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美洲鳗鱼苗养殖技术:感生说的批判与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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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生说的批判与破解
赵晓茂
感生说，作为女人劳动时的笑谈资料，启始于山顶洞人时期；作为向男人斗争的武器，实用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迫于私有观念的压力，盛行于炎黄时期；夏、商、周时期，则很少见感生人物之记载。
感生说，原本是中国古人类对于生育原理的无知造成的。后来之人，却把它解说得云山雾罩，神手其神。《列子·天瑞》中说：“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东汉平陵人张湛注曰：“大荒经曰，有思幽之国，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气潜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不假交接，精气如何能够潜感？如何能够生子？很明显，这在没有人工受精，试管婴儿的古代，纯属凭空想像，是主观臆断。但是，他们每每说到感生人物，都津津乐道，说得很肯定，甚至多次举出“感生”的实例。致使中国古代一些史学家，亦不得不屈从妄言。《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任姒，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任姒而生炎帝？那么，感生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感生说本是女人们的谈资笑料
考古发现，山顶洞人时期，已经有了骨针、捕鱼、石钻、钻木燧取火。伏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画八卦，亦在此时。由此成为中国古人类发明创造的第一个活跃期。其中，劳动分工和乃服衣裳，对中国古人类的性活动，影响最大，以至于今。
原来，男女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性交随时都成为可能。劳动分工之后，身强力壮的男人，外出渔猎；而身体柔弱的女人，则在家及其附近负责烧制食物、缝纫、织网、猎获小动物、采集果实。白天，男女分开劳动，是以把性交时间不得不放在晚上。一是男人外出渔猎，消耗了太多的体力，二是本用于防寒的衣裳，遮掩了生殖器，减少了性刺激，是以男人性交有所减少。而女人则不同，她们在家及其附近活动，不需要长途跋涉，劳动亦比较省力。因此，女人的精力较充沛，对于性活动要求就比较多。情至不能已，又找不到男人，于是便有了手淫以自慰，甚至夜间睡后做有关性活动的梦。手淫、性梦能够成为自慰者，便主动向同伴介绍情况。须知，当时谈论性活动及感受，就像谈论物质资料生产那样；谈论性器官，就像谈论人体的其他器官一样，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毫无避忌。
女人的手淫和性梦，使她们的性活动与某种动物、植物、甚至星体等自然物，就有了关系。当时人们并不了解生育究竟是怎么回事。男人在性活动中并不懂得照顾、体谅女人，自己纵情而已。女人与男人的性活动，有时还不如自己手淫更便捷、更痛快。于是，女人在没有男人或男人不能满足性需求时，便以手淫作为补充。当时，人们的性活动，除生理需求之外，唯一目的就是取得性愉悦。人们尤其是女人，对于自己取得的性愉悦，往往成为美好回忆。女人生子之后，她自然就会想到，此前最令她消魂的那次性活动。如果这一次消魂是因手淫取得，那么，她就会想到，是因某种自然物进入阴道而高兴得不知所以，而阴道便产生出儿女来。于是，就产生了女人与自然物感生了人的说法。女人们交流这种经验，也是一种娱乐。所以，与某自然物感生了人，就成为女人们白天劳动时说笑的话题。这就是后来女始祖与自然物感生了英雄的社会历史依据，虽然这种依据是那样的虚无缥缈。
二、感生说成为女人向男人做斗争的武器
在母系氏族社会，女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缝纫、制陶，乃至房屋建筑等等。到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男人仿效女人，也从事种植业、畜牧业、制陶业和建筑业。结果发现，因为自己有力气，干得比女人更好。于是逐渐减少渔猎，而较多地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在从事畜牧业时，男人们逐渐发现，没有与公畜的交配，母畜不会孕生幼畜，并且一只公畜在短时间内，可以使几只乃至十几只母畜怀孕生子。他们以此推及到人，而当时性关系相对稳定的对偶婚，为男人的实验提供了很好的园地。通过实验、总结，男人们终于发现，没有与男人的性交，女人也不会怀孕生子，并且在短时间内，一个男人可以使几个女人怀孕。男人知道了自己在生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他们欣喜若狂，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男人开始向女人夺取家庭、社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这是继夺取劳动生产权之后的又一次夺权。男人夺取劳动生产权时，女人们乐得自在清闲，并未作出反应。到男人要求女人随从男人居住时，女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才开始了强烈而长期的反抗。
女人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地位、利益和特权，就利用先人笑谈的资料，极力贬低男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说是女始祖与自然物感生了英雄，才创立了部族的基业。以此排除了男人的历史业绩。这是女人反抗男人夺权的一种手段。
男人夺权是无微不至的。北京人时期，排除了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的性关系；山顶洞人前期或其以前，逐渐排除了同胞兄弟姊妹的性关系，继而又排除了血缘较远的兄弟姊妹的性关系。姓，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同姓不婚成为比较严格的习俗。到山顶洞人后期，女娲始制嫁娶，以两张鹿皮为礼，确定了两个不同姓氏族之间男女存在性关系。没有婚姻关系的氏族之间，亦不存在性关系。女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媒人。人们的性活动再三受到限制。为了解决性活动机会减少问题，由男人提出祭祀媒神，即连女人也崇拜的女人女娲。经女首领同意之后，遂有了祭祀女娲的高谋之祀。男人夺权之后，祭祀媒神亦不能让女人独享，于是又加上了一个男人——伏羲。
针锋相对，女人们又编撰了华胥感生伏羲的故事。《太平御览》七十八引《诗含神雾》说：“燧人之世，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雷泽，在今山东省濮县与荷泽之间，今已淤为平地。
《艺文类聚》十引《帝王世纪》说：“伏羲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
以此标榜女人的历史功绩，反击男人的夺权。但是，感生说本身就有点儿不实在，所以，女人的反夺权斗争是苍白无力的。女人终究抵挡不住男人夺权，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还是建立起来了，并且“从妇居”逐渐演变成了“从夫居”。
三、黄帝时期感生人物多了起来
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以男子为中心建立婚姻家庭，实行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家庭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逐渐瓦解了氏族公有制而代之以私有制。有了私有财产，也就产生了私有观念。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由于私有财产增多，私有观念加强，逐渐产生了要求“我的妻子”，必须生育“我的儿子”，以承传“我的私有财产”的愿望。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这就使女人对于婚外性交怀孕不得不有所顾忌。但是，女人们很留恋性伙伴由女人选择的对偶婚，她们不愿放弃性交自由。于是，一旦婚外怀孕，便仿效女始祖与自然物感生了英雄的传说，选定一个自然物，以为自己怀孕的对象。这就使感生说又兴盛起来。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记》说：“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娀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这正是私有制确立的时期。
《资治通鉴外记·包牺以来纪·神农氏》注引《帝王世记》曰：“神农纳莽水氏女曰听侠，生临魁。”
《淮南子·齐俗训》中说：“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
这说明父系氏族社会的公有制，已经被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私有制所代替。这时几乎没有剩余产品，人们的私有观念，都已经普遍存在。正为此，任姒才编故事哄骗少典氏之夫。这是私有制初期的偶尔一例，因此时尚无剩余产品，男人的私有观念还未膨胀，还不具备大量感生故事出现的社会条件。
此后有了战争，并且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战国策·秦策一》）。战争中的俘虏，成为第一批奴隶。奴隶的使用，有利于剩余产品的增加，而且奴隶本身亦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这样，奴隶主不仅拥有较多的私有财产，而且可以多娶妻妾，还可以占有女奴隶。女人则仍然追求性活动自由。
炎帝神农氏只有一妻，未闻其有妾。五百余年之后，到了黄帝时期。黄帝“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史记正义》）。这一时期，氏族首领，部落酋长，部落联盟大酋长等奴隶主，不仅有许多私有财产，而且还有了特权，比如一场战争胜利之后，他们会分得较多财产，俘虏亦由他们先行挑选。年轻力壮之男性，年轻貌美之女性，自然归属奴隶主。私有财产增多，促成了奴隶主之多妻。比如黄帝立四妃共生五子，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玄嚣，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次妃嫫母，生苍林（见《史记索隐》）。
《国语·晋语四》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
《史记·五帝本记》中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四妃所生五子之外的二十子，是谁生的？没准儿就是女奴隶。黄帝立四妃，还经常去照顾女奴隶，其四妃就没有外遇，不可能。只是史料未及罢了。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亦曰女枢。《史记正义》引《河图》云：“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生颛顼，首戴干戈，有德文也。”
黄帝曾孙帝喾亦立四妃，《史记索隐》引《帝王记》云：“帝喾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生契。次妃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诗传》中说：“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史记·殷本记》中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就是《诗·商颂·玄鸟》中所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传》又说：“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曰姜嫄，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有身，则生后稷。”
《谶书》中说：“尧母庆都出野，赤龙感已，遂生尧。”《史记正义》中说：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
《史记·秦本纪》中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即皋陶。
《史记正义》引《帝王纪》说：“父鲧妻脩已，见流星贯昂，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
这是关于史前圣贤人物“感生”之记载。都是王天下者（伏牺除外）之母或女始祖所生。至于王以下那些奴隶主之妻妾，“感生”故事自然更多，只是史家不屑一顾罢了。问题是，炎帝神农氏、黄帝、颛顼、后稷、契、尧、舜、大业、禹，这些私生子为什么个个如此聪明？存疑所以未列伏牺者，因当时尚无婚姻可言，无所谓私生不私生。
四、为什么黄帝时期感生人物多了起来
黄帝以前的感生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伏羲。伏羲之妹女娲为帝，自然是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焉有女性为王。所谓伏牺是男人王天下之祖，自然是父系制社会中男人杜撰出来的。母系氏族社会焉有男性为帝！伏牺之母华胥说，她履大人迹而生伏羲。要么是她与女伴们讲的玩笑话，要么是后人编撰的故事。因为当时是母系氏族社会，女人社会地位高于男人，男人崇拜女人，女人只要生孩子就是大好事，无须顾忌于人。因而还具备产生感生说的社会条件。另一个是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时期，父系氏族公有制已经瓦解，一家一户的私有制小农经济已经确立，人们都忙于经营自己的小田地，女人的婚外性交生子不可能没有，而是还不为男人所注意。当时，私有制刺激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但是，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忙一年，除维持生活之外，所剩无几。男人虽为一家之主，却没有多少私有财产。要求“我的妻子”，必须生育“我的儿子”，以承传“我的私有财产”的观念，还刚刚具备萌芽的条件。故对于妻子的婚外性交生子，丈夫并不大在意。是故出现两种记载，一是任姒“感生炎帝”，另一种是“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通）是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殳）始为候，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山海经·海内经》）。两种记载，正反映着当时男人的两种思想意识，对于女人婚外性交生子，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而女人则留恋对偶婚时的“从妇居”，对于性伙伴的选择，仍然是各行其是。是以妇人婚外性交生子，不可能是个别现象。只是史料未及罢了。
炎帝神农氏之后五百余年，经济进一步发展，战争增多，使一些有能力的人，尤其是部落酋长和部落联盟的酋长，不仅有较多的私有财产，而且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黄帝有二十个不记载母亲姓名的儿子，就是说，黄帝至少有10个以上他看中的年轻美丽的女奴隶。其奴隶之总数可想而知。
奴隶的使用，使私有财产进一步增多，社会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主尤其是大奴隶主拥有特权，他们不仅可以控制和支配家庭和各部落，而且在战争胜利之后，可以分得较多私有财产，还可以优先挑选俘虏作为自己的奴隶。年轻力壮的男性奴隶，可以为他创造私有财产，年轻美丽的女性奴隶，他可以随时占有，为他生儿育女，以扩大自己的宗法势力。这使奴隶主尤其是大奴隶主，感到了私有财产和特权的可贵，私有观念逐渐膨胀，逐渐产生并加强了要求“我的妻子”，必须生育“我的儿子”，以承传“我的私有财产和特权”的愿望。
女人，对于男人的夺权，对于“从妇居”转变为“从夫居”，一直持反抗态度。女人，发明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经营起来，却不如男人。对于战争，女人更不如男人。在性交上，却是平分秋色。女人对于自己在对偶婚时选择性伙伴的优越，一直怀恋不舍。进入父系制社会之后，男人已经夺了权，已经实行“从夫居”，但是，女人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性活动自由。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下》），在社会下层，庶人实行一夫一妻制，女人的婚外性交仍有存在。在社会上层，奴隶主实行一夫一妻制，并且可以占有女奴隶。奴隶主的妻妾们，自然也是闲不住的。她们，可以与自家的年轻漂亮的男性奴隶私通，亦可外出求偶，性活动亦相当活跃。对于丈夫要求“我的儿子”的愿望，她们并不照顾。
作为奴隶主的丈夫，毕竟要供给她们衣、食、住、用，毕竟对她们有控制和支配的权力，毕竟有了“我的妻子”必须生育“我的儿子”的要求，是故她们对于婚外性交生子亦有所顾忌，乃编出一些动听的故事，来哄骗对于生育还不甚了了的丈夫。女人亦长期受到私有制的熏染，编个故事，未必就能够必安理得。这一点，姜嫄表现得最充分。“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必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嫄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史记·周本记》）。司马迁引用了《诗·大雅·生民》的说法，只是更不易解释了。文中记载了姜嫄的怀孕过程、心理活动，弃子过程，充分表现了她对婚外性交生子的“不祥”心理，以及舍不得丢弃儿子的母爱。
五、古人对于感生说的批判
感生说，原本是中国古人类对于生育的无知造成的。到黄帝时期，在私有观念的淫威下，感生说，又成为妇人婚外性交生子的托辞。后来的学问家，又把感生说搞得神秘兮兮的，说成是梦接意感之类。对于梦接意感之类感生说的不合理，古代已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们都认为，性交是在同类中进行的，不同类者，不会相爱，更不能交合生子。
《易·师·屯》中说：“殊类异路，必不相慕，牝牛牡猳，独无室家。”猨，猴属。母牛和公猴是不会结为夫妻的。
《书·周书·费誓》中说：“马牛其风”。风，放也，言牝牡相诱遂至放逸也。《左传·僖公四年》中说：“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
《庄子·齐物论》中说：“猨，猵狚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猨，猿也。猵狚，似猿而狗头，喜与雌猿交。麋，即麋鹿，亦称四不像。鳅，即泥鳅。其所以性交者，各属同类故也。鱼、鸟、麋、鹿各爱其雌，而不爱“人之所美”。人所美之毛嫱，鱼、鸟、麋、鹿见之，不以为美，反惊恐而遁者，“殊类异路，心不相慕”故也。
《列女传·齐孤竹女传》中说：“夫牛鸣而马不应者，异类故也。”这是说，牝牛发情时鸣而求偶，牡马不会响应，是因为异类的缘故。 王充在《论衡·奇怪篇》中，说得更尖锐，更加直截了当：“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应也。”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安能生人？“且夫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精感欲动，乃能授施。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所以，他断定：“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王充还举例说：“烁一鼎之铜，以灌一钱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谓大人天神，故其迹巨。巨人之迹，一鼎之烁铜也；姜嫄之身，一钱之形也。使大人施气于姜嫄，姜嫄之身小，安能尽得其精？不能尽得其精，则后稷不能成人。王充的这些言论，比殊类异路，心不相慕“又进了一步。可惜这位东汉前期的唯物主义者，没有在破解感生说上再进一步。
所有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殊类异路，心不相慕”，“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应也。”都在证明着人与自然物，是不能交合而生人的。但是，那些因“感”而生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古人谁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当然，对于古人，我们不能求全责备。不过，古人没有完成的任务，确也实实在在地留给了今人。
六、对于感生说的破解
对于伏牺、神农、黄帝等人离奇古怪的出生，统称之为感生。人们对于感生故事，往往理解为神话。其实，不然。中国古人类是很朴诚的。他们编撰故事，也往往以事实作为基础。所以，在他们编撰的感生故事中，总能找到人的影子。
上述著名的感生人物，总共十一位。其中十位出生在史前，外加一个汉高祖刘邦。这十一个人的出生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是感生。
感，《说文解字》中说：“感，动人心也。”这样解法一直流传至今。要按这种说法解释感生，必然会解释出“精气潜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的神话。其实，感字还有另一种解释。在北方偏辟农村或山区故老相传的方言中，有一种任何辞书都不见的解释：性交。他们牵着雌性动物如牛、羊、猪去配种，就说是“感牛去”、“感羊去”、“感猪去”。在开桃色玩笑或骂人时，感字有时也用于人。有一位女同志，在问卷“有无性冲动”栏中写道：“我想感就有，不想感就没有。”感者，雄施雌受之谓也。以此放入感生记载的原文中，一般是能够解释通顺的。
感生人物共有七例。
其一是炎帝神农氏。
任姒“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这句话是说，任姒游华阳之时，有“神龙首”感于任姒，后来任姒生了炎帝。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王充在《论衡·奇怪篇》中说的：“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这里的“感”字，亦有雄施雌受之义。这“神龙首”，并非真龙。世上本没有龙。那么，“神龙首”何以感于任姒而生炎帝呢？
中国古人类有许多部族。各部族认为自己与某种自然物有血缘关系，便对此物加以崇拜，以为自己部族的徽号。众多部族徵号中，有许多是动物。中国古人类凭着自己丰富的想像力，把许多动物的一部分组合在一起，凑成一个威风凛凛，神气活现，且具灵异的龙。有的部族认为自己与神龙有血缘关系，从而以龙作为自己部族的徽号。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5000年以前的一壮年男性墓中，用蚌壳摆塑成的龙，已经很神气。说明距今5000年以前，已经有了崇拜龙的一族。
在母系氏族社会，一位老母亲要说，她曾与某自然物感生了人，那么，这一部族的人，就都以为自己与某自然物有血缘关系，而加以崇拜和祭祀。而某自然物便成为这一部族的徽号。在山顶洞人时期，最晚在女娲伏牺兄妹以前，中国古人类已经有了姓。姓往往是老母亲的名字，是故古老的姓如姜、姬、姞、嬴等，都带女字边。姓的作用，一是亲情的标志，一是别婚姻也，即同姓男女不得性交。当时的祭祀很多，而且每逢祭祀必有性交，以诱发神灵消灾降福。同姓男女不得性交，执行得比较严格。祭祀时，少男少女很多。在那种情况下，不便于再向对方姓氏。于是，聪明的中国古人类，便想到了自己部族的徽号，因徽号而知姓。所以，在参加有男女性交的祭祀时，男子就必须在面部画上自己部族的徽号，以警示同姓女子不要招惹，回避着点儿。
这样说来，任姒是在参加华阳地方的祭祀时，遇见一个崇拜神龙部落的小伙子。小伙子面画神龙首。二人投缘，交合而孕生炎帝神农氏。
其二是黄帝。
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大电，电纹也。枢星，北斗七星之第一星也。这是说，附宝去祁野参与祭祀时，遇见一个面画电纹绕北斗枢星的小伙子，小伙子感于附宝，附宝怀孕。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孕二十四月是不可能的。其实是，附宝与面画大电绕北斗枢星的小伙子那次性交，最令她消魂，以至总也忘不了。这次性交，距黄帝出生二十四个月。其间，附宝必有与他姓男子之交合，大约在“消魂”之后十四个月时。
其三是颛顼。
颛顼，乃昌意之子，黄帝之孙也。“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生颛顼。”瑶光，北斗七星之第七星名也。蜺，音倪，同霓，虹也。虹呈彩色，瑶光星呈现白色，故曰“正白”。“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是在说，瑶光星发出虹形之光芒，呈白色。此亦部族之徽号。其实是指面画“瑶光如蜺贯月，正白”的小伙子。幽房，深奥之房也。宫，庙也。《河图》中的这句话是说，面画“瑶光如蜺贯月，正白”的小伙子，在深奥之庙中，与女枢交合，后来生下了颛顼。祭祀时的男女交合，本是不避忌他人的，此二人何以选择了“幽房之宫”？莫非祭祀时之男女交合，有身份好讲究之女人，亦开始对他人有所避忌？
其四是尧。
“尧母庆都出野，赤龙感已，遂生尧。”出野，是说去参加祭祀。面画赤龙的小伙子感于庆都，于是就生下了尧。此与任姒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相仿。由此可见，当时崇拜龙的部族不止一个，其所崇拜之龙，形色亦不相同。
其五是舜。
唐朝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墟，故城也。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是瞽叟，并未说他是舜之父，可舜父另有其人，即下文所说之“大虹”。其二是握登遇见崇拜“大虹”部族面画大虹的小伙子，是在野外祭祀之时。其三是标点。如按上述断句，则“意感”是受《说文》“感，动人心也”的影响，依此，势必解释成“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气潜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这就陷入了唯心的泥潭而不可自拔。当去掉“意”字，才能通顺。如果改变一下断句的方式，断为“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意者，心所计虑也。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瞽叟姓妫，妻曰握登，握登在祭祀时遇到崇拜大虹部族面画大虹的小伙子。一见钟情，筹划思谋与之交合，最后，她成功了，小伙子感于握登，握登因而受孕，而后生舜于姚墟，所以，舜姓姚。因握登不知小伙子之姓名，故使舜以其出生地名为姓。
其六是禹。
《帝王纪》中说：“父鲧妻脩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贯，中也。昴，音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即旄头星。流星贯昴，是一种部族的徽号，此指该部族中面画流星贯昴的小伙子。梦接意感，意思比较拗。接，交也，指两性生殖器之交接，如言交尾是也。接，与感相对，义同，均指男女交合也。如果将梦接意感，解释成梦中交接，意以交合，则与“精气潜感”一样，都没有实际操作，不可能怀孕生子。参照下文“神珠薏苡”可知，脩已是在野外参加祭祀之时，遇见了面画流星贯昴的小伙子，因而不可能有睡中之“梦”。其实，意感，是心所计虑即心中筹划思谋与之交合。梦接，则是交合的一种境界。梦接意感，言脩己心慕之，先还能筹划思谋如何与之交合，继而情迷，则如梦如痴，不由自主地与之交合也。这次交合，二人都得到了极度性愉悦。结束之后，脩己仍然沉浸在回味之中，小伙子则去采集薏苡。小伙子严格遵循当时习俗：男女交合，男子必送女子一点小礼物。于是，他将薏苡之子实去壳为薏米。薏米，白色，可食亦可入药；卵形似珠，故曰“神珠薏苡”。小伙子将薏米赠送脩己，才有了脩己“又吞神珠薏苡”。胸，古人常以脐、胸代女阴。坼，音彻，裂开也。看来，禹出生时是难产。因脩己不知或不愿说小伙子的姓氏，只知“吞神珠薏苡”而生禹，是故禹及夏王室姓姒氏。《史记索隐》引《礼纬》说：“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故姓姒氏。”
其七是刘邦。
进入三代时期，私有制已经确立，人们的私有意识明显增强。这使男人更加追求“我的儿子”，女人在私有观念驱动下，对于婚姻家庭亦产生了向心力。禹曰：“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书·虞书·益稷》）。这是说，禹治水时，娶了涂山氏之女。辛日娶，隔壬癸二日，至甲日启呱呱而诞。禹生气地说：“予弗子！”即我不把启当成我的儿子！禹在追求“我的儿子”。并因启非“我的儿子”，气得“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名女娲，亦称女娇。她辅佐禹当了部落联盟大酋长后，又谏议禹把“部落联盟”改为“华夏大联盟”，把天下划分为九州，铸九鼎以象征九州，使禹威望大增，“权力也日趋集中”（《中国古代妇女史》）。这样，散乱的性交明显减少，就连祭祀媒神的活动，亦不许已婚妇女参加了。“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周礼·地官司徒·婷氏》）。而徽号亦失去了其认姓的功能。女人与自然物感生英雄的故事，亦已不见。
但是，经过近二千之后，又出现了这样一件事：”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这是实实在在地“感”，且采取的是《玄女经》所谓“九法”之第一法曰龙翻。与司马迁同时之人刘安，在《淮南子·精神训》中说：“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对于女人十月怀胎，说得如此详细。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司马迁，不可能不懂“十月怀胎”。司马迁说“见蛟龙于其上”，《广雅》云：“有鳞回蛟龙”。这等于说刘邦不是人揍的，或者说刘邦是个私生子！司马迁这样记载，是否与他受宫刑有关？后世有称《史记》为谤书者，盖指此耶？
第二是履迹。
因履迹而生者，是伏牲和后稷。记载较为详细的是后稷的出生。
对于后稷出生的记载，《诗传》、《史记》都源于《诗·大雅·生民》和《诗·鲁颂·閟宫》。相比之下，《生民》比《閟宫》更详细亦更难懂。据说，《生民》乃周初名相周公姬旦所作。他在《生民》中，是这样叙述其女始祖孕育其始祖后稷的：“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民，人也，谓周人也。时，是也。禋，音因，祭天也。祀，祭祖也。禋祀，指在都城南郊祭天，以媒神女娲配享。这实际是祀高禖，是以下文有“以弗无子”，即去无子而求有子也。履，践也。帝，上帝也，实是代表上帝的神尸即男巫，其职为以舞降神，为人祈福者也。武，步迹也。敏，速也，快也，指舞蹈的节律。歆，音欣，动也，指心动，言性欲启动也。履帝武敏歆，是说姜嫄随着神尸的步迹跳舞，越跳越快，跳得姜嫄性欲启动。于是才有下文的“攸介攸止”，攸，所也。介，大也，言其所止之处也。止，息也。是说姜嫄与神尸到一个宽敞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的结果是“载震载夙”。载，语助辞，则也。震，娠也，即怀孕。夙，肃也，言谨守胎教也。育，养也。这十句话是说，那初始孕生周人的，就是这个姜嫄。怎样孕生周人的？姜嫄能够恭敬地去祭祀媒神，祈求媒神让她生个儿子。她踏着神尸步迹跳舞，越跳越快跳得性欲启动，就在宽敞的地方与神尸交合，就怀了孕就谨守胎教，就生了儿子，就养育了他，这个人就是后稷。这样说来，后稷是姜嫄与神尸交合的结果，而履迹即尾随神尸跳舞，不过是性交的前奏而已。
伏牺之出生与后稷几乎相同。“伏牺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雷泽，乃祭祀之所，如春秋时楚之有云梦然。大人，即代表上帝的神尸或曰男巫。迹者，步迹也。履，践也。这是华胥在祭祀时，与神尸共舞，神尸舞于前，华胥尾随于后，二人跳得情至不能已，便当场作爱，于是怀孕而生了伏牺。
第三是吞燕卵。
因其母吞燕卵而生者，有契和皋陶（或称大业）。记载较详细的是契的出生。
对于契出生之记载，《诗传》、《史记》皆本于《诗·商颂》之《玄鸟》和《长发》，可能还有当时的传说。前所引《诗传》和《史记》，可以互为补充。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高辛氏（即帝嚳）之妃，有娀氏女简狄，祈于郊禖，鳦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鳦，音乙，燕也。这样，《玄鸟》、《长发》、《诗传》、《史记》、《诗集传》关于契出生的记载，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帝嚳之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为求子嗣，去参加祭祀媒神女娲的高禖之祀。贡献牺牲之后，少男少女开始跳万舞。而万舞是一种颇涉淫邪的舞蹈。以玄鸟（燕）为徽号族中一个小伙子，面画玄鸟徽号，也来参加高禖之祀。小伙子和简狄互相看中而成为舞伴。简狄跳得很卖力，一身香汗，与姊妹相约到玄丘之水去洗澡，小伙子舍不下简狄，便尾随而来，按照少男少女性交男子向女子赠送小礼物的习俗，小伙子把带在身边的燕卵赠送简狄，以表达其爱慕之情；简狄接受并吃掉燕卵，以表示接受了小伙子这份感情。于是二人交合。简狄因此怀孕而生契。因不知小伙子姓氏，只知简狄吞燕卵而生子。燕卵，燕之子也。故契姓子氏，商王室亦姓子氏。
另一个因吞燕卵而生者是大业即皋陶。与简狄不同的是女脩与人交合并非祭祀之时，并且女脩系非婚生子。“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陨，音运，从高而下也。玄鸟，乃部族之徽号也。女脩织，说明她在织布，而非参加祭祀。这一段话是说，秦的祖先，是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正在织布，崇拜玄鸟部族面画玄鸟徽号的小伙子，遇到女脩，一见钟情，将随身携带的玄鸟卵赠送女脩，以表对女脩的爱慕之情；女脩对所赠燕卵接而食之，以表示愿意接受这份感情。于是二人交合怀孕，生子大业。因不知小伙子姓氏，女脩又未嫁，故大业即皋陶以母族而祖颛顼。
至此，对于十一个著名感生人物的出生，总算给予了一个自以为比较切合实际的说法。掩卷沉思，感生说，历来为难解之题，是以人多以神话目之。今不揣冒味，试解之，力求还其一个本来面貌。所作解释未必完全确当，意在抛砖引玉，挑起同仁争论，在论争中集思广益，以便彻底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史记》、（汉）司马行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出版，1959。
2、《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3、《国语》、《战国策》、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8。
4、《四书五经》，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1988。
5、《论衡》、（东汉）王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
6、《资治通鉴外纪》、（宋）刘恕编集，（清）胡克家注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