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鳗鱼怎么做:穿越历史与现实的五四精神--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编

   〈民主与科学〉 编者按：2009年4月30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民主与科学杂志社在京召开了“穿越历史与现实的五四精神”专题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就五四精神的精髓和内涵、以及“五四”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和现实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刊编辑部将此次座谈会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穿越历史与现实的五四精神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编

缘起
■邵 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及其走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之深远是很难比拟的。就九三学社来说，我们和五四运动还有一些特殊的渊源。九三学社的创始人许德珩先生，当时是北大学生，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被捕的32名学生中的领头的一位，还有几位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也在这32名被捕学生之列，像潘菽、初大告、杨振声先生，当时也是坐了牢的。所以，九三学社的前身就称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最后定名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成立宣言里明确指出，九三学社的职志还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许老等九三学社老前辈，基本上每到“五四”纪念日，都要开会、写文章，特别是许老，自“五四”30周年以后，除了“文革”期间，每年都要写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直到1989年他还写了最后一篇。纪念“五四”，同时思考今后的发展道路，成了我们九三学社的一个传统。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们想通过这种研讨会形式，多听听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五四”的思考，用这样的方式，一方面纪念“五四”，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参政党更好地履行职责，更好地继承“五四”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创造一些条件。


重读龚育之的文章《纪念五四：从两大口号到三大口号》
■孙小礼（北京大学教授）
　　感谢民主与科学杂志社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座谈会，我对“五四”毫无研究，很愿意来听会和学习。孙伟林让我讲讲龚育之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幸好昨天我找到龚育之在2005年写的一篇短文，内容正是谈“五四”，题目是“从两大口号到三大口号”。我觉得文章虽是四年前写的，如今仍有现实意义，仍有切中时弊的针对性，所以我把它打印出来了，在这里宣读一下，我把题目改成：“纪念五四：从两大口号到三大口号”，文字略有删节。
　　两大口号，就是科学和民主。这两大口号，是《新青年》提出来的。这个杂志原名《青年》，1915年创办，到现在正好九十年。它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
　　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了一篇《敬告青年》，就提出了这两个口号。不过当时叫科学和人权(那时，人权和民主常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1919年陈独秀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新青年》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掷地有声的一篇战斗宣言。旋即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波及全国的群众性“五四”爱国运动。从此，德、赛两先生在中国声名大振。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陈独秀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也提倡民主和科学，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又成了德同志和赛同志。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为科学和民主奋斗了三十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五十多年中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科学和民主奋斗得如何呢？
　　概而言之，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又有甚多的不足，还需要新的觉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迎来了新的觉醒。
　　这新的觉醒，是伟大的，也是艰难的。
　　人权入宪，法治入宪，是新的觉醒，是重大进展。入宪，不是万事大吉。作为有重大意义的新的开始，是万事开头难，万事落实难。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又是新的觉醒。
　　三大口号：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来的。科学、民主、法治，要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
　　人们有理由期望，这三大口号，科学、民主、法治，应在中国有新的扎扎实实的发展，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虚文中。
　　人们有理由期望，中国所有的叙史论时的杂志，都继承《新青年》的优良传统，在推进中国的科学、民主、法治中办得更加活跃、精彩、起到更大的作用。
　　龚育之在文中严正鲜明地指出：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和科学，有甚多的不足，需要有新的觉醒。在文章的最后，他提出了两个期望：第一个期望是“科学、民主、法治，应在中国有新的扎扎实实的发展，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虚文中”，这里除了赛先生、德先生，还加上了“法”先生；第二个期望是：“中国所有的叙史论时的杂志，都继承《新青年》的优良传统，在推进中国的科学、民主、法治中办得更加活跃、精彩、起到更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叙史论时的杂志”，当然包括《民主与科学》杂志，所说的期望，当然包括人们对于《民主与科学》杂志的殷切期望。


五四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由民主与科学杂志社来举办这个纪念座谈会，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我们纪念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八十周年，现在又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我讲几点感想式的意见。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也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
　　陈独秀首先提出了这两个口号，树起了这两面旗帜。陈独秀被尊崇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之无愧。
　　民主和科学，对中国人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也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
　　大家都知道，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社会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今天，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和科学，能够在中国人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为什么能够促进中国人思想和中国社会的进步？简单地说，因为它适合中国人的需要，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民主和科学，以及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些，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今天，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悟出一条道理，像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善于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来促进自己的发展。要处理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了更多更深的体会。三十年来，我们借鉴的最主要的人类文明成果，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我们只是提出要吸收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升华，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从历史上看，相对落后的文明吸收借鉴先进的文明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是很自然的现象，也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奇怪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人臧否民主、人权等人类共同追求的这些文明成果。他们的这种观点，造成新的思想混乱，必然导致否定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很不利于推进改革开放，很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提出“和谐世界”、“和谐海洋”，也是以承认人类有某些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为前提的。
　　如果当年以陈独秀为领袖的创办《新青年》杂志的一批人，包括李大钊、鲁迅等人，也持上述那些人的观点，他们还能在中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吗？如果这样，恐怕也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能有五四爱国运动了。
　　（二）民主与科学仍然是我们的旗帜。
　　在拨乱反正中，胡耀邦指导我们理论动态组撰写了《科学和民主》的文章，发表在《理论动态》第58期（1978年5月5日）。这篇文章指出，“四人帮”是科学和民主的大敌，他们搞的是愚昧和专制。这篇文章阐明了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扬科学和民主精神的重要意义。当时，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胡耀邦在1978年5月6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这篇文章，几十年来的问题，一下抓住了，科学和民主。这是他对十年“文革”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
　　回顾十年“文革”，这一场大灾难所以能发生，能延续十年之久，我们的社会缺失民主精神和制度，缺失科学精神，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借助于个人迷信这样的愚昧而发动，借助于个人迷信这样的愚昧而延续，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又依靠以“大民主”为重要表现形式的专制，而发动，而延续。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再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在林彪垮台后，还敢于搞他们那一套，而且很凶，时间很长，要研究一下。我看他们有两条，一是以假乱真，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行法西斯专政，简单说是两条，一是愚民政策，一是恐怖手段。这两条，概括地讲，就是愚昧和专制。
　　拨乱反正，实质上就是要改变愚昧和专制，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迷信，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就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民主也逐步恢复。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胡耀邦曾说：专制与愚昧是四个现代化的大敌。这已经为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所证明。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就是要同专制与愚昧告别。在我们这个社会，恢复、发扬、发展民主和科学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只能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我们要结合实际，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更高地举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
　　（三）科学发展要有民主政治作保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主和科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民主方面，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又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样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科学方面，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科学发展的阶段，全国各地正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举得更高了。在思想认识上，特别是在实践上，民主与科学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正如上述《理论动态》的文章所说：“我们要估计到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专制主义遗毒、缺乏民主习惯和经济文化落后等不利因素。”在我们国家，培育高度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是长期的任务。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要十分珍视，但又不宜估计过高。
　　在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科学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这是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
　　一位基层的同志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说：只重发展不要民主，不是科学发展；只讲民主，不重视发展，这样的民主注定难以为继。（《学习时报》第483期李玲《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深化党内民主》）
　　一位理论工作者在文章中说：改善民生和发展民主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既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民生与民主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进民生，民生需要民主，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种错误的思维。他这里讲的民生，实际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我着重讲两点：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有民主政治作保证。中共十七大报告给科学发展观三个定位，一是科学理论，二是重要指导方针，三是重大战略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是要作正确的决策，包括战略决策。决策的科学化要有民主化来保证。决策的实施，更要发扬民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2.民主需要科学化。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就是《民主需要科学化》。我认为，民主不但需要制度化、法律化，还要科学化。不论是发展民主的战略和决策，还是实施民主的具体办法，都要讲究科学，否则，民主就不实在，变成走形式。总之，经济社会要科学发展，民主政治也要科学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前夕，《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以“穿越历史与现实的五四精神”为题，召开专题座谈会，这是很有学术眼光和现实意义的。这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好纪念。
　　什么是五四精神？一言以蔽之，其核心精神是科学和民主精神。“五四”先哲或先贤可谓先知先觉、慧眼识真金，他们放眼就洞察到西方世界的两大瑰宝即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的普世价值，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思想最薄弱乃至最缺失的环节。把民主和科学精神作为五四精神的核心，正是立足于这一基点，也是考虑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派别或哪一个运动具有如此敏锐的眼光和远见卓识。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把这个时期定位在1919年前后，即从19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和《科学》月刊出版，中经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1919年的“五四”风潮、1923年的科玄论战、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以及遍及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本土化运动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运动），“五四”先行者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阐发民主要义（以及与之一体化的自由、人权、法制等），鼓吹民主宪政；他们大力引进科学知识，同时特别倡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实证精神、理性精神以及怀疑批判精神。他们不仅是思想启蒙的先驱，而且身体力行，直接投身到民主和科学的伟大实践中。遗憾的是，由于多年战乱和1950年代以降长达二三十年的走马灯似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不幸被迫中断，五四精神逐渐隐退甚至丧失殆尽，以致酿出反民主、反科学的“文化大革命”的闹剧和悲剧，致使亿万民众落难，整个国家遭殃，思想文化凋敝，人性人格倍受扭曲和摧残，也使五四精神蒙受奇耻大辱。
　　直到19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精神终于回归它的发祥地，伴随改革开放的东风焕发出新的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的思想解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五四精神的接续继承、发扬光大，乃至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推进，是在新时期新的思想启蒙。这是一个充满精神追求和激情四射的年代，是中西文化热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年代。当时，集中体现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西方科学哲学像一股清风，吹拂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尤其在莘莘学子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证伪主义和开放社会理念，库恩的范式转换和科学革命论，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多元主义方法论，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或精神气质等学说都曾风靡一时，在国人的精神世界激起阵阵涟漪。当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与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三家刊登西方科学哲学评介和国内学者潜心研究成果的杂志被喻为“三大思想天窗”。以传播科学新知和西方新颖思想的《走向未来丛书》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受到读书人、尤其是青年人的热烈追逐，一本书动辄连印数十万册，一时洛阳纸贵。“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理论）等新科学术语和方法风靡一时，成为知识人热议和闲谈的话题。科学主义（非贬义的）变成流行的社会思潮，无功利地学习科学和攀登科学高峰成为一种时尚，科学的春天真正来到了。与此同时，反思专制政治，探究民主真谛，追求民主秩序，争取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有幸的是天假良缘，其时我对马赫、彭加勒等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文本和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拨乱反正，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指讹纠误，对爱因斯坦等哲人科学家的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思想的发掘和阐释，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意蕴的探索和弘扬，也为80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主旋律谱写了几个小小的音符。
　　80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直指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极左思潮和盛极一时的教条主义。凡是过来人无人不知，这些思潮和主义是压抑国民思想、窒息国人精神、泯灭公民意识、扼杀个性人格、阻塞中国人焕发创造力的痼疾和恶疾。不剔除这些顽疾，民主和科学精神就无法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正是80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以摧枯拉朽之势，廓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某些思想障碍，才迎来国门对外全面开放，经济改革稳步推进，民主法制逐渐确立，与时俱进见识最终提出。同样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场运动也戛然而止、无疾而终。像五四运动一样，它也没有把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进行到底，以致民主和科学精神至今仍未真正变为国民的自觉意识。政治改革步履蹒跚，民主监督缺席失语，一些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屡禁不止，面子工程不断上马，公款享乐无孔不入，思想创新缺乏活力，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眼下，召唤五四精神复归，继续80年代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进程，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和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也是具有历史担当和批判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知识的人或知识人———不可推卸的现实责任和神圣使命。


“五四”区别于以往爱国运动的标志是“民主”与“科学”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今年第四期的《上海文学》刊登了老舍的儿子舒乙纪念冰心的文章《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他专门写道，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会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冰心先生说的这句话很生动、很形象、很幽默，冰心这句话我这几天经常讲，我觉得冰心先生作为“五四”的经历者，说到点儿上了。“五四”实际上的核心还是民主与科学。但是，从1949年到1979年谈“五四”就不谈民主与科学了，主要谈和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的改造，谈要灭除个人主义。从1979年起，思想开始解放，又开始把民主与科学和“五四”联系起来了。“五四”的核心，或者说它区别于以往爱国运动最重要的标志还是民主与科学。
　　不了解历史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1978年科学大会的召开，能够产生那么大的思想解放的作用？那是因为我们有过“大跃进”、“文革”时期上纲上线批判科学家，科学受到排挤和压制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惨痛经历。而科学大会提倡科学、尊重知识，意味着几十年来的基本政策和国家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只有了解这些，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人们又要重新怀念起“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现在也有一些人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如此重视科学，其实五四提倡“科学”，主要是指科学精神，一种理性精神，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现在虽然科学在中国很兴盛，但实际上独立思考的精神并不兴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广义地理解“五四”，它是一种启蒙，要树立一种理性的精神。
　　另外，对“五四”的研究，我始终不赞成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只把思想家的言论、话语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比如胡适也有很激烈的话，也有很尊重传统的话，有的人就只强调这一面，有的人只强调那一面。我觉得研究大的社会思潮必须和研究社会紧密相连，把社会思潮和实际的社会运动、社会后果联系起来。关于反传统，胡适当时就说我们之所以要反儒教，并不是要反对儒学本身，而是反对它定于一尊的地位，反对它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并不是说它对中国人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一点胡适当时就说得很明白。有人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一种破坏，没有建设。其实，新文化运动建设成就多多，我举一个最直接的成果，那就是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年，政府开会讨论学制问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成为会议的重要人物。在他的影响下，最终确立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实践证明，这种学制适应了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特点，直到现在还在我国实行。新学制实质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这是新文化运动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1922年到1949年，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在外患不断、内战不已、政府贪腐不堪的混乱情况下，教育领域却是人才辈出，产生了许多学术、文化大师，人们到现在都仍在怀念那时的“老大学”、“老中学”，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设性”影响之深远。所以研究“五四”、评论“五四”，应该多看具体的事实，具体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后果，不要寻章摘句，脱离社会背景。
　　关于爱国，我再讲几句。现在一些青年容易走向一种盲目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非锁国的爱国主义”，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了六条要求，其中一条就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四”那一代人都是爱国者，同时又是世界主义者，主张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提倡的恰恰是像“五四”时期那样的理性的、开放的爱国精神，而不要狭隘的民族主义。


面向青年  提供史实
■陶世龙（科普作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前所未有，成绩巨大，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不能不看到精神上却在滑坡，社会上诚信缺失，荣辱颠倒，不问是非，惟利是图，也是空前的。需要居安思危，寻求解决之道。
    对于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盛行，假冒伪劣充斥等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各家所见相同，但对产生这些丑恶现象的根源和如何消除，则大不相同，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
    值此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思想界各种派别都在借此发出自己的声音，从网上的情况来看，对于“五四”先贤请来德赛两先生，是为治疗中国社会的痼疾，大多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民主与科学乃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特别是实现民主。一些人认为，“五四”提出的任务尚未完成，仍需再启蒙；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政争的乱局，可以证明西方民主不适合东方，民主与科学有东西之分，中国只能实行中国式的民主，而这早已实现了；还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整个是一个错误，一个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的错误”，全盘否定。

    众说纷纭，但从根本上看，不外欢迎德赛两先生，和不欢迎德赛两先生、特别是不欢迎德先生两种态度，实亦百多年来矛盾的继续。
    就网上所见，双方不仅在看法上尖锐对立，而且也已出现不讲道理，戴帽子、打棍子，甚至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局面，眼下似乎是在网上谈兵，但不排除一旦气候合适，还会有人试图搞“文革”。
    因此当务之急是怎样缓解这些矛盾，犹如地震，常有小地震的地区，因能量逐渐释放，一般反而不会有特别大的地震；夏威夷的火山，可以临近参观，也因为它经常喷发，一般不会爆炸。社会也是如此，如能正视问题的存在，容许讨论，抒释疏理，群众便可认清方向，减少改革道路上的阻碍。
    当前出现的尖锐对立，集中表现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而无论持何种观点，都需要以事实为基础具体分析，因为分歧的产生和加剧，很大程度是因为对事实的认知不同。我相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了解历史真相后，是能够取得共识的。
    因此，我希望《民主与科学》能更多提供那些年月的历史真实，并更多面向青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今天的年轻人所知很少，而且所了解的有限的历史，常已非本来面目，譬如一些人以为“文化大革命”，是真的在反对官僚体制，废除特权，发扬民主和维护言论自由，实现社会公平。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而有关该段历史话题的讲述又常语焉不详，所以有这些想法也不奇怪，但是长此以往，发展下去是很可怕的。
    九三学社源出于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以民主、科学为宗旨，成员中许多人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有条件也有义务提供史实以为后继者鉴戒。为此我提出了以上的希望。


首先要正确理解五四精神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对“五四”，我有一个文化情结，那就是民主和科学，这是我们前辈的追求，也必定会成为后辈的追求。30年前1979年的“五四”座谈会，我也参加了，那时正值拨乱反正时期，与会者情绪高昂，大家欢欣鼓舞，对改革的前景寄寓莫大的希望。记得我发言的主题是“人的解放是五四运动的主潮”，现在看来当初的情绪过于乐观，对可能发生的阻难估计不足，30年后的今天又参加同一主题的座谈，却有些悲哀。因为这些年来，五四精神受到很多质疑，有的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五四运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儒学在中国的中断，是于“五四”时期激烈地反孔，使中国文化发生断层，因此对中国道德文化危机的溯源，往往归罪于“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这是不公平的。“五四”时期的反礼教，打倒孔家店，对思想启蒙起了很大作用，对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是利大于弊，这无用赘言。真正使儒学在大陆衰落的是1949年后极左思潮的影响。
    众所周知，以阶级斗争为纲，曾经主导中国的一切事务，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无人逃脱其外，间有非议的莫不受到冲击或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参批。阶级斗争绝对化的传播，肇成儒家的礼义仁爱被人唾弃。登峰造极的是在“文革”时期，大规模地评法批儒运动，席卷全国城乡，抓了大人又抓小孩，江青在幼儿园中宣布要对幼儿进行“粗知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什么是“粗知”，就是从小就要接受“四人帮”那一套“阶级斗争”。我亲眼看到，在我们社会科学院的大院内，一名出身不好的老人受不了批斗，纵身跳楼自杀，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居然吐着吐沫，蹬着脚说：“活该，地主婆!” 看到这一情况我受到很大震撼，儒家所能剩下一点温情脉脉的东西，全都被摧毁无遗。这又岂是孩子，大人又何尝不如此? “文革”期间，红卫兵冲进曲阜的孔庙，把孔子的塑像拉下神坛，挖了孔子的眼睛，对孔子剖肚开肠，到处抄家砸庙，焚烧书籍，毁坏先贤的遗迹和历史文物，这才是对传统真正的割裂。对这种灭绝历史的行为和极左思潮，如今又清算了多少?
    “五四”时期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传统有过激的批评，但都局限在精英的小范围内，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有个例证可说明问题。早在上世纪20年代“五四”以后，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生有一份考题，考卷中要求考生列举崇拜的人物，应考的有300 多人，都是中小学生，统计的结果，列于第一、第二的是孔子和孟子。这份答卷实际上是个难得的民意测验，他们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小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从这些答卷中可以发现，孔子和孟子的影响极其深远，崇拜者有200 多人，占应答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果再加上颜渊、范仲淹、朱熹、王守仁等儒学名人，有绝对的优势。由此可见，清末民初一些人虽然对封建礼教和儒学有过激烈的抨击，但对中下层的读书人影响并不大，在中小学生中尊崇孔孟的观念仍很流行。时过70年，1994年10月10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专家警示:新一代正在忘却历史》说 ，有记者在北京一所中学初三班进行调查，发现全班50名同学，只有一人知道孔子的名字，无一人知道中国为何称5000年文明。1993 年第3期《青年研究》刊载《中学生追星现象调查研究》一文足以引人深思。文章说，南京师大教育系对南京两所中学进行民意测验，要学生列出最崇拜的人物，统计结果前十名的人物按次序是: 家人、周恩来、刘德华、毛泽东、张学友、郭富城、林志颖、雷锋、黎明、周润发，其中除了家人和已故的现代人物周、毛和雷锋以外，都是港台明星，历史上的儒家人物一个也没有。
    真正割裂传统的是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是一度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 把“五四”当作替罪羊是不公平的，鉴于种种质疑“五四”的论调，历史学家不去正本清源，是史学的悲哀。所以我们还要补上一课，理解“五四”才能真正弘扬五四精神。


五四虽已远去，启蒙仍需努力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种纪念和解读都会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精神，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余英时对“五四”有一些新的说法。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一位倡导“国学”的大学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我国60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愚民之嫌。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却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而首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并对此作了政治解读。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但后来的解读却更多地是政治化的。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虽是极而言之，却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扼杀民族创造力的特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期教化与压抑，培育了中国人平时顺民、乱时暴民的“国民性”，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引发社会危机。“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即是对五千年封建“杀子文化”的反抗。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中国何时才能走出两种文化循环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仍是一道待解之题。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有成，但贫富差距悬殊，文化失去创造力。面对普遍的信仰危机，一些人又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当陪祭，“老调子”至今唱个没完。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初，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各级学校不应祭孔。针对守旧派尊孔及“以孔教为国教”等主张，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民智未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皆是保护少年儿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举，但未见其有禁止大学讲授经学的政令。他后来执掌北大，也是兼容新旧之学，提倡学术自由。“经学”与“读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指责“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据？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论。洋人讲“中国学”或“汉学”皆有科学定义，国人笼统以“国学”自诩，甚至将“经学”与“国学”混为一谈，皆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学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无分中西。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子，都是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学术风气而论，胡适整理国故，得益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蔡元培办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代学术大师。顾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孔子作为中国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类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教定于一尊、实行文化专制的反动，纵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进步意义同样不容抹杀。“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与批判继承。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二者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是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90年后环顾神州，“五四”已远，新启蒙仍须努力。


继承五四的忧患、担当、包容、改造意识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我觉得“五四”有几个意识应该受到重视。
　　第一是忧患意识。“五四”时期，当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接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弱势，“五四”前辈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就提出向西方学习，科学民主就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我认为“五四”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有一个问题我很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能肯定古代历史上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改革，但是却总是对“五四”的向西方学习颇有微词呢？传统文化固然是厚重和伟大的，但时空变化，它到了近代并没有能阻止我们被动挨打，文化不转型显然是不行的。在这一点上，“五四”的忧患意识非常明显。这就是刺激和反应机制。外面的刺激越大，内部的反应就越大。五四运动中，观念上、思想上都比此前更进了一步，中国人真正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体制进行反省，最起码是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所反省。现在有些人一提到国学，马上想到让小孩读经，穿着长袍马褂上课，穿着汉服祭孔，这实际上真是把国学完全做歪了，假如我们文化里还有好东西的话，那是它的核心价值中还有超越时空的内涵，值得借鉴和继承，而决不能迷恋其“骸骨”，企图通过形式上的复古来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所以，在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怀着忧患意识来反思传统，真正挖掘传统中的好东西。
　　第二是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我为什么敬佩“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就是他们是有担当的，不论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有所担当，努力成为整个社会的“良心”，反映正义与进步的“良知”。现在看看我们的读书人，一些所谓的教授、研究员，遵循的都是功利至上的实用理性，这就是缺乏历史担当感，苟且偷安，浑身上下就是“乡愿”的丑态毕露。我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工作者，更一定要有人文关怀，要有历史担当，这样，你才不会屈服于权势，不会眩惑于名利，你的东西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才会体现时代的精神，才能真正流传下来，像司马迁写《史记》，我们的能力水平“虽不能至”，但一定应该“心向往之”。总之，“五四”精神中的担当意识，是我们今天还应该坚持的。
    第三，“五四”体现了一种包容的意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五四”的核心精神是不走极端，而致力于兼容并包，这显然是一种成熟高明的文化生态。就拿国学来说，在“五四”以后国学出现了真正繁荣的高潮。现在很多人研究国学，争论的问题和民国期间争论的东西是一样的，当时也有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的，就像清华研究院；也有原教旨主义者，像马一浮他们搞复兴书院，强调“六艺”为一切学术之本，就是坚守原则、比较传统的做法。现在我们提倡的“大国学”“新国学”，绝对不是要回到单纯的经史子集范围里面，而是要在中西文化背景交融的理念下研究国学，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立场而非狭隘的汉族文化角度研究国学。我们还是要包容，当然，包容也不是没有主导，即在坚持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原于传统又高于传统。
    第四，“五四”的改造意识。中国文化里面确实缺少很多东西，如忽视“人本”意义、美化封建纲常，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进步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不必躲闪，不必掩饰，而应该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态度，积极加以改造，使之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五四”的反封建意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我们现在确实有个问题，出于某些原因，很多历史被刻意遗忘，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提倡拒绝遗忘。如果我们对历史很快遗忘，我看再搞一次“文革”也完全是有条件的。民族的劣根性就在遗忘当中重新沉渣泛起。我们必须警惕封建残余的危害性。我作为中国国内高校中第一家国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我尊重国学、尊重文化，但是绝对不迷信国学，对中国社会中依然多少存在的封建残余深恶痛绝，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但至少在人大国学院的国学教学与国学研究中，我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比较正确的立场，守卫读书人的道德是非底线，为国学教育与研究始终沿着比较健康的、正确的轨道前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历史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
■冀建中（北京大学教授）
　　今天的讨论题目出得很有意思，叫“穿越历史”。它使我们反思我们可以在多大跨度上穿越历史。我一直觉得，有历史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同时我认为今天要真地认识“五四”的意义也必须要有一个大跨度的历史眼光。
　　我觉得我们穿越的第一个历史跨度应该是一个百年的历史，必须有百年的历史跨度才能看清楚“五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的十年到二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实际从社会的底层到知识层都发生过深刻的变化。我们目前的许多关于“五四”的讨论忽略了在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科学、教育甚至经济的黄金时期。像今天我们做教育的人，非常羡慕当年的晏阳初、叶圣陶、梁漱溟、蔡元培。我们曾经特别想有那样的时代，可以按自己的理念办教育，来对我们国民进行非常好的教育。在二三十年代，杜威、罗素进入中国到处讲演。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都对中国产生过影响。那个时候出现了像梁漱溟、熊十力这样的一些思想家，也说明当时思想界的氛围是相对开放的。同时在经济界也是同样的，那个时期是民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所以，“五四”曾经对中国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我曾经在瑞士偶然碰到一个人，他的父亲竟然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做水稻改良的一个科学家。当时其实很多科学技术都进入了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身上的基本品格也是去做很多脚踏实地的工作，就像梁漱溟先生去做乡村的自治运动，像晏阳初先生办平民教育，梁思成与林徽因实地考察中国建筑。他们都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品格的一代科学家。而所谓现代知识分子，就是把理论能力与实验精神集于一身的人。
    今天回顾这百年的历史，实际要承认“五四”精神曾经对中国社会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不能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我希望我们应该有个百年的历史跨度。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仅仅穿越百年是不够的。如果仅仅百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百年当中都是苦恼着、困惑着，面对西方的强大与我们的贫困，我们经常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情形，像王国维、鲁迅等等。如何从这种困扰和极端中走出来？我们大概还是要了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我们要研究这样的问题，就是近代的科学民主精神进入中国以后，为什么遭到如此多的坎坷。如果不了解我们的文化和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永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讲我们的民本与民主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要能够讲清楚民本和民主之间可以不可以有一个桥梁可以走过去。我觉得研究后者更有意义。其实研究五千年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我们中国曾经也有过君主立宪的可能，但没有走通。为什么我们没有走通，没有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又如康有为，他的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现在有很多人反思康有为，认为康有为可能是太贵族化了，太看不起农民了，所以在中国的这块土壤上，他的启蒙必然是要失败的。这又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还有，中国经历了那么多革命，汤武革命，商鞅变法，中国为什么一直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社会的更替和变换呢？如果这些问题我们永远研究不透，我们就永远走不出百年的困惑。我们今天研究国学，实际上是研究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像有些人说的，只是来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这个还不够，还是空的，要研究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五千年的历史跨度。
　　第三，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世界史的跨度。有人认为民主科学是发达社会所固有的，我们这个土壤不合适，其实这也是在歪曲世界史。西方的民主科学同样经历了西方的500年的酝酿、发育，当中也有很多的战争、很多的流血，才形成了那样一个人类的普世价值。所以，民主和科学也是西方社会当中一个变化的产物。所以，我觉得要非常了解那五百年的历史，了解西方如何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战争，科学革命，最后经过了法国的启蒙运动等等，这个过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都是地域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西方如何从传统走向了现代，如何从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走向了一个平民社会，如何完成了世俗化、功利化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的变化。正是在世俗化和功利化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的构建中，民主与科学成为占主导价值的一种文化。不了解这个过程，我们也很难理解科学与民主的真正含义。
　　我们知识分子反思“五四”，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如何向民众讲述这段历史，如何去尊重历史。历史断代了，最后就只能产生“愤青”。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知识分子叫“愤青”，一个有历史感的知识分子才是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


从精神和文化的高度看“五四”
■孟建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五四”及其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不仅对新文化是一种启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水岭，而且对现代化也是一种启蒙，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所以，我觉得纪念“五四”很有意义。
　　“五四”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它的精神高度和文化高度。这个高度可能到今天为止都是我们所仰慕的。那个时候涌现出一批大师。这批大师同现在的还不一样，他们往往是中西文化贯通，文史哲贯通，科学与人文贯通，还有就是理论和实践贯通的大家。我们今天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那个时候那些大师级的人物所写的书，现在还在大量地重印，还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奠定了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精神的高度和文化的高度，他们所奠定的文化精神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到今天为止不管怎么说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也是难以逾越的。
　　我认为，那个时候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其实是一种精神的理解，一种文化的理解，而不仅仅局限于操作层面。比如，他们对科学的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实证主义的东西，一种简单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一种结论性的东西，而把科学作为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来推崇，这种精神和文化在西方文化里是一种很深邃和很崇高的东西，是西方文明中最精粹的东西。
　　那时所推崇的民主也不单纯是操作层面的民主，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它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文化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文化，是一个非常宽广的概念，也是一个很有高度和内涵的东西。因此，当时对科学和民主及其精神的领悟和把握是非常到位的。二者高度统一，没有矛盾。他们在人类思想文化境界上是一种非常一致的东西。“五四”的这种精神状态，对后来的中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比如，西南联大就有这种精神和文化的高度，从而人才辈出。
　　还有，上世纪80年代，也有“五四”精神的影子。其实，80年代和“五四”的启蒙精神是很接近的。正是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激励和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向着现代化迈进。当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征程中，市场经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功不可没，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纪念“五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追寻精神和文化的高度。我们今天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精神和文化的漠视。今天虽然也讲科学，但是，我感觉今天的“科学”两个字跟那个时候讲的科学不太一样。今天，科学似乎被赋予太多的实证色彩和功利色彩，被赋予太多的形而下意义，人们往往将科学同项目和资金联系在一起，以致许多高校和研究所都在不断强调和追逐项目和资金，甚至将项目和资金看成第一位的东西，从而使科学变成一个非常形而下的东西。而一旦将项目和资金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成为评价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这时科学实质上被矮化了，变得缺乏文化和精神高度了。
    当我们反思今天的时候，我觉得“五四”精神里面有很多值得吸取的东西，即从精神和文化的高度理解科学与民主。其实，科学和民主都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科学有一个层面是形而上的，它要往上看，看到人类精神的顶端，进入最高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它要改变人们的宇宙观。现在这个层面被淡化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科学往往只是形而下的，是往下看的，是实证的和功利的。当然往下看不是不重要，要解决温饱问题，解决生产力问题等等，这同样非常重要。但是，应当看到，形而上和形而下这两个层面是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他们共同构成了科学的精神和价值。
    一旦科学缺少了精神和文化的高度，只剩下形而下一个层面，那么，问题就产生了，甚至到最后科学和民主二者能否统一都成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科学缺少了精神和文化的高度，那么，科学未必一定能够做到民主。今天的科学制度里面就有不民主的地方，权威制也许比其他别的地方还严重，只要有一个头衔或者官位，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于是，本来最讲科学的地方结果变得不那么科学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关键是，科学中本应当有的精神和文化的高度逐渐被淡忘了。追忆“五四”精神，显然有助于我们重建这个精神和文化的高度，从而推动科学更加健康的发展，使其在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实现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
    另外，今天的教育制度和培养人的制度方面也有很大的偏颇性，所有专业都被细化，文理科都分得非常细，这么一种教育方式所培养的人还能同“五四”时期那种中西文化贯通，文史哲贯通，科学与人文贯通，还有理论和实践贯通的大家相比吗？这种培养方式是很难培养出大师的，因为你让他站在精神和文化的高峰已经变得不大可能了。这种教育制度同我们今天对科学的狭隘理解有没有关系？显然密切相关。所以，追忆“五四”精神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永远激励我们去追寻那个精神和文化的高度。


反思“五四”  超越“五四”
■张千帆（北京大学教授）
    “五四”提出了民主与科学，这两点确实抓住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命脉，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确实没有民主和科学的传统，“五四”把这两个口号提出来，是非常恰到好处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民主和科学仍然任重道远。而且，民主和科学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二者在中国的发展不相对称。科学是得到了比较长足的发展，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些落后，但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民主和科学之外，我认为“五四”还做了两件事情，并且都对中国90年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件事情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攻击，其实我也同意“五四”本身是一个多元化运动，强调兼容并包，但它带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打倒“孔家店”，把儒学从正统的垄断性的宝座上拉下来，这没有问题，但是最后发展成完全排斥、否定儒学，这又对民族的道德基础产生了很致命的冲击。虽然1949年之后一直到“文革”，反传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不能全部归罪到“五四”头上，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持一种毫无保留的反对，便已经播下了全盘反传统的种子。另一件事，五四运动走向了民族主义。“五四”爱国运动本身是没有错的，在那个时代民族主义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凡尔赛条约》对中国权利的漠视，后来又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爱国运动导致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了对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学习和吸收。
    在9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超越“五四”。我们今天谈“五四”，恐怕不能光谈继承“五四”，而且“五四”精神本身其实就是超越，是一种革命。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继承“五四”，必须还得超越“五四”。我们今天可能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恢复传统在中国应有的地位，这不是说再回到“孔家店”，再回到尊孔复古的年代，再去强求每一个小学生、中学生都去读经，但是要让儒学以及其他中国本土思想在中国获得自由传播和平等竞争的权利，真正能做到“五四”时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儒学毕竟是中国传统，虽然经过“文革”，经过这么多年的洗劫，在中国还是有它的生命力。第二，要纠正“五四”思想倾向中所衍生出来的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提倡从“五四”的民族爱国主义走向宪政爱国主义。今天，我们要真正落实宪法体现的平等、法治、自治精神，消弭族群、区域和阶层矛盾，营造一个共同繁荣、长治久安的制度环境，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我们还要倡导青年人重视自身德性、知识乃至言行举止的修养。“五四”是青年人的节日，今天青年人继承“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并不仅仅是把“爱国”挂在嘴上，而忽视自身德性、知识乃至言行举止之修养。一群侏儒必不能成就一个巨人国，一堆小人必不能成就一个君子国。所以，真正的爱国必先从“爱己”开始，必须使自己成为有德性、有尊严、适合现代文明的合格公民。所以青年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塑造自己的品格。
    自尊：首先要承认和正视自己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有能力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营造自己的独立生计，凡事“正己而非求诸人”，而无需仰人鼻息、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或为了追逐一点名利不惜扭曲自身人格、放弃道德底线，巧言令色、投机钻营甚至以身试法。同时，自尊还意味着认真对待所有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不论性别、种族、国籍、年龄等任何外在因素。
    自信：自尊产生自信，但是自信并非自满或自大。但凡自信的人都会正视自己的短处，由于相信自己有能力改正，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更加完美。和“五四”时代的青年一样，今天的青年同样需要了解真实的历史、正视当前的现实、探索未来的出路，以负责的方式真正关心中国，抓住中国的真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才是真正的自信、真正的爱国。
    知耻：一个自尊的个性必不是寡廉鲜耻的，而是自重、自律、知耻的。当代青年尤其需要建立正常的耻感意识，要清楚意识到缺乏自信是耻辱，公开说谎是耻辱，掩盖事实是耻辱，回避问题是耻辱，廉价“爱国”是耻辱，言行粗暴是耻辱，炫耀自己也是耻辱。
    力行：知道了不能做之事，还须力行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情；知而不行、言而无信或缺乏敢做敢当的勇气，同样是一种耻辱。
    因此，真正的爱国青年不能不独立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关注现实，不能不探索造成这些问题的制度根源，以及其它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制度和方法；掌握方法，不能不身体力行，为养育自己的国家付出一点实际的努力。其实，“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要缔造一个宪政国家，青年首先要将自己塑造为一个适应宪政生活的公民，承认并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内在尊严，主张并捍卫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权利，做到自尊、自信、知耻、力行。自尊，则既不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也不会允许他人或政府侵犯自己的权利；自信，则既不会盲目丢弃自己的价值而丧失生存发展的根基，也不会无视他人的优势而失去自我进化的机会；知耻，则不会自大、自傲、自我陶醉、文过饰非、口是心非、哗众取宠、自欺欺人；力行，则不会袖手旁观、麻木不仁，而必然会尽己所能从一点一滴推动中国的宪政进步。


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
■王志新（中国科学院院士）
　　今天在这里召开“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座谈会”，我想谈几点感想。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也可能包括了我们以后的几代人，对于五四运动的精神和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了解的并不多，或者说很不了解。我们只知道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但一遇到具体的问题就说不清楚了。比如“五四”是否导致了全盘西化、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科学与民主”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否是因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等等。因此，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从“左”和“右”两方面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潮。有些人，包括某些知名的学者甚至提出要再开展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知道“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清楚那段历史。我觉得社会科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告诉人民群众，特别是告诉年轻一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忘记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很危险的。
    第二，我想谈谈我对民主的理解。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就政治运动不断，到“文化大革命”可以说达到了顶峰。那时候别说你想议论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就是想对一般的问题发表一些不同看法都有很大的风险。现在可以说是建国以来言论最自由的时期，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观点你都可以发表。官员和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也越来越强。当然，我国现在与真正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可能还有很大差距，但从历史上看，这三十年来的进步还是巨大的。我曾经和一位美国记者探讨过这一问题，她也认为，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民主所表现出的形式也会不一样。不可能要求所有国家在同一时期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模式。因此，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在民主制度的建设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只有肯定了过去所取得的成绩，才能明确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第三，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再谈谈科学的问题。从客观的角度讲，我国现在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产生这一差距的重要原因其实和我们这几十年的科技和教育的体制直接相关。上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体系。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看，这一体系还是比较完整和有效的。但是由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在1979年以前，除了一些像“两弹一星”这样国防上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外，我们就几乎没有一段比较安稳的时期发展科学技术。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致使现在五十岁以上的科技工作者全部耽误了十年的宝贵时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够，科研经费投入不足，加上各个年龄段的科技工作者都要出国进修，而大部分留学生都留在海外发展。所以，我们科学技术比较落后是很自然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在科研上的投入也大大增加，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好时期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真正把握住这一有利时机，我们还要在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上下大力气。这三十年来，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的科技和高等教育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模式。有人甚至说，科技和教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因此，我们要花大力气改革现有的体制。体制改革是很困难的，但科学技术要更快地发展离不开好的体制。我认为，在体制建设上，特别要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国外科学发展已经有几百年了，有很多很好、很成熟的东西。在这一点，我们要发扬“五四”精神，要认真学习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了，改革开放也三十周年了，如果我们再不加快改革，等到改革开放四十年、五十年的时候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高效的、合理的体制的话，将会严重阻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要重视创建新文化系统
■岳庆平（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
　　我对五四运动非常重视，也有研究兴趣。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日当天，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重点强调继承和发扬创新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创新精神和优良传统，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潮流，以创新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21世纪”。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日之前，我在《民主与科学》上发表文章，重点强调清除封建残余影响：“以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坚持和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进一步加大清除封建残余影响的力度”。
　　今天我想重点强调创建新文化系统。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国人感受到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和文化运动的必要性，认识到在表层的政治革命之后必须进行一场深层的文化运动。五四先贤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反对以旧文学艺术、旧伦理道德、旧思想观念为主体的旧文化系统，试图创建以爱国、进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为基础的新文化系统。这充分表明了近代以来国人的现代化探索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逐渐深化过程。然而，五四运动虽然以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来也出现了科学与玄学的高层次文化论争，但新文化系统始终未能创建，尤其是新旧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基本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若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新的起点，则国人的现代化探索又在经历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逐渐深化过程。如果说我们过去更多地重视物质层面改革与发展的话，那么，现在和今后一定要在更多地重视制度层面改革与发展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文化层面的改革与发展。文化层面的改革与发展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新旧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尽快使国人确立具有一定共识基础的正确价值观念。否则，当前社会上广泛存在的道德滑坡、信仰真空、诚信缺失、风气不正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根本无法有效解决。五四运动至今已90周年，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努力完成五四运动创建新文化系统的未竟之业，高度重视和切实促进文化层面的改革与发展，真正形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结    语
■孙伟林（民主与科学杂志社主编）
　　今天会上看到有科学家谈文化，人文学者谈科学，这正是龚育之先生生前倡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作为以“民主与科学”命名的刊物，纪念“五四”，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爱国运动的特殊意义是在于先驱们鲜明地呼唤“民主与科学”精神，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直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命运是相伴相连的。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也体现在我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我们在回顾历史中更关注于现状和中国发展的未来。我们期望有一天“民主”与“科学”能真正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民族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今天我们还应该多一份努力、多一份理性、多一份韧性、多一份信心。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的行程任重而道远，中国现代化的行进在于每个炎黄子孙的持续努力，“民主”、“科学”的根基在于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实践之中。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惟有脚踏实地地进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各项建设，实现“五四”先驱者为了中华之腾飞的理想，这是我们对“五四”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