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男子主义男人怕什么: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

　　唐以来，大食、波斯商人和使团的穆斯林，先后从东南和西北两条道路把伊斯兰教传人中国。东南沿着“香料之道”，西北沿着“丝绸之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有10个民族近1700万人(据1982年统计)信仰它。除回族散居全国各地，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区外，其余9个民族都在西北，而且都有着 相连成片的聚居区域。他们中的6个民族有自己固有的语言和文字；3个民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只有回族通用汉语、汉文。伊斯兰教传人中国西北后，经过长期与当地汉文化的接触、吸收与融合，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北穆斯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劳动，淳朴诚实，奋发图强，过去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现在又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西北伊斯兰教有哪些特征呢?

　　(一)西北伊斯兰教是个外来宗教

　　对中国来说，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对西北地区来说也不例外，因为它源于阿拉伯半岛。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了伊斯兰教。创立后不到一个世纪，伊斯兰教就向南、向东、向北发展，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现在欧、亚、非三洲以及美洲都有它的信徒。据有关组织1997年在160多个国家中统计，人数达11．4530亿人。大约在穆罕默德传教40年(公元610年～651年)后，伊斯兰教就向东传人了中国。传人中国的形式及其以后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

　　有些外国人把回族称为“东干”，说“东干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汉人”。①这种说法不符合史实。最早到中国来的穆斯林，是唐宋时期沿着“香料之道”来到东南沿海广州、扬州、泉州、明州、杭州以及京都长安、开封等地的大食、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和使节，根据史料估计，至少不下20万人。他们是侨民，居住在被指定的“蕃坊”区。如今东南沿海的穆斯林很少了，但这些地方留有许多史迹可做佐证，而穆斯林大量进入中国，则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三次西征期间被签发东来的西亚、中亚各族穆斯林工匠、士兵、官吏、贵族、学者、商人等。据《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的记述，被编入签军的穆斯林达20多万人；《史集)的作者拉施特则称超过百万人；
我国史学家林干则谓超过200万人。他们定居中国后几经辗转，大都聚集到西北，并且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人，融合、发展而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回回民族。这个民族由于明初禁止其说“胡语”，穿“胡服”，加之散居全国各地，生活在汉文化的包围之中，故明代以来汉语就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他们通用的汉语言中，除有不少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外，还保留下不少波斯语(见附表)。现在全国回族穆斯林为860多万人(1990年)，西北五省(区)的回族穆斯林有500多万人，占全国回族总数的60％。

　　东乡族的族源有多种说法。据东乡族人自己说，他们是成吉思汗从中亚签发东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塔”人，在蒙古人领导下镇守边塞，并与当地其他民族融合、发展，形成为东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名为东乡族。在东乡族的语言中蒙古语的变音语较多，也有不少突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借词。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凡签军一般编成十人、百人的分队，每队都派蒙古族将领率领，士兵大都是中亚人。①这和东乡族传说他们的先祖当年被编入签军的情况相似。那么“撒尔塔”是什么地方呢?据记载，“蒙古称两河(锡尔河、阿姆河——引者注)之间和花刺子模的居民为萨尔特(Sart)……”②，“乌兹别克原名撒尔特(Sam)，土耳其语的原意是'游牧人’。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向回教各国的宣言还用这个名词”。③这些史料说明撒尔特(Sart)在中亚，东乡族源于中亚穆斯林。现在我国共有东乡族37万多人，其中31万余
人聚居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及其他各县。

　　保安族是元代以来到青海同仁地区驻军垦牧的东乡族穆斯林同当地其他民族(土、藏、回等族)长期交往相融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与东乡族、土族语言多有相通。同仁地区，古为西羌、吐谷浑、吐蕃等族的居地，也是西夏、辽、金、元的戍边屯垦重地。明万历年间为了加强边防，在同仁隆务寺地区设置保安营，所筑土城称保安堡，设都指挥管理同仁十二旅。当时的保安人主要聚居在隆务河畔的保安城(即今甘肃临夏梅坡村的保安族原籍)、
  
　　下庄(即今临夏甘河滩村保安族的原籍)和尕撒尔(即今临夏大墩村保安族的原籍)三个地方，时称“保安三庄”。大约在咸丰、同治年间，保安城内的地方官员采用“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挑拨土、藏、汉等族与保安人之间的关系，时常发生矛盾，保安人浇灌耕地的用水经常被截断，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地方昏官庸吏还利用隆务寺藏传佛教上层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人的不满，唆使他们强迫保安人改信藏传佛教，并在生产活动和日常活动中经常刁难、袭击保安人，甚至被无故杀害。于是保安人离开同仁保安堡，辗转迁居临夏甘河滩、大墩、梅坡等地重建家园，仍称保安人。解放后，国务院定其族名为保安族。现在全国有1．2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临夏大河家“保安三庄”。1983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了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撒拉族是元代从中亚撒马尔罕地方经过长途跋涉，辗转迁徙到青海循化地区的穆斯林。他们的语言与维吾尔、乌孜别克族语言相近。现今居住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约有6万人，居
住在甘肃临夏的仅有6700多人。

　　汉代居住在今伊犁河谷及伊塞克湖周围的乌孙和部分月氏人，是哈萨克族的先民。8世纪时阿拉伯人入侵中亚后，哈萨克人就信仰了伊斯兰教。11世纪伊斯兰教在这个民族中得到广泛传
播。15世纪后，哈萨克牧地扩展到巴尔喀什湖西北和以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广大草原，直到中亚的塔什干、安集延、撒马尔罕等地。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哈萨克大、中、小三玉兹上表归顺清廷。19世纪由于沙皇俄国侵略中亚，蚕食我国领土，截断了哈萨克中、小玉兹乃至大玉兹西部和中国的联系。现在我国的哈萨克族仅有111万余人，主要居住在新疆北部。

　　居住在漠北的丁零，是维吾尔族最早的先民，后来回纥诸部融于其中，唐天宝三年受册封。9世纪中叶，南迁到西域，进入安西都护府辖地和于阗以西地方，后又融合了一部分天山以北、以西的突厥族，逐渐形成为维吾尔族。他们早在10世纪就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其主要聚居地在新疆，现有720余万人。

　　乌孜别克族，原住在中亚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塔什干一带，在18世纪中叶大量进入新疆前，就信仰伊斯兰教。现在我国新疆的乌孜别克族共有1．4万人。

　　柯尔克孜族(前苏联称为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塔塔尔族，在中亚伊斯兰势力的影响下，公元10世纪时就先后信仰了伊斯兰教。我国新疆的柯尔克孜族有14万人，塔吉克族有3．3万人，塔塔尔族约有5000人，除塔塔尔族外，在他们的聚居地都已分别成立了自治县。

　　总的看来，这10个民族的历史长短不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时间先后也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民族在进人中国前或形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之前就已信仰了伊斯兰教。所以，西北穆斯林的先民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对这些民族的影响，以回族为例，在形成回回民族过程中它起了纽带作用。在其他9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它又起了内聚力的作用。

　　(二)中国伊斯兰教是个封闭型的宗教

　　伊斯兰教创立后发展很快，但它初期并不强迫别人改变其信仰。穆罕默德就尊重犹太教和基督教，他们的教徒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但是后来要缴一种税，这种税名叫“吉兹亚”。按伊斯兰法律，非穆斯林一经改遵伊斯兰教，便不再纳“吉兹亚”税。但倭马亚朝(公元661年-750年)各代哈里发却要求新改遵者与非穆斯林一样缴“吉兹亚”税。这种改变是引起747年霍拉桑地区艾卜·穆斯林动乱的原因之—。到阿拔斯王朝(公元750年-1258年)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权力从少数阿拉伯征服者手中转到非阿拉伯人手中，于是大规模而带有强制性地改变宗教信仰变得普遍起来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不是阿拉伯人扩张的结果，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传教方面，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天主教相比是保守的，它不向非穆斯林主动宣传教义，吸收教徒。各个清真寺的伊玛目和阿訇等，是专为本坊穆斯林过宗教生活和儿童学习经文而设立的。这种情况从唐、宋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早期广州怀圣寺的宛嘎斯，泉州清静寺的三贤四贤，杭州凤凰寺和扬州仙鹤寺的伊玛目等，都是专为侨居中国的穆斯林“番客”过宗教生活聘来的，并不是专程来中国向非穆斯林传教的。就是中国穆斯林口传中的40个外国“筛海”，也不是专向非穆斯林传教而来中国的，而是云游到中国的苏非派或什叶派的隐修之士。由于伊斯兰教不向非穆斯林宣讲教义，使很多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不了解，这就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编造谎言、挑拨离间、制造并扩大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的一个可乘之机。如1932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南华文艺》①和①  (南华文艺)是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次长曾仲鸣主编，婴婴书屋发行的
半月刊。1932她年9月出版的一卷十四期上刊登了娄子匡撰写的《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文章用了大量侮辱穆斯林的语言，胡说什么“相传有一猪精名猪八戒，在高老庄上一回人家招了亲，不久就产了一个小猪八戒——回回。”…“……因此，小猪八戒对于牛魔王和羊角大仙恨之入骨，立誓要杀尽天下牛羊，以雪家仇，所以直到现在回教不吃猪肉，还是杀牛杀羊，杀牛的时候应诵两句经语：'不该，不该，真不该，你不该弄死我奶奶。’并且在门前还得挂招牌，招牌上画着小猪八戒的妈所绘的茶壶茶碗，一面还在找寻猪八戒——回教徒的祖先，一面纪念惨死的小猪八戒的妈——回教徒的祖妣。”这篇侮辱穆斯林的文章，激起了上海以至全国穆斯林的公愤。北新书局①制造的侮教案，就是这样一起反动的诬蔑和中伤穆斯林的恶劣事件。90年代发生的“性风俗”、“脑筋急转弯”等侮教案也是对穆斯林的侮辱事件。为首者受到政府处理。

　　(三)西北伊斯兰教是一个教派

　　门宦比较多的宗教

　　穆罕默德逝世30年后，伊斯兰教就分裂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公元8世纪又出现了神秘主义，大约10世纪左右，在巴格达又出现了神秘主义的苏非派教团。此后，伊斯兰教中的派别林立，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中派别最多的一个。它对世界穆斯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同样是一个派别较多的宗教，大体上说有3大派别、4大苏非教团及其40多个支系门宦。格底目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一个派别，历史最为悠久。它以四大哈里发时的教义
为遵行的准绳，后来又以大伊玛目哈乃斐的教义为蓝本。伊赫瓦尼比较年轻，是中国朝觐的穆斯林从阿拉伯引入的。从教义的源渊说，它是罕伯里的拥护者，自己承认是大伊玛目的信徒。汉学派与伊赫瓦尼的历史差不多，它源于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刘介廉，是一①  北新书局是以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董事长的。1932年10月，他出版了署名林兰(即朱扬善)的《小猪八戒》，封面上绘一站立的小猪，前蹄拎着一把穆斯林礼拜前净身用的“清真汤瓶壶”，书中有“以猪八戒为回教徒之祖”等侮辱内容。当上海市穆斯林对《南华文艺》事件正进行交涉时，又发现北新书局出版的《小猪八戒》一书中，公然对各族穆斯林进行极为卑鄙的侮辱，激起了更大的斗争浪潮。这次斗争持续半年之久。在全国各地穆斯林的声援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封闭了北新书局，停刊了《南华文艺》。通过这次斗争，一方面显示了全国穆斯林的力量，另一方面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个新型的过着集体生活的宗教社团。它吸收了门宦的一些遵行和制度。

　　苏非派中的纳格什板迪耶和嘎德林耶，于17世纪初先后传入新疆喀什地区后形成为依禅派。18世纪虎夫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和嘎德林耶，又分别从新疆及阿拉伯传入甘、宁、青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近40个支系门宦。它们虽然各有一些不同的遵行，但总的来看，都以“妥勒格提”(道乘)为主，或先“妥勒格提”而后“舍勒阿提”(教乘)，或“妥勒格提”与“舍勒阿提”并重。

　　教派与门宦在管理制度上是各不相同的。教派没有严格的组织，仅以清真寺为活动中心，各清真寺之间一般也无联系，而门宦则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教主一呼百应，教众遵从不逾。教派与门宦在基本信仰上是一致的，都以《古兰经》为惟一经典，以“五件天命”和“六大信仰”为纲领，这是共同的一面，但由于对《古兰经》注释和“圣训”的见解不同，对“道乘”和“教乘”有不同认识和侧重，遂有小异。三大派别中，格底目比较
温和，以团结为重，虽然不同意其他派别的一些遵行，但也不主张互相批驳。汉学派重视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主张各行其事。只有伊赫瓦尼对门宦持有异议，并有所批驳。历史上各门宦之间争议比较强烈，相互排斥，因此，矛盾和冲突从未间断。这种相互指责、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纷争，往往导致流血事件，给本民族内外的反动统治者以挑拨离间之机，如，清同治年间北庄与胡门因“旦汗”和“旦呼”一音之别，争执不休，酿成械斗，死伤无辜群众数百人。1923年青海伊赫瓦尼派在马步芳的支持下，强行给循化街子工老教大寺选派新教阿訇，遂发生了“街子工血案”，双方械斗达3个月之久，死伤群众60多人，1940年河州伊赫瓦尼派在马步青的支持下，因强行拆除东乡汪百户胡门大寺，酿成了“汪百户惨案”(专员池斯拉务死于非命)，先后伤亡群众达150余人。

　　(四)中国伊斯兰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宗教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消融、更新着自己，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伊斯兰教是一个善于适应当地文化习俗，能融合其他传统文化的宗教。所以它传人中国1000多年以后，在很多方面的中国化，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用儒学诠释伊斯兰教的伦理道理观念并且总结为“五典”，与“五功”相并列，使“五典”成为宣传教义的指导思想之一。“五典”就是子女孝顺父母，夫妻互相敬爱，长幼互敬，兄弟和睦，朋友忠信，而这正是儒家人伦道德的精髓。但也有区别：儒家以忠君为第一，而伊斯兰教则以孝顺父母为第一，夫妻互敬为第二。在习俗方面，中国化现象更为普遍。如丧葬，有些地区穆斯林老人逝世后，子女要穿白戴孝，长子还要腰缠白孝带；老人过世后第7天、第40天、第100天以及3年等忌日时，均要宰牲念经；有的地方甚至要孝子在一年内不理发，不剃胡须，以示哀悼。有的门宦讲八卦，论五行，谈丹术，在深山幽静的地方隐修，在其所尊崇的上人、贤人、筛海坟上早晚点香等。门宦制度更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相融合的产物。如父传子受，长子继承；向教主施行跪拜礼，对教主的“口唤”坚决遵从；教主、热依斯和阿訇三位一体的教坊管理制等。在伊斯兰教中，妇女的地位与男子不同，这是中外伊斯兰教的共同特点。在中国，穆斯林妇女受封建文化的影响，除要温顺地伺候丈夫、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和做农活外，解放前有的还像汉族妇女那样缠足。至于上学念书和参加社会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更是妇女连想都不敢想的。所有这些说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它自身寻求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必然。

　　(五)中国伊斯兰教是个提倡商业贸易的宗教

　　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中说：“真主许可经商，严禁重利。”(2：25)穆罕默德青年时就以经商为业。从他的言行录“圣训”中可以看出，他主张交易时要诚实，不能欺诈，不能投机倒把，不指空卖空，也不能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要公平合理交易。这对穆斯林的经商有深刻影响。营商贸易，也可说是穆斯林的传统。历史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就有这方面的智慧和才能。9世纪至15世纪，他们就垄断了海上航运和东来中国的贸易。唐宋时期东南沿海的泉州、广州、扬州，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世界回教史》记载，武则天天授年间(公元690年—692年)，阿拉伯人居住在广州、泉州、扬州诸港口的数以万计。公元8世纪时，阿拔斯王朝与我国
的通商贸易更为繁荣，侨居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的阿拉伯商人更多。他们大都是穆斯林。《宋史·食货志》记载，南宋时大食商人罗辛来泉州贩卖乳香，价值30万缗。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泉州有巨商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以贩卖香料著称的泉州蒲寿庚家族的许多人，曾担任宋元两代的市舶司提举。这些穆斯林蕃商对唐、宋、元三朝的经济繁荣和财政收入，曾做出过重要贡献。

　　中国穆斯林受先民的影响，善于经商，并已形成民族传统。他们经营贸易的主要行业，从全国来说，有珠宝古玩业、皮毛制革业，手工业(如铜茶壶、铜香炉等)、饮食业、制茶业、屠宰业和运输业等：过去这些行业有的长期被穆斯林所垄断，有的成为销售全国的名牌产品。甘、宁、青穆斯林80％的人从事农业，但在农闲时，大多要经营一些小本生意，以增加收入。他们由于资本有限，多以贩运、加工皮毛、饮食服务、屠宰牛羊以及小商小贩为主。历史上甘肃河州、张
家川龙山和平凉等地区商业的开发和繁荣，主要是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等穆斯林做出的贡献。据调查，20世纪40年代，拉卜楞共有商户211家，绝大部分为青海和甘肃临夏的穆斯林所经营，计每年输出马、牛、羊、羊毛、皮张、马尾、牛尾、麝香、牛黄、鹿茸、酥油、牛油等土特产品价值达60余万白洋，年输入粮食、茶叶、丝绸和各种布料等工业品价值为46万余白洋。解放前在这些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穆斯林和汉族人民，虽然在促进物资交流，繁荣边远城
镇的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一些交易是不公平的。据记载，1949年前1张牛皮换1丈白布，100斤羊毛换30斤砖茶，1只羊换26斤食盐，这种交换实质上是—种不等价的交换。

　　维吾尔族穆斯林一向是丝绸路上的最重要的商人。他们拥有庞大的马、牛、驼、驴和轱辘车组成的商队，以朝贡之名与辽、宋贸易，利用朝贡又与西方交易，他们把马匹、玉石、羚羊角、香料等运到中原，又从中原将丝绸、瓷器、银器、茶叶和百货等运往中亚、西亚各地。他们从古至今一直是繁荣丝路商业贸易的最活跃的商人。

　　综上所述，中国穆斯林，南以营商为主，大都家居在城镇；北以农牧为业，大多家居在农牧区，但都有善于经商的传统习惯。

　　(六)中国伊斯兰教是个以洁身净心为尚的宗教

　　洁身养性、美化环境，是人们的共同信条。伊斯兰教将这一信条与自己的宗教信仰融为一体，在其教义中作了具体规定：要求穆斯林每7天要1大净，平时5次礼拜先要小净；在饮食方面规定：凡似鹰嘴而食肉的禽类不能食，凡不食草的、非反刍的，非四蹄的、性情恶的兽类不可食，水产可食有鳃、有刺的鱼，虫类只有蝉可食，此外不能食猪肉，不能吃自死之物，不能食妄杀之物，也不能食动物之血，不能饮酒。穆斯林还以种植果树以及养蜂、育花和庭院内外多栽树木等为风尚。所以穆斯林一般健壮长寿，与此不无关系。洁身养性，与城市非穆斯林相比，也不是什么特点，但在农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点。

　　(七)中国伊斯兰教是个提倡热情待客和接济贫穷的宗教

　　伊斯兰教把“生活艰苦”和沉着忍耐当做做人处事的美德而广为宣传。穆罕默德一再要求穆斯林要艰苦朴素，安贫乐道，不要贪财求荣，被奢望所迷。他还告诫信众，不可让有求者空手而归，多少不拘，哪怕是半支椰枣；他规劝人们要接济骨肉，和睦邻居，热情款待客人。因此，我国穆斯林也有着艰苦朴素，热情待客，乐于接济贫穷的优良传统。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具有正义感，主张直言不讳，除暴止邪，否则即失去一个穆斯林应有的品德，还要求穆斯林为官不能骗民，从政应忠于职守，否则要受到惩罚。这些良好风尚，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

　　(八)中国穆斯林具有争取民族平等，反对歧视、压迫的传统精神

　　中国穆斯林是勤劳、勇敢、朴实的，团结力最坚，斗争性最强，对伟大祖国有着很多贡献。但在封建社会里他们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民族上层的严重剥削和血腥压迫。具有反抗压迫精神的穆斯林从不屈服，他们在先烈的血泊中前仆后继，与压迫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如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率领的撒拉族、回族等穆斯林的反清斗争，辗转数月之久，3000多名穆斯林无一投降，全部战死在兰州华林山阵地上，其壮烈精神使清廷官兵惊叹不已，乾隆皇帝也为之震惊。乾隆四十九年，田五又率领回族穆斯林进行反对清廷压迫剥削的斗争，坚持近半年，伤亡达万人。同治、光绪年间，西北各族穆斯林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清斗争，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一次次斗争虽然最后都在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始终没有停止。国民党统治时期，有马以黑牙率领保安族穆斯林反抗地方回族军阀压迫的斗争，有1928年河州马仲英反对国民军刘郁芬压迫剥削的斗争，有1933年至1942年康乐回族马福善、马继祖参加的以王仲甲等为首的甘南各民族农民大暴动和马国瑞、马思义等领导的西吉、张家川群众反抗国民党暴政的斗争等。这些都说明穆斯林为反抗压迫剥削而不怕牺牲的传统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上述特征，不一定完全概括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全貌，只是从积极方面进行了一些概述。

　　伊斯兰教的诞生是与当时黑暗的阿拉伯社会相联系的。穆罕默德是要以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思想把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从而完成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大业。所以《古兰经》不仅仅是一部宗教典籍、法典，它的内容浩瀚，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有原则性的启示与具体的申述。《古兰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把经典降示给你，以便你奉主宰的意志，引导人类，脱离黑暗，走向光明，走向那受赞颂的能者道路。”(14：1)这说明伊斯兰教是重视现实社会生活建设的。我所说的伊斯兰教的这些特征，是从伊斯兰教对现实社会的基本态度出发而提出的。穆斯林应当正视自己的弱点，发扬自己的优点，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成为最出色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