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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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晋后期逐渐盛行，对中国思想文化各领域和社会风习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汉 　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八年(公元65)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佛教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时称"浮屠"、"浮图"。汉明帝的兄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东汉作为一种流行的道术,所宣传的大都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接近的"精灵起灭"、"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之类的思想。据《出三藏记集》载，至东汉末年，累积译经达五十余部、七十余卷。最早译出的佛经，是明帝时由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汉朝所译佛经多小乘经典，也有大乘经典。译经者多为天竺和西域僧人，最有名的是安息沙门安世高和月支沙门支娄迦谶(支谶)。中国僧人严佛调亦曾参与译事。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分为两支流传：一为安世高系，一为支谶系。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到洛阳,奉小乘佛教,重禅法，译经甚多，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前者为习禅的方法,讲呼吸守意,如黄老神仙家呼吸吐纳之术；后者为解释佛教名数，似汉人解经的章句之学。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人生以元气为根本，"元气"即"五行"，即"五阴"（后译为"五蕴"）。调息元气,专注一心,使意念不生,人心平和,叫做"安般守意"。善"守意"者可得阿罗汉道。支谶奉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与弟子支亮、再传弟子支谦合称"三支"。支谶于桓帝末（167年前）至洛阳，灵帝光和二年(179)译《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即《小品经》），支谦避乱迁东吴时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支谶一系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讨论的是人生的根本在使神反本真,心与道俱,而得成佛。东汉末年有《牟子理惑论》一篇（载《弘明集》），为现存的汉末中国佛教徒的唯一著作。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日益与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因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以来,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为佛教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北方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的统治者,都重视名僧,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图澄(232～348)为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其弟子道安(312/314～385)被前秦统治者苻坚迎至长安主持佛事，领众达数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论，组织译经，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为尔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道安的弟子慧远(334～416)长期居住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他着重调和佛法与名教、佛教僧团与封建王权的矛盾,鼓吹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还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深远。5世纪初,后秦主姚兴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著名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主持译经，系统地译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养了整整一代佛教学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对中国佛教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

　　南北朝时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发愿舍道归佛，自称是"三宝（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以此充实寺院经济。他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历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热衷于凿窟雕像。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逐渐深入，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毗昙、俱舍摄论、地论、十诵律、楞伽等学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阐发涅槃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所谓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他还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竺道生的学说，得到宋文帝刘义隆和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

　　魏晋时,佛教经济力量微弱。到了南北朝,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祇户、佛图户。佛教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约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

　　随着佛教思想的流传和经济力量的壮大，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动灭佛事件，曾沉重地打击了北方佛教。在南方则有沙门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辩、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的有神论观念受到批判。但是，这些冲突是暂时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后来，佛教学者转向改造、创新、使佛教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佛教具有三个基本特点：①依附性。首先是思想上的依附性。如佛教般若学各派依傍玄学而流行；慧远曲意迎合儒家名教，调和儒佛矛盾，宣扬儒佛合明论，突出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依赖和妥协。其次是依仗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再次是倚重外国僧人。虽然当时中国佛教学者已经成长，但是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教义的传播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还多是外国僧人。这和隋唐佛教独立自主的发展不相同。②兼容性。南北朝佛教学派林立，平行阐扬。各派虽有师法，但并不传法定祖，自封正统。在一个学派内部，学者也可兼习其他不同经典。这和隋唐佛教的宗派性迥异其趣。③差异性。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地域阻隔，文化环境不同，南北佛教形成不同的学风。南方偏尚玄谈义理，涅槃佛性的探讨、顿悟渐悟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斗争，盛行一时。北方则偏重崇奉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重视行业,注意修行，如开凿云冈、龙门等石窟，就是突出的表现。这种南文北质的学风也和隋唐佛教的禅义均弘、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和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为隋唐时代创立有民族色彩的中国化的佛教准备了条件。鸠摩罗什译出的大乘空宗典籍，为三论宗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慧远弘传弥陀净土信仰，对于净土宗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华经》和《华严经》的译出，分别成为天台宗和华严宗的主要经典。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慧能禅宗的创立开了先导。

　　隋唐 　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佛教各宗派得到进一步融合的机会。隋唐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佛教这一宗教思想武器，曾积极促成佛教思想的统一。佛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势力，保护寺院经济，也摹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从南北朝长期发展下来的佛教流派，有的形成宗派，有的被其他宗派归并吸收。

　　学派起于南北朝，它只是宣传某一经典学说。如擅长讲《成实论》的是"成实学派"，擅长讲《俱舍论》的是"俱舍学派"。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佛教宗派是从学派发展来的，它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每宗各有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一所大的佛教寺院，既是该宗教的宗教宣传中心，同时因藏有大量图书资料，包括宗教及世俗典籍，它又是文化中心。寄居僧寺，依靠读寺院藏书成名的贫寒书生也不少。寺院还经营高利贷，也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中心（见隋唐寺院经济）。

　　隋唐各宗正式建立和发展的时间有先后。天台宗最早，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为智钑(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基地得名，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内容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接着是武则天大力扶持的华严宗。杜顺(597～640)号称华严初祖，实际创立者是法藏(643～712)，以所阐扬的经典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为宗派名称，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还有律宗，守持佛教戒律，强调教徒受戒要有一定的仪式，但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发。由于这一派熟悉受戒的仪式，后来垄断了受戒的特权，有人认为也是一个宗派。净土宗的奠基人可以上推到南朝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是它的创始人。密宗创立于唐中期，代表人物有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流行于唐中央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及今西藏、云南一带。还有一度流行的"三阶教"，后遭政府取缔。

　　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徭繁苛，人民相继流亡，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削夺了官府控制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官府下令拆除全国大寺院共四千六百余所，中、小寺院四万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和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的有二十六万余人，史称"会昌废佛"。由于朝廷政令已不行于割据已久的今河北一带，这些地方的佛教势力尚未遭到沉重的打击。 　　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寺院无法管理他们的土地，寺院经济也由此一蹶不振。那些宣传繁琐经院哲学的佛教宗派都失去了他们的物质条件，只有禅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隋唐时期，佛教为了弥补内部各宗派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加强理论上的防御力量，共同对付唯物主义，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体系。

　　判教，就是佛教各宗派根据自己的观点、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经典著作和理论加以系统地批判和整理，重新估价、安排它们在佛教中应占的地位。判教工作是隋唐佛教各宗派防止外教攻击，统一内部分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把一切佛教经典著作按照本派学说毫无遗漏地给以分类。如天台宗判教，《天台四教义》是按照天台宗的观点和神学体系分类的。华严宗，如宗密《原人论》，把佛教分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禅宗按渐悟和顿悟划分佛教。各宗派通过自己的分类，来说明佛教的各种理论教义是佛根据不同听众的才能、智慧、理解水平和不同时间采取的深浅不同的讲经方式，其目的在于说明：佛经的基本教义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佛教的一切经典著作看来好像互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而且互相补充。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继续探讨了南北朝时提出的佛性问题，并对此有所发展。佛教各宗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训练(主要是宗教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各佛教宗派哲学的宗教世界观体系。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给以宗教的解释。后来宋、明的唯心主义理学家，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宗教神学传统。另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从与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影响（见理学）。

　　隋唐时期影响较大、历史悠久的佛教宗派，都是密切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适应当时经济及政治需要，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的。隋唐佛教徒的经典章疏等著作，与其看作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解，不如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创作。严格遵循印度教义的只有法相唯识宗。各宗派的观点有些在印度佛教学说中找不到根据。即使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有根据的，那也只是采取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需要的部分。借题发挥，是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的特色。

　　除法相唯识宗外，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是适应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各宗派都大力论证成佛的可能性，而且都作了肯定的答案。这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失势后，唐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士族地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寒门地主在政治上不能占重要地位。像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不具信心，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口号，还不能取得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唐朝廷打击门阀士族残余势力，扶植一般寒门地主，与此相应，佛教的佛性顿悟说、人人皆得成佛说，逐渐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可见，隋唐佛教思想不仅是当时经济基础的反映，它还反转来对当时的基础起着加强、巩固的作用。

　　由于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亚洲佛教传播中心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随着当时国际文化、经济的交流，佛教理论也从中国传播到东方一些邻国。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佛教学者，不少是外国僧人，他们多是来中国传授佛教的。隋唐时期国际著名学者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增大，外国僧人到中国来，多是来向中国人学习佛教的，并把在中国学到的佛教宗派哲学介绍到他们的国家去。在西域及印度,有些散佚的佛经找不到原本,也有从中国的汉译佛经中转译回去的。汉译佛经与藏译佛经也经常互相交流。邻国朝鲜、日本各国也开始有了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宗派。到过长安的国际僧人，终唐之世，代不乏人。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有关音乐、艺术、建筑、雕塑等,也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这虽是佛教思想传播中的副产品，但对于国际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其影响也相当广泛。

　　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迅速，信徒众多。儒、释、道并称"三教"。国家重大节日或庆典，招三教讲论于殿廷。开始时三教讲论多标榜自己的主张而贬低另外两教的主张，后来则多从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立场，以论证三教的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佛教与道教两个以出家为号召的宗教，在唐代有一段时间互争高低，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武则天天授二年(691),由于僧人献《大云经》，为武后当女皇帝制造舆论，朝廷又规定僧尼排班次序在道士之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复敕僧道齐行并进，班次排列不分先后，终唐之世，遂成定制。

　　为了使佛经得到长期保存，隋代僧人静琬于幽州云居寺（在今北京房山）仿照儒家石经的先例，雕刻石经，把重要的佛教经典刻在石窟及碑版上。唐、宋、元、明继续刻制，使这里成为佛教文物宝库，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石刻本。除房山数量最多外，尚有山东泰山、徂徕山、山西太原凤峪、河北响堂山等处。隋唐时期在敦煌、洛阳龙门等地建造石窟寺，造像壁画艺术精美，为世界文物珍品。敦煌石窟中还保存有手写重要佛经及其他书籍（见敦煌文书）。敦煌唐人写经与房山石经是极珍贵的文物，引起全世界学者的重视。

　　隋唐时期佛教僧众日渐增多，朝廷制定了管理僧众的法规。隋开皇十五年(595)政府颁布《众经法式》作为管理僧尼的依据。唐朝后期,百丈怀海撰有《百丈清规》，是禅宗僧众首领自己制定的管理规章，后经历代不断修订，成为佛教徒（不限于禅宗）公认的僧规。

　　佛教经典及注释在隋唐有了大量的增加，佛教的经典全集称为《大藏经》（在隋以前称《一切经》）。北宋开始雕印《大藏经》，历宋、辽、金、元、明、清各朝。官方或私家不断雕印，《大藏经》卷数也逐渐增广。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2年开始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于198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收佛书四千余种，合计两万三千余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汉文佛教全集。佛教的目录学、分类学也趋于完善。经考古发现，隋唐时代已有印刷的佛像，为后来宋代印刷《大藏经》准备了条件。

　　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各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说，逐渐由盛变衰；从形式上看，中国佛教从隋唐时期与道、儒三教鼎立，逐渐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佛教的宗教理论和思想渗透到儒家的伦理纲常内部，佛教的某些思想也被宋明理学所吸收。

　　北宋时期，除了徽宗、钦宗两帝外，其余七帝对佛教均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统治者派遣大批僧人西行求法, 据佛教史料记载,从太宗即位到太平兴国七年(982)，普度僧人十七余万人。同时创建规模宏伟的译经院，使中断一百七十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重新恢复。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从北宋开始出现雕刻佛经,为以后佛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大量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禅宗的思想来丰富自身的内容，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佛教宗派以禅宗为最盛，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等也较活跃。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四十六万人，寺院近四万所。南宋偏安，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趋于衰微。

　　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并实行帝师制度，特别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禅宗、律宗继续流行发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座，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人。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当过和尚,对佛教颇有感情。明代诸帝中,多半"与佛有缘"，且"好佛"。因此,明代佛教在日益衰微的总趋势中有所发展。佛教诸宗中，相对活跃的是禅宗和净土宗。明万历以后，佛教界出现了祩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智旭(1599～1655)四大家，他们都是禅教皆通，对内融汇禅、教、律学说，使佛教各宗趋向融合；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儒化佛教，佛化儒道，进而达到"三教同源"。作为宋明理学中明代理学家代表之一的王守仁，受禅宗思想影响很大，提倡"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万历年间在佛经雕刻方面出现了《方册藏》(又称《径山藏》、《嘉兴藏》)，初刻于五台山。《方册藏》的出现,"省梵本全文之半,建者、运者、贮者、阅者均称简便，于是请藏之风极炽"。

　　清代前期几代皇帝重视佛教。康熙年间，对汉地佛教的禁令有所松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雍正重视藏传佛教，但提倡儒佛道异用而同体，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清末民初，佛教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一些佛教宗派和组织又有所抬头,如清末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五四运动后，太虚等人曾通过兴办学校，印刷出版刊物，发起"佛教复兴运动"。但西方现代思潮已涌进中国，佛教服务的对象及其社会作用，也与过去有所不同，成为欧亚现代思潮汇合时期的佛教。中国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严复等人，都受过佛教的影响。

佛教

Buddhism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历 史

　　起源 　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

　　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演变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大部的主要差别是:①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未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②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③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

　　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和“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辨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

　　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著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著、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4家,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传播 　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佛教向斯里兰卡传播,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摩哂陀去斯里兰卡传授上座部佛教。公元前 1世纪，斯里兰卡出现了两个佛教派别：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 3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在无畏山寺派中又分出了南寺派。5世纪初,觉音用巴利语对南传三藏进行了整理和注释，确立了上座部教义的完整体系。大寺派被认为是南传佛教的正统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都承受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法统。12世纪以后,由于外族和殖民主义者的侵入,斯里兰卡佛教曾两度受到破坏，后再由缅甸和泰国重新传入。

　　上座部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约在4～5世纪。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王，建立缅甸最早的统一封建王朝，曾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以后历代王朝都保护佛教，建立了大量雄伟华丽的佛塔，如18世纪所建仰光大金塔等。

　　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约在12世纪左右。13世纪，泰国素可泰王朝宣布奉佛教为国教。18世纪曼谷王朝诸王都笃信佛教。19世纪中叶以后，拉玛四世对佛教进行改革，形成新旧两派，绵延至今。1919～1927年刊行了全部三藏注释及藏外典籍。泰国目前是东南亚佛教兴盛的国家，被称为“僧侣之国”。

　　5～6世纪时，佛教传入扶南（早期柬埔寨），当时大小乘兼传。6世纪扶南改称为真腊,宗教信仰为大小乘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存在,这明显地反映在宗教仪式和9～12世纪吴哥城的许多宫殿建筑上。14世纪中叶后，柬埔寨沦为泰国的属国，上座部佛教随之传入。以后，老挝又从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

　　从 5世纪起，佛教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巴厘等地。据中国高僧义净的记述,7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诸岛小乘佛教盛行，以后诸王朝都信仰大乘佛教与印度教；至15世纪伊斯兰教开始盛行。

　　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俄国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

　　大约在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在4～5世纪时获得广泛传播。10～14世纪，越南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泰国和缅甸佛教对越南佛教也产生影响。

　　4世纪后半叶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由中国传入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后禅宗尤为兴盛。14世纪末刊行了《高丽藏》。14世纪李氏王朝虽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政策，但朝鲜佛教仍然有所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复兴。

　　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此后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要求全体臣民“皈依三宝”。从中国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僧，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12世纪以后，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在印度阿育王时传至叙利亚、埃及等国的佛教，以后又传到非洲一些地区，但影响不大。

　　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佛教先后传入欧洲和北美。1906年英国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欧洲佛教徒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以后英、法、德、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都有佛教僧团和研究机构。佛教传入美国后，又北传加拿大，南传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国。

　　目前佛教已传播到世界各大洲。但主要仍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这个地区的佛教信徒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信徒。 　　　　派系

　　佛教传播到每一个地区以后，由于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形式和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形成许多宗派。

　　中国：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见中国佛教）。

　　日本：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临济、曹洞、黄檗）、日莲宗等；现代尚有属于日莲系的新兴宗派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见日本佛教)。

　　朝鲜：有曹溪宗、涅槃宗、太古宗和圆佛教等（见朝鲜佛教）。

　　斯里兰卡：早期有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祇多林寺派；现代有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罗曼那派等三大派（见斯里兰卡佛教）。

　　越南：有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了观禅派和禅净合一的莲宗派等（见越南佛教）。

　　缅甸：早期有僧伽罗僧伽派、末罗姆摩僧伽派、偏袒派、全缠派，现有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

　　泰国、柬埔寨、老挝：主要佛教宗派有法相应部和大部派。

教 义 与 经 典

　　基本教义 　原始佛教的主要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公历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陆续出现一批阐发大乘思想的经典，在理论上发挥了空、中道、实相、六度的学说，对教义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有无住涅槃、缘起性空和唯识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上有许多创新。主要的有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以及顿悟、十玄、六相和三观等。

　　经典 　佛教典籍共计分为经、律、论三藏。“藏”(Pi▆aka)的原意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含义，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是释迦本人所说的教义；律是佛陀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尚有一部分佛教僧侣、学者对三藏所作的注疏、撰述，称为“藏外典籍”。三藏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称“大藏经”。

　　大藏经按语系划分，一般认为有三大系统：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梵文经典只有少量残存于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近年来，中国新疆和克什米尔又发现了一些，主要是大乘经典。

　　巴利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泰国和中国云南的傣、布朗和德昂等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上座部佛教的经典，现存的最完善版本巴利语系大藏经，是1954～1956年间缅甸政府召集的第六次结集时勘定的。另外，这个体系也包括用僧伽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等译出的佛典。

　　汉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中国汉族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主要内容为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律、论和中国、朝鲜等国僧人的撰述。汉语系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译出的,一部分是从巴利语或西域语言（胡语）译出的,版本甚多。第一次刻本是宋开宝四年 (971)所刻的《开宝藏》。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各代，有22种刻本和排印本，另外朝鲜和日本也刊行多种。据《开元释教录》载，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经、律、论的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330部，1762卷。又据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载入藏经典为1532部，5814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932)共收3493部，13520卷。目前中国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拟收23000卷，从1984年起已陆续出版发行。

　　藏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中国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内容分为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丹珠尔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有关著作。藏文大藏经自1313～1939年，各地共刻出11种不同的版本。

　　另有从汉语或藏语转译的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和西夏文大藏经。

僧 伽 制 度

　　出家僧尼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及传统习惯。相传释迦牟尼成道后，到鹿野苑为憍陈如等五人三转四谛法轮，同时始建僧团。但此时还未制戒，还没有传戒所规定的僧数。根据《毗奈耶》卷一所述，释迦“证觉”后第13年有苏阵那犯过,始与诸比丘结戒,创制波罗夷（意译为弃，即弃于佛法之外）不共住戒法。以后比丘越来越多，犯过失的也随之增多，于是陆续制定相应的禁戒，逐渐形成系统而完备的律制。佛教分成上座、大众两个部派以后，南传佛教奉行上座部律，至今不衰。由于对律制的理解和奉行渐有差异，因而各国佛教又分成若干派别,僧伽除了有共同遵奉的戒律外,还有适应本国情况的僧团制度。有的国家还设有管理全国僧伽事务的僧王、僧议会和僧内阁或大长老会等。三国魏嘉平年间，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戒本传入中国，北传佛教僧众当时奉为准绳。后律典翻译渐多，从东晋到宋、齐、梁时代，中国僧众主要奉行说一切有部《十诵律》。后因提倡法藏部《四分律》的人增多，唐道宣便依据《四分律》建立律宗。此后汉族地区僧众一直奉行此律。

　　中国藏、蒙等地区佛教都奉行说一切有部律，有些寺庙还订立清规。如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都有自家的清规,它们设有“堪布”（相当于汉地丛林的“住持”）、“翁则”（负责领众念诵修持，相当于汉地丛林的“维那”）、“格贵”（蒙族佛教叫“格斯贵”，俗称“铁棒喇嘛”，监察僧众勤惰，相当于汉地丛林的“僧值”）、“涅巴”（管家，职掌库房财务等）、“强佐”（管理扎仓行政事务和财产）等职分司各事。

　　中国傣族等地区巴利语系佛教的最高领袖称“松迪阿伽摩尼”，寺院住持称“都龙”，奉行的律部和僧制，与南传缅甸上座部佛教大同小异。

　　日本佛教的律制主要是中国唐代鉴真传去的，也是《四分律》。后来有些寺院又传中国寺院的清规。日本佛教管辖一宗一派的首领一般称“管长”，但有些宗派如天台宗称“座主”，西本愿寺派称“门主”，大谷派称“法主”等。天台、真言、禅、净等各宗各派也都各有自家的规制。

佛 事 仪 式 与 节 日

　　佛事仪式 　原是释迦时代所行的宗教活动，传到中国后演变为应赴社会的经忏、佛事等一套固定仪式。主要有忏法、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焰口等。藏族地区的佛事仪式，其诵经说法、传召大会等显宗法事与汉族地区佛教基本相同。另外还有密宗的传法灌顶和修法等仪式。傣族地区佛事仪式则或多或少带有当地居民固有的鬼神崇拜和精灵崇拜等的痕迹。

　　主要节日 　有佛诞节(亦称浴佛节)、成道节（亦称佛成道日、腊八节）、涅槃节、观音节（中国汉族地区于农历二、六、九三个月的十九日为纪念观音的节日）、世界佛陀节（亦称维莎迦节，即南传佛教将释迦的诞生、成道、涅槃并在一起纪念的节日）、驱鬼节和跳神节(藏族地区佛教节日)、泼水节(傣族佛教节日)、佛牙节（斯里兰卡的佛教节日）等。有些节日已成为民俗。 　　　　文 化 艺 术

　　佛教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主要用于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随着佛教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向世界各地，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它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印度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美术 　包括佛教绘画、雕刻、塑像等。古印度阿育王时代所立石柱，柱顶有狮子、象、牛、马、宝轮等雕刻，庄严华美（见彩图）。当时还建有许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外绕石栏，镌刻浮雕图案。在巴雅、贝德萨、巴尔胡特、桑奇等地，早期佛教的建筑、雕刻达到很高的水平。犍陀罗佛教艺术汲取古希腊、罗马艺术精华,创造出释迦牟尼的各种形象,颇具特色。埃罗拉阿旃陀石窟的艺术一直脍炙人口，是印度引为骄傲的“艺术之宫”。以上这些佛教艺术，对亚洲各国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佛教艺术，先是仿效印度，后来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初期在丝绸之路上,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受印度佛教美术影响较多，但同一题材，其内容和表现方法已有所不同。梁代张僧繇的佛画，创立了“张家样”；北齐曹仲达的佛画,创立了“曹家样”。曹画的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他所创造的风格,后人谓之“曹衣出水”。到了隋唐时代，佛教美术已经中国化。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画了300多幅佛画，人物奋袂,衣裙飞舞飘动，富有运动感，后人称为“吴带当风”。敦煌莫高窟等唐代壁画,是中国佛教美术的代表。在雕塑方面,北魏至隋唐，创造了规模巨大的石窟，以云冈、龙门的石刻为代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敦煌与麦积山的唐代彩塑，更具中国特色。宋元以后,佛寺盛行泥塑佛像,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藏传佛教美术，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独具风格。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都带有西藏地方特色。青海塔尔寺以各色酥油制作的酥油花，更是一种特殊佛教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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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有梵呗、佛曲等形式。梵呗亦叫赞呗，是以短偈形式赞颂佛、菩萨之颂歌，起源于古印度。相传三国魏陈思王曹植曾作梵呗六契（章），即后世所传《鱼山梵》。梵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后世形成为朝暮课诵）和道场忏法等，谓之“三启式”。隋唐前流行的梵呗有《如来呗》、《云何呗》等。近世禅林流行的梵呗尚有“四大祝延”、“八大赞”等，但已通称为唱念。佛曲,即将佛经配上乐谱进行讽咏。相传7世纪时，即有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送给中国佛曲10种，并派来乐工32人。至唐代，佛曲已相当普遍。当时每唱佛曲，常配以笙笛。今只用点板，配以铛、铪等敲唱。在敦煌杂曲中还保留有一部分佛曲作品。佛教的古音乐对日本“雅乐”的韵律也有重要影响。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造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中国式的，主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

佛教
Buddhism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时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 。就其传播的路线而言 ，它可以分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就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形成的教理和仪轨的不同强调重心和特征而言，可以分出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密乘佛教。佛教在传播至亚洲各地之后，很快地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既有其世界性大宗教的同一特性又不失各民族自身差异性的宗教文化体系。
　　佛陀及教义 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其本名是悉达多·乔答摩。他在获得证悟之后，被人们称为佛陀，简称为佛，即觉者的意思。通常又被称为世尊——为《向妇女传道的佛陀》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一切天人所尊崇。乔答摩生活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吠陀宗教文化，而社会结构则是种姓等级制的。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下层种姓有了新的政治要求。社会上酝酿着对婆罗门传统宗教的批判思潮。佛教当中的法、业、轮回和解脱等宗教观念都直接来自婆罗门教。但乔答摩根本拒绝天神和灵魂自我的观念，对于人生的现实状况及价值目标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人生是痛苦的，痛苦的根源在于恶业，而恶业又是人内在的缺陷 ，如贪欲、瞋惑和愚痴造成的。要摆脱这不合理的一切只有修道。修道的根本点在端正认识，保证善的伦理动机。人的解脱，最终在于进入涅槃，而这取决于自身，既不是神意，也不是宿命可以造就。乔答摩29岁时放弃王子的优裕生活，弃家求道 ，经历了6年的艰苦探索，在35岁时才获得正觉 ，并在之后的45年间跋涉于恒河中下游，宣说他的教义。
　　
　　《向妇女传道的佛陀》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
　　佛陀教说可以认为是原始佛教的核心和后来大乘佛教理论发展的基础，它包括所谓的四谛、八正道和缘起、无常 、无我等。佛教认为：世界充满了痛苦，人生是痛苦经验的集合；痛苦有其必然性的原因。它源于贪欲一类的根本烦恼 ；痛苦得到消除，要靠能证得入涅槃的真理；存在着一条依据个人修行而趋向涅槃脱离轮回痛苦的道路即八正道。八正道强调了修习佛教的人，从内心到行动，从修行手段到生活方式都不能失去道德性和正当性。可以认为缘起论是佛教学说的核心，由缘起而生出的相待性可以说明佛教关于无常无我的教义；由对缘起的分析和解释，可以引出大乘空宗关于中道、实相和二谛的一套理论；由对缘起本质的探究，可以看到大乘有宗关于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缘起的教义；就是大乘密宗佛教也遵循了缘起性空的说法。它的特征表现在更多地以象征手法和灌顶之类的密仪咒法来追求即身成佛。当然，佛教教理在各地区各宗派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它的解脱理论，它对于世界和人生的基本价值判断是一贯的。
　　分裂及传播 佛教是一个包括创教人佛陀、宗教理论和教团组织在内的体系。佛陀最终只是作为理想的人格或神圣的偶像存在于世，而作为理论的佛法只有依赖僧伽教团才得以保存和发展。僧团组织的初衷是逃避世俗社会，其成员最初是一批具有共同誓愿准备实践佛陀言教的弟子。但僧团仍得由社会供养，僧伽成员仍然曲折反映出社会的要求。佛陀在世之时，僧团便存在种种歧见。佛陀去世之后，关于他的教说，关于他给僧团制订的纪律，内部的成员们自然更会有不同的理解。佛陀涅槃百年，围绕戒律的适合性和修行者的精神特征，爆发了一场争论，结果佛教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个根本部派。之后的又一个百年，两大部派中又就戒律问题或与修行解脱有关的哲学问题一再争论，一再分裂，最终形成了十八部派或二十部派。到了公元前后，佛教中具有菩萨信仰的一部分人逐步分化出来，他们在所宗的经典、理想和修持实践上都不同于以往的佛教信徒，他们自称为大乘而将以前的佛教徒称为小乘。这一时期的印度佛教中出现了以般若经类为中心的许多大乘经典。依据这些经典而阐发出来的“空”和“中道”的思想，成为了新出现的大乘空宗的核心观念。思想家龙树和弟子提婆系统地发挥了般若学说，创造了中观学派。这一时期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继续构造完善他们的理论 。公元4世纪之后 ，从说有部中出来的无著和世亲批判了有部学说，也批判了空宗学说，创造了瑜伽行派。它又称大乘有宗。有宗的基本命题是唯识无境。理论核心是赖耶缘起和三性三无性 。7世纪之后 ，佛教日益转向了秘密乘的途径 。密教在9世纪盛极一时 。其后在印度逐渐衰微 。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斯里兰卡 。4～6世纪，传到了缅甸、扶南、马来半岛和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等地。14世纪时，以锡兰大寺为宗依的上座部佛教终于确立了它在中南半岛各国的统治地位。后来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广大地区一直信奉南传佛教。从印度西北部经中亚沿丝绸之路东进的佛教称北传佛教。佛教进入中国在公元之初 ， 7世纪之后达到极盛。4世纪晚期，佛教传至朝鲜半岛。6世纪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朝鲜和日本各佛教宗派的形成深受中国佛教的影响。19世纪以后，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加强和东方民族主义的觉醒，佛教又随亚洲移民和传教团体传至欧美各地。
　　
　　印度著名的玛文拉普拉姆精美的佛教浮雕
　　
　　泰国曼谷的托钵僧侣
　　佛教的经典 佛教的经典统称三藏。藏，本意为筐箧等容纳物件的用具 。三藏 ，指佛经中的经 、律 、论三个部分。经是佛陀本人的言教；律是佛陀针对僧团集体因时因地所作的纪律规定；论则是就经、律中要点进行的阐释解说。佛陀去世后立即组织的佛陀遗教会诵称第一次结集，但当时只有经藏与律藏两个部分。论藏则是部派分裂后逐步形成的。各佛教部派大约都有自己的三藏经典。早期佛经三藏因各地区各部派不同而采用不同语言。公元2～3世纪逐步采用了梵语。大约公元前1世纪 ，佛经才以文字形式写定 。随着佛教在亚洲各地传播，也就有了不同语系的三藏。大致说来可以分为南传巴利文系和北传当中的汉文及藏文两系。三藏在南北朝时称为一切经，隋代以后又称为大藏经。此外也还有据汉 、藏大藏经译出的满文、西夏文的大藏经；也有据南传巴利文大藏经译出或转写的缅文、僧伽罗文、泰文和日文的大藏经。
　　僧伽制度及仪式 佛教僧团称僧伽。早在佛陀时代甚而之前，东北印度便有许多修道沙门的团体。一群弃家修行者追随某位导师并在每年7、8月份雨季时会聚到一起。佛教的雨安居便同这种情形一样。当时在安居地，佛弟子们各自结茅为屋分别居住，但却有共同的归属感，每逢月圆和新月的时候便聚集背诵戒经，相互忏悔，这是布萨日的来由。佛陀去世后百年，固定寺院建立起来，雨安居也逐渐地放弃了 。到了阿育王时代，具有寺产固定收入的大寺增加了不少。到5世纪甚而有了那烂陀这样的寺院学术中心 。 中国汉地和藏地的许多大寺庙也都具有相同的讲学和传教的功能。相同的寺院制度也随来往僧人传到了东南亚、日本和朝鲜，但有了稍微的改变。如寺院塑像中吸收了各地的神祇作护法神；寺院布局中随僧伽需要建了禅堂、弥陀堂等。在中国，以往寺院分十方丛林和子孙庙两种，前者是规模较大的讲学中心 ，后者则是分布在农村的村庄文化中心。僧伽内的仪式有沙弥戒和比丘戒，这是大小乘佛教共有的。大乘中还有菩萨戒 ，适于发心学佛求三皈依的在家佛教徒。密乘佛教中则有灌顶仪式。此外，僧伽也以宗教仪式为社会提供服务，中国汉地有忏法、水陆法会、瑜伽、焰口、盂兰盆会；藏地也有转经说法等；南传佛教诸国俗信众常有延请比丘至家中念诵护咒经以禳灾避祸的。
　　
　　守护北方的佛教护法神——托塔天王（洛阳白马寺）
　　佛教伦理与文化 佛教伦理从一开始就遵循了不走极端的中道原则。佛教徒以公开宣称皈依三宝进而实践佛陀指出的生活方式。佛教将慈悲和乐善好施视为必要的品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被认为是佛陀所说佛教的基本宗旨。佛教认为人除了领悟能力的差异，在善良和最终能觉悟（见佛性）这点上是完全平等的。佛教对生命的敬畏感极强，这表现于不可杀生的信条。它主张慈悲应该泽及一切众生，爱心的显示不仅在施舍物质，更在于以佛法教导人（法施），以功德分享于人（回向）。
　　作为意识形态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了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行为方式。同时佛教借以表达和宣扬其观念思想、神话传说所借助的不同艺术手段，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 佛教美术包括绘画 、雕刻 、塑像等，精彩地体现于亚洲各地的佛教石窟、寺庙和佛塔之中；佛教的寺院建筑群和各种佛塔，随着不同国家民族的艺术风格和气派表现了迥异的特色；许多佛教经典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佛经直接影响了各国文学创作中的文体、意境和词汇。总之，当佛教完全渗透到亚洲各国人民生活的精神层面时 ，它便不再只是宗教，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