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血精灵: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

    一、什么是模式，有没有中国模式

    一种观点认为要慎提中国模式。有学者不赞成使用“模式”一词，认为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并提出以“中国特色”替代中国模式。①有学者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之义，但中国并无此意，应该叫“中国案例”。②

    多数观点认为不能否认中国模式。有学者指出，对于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的意见，事关我们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尤需通过讨论加以澄清。中国模式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丝毫没有自封样板之意;它所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 ;它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但不能照抄更不能强加;要适应新变化顺应新期待，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③

    也有学者指出，没有必要回避中国模式。认为还处于变动之中就没有中国模式，那么只能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认为只有完全定型的才称之为“模式”，那等于说“模式”必定是僵化的。④也有学者认为，不承认中国模式，只能导致对其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漠视。⑤

    我们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第一，模式和其多样性是一种客观现实。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这样或那样的模式。任何一种模式都是相对于其他发展模式而言的。一旦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或具有突出特点，就会有相应的模式提出，比如“莱茵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等资本主义模式。再如“南斯拉夫模式”、“苏联模式”等有过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概念提出的参照系，正是上述各类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现实体现，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大都借鉴了人类社会已有的文明成果，反映了特定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因素，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共同作用。

    第二，中国模式并非西方人的发明。一些论著把中国模式的提出归之于雷默的“北京共识”。其实它并非西方人的发明。早在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提到中国模式，江泽民、胡锦涛等均有相关详细论述。他们提出或说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是瞩目于坚决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坚定支持各国选择自己发展模式的正当权利，也是着眼于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必须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而且，他们并没有因中国尚未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完全定型的制度而否认中国模式。由于基本制度、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及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各种发展模式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即便同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因受各自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影响，其具体内涵也有差异。况任何模式决非完美无缺或一成不变，需随时代和环境变化而有所调整。因此，那种认为提中国模式有完全定型化之嫌，可能导致“自满”的理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三，金融危机后，中国的优秀表现使世界的反思有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参照系，因而中国模式及其导致的中国崛起被世界热议。还有，《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几家媒体进行的“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专题调查，比较可信地反映出中国民众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认可。在此境况下，使用中国模式概念应是水到渠成的事，不仅不会冲淡“中国道路”的鲜亮颜色，相反，只会给“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添彩增色，进一步丰富对中国的研究和宣传。许多国外知识界和媒体，更偏好于使用“中国模式”一词。

    二、中国模式的实质

    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⑥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其实质内涵，是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现实性运用，是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四个建设”的提出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实化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是对中国模式的最全面概括。⑦

    我们认为，其一，国内外学界基于静态的社会制度、动态的转轨转型以及经济发展这样几个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了解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有以偏概全。这就好比盲人摸象，中国现状在各类盲人摸象中得到拼凑，而若把这些局部拼凑起来，可得全貌⑧。当然有些观点则不能排除是居心叵测的“误读”。但从总体上看，国内外的观点是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模式内涵的。不讲社会主义，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不分清一些基本的界限如“四个重大界限”，就无法深入地把握中国模式的实质。一些观点就因这方面有意无意地“忘却”，从而使自己对中国模式的解读沦落为对中国现状既片面且表象的描画，自然也就既无法把握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也无法正确回答中国模式“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一深刻理解中国模式无法规避的重大问题。有学者就指出，与忽略社会主义性质相对应，国外学者论及中国模式内涵时较少涉及它的制度层面。⑨

    其二，不能正确把握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民族实现形式之间关系的论断，即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⑩，那很可能会使自己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解读不可避免地陷入教条化的尴尬境地。换言之,因为不能理解中国模式的民族性，很可能会导致把自己对中国模式内涵所作的可能含有真理颗粒的解读或者说某些中国的经验当作“教条”来挥舞，从而暴露出自己强求模式千篇一律的所谓西方优越性的思维模式特点。我们坚持认为，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解读，既要立足当代，也要跳出“当代性”的陷阱。否则就会因无视“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一历史一再证明的真理，而犯“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或“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等错误。我们必须牢记胡锦涛强调的“必须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论断，否则，中国模式的所谓“定型”之日，可能就是中国模式注定没有未来之时。解读中国模式的内涵，如果不放眼世界，那必定宛如盲人摸象，只能失之片面，从而既无法理解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谋求发展，就必须开放的告诫，也无法深入触摸到中国模式本身宣示的“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理。

    其三，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首先，尽管中国模式充分学习和借鉴了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但是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显然存在本质差异。因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其次，尽管中国模式没有彻底否定“苏联模式”，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等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之间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但中国模式与其他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重大的差异。因而中国模式的成功还在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对中国模式的精神实质所作的精炼概括。因为这一概括既讲了社会主义，也深刻把握了中国模式的民族性时代性，还维护了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同时还回答了中国模式“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诚然，做好中国模式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需讲究传播艺术，这样有助于消除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使中国发展模式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多理解与发展空间。⑴

    上述对中国模式所作的分析，启发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目前世界热议的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当代实现形式而已。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其实际经验就在于十七大报告所总结的“十个结合”。中国模式主张利用外国的和本国的资本主义，但又从未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并一再强调利用的前提即“主体是社会主义”，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共同富裕，强调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中国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中国个性，具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同时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精神和进步内容，具有鲜明的当代性。中国模式将会与时俱进地汲取时代的新精神和进步内容。

    三、中国模式的体制特征与内涵

    有些学者分别认为，中国特色经济模式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也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中国经济并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⑵中国政治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现代化强国而走出来的道路 ;集权为民是其显著特点;当代中国“民本”政治模式中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上不可替代的先进性等。⑶中国模式的文化体制成就，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日益显现与普通民众的亲和力;趋利避义的价值取向并没有为大众所接受和推崇;越来越多的思想精英开始引导民众进行发展目的的反思，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一中华文化的根基被重拾。⑷中国社会转型，包括从原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等。⑸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中华文明孕育了五千年，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催生而出，且正在茁壮成长的和谐社会建设。⑹

    我们认为，要区分中国模式的层次。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较为混乱，笔者主张把中国模式先分成中国发展模式与中国体制模式，比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经济体制模式，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和中国政治体制模式;然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再分层次，如工业、农业、外贸、城镇化等领域的发展模式，如中国经济体制模式还可以细分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模式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中国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国防等领域都可以细分层次。全面把握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所孜孜追索的特色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按此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以下笔者简述中国体制模式的主要内容。

    ——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形成了“四主型经济制度”特征：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经济交往关系。

    ——中国模式在政治建设上形成了“三者统一、四层制度”的架构。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模式在文化建设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两个主体”的格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在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大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文化建设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两主体格局。

    ——中国模式在社会建设上形成了“一个格局、三个互动、四个机制”的体制。即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