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审车需要什么手续:要记住的不止是耻辱 为何“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20:28:19
 

民国时期的上海 资料图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勇供稿

1868年,英租界在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之处的外滩上,建起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公园。园内,树木成荫,草坪碧绿,滚滚浪涛拍打在铁栏之下,美不胜收。这里的音乐亭,每周还举行几场军乐演奏,并摆开上百张雪白的帆布椅,供大家坐下来欣赏。特别是到了夏季,在凉爽的海风中观美景,听音乐,更令人心旷神怡。

然而,这座公园,在中国的土地上,却只对外国人开放,甚至竖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成为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记忆。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舆论只偏重于抨击殖民主义者的强权统治,却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缺乏反思,无论传统史书,还是新兴媒体,大抵如此。比如,《百度百科》的有关解释:“公园从开放时起就不准中国人入内,甚至在公园门口挂出过牌子,规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因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那么,租界当局究竟是为什么要将华人拒之门外呢?

其实,开园之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进去游玩的,直到1885年才贴出告示,称:“中国人与带狗者不得入内”,后来又演化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洋务派名人唐廷枢,气愤不过,曾为这事专门质问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的答复是:“中国人不讲卫生,狗进去随地便溺。”

原来,问题的根源,居然出在我们自已身上!

关于国人在游园中不守公德的行为,历史上曾有记载。1919年出版的《上海游览指南》称:“此公园建筑之初,西人亦本有中外与共之意,因华人既人数众多,占其良好之坐位,复因无公德心之华人,箕踞眠卧,遍地吐痰,以致见憎于西人,大下逐客之命,使华人如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五十余年来不能分其一席之地也。”

同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老上海》一书,在首先说明巡捕房对待中国人非常严酷,“以华人与狗并书,凌辱亦至矣”后,笔锋一转,接着指出:“然我国人亦有不知自爱者,如吐痰于地、随意采折花木是也。”该书还特地摘录外滩公园的管理规则,“以备自爱者之警惕焉:(一) 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二) 小孩之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三) 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保姆等应格外留心,以免此等不规则之事。(四) 不准入奏乐之处。(五) 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六) 小孩无西人同伴,亦不准入内花园。”

1928年9月出版的《常识大全》,表述得更为直白:“公园本来是公众游览的地方,为什么从前的外国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去游呢?实在因为中国人太没有公德,痰随地乱吐,花随手乱折,小孩子到处撒尿撒屎,其他如瓜子壳呀、香蕉皮呀,散布满地,所以外国人就挂起'禁止‘华人与犬不准入内’的牌子。唉,这不是中国人的奇辱大耻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明素质的养成,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租界方面作为管理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却采取了简单的、粗暴的、甚至带有歧视性、侮辱性的门禁制度,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由于兴建外滩公园的资金,来自中外居民的税收,大家都作了贡献,同权不同利,华人的情绪、特别是高等华人更为不满。

经过多次交涉和斗争,工部局显然感到理亏,于是作了些许微调,允许穿西装的华人游园,并在重大节庆期间,对全体华人开放一至两天,随后又动工兴建中国公园,专供华人游玩。对此,《老上海》一书的介绍就是:外滩公园以前“中西人士均可自由入内游玩,初无分畛域也。后西人以华人多不顾公德,恒有践踏花草之事,乃另建一公园于苏州河里白渡桥畔。”

中国公园开园当天,盛况空前,大门处高悬“普天同庆”的牌匾。尽管这里设施简陋,景观也不是很好,但却有一座用石麟驼起来的铜质时刻表,十分科学,“阳光照处能知时刻,丝毫不爽”,令人称奇。但随后不久,这时刻表就不知去向,石麟也是残缺不全,两边的翅膀和嘴里的舌头都断了。

国人如此不知反省,以至于当外滩公园于1928年彻底开放之时,常识报馆撰文呼吁,请同胞们:

▲勿随地吐痰 ▲勿到处小便

▲勿动手折花 ▲勿乱弃渣滓

作者不无担心地说道:租界公园“一律开放的消息传来,没有一个人不高兴。不过我在欢喜之中,却抱着无限的忧虑,就是恐怕我国人的公德心,依旧与从前一样,那就糟了,现在拿几种游览公园应具备的常识,写在后面,望同胞们注意才好呀。”然后列举6条文明举措,如吐痰宜吐在手帕里、不能在公园内吃东西,等等。

遗憾的是,有识之士的疾呼,被淹没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救亡图存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帝国主义治外特权的强烈愤慨,往往代替了理智,只知道仇视西方列强,却不检讨自身的素质缺陷。晚清文人李维清在编《上海乡土志》时,就曾这样写道:“黄浦江滨,西人有公花园,芳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且奴隶犬马之不若矣。喧宾夺主,实堪浩叹!可知当今之世,惟有强权足恃而已。我侪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耻耶!”

尤其是到了当代,这种情况更为普遍,都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意义解读成帝国主义的强权行径,而更少提及国人自身的文明修养。比如,有文章为证实这块牌子确实存在,引用了1917年版《上海闲话》中的一段史料,但在引用中,又恰恰删掉能引起读者反思的内容。

以下为这段史料的全文,其中的红色字体,为删节部分:

“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擅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踏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

综上所述,可见: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出有因,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倒不如说是我们给自己脸上抹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