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跷脉循行路线:公款吃喝毁了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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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吃喝毁了前程(2011-10-20 08:40:15) 转载标签:

历史随笔

文化

分类: 乱红飞过

刊《百家讲坛》红版2011年11期

公款吃喝毁了前程
文/晏建怀

 

    北宋庆历年间,发生了一个震惊朝野的事件,事件的起因很简单,缘于一次同僚聚饮、文人雅集。
    京城汴梁有个习俗,就是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行“赛神会”,无非是拜神谒祖、敬香祈福。每当这天,京城大街小巷往往人烟辏集、热闹非凡,那些六部衙门里的大小官吏,也会利用这个节日,把平日里一些拆开的信封、废旧的纸张集中卖掉,换点钱,你几钱,他几两,大家凑分子,点菜沽酒,开怀畅饮一番。庆历四年(1044年)秋,刚刚出任进奏院提举不久的苏舜钦,就牵头组织了一次这样的聚会。
    苏舜钦(1008—1048年),字子美,祖父苏易简,曾经任参知政事,父亲苏耆,曾任工部郎中,岳父杜衍还是当朝宰相,可谓世家望族出身。虽为贵公子,但苏舜钦没有沉迷肤浅的享乐,而是志存高远、苦读诗书。十多岁时,作为名门之后,他被朝廷荫补为太庙斋郎,任荥阳(今河南荥阳市)县尉。然而,靠上辈人的阴德而坐享其成,这既不符合他的理想,也不符合他的性格。不久,他参加科举考试,凭真才实学高中进士,改任光禄寺主簿、长垣(今河南长垣县)知县。
    苏舜钦有才气,有识见,也有个性。他“诗书双绝”,其诗豪迈高远、热情奔放,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十分赏识,曾把他与大诗人梅尧臣合称为“苏梅”;他的书法也别具一格,常常“落笔争为人所传”,与当时著名书法家周越齐名。只是,苏舜饮并不以此为荣,他曾说:“吾不幸写字为人比周越,作诗为人比梅尧臣”(魏泰《东轩笔录》),认为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低,颇见性格中自负的一面。
    苏舜钦任职的进奏院,是朝廷一个上情下达的机构,负责官方的信息沟通和公文传递。这样一个文件资料成堆的地方,废纸啦、废信封啦、废资料啦,肯定多了去了,苏舜钦因此吃喝不愁。于是,这个秋季的赛神会,他便主动做东,邀请了一些象他一样傲世轻物的同僚和才高八斗的文人,商量好以卖废纸的钱会餐。为了避嫌,他还主动掏腰包,自己出钱十贯(相当于十两银子),同时要求朋友们也象征性的出点钱。被邀请的人包括王洙、于约、王益柔、梅尧臣等十数位满腹经纶的青年才俊。苏舜钦之所以主动邀请他们,无非政见趋同、性情相近,大家在一起吹牛也好、瞎掰也好,谁也不见外,不生分,无所顾忌。他们边喝酒,边吟诗,臧否人物,议论时政,酣畅淋漓,激情澎湃。喝到高潮,他们又乘兴唤来两名歌妓助兴,那真是“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乐声、歌声不绝于耳,饮酒、吟诗通宵达旦。
    彼时,文人聚会,是雅事,人人向往之,尤其是那种徘徊于边缘的同僚,更希望在这种聚会中露露脸,博得高雅之名。太子中书舍人李定曾向苏舜钦示意,表示想参加这次盛会。苏舜钦平时与李定就不投缘,何况李定又是靠荫补入仕的,更为他所鄙薄。因此,苏舜钦回答说:“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洪迈《容斋随笔》),意思是我们下级一起喝闷酒,怎么好邀请您这样大的领导屈尊呢?绵里藏针,高调拒绝,让李定碰了一鼻子灰。
    如果苏舜钦找个别的理由拒绝,李定也许不会去较真,但苏舜钦酸中带讥、话中有话,不但把他排除在雅士清流之外,还明显带有侮辱之意,让他不禁怒火中烧,久久不能平复。既然你不仁,我就不义了。李定设法打听到聚饮的详细情况,再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把当日的场景描绘得不堪入耳,到处散布。于是,京城内外,对苏舜钦等人的流言蜚语,一时甚嚣尘上。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王拱辰耳朵里,他是御史中丞,其职责就是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出了这么一件公款吃喝、伤风败俗之事,岂能坐视不管?加上苏舜钦是“庆历新政”主将范仲淹极力荐举的,又是改革支持者杜衍的乘龙快婿,而王拱辰对于“庆历新政”激进的改革措施十分反对,虽然当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中坚都被谪贬放逐,但余波未平、余音未了,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再次肃清。他打听到当时那班文人小吏不仅召妓,而且殿中丞、集贤院校理王益柔还在酒会上作《傲歌》一首,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句子,简直是“大不敬”,便鼓动刘元瑜等一班御史,组织材料,罗织罪名,一下告到了宋仁宗那里,致使雷霆震怒,最后以“监主自盗”的罪名,将苏舜钦削籍为民。心比天高的苏舜钦自取其咎,一腔报国热情从此付诸东流。然而,他的自毁前程,是因为一次平时谁也不会在意的公款吃喝,却颇出人意料之外。
    用卖废纸的钱吃吃喝喝,在当时京城各衙门实在是再也寻常不过的事情,就象现在的机关单位你请我、我请你一样,都是公务来往、工作需要嘛,谁又因为公款吃喝丢官离职了?就象现在按规定不能公车私用,但无论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公车奔于私途的照样多如牛毛,谁又因公车私用削职为民了?其实,苏舜钦的获罪,根源不在吃喝,也不仅仅因为政治斗争,关键在性格。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加上好出奇言、好作怪论、好以天下为己任,便近乎天真了。宋仁宗天圣年间,玉清昭应宫被焚毁于火灾,年仅21岁的苏舜钦向宋仁宗上书言事,开篇便是:“烈士不避斧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自诩“烈士”,威逼皇帝,言下之意,听我的谏言就是纳忠明君,不听则是无道昏君,这样的言语出自一位官僚世家子弟的口中,不仅天真,而且幼稚。
    文人讲究个性、心灵、率真,而政治讲究利益、妥协、奸诈,这是两个方向,两条道路,永远也不可能并轨的,以文人的“天真”去较真政治的“奸诈”,就象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说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的孩子,是迟早要栽跟头的,即便苏舜钦今天不因公款吃喝而罢官,明天也还会因为某些不当言论而削籍,其结局是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