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宣传张海迪始末

　　主角准时赶到北京

“喂喂，是团中央宣传部吗？我是高伐林。向你们借本书——《闪光的生活道路》，对，就是那本关于张海迪事迹……什么，没有！你们主编的书，自己能没有？！”

撂下电话，抠抠头皮。再给中国青年报社的朋友打。“……也没有？你们报社资料室总该……当时没买？！这……”

原以为举手之劳，居然成了难题。怪事！

这本书，1983年可是最畅销的书，定价人民币4角，一再加印，总印数达到509万册，哪家书店橱窗柜台不摆得满满，哪个团委团支部不几十册、成百册 的买？记得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老黄，那位干干瘦瘦的南方人，颇为自得地告诉我：“创‘文革’以后出书最高纪录啦！‘文革’以前比这本书印得更多的也只有 那一本《钢铁战士麦贤得》——900万册……”

再找别的朋友：宣传部。团委。报社。大学……

——没有。早没有了。当然没有。现在谁还有这本书。

听筒里还时而一迭声惊叹，时而一连串盘问：你老兄现在要这干什么！

好家伙！仅仅过去五、六年，一本重印了好几次的小册子，竟像殷商甲骨、周秦铜鼎一样罕见了！张海迪去年樱花时节还应邀东渡扶桑，讲演唱歌，颇为轰动。日本人记得她，我们这里倒把她忘诸脑后了？怎么搞的，太不像话——我突然住口了。我像话么？

我当时不正在团中央宣传部办公、置身于宣传张海迪活动的第一线吗？不是在这本书编辑出版中也尽过力吗——在窗下此伏彼起“收购旧家具、电视机”的吆喝 声里，在街对过邮局推销奖券的震耳欲聋的流行曲中，我回忆起的真像是上个世纪的事：出版社印了几百万册，只付给我们团中央宣传部70元编辑费。交涉了好几 次，老黄苦着脸咬咬牙：“这是财务上规定的呀……破个例，再给——70元！加一倍啦！”从高额利润上掰下个小零头，倒像倾家荡产了。

真的，我怎么也没有这本书！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供职的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团委书记小仲，顺手就从书架上抽出本《闪光的生活道路》：“送你了！”

一片叶子。那场春天的大风过后，剩下的一片叶子……

　　第一章　北京春天刮大风

（一）

北京，泱泱大国的政治中枢文化重心，千年巍巍皇都，说来可叹：没有令人心驰神往的春天。

为什么？

风。北京春天刮大风！

风一刮起来，成千上万头怪兽一齐呜呜吼叫，这儿尖啸那儿狂嗥；风蛮横无理照准塔楼、大树、烟囱、电杆左右开弓一顿耳光，掀住胸口又推又搡，大有不摇塌 不扫平誓不罢休之势。大风起兮沙飞扬，那沙铺天盖地而来，太阳怎么也睁不开铁锈色的眼睛，不论是大宾馆还是小胡同都在灰蒙蒙扑扑的混沌之中打施，使人莫辨 身处远古洪荒还是戈壁大漠。

这样的大风，从早到晚，一刮一天，一刮三天五天。

1983年2月24日，北京还没到刮起大风的季节。

张海迪是在这个早春的日子被共青团中央接到首都的。这位后来被冠以“中国的保尔”、“八十年代新雷锋”等等称誉的姑娘，当时还鲜为人知。

凌晨4点，北京火车站月台昏暗而又空旷。从济南开来的298次直快列车正点抵达。人们抬下了一辆轮椅。没有什么人驻足围观——一位小名叫“玲玲”的外省瘫痪姑娘到首都来了，仅此而已——旅客们瞟一眼，匆匆在料峭春寒中赶自已的路。

她被安排在城西中央团校院里的万年青宾馆。当天，团中央一把手王兆国和他的同事、其他几位书记就去看望了张海迪。随后，安排了大夫为她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身体检查。

张海迪的在京日程，是一个宏伟的宣传活动计划的主干。在她到京之前，整个宣传活动方案由团中央宣传部精心推敲订出来，团中央书记处郑重其事地向党中央 有关书记作过汇报。记得讨论方案时，团中央宣传部长魏久明可真让我大开眼界。年近知天命的老魏一开口就气魄宏伟：把张海迪接到北京来参加全国学雷锋座谈 会、纪念大会，给首都青年讲个十场八场；请中央领导接见，搞命名表彰开展全团学习活动；宣传上嘛，不仅共青团系统的喉舌像《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 和《中国青年》等等都要开专栏、专版，发照片发报道发社论，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都要安排出版选题；还要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 报》联系，请他们配合造舆论……听得我一愣一愣。没曾想，后来不仅这些预先设想到了的绝大部分都实现了，没设想到的也实现了。别看老魏平时与部下打成一 片，我们老笑话他丢三落四、颠七倒八，遇到工作上的大事，他可真不含糊。

这项雄心勃勃的宣传计划，其实就是要动用一切手段，高打强攻，全面开花，有声有文，出形出影，以求达到最广的覆盖面，造成最强的冲击波——用今天的话来说，要有最大的“轰动效应”！唉，推出青年典型时着眼于“轰动”，这应不应该算是一个误区呢？

春节刚过，团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其它部门许多人便夜以继日忙开了。从安排住处到落实会场，从联系车辆（为轮椅上下方便，必须借到从后面开门的面包车）到组织观众——这里头还有多少印制入场券、准备录音间等琐碎事儿！

万事具备。主角也准时接到北京了。

（二）

按照预定日程，张海迪于1983年2月28日下午，正式出现在首都的政治舞台。

团中央的第二把手胡锦涛主持召开了首都新闻单位听取张海迪同志事迹介绍会，因为她行动不便，会议就安排在她下榻的万年青宾馆会议室。张海迪与团中央请 来的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见面，面对着闪光灯、聚光灯、摄像机、录音话筒、采访本以及几十双职业性地审视自己的眼睛，她娓娓而叙，侃侃而谈、介绍自己成 长经历与事迹，唱了三支歌：《生活多美好》——中文；《哆唻咪》——英语；《四季歌》——日语，随后又即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那天我也在场，坐在门口负责请记者签到，给他们发放材料。也怪，来的记者以中年女性记者居多，兼有热心侠肠与眼尖手疾两大特点，莫非因为采访起来又有 老大姐之便又有女强人之利，能在竞争中占优势？见到一位熟人雷抒雁，那位因《小草在歌唱》这首悼念张志新烈士的诗而蜚声全国的诗人，《中国青年报》特地邀 请他来听听，约他写一首歌颂张海迪的“力作”，“要有比《小草在歌唱》更大的影响！”

我们几个具体参加张海迪宣传的干部今天第一次见到她本人。当时我们都是二十七八、三十出头，宣传典型的事以前在基层工作时也没少干。大学毕业来到团中 央，在机关这部大机器里磕磕碰碰了一年，辣味退了不少，本闻不太惯的酸气却沾上若干；出京当大爷，回京当孙子，日子过得日益腻味。第一回参加这样的全国性 重大典型的宣传，心里又是好奇又是得意：以前只能在教室里端坐听政治辅导员宣读先进典型的事迹，这回却由我们来把一个先进人物推出去，让全国成千上万名辅 导员组织成十万上百万的大学生和其他青年学习，这就像从观众席一下窜进了后台，从那儿看幕前幕后，甚至居然也能影响剧情的进展！

扯远了，还是谈张海迪。她穿着乳白高领毛衣，外套一件西服上装。刚开口流露出一丝拘谨惶惑，很快就消散了，显得自信而从容，不忸怩作态，不一本正经， 这赢得了常与官员打交道的记者们的好感。不少记者原来也多少听说过一些她的事迹，可毕竟不能与听她坐在面前自我介绍的感受相比：顽强抗争高位截瘫的命 运……死神的阴影笼罩着自己，却医治了上万上次的伤病号……自学英语、日语、德语、世界语，翻译了十几万字的小说、资料……有血有肉，动心动情！

会场始而鸦雀无声，继则泪光闪烁，终于掌声如潮。

团中央书记、部长们一直悬着心在听。虽说会前一再对海迪提示过：哪些重点应该突出，哪些分寸如何把握，哪些口径必须守牢，但到底会不会砸锅，心里直打 鼓。张海迪是党中央认可进行宣传的先进典型，上版面上镜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记者本人对张海迪有没有兴趣，至关重要：只有当记者是被激情驱使而不只是被指 令调动，才有可能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张海迪讲得这样生动又这样得体，使他们喜出望外。看到记者们一个个悄悄掏出手绢，听到一散会记者们争先恐后围到海迪轮 椅边预约进一步采访的时间，他们悄悄吁了一口长气，露出了笑容——今天，张海迪的事迹与魅力征服了这几十位记者，明天，不，今天晚上，他们就会着手去征服 成千上万的读者、观众和听众！

当天晚上就有好几位记者散了会没有离去。怕夜长梦多，便先下手为强，软磨硬缠从张海迪口里掏材料。以后几天，张海迪住的房间门口总是围着一二十名挎着 照相机或者提着录音机的记者。团中央不得不派宣传部干部卢山到这儿把门，要见海迪的记者得到小卢这里挂号。你要排队，我要加塞，说好只进去拍两张照片结果 赖了半小时……为此还生出不少闲气。

一部杰作能造就千百位教授专家，同样，一个先进典型也能造就千百名宣传干才。有不少记者是深谙此道的，他们一眼看出来自己建功的契机在于张海迪的出名 ——这个典型已经过了“人以文传”的阶段，眼下倒是“文以人传”之际，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在张海迪报道中拔得头筹。两位记者，一位某报小有名气的女记者和 一位某社不那么有名的男记者，千方百计征得了团中央负责人点头，住进了万年青宾馆，与张海迪的房间也近在咫尺。同行是冤家，毗邻而居，冤家路窄。这两位都 铆足了劲，自然见面分外眼红。男性记者仗着与海迪同乡，过去材料较熟，一个劲地盘根究底；女性记者却有性别之便，不论海迪在干什么都可以排闼直入，采访的 机会便多出许多。凡听到新鲜一点的材料，必再三叮咛曰：“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了，尤其是那些蹩脚记者——他们只会糟蹋这么好的材料！”

对这种状况，团中央是很满意的。魏久明后来对我们踌躇满志地说：“我说吧！把张海迪请到北京这着棋就是高！先开记者招待会这又一着棋就是高！”

　　感性与理性

第二章　轮椅从病榻通向讲台

（一）

张海迪上次病危，濒临死亡边缘，是1981年10月下旬的事。

因为长年服用大量止疼片，她药物中毒，间揭性停止呼吸1小时50分钟，昏迷不醒达五天五夜。第五天醒过来一会儿又昏迷过去，断断续续说胡话。张海迪的父母、妹妹流着眼泪守着她，朋友们抹着眼泪来看她。谁都不忍说出、可谁都这么以为：这怕是最后的见面了！

生活中却有这样凑巧的机遇：正是她这次病危，成了她被发现、被树立为典型的最初契机。

1981年年底，两名孩子在帮“玲玲姑姑”（张海迪）推轮椅。在山东聊城莘县，张海迪自学医学知识为乡亲们针灸治病，曾无偿医治病人一万多人次。两名推轮椅的孩子均为张海迪治好的婴儿瘫患者。
 

　　到那时为止，海迪没有受到任何一级官方和新闻单位的青睐。这说起来难以置信，却是事实。原因自然很复杂，我们在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张海迪的父 亲张坦夫，原是济南市文联负责人，1970年受命带领知识青年插队，带着全家来到莘县。后来在这里安排了工作，1981年时他是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而这 个县，官场内部矛盾错综复杂。

《山东画报》的女记者李霞到莘县来采访、拍照时，县委宣传部、报道组没有任何人，向她提到过这位26岁的瘫痪姑娘，虽然当时她就住在他们身边。

这天，李霞在县招待所门外见几位姑娘满脸紧张地窃窃私语，刮进耳朵来的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却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次发得不轻……”“看来怕是……” “她怎么就治不了自己的病！”“去晚了许是再也见不上玲玲姐了……”是谁病危，牵动这些姑娘的心绪？李霞上前打听，她们七嘴八舌地介绍说：“是玲玲姐，可 是个好人哩！”

半个月后，山东省引黄济津工程潘家闸起闸仪式在东阿县举行，省委书记去参加，还去了一车新闻记者。李霞带着她的摄影器材也去了。记者们聚到一辆车上谈 天说地，李霞谈起了玲玲。同车的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宋熙文本来凝望窗外秋后空旷而岑寂的苍茫原野，这时一下坐直，侧过了耳朵。

后来老宋对我们回忆了当时情况：

……起闸仪式完了……我就告李霞说：找找这个玲玲去。我停留在聊城，是带文艺队来地区参加调演。

第二天（玲玲的父母）张坦夫和毕江桥两口子来了，谈时不那么开放，只谈具体事，像治病呀、读书呀，都是客观介绍，主观评论、评价一律没有。

一听我就更感兴趣了。我直觉感到搞这个人物报道，生命力比较强。人物立不立得住，不是看事迹大小，揭示思想基础很重要。所以我很想接着去莘县找玲玲本人。张坦夫、毕江桥说：她病危刚抢救过来，你去了她也没法跟你谈。我就说，那还是以后去吧。

回济南后过了几天，忙完别的杂事，李霞打来电话问我去不去，我说去！咱们一齐去！这次见到海迪，他还低烧38度。我在县里采访了十天，翻阅了她的日记 书信，访问她的朋友、父母，与她本人谈了两天，感到这确实是个很全面很不错的典型——但也没到今天（你们宣传）这个高度。

当时发大通讯很难，我就想用一千多字的短通讯写她的精彩的主要侧面。我写了她的精神素质，拼搏性格，实际上写的革命英雄主义。我安的标题是《只要你能昂起头》，《人民日报》改了个标题《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1981年12月29日的头版头条给登上出来了。

从来没有被媒体注意过的张海迪，一上报，就一跃而上中国第一大报的头版头条。

（二）

中国有大小报纸多少家？总发行量有多少万份？每天都向读者推出多少人物？

中国又有多少人每天读报？有多少人读了标题一定接着读正文？有多少人读完之后在心里念叨两句？

把一个人物推到版面上并不难，推进读者的心里可就难了。这成功的比率该是百分之零点几呢？

《人民日报》这篇报道也许对张海迪本人的意义最为重大。党中央机关报的报道不啻是对她存在方式、人生道路的正式认可。

这篇报道使张海迪的交往圈一下急剧扩大，并改变了方式——过去靠面对面的直接接触，现在是心连心的书信往来。张海迪的名字不再只是口口相传，而借助印刷机和现代发行系统一下四海传播了。

在这篇报道的读者中，还有两个人受到了震动，并反过来对玲玲的命运起了重大影响。

一个是王佐良。不，不是那位老翻译家、教授王佐良。这位是个年轻小伙子，但他自学了英语和德语。王佐良初中毕业后从上海下放到安徽庐江县插队，后来招 工进了巢湖油泵油嘴厂当一名计量工。小伙子有内秀，踏实、刻苦，两次救火，平时却不显山不露水，腼腆木讷，沉默寡言，一有空闲就捧起本书——常常还是洋字 码的书。1981年12月29日这一天，他下班后照例到厂图书室翻翻报刊，一下被《人民日报》上这篇报道吸引住了，心里埋藏已久的热情火焰一下点着了。玲 玲，这才一定是与自己“共振度相同，燃烧点相同”的人！这以后一连几天，他天天去图书室读这篇报道，张海迪喜爱的诗句“只要你能昂起头，苦水也能化美酒” 在他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回荡。1982年元旦过后第5天，王佐良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仰慕之情，下决心提笔给千里之外的张海迪写下第一封信。

此后便是鲁皖两地书信联翩往返。切磋翻译技巧。探寻人生真谛。真心真意的剖白。有情有爱的回绝。直截了当。转弯抹角。欲说还休。急不择言……其间王佐 良数度千里迢迢赴莘县看望张海迪。王佐良的不少同事泼冷水，张海迪的不少朋友鼓热风。而莘县妇联的老大姐们比当事人热心百倍，焦急百倍。半是劝诱半是逼 迫，半是怜悯心半是使命感，着力撮合好事……

王佐良与张海迪的大红结婚证书上的日期，是1982年7月23日。

另一位是中共山东聊城地委的某书记。他注意到这篇报道，与其说是被玲玲的事迹感动，不如说是被莘县这个地名吸引：怎么？自己治下的地区这么一位先进人 物，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本地区的宣传部、报社和工青妇居然从未提起过！官僚主义！太不敏感！他下令各个部门好好宣传，推动本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张海迪红了，张海迪忙了。今天被地区妇联接到冠县呀、聊城县呀巡回报告，明天应邀参加团地委的座谈，整材料的笔杆子也络绎不绝地上门了。

（三）

“张海迪”这个名字，顺着不同的渠道向上流动。

她是莘县广播局的职工，她是女性，她刚满27岁——这就使她有条件成为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的典型。工会主席、妇联主任、团委书记的眼光果然都盯住 了这位轮椅上的姑娘。抓出了一个叫得响的大典型，对自己所领导的组织、所代表的群众该是多大的贡献、多大的功劳！一级级工青妇组织都大张旗鼓地命名表彰， 一是让本组织的群众有活生生的、近在咫尺的楷模，二是互相之间较着劲争这个典型的“所有权”，三也是力图引起上级的重视。他们也竭力向各自的报纸——《工 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推荐，要求给更多的版面……

共青团这个渠道流动得比较畅快。

198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十届四中全会上，山东省团委书记林廷生在分组讨论中介绍：他们接到聊城团地委整理上报的材料，认准了张海迪这个典型，准备命名为“模范共青团员”。他郑重地向团中央推荐：这个典型完全够得全国级、中央级！

但是团中央领导层此时却无力顾及树立青年典型。8月，党中央刚刚把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王兆国调到团中央当第一书记，接替韩英。

这个时候，山东省某个还叫不上名儿的偏僻县城里某位半身不遂的姑娘学了几门外语、给多少老乡扎针治病……这些事儿怎么挤得进新老交替的团中央书记处会 议桌上！除了王兆国和韩英，谁去谁留都还是未知数哩。虽说党中央对韩英在位几年没有抓出叫得响的青年典型相当不快，但该走的已没时间抓，该留的反正时间还 有的是……

一直到1983年元旦过后，共青团十一大落下帷幕，新的书记处座次排定、新的部长、主任们各就各位，才把目光重新转到树典型上。

王兆国确有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作风。吸取前任的教训，他决心尽快抓出典型来。他督促干部们翻报刊，翻了中央的翻各省市的，从中发现线索；他要求各部门把手头掌握的典型人头好好摸一摸捋一捋；他催策各部赶紧要下面省市团委也行动，拣最出色的报来……

他们记起了山东林廷生等人的再三推荐。那个玲玲——张海迪怎么样？

当代青年需要什么样的榜样？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党需要为青年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企业家？道德家？学问家？锐意改革奋力开拓的，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刻苦攻读求知成才的……借用一位青年伦理学家的说法：树立的青年榜样，该是“君子型”还是“强者型”？

别忘了，这是1983年。1983年，人们对开放搞活、商品经济、观念更新这类提法还陌生得很哩。1983年，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局面刚刚松动，大一统 的意识还坚如磐石；1983年，知识精英们还大多未出茅庐或者未露头角，石破天惊的见解还只在小圈子内打转而被当局与民众目为“异端邪说”；1983年， 历史的聚光灯才刚开始打在舞台一隅的西服笔挺的厂长经理和身着牛仔裤的个体户身上……

不妨把视野再拉开一点：从西单民主墙到校园罢课游行风潮，从潘晓人生观讨论到张华救老农是否值得的争鸣，从邓丽君流行曲、油印《今天》、星星画展、四 月影会……年轻的心灵在各个层面都开始了觉醒、躁动、挣扎。青年心乱如麻，老人心忧如焚，对话、引导又颇为困难：他佩服的，你不欣赏；你欣赏的，他又不佩 服。青年中本事拔尖的品行不一定超群，品行超群的本事不一定拔尖。“君子”与“强者”，熊掌与鱼难以兼得呵！

共青团中央的书记们执着地寻找“君子”与“强者”集于一身的青年典型，换用一个标准化的提法，即“既有传统美德又有时代精神”的青年典型。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希图弥合冲突愈演愈烈的两个时代。

把从各条渠道摸到手的各种典型掂量来权衡去，团中央的领导人觉得还得数张海迪为最佳。她多么全面！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全有——四有！她是弱者， 却坚忍不拔地成为强者；她是强者，却无私忘我地帮助弱者。这真是既值得弱者仿效，也值提强者学习，拿到各部分青年面前能耀眼，拿到党中央、老一辈那里也能 闪亮！

唯一的一个不利因素，却是——出乎外界很多人的意料吧——张海迪的残疾。事过这么多年，现在我可以透露了：团中央宣传部内部在权衡掂量所摸到的各种典 型时，最使我们踌躇再三的是，张海迪是位残疾人。如果她是县里、地区或者省里树的典型，“残疾”无疑可以为她加分；但是，既然遴选的是一个全国级别、年代 级别、要跟雷锋双峰并峙的先进典型，团中央就希望他（或她）的条件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意义，对“教育对象”有最大的覆盖面，让万千青年们感到与她有最大的可 比性，“要让人找不出拒绝以他（或她）为榜样的理由”。“残疾人”这个因素就未免太“特殊”了。如果当时另有一个青年（不管是男是女）与张海迪事迹相似， 而却是健全人的话，我们为全国青年所遴选的典范，就不是张海迪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王兆国的视线久久地在张海迪事迹材料的这一段上反复盘旋缠绕：张海迪在山东大学作报告，整个会场为之轰动，数千名大学生的心产生强烈共鸣，他们发出由 衷的掌声和欢呼……唔，这位瘫痪姑娘使大学生们心服口服，这可是难能可贵——高层次青年挑剔得很啊，对以前宣传的许多典型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吹毛求疵哩！

这无疑是使决策者们心里的天平倾向于张海迪的一颗重重的砝码。考虑再三，为慎重起见，团中央决定派宣传部干部卢山和《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王燕生赶赴山东，再仔细摸一摸情况。

他俩回来汇报，倾向于同意山东省团委意见，在全团宣传这个典型。在调查期间，他们又听说《工人日报》正在抓她的宣传。果然，2月5日见报了，《工人日 报》社论说：张海迪是“优秀青年工人，是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典型。她的事迹感人至深，很值得学习，希望引起全国广大职工的重视”。这是一个信号：工会系统 要先下手为强！

还有迹象表明全国妇联也注意到了张海迪……

是不是这此信息多多少少促使团中央加速下定决心：抓住张海迪进行共青团最高规格的宣传？

也许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把工会、妇联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潜意识一直在我们心底作崇。后来在宣传中也是这样，我们对这两家总有些戒备心理。全国 总工会与《工人日报》记者要求采访或安排与张海迪会面举行活动，我们这方面往往有意无意地冷落，或久或暂地拖延。《工人日报》记者也有他们的高招：他们请 吴运铎这位老英雄出山，以他的名义要求与张海迪见面……那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垄断与反垄断”、“限制与反限制”的交锋。最后，还是团组织占了上风，在海迪 荣获的各种称号中，毕竟还是“优秀共青团员”最为人熟知。

顺便说一句，团中央与总政的合作最为默契。总政打算宣传的头号典型是朱伯儒。张海迪不是军人，朱伯儒不是青年，团中央与总政没有典型所有权之争，相 反，倒可以互为补充。于是团中央在为张海迪大造声势的同时也给朱伯儒以“第二小提琴”的位置；总政则全力支持团中央，组织学习张海迪的活动，把学习朱伯儒 与张海迪的宣传高潮拉开时间差……

张海迪在19岁的时候曾经对她的一位朋友说过：“我要不就死了拉倒，要不就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从报纸上第一次报道她到团中央命名表彰，只有一年三个月。张海迪绝想不到：突然有无数双手伸过来把自己的轮椅推得滴溜飞转，一直推向讲台，推向令人头晕自眩的高度——惊人，确实惊人！

　　代党中央写信

第三章　决策圈内外

（一）

宣传热度的水银柱上升的势头放慢乃至停止了。不，看上去开始徐徐下降——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各报刊都没有怎么发出有份量的文章。有些人已经在说：这项活动的集中宣传已到了尾声，洪峰过后将转为细水长流了。

张海迪静静地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的病床上。

根据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出一个“宣传调查小组”，联合调查、全面核实张海迪的经历、事迹和家庭等各方面情况。团中央这个 九人小组，由第一书记王兆国亲自挂帅，但他正患腹膜炎住院，无法前往，具体负责的担子就落到宣传部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主任丁钢的肩上。我也 是团中央这个调查组的成员，足迹遍及山东济南聊城、莘县和安徽巢湖。这段岁月所见所闻，真可以用“惊心动魂”来形容，大惊接着大喜，大悟伴着大惑……

1983年3月7日，团中央举行命名表彰大会，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光荣称号，并作出向她学习的决定。

　　我们心里有数：第一个洪峰过后还有第二个洪峰，眼前的沉寂不过是暂时的。这，既是宣传艺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华彩乐段之前要铺垫要 蓄势，要给大家的瞳仁与耳廓一个小憩的时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调查出个结果，向党中央报告之前，张海迪宣传向何处去，举棋难定。

调查应该是在决策之前。为什么会在张海迪宣传活动开场之后，又要组织一次联合调查？

对于一个先进人物的宣传，声势之大，篇幅之广，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首屈一指。张海迪的事迹，青年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在官方宣传机器的震天轰鸣中，陆续冒出了一些在团中央领导听来不能容忍的杂音、噪音。

新华社记者居然上书对张海迪提出质疑，就是一例。

这件事的起因还得从张海迪住在万年青宾馆时说起。新华社某位记者夤夜造访，把刚写出的一篇通讯交本人过目。张海迪看后提出，是否不必披露她的入党经过 ——“我自己没那么高觉悟，别人要我申请我也就申请，很快就通过了，这要是写出来，人家不说我是‘突击入党’呀？”弄得记者很下不来台。还有一次，这位记 者与张海迪一起进餐，海迪聊得兴起，忘乎所以，竟议论起王震同志说话不利落，还学王震的口音腔调，逗得大伙儿好一阵哄笑。

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最后就成了记者笔下的一份书面材料。这本来也属正常，海迪是个活人，记者也是个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未见得对。但这份材料出自新华社记者之手，不能不令团中央神经紧张：新华社记者的文章，上可通九天、下可达四海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0日，张海迪乘电梯上楼时，有人忽地递给她一封匿名信，语气尖刻地指责她介绍的某些事迹失实——后来我们在重新调查张海迪 事迹时证实，以前宣传报道的个别细节，像她高考的分数，确实有出入，这封匿名信作者看来是比较掌握情况的。但是，当时张海迪既不知是谁写的，不了解他的动 机目的，一时也无从核实是否确有依据。她进自己房间读完这封信，没给别人看就销毁了，事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魏久明。张海迪自己反复考虑后决定：在没有确凿 地证明自己讲法有误之前，还是得相信自己的记忆，相信县、地、省几级笔杆子一遍遍倾注心血修改出的讲稿。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也是致使那一两天她心情烦躁郁闷，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格外激动、傍晚终于支持不住、停止呼吸的重要原因。

此外，有些称颂张海迪的文章，团中央有些头头读起来也不免皱眉。例如那位以“暴露阴暗面”著称的刘宾雁，要求采访张海迪，经团中央有关工作人员安排，与张交谈了40分钟，他又阅读了一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报告文学《向命运挑战》：

雅典式的自由怎么会训练出斯巴达式的坚忍呢？是个谜。……爱，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火热的感情转化为冰冷的意志。

凡是玲玲接受了，储入大脑的，都是经过她思索的，而不是什么权威灌输的。

她付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却并不是愁眉苦脸、清心寡欲的苦行主义者，而是享有着生活的美和她特有的欢乐。

这些话里有些说不清的锋芒，散发出说不清的气味。尽管刘宾雁再三写道：“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才能生长出如此的奇人！”“她又看到光明在如何战胜 阴影，那正是她和无数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力以求的事。”尽管张海迪自己认为在这么多写她的报告文学、通讯中，这是她最喜欢的一篇，它写出了真 实的有活力、有个性的自己；但是在团中央宣传部主编那本《闪光的生活道路》，辑录关于张海迪的资料时，竟没有选入这一篇。

还有另一方面。不少采访过张海迪的记者都产生过这种感觉：张海迪的事迹，目前披露出来的只是少部分，一定还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材料。但事实并不如愿：众 多的笔杆子横着耧过来，直着篦过去，三遍五遍，十遍八遍，最典型、最动人、最翔实的事例已经公布得差不多了，其它闪光的言行肯定还有，但一定更为零碎更为 平淡。而被吊起了胃口的读者，还趴在餐桌旁眼巴巴地等着下一道菜哩！

一方面是对海迪有七嘴八舌，另一方面材料已基本抛出，决策者们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用一句我们社会中的八股套话来说，“要把学习张海迪的活动引向深入，引导青年正确认识张海迪精神”。

上，还要上。

在共青团系统已经上到了顶，再上，得上到党中央，上到中南海了。

（二）

4月上旬，团中央和山东省委的两个宣传调查小组，结束全部调查取证，在济南集中，要拿出若干意见和方案，先就近向山东省委汇报，再回京向团中央汇报。

泉城正是垂杨绿丝摇曳之时。“山东人服装潮流比北京慢一个八拍”！团中央调查小组中的女性在评头品足。我们瞟一眼街头，又赶紧把思绪收回来。谁有心欣 赏春景！蜷缩在豪华而宁静的南郊宾馆各自的房间，绞尽脑汁起草文件。有人写《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的报告》，有人起草附件：《张海迪主要事迹 的核实情况》……我则承担了一个显得颇为奇特的文件起草任务：《中共中央给张海迪同志的一封信（代拟稿）》。

两个小组商定：拟两个方案供党中央挑。一个是请党中央出面写信给张海迪——当然是公开信——表彰她的精神，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她学习；第二个是请党和 国家主要领导人为张海迪题词。20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领袖为学习雷锋题词，不是一下子就把全国点燃了么？这次照此办理，让历史在新的年代 再版一次。不管是哪个方案，公开信也好，题词也好，都得体现最高决策者的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统一全党全民的认识：学张海迪学什么？

我还没有当过这么高规格的笔杆子，怎么也无法调整感觉，进入党中央发言者的角色。思想观点且不说，那种俯瞰神州、高屋建瓴的口吻我就学不像。这注定是 西绪弗斯那块永远推不上山顶的巨石。写出来，枪毙；再写出来，再枪毙；第三次写出来……直写得所有的字都在纸上扭起来、飞起来，我把笔发狠地甩到墙旮旯， 筋疲力尽瘫倒在桌前。

第二年春天，我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新上演的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不知怎么老是回忆起头一年顾不得注意街上流行什么裙子的春天。剧作家马中骏、贾 鸿源这个剧本的初稿脱稿日期是1983年9月，正是张海迪宣传洪峰刚刚过去之时。他们的创作冲动是否也多多少少源于这个洪峰的冲击呢？不得而知。剧中那位 女主角、劳模陶星儿，当然不是张海迪，经历、思想、性格，都不是。各自的领导对他们的期望，却毫无二敌。那位值班长——为集体好也为陶星儿好而苦心塑造这 个年轻劳模、用无形的网罗有形的模子罩住她的值班长，身上有多少人的影子？我不就是生活中的“值班长”中的一个？哦，头上没衔，只能算个“值班员”……

笔还得我自己捡回来。党中央“给张海迪的公开信代拟稿”我却还是拟不出。最后调查小组的负责人不得不另换强手来接过这一任务并亲自动笔修改，勉强弄出个初稿，和其它草拟的文件一起呈山东省委领导过目，算有了个交代，回京。

团中央书记处又讨论，又修改。4月15日，报告初稿报到了党中央书记处。5天以后，胡启立批示：“报告和请示没有分开。对中央的要求和对下的指示混在一起写了。”“请中央领导同志题词应专题请示，五百字即可。由中央写信，规格也太高了一点，可不再提。”

好，指示明确，马上照办。由党中央写信“可不再提”，以前我绞尽脑汁全算无效劳动——谢天谢地，总算解脱了！

　　元老题词撞了车——宣传张海迪始末

第三章　决策圈内外

（三）

但我又受命协助拟定题词。

题词。谁题？题什么？何时发表？

何时发表？此时已是4月下旬，赶“五四”青年节是赶不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们日理万机，不会等我们随请随题。更何况他们还要留出充裕的时间斟酌挑选，还得蓄精养神，从容凝思，再布局运笔——毕竟是要上头版，与其他领导人的墨宝摆在一起，经亿万军民瞻卯仰品评的。

考虑来考虑去，决定建议5月12日见报。那么中央领导题词最晚的期限应该定在5月10日。

1984年10月，邓颖超同参加国庆观礼团的张海迪亲切握手

　　谁题？原则上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选，地位越高越好。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本来都在名单上。上下商量几次，找机会探他们的口 风，胡耀邦似乎并不反对，但赵紫阳的意见是：请老一辈革命家题吧。这样胡耀邦也就不便题了。最后确定：请八位领导人题词：86岁的叶剑英、79岁的邓小 平、74岁的李先念、78岁的陈云、81岁的彭真、79岁的邓颖超、82岁的徐向前、84岁的聂荣臻。

谁题和何时发表，自有团中央头头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磋商去，不归我们操心，但与我们“题什么”有关。为了代拟的题词稿少返工少受累，送审一次成功，就得 揣摸题词者的心理特征、职务身份、语言习惯。虽然题词代拟稿并不会限定哪位元老选题哪一条，而是由他们自已选定，然而我们起草时对谁有可能选题哪一条，还 是有所考虑的。

题词不好拟。要简明扼要。要通俗易懂。要高瞻远瞩。要亲切平易。要有文采。要少雕饰。要有气势。要少教训。要每条能独立，能被单抽出来引用。要合在一 起能互相补充。夜以继日，字斟句酌，推而又敲，敲而复推——“的”字删去为妥。“的”字增加为宜。“奋斗”改成“进取”。“进取”改成“拼搏”。“拼搏” 改成“献身”。“献身”改成“奋斗”。

最后拟定了11条——8位元老，我们多拟了3条备选。

另外一支人马重新起草给党中央的报告并代拟党中央批复，也大功告成。重新校正了口径，在报告与批复中，都写上了一模一样的一段话：“要围绕树立共产主 义人生观这个问题，学习她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学习她渴求知识、刻苦自励的顽强毅力；学习她对社会尽责、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像“五讲四美 三热爱”、“四个坚持”、“双百”、“二为”等有中国特色的简称一样，这段话被归纳为“一个围绕三个要”。只要中央认可了，就是上方宝剑！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锦涛签署：“同意报送中央。”时为1983年4月22日。

然后便是等待。

（四）

5月。坐落在前门东边一箭之遥的共青团中央淡黄色12层大楼，又一次成为新闻单位瞩目之处。五四青年节刚过，5月9日，中共中央发了19号文件，向全 国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同一天，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公开发表。第二天，全国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批复和报告。

题词也陆续来了。

那天，团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收到部分题词后，通报了宣传部。我们几个年轻人好奇心盛，一起涌去瞻仰真迹。不料秘书们已经把手迹锁进了机要档案保险柜：“兆国同志交待了，发表之前一律不外传。”

“外传？我们参加题词拟稿，还是‘外’？”

“对不起，反正兆国指示不能给秘书处以外的人看。”

“那……我们要请新闻单位发稿呀！”

“好办”，秘书处副处长早有考虑，“到公布的那一天，你们领摄影记者来拍手迹，文字记者嘛，我们给准备题词打印件，由你们去散发。”

“……”我们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才又不满地问，“搞这么神秘干嘛？”

他们倒是耐心解释：“有历史教训呀！1963年那次毛主席为学雷锋题词，本来定好了公开发表的日子，不知怎么控制不严，让一家小报抢先把照片发出来了！”

哦……不知真耶假耶？没想到这活剧的后台也“内外有别”。不得一睹真迹，只好悻悻而归。

5月1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团中央：叶帅今天题词了。八位元老的墨宝总算都齐了。很好，一切可以按预定计划进行，我们马上通知新闻记者明天来。

第二天，团中央宣传部熙熙攘攘，记者们来催要题词了。我们却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叶帅题词尚未送到，秘书处暂时无法打印散发。

怎么回事？团中央赶紧打电话催问军委办公厅。他们也着急了：叶帅正在广东休养，只知道昨天他题了词，至于题词在哪儿……我们马上打电话给广东，找他的秘书和警卫参谋要！

广东方面回话：题词不是昨天与别的东西一齐空运回京了吗？你们在卸下的东西中仔细找找。

仔细找找，没有。肯定还在广东。再打电话！

京广两地，热线往来，折腾了好一气，终于还是在广东那边找到了。空运过来来不及，那就电传发过来赶上记者发稿吧，原件随后再发来。

我们这帮工作人员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电传倒是快，一得知叶帅题词的内容，我们又傻了眼：他与邓颖超写的是同一条——我们代拟稿中的第六条：“青年先锋，时代楷模”！

两位老革命家不约而同选中这条最短的题词，给我们宣传上出了个大难题！读者、观众肯定大惑不解：叶帅与邓大姐的思路和用词怎么绝对雷同？莫非事先商量过？不，真商量就不会撞车了。那么，是有人导演的？导演到老一辈革命家头上了？！

从团中央书记到我们跑腿打杂的紧急开动脑筋，相熟的记者也你一言我一语帮着出主意：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请他们中哪一位赶紧改题？邓颖超稍年轻一点，人 又在北京，先去麻烦她吧？可她的赵秘书一口回绝：不行！你们哪里知道邓大姐题词多不容易？再打电话去试探叶帅的左右是否能请叶帅重题，那边同样说绝对办不 到。实在无奈，王兆国拍板了：就这么发稿，有副作用就让他有副作用吧！

事隔许久，才有一个小伙子说，他当时想起一个主意：把这两句话八个字一分为二，叶帅与邓大姐各取一半，一位留下“时代楷模”前一句题词，一位留下“青年先锋”后一句题词，不就避免了雷同？但他当时“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竟没献出这锦囊妙计！

记者拿到赶印出来的题词打印件，赶回各自的单位发稿，我们几个人心力交瘁，一屁股坐下来审视题词——当然，我们手上的都是打印件。邓小平选的，是我们 代拟稿中的第二条：“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最近一年，他讲了好几次“三有一守”，这一条正是为他准备的。除了 邓小平、叶剑英和邓颖超是一字未改地选用代拟稿，其他元老都作了些改动，却都未超出代拟稿的内容范围。

一个多月的沉寂结束了。新的宣传洪峰隆隆而至，这个典型上到了中国政治宣传的最高一档。

　　把关把不住——宣传张海迪始末

第四章　清水何以汇聚成狂澜

（一）

宣传机器重新上紧了弦，加速运转。

一整套程序在高一个层次上再来一遍。一个多月前，团委发出了通知，现在党委再发一个通知，把“团员青年”换成“党员和人民（职工、群众）”就行了。口 气更为严肃和强硬：“×月底要对学习张海迪活动组织一次大检查”，“×月召开学习张海迪活动经验交流会”，还有要与改革结合起来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与 别的什么什么结合起来。

唉，不久以后我们就体会到了：从“我要学习”变成“要我学习”，人们的心理、态度立刻发生了令我们瞠目结舌的变化！

团中央马上举行了座谈会，病情好转的张海迪也参加了这个纯属表态性、程序性的集会。老英雄吴运铎、青年英雄周怡（她在北京地铁舍己抢救被人推下站台的 儿童身负重伤——高注）发言，德育家李燕杰施展口才，朗诵家殷之光抒发诗情，作曲家王立平放开歌喉，美术家赵士英挥动画笔……主题非常明确、集中：歌颂张 海迪。

一切再来一遍。既然事迹内容不会再有新的，那么就在形式上花样翻新。我当时也算是有一定资历和经验的宣传干部吧，也被各种别出心裁的宣传手段弄得眼花缭乱——

好几家出版社竞相推出张海迪日记选、书信选和连环画、挂图；好几家工厂竞相制成幻灯片；好几个单位竞相录成张海迪报告盒式磁带“内部下发提供资料”， 只收“成本费”；张海迪的事迹进入了中小学教材；张海迪事迹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八一电影制片厂赶拍了纪录片；中央电视台组织赶写了三集电视剧剧 本；宣传张海迪的报告团组成了，由张海迪的英语启蒙老师、古稀之年的王充允，她农村的小伙伴刘彪等人，从济南讲到北京……

我们就不必去缕述各地团委、少先队开展的各种诸如“我与海迪比青春”、“比童年”之类的活动了吧，上海最绝，团市委组织了一个张海迪事迹演讲报告团， 报告员都是从上海业余文艺骨干中百里挑一选出的佼佼者，据说那位女青年是上海译制片厂的兼职配音演员，模仿张海迪的音色、语气不仅惟妙惟肖，甚至被听众评 价为“更像张海迪”！——这倒使我们忆起喜剧电影大师查理？卓别麟去参加模仿卓别麟的比赛只得了第三名的外国笑话！

这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和精力一下爆发得那样淋漓酣畅，学习宣传张海迪的活动给多少人提供了一试身手、挖掘才华的机遇！北京军区总医院宣传科张干事就是其 中的一个。试想，她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日常工作能干什么呢？编编简报，写写消息，给政委准备七一、八一大会的讲话稿，如此而已。张海迪住进这所医院，对她 来说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好运气来了。

因为张海迪病重，团中央决定在一段时间内谢绝一切采访，把张海迪隔离保护起来了。多少硬笔杆子、摄影大师们只能在医院大门外跺脚、徘徊，不那么硬的笔 杆子、摄影学徒倒有了天赐良机。这位从来没摆弄过照相机的张干事，借来机子，弄来一堆彩色胶卷、黑白胶卷，就开始学着干、干中学了。张海迪输液；张海迪读 英语；张海迪与医护人员亲切交谈；张海迪在病床上顽强锻炼；张海迪关心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张海迪与孩子（那是哪位大夫或护士的孩子？）多么亲热……正面， 侧面，顺光，逆光，俯拍，仰拍，中景，特写，光圈5.6、速度1/100，速度1/15、光圈11，一种姿势、一个场景来个3张5张！熟能生巧，天底下哪 有学不会的事。还有文字报道：《来自首都的报告》、《春之曲——张海迪住院纪实》……

然后便投给报刊。这是真正的“独家新闻”、“独家照片”。可以想见，编辑们是如何如获至宝！何况她在稿件后的附信中还要有意无意地提到：学习张海迪的活动，党中央非常重视，即将掀起新的高潮云云……

后来张海迪的病情缓和，医生同意适当接受采访了，宣传舆论战线的正规军重新登场，记者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来社会所期望于记者就是通过采访提供真 实信息，美国不是有位记者诙谐地说过么：“耶稣基督是个谜，因为没有记者采访过他。”但是一旦失控，泛滥成灾，社会反响就开始逆转——哦，失控虽是事实， 但问题似乎还不那么简单：西方电视广播报刊的“新闻战”的激烈程度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法律的界线不得逾越，似乎也无须谁去统一调控。可为什么在他 们那儿绝少发生弄巧成拙、走向反面的事情？

或许原因在于：他们那儿读者是上帝——市场机制中的消费需求，就是最权威的调控力量；而在我们这儿，读者是羔羊！

舆论工具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信息还是向社会成员发出提令；是让人们自主选择还是代替人们决断——这二者的结果不可能不是天渊之别。

更何况我们的舆论工具背后，又都是某一级政治组织……

（二）

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过：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归口由团中央管，口径、内容均由团中央把关；团中央书记处明确过；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由宣传部管。而宣传部几个处各有业务，只有宣传处主管这项工作。

题词之后新的宣传洪峰，便铺天盖地狠撞着团中央宣传部宣传处这小小的闸门了。

宣传处两部电话，宣传部10部电话，从清晨到深夜此伏彼起铃声不断。宣传处平均每人每天要接四五十个电话。团中央总机接线员抱怨说：“外边打进来的电话，80％是要你们宣传处！”

这么多电话，什么事？异口同声——“我们要见张海迪”，请她座谈，邀她联欢，向她赠送礼品，请她签名题词，与她合影留念。每个电话都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10分钟，20分钟，30分钟。

更多的人找上门来。三个五个，十人八人，一拨接一拨，陈述，恳求，奉承，叱责，挖苦，威胁……

团中央书记处有令，严格控制此类活动，一般不得安排。看起来很严厉，实际上大有伸缩弹性。闸门只要有一条小缝可开，受到的冲击力就格外强大。苦了我们 这些办事员，每天口焦舌燥地苦苦劝阻：张海迪大病未愈，身体虚弱……最近她要赶写文章、赶校清样……题词过多，签名太滥会引起青年反感，从大局出发，不要 走向反面……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们得奉命行事……恨不能把这套车轱辘话录下音来从早到晚连续播放。我们此时的工作与我们的身份职责之间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矛 盾：宣传张海迪的人，千方百计地阻挡宣传张海迪！

来联系的人一般都不是等闲之辈，精通公关、外交，如簧巧舌，天花乱坠，软硬兼施，他们可以可怜巴巴地把要求降到最低：“只见5分钟！5分钟——把礼品 交给她就走，她都不必开口说话”！可以把张海迪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都信手拈来作理由，可以用乍听无懈可击细想破绽百出的逻辑向你证明你们对别人严格把关禁 止通行实属天经地义，唯独对我们嘛，应该放行——

“马上快过六一了，海迪不是最惦记孩子们吗？她在农村就爱跟孩子滚在一块儿……孩子们也格外牵挂她，看电视哭天抹泪的，说一定要给海迪献上心意。一个班才推选了一个标兵，百里挑一呀……”

“海迪永远上不了大学，可我们民族学院同学们说：海迪是我们的排头，无论如何要把她请来参加联欢会。同志，这里面可有个民族政策问题呀……”

“咱们的乒乓球健儿这次在世界锦标赛上又拿了6个大贡，他们的王牌是什么？是海迪精神，敢拼！回国来马上要回各地了，他们一连声嚷嚷要当面向海迪道谢……”

“工读学生信服过谁呀？嘿，这回说了：哥们儿，张海迪不含糊，我服！教育失足青少年真难哪，你们就给‘特殊’一回吧，让张海迪出面讲句话——‘一句顶一万句’！”

“我们是环卫局的，青年人扫马路，见人矮三分，谁也不安心！这次说了：‘看人家海迪瘫痪了也比咱腰杆挺得直！’请她题几个字……”

“……”

辽宁朝阳一位哑吧姑娘千里迢迢孤身上京，安排不安排？京秦电气化铁路建设者专程来馈赠艰苦施工的照片，安不安排？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亲手在院子里摘了 一束花去看望海迪，安不安排？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以海迪的同乡的身份要去探视，安不安排？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与张海迪相识的南斯拉夫留学生要去看她，安不安 排？还有的手持海迪某年某月回复他或她的信，指点着其中“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和朋友面谈”的话，安不安排？还有新疆来的西藏来的，大包小包，到京第一件事就 是摸到团中央来：“天安门广场非去不可，张海迪姑娘非见不可！”安不安排？

渴望的眼神，良苦的用心。要求不高，确实不高。但是一滴又一滴清水汇聚到一起，就是狂涛巨澜！

而且，在这种众口一词的要求，让我直泛起一丝丝悲又不是怒又不是的情绪——可我没有闲暇停下来思忖片刻。

他们旁边往往跟着一个背相机或者不背相机的记者。记者，又是记者！他们请记者来的，还是记者请他们来的？

多数时候，我们狠下心来，摇头，送他们怏怏而去。

人们很难明白：通往张海迪之路何以要有雄关重兵！张海迪不是最愿意与青年、少年、儿童交朋友吗？她怎么会抽不出10分钟、5分钟与我们见个面！她怎么 就不能为我们一挥而就题签三个字！都是你们有意刁难、阻拦，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们这帮人手里！有些人找我们碰了壁，转而走上层路线达到了目的，更是对我们 投以白眼。有一位过去与我关系还不错的摄影记者，后来却重重地从鼻子里哼出一声：“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狂澜猛涨，闸门又只挤得开一条小缝，势必要从别的地方漫溢、泛滥。而在中国，连监狱的高墙都不是铁板一块，遑论其它？要见张海迪，有的是阳关道，何必非走你团中央这独木桥！大夫，护士，宣传科张干事……都可以帮忙向张海迪约个时间嘛！

　　英雄不笑能行吗？——宣传张海迪始末

第四章　清水何以汇聚成狂澜

（三）

张海迪的确是个开朗的、爱交朋友的姑娘。“朋友”这个词现在用滥了。从广义上说，她周围人人是朋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她周围极少朋友。一拨又一拨口 口声声称你为“榜样”，表白“我们多少人次听了你的报告、学了你的事迹”，列队敬队礼，递过来礼品并递过来题词本，周围还有话筒、闪光灯……她很难把他们 当成贴心的朋友！

她没有时间放松，没有办法放松。而朋友不正是你在他面前可以放松、可以不修边幅、不讲礼仪、随心所欲、信口胡说、可以把脚跷到茶几上、用他的毛巾擦嘴、把你的茶壶递给他的那种人吗？

张海迪尝到了成为名人的快感，也尝到了成为名人的苦头。她得到了很多机会，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也受到了很多的束缚——也许比别的名人有更多的限制， 因为她是残疾人，她没有独自摆脱束缚的能力。住在医院里，处于医护人员监管之下，更仿佛是24小时都呆在玻璃房间里，无可逃遁也无可隐匿，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张海迪近照　摄于2008年？10月23日
 

　　真累。我都替她累。得笑，得快快活活地抢先与来访者、与见到的每一个人主动打招呼。得谦逊羞怯地微笑着倾听别人的仰慕之辞或垂顾之言，不能走神 分心更不能打哈欠。得极为乐意地接过题词本写一句潇洒的话签上名。必须笑。如果说在成名之前成名之初，一批又一批人来见自己，采访、合影，使自己觉得新鲜 而充实，因此满面春风；那么，此时不一样了。笑，是责任感的体现，是对别人善良的体谅，或许其中还混杂有一丝塑造好、保持好自己形象的考虑——党和人民把 我举到这个高度，是为了鼓舞别人，那么，我就要尽到职责。既然是工作，就没有什么自己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见一百拨人，与其中某一拨见面时赶上自己心里不痛 快，板起了脸，从自己这方面讲“未笑率”只是1％，但从这一拨人看来，“未笑率”则是100％，唯一一次见到张海迪，她冷若冰霜，嗤！

得笑。不论身体好坏心情好坏，脸上的表情必须恒温。即使察觉某些人搞小动作利用自己，她还是不敢怠慢他们。真累！

这对于张海迪这样一个活跃型的人来说，尤其像受难。她像被固定在一个规范的标本盒里，固定她的是无数道视线，最脆弱的线又是最坚韧的线，她不敢扯断这些线，只好一动也不动。

好几次，张海迪深夜打电话给王兆国、胡锦涛，请求少安排会见这一类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具体经管张海迪宣传的部门，已对她会见外界人士基本关闸，然而洪水却从四处泛滥，汇集到她那儿。

为了让海迪精神上能松弛一下，有一次，团中央安排让她游览颐和园，即便是这种活动，也还是浩浩荡荡，至少得有六七个人同行吧：大夫，护士，团中央一官 一兵、颐和园管理处的头头，司机，等等。事先与颐和园管理处协商过，精心选择了游人少的时间和路线。下午5点，面包车到达颐和园一个不对游人打开的边门。 安排先到昆明湖泛舟，这一段很顺利，摆脱了三三两两游人的注意，上了船。“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围绕着绿树红 墙……”海迪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这支优美的歌曲。夕晖在无数的碧波上跳跃闪烁，清风吹散了恼人的思绪和已悄然袭来的燠热。一方澄明的天地，一个宁静的世界。 远离了喧嚣，远离了躁动，可以不说不笑静静沉吟一阵，也可以又唱又喊尽情疯闹一阵……难得的瞬间！却仅仅是一瞬间——船到岸边，几乎是在她的轮椅被抬下船 的同时，眼尖的游客就发现了她：“张海迪！”顿时呼啦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握手，拍照，签名……她和陪同者越往前走，围的人越多，哪是逛长廊？分明是穿越 人墙。这哪里还有游览的兴致？只得急急出园上车返回医院……

囚禁久了，不可能不冒出抗争的念头。张海迪有一次故意失了一次约。上海市职工振兴中华读书演讲团在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一位老太太的率领下进京，通过 我们定好下午去与张海迪见面，到了时间，一行人来到病房，张海迪却不见影——熟悉的大夫帮忙给她弄了个车，她出外了。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 知道。上海的演说家们无奈，只好在走廊里久久伫立等候，一等就是一两个钟头。怨气清清楚楚地写在他们脸上。5点钟，海迪才回到医院。原来她到中国残疾人体 育协会副主席胡祖荣那儿要枪打靶去了。胡祖荣，曾是中国和亚洲最优秀的撑竿跳高运动员，在他从事体育的黄金时节，病魔猝然迫使他也坐在轮椅上。他不甘示 弱，到处为发展残疾人体育事业而奔波、而游说。上次他见到张海迪时，极力撺掇海迪学射击，争取参加残疾人奥运会。张海迪心动了：学会耍笔杆子再学会攥枪杆 子，能文能武不是更可以为国争光吗？张海迪这次失约当然不尽妥当，可张海迪当时正处在见谁与不见都不由自主的境况，才使了一次性子……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人能多坚强的神经、多冷静的头脑，经得起这种大剂量、超大剂量的颂扬？这种环境这种地位，该不会摧毁她的纯朴踏实，使她目标变形、手段变味吧？

被这一连串事儿弄得焦头烂额的我们，不时相对苦笑，私下感叹不已：“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过去老是树那些已经死去的英雄典型！”不是么？对于当事人，对于宣传者，都可以少多少折腾，也少多少风险！

我总记得有一次与张海迪的交谈，那是在两拨人进来进行礼仪会见的短暂间隙。我说；“你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两年前的问题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仍然是：如何掌 握自己的命运……”海迪完全明白我之所指——这也正是她自己心头索绕多日的念头。她谈起了一个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我马上要回山东，听说到济南后要安 排我住南郊宾馆，我想表示坚决不住——张海迪还是一个普通的黄河女儿，我进了北京回来就住山东最好的宾馆，乡亲们会怎么说我呀，老高，你看呢？”

我无言。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他，同意她；作为一个团中央干部，我又不能对她讲出我的态度……咳，我内心深处的这种两重性！何止是她，我又岂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已经告辞退出的和即将进来的这些人，又岂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一滴滴清水……却都无法避免汇聚成洪流！

也许只有纵身一跳，溅到岸上？即便很快干涸了，也毕竟自主选择了一次。再说，干涸，一定比聚成洪流糟糕么？

后来我听说张海迪回济南后终于还是住进了南郊宾馆。她的力量没有拗过那些好心的人。

　　轮椅的对比——宣传张海迪始末

第四章　清水何以汇聚成狂澜

（四）

张海迪离京回山东的日子定在5月24日。她是2月24日到京的，在北京整整呆了3个月。

行前，她和父母、团中央工作人员一起清点了天南海北寄来、送来的纪念品，大多数她要分赠给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和北京残疾青年俱乐部。

张海迪要亲自去——这也是向孩子们、向残疾青年朋友告别。安排了一辆大客车，装上捆扎好的各种纪念品，我们工作人员和记者也去了不少。

两处都组织了欢迎，气氛却不一样。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里情绪热烈，负责人和孩子们致感谢辞，激昂、高亢、嘹亮；残疾青年俱乐部气氛真挚，又带有几分 凄惋、压抑。俱乐部在西四附近一条胡同内一个大杂院里，大客车驶不进去，我们把转赠的礼品抬下来，曲里拐弯好一会儿才找到。俱乐部实际上就是残疾女青年孙 恂的家，本来不算宽敞，辟出了十来平方米的一间房作活动室，摆着挂着残疾青年朋友的画、书法条幅和工艺品。院子里本来没多少空地，十来位残疾青年在这里迎 接已经显得壅塞，我们一来更是挤得水泄不通。

我不知道读者诸君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体验：当你置身于一群缺胳膊少腿、盲聋哑瘫的残疾人当中，是否觉得很不自在，甚至会为自己五官齐全、四肢完 好、活蹦乱跳而愧疚——尽管愧疚得毫无道理。你很想为他们干点什么又小心翼翼地不敢动手，怕你的同情伤害他们本已十分敏感的自尊心。我倏尔冒出一个念头： 我们这些健全人——记者啊，干部啊都应该被赶出去。在这里我们完全是外人，是干扰。如果我们不在，海迪与这些残疾青年，一定能更倾心地交谈……

张海迪与俱乐部负责人孙恂的手紧紧相握，轮椅紧紧相挨。这却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对比：张海迪看上去气色红润舒泰，说话流利响亮；而孙恂则憔悴、赢 弱，声音嘶哑无力，眼皮总是沉重地耷拉着，费很大的劲儿才睁大一霎那，脸部隔一会儿便不由自主的掠过一阵痉挛，看上去真令人难受。她俩的轮椅也显出了差 别：一部崭新、宽大，明光锃亮；另一部又破旧又狭窄，喷漆脱落了，色彩晦黯……

这种差异自然绝不能怪罪海迪。我也不能说命运有什么不公。可我的心确实被这幅对比强烈的景象刺疼了，很疼很疼……机遇是多么重要！孙恂也是与不幸的命 运抗争的强者，她艰难的岁月中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搏斗，她也与张海迪一样渴望生活、不懈地追求进取和乐于施予。我听说过她的事情：她比海迪大15岁，19 岁时患上“重症肌无力”的不治之症，全身所有的运动肌肉都松弛了。正是这可怕的病，使她甚至无力睁大眼睑，放开嗓门，更别说举手投足转头翻身了。22年来 她一直倔强地与病魔搏斗。别的不说，就说她执拗地搬到这个大杂院里独立生活，就得克服多少困难！她又创办这个俱乐部，用一腔真诚温暖着、鼓舞着其他许许多 多残疾青年朋友……

然而，毕竟还是张海迪、而不是孙恂被树为全国闻名的典型……毕竟任何一个组织或一部宣传机器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的事迹普查一遍，再输入电脑来权衡、挑选。

即便挑选为典型，是喜剧还是悲剧呢？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的人生与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孰幸孰不幸？

我尽顾胡思乱想，没注意海迪与孙恂都说了些什么，一行人簇拥着张海迪的轮椅出了大杂院，残疾青年朋友们沉默着送我们上了大客车……

（五）

张海迪离京了，团中央宣传部长魏久明对我们几个疲惫不堪的干部动了恻隐之心，说：“你们休整一下吧。各人自己选点，下去调查基层青年学习张海迪的思想反映。”

我选了武汉。那是我的家乡，母校在那儿，朋友多，听到真心话比较容易。

团省委宣传部、团市委宣传部，这两座土地庙是必去不可的。他们介绍的是：举行了巡回报告多少场，组织了海迪精神宣传队多少支，举办了海迪事迹报告员培 训班多少期……黑板报比赛、小论文比赛、专题讨论会……呀呀，我是回到了楚国，“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古贤哲早说过！

我再往下面跑。武汉大学，毛麻丝公司，武汉商场，省图书馆……直接找团员、青年。他们的调子明显不同了：青年对张海迪的热情已经急剧冷却！一支本来深 挚奋发的女声独唱的旋律，加上小号长号定音鼓，一变为雄壮的进行曲，齐奏合奏变奏了无数次之后，青年们的心弦难以引起共鸣了。

他们依旧表示崇敬张海迪，但是敬而远之……

我翻开当时的记录本，座谈会和个别交谈时他们那直率、尖刻话语又回响在我耳边：

“张海迪上得高了，离得远了。本来以为张海迪是我们的人，看到后来才‘醒了黄’（武汉方言，恍然大悟之意），她还是官方的人！”（江汉丝织厂团干部转述某青年的看法）

“打个比方，我觉得3月份的宣传是火上架着锅烧水，上面的宣传热得开锅，是因为下南的青年情绪火力旺；到5月份，上面成了火，宣传的火头子三丈高，下面倒成了水，你那火挨不着他，一点一点凉下去……”（《武汉青年报》某编辑）

“有人说后期宣传过了‘度’，本来可以把握好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过‘度’是必然的——我们这种社会机制、民族心理决定的嘛：上面下面都需要神，没 有神就去找神、造神，拜了半天才发现不是神。‘度’在哪里过的？不是在装扮神过了头露出了破绽之际，而是把好好一个人装扮成神之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某青年研究人员）

“什么时候学先进不搞成‘活动’就好了！一搞成‘活动’，不管什么事都把张海迪挂上，黑板报是她，广播稿是她，开电视是她，看节目是她，厂里搞卫生、抓质量、叫安全都说‘学张海迪’‘学张海迪’，烦不烦人，乏不乏味？”（武汉青山麻纺厂某团干部）

“张海迪的道路是中国当代青年的唯一道路吗？我们的时代正走向多元化，青年面前出现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张海迪是典型‘之一’，不是让我们无所选择的 ‘唯一’。由‘之一’变成‘唯一’，我对她就由钦佩变成了抵触。哦，这说得不太准确，应该这样说：我钦佩典型之一的张海迪，我反感把她吹成唯一典型的宣 传！”（某图书馆青年管理人员）

“整个社会的大趋势是呼唤改革，促进改革，农村动了好几年，商业战线最近也已经开始迈步。历史的进步往往要以道德的部分沦丧为代价。在这种大趋势中，你们一个劲地宣扬张海迪的高尚品质，是不是会以历史的停滞为代价呢？”（武汉大学哲学系某研究生）

“……”

听到青年们七嘴八舌地发言，我常常引起不着边际的联想。我想起三个月前我在调查张海迪事迹期间，为了解张海迪的丈夫王佐良的经历、表现，与山东省委调 查组成员、《大众日报》老记者李遵伟从济南到安徽巢湖去。中途在兖州中转时有半天空闲，于是我提议到曲阜去看看孔庙，兖州到曲阜，坐汽车才半小时路程。

孔庙，那是怎样一组巍峨恢弘的建筑群呵！金碧辉煌的雕梁画栋，葱郁虬劲的苍松古柏，这些且不说，我在大成殿的龙柱下深深感到了震慑。28根巨形龙柱， 中间10根尤其壮观：下面翻涌山海波涛。上面飘扬连翩浮云，中间一律是深浮雕双龙戏珠。那龙，盘旋而下，张牙舞爪；又戛然而止，瞠目结舌，浑身都是逼人的 动感气势，又浑身都是坠心的静态份量。它就是儒家圣教的全部奥义，就是历史车辙的神秘显示。转过身来再绕杏坛漫步一周，遥想当年的情景，“孔子游乎缁帷之 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庄子？渔父篇》）

其时杏花已经绽苞，三三两两缀于枝头。可我心里却想：崇垣厚壁之内的新花，装点的也只能是崇垣厚壁呀！

也巧，我们从安徽回到济南集中时，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某位领导同志最近讲话说：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孔子是圣人，张海迪是新时代的新圣人！（当时 杂志的编辑没有同意我披露这位领导的名字，现在可以说了：他就是万里。万里也是山东人。当时我们这些干部虽然非常尊敬改革派大将万里，但对他这番话却觉得 不以为然。团中央领导也担心副作用，决定不予公开披露和宣传。——高2006年9月3日注）

听着青年发言，我又想起前不久，我刚脱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早春交响曲》。从张海迪写到一代青年的这部长诗中有这样一段：“一个残废姑娘”代表中 国青年发出宣言：“灵魂在思想与社会的汪洋上/各个港口间漂泊流浪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没有触礁沉没/或者被台风裹胁而去/正校准我们的航线/全速—— 向前！”

唉……这调子是不是太高，高到缥缈云端去了？

　　世事两茫茫——宣传张海迪始末

尾声　下结论尚嫌太早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后来对张海迪的行踪就不甚了然了。第二年收到她寄赠的一本新译英国儿童小说《丽贝卡在新学校》，我也把我那本《早春交响曲》给她寄了一本。再后来，在北京又见到她两次。

一次是1984年夏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她去韶山写一本给少年儿童的书信集，类似冰心《寄小读者》那样的一本书，路过北京转车。湖南少儿出版社的 同志与张海迪本人都没打算告诉团中央，但我们却接到了山东团省委的电话，得知他们来京。打听到张海迪住在京西宾馆，魏久明便带着我去看她。那天晚上北京遇 上罕见的狂风暴雨，我俩都淋得像落汤鸡。到她房间里，恰巧李燕杰与他的助手小郭也在，他们是下午来的，一直谈到晚上。没坐一会儿，温元凯领着两位台湾商人 也来看张海迪。温元凯是头天晚上与张海迪同一次列车来京，在软卧车厢里认识的。张海迪房间里这下热闹了。几位都是大侃家（我暗笑：李燕杰是82届演说明 星，张海迪是83届明星，温元凯是84届明星——三届明星喜相逢！），争先恐后地侃，从女强人的时间观念到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从台湾民俗土风到美国的性犯 罪，一直谈到11点钟雨声渐消。

第二次，是1985年5月17日。她的那本书出版了，书名叫《鸿雁快快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开座谈会，为这本书造舆论。海迪 被接到北京参加这个会，中宣部顾问廖井丹、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和全国妇联的负责人等也都出席。这个会，本来没我什么事，但湖南少儿出版社来京筹备这会 的，有一位是我大学同窗好友，拉着我要我帮他与《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接上头，又一定要我参加这个座谈会——“会后宴请！300大洋一桌，你一定 得来！”如此，便叨陪末座。这天张海迪要应酬的人极多，我也不可能与她细谈，看上去她与以前没有大变化。我提起我的女儿上了二年级，海迪眼睛一亮——那年 在万年青宾馆开会时，星期天女儿没人照管，我只得带到座谈会会场去，她在边上自个儿扇动胳膊转圈作盘旋飞翔状，引得张海迪不错眼珠地盯住她看，又是艳羡又 是怅惘。张海迪说：“那这本书正好算我送给她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在《鸿雁快快飞》的扉页上，她题下：“送高歌　祝你‘六？一’快乐　张海迪”。

匆匆而晤，匆匆而别。后来我看过两份材料，了解到她到某些情况。一份是《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写的内参，大意说：张海迪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苦于应付、 接待来访。看望的、求教的、求治的、告状的……络绎不绝。不像在北京可以由我们来挡驾，在聊城出面挡驾的只能是其父母、妹妹和王佐良。要么拦不住，要么得 罪人。这位记者是那天去见张海迪的第80人，他还未告辞，第81人进来了，是从外地专程来找张海迪的。有些人对张海迪的好奇心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她住的 那间平房，白天晚上都时时有人趴上窗台窥探；都时时有人不打招呼就掀开门帘进来瞄一眼；还居然有人把小录音机偷偷放进窗户，不知要干些什么。

另一份，是湖北省妇联的刊物《知音》1988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说：张海迪又写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暫名为《黄河的女儿》。宣传她以来，她共 收到了中外来信15万多封，王佐良现在在一所师范学院从事英文和德文翻译，也成了海迪的秘书：收信、拆信、复信。他俩还一起回上海拜望了公婆。是呵，能够 静下心来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一个活生生的人，总不愿意被人为地隔离，哪怕是好心地保护和崇敬地疏远。每一个英模，我相信都 会自觉不自觉地作回到普通人生活中去的努力。我祝她成功。

最近，我在《青年参考》上读到一则调查，值得在这里介绍。

这项由日本青少年研究所主办的调查，问卷的对象是日本15所高中的1303人，美国13所高中的1052人，中国大陆21所高中的1220人。

回答“最受尊敬的人物是谁”这一询问的结果如下：

日本：1、父亲；2、母亲；3、坂本龙马（江户时代历史人物）。

美国：1、父亲；2、麦克？乔旦（篮球运动员）；3、母亲。

中国：1、周恩来；2、邓小平；3、鲁迅。再依次往下排列是：刘晓庆、撒切尔夫人、爱因斯坦、张海迪、马克思、武则天。

张海迪是最受中国高中学生尊敬的人物的第七名，位列爱因斯坦之后，却在马克思之前。

看来，大风刮过，剩下的不只是一片叶子。

（1989年3月完成。全文完）

2001年5月8日，我和妻子从北京回到美国家中。一个多月没有机会上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电子邮箱简直都被铺天盖地的邮件挤爆了。最上面的一封首先跳入眼帘——

“张海迪发来了一封邮件！”

我一声叫，将正在忙着收拣东西、打扫卫生的妻子吓了一跳。

这真是惊喜！真巧，就是此刻刚刚收到，张海迪猜到我们今天进家门？我与她，已经17年没有见面，也未通音问了。

邮件并不长，她还拿不准能否寄到呢。但就一封投石问路的信来看，也够长的了。她说：“前些天搬家收拾东西看到你那时送我的一本小书，很有感慨”，“昨天张炜来我家玩，要我上博库看看他的《外省书》的一些评论，没想到看见你的专栏了。世界真大，也真小。”

信中说的“博库”，是我曾经任职的中文电子图书网站，网站一度非常红火，买下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好几百位作家的几千部作品的电子版权，后来风险投资钱烧光了，网站奄奄一息，那年元旦，我也下了岗。幸亏我的书评专栏那时还保留在网站上，就被海迪看到了。

邮件字里行间充满了人生的感慨：“时间过得真快，那时候我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你们，让所有的人把我忘掉，一晃就要二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你的 女儿，跳起舞来像小燕子，现在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大姑娘了。我已经老了，就要46岁了，我有时还会想起一些往事，其中包括你。我什么都经过了，心越来越沉 静，只觉得活着就好，能读书和写作，对于我这就是快乐……”

这封邮件，打开了我脑海中往事的闸门——她说的“那时候”，指的是团中央将她接到北京进行宣传的那段岁月，我在团中央工作，就认识了她；这封邮件，也 唤起我很多疑问：“那时候我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你们，让所有的人把我忘掉”——为什么？“有时还会想起一些往事，其中包括你”——想到我什么呢？

我也正有不少话急着要告诉她呢。顾不得时差反应，别的来信先顾不上看了，立即给她回信。一天以后，又收到她的回信，这封可不短，其中许多话显然是对我许多问题和看法的回应。

奇怪，我居然没有保留给她回信的底稿，此刻也记不得我给她都写了些什么了，只能根据她的回信推测。

一定对她讲到了我女儿——海迪信上说：“知道她就要毕业了，我祝贺她，亲爱的孩子！今天的孩子比我们这一代幸运，他们不用再像我们那时承受太多的东西了。”

看来我还提到了她当年送给我和我女儿的书我们都珍藏着，也问到她现在的创作——来信说：“《丽贝卡在新学校》等现在看来多么幼稚，那都是我在一股股巨 浪的冲击下完成的，那时小船随时都会被掀翻呢。”“我的散文集《生命的追问》已经第九次印刷了”，“现在我的又一本新长篇快写完了”……

我一定用了不少篇幅，对她直言相告：我不同意她那年三月在全国政协会上与别的委员联名提出的提案：鉴于网吧的副作用太大，为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建议 最终取消营业性网吧。在我看来，碰到自己所看不顺眼的言论或行动，首先想到去禁止、去取消，这是非常要不得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还不可能让青少年都在自己家 里上网的情况下，不论营业性网吧出现多少问题，都不应取消，而应通过加强管理和规范的方式来解决。

（张海迪等委员的这一提案引起青少年网民狂暴反弹，有人竟建了一个叫作“万炮齐轰张海迪”的论坛，辱骂张是“轮椅上的爬虫”，我还看过一个帖子说： “全国人民每人给张海迪一块钱，让她闭嘴！”对此我也非常反感：对听不顺耳的言论，就让之“闭嘴”，这遵循的岂不仍是同样的逻辑！？她的提案正确与否，都 可以讨论，为什么要人身攻击和侮辱？）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兹事体大，顾不得与她是在17年音讯隔绝之后第一次联系上，竟然马上就跟她谈起这些来了。她的回信说：“你说起网络，这真是一个非常复杂问题，我有我的观点，发给你一个网页，你可看看。”

她发给我的实际上是两个正在争论网吧问题的网页。此处且按下不提，或许今后有时间再写。

回信的这一段是关键——

“你说的《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月亮》我看了，信件依然铺天盖地，当时一些人觉得我就像一个骗子，我偷偷地哭过，可我没让任何人看见我的眼泪，因我 相信自己，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我并不是一个先知者，但是我会忍耐！你不必内疚，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 很多梦想。”

对了，这谈的正是我最急切要与她交流的一件事，是我十多年的一个心结，不，心病。

“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月亮”，她打错了两个字，应该是“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是电视连续剧《雪城》主题歌的两句歌词，刘欢唱的，我拿过 来做我的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这篇将近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中国大陆《报告文学》杂志1989年6月号的头题，发表时，还有一个副标题：“关于张海迪 的‘成名’始末”。

叫什么话呢，这个副标题？！“成名”还加上引号，这标题的整个口气，好像我要揭黑幕，披露张海迪的真实面目似的！

这绝非我的原意。我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的，是对中共宣传机制的反思：如何将一个可亲可敬的活生生的残疾姑娘，宣传成一个人见人烦的政治典型。作为当时 参与这一先进人物宣传的工作人员，我是在反省，矛头是冲着整个宣传体系和指导思想去的，并不是冲着参与宣传的人，更绝不是冲着宣传对象张海迪。

当然，《报告文学》杂志加上这么个副标题，可能出于当时政治环境下自我保护和在期刊市场上突出卖点这双重考虑，这也可以理解，只是这个副标题的措辞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太离谱。如果一定要加副标题，写成“宣传张海迪始末”，才说得过去嘛。

放在当时来看，这篇东西算有点锋芒，披露了一些团中央、甚至中南海宣传策划过程中的内幕，也写到张海迪这个真实丰富的人的言行，写到她被官方高调推到电视屏幕和大小报纸头版时的内心矛盾，尤其是写到她或许并不想曝露在公众面前，但毕竟掩饰不住的某些性格侧面。

这正是我多年的心病所在：我的本意是批判中共的宣传机制，无意伤害这位残疾姑娘，但我的文笔真的就像巡航导弹那么精准么？读者会不会被我的叙述所误导？张海迪本人是否会被我误伤？这么多年来她已经受到那么多非议甚至詈骂，她是否能理解我的苦心？

这篇东西发表的时机，也十分不凑巧：正赶上“六四”——卡特丽娜飓风来临之际，哪有人会多看一眼某个消防龙头漏水呢？——举国、举世谁还有心思来关注“张海迪宣传始末”！《报告文学》杂志“六四”后也受到整肃，被迫停刊，这一期也就成了终刊号。

多少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不少媒体还是注意到了这篇东西，我看到的有几十家摘录或者摘要介绍，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光明日报社《文摘报》，上海 解放日报社《报刊文摘》等等。不过，统统只是猎奇，回避作品中批判当局宣传机制的锋芒，摘的并非“要”而是“次要”。这么一摘，让我更担心对张海迪本人造 成冲击。如果那样，我可真是太内疚了。

这次与她联系上，我当然最着急的就是问她是否看过那篇长文，是否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并急着将我的初衷对她解释。

读到她的来信，放心了。不，何止放心，更油然而生钦佩之情：她看过了我那篇东西，不仅让我“不必内疚”，而且她剖白了她当年的心情，“你们宣传我时， 我才28岁……那一切永远打破了我本来宁静的生活。当然我天生的叛逆也让很多人失望”——那是与我，与所有朋友、所有青年相通的感受，张海迪是一个具有独 立品格、“一直我走自己的路，心里很踏实”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甘心情愿被摆布、被塑造的政治偶像，更不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投机者！

“一个人能多坚强的神经、多冷静的头脑，经得起这种大剂量、超大剂量的颂扬？”我想起我那篇长稿中的这句话。而她，经受住了！

我就收到她这两封信。我给她又回信，写了些什么？记不清了——没有再收到来信以提醒我的记忆。不过，肯定主要篇幅放在对她这番话的回应上：“这部长篇 将是我最后的作品，之后，我想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在病重时给大家添麻烦，我也不愿让人们看见一个不漂亮的海迪……”

老天，这是什么意思？！这番话包含的意味太让我悬心了。她的身体怎么样了？她要干什么？

她的这番话，让我再次深切感受到她作为一个残疾人生存的艰难，她每日每时要面对的煎熬——那是正常人很难想象的挑战。她的所有作品，所有文字，都是在 多么艰辛痛苦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就是给我打这么一封信，她都得付出比常人多多少倍的努力——我亲眼看到过；我也从多种信息渠道得到过印证。人们都知道她从 五岁时患脊髓血管瘤就高位截瘫，但不是每人都知道1991年她鼻部患有黑色素癌，动了这一生第六次大手术——一次极其痛苦的手术……

她收到我的再次回信了吗？或者，她又回了信，而我没有收到？

今年我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访谈节目里看到了她：一个比80年代的张海迪还要清秀，还要飘逸，还要有书卷气和风度，甚至还要年轻的张海迪。岁月之水在她身上是倒流的么？

当今网络大行于世，要联系到她，可以说是举手之劳。这里就是她的博客，图文并茂，还有音乐：http：//blog.sina.com.cn/m/haidi

她还爱画画，这里是中华美术网上她的油画作品：

http：//www.ieshu.com/zhuanti.asp？id=64

不过，我不想去打扰她，宁愿只是静静地去浏览，默默地去聆听，远远地去凝视。

我知道，她的名字已经、并且正在招致无数讥讽、谩骂、嘲弄、丑化。

我不由得反问自己：

1983年将她推到全国青年和人民面前，对她到底是福还是祸？

对中国的青年、民众呢，是好还是坏？

或许，我应该在我的博客上重新刊载当年我的纪实文学《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吧，能帮助读者从新的角度去理解当年的“宣传战役”、去端详她。

她在给我的第二封信的结尾说：“山高路远，多多保重你自己，有朋友想念你呢。”

我也正想这么跟她说：海迪，多多保重你自己，有朋友想念你呢。

【附：张海迪的成果和荣誉】

在很多人看来：张海迪什么都有了，被共产党、共青团捧出来，现在有名气，有地位，有成果……但海迪对很多人（例如对凤凰卫视的陈鲁豫）说过：她愿意放弃所有这一切，只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正常的身体。

我们这些健康人、正常人，能真正理解她这个希望，并不是“矫情”“漂亮话”吗？

张海迪1991年做过癌症手术后，发奋攻读哲学研究生课程，写出了论文《文化哲学视野里的残疾人问题》。1993年她在吉林大学哲学系通过答辩，被授予了哲学硕士学位。

她是山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室一级作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出版有：

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绝顶》。《轮椅上的梦》翻译成日文、韩文在日本、韩国出版。

散文集《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

翻译作品《海边诊所》，《丽贝卡在新学校》、《小米勒旅行记》，《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等。

张海迪的头衔、奖励、荣誉，可以洋洋洒洒列出一大长串，不过，这里我就不列了，我们这里的网友多数都知道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我也不认为那些东西能给她增加什么，我更相信那些东西多是不由分说就非要她接受不可的。我只列一两条：

1992年度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

1999年全国第四届外国文学作品优秀图书奖

我觉得，更重要的倒是这些记录：张海迪多年来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近年来她为年轻时生活过的村里建了一所小 学，还为灾区孩子捐献了自己的稿酬六万余元。张海迪曾三次应邀出访过日本，韩国，举办演讲音乐会，1995年她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1997年她被日本NHK电视台评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之一。

　　答《南方都市报》问：回忆张海迪事迹调查

《南方都市报》记者钟刚先生越洋提出了一些关于1983年张海迪宣传及后来典型宣传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我因出国太久，不太了解，无法回答；有些问 题，在我写过的文字中已经谈到，我没有新话补充。只回答了其中部分问题。今天在贴出之前，文字上略作推敲，并增补了重要的一段。

这位记者之所以会采访我，我想是因为他读到过我在《报告文学》杂志1989年6月号头条发表的《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和2006年8月20日的博客文章《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两年前分九篇贴上了我的博客。有兴趣的读者请见我的博客2006年8月到9月文章，或者从我的博客类别的“史”进入；

《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请见：http：//blog.dwnews.com/？p=14838

昨天贴出《张海迪怎样成为改革开放后头号全国典型》后，有朋友问张的近况。近几年情况我并不很了解，在《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中，我介绍了她到2006年8月的简况。

下面是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钟刚问——

中年张海迪

1、在张海迪于1983年2月24日到京之前，你从媒体上获知的她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在此之前，我读到的媒体对她的宣传不多，除了《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9日头版头条那篇只有一千来字的人物特写，就只有《工人日报》1983年 2月上旬的一个专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一条是自强不息，一条是热心助人。这两条，都围绕当时青年包括我自己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如何在为社会所需要 中实现自我价值？

2、后来在万年青宾馆会议室，当你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当时她的身体状态如何？

在我的报告文学中已经写到了，请参看。补充一点，感到她谈吐、气质，与一般追求美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她是完全靠自学的残疾青年。当时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讲了一个多小时，又回答了约大半个小时的提问。

3、在1981年12月29日之前从来没有被媒体注意过的张海迪，一上报，她就一跃而上中国第一大报的头版头条。我就此询问过宋熙文（该报道的作者，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高注），他也不知道缘由，你对此有没有试图去了解其中内情？

没有。当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当没有国内外时事大事的时候，一個能体现当局提倡的道德风尚的普通残疾女孩登上中国第一大报的头版头条，虽不常见， 也不算太破格。你采访过李霞（最先发现张海迪报导线索的山东画报社记者——高注）和宋熙文，想必知道，当时发现这个典型是有相当偶然性的。连聊城地委书记 都是看到《人民日报》才知道自己辖下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4、在你的报告文学中提到：“根据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出一个‘宣传调查小组’，联合调查、全面核实张海迪的经历、事迹和家庭等各方面情况。”当时你到山东调查的情形是怎样的？

1983年3月到4月，团中央派出宣传调查小组共9人（组长由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亲任，但他因病住院，实际上是8人），山东省委从省委宣传部和团省 委抽调7人组成山东省委宣传调查小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给这次调查规定的任务是，调查核实张海迪的全部经历、事迹和家人。此前一段宣传张海迪的过程当中， 听到一些对宣传失实的批评，我们也受命要一一搞清。

两个调查组成员搭配，济南市、聊城地区和莘县也派了官员参与和协助。按照张海迪人生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地点，分成个人经历，自学成才，学医治病等几个专 题，分组调查。除了查找原始档案，还要找到当事人和知情人取证，前后有20多天。张海迪本人在北京住院，她的父母当时主要在北京，中间回到山东，我们也见 过面，向他们了解线索。但是我们调查的情况在没有对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进而对党中央汇报之前，对他们也是保密的。

我当时与山东省委宣传调查小组的一位老李（他是山东大众日报社的一位老记者）两个人一组，先在济南主要调查海迪童年上学情况；后来去莘县调查在海迪随 父母下放期间的情况；因为我们组完成得较早，我们两人还在聊城协助别的组找了一些当事人取证，又接受任务跑了一趟安徽巢湖，详细调查了海迪的丈夫王佐良的 情况。

调查并不容易。我在报告文学中说：“这段岁月所见所闻，真可以用‘惊心动魂’来形容，大惊接着大喜，大悟伴着大惑”。这主要是指：虽然时间过去不久， 但是许多人记忆已经模糊，知情人的说法很有出入。例如，我参予协助调查过张海迪1974年自杀的经过，从1974年到我们去调查的1983年，仅仅过了九 年时间，但是众多在场者对当时经过的说法大相径庭：她服药自杀时是否锁了门？她是否在即将陷入昏迷时呼救？谁第一个发觉情况异常？谁第一个进去，进去之后 看到张海迪是怎么个状况，完全昏迷还是略有知觉？等等，都有不同说法。

再如，当时有报导说，张海迪“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但有人说（我忘了是海迪本人还是她父母），她去上过半天小学，无法坚持，下午就回来了，再也没有 上。就为上的这半天小学，我们在济南调查起来，非常艰难：二十多年，学校几经变迁，经过“文革”的混乱，学生登记册档案也已散失。当时的老师基本上找不 着，找着了几位校长和老师，他们对一个六十年代初仅参加了开学典礼、刚坐进教室半天，就没有再来的小女孩，很难有印象，都无法证实或证伪。

但我们调查到的张海迪的主要经历和基本事迹，是属实的。那次调查给我的教育很深，我深切地体会到调查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高按：在钟刚先生的报导稿见报之后的今天，我继续回忆当时情况，感觉当时调查之所以遇到不少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自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省长梁 步庭，到省委宣传部、团省委，下面聊城地委、莘县县委，对我们调查的意图一度不摸虚实，甚至有相当的误解；下面有的部门和机构对调查持暗中抵制态度，甚至 搞了些小动作。——2008年11月7日）

5、听说当时宣传报道的个别细节有假，比如她的高考分数。

她的高考分数确实不对，但我不愿名之为“有假”，宁愿称之为“失实”。当时报导她高考考了436分，她自己演讲也这么说。但是后来查到高考成绩登记 表，并没有这么高（我忘了是多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失实？我们调查了很多人，联合调查组内部也反覆讨论分析。不止一位当事人对我们回忆过海迪向他们报告 “436分”喜讯的经过，她的家庭里还为此聚餐庆祝。我的感觉是，当时海迪对自己考了436分是信以为真的。

我们分析，这很可能是家人或者她的某位、某几位朋友对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他们看到她为参加高考费了很大劲，身体受到很大影响；按她的要强 性格，如果得知考得不好，第二年肯定要再折腾一趟，一定要达到录取分数线才罢休。但以她的身体情况，就算考了高分，在当时，大学也是不可能录取的。家人或 朋友就编造了这个分数来安慰和鼓舞她，以避免她当时情绪受打击，也阻止了她第二年身体又遭罪。

他们撒这个“善意的谎言”时，张海迪其人还默默无闻，亲友不可能想到她数年后会被树为全国青年的榜样，所以不存在人为造假拔高、欺世盗名的动机，他们当时要“骗”的，只是她一人而已。当然，后来宣传工作者采写到这一分数时确有疏忽，应该去翻查一下高考成绩档案记录。

在我们调查之后的宣传中，就再也不提她高考“考了436分”了，但也没有公开澄清。在我们调查之前出炉的一些资料包括图书，还继续将这个不实成绩流传了一阵。

类似失实细节还有一些。当时许多记者难以采访到她，只能采访亲友或朋友熟人，他们的回忆很难准确，彼此难免有出入。

6、张海迪接受《面对面》节目采访时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在更大的场合下愿意去讲述，当时只把它当成一种迫不得已的任务。但是当时想得挺简单，我到 北京去开会，一定去的话，那我很快就回来。”当时回山东，是张海迪执意要走？听说“1983年的宣传以后，组织上曾经对你有一个选择，让你去担任某一个职 务”，是这样吗？

团中央将海迪接到北京来做宣传，本来就是个阶段性的任务，如果不是因为她1983年3月11日突然在京病危，或许会更早离京。回山东是海迪的愿望，而到那一年5月，团中央也没有更多任务非留她在北京不可，便同意了，安排她1983年5月24日返回山东。

山东方面是否安排她担任某一个职务的设想，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团中央领导是否有这样的考虑。即使团中央提出安排职务，根据她的身体和本人愿望，也不可能是任何实质性的职务（何况，团中央对山东也没有人事权），而只能是名誉性的头衔。

7、你曾经谈到你那篇报告文学的写作目的。你现在如何看？

我在2006年博客文章《重读张海迪两封电子邮件》中说过写作目的，文字没有推敲得很准确。现在我会这么表述：“通过这部作品表达的，是对中共宣传机制的反思：如何将一个活生生的可亲可敬的残疾姑娘，宣传成一个人们看到报纸上她的名字就烦的政治典型。”

8、1983年之后，关于张海迪的报道开始大幅度减少，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中共的工作重点、全国民众和青年的兴奋点已经转移；张海迪本人刻意保持低调；团中央虽然没有忘记这个青年榜样，但是也没有合适的宣传契机。

9、对于塑造典型，在张海迪之后相继有了孔繁森、李素丽，你认为对张海迪这个典型的塑造和他们是否有些不同？

对孔繁森、李素丽的典型宣传我所知甚少，所以无法与宣传张海迪做比较。

10、当时怎样想到写作那篇报告文学《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这篇文章在现在看来也是大胆的。

在宣传张海迪的过程当中，亲身感受到对她的宣传规格越来越高，但是所宣传的典型离青年越来越远，使我这个参与宣传者陷入困惑和矛盾之中——张海迪本人也在困惑和矛盾之中，这一效果出乎所有抱有良好愿望的相关人士（包括张海迪）的意外。我感到我们的宣传机制有问题。

后来文坛掀起报告文学热，我认识的几位报告文学作家鼓励我，我便将这段经历和感受写了出来。

11、尽管当时的典型人物报道现在依然是新闻系学生的教材，但是塑造典型人物已经越来越难，你认为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对具体情况我了解不多，谈不出什么。从总体上看，官方宣传机器和媒体的公信力急剧衰减，塑造典型人物越来越难是必然的。

12、听说张海迪也看过你这篇作品，她的反应是怎样的？

我这篇近三万字的文稿发表不久就遇到“六四”，《报告文学》杂志被整肃停刊。海迪是否看到，看到后是否会因此文在精神上受到冲击，也成了我的悬念和心 病，因为虽然我的反思并不是针对她本人，而是针对宣传机制，但不可能不波及她本人。在文中，我对她的某些言行（例如，在会见上海演讲团时失约迟到）也有微 辞；在将她与另一位残疾姑娘孙恂的对比描写中，我将同情更多地给予了孙恂。那么，海迪看后是否能理解我的本意，是否会受到伤害，情绪产生波动？我是惴惴不 安的。

从她1983年5月回山东之后，我除了有限的几次见面，基本上没有跟她联系过，因为我深知她被人打扰之苦，我不想自己也成为打扰她的人。这样，我没有试图去探知她的看法。加之我1991年来到美国，就更联络不便了。

2001年春天喜出望外地收到海迪的电子邮件，我才部分解除了这个心病。她告诉我，她看过我的那篇报告文学；让我感到欣慰并由衷地对她感到钦佩的是， 她说：“宣传我时，我才28岁……那一切永远打破了我本来宁静的生活。当然我天生的叛逆也让很多人失望”；“你不必内疚，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 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