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烧河鳗怎么烧不爆皮:丁玲曾大胆又多情曾想与两男同居

【丁玲曾大胆又多情曾想与两男同居】

2011-10-2 00:07:21 上传下载附件 (11.93 KB)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莎菲女士的日记》。1904年出生在湖南临澧农村的一个姓蒋的大户人家。1921年到上海、北京求学。丁玲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这几个人的恩恩怨怨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扯不断的话题。

    【壹】与胡也频：投入真情

      1925年春天，丁玲在北京投考艺术学校没有成功，这时的丁玲正处于人生低谷，除了无法读书深造的遗憾，还有弟弟的早亡让她无法释怀。胡也频知道这些后，就用一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写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想以此博得对方的一笑。因为他已一见钟情地爱上丁玲。

      但丁玲心不在此。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写信给鲁迅，陈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指出一条前行的道路。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沈从文化名捣鬼，就没有给以复信，丁玲只好像一个激流勇退的战士选择了回家，纵然不甘不愿。

      不过，丁玲振翅高飞的欲望从未停止过，她想一定会有天使来救自己的。果真，这清浅的日子没过几天就被胡也频打破了。当时，丁玲与她母亲同去开门，都惊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一个身穿白长衫的青年……很快，丁玲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漂泊者的痛苦经历。那些日子，湘西空旷静寂的庙宇，成了这两个漂泊青年的情感栖息之地。

      丁玲与胡也频

       应该说，丁玲是在不懂得爱的时候仓促地爱了。婚后，丁玲与胡也频曾有一段又清苦又甜蜜的爱情好时光。住在香山时，由于两人不善理财，常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这时，就由一人或两人一起用散步的方式到城中典当一些衣物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因为文学这颗浪漫的种子，“有时两人下山虽是为筹措伙食，但却常常走到半路忘了这件事，因为关心泉水与天上的白云，在路上一坐常常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黄昏上山，因为眷恋天上新月的美丽，两人竟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

       要爱，首先必须生活。他们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从山上搬下来，重又过起蛰居流寓的生活。后来，靠着对文学执著的勤奋努力，胡也频很快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在小说和戏剧领域他也都有所涉足。但是，稿费收入很微薄，两人在清贫窘困中度着光阴。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男孩，取名胡小频（即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两人只能共吃一客包饭。如此窘迫，凡人见了大抵是要哭的，但是他们却感觉精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

      【贰】与冯雪峰 无限遗憾

       冯雪峰的出现，使丁玲与也频的情感生活出现了波折。

       十几年之后，丁玲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

       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当时的情形是，冯雪峰已经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最终又用理智战胜了这种情感。丁玲在写给冯雪峰却从未交给他的信中说，“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要见你，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如此情真意切也就够了。

      【叁】与冯达，噩梦一场

      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的生活之舟颠簸在浪峰与波谷之间。当时，她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三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以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此时，德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两人相对而坐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可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所谓爱情的化学反应就来了。当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女性矗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世界，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不可否认，丁玲的心当时是极其脆弱的。冯达来了，他没有撑伞，但是丁玲却觉得冯达给他撑起了整个世界。他们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去看望朋友，有星星的夜晚就手挽手去散一个步。丁玲的眼里，冯达是一个可依可靠之人，有他在她就觉得日子里有希望，连痛都是甜的。

      1931年的11月，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婚姻生活。

      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他一直磨到12点过了才回到家中。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丁玲回忆，是冯达供出了他们的住址，并带着特务前来。

       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以后她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肆】与陈明，挚爱深沉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名叫陈明，他生得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陈明回忆说，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

       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

       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在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陈明回忆说，丁玲关的“牛棚”是个单间，有两个女将看着她。我们是个大间，就在丁玲的隔壁，上下两层铺。1969年春节，过年了，有的人可以回家过年，剩下几个不能回家的。我说，好啊，你们都有家可归了，替你们高兴啊。于是批斗我，说我说怪话。我说这不是怪话，是真话。我和丁玲说了，我们俩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现在我们俩都在“牛棚”，所以我们把“牛棚”也当做家了，那还不可以呀？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这个主题。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又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来源：青年导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