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市政府网:朱锋：影响我们准确、科学认识世界的五个因素

朱锋：影响我们准确、科学认识世界的五个因素

　　我7月在国外给王缉思老师写电子邮件，问王老师一个问题：今天中国越来越全球化，但中国对世界整体的认识，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是进步还是没有进步？我的观察是似乎并没有多大的进步。

　　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官方的话语体系没有进步，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们话语系统中的核心概念、及其定义和解释几乎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话语系统的内在逻辑联系也没有显著的更新。虽然我们话语系统中的观察角度和结论有一些变化，反映了我们对于今天世界变化现实的新认识，但这些变化仍然不足以支撑一个急剧变化后的中国、急剧变化后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中，中国对于利益、目标和政策手段等诸多问题所需要具有的新思维和新认识。

　　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当我们的官方话语体系没有变，那么，无论中国所处的“现实世界”怎么变，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更多的是存在于自身所创造的“话语世界”里。在这个我们自身制造出来的“话语世界”里，我们要么冲动、要么悲愤、要么沮丧、要么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总之，我们很容易在若干个“思想极地”之间游离和冲撞，缺少的是，对于真实的“现实世界”在观察、判断上的冷静、理性和细致。

　　我最近感觉挺痛苦的一件事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发达的信息工具，有那么开放的国内市场，有那么紧密的全球社会中的互动，中国主流话语在解释一个变化的中国和世界的时候却没有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过程，是一个巨大的“中国改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中国变强、变大，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实现方式变了，中国的战略目标变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变了，中国需要审视和追求基本利益的方式和手段都需要随之变化。

　　但问题是，整个国家对变化了的中国、变化了的世界、变化了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无论是从心态上还是观念上，到体制上、人力资源的储备上，都远远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事实上我们的心态、观念、政策、体制到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积累，都没有跟得上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

　　为什么没有跟上？确实中国、世界变化太快了。尽管现在有很多失位，有很多没有踩准步点，没有做出相应政策的诊断性和适应性的分析和调整，但我们完全可以准备。

　　我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政治系统如果用陈旧、甚至故意扭曲的官方话语体系解释这个世界、教育和引导中国人的时候，是否恰恰符合今天的政治价值、政治利益的分配？如果这个情况存在，从中国的国内视角来看，那么，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中间层次”在妨碍中国人对一个已经充分变化了、而且还在继续变化的“现实世界”的准确认识？为什么这个“中间层次”使得我们本来为了正确、理性的对策应该具有的客观、科学的信息，最后许多被处理过了，被冲洗、包装甚至是故意的扭曲，把它变成了我们这个系统唯一所需要的东西。

　　我的初步看法是，如果我们现在的政治体系、社会系统继续缺乏制度创新，我们对变化了的世界再准确、深刻的了解，最后被“搅拌”出来的仍是扭曲的中国式的“话语世界”。至少有五个因素影响我们对世界准确、科学的认识，政治的机制和体制的利益分配，可能不允许对现实的世界有非常准确的认识。

　　我简单梳理一下这五个因素：

　　第一，因为意识形态陈旧，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没有更新。观念体系没有更新怎么能对今天的世界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呢？

　　我最大的体会是与官员探讨国际问题，他们谈到为什么中美关系永远好不了，中日、中美都打仗，就是因为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没有道德和价值的因素就没有持续、广泛、深刻的利益。看今天的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只讲利益。但回过头来，这么多意识形态的利益，让中国充满了道德感。比如我们认为霸权主义是坏的，我们想想，如果没有警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美国管着这个世界，中国的经济能有今天的发展吗？今天中国的崛起、中国人的道德理想主义泛滥的结果，就是认为只有我们是“好人”，因为我们和平崛起，我们朋友遍天下，但最重要的现实是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中国看世界的方式和现实有巨大的出入，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观念体系没有更新、主流的官方话语没有更新，你再讲主流话语都是那一套，背后的逻辑这20年没有变化过。

　　第二，中国的精英、大众在对世界认知上的高度“多元化”。中国人看世界的观点和主张已经完全多元主义。中国人怎么看世界？如果我们作一个“光谱分析”，那么，最左边的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随后是“激进的现实主义者”，靠右的是“热情的国际主义者”，最右边的是“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要再细分的话，“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阵营中又可以分成“亲左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左的民族主义者”。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这五个阵营在看待和处理世界问题上的互动过程和他们对互动模式的选择。导致中国人世界观多元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而是更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中国正在不断出现和崛起的利益群体或利益团体。

　　第四，今天中国的权力、权威的运行程序，“官治”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中国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官治，领导人不发话，底下人就不做。这导致了责任的缺失，导致了很多利益的寻租、制度的缺失、程序的缺失。“官治”的特征，伴随的现象是中国的弱领导群体，领导人没有个性，领导人没有展示出既然今天社会这么动荡、我给出一种我的选择的魄力。我们是靠制度实行，而现在制度的群体是官的群体，官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个性、责任、眼光。中国变化这么快，为什么官的群体反而在被弱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官方话语权的落后，包括多元化竞争社会的舆论、利益群体的影响，并没有一个统合的机制。像美国有利益群体，但有基本的代表程序和游说机制，也有法治化的制衡和管束制度。我们知道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利益群体是怎么运作，受什么样的体制约束。但中国看不到这些。当中国社会已经是利益结构多样化、利益团体政治化时，我们看不到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在有效地制约和规范这些多元化的利益群体，看不到谁在协调、代表和维持跨部门、跨行业、跨阶层的利益协调和政策平衡。“7·23”动车事件是最典型的事例。

　　第五，中国人对国际问题依然浓郁的“悲情意识”和“受难情结”，妨碍了中国对已经崛起和变化了的中国在看待和处理国际问题时理性的自信和宽容。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受难者心态。我们在思考国际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想着对方有各种各样的“阴谋”或者“阳谋”，媒体对国际问题的报道，也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已经有33年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我们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只要中国保持稳定和团结，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轻易威胁中国。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必须“向前看”而不是总是“向后看”。

　　在这五个因素的影响下，世界在变，国际趋势我们可以作整体的诊断，但整体中国人对变化了的中国、变化了的世界，以及变化了的世界和中国之间关系的看法和反应究竟有多么准确，事实上还存在着巨大的疑问。

　　最后，我想说中国从国际因素看世界的变化和未来中国的政策，可能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让今天世界客观发展的形势、数据，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还原为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过程。世界的趋势和未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核心是中国人怎么看、怎么选择。怎么看、怎么选择，最核心的是中国人需要回归阅读、学习、反思和进取的传统和能力。大国崛起的本质注定是艰难的“大国成长”的过程，是学习怎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受人尊敬、而又持续强大的大国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外在的信息经过中国现有陈旧的“话语系统”被过滤和被扭曲，无法转化成为及时、有效的政策产出，那么，现在这个过程不仅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甚至是我们至少无意地在错误输入数据，从而变成了丑陋的利益更不平等的再分配过程。

　　未来中国最让我担心的是，我们依然在“自我的轨道”上不去反思、不去勇于改变，不管世界发生什么趋势，中国人总是受国内体制的“惯性”引导。其结果，我们未来的政策选择可能更加“自说自话”、自己跟自己玩儿，自己跟自己诉诸永远的民族悲情。这会让我们在自己的“话语世界”中继续找到“感觉”，但结果是我们和“现实世界”的距离日趋遥远。

　　作者朱锋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