告诉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将军，并请崔可夫转告斯大林。

　　7月18日，毛泽东在回复华中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的请示电中，同样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与我苏均不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我党我军对苏联的军事援助是间接的，是长期的，是通过巩固我各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从战略上来配合苏联红军，这一方针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二

　　1941年8月至9月间，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基辅保卫战和敖德萨保卫战之后，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只得把全线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他看来，只要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就可以瓦解苏联军民的斗志，取得对苏战争的完全胜利。10月2日，德国军队出动35个师的兵力向莫斯科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

　　就在斯大林指挥苏联军民进行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苏联方面得到了一份绝密情报：如果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要进攻苏联远东。完全可以想象，这份情报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触动有多大;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在东西两线腹背受敌,此时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正节节推进，所以斯大林对于日本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提出了在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情况之下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施加压力，不断要求毛泽东派遣部队尽一切努力向日寇发动进攻，以配合苏联红军。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指望苏联胜利，却又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面对批评和压力，毛泽东的态度是坚定的，1942年我军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而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苏联。

　　1942年5月，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对战场南翼的苏联红军发动重点进攻，不仅突破了苏军在刻赤半岛的防线，而且击退了苏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恰在此时，苏联方面再次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这使得斯大林更加紧张起来。为此他授意苏联国防部起草电文，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发生时，派一部分正规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以牵制日军”。

　　随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立即飞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开赴南满地区，配合苏军的行动。除此之外，苏联派驻延安的联络小组频繁地就八路军军事行动的问题同中共中央进行磋商，并且派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实地考察八路军活动的情况。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立即在军事上采取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线路，并且同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搞好关系。苏联的这一系列要求，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进攻苏联的时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面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要求甚至是干预，毛泽东明确表示：一旦苏日开战，我们自然要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配合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不是孤注一掷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极端困难，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这时要求八路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阻止敌人和牵制敌人是不切实际的。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友均不利。

　　对斯大林的这两封电报，毛泽东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出兵援助苏联。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已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扶植汪伪政权，一方面改变对蒋介石的强硬政策，腾出手来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反共顽固势力更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派重兵围困我陕甘宁边区，而且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重要物资。

　　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部队纷纷响应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号令，甘心投靠日寇，沦为汉奸、伪军，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起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在靠近苏联的华北地区，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俊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后他一方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另一方面派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进行“铁壁合围”，实施“三光政策”。在靠近苏联的长城内外，日寇制造了东西长700里，南北宽80里的无人区，使我八路军各部队活动十分困难。

　　以上因素，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人口由1亿减少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少到约40万。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军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北上援助苏联，长途奔袭，兵力少，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有效的供给和支援，其结果除了惨败，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利，就是对苏联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

　　三

　　兵败莫斯科城下的德国法西斯并不甘心失败，1942年7月，希特勒再次纠集150万兵力直逼苏联南部重镇斯大林格勒，企图切断苏联南北水陆交通要道，截断苏联红军的补给线，进而包抄莫斯科。德军凭借数百辆坦克的冲锋，上千架飞机的狂轰滥炸，于9月13日突破苏军的防线，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区，苏联形势十分严峻。此时，日本法西斯虽然忙于太平洋战争，但是关于日本在远东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种种传闻仍然不断传到斯大林耳里。

　　当时正忙于指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斯大林，无法准确判断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远东地区的日军一直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为了以防万一，在积极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同时，斯大林第四次致电毛泽东，请求出兵。

　　斯大林在电报中要求毛泽东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古交界地区，接受苏联方面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

　　长期以来，斯大林把援助中国抗战的装备都提供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对于这次主动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毛泽东回复斯大林说：武器，我们自然很需要，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敌人有空军，在我们的部队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五次致电毛泽东，询问“中共方面是否可以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队到满蒙交界的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最终，毛泽东仍然否定了斯大林的这一方案。

　　从1942年11月开始，苏联红军开始对入侵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发起反攻，至1943年初已经完成了对德军33万人的包围，决战即将开始。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稳住东线的日本军队，斯大林第六次致电毛泽东，建议毛泽东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的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的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猜测到了斯大林的意图，经过研究之后，毛泽东从国际主义精神出发，把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地区渗透。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既避免了打草惊蛇，提前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占据了长城沿线的重要战略位置。这样八路军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进可以帮助苏联红军牵制华北等地的日寇，退可以依托长城沿线的晋察冀、晋绥等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在战斗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一举两得。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它为抗战胜利后我军迅速出兵东北做好了准备。

　　1943年2月2日，苏联红军全部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在延安的毛泽东精辟地预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此后苏联红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一路势如破竹，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更是把希特勒推上了绝境。在远东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败退，根本无暇进攻苏联，斯大林的担忧已经不成其为忧了！

　　在出兵援助苏联的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国民党顽固派所说的“不要祖国的‘国际主义者’和牺牲民族利益的‘冒险主义者’”，更不是弗拉季米洛夫所说的只顾本民族利益，“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而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民族英雄”。面对压力和困难，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不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左右，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于 杰)

　　 金羊网:毛泽东如何把蒋介石打哭的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过千余人，朱、毛会师后才扩大到万余人。这时已经经历了湘赣敌人的多次“围剿”。在最初三年里，他们度过了红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当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时，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也随之到来了。第一次大“围剿”的敌军是十万人，第二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二十万人，第三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三十万人，第四次大“围剿”的敌军是五十万人。除了第五次“围剿”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以外，前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敌人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但每一次都被英勇的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试想，反动派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弱小的红军，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军究竟是采取了什么奇妙的战术才得以克敌制胜呢？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的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曾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就是毛泽东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红军闻名的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军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而为毛泽东总结出来的。据说最早出现在1928年的1月，当时还只有“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个字，是毛泽东在遂川城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的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等到红军发展到三万之众，为了迎接更艰巨的任务，红军已进入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那个“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后半句话，就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方针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向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这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圆满胜利的，在我军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这种战术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诱敌深入。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呢？原因有三：一是把敌人放到根据地内部来打，是为了得到根据地优越的群众条件；二是疲惫敌人，并使我方兵力集中；三是在运动过程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这种战术的第二个要点是各个击破。敌人“围剿”往往是采用多路分进合击，将我主力压缩至中心地区聚而歼之。这种战术自然来势汹汹，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在诱敌深入中首先选择其中的一路，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然后逐次击破其他。至于首先选择的那一路，或者是敌人的弱点，或者是足以影响全局的要害，则视情况而定。当然，开始实行这种战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诱敌深入，从表面上看，就会丧失土地，也会使根据地的人民受到危害，不仅指挥员想不通，人民群众也有很大顾虑。但是当根据地军民尝到胜利的甜头，这一切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我们还是简要叙述一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战争，以便从中领会他对上述战术的运用之妙。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是1930年10月蒋阎冯军阀混战初告结束，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组织的，并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向我江西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而我方兵力只有三万多人。当时敌军的分布是：最西头是罗霖的第77师在吉安，最东是刘和鼎的56师，两端相距八百里。其间分两大路：敌之右路军为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三个师；敌之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两个师。我军在罗坊会议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第一步东移赣江，到达樟树、抚州地区，使进攻袁水流域的敌人扑空；接着我军又向边沿区东固、南龚、龙冈、小移动，使到达樟树、抚州地区的敌军第二次扑空。经过这二次扑空，敌军已经现出疲惫，我军反攻的条件渐趋成熟。毛泽东考虑到，在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其中的主力，如能将其首先击破，敌人整个的“围剿”计划也就打破了。于是决定首先在小设伏。但是连等两天两夜敌人都没有来。军中颇有怨言。而毛泽东为了“慎重初战”，仍然“持重待机”。这时，张辉瓒由东固进至南龚，有东进之势。毛泽东遂令我军主力转移到黄陂以西之君埠一带秘密集结。当天黄昏张辉瓒率部到达距君埠二十里的龙冈。龙冈与君埠部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此山。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此处摆设战场，准备歼灭该敌。我军总部的指挥所就设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别山上，毛泽东、朱德就在这里指挥战斗。次日拂晓，在晨雾迷漫中，张辉瓒率部东进，在登山时受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至下午三时，我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跑步冲下山来，敌军全线崩溃。等到毛泽东从黄竹山上下来时，前面已纷纷喊道：“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描写当时景象的。这一仗打得漂亮、干脆、彻底，张辉瓒的师部和两个旅全部被消灭，生俘九千余人，无一人一马漏网。在龙冈大坪上，有人把捆绑着的张辉瓒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位“围剿”军总指挥，穿着衣衫不整的士兵服装，向毛泽东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说了些别后钦慕敬仰的话。龙冈首战告捷，吓得谭道源惊慌失措，连忙向东逃窜。我军又乘势猛击，于东韶将谭师歼灭数千。两仗共俘敌万余。毛、许两师则在我军围攻东韶时仓皇北逃。敌人来势汹汹的第一次大“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这次“围剿”结束还不到三个月，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又开始了。这次的总兵力是二十万人，而且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正像毛泽东词中讲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使人麻烦的还不仅是敌情严重，而是新上台的王明路线的“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到了苏区。他们看到形势如此严重，就提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主张，甚至要红军到四川去重新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批判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方针，对方争论非常激烈。幸而在中央局扩大会上，多数高级干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才把逃跑的声浪压下去了。紧接着毛泽东就引导大家分析讨论首先破哪一路敌人为适宜。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驻在兴国；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因为朱绍良等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毛泽东则指出，蒋蔡的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军中最强的，且已完成防御工事，事实上我军等于攻坚，如一时打不下来，北面的敌人一齐压下来，我们就难于粉碎这次“围剿”。如果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就得向西扫，西面是赣江，下一步无发展余地。鉴于这两种方案的缺点，毛泽东明确提出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好。他认为第五路军虽有五个师之多，但多系杂牌，各怀鬼胎，而且都是从北方新到南方的，水土不服，不善爬山，士气低落，便于击破。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战役开始后，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从4月20日开始后移，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移至东固一带隐蔽集结。三四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三面都有敌人，被称为“钻牛角”。我军忐忑不安地在这里藏了二十天，自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毛泽东拒绝了一切快打的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终于等到5月14日，得悉王金钰、公秉藩的两个师分别向东固前进。从15日起，我军也分别前移，迂回包围敌人。毛泽东从第二天一早就登上白云山，与朱德一起指挥战斗。至中午时分，就从上次反“围剿”缴获的收报机里听到了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的呼救声。不久，呼救声听不见了，想来战斗已经结束，毛泽东这才从容下山。他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说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就是当时战场景象的写真。这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公秉藩的28师全部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我军乘胜向东横扫过去，又接着歼灭了47师一个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缴枪四千余支。从5月16日开始到30日结束，十五天中，我军从江西赣江边上的固陂、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支，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围剿”。正如《渔家傲》的词里所描述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那么这首词里讲的“有人泣”指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指的蒋介石。但是，这决不是艺术夸张，因为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在大骂部属无能时，不禁痛哭失声，确确实实地哭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惨败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第三次“围剿”又开始了。这次“围剿”的规模更大，敌军的总兵力为三十万人。与以前不同的是，前两次“围剿”军全是杂牌军，这次却动用了蒋的嫡系十万之众，而且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也到了南昌。而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得更加纯熟，更加精彩。

　　鉴于敌情的严重和准备上需要时间，毛泽东毅然决定，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酷暑七月，来了一个千里回师，把部队集结于兴国东南的银坑地区。其目的是诱敌南进，以便插向敌人后方，寻机歼敌。当我军转至高兴圩、老营盘（兴国西北）一带企图出击富田时，发现富田系敌人主力且兵力密集，不便围歼，毛泽东即下令乘夜东移莲塘（兴国东北）。这次转移的惊险之处是在南北敌军40华里的空隙间穿插而过。我军到达莲塘后，发现北面之敌为上官云相的残部47师和54师，这是敌军中比较弱的一路。毛泽东当即决定对该敌发起攻击。仅两小时即歼敌一个旅，并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乘胜攻击良村，又歼敌54师一个旅，击毙旅长张銮。上官云相和郝梦龄两位师长落荒而逃。于此，遂将此次“围剿”的第三纵队大部歼灭。这时毛泽东估计到敌必调兵东向，何不利用此有利时机把敌人大部吸引到东面呢？这样我军到西面攻打敌人的薄弱之处也就更为方便了。于是又在东面的黄陂歼灭了毛炳文的第8师。这样一来，果然西面的各路敌人都纷纷东移。毛泽东干脆来一个“示形于东”，命令一个师一路扬旗吹号向东开去。而我军主力则在敌军密集的缝隙中穿插而西，连夜进至兴国的白石、枫边山沟里隐蔽休息。这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极为精彩又惊险的一幕。待敌发觉上当，调头西向寻找我军主力时，我军已休整了半个月。敌疲劳万状，不得不狼狈撤退。我军又乘势追击，在高兴圩、老营盘等处歼敌一个多旅，在方石岭歼韩德勤师的六个团以及蒋鼎文师的一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也就被粉碎了。

　　从以上三次反“围剿”，我们已可看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概貌。可以说，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这种战略战术，既不是从中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军事书上抄下来的，而完全是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具体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特色的创造。我以为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运动战是调动敌人、造成敌人错觉的手段，而歼灭战是其目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对敌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战术中最厉害的战术。为什么要采取歼灭战呢？因为第一，只有歼灭战才能给敌人最大的震撼，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其战斗力；第二，只有歼灭战才能从对方取得我方缺乏的补给，借以加强我方的力量，达到愈战愈强的目的。而为了歼灭敌人，这就需要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我军的特长。它不仅在红军弱小时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有效方法，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军克敌制胜最重要的军事法宝。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贯彻，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发挥得越来越精彩，运用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军的许多将帅都已成为运用运动战、歼灭战的能手，在全国战场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西北战场为例，彭德怀指挥下的部队，最初也不过三万人左右，而胡宗南的进攻部队却是三十多万人。但我军一个歼灭战连接一个歼灭战，不到两年时间，狂妄一时的胡宗南便屁滚尿流地逃出陕北。全国其他战场也莫不如此。当时按毛泽东的标准，击溃战是不算数的，只以歼灭敌人多少个旅来填写账单。我军就是这样以一百二十万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数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毛泽东就其军事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独创的充满智慧的战略战术，将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中经网:毛泽东访苏：斯大林态度强硬

　　 核心提示: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

　　在见到斯大林

　　后说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文件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毛泽东与斯大林

　　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

　　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泽东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可是，对于这次出访莫斯科，毛泽东后来颇多怨言。他对别人说，从感情上讲，我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他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

　　就向我进攻”。当他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毛泽东说，有一次他同斯大林吵了起来，斯大林把电话线挂断了。后来科瓦廖夫问我是否愿意出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然而，1950年元旦那天，情况出现转机，斯大林突然改变主意，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在遭到斯大林的多次谢绝后，毛泽东终于开始了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及。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适合。1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于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

　　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对毛泽东

　　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

　　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

　　照会之后，激动得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日，科瓦

　　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

　　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日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

　　11月12日，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

　　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日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

　　
　　

　　

　　12月6日，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

　　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

　　再三推迟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

　　，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日，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

　　

　　毛泽东

　　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

　　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式:1. 不加任何修改；2. 签订新条约；3. 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

　　
　　

　　

　　毛泽东

　　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 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

　　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或许是中共同南共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毛泽东说起话来也就毫无保留了。他告诉南共代表团，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其实，在动身之前，毛泽东还很高兴，对这次访问充满着信心。在他看来，签订一项新条约将不会有问题。因为无论是米高扬还是斯大林都承认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出访之前许多问题都已磋商好后，毛很激动。尤其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将解决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带陪同人员，不带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干部，甚至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

　　、师哲、叶子龙、汪东兴

　　，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答礼。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了。

　　毛泽东

　　在车站作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

　　

　　斯大林

　　斯大林出尔反尔，毛泽东颇多怨言

　　12月16日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

　　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除毛泽东和斯大林外，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

　　（书记处书记）和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师哲，苏方翻译费德林。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从此开始了。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费德林在其记录里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查证，俄罗斯档案文件里也找不到斯大林这句话，包括斯大林的所谓道歉。

　　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 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

　　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道: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

　　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仗。

　　
　　

　　

　　接着，毛泽东

　　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

　　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该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

　　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

　　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

　　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军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么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