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拔女生胸的图片:章立凡：我的“低种姓”生活见闻(2)

章立凡：我的“低种姓”生活见闻(2)

发布时间:2011-10-20 15:49 作者:章立凡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45次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 　　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母亲的两位老同学黄瑞华和周国德，一住京师，一居沪上，都是被抄户。后来两人多次到“抄家物资清理办公室”查询，永远被告知“还没查到”，穷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没领回一钱一物。 　　8 　　本校军代表曾找我谈话：“听说你也是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从内心认为，从广义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这个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军代表在内。所谓“反动路线”，根本与“资产阶级”无关。自从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就开始向人本主义回归，否定给活人贴标签的哲学。我时常和一些朋友同学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并换阅被禁的书籍，也“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本校体育老师赵晓东（我同班同学的父亲）跳楼自杀，头触在阶角上摔得粉碎，遗体惨不忍睹。不久我被揭发出有反动言论，于1968年12月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侧，系由自行车存车棚改造而成，顶部覆盖一层瓦楞铁皮。所谓“改造”，只是用红砖砌上墙壁，再分隔成单间加上铁门而已，脚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内有两张木板床铺和一个课桌，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炉火，黑暗阴冷无比。看守的“革命群众”开门的时候，借着室外的光线，可以发现铁皮棚顶挂着白霜和冰凌。我从被关的当晚开始受审，被要求交代“恶攻”罪行。连续审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个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级出身好的“革命学生”。三四个人围着我，前后左右同时拳打脚踢，口鼻很快流血，头发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过去看漫画有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的画面，小说中也有这类描写，总觉得不可理解，这次却亲身体验到了：拳头耳光交加之时，确有金光从视野闪过。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概源于此。清晨回到“牛棚”时，腰已被踢得直不起来了，头皮上满是揪出的血泡。我曾两次从“红色恐怖”中侥幸脱身，但这次不行，白天铁门锁闭，夜晚小院内探照灯恍如白昼。时值隆冬，室内温度几乎与室外无异，几天下来，两脚冻得肿起，连鞋都穿不上了，遑论逃跑。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队”，连打三天收效不大。“军宣队”的军代表来看我，他定了调子说：“你老子反动你也反动，是 现行反革命 。革命群众 动 了你几下，是出于革命义愤，不好好交代问题别想出去。”我知道这次在劫难逃，无理可讲，把心一横，要来纸笔，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写了出来，索性当他一回“反革命”。过去校领导整我，我给校领导也贴过大字报，如今轮回到同一地狱。校长万邦儒和被迫揭发我的同学都关在这里，同我关在一个“棚间”的难友是副校长韩家鳌。韩校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颇有知识分子风度，此刻却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耳廓长着半圈冻疮，每天外出与万校长等“专政对象”一起“劳动改造”。 　　他对我很照顾，我被打得一连几天起不了床，天天给我打饭、打热水。我为自己过去的冒犯向他致歉，韩校长则向我透露了以往校领导整人的内情，并表示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牛棚”的饮食以窝头为主，平时只许吃最便宜的素菜，我们有时只好搞“精神会餐”，各自详尽描述自己吃过的好东西。1969年1月，毛泽东发表“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实行“人道主义”，室内安了一个煤炉。我俩最惬意的享受，就是烤窝头抹臭豆腐，室内空气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守的人不爱开门进来了。不久又进一步“人道”，迁入有暖气的宿舍楼，只好与这种享受彻底告别。我的冻脚随着恢复供暖迅速恢复，不久被责令与韩家鳌一起参加“劳动改造”，去扫厕所并为锅炉房运炭渣。烧锅炉的师傅对我们很和气也很照顾，最重的活他总是亲自干，我俩只要搭把手就行。看来身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未必革命得“铁板一块”。“专政对象”中还有几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我们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队到食堂打饭。我们打饭总是被安排在最后，好菜基本上卖完了，有时能买到一份有肉末的菜。春节食堂供应饺子，韩校长和我想买，押送的人没有异议，不料被一位中年“工宣队”师傅一声断喝制止了。他声称：“旧社会劳动人民过年都吃不上饺子，你们这些 牛鬼蛇神 还想吃，没门儿！”于是只好各买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着若是那位女工在场，这顿饺子还是能吃上的。搬入宿舍楼后，实行早晚“请罪”制度。“牛鬼蛇神”们横列一排，在伟大领袖像前低头肃立几分钟，类似追悼会的默哀。早“请罪”毕开始劳动，晚“请罪”毕开会“斗私批修”，说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终于有一天开大会宣布“落实政策”，韩校长和两位同学被宣布“解放”，对我的处理是“ 反革命 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 　　9 　　从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中，中国政坛的巨变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报纸不时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彻夜敲锣打鼓的游行来庆祝，预示着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产生，人们开始厌倦这种“不断革命”的生活。那些曾经风头十足的红卫兵领袖，他们引以为荣的父母也成了运动的对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杀，有的“靠边站”。“血统”的优势一旦被剥夺，人也变得气势全无。政治轮回如此迅速，使“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充满了怨愤，于是组成“联动”炮打“中央文革”。他们的反抗很快遭到镇压，我曾亲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攻打本校宿舍楼，抓走红卫兵领袖卜大华的场面。我发现周围的人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我几乎不再被视为“另类”，因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亲不过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 　　台上干部的子女，继续耀武扬威；而倒台干部的子女，仍保留着攀比父母级别的习惯思维定式。因父亲过去曾是四级“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为同类，但丝毫不感到有与荣焉，反而觉得哭笑不得。有些“老兵”也主动与我攀谈，发泄对这场运动的不满，怀念起当初一起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日子，甚至称赞我对本校“揭盖子”所拔的头筹。但我对此已无兴趣，内心不断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同时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记得某日与一位“老兵”在“水木清华”后面的小山上闲聊，碰巧有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大学生低头走过，“老兵”悄悄问我：“你知道她是谁？”我答不知，于是他告诉我：“她就是刘涛。”刘涛乃刘少奇之女，运动初起时与贺龙之子贺鹏飞同为清华大学革委会负责人，此时父亲已被打倒，她的利用价值也因此耗尽，在校形单影只，人人视同陌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2004年2月29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简介] 　　章立凡，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现居北京。其父章乃器（1897 1977），浙江青田人，经济学家。抗日时，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5年发起民主建国会，反对一党专政和内战。1949年以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粮食部长等职。1957年就民主和法制建设、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遭到批判和罢职。后因批评“大跃进”，1963年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77年在北京逝世。遗著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论中国经济的改造》、《章乃器文集》等。
来源: 共识网书摘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