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 302 是错误码:从毛泽东到蒋介石：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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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在线】
第1页:转折，成为1935年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2页:毛泽东 而今迈步从头越 第3页:蒋介石 未竟全功 第4页:周恩来 1935年的角色定位 第5页:薛岳 图谋西南的棋子 第6页:彭德怀 悲剧命运的源头 第7页:王家烈 “闹饷”丢官 第8页:李德 被遗忘的“局外人” 第9页:冯·塞克特 最后的预言 第10页:陈毅 那时很瘦 第11页:贺龙 一路上女儿在怀 第12页:特殊连队：长征中的女人 第13页:永远在路上 第14页:成熟在路上
本报记者 孙彦德　71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江西瑞安出发，开始了后来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69年前，在纵横十几个省、历经了无数场战役之后，红军终于突破重重包围，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从此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今天，站在公元2005年4月的时间节点，我们把目光投向70年前。1935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还在长征的路上，而整个国家也正陷入前途危机四伏、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继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悍然发动“华北事变”，其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人们纷纷呼吁当局积极抗战。而面对日本新的侵略活动，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以《何梅协定》继续妥协退让，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上。
此时，在中国的西南方，长征途中的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除了总结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外，会议还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经受住了生存极限的考验，为一年后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935年1月至6月，被公认为长征的转折时期，从初期的被动和挨打，到后来的主动和胜利。同样是在那一年，外侮入侵，大敌当前，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数以千计的学生高呼“一致对外”的口号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转折，成为1935年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1935年上半年不仅是长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日本变本加厉的侵略以及随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使不同派别在抗日战争的大局前走向团结成为可能，因此也才有了后来的国共合作。
沧海桑田，7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迈进了21世纪的门槛。无论是长征的亲历者，还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亦都或消逝在滚滚红尘，或步入耄耋之年埋名乡间。
在经过长期的疏离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又一次开启了和平和解的交流之门，而人民军队当年以艰苦卓绝铸就的长征精神，也被赋予了更为宽泛的内涵。从革命后代对长征精神的追寻缅怀，到外国友人万里寻觅长征之源，从民间各种纪念活动的铺天盖地，到红色旅游开发热潮的悄然兴起，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仍在以它特有的魅力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我们在70年后回望过去，回望1935，那些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有些模糊的面孔，重又活跃在属于他们的历史瞬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李德和蒋介石、薛岳、冯·塞克特、王家烈……他们亲历了大转折的全过程，他们是对手，同时也正是他们共同书写了那一段中国的历史。(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从毛泽东到蒋介石：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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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毛泽东走在遵义的街道上，心情和长征初期已经不同，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他又有了做诗的兴致。
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通告，他在红军队伍里的地位却在无形中上升。红军在遵义驻扎时，他同王稼祥以及张闻天住在一起，住的是城里最好的房子之一。他们三人被暗地里称作“担架三人组”，在长征开始后的3个月中，毛泽东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王张二人，他们一起推动了遵义会议中的检讨与反省。这并非易事，因为张闻天若支持毛泽东的论调，就等于否定了他过去两年所作的决定，但他还是在遵义会议上发布了《毛张王提纲》，毛泽东的观点受到了绝大部分与会者的赞同。在被排挤了3年之后，他再次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红军中的分歧并未就此消除，毛泽东也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如后来所表现的那样，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仍然怀疑他的军事素养，其他人难保也有这样的猜疑。此外，困顿的红军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当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了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去多久，去做什么，这使红军的士气低落。后来这种方法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在渡过湘江后，随着毛泽东的理论渐渐占据了上风，红军的士气也开始高涨，正如刘伯承所说：“好像拨开重雾，看见阳光。”
随着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权力，红军的宣传和政治工作再次被重视，这些充满了毛泽东个人风格的工作方法，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成为红军的精神食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35年2月16日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样写道：“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如同毛泽东的其他论著一样，这些通告总是使用最通俗的汉字表达其思想，以便即使是文盲在听过一遍后也能理解。这些宣传，为毛泽东以后几个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指挥提供了思想保证。
在长征中，那些重要的决定都不注重形式，遵义会议中，所有的人没有排座位，先到的人就找把舒服的椅子坐下来，这同长征前在中央苏区的局面有了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并没有被赋予军事指挥权，红军的军事指挥者是朱德和周恩来，后者是最后决定者。在一渡赤水后，红军在2月初到达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中共中央的人事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毛泽东正式被中共中央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一对稳定的搭档，并合作了达40年之久，只是位置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毛泽东尚无晚年的百般忌讳，他常常拿刘英和张闻天开玩笑，他们那个时候处在并不确定的恋爱关系中。毛泽东把张闻天称为“明君”，把博古称为“昏君”。
获得指挥权后，毛泽东指挥部队灵活作战，先欲渡过赤水河，进而北渡长江，但在发现蒋介石已经调遣了10多万兵力于川南和黔西后，遂决定二渡赤水，5天之内回师黔北，在娄山关获得胜利后，二占遵义，又于乌江边痛击吴奇伟。这一仗是毛泽东掌握中央红军指挥权来的第一场胜仗，意气风发的他于战后即席赋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既写出了他人生的柳暗花明，也暗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浴火重生。
在长征中，毛泽东所写诗词甚多，不仅意境皆佳，更难得的是暗合历史事件和革命形势。在长征初期时，他处于“靠边站”的位置，但他没有产生对抗或者消极的情绪，在听闻广东军阀陈济棠答应借道后，他高兴地写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70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正以毛泽东为中心进行着一场斗争。与历史上其他斗争不一样的是，被批评的一方和批评的一方在第二天仍然团结在一起继续上路。(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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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未竟全功
蒋介石在山城贵阳又一次被毛泽东愚弄了。
他于一周前由重庆飞抵贵阳，把“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晾到一边，自己亲自指挥起部队来，过去几个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
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就撇开其他事务，专心图谋西南。他先后抵达重庆、贵阳、昆明、西昌等地，一边“剿共”，一边加强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控制权，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地努力”。
但1935年3月30日，红军突然渡过乌江，到达贵阳东北部。4月2日，红军切断了通往机场的道路，并做出要进攻贵阳城之势。而此时守城的兵力仅有几百人，如果红军攻城，大概在几个小时内就能结束战斗。
蒋介石一边准备出逃，一边命令滇军火速增援。当滇军司令孙渡4天后带领3个旅率先赶到时，蒋介石显然很高兴，对其特地以猪肉白银犒劳，虽然此时贵阳城困已自行解除——红军早已奔金沙江而去，滇军的调离为他们让开了路。蒋介石此次受困，可谓自摆乌龙，因为要算计贵州军阀王家烈，他特地把黔军调去拦截红军，致使贵阳空虚。
但蒋介石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他在西南的行程安排非常密集：4月，在贵阳策动黔军“闹饷”，把王家烈赶下台；6月，在昆明住了两个星期，期间与龙云秘密谈判，以供应军饷军火并把贵州军政交由龙云主持为条件，换得龙云对其的支持；7月，在成都“杀鸡骇猴”削弱了刘文辉的势力。自此后，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掌控能力大大加强。
“蒋介石的一生，总是难以超脱权术斗争，他认为只有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才是可靠的。北伐成功之后，他急于与桂系开战，抗战胜利后，又立即调开滇军，用武力解决云南的龙云，他的名望都毁在他自己发动的权术斗争上。”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
不过，蒋介石对于西南，也确有其他的战术考虑。早在1932年，他就设想过若与日本作战，可在四川设立临时国都，打持久战。1935年8月，在对峨眉山第一期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蒋介石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由此可见他对西南的重视。
华北事变后，中国与日本决一死战已经在所难免，中国民众危机感日重，蒋介石此时却忙于内战和“削藩”。随着民族情绪的高涨，国民党内亲日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蒋介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此时他虽名为一国元首，实际上真正一手掌控的地盘，却不过是长江沿岸的几个省而已。
“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制定了这个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方针，意在继续扩大势力。在他看来，抗战爆发得太早了，因为他尚未布置妥当。但他似乎并未料想过，这种对日本的不停妥协将会削弱自己作为领袖的影响力。1936年长征结束后，周恩来评价蒋介石说：“在他粉碎了19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在蒋介石的督战下，西南各军阀打起精神，奋力追剿红军，但暗地里却追而不打，以留下本钱与蒋介石周旋。如此“配合”之下，红军始终能在十倍兵力的对手面前找到缝隙，于重围之中先后穿越贵州、云南、四川，最终抵达陕甘苏区。
1935年9月，在结束了三期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培训工作后，蒋介石下山时心情郁闷，他在日记中写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的老对手李敖，在狱中翻阅到这一页时，辛辣地批评说：“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若问孰令至之，岂非蒋介石欤！”(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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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1935年的角色定位
近40年后，周恩来告诉尼克松，长征途中，他在贵州的茅台镇一口气喝了25杯茅台，居然没有喝醉。
周恩来的勤恳，在红军将领中是公认的独一无二。但在茅台镇，他小小地放纵了自己一下，显示了他隐藏不露的酒量。此刻，他有心情稍微轻松一下。
1935年3月16日，红军从茅台镇附近三渡赤水，在到达这个闻名遐迩的酒乡前，富人们早就逃跑了。这种高度数的白酒被红军当作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随军医生把酒大瓶大瓶带走，一路上当作酒精使用，还有人用来泡他们疲惫不堪的脚，被周恩来看到后制止了。当中国共产党获得革命胜利后，茅台酒被尊为国酒，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将领一辈子只喜欢这一种酒。
毛泽东这个时候正在领导大家渡河，红军先于16日渡过了赤水河，可是22日居然又渡河回来。在1935年的1月到6月，红军的大部分著名军事行动都与“渡河”有关，今天来看红军这一时期的军事路线图，仍然觉得眼花缭乱。国民党的飞机侦察到了红军的动向，蒋介石认为红军的指挥已经陷入错乱之中，这使他孤身犯险，从重庆飞到了距离红军更近的贵阳。
此时红军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仍然是周恩来，但是他更关注具体执行，部队行进方向由毛泽东负责制定。有许多人在长征中和长征后怀疑过毛泽东当时的指挥是否正确，但周恩来却从来没有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从1935年的1月开始，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作为临时中央三人团的成员，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也处于毛泽东要批判的行列，但他似乎一直在支持毛泽东的行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后，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对毛泽东是至关重要的。1932年，周恩来反对临时中央剥夺毛泽东的军权，但此后的两年，他没有继续表示他的意见，当李德和博古都赞同某事时，他就不再坚持个人的主张了。他后来回忆说，他认为只要是组织作出了决定，就应当遵从。
从1935年1月开始，红军中最重要的几名领导的身份在悄悄地转换。遵义会议形成了几乎每位将领都参与决策的风气，3月31日，林彪和聂荣臻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同毛泽东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意见，这使毛泽东感到应当缩减军事决策的程序，经过开会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王稼祥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从排名上看，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前面。
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40年的稳固组合，以及周恩来在长征中主动让权于毛泽东的原因，后来的许多学者都就自己的研究进行分析。“其中一种对周恩来较早时期的经历分析认为，他早期经历了党内的残酷斗争，见到了太多的流血牺牲，这使他认识到分裂对于党的危害，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挽救革命，并且自己下定决心辅佐毛，‘无论如何也不变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建明说。
到了1935年8月，周恩来完全病倒了，不仅不能再指挥红军，而且有生命危险。按照排名，应当是王稼祥成为三人小组的负责人，但在他的提议下，毛泽东正式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官。
在1935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现在大家熟悉的形象有较大的区别，周恩来被一些人称作“大胡子”，而毛泽东看上去却比较文弱。他们都已经准确地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周恩来后来也常常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帅才，不适合作一把手。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研究常委分工问题，毛泽东提名由周恩来担任军委主席，周恩来坚决推辞，最后毛泽东成为主席，而周恩来，就成为我们在电影里经常听到的“周副主席”。
1949年，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筹建新中国政权时，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们有一个现成的总理。(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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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 图谋西南的棋子
1935年初，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部队获得了难得的休养生息。
被称为“挽救了红军”的遵义会议召开了3天，国民党的部队意外地没有前来骚扰，他们正忙于处理其他事务。“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竟然率部追到贵阳，对付王家烈去了。此前，薛岳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如匪窜黔省，则我中央部队应不顾一切直入贵州，勿误。”
当得知红军抵达西南地区后，蒋介石面露喜色，对秘书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薛岳对此心领神会。在他的指挥下，“中央军”赶走了王家烈，顺利接管贵阳，贵州从此成为蒋介石的势力范围。
几个月后，薛岳故伎重演，当蒋介石由重庆飞往成都时，“中央军”再次出现在成都，控制了四川局面，蒋介石趁机法办了在大渡河边败给红军的两个川军旅长刘文琮和余松林，吓得刘文辉从此惟“中央”命令是从。
薛岳的仕途青云，无不与红军的命运相连。1933年以前，身为粤系一战将的薛岳不仅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且还曾经随张发奎讨蒋，张桂联军被蒋介石打败后，薛岳赋闲在家。1933年5月，蒋介石准备对红军第五次“围剿”，遂重新起用薛岳并任命其为第五军军长，后来又升任第六路军总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转入长征，薛岳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红军在长征中的几次失利，大多与他有关。
国共合作后，薛岳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投入淞沪战场，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不过，由于他始终非蒋介石嫡系，到台湾后终需看人脸色，晚年颇为艰难，直到1998年去世，活了整整102岁，如此长寿也算是罕见。
关于薛岳的军事才能，粟裕曾评价为“指挥机敏，为国军的一员干将”，但能得蒋介石不计前嫌地起用，并非全部来自战功。李敖曾说蒋介石“爱用声名狼藉之人”，薛岳就是一个例子。1935年，蒋介石除图谋西南外，还图谋两广，起用原本来自粤系的薛岳，自可以对瓦解两广阵营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薛岳的一些手段也颇为蒋介石所赏识，比如，在1935年1月进入贵阳后，此时王家烈仍然是贵州省主席，但薛岳竟然在贵阳城中公开招兵，以中央军的丰厚军饷吸引王家烈的黔兵跳槽，如此举动非常人能为。
在追击红军之余，薛岳不仅搞垮了王家烈，拿下贵州，还通过战斗布局在重要的城市驻军，加强南京政府对西康、四川等地的统治。在蒋介石的西南图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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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悲剧命运的源头
对彭德怀来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在发言中，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并措辞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发言之后，他赶紧离开了会场，继续回部队执行警戒任务，当时吴奇伟的部队与他率领的第三军团在湘江边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此后他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把那些打前哨开路的艰难任务都交给林彪率领的第一军团，而那些难啃的“硬骨头”都交给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从2月份开始，中央红军所打的大仗如娄山关大捷、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均由彭德怀率领第三军团完成。在灵活战术之下，中央红军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四渡赤水，而后强渡金沙江成功，跳出了薛岳指挥的数十万人形成的包围圈。此举曾被毛泽东自己誉为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但也有人并不这样看，这个人就是林彪。
时任红一军团长的林彪虽然只有28岁，但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18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24岁就成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在长征中他的部队主要作用是打前锋和牵制敌人，为了抢在敌人前面，红军战士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行军。炎热的5月，每天在西南地形复杂的山区走60到100公里的路程，士兵常常走到脱水，这还不包括打仗的时间。龙云的部队跟在后面，并不和红军发生正面冲突，但是一旦有战士掉队，就会落入敌人的手中。
林彪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没有丝毫的犹豫，但他对毛泽东的迂回行军战术产生了怀疑。他认为毛泽东的指挥使部队走了不少冤枉路，并向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抱怨说，毛泽东老是让红军沿着“弓背”行军，什么时候才能走走“弓弦”的捷径。
当1935年5月到达会理时，红军进行了又一次整编，林彪手下的三个师变成了两个师，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那封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信，要求中央三人团中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改由彭德怀指挥。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主要研究的就是林彪的这封信，毛泽东对林彪的“走弓背”理论不屑一顾，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当时，这个风波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议上同时讨论的还有刘少奇和杨尚昆提出的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多年以后，这两件本来不相干的事情却改变了彭德怀、刘少奇和杨尚昆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始作俑者林彪反而没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林彪年龄比朱德和毛泽东等人小得多，而战功却不让他人，毛泽东始终想把他培养成接班人，因此对他一直都比较宽容。”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建宁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里重点培养两个人，林彪和邓小平，此时他们都在长征的队伍里。
对毛泽东的那句话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毛泽东的言下之意，是说林彪不够成熟，受到了别人的挑拨，这个人当然就是彭德怀。”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他认为，彭德怀的悲剧在于他的性格，彭德怀从来都是有话就说，尽管在大事上他是支持毛泽东的，但从井冈山开始，就不停地与毛泽东在各种问题上辩论。在多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下了为自己自白的《回忆录》，文骨铮铮，既充满了不平则鸣的意味，又充分体现了他为人的坦荡和对革命的忠诚。他回忆道，当时他以为只是一两个军团间协同作战的建议，听了一下，没有同意，如此而已。而在1935年会理会议后，许多人劝彭德怀去和毛泽东谈谈，他却坚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与毛泽东就这件事情进行沟通。
1935年，中国共产党尚在路上，团结一致是所有人的共识，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并没有因这件事而减少对林彪的偏爱或对彭德怀的信任，红军一如既往地在两员大将的开路下前进。在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电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在这首充满英雄主义豪气的诗中，读到的尽是信任和钦佩。据说，林彪对毛泽东始终没有把他或他所打的战役写进诗里，一直都觉得甚不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德怀和林彪分别位列十大元帅的第二和第三位。(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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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烈 “闹饷”丢官
1934年底，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得知红军将进入自己辖区内时，便开始盘算如何借“剿共”之名一统贵州，趁机扫除割据盘江、赤水、仁怀等地的犹国才、侯之担等“异己”。
不过，他虽有此预谋，却忘了去防范更精于心计的蒋介石，以至于在3个月的时间里，接连被削权、失兵，去职。
当年12月，由吴奇伟、周浑元等率领的“中央军”进入贵州，然后竟然撇开红军，直奔贵阳而去。闻得此讯的王家烈急出贵阳，于薛岳驻营处求见，但薛岳避而不见，“中央军”直接接管贵阳。此后，蒋介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迫于无奈，王家烈让出省主席的位置，希望能保住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的实权。但蒋介石的目标并不仅于此，他任命王家烈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把他彻底调出了贵阳。贵州多产鸦片，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军”，给红军留下了“一击即溃”的口碑，至1935年4月上旬，王家烈的部队已消耗过半。
当蒋介石飞抵贵阳亲自指挥“剿共”时，更布下了“闹饷”奇招对付王家烈。红军于4月24日进入云南境内后，蒋介石令王家烈整编队伍，再将其军费缩水为10万元。尔后，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以加入“中央军”为诱饵，让二人怂恿部下“闹饷”，武装逼迫王家烈下野。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兵饷不足是军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士兵闹饷常常酿成政治事件，因闹饷而杀掉长官的事并不罕见，整营士兵因此投向敌方更是司空见惯。全国军阀中，惟有蒋介石有江浙财团支持，能够确保“中央军”军饷不至匮乏，这也是王家烈手下贪入“中央军”的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军士兵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兵饷照样忠于革命，这或许是红军和国军的最大区别。
4月26日，自知大势已去的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报给蒋介石。稳坐贵阳的蒋介石批准了王家烈的辞呈，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和5000块钱旅费，一代军阀就此沉寂。
王家烈去职后，曾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不过，王家烈能够全身而退，或许还应当感到庆幸，随同蒋介石到贵州的陈诚曾向蒋进言，借“闹饷”之机，杀掉王家烈，幸好蒋介石几经权衡后没有采纳此建议，王家烈才有机会去做寓公。
在西南，蒋介石拿下的并非只有王家烈。经过在峨眉山上的三期军官培训和调整，刘湘在四川的势力大大衰弱，西南各省军阀，惟有“云南王”龙云水火不进，蒋介石要调动滇军，需先封龙云为行动总司令，然后才肯出兵。
红军入滇后，薛岳曾想故伎重演，被龙云派人警告“君若带兵前来，则大可不必”。蒋介石遂采取收买政策，于1935年5月承诺装备军饷，又许诺将滇黔绥署主任的位子留给龙云，换得龙云的合作。但10年后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将龙云的嫡系部队调往河内受降，暗地里则派杜聿明率部趁夜占领昆明，包围龙云府第，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职务，调往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与王家烈做同事。不料龙云竟然据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之险盘踞不下，拒不受令，双方激烈交火3日，伤亡上百人，终于迫使龙云下山，结束了在云南18年自成一派的统治，这已经是1945年10月4日的事情了。(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从毛泽东到蒋介石：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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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 被遗忘的“局外人”
李德，这个又名奥托·布劳恩的人，在回忆录《中国记事》中曾说，1935年他在中国受到了“无礼”的待遇，他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一次由毛泽东发起的针对他的阴谋。
在遵义会议上，他为自己的失误辩护，但其他人认为这就是他的失误。会议结束后，李德的身份就悄然变成了长征中的普通一员，或者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局外人”。
从此，历史上关于李德在1935年以后的记录就日渐稀少，无论是他的回忆录，还是关于长征的史料，所记都不是很多。1935年1月，李德主动要求到林彪的第一军团去，目的是为了在前线亲自观察被红军将领推崇备至的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从他晚年的回忆来看，他始终没有了解这种战术的意义，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一直持蔑视的态度。
在第一军团，林彪对他的态度一点都不客气，呆了不长时间，李德就又返回中央纵队了。此外，两年来一直为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也获得新的任命，成为彭德怀领导的第三军团的副参谋长。往后，关于李德的记录就消失了，那些走在长征队伍里的人都不太注意这位军事顾问，但他肯定在队伍中，并坚持走完了长征，一路上仍然受到首长级的待遇，在红军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分歧时，毛泽东甚至也会征求他的意见。
从军事顾问这个称谓上来看，李德与冯·塞克特的职务性质相同，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李德成了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一个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也未曾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德国人，却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官，这被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但同时也说明那群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年轻人对信仰的虔诚。
在1934年“反围剿”战役中，实力悬殊的双方竟然都应用了同样来自德国的阵地战术，这充分显示了李德的军事才干有限。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还没来得及有机会实践便被派到中国来。因此，李德的指挥僵化教条在所难免，何况他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在李德的回忆录里，他为自己辩解说，是中国人自己把指挥权交给了他，而他始终只是作为一名顾问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已。但在长征前和长征中，李德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他所说的，毛泽东在背后把他称为“太上皇”。
1935年1月，郁闷的李德陷入语言困境中，他并不了解红军此时提出的“艰苦奋斗”的意义，而只是感觉得到的待遇越来越差，他要自己煮咖啡和做其他的事情，而且他住的房子也越来越处于次要的位置。红军中的下级官兵单凭他马背上的各种特供品，就已对这个外国人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很多晚上，他和博古以打扑克度过。
骑在马背上的李德已经有一年未曾接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他当然也未曾了解到，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共产国际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变。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不仅提出要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制定方针，还提出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组织事务的要求。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用自己的实践取代了经院派的教条，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长征结束后，李德被安排到红军大学教书，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此后不久，共产国际就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解散了，他本人则于上世纪50年代回到德国，并从1963年以后，开始发表关于他在中国这7年的文章和书籍，既为自己辩解，又趁机贬低中国革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书曾经风靡一时。(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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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塞克特 最后的预言
在1935年的春天，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在中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但他的身体也到了透支的极限。
他病倒了，不得不物色新的人选接替他的位置。
一年前，冯·塞克特取代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成为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第四任总顾问。这位已经退休的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得到了蒋介石超乎寻常的信任，他被授予一个独特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以代替蒋介石对军政官员“训话”，即使是军政部长，也必须定时来聆听他的教诲。
此时的德国正忙于扩军，对犹太人进行清洗和隔离，在亚洲则积极地与日本进行军事合作。但对中国，它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和气，以冯·塞克特为代表的一批元老在中国的成功影响了希特勒的决策。从1934年开始，希特勒开始了新一轮的军备扩张，但德国经济尚不足以支持如此浩大的军备费用，冯·塞克特在中国的使命并非辅佐蒋介石，而是要赶紧把德国军工急需的稀缺资源弄到手。
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聘请那些声名显赫的德国退役将军担任军事顾问，为其制定军队改革方案，训练军团，甚至亲自参与指挥作战。“许多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因此想扶助中国制衡日本，但实际上，这些退伍军官是以个人的名义来的，他们并不代表当时德国政府的立场。”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说。
自从甲午海战输给了用德国军事理论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后，中国的军阀就倾向于从德国人那里学习军事，蒋介石也不例外。德国顾问在中国活跃了10年，直到1937年希特勒下令他们回国为止，总数多达130多人，为首者称为总顾问。这些人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认为，鉴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和当时军阀的各自为政，这些人对于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作用，“仅限于训练士兵”。
在德国军事顾问中，冯·塞克特是蒋介石最信任和器重的，蒋介石从他那里找到了自己所需的理论——独裁主义。在一次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冯·塞克特的开篇便是：“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
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的冯·塞克特，在一战期间就已担当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要职，战后又任巴黎和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6年，他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退休，此后仍然活跃在政坛。在担任国防军总司令期间，他提出并实施了建立10万“袖珍陆军”的计划，被称为“国防军之父”。虽然他实际担任蒋介石的总顾问时间不足一年，其独裁理论却影响了蒋介石一辈子。
冯·塞克特的名字被记载进许多本书中，是因为他的“碉堡主义”在1934年打败了红军，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走上长征的漫长道路。但他对当时中国的实际影响远不止于此。
1934年8月，冯·塞克特与南京政府做成了一笔大交易，用德国军火换取钨矿和锰矿。在1935年和1936年里，几乎中国出产的全部钨矿都被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到德日结盟时，德国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而中国则成为德国最大的军火买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军火都卖到了中国。这就是冯·塞克特的生意。
冯·塞克特在1935年4月因病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助手法肯豪尔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法肯豪尔面临着更加棘手的局势。1935年底，日本与德国暗地里已经达成协议，公开结盟只是一年以后的事情，对于希特勒来说，中国的价值仅仅在于抓住最后机会再作一笔投机生意而已。而一些德国顾问对中国日久生情，1937年两国断交后，法肯豪尔和其他德国军事顾问仍然冒险留在中国，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指挥对日作战。1938年，希特勒下令通告在华德国顾问，如果迟滞不归，将以叛国罪论处，当年7月，所有的德国顾问终于离开了中国。
以冯·塞克特的资历，他清楚地预料到了未来几年将会发生的这一切，并在最后的几个月内作了最大的努力。1935年7月，他的助手法肯豪尔起草了“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了预测和分析。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卓越的军事眼光，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上是按照他们预言的时间段进行，直到最后获得胜利。(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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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 那时很瘦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1935年4月，陈毅写下了他一生中最沉郁的诗句，这两句诗是悼念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和红军总政治部副部主任贺昌的，他们都死在了1935年春天。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陈毅因为腿伤而留了下来，此外，这也是因为他在5月所写的那些被批判为“鼓吹游击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的军事论著。1934年10月9日，红军和中央机关即将开始长征前，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并告诉他，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领导斗争。
以陈毅在红军中的地位，直到中央转移前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而言，这无异于被遗弃了。留下来的红军将领，还有项英、蔡会文、陈丕显、刘伯坚、毛泽覃等，以及两个体弱多病不适宜长途跋涉的人：瞿秋白和何叔衡，他们在转移的途中遇敌。留下来的红军干部大部分都没有逃过还乡团的追捕而壮烈牺牲。
在红军走后的一个月内，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指挥的留守部队一退再退，最后只剩下一千多人，于1935年由项英、陈毅统领来到粤赣边界的油山落脚，开始了3年的南方游击战。
在陈毅来到油山后不久，余汉谋率领广东国民党第1军和第2军的第4师以及江西保安团、“铲共团”约5万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清剿”。每天早晨，粤军都以营连为单位，组织“清剿”队，进山“搜剿”，傍晚才返回驻地。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红军游击队再次被划分为十多支小分队，在方圆八百里的油山与敌人周旋。陈毅和项英都带着伤，不仅不适合野外生存，连活动都成困难。很多次，敌人就从他们隐蔽的地方走过，但他们总是在绝望中获得好运，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
这段时光，给陈毅带来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成为文学创作的好题材，这些传说有些是真的，但有些并不是他的，总之，他被认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有一次，他发着烧，断了粮，坚持了8天，已经昏迷过去了，围剿的敌军才撤离他所在的那片地方，但他居然又被游击队员找到了。此刻，他们既没有电台可以和外界联络，也没有建立起地下联络站，完全不知道中国革命进行到何种阶段。由于国民党的铁桶政策，游击队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粮食顿成问题，他们必须要为生存而奋斗，用陈毅的话说就是“像野兽一样地活着”。
直到1936年夏天，游击队的活动才开始频繁起来，游击队员又如同火种般扩散。艰苦的环境唤醒了陈毅的灵感，南方游击战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这个时期他的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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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 一路上女儿在怀
1935年春天，一支冲出重围的红军部队在湖南与湖北的交界处建立了新的根据地，那些没有出现在遵义的名将们：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还有余秋里、王震等人，在面临着新的反“围剿”。
这支部队是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的，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1934年10月22日，他们分别冲出重围在湘鄂川黔四省边界的木黄镇会师，并违背了当时的中革军委的指示合二为一，很快开创了新局面，到了1935年的新年，已经在建立了一个有50万人口，跨度200公里的根据地(包括贺龙的老家桑植)，队伍扩大到了1.17万人。此外，机关、学校、医院、兵工厂等一应俱全。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时的红二、红六军，不仅要保卫自己的根据地，还要牵制敌军兵力，确保中央红军突围。
在这个艰苦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却迎来了一桩大喜事，两个军团的司令员贺龙和萧克娶了一对出生名门的姊妹花，贺龙的妻子是姐姐蹇先任，萧克的妻子是妹妹蹇先佛。蹇家姐妹念过中学，不识字的贺龙因此管他的夫人叫“蹇先生”。婚后不久，“先生”就怀孕了，1935年11月出生的女儿贺捷生，成为长征中最小的成员。
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的军事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担心在贵州的中央红军渡过长江，队伍会合后，更加难以对付。1935年1月底，“剿总”何健纠集了约11万人的兵力对红二、红六方面军进行“围剿”，双方的兵力大约是10：1。在长征胜利之前，红军常常要面对这样实力悬殊的战争，绝大部分将领并不觉得这是太大的困难，他们提议正面迎击，只有贺龙提议进行迂回战，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两个月后，红军损失了两千人。将领们决定北渡长江，到鄂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又一次路过贺龙的老家时，红军又交上了好运，他们在桑植县城的边上奇袭了孤军深入的陈耀汉的部队，不仅夺回了桑植，而且，正如他们所意料的那样，由各路军阀所拼凑起来的联军，听闻陈耀汉损失了一个师后，纷纷撤退。此后，红军反而进入攻势，恢复了全部根据地。
到5月，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后，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已无牵制敌人兵力的任务，活动范围更广，连连取得胜利。到8月，反而将根据地的面积往东推进了100公里，部队扩大到了2万人，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疾。此时，红二、红六军团已经有5个月没有同中央联系上了，贺龙、萧克等人正在商量对策之际，发生了张国焘“电报”事件，把红二、红六军团引向了长征之路。
此时，贺龙和萧克等并不知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所发生的事件，更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北上，在接到张国焘建议入川会合的电报后，这支部队于1936年踏上长征的旅程。一路上，贺龙怀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前进，并最终到达陕北。(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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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连队：长征中的女人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一只连队被称为“特殊连队”，有 30名女红军被编入这支队伍，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连队，又名干部修养连。
随红军从瑞金出发的队伍里一共有32名妇女。出发前，考虑到行军的强度，女干部都被留在了中央苏区，跟着走的主要是红军将领的妻子，比如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等。在整个长征中，她们同样负重前行，除了4人外，都坚持到底。
女红军并没有获得特殊的待遇，她们身负10公斤重的行装，包括武器、干粮等。此外，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还背着红军剧社的剧本，在长征途中，她肩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每天往返于部队之间，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她一直带着她的剧本行军，直到在湘江边接到轻装的命令。女红军们都配有马匹，但这些马匹常常被让给伤员，她们需要徒步行军。吴仲廉是队伍中唯一缠足的妇女，但她居然没有觉得长征不能忍受，她爬山的速度往往比别人快。长征中，妇女的任务一点不比战士轻，她们往往除照顾伤员外还负担教育宣传的工作，在长征结束后，她们大部分都不认为受到了特殊照顾。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是女红军中最强壮的一个，她一般都带着三四条枪行军，而且似乎并不觉得特别疲惫。在到达延安之后，她对史沫莱特说：“同那么多可爱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军和出门散步差不多。” 康克清没有留在特殊连队，而是呆在朱德身边，负责起朱德的保卫任务，甚至还一起指挥作战，这个特殊待遇是因为她身经百战，还是个神枪手。
对于女红军队伍中另外一位英勇善战的双枪手贺子珍来说，1935年的征途却是那么艰难。她在出发时便已怀有身孕，大约在1935年2月初，也就是红军二渡赤水期间，她产下了一个女孩，产后几个小时，部队就必须出发了，小孩没法带走，只有托付给了一对农民夫妇，从此贺子珍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5年春天，共有三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分娩，孩子都在生后不久送人。1935年4月，贺子珍在空袭中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弹击中，负伤17处，头部血流如注，从此她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完全康复。据其他人回忆说，在长征中，贺子珍显得尤其坚忍，她被炸伤后，要求不要告诉她的丈夫，以免他分心。行军间隙，她常常吟咏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外，队伍中还有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她身体虚弱，不适宜这样高强度的行军，1935年1月，她患上了肺结核，不停地咳血。在春天，周恩来亲自照顾她，但到了夏天，就轮到她照顾周恩来。到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后来被确诊为肝脓疡，邓颖超在这段时间一直抱病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遇到了她长征中最惊险的一幕，她的马惊了，她落在了队伍的后面，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
女红军中最德高望重的莫过于蔡畅，她是她们的头领。蔡畅出生于1900年，她是个有着传奇家庭和经历的女人，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又曾经在法国留学，并在那里恋爱和结婚。她的母亲是一个有着新思维的女性，为了过上独立的生活，她与富商丈夫离婚，然后进人小学学习。蔡畅视她的母亲为偶像，在长征期间一直把母亲的一张照片带在身边。蔡畅的哥哥蔡和森，丈夫李富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在一天劳累的行军之后，蔡畅以讲述自己在法国的经历见闻当作每晚的娱乐节目，所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都记得她讲过的故事和她领唱的《马赛曲》。
队伍里走路最多的女红军是李伯钊，她在行军中负责宣传和鼓动士气，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她即兴创作了一些小故事来演出。1935年秋天，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决定北上时，她在距离总政治部较远的红四方面军驻地筹办文艺训练班。接到杨尚昆的信后，她往回赶，但红一方面军已经出发了，她被张国焘部扣留，回头第二次过草地。1936年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得知她的遭遇，把她调入红二方面军负责宣传工作并一同北上，这是她第三次通过草地。她的长征旅途，比别人整整长出一年。
还有一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找到了爱情。中央秘书处长刘英与张闻天于1929年在苏联留学时相识，1933年重逢后，张闻天便提出求婚，但刘英却提出了“考察期”。经过二万五千里考验，刘英终于答应了张闻天的求婚，他们在瓦窑堡新婚的洞房，就是后来瓦窑堡会议召开的地点。(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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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刘辉　“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
”埃德加·斯诺在评说长征时，忘记了说“以后”。在他去世20多年后，长征精神仍然像红星一样照耀着中国甚至世界。
截至2005年3月6日，香港“苗圃行动助学长征步行筹款团”已筹得善款2000万元，这些资金将用于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筹款团于去年10月15日从江西瑞金出发，重走长征路，以自己的行动感召海内外更多的人关心中国基础教育。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用三个月的时间，对长征沿途及长征领导人进行了采访，最终写出了一部历史小说，书名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前所未闻”，不仅仅是因为长征历时之久和征途遥遥，更在于一次本被认为是“战略撤退”的行军，却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
困境中生存的考验
“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在世界战争历史上，几乎没有哪次战争像长征这样历经如此多的生死考验。所以，在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并摆脱掉敌人无数次“围剿”之后，“九死一生”的中国工农红军意志也因此更加坚定，而这也正是长征精神在70余年后依然鼓舞着人们的原因之一。
曾在中国做过几年媒体工作的英国布列福大学历史学博士李爱德，深深地为长征的传奇色彩所吸引。2002年10月16日，他与同伴马普安开始重走长征路，并比红军多花了16天走完全程。长征路的艰辛，一度让这位温和的英国绅士性格扭曲，变成了“吵架大王”。
今年86岁的曾少东将军退休前是京津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当年参加红军时他只有14岁。老将军已经记不清70年前的具体细节了，只是觉得长征“很艰苦”。自己过雪山时，脚上裹着麻布，身上穿的是单衣。过草地时，他曾在前面部队留下的粪便里找没有消化的玉米粒，洗干净后，煮了再吃。在缺粮的情况下，草根、马具、腰带都成了红军的食物。许多战士吃了有毒的草后倒下了。
曾于1984年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罗开富对长征路上的艰苦也有自己的体会。在贵州黎平，因为路滑，他的左腿小腓骨被摔骨折。“三个人护送我一个，没有敌人阻拦，也没有冷枪，我只是走在冰凌路上，竟摔得浑身是伤。”多年之后，罗开富感慨道。
“别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的腿是在路上走好的。”罗开富淡淡地说，即使遇到抬着担架不能走的路，也得让向导用绳子把自己吊上去。过草地的时候他先后陷入沼泽30多次，曾有一次，他跟向导都陷入了沼泽，危机时刻，依靠驮着电台的马匹才脱离险境。
罗开富只是想尽可能地体会红军当年的艰苦。
让他如此坚持的原因之一，就是沿途所了解到的红军事迹使他受到了鼓舞。湘江之战中，红五军团第34师为了保证中央军团安全过江而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从自己的伤口里掏出肠子，绞断后牺牲，以免沦为敌人俘虏。红军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让同样走过长征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在这些悲壮的历史面前，马普安只能去想象那是一支怎样的军队。
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长征中，“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要爬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积雪；横穿2万平方公里遍布沼泽的草地；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包括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而伴随这些的是饥饿、疲惫、寒冷和死亡的威胁。(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从毛泽东到蒋介石：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
时间：2006年04月25日10:31我来说两句((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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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在线】
第1页:转折，成为1935年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2页:毛泽东 而今迈步从头越 第3页:蒋介石 未竟全功 第4页:周恩来 1935年的角色定位 第5页:薛岳 图谋西南的棋子 第6页:彭德怀 悲剧命运的源头 第7页:王家烈 “闹饷”丢官 第8页:李德 被遗忘的“局外人” 第9页:冯·塞克特 最后的预言 第10页:陈毅 那时很瘦 第11页:贺龙 一路上女儿在怀 第12页:特殊连队：长征中的女人 第13页:永远在路上 第14页:成熟在路上
成熟在路上
研究长征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最终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
这个结论反过来说，或许也可以这样解读——在长征路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实事求是地及时纠正错误，使自己更加成熟，才领导长征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长征之初，敌情并不严峻，红军很快就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并没有太大损失。最初的平静掩盖了博古、李德在指挥上的缺陷。
“我们那会儿是夜间行军，一个班至少有一个火把。”曾少东将军说，有时候各连队还会互相拉歌。但随后的湘江之战让红军损失了约一半人马，这也宣告了博古、李德对红军指挥权的终结。
在经过黎平、遵义两次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开始主导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让红军重新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这一时期，由于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控制，红军摆脱了遥控自己的僵化思想，开始自主成长起来。
曾少东记得，他在长征路上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当时，前面的战士身上有一块木牌，上边写的就是“曾少东”。许多红军战士就是在长征路上扫除文盲的，后来的红色根据地的文盲率甚至比晏阳初进行乡村教育的地区还要低。
除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面对内部出现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1960年与斯诺谈话时说，跟张国焘在过草地时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的中共中央曾受到了张国焘的武力威胁，形势一度非常严峻。
不过，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虽然红军的指挥权几经易人，也多次面临夺权斗争，但队伍最终还是团结一致，避免了分裂。
罗开富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坚持走完长征路，跟自己一样，“靠的是沿途人民群众的帮助。”他说自己一路总共找了2800多位向导，而人民拥护的原因无疑反映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成熟。
成熟了的红军在长征结束后，马上打开了新的局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从此，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了西北，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
自新中国建立后，“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就成了建设国家的口号。在长征精神鼓舞下，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也成了表彰先进人物的一项崇高荣誉，而且在7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曾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时至今日，70年过去了，红军沿途经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红色旅游区，成千上万的人前来瞻仰、观光，更有人通过重走长征路来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长征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得以延续。(来源：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