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3海鳗插件设置:“北京共识”的潜台词(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是个伪命题）

    资料图片：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谓的“共识”，也不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

    “北京共识”到底能否成立？它是否为中国“新道路”的一个正确概括？国际上是否真的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之后的“北京共识”？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影响世界的“软力量”？

    在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布鲁金斯访问学者庞中英教授看来，“北京共识”本身也许太夸大，太容易引起争论，国内外有许多人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大胆提法，但是，它标志着世界开始用一个新概念看待中国。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对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方向再认识，真正提出符合时代变化的中国和世界需要的新概念。

　　“接触/遏制”二元论不适应发展着的世界

    《北京共识》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雷默认为，“北京共识”之所以是“共识”，是因为一个深深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生计和希望的重要一部分”。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对这样一个“中国典范”感兴趣。

    他说，“中国模式产生的力量十分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典范。”

    雷默说他的“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了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他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

    就在《北京共识》发表一个月之后，雷默接受了新华社驻纽约记者的专访。雷默说，国外的学者们总的来说仍受“接触／遏制”这个过时的二元论的支配。他举了美国有关与中国“交往”(接触)还是“孤立”(遏制)的争论，认为这是一个远离中国实际的“过时的二元论”。

    雷默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西方国家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走向。特别是20世纪最后十年，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增长水分论”、“中国机遇论”、“人民币升值论”、“中国能源需求威胁论”、“中国盛世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等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在战略上，在“接触”、“交往”还是“遏制”、“包围”的争论中摇摆。

    然而，中国的改革在备受西方世界怀疑和指责的环境中坚韧地面对挑战，并以实际行动和骄人的经济成就作出回应。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吸引了不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俄罗斯、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大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对中国“模式”给予赞许。

    国际主流媒体随后纷纷关注“北京共识”这个新概念。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英国《卫报》、墨西哥《每日报》分别刊登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和《中国：亚洲的地平线》3篇文章，对中国的渐进改革和自主发展给予高度评价。

    应当说，中国的改革从开始的不被外界看好，到上世纪90年代被“妖魔化”，再到进入21世纪后的肯定，时间给了中国公平的评判。

    多元世界应该有多元发展模式

    “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概括。显然，“北京共识”一词来自与“华盛顿共识”的类比，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在雷默的文章中，“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指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他总结中国如何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三个定理：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北京共识”也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比如雷默认为，中国一向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主张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受访的多位专家指出，“北京共识”受到广泛关注，除了它对西方主流观点的超越和反思外，它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肯定，认为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以及取代了“华盛顿共识”等，成为讨论的热点。实际上蕴含着发展模式之争。

    庞中英指出，“华盛顿共识”是“冷战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财政部、华尔街金融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模式，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曾经主动或者被迫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冷战后的全球化，一度等同于美国化，即“华盛顿共识”的不断扩大。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排他的、非此即彼的、需要相当多先决条件的，因此其普遍意义需要通过实践检验。

    实践证明，“华盛顿共识”对于拉美、俄罗斯、东欧转型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个不好的选择，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也难脱干系。因此几乎受到全球性的“讨伐”，被诅咒为“敌人”、“毒药”、“灾难”，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上世纪末，不少国家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华盛顿共识”式微了。

    对“华盛顿共识”强有力的挑战，其实来自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1998年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它对“华盛顿共识”的“市场本位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和政府的作用，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后华盛顿共识”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出发，指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可谓切中要害。

    但无论哪种“华盛顿共识”，都不能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具有福利资本主义色彩的“欧洲模式”以及亚洲“四小龙”模式，也都不足以实现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进入21世纪后，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青睐有加。

    “不共”即是共识

    中国内部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主要分成了两派观点，有认为“北京共识”可以与曾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比肩，批评者则指出“北京共识”只不过是“国际制造”的“中国神话”。

    专家们指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差异，恰恰就在于它揭示出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特质，揭示出在发展道路上兼容并包、少设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林利民博士直言，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有几乎独一无二的国情，中国的发展经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相比，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文化建设仍任重道远，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的盛誉，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冷静地倾听。

    他认为，我们发展到今天是“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不是瞎摸，它与我们的历史传统、政治理念和总体框架紧密相关。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探索的成功。中国走的是不同于西方的道路，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艰辛探索和创造。

    总之，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特殊国情的产物，我们从来不主张照搬或者强行推行一种固定的模式，包括西方的模式，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模式，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实践成功的重要基础。发展模式不是装玻璃，即使尺寸符合了，还存在成分不一样的问题。那么，其他国家如果学，可以学我们指导改革的一些思想，而非具体做法。

    新华社驻巴西的记者曾就中国模式是否适用于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这一问题，采访巴西某媒体资深人士。这位先生表示了审慎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经验举世无双，与中国国内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特定条件密切相关。

    他在进一步分析巴中两国取得不同结果的原因时指出，传统上应对国内积累缺乏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走所谓借债的捷径，一个是实行累积贸易盈余的战略。前者只能是到市场上借钱，后者则要靠一代或者两代人的牺牲，为形成国内积累而节约消费。巴西历来是利用世界经济中流动资本的循环在借债，而中国则选择低汇率、低收入的政策，以及加强贸易攻势并通过美中政治谅解而获得优惠进入美国市场。他认为，拉美人可以从中国的成功中吸取的经验是，为争取形成一种适合本国特点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让一代或者两代人作出牺牲也是值得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甄炳禧研究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参考。他举了中国和印度的例子。

    他说，中国和印度有着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相似国情。但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应当说中国做得更好。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比较好地解决了就业和贫困问题，并通过大力引进外资，从沿海逐步向内地延伸，提高工业化水平，从而为经济发展打好基础。而印度的做法是以市场为主，信息产业为主导发展经济。

    林利民说，原来西方一直宣扬它们的发展模式是最好的，现在中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取得成功，西方“优越论”的神话不攻自破了。因此可以说，“北京共识”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它倡导的多样性、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理念，是对西方国家将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神圣化、一元化的打击，为各国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树立了一面旗帜。

    西方不愿放弃优势地位

    国内外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和争论，应该说是伴随着我们改革的每一步。但“北京共识”的提法是近3年的事情，而且对逐渐增加自信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迷惑性。正如前文所言，它是对比“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专家们提醒，“北京共识”可以视作中国“软实力”提高的佐证，但概念本身骨子里散发出“霸权”的味道。

    林利民说，“北京共识”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肯定，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实际上仍在担心中国由于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来跟美国争夺软力量，担心中国一步步占了上风，仍有“中国威胁论”的警惕在里边。

    因此，最近一些西方人士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模式，衍义为所谓“专制资本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的竞争。这种说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向，又充满了对中国政治模式的错觉。

    概括地讲，西方国家目前担心中国的硬力量和它们竞争，也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软力量与由它们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价值观竞争。

    其实，从《北京共识》的原文中也能看出端倪。雷默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测不准”的社会，“中国名副其实的崛起正在重新构建国际秩序”。“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我在本文中想要做的只是概述中国新实力基础的大概情况，进一步证实，如果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衡量，中国在许多重要领域已经是美国的对手。”

    在雷默为《北京共识》中文版写的导言中解释说，中文里“威胁”有着中国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所不喜欢的含义，但他认为，这和赞同中国威胁论不是一回事。

    甄炳禧研究员在美国呆了4年多时间，几个月前刚刚回国，对比上世纪90年代的驻外经历，他感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现在对中国看好的一面突出了，但有些是明显高估，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实力增长。西方其实有一种担心，就是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即便现在不是，未来也会成为对西方世界经济和安全的威胁。因此，一方面肯定中国，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不断制造麻烦，继续妖魔化中国，比如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和援助称之为“新殖民主义”，夸大中国的军事力量，频繁制造贸易摩擦等，都是典型表现。

    今年7月2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的文章说：当西方一些人炒热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时，中国领导人显然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看来，拒绝“北京共识”具有先见之明。

    文章说，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谓的“共识”，也不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事实也正如此，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提到，我们的发展道路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当前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高能耗的问题、环保问题、金融深化改革问题、体制创新问题等等，都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得到解决。

    所以，“北京共识”根本上可能就是个伪命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领导层现在所强调的是“和而不同”，强调尊重不同文化的特点，不同国情的特殊性，追求各国发展经验的多元性。（记者刘延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