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破壁豆浆机食谱:人民法院报“机场刺母案”上海开审

  本报上海10月19日电 由于母亲拒绝向自己提供日本留学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刚下飞机回国的24岁男青年汪某从背包中抽出两把尖刀捅向瘦弱的母亲，就此在上海浦东机场发生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刺母血案。

  今天，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机场刺母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以汪某犯故意伤害罪为由向法院提起公诉。此前，汪某经司法鉴定被确定患有精神分裂症。

  今年3月31日，在日本留学近5年的汪某从日本东京乘坐飞机回到上海浦东。登机前，汪某曾致电母亲急需生活费，表示自己“没钱了，都要饿死了”，在母亲明确拒绝后，汪某愤然搭机回国。

  当晚8时30分，汪某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拿好托运行李后，他在候机楼见到了前来接机的母亲，双方再次为留学费用的问题发生争执，汪母表示已没有财力再供其继续求学，汪某随即走向出口处，汪母紧随其后。当听到身后的母亲唠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时，深受刺激的汪某从随身的托运行李包内拿出两把尖刀，对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毫无防备的汪母受伤后倒在了血泊中，汪某在逃离现场时被民警抓获。经法医学鉴定，汪母的伤势构成重伤。

  “我脑子一片空白。”到案后，汪某这样描述自己袭击母亲时的情形。汪某表示，其在日本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在日本超市打工时曾与同事发生矛盾，为报复，他将同事的戒指损坏，后因器物损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四年。汪某就读的大学成绩单显示，2009年度，他应修得学分68分，而其实际修得学分为零分。汪某在日本留学后期曾多次搬家，总觉得“住到哪里，就像人家跟着我、整我”，耳朵里始终“有人说话”。

  6月，经司法鉴定，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具有受审能力。8月1日，公安机关以汪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9月14日，检察机关正式向浦东法院提起公诉。

  在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法庭审理后，审判长宣布法院将择日作出宣判。（严剑漪）

  ■案外评点■

  一个不能忘记的外国人

  严剑漪

  在审理这场令人心痛的“刺母案”中，有一个人虽然没有出现在现场，但是却让法庭中所有在场者都为之动容，他就是斯洛伐克籍人——雷蒙。

  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宣读了一份对雷蒙所做的询问笔录。笔录中记载，事发当天，雷蒙正走在浦东机场候机楼的步行道上，他准备前往2号航站楼乘坐汉莎航班前往德国。这时，他突然看见“一名男子用刀袭击一名女子，女子逃跑的过程中，那名男子数次用刀朝女子的腹部刺去，后来，又朝女子的头部刺了两次，那名女子就倒在了地上，倒下后，那个男的又朝受伤女子的腹部刺了几下并企图逃跑。”

  有很多人像雷蒙一样目睹了这场血案，但雷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跑到汪母身边的人。雷蒙在笔录中这样说：“我看到受伤女子躺在地上，身旁到处都是血，就想帮助她。在医生到达前，我用包着T恤的手捂住受伤女子头部和腹部的伤口进行了急救，直到医生到达现场。”

  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在看到别人生命垂危时伸出了援手，汪母对此百感交集：“我倒下了，看到很多人在边上，没有一个人走出来，只有这个外国人来了，解开我的围巾，压住了我的伤口。”

  也许，雷蒙压住的不仅仅是汪母的伤口。

  ■庭审目击■

  被告人称“人是有极限的”

  庭审伊始，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认为，被告人汪某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被告人汪某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且汪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穿着看守所黄色囚服的汪某静静地站在被告席上，身材矮小的汪母则低头坐在不远处，不时地咬着手指，悄悄瞥一眼儿子。

  整个庭审中，面对公诉人、辩护人以及法庭的各类问题，汪某表现得很平静，回答问题时总要稍作停顿，内容也都是只字片语。

  当法官问汪某“为什么会带两把刀”、“有没有想过用刀可能会伤害母亲”等问题时，汪某表示“防身”、“没有想过”。当法官问到“以后类似情况发生，你会不会以暴力解决？”汪某想了想，然后回答“人是有极限的。”

  虽然汪某对起诉书的指控表示认可，但汪某的辩护律师却为汪某作了“无罪辩护”。律师认为，公诉方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谈及汪某“自知力无”，这证明事发当时汪某已经完全丧失了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既然作案时属于发病期，主观意识已经丧失，汪某应当不负刑事责任。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说法，公诉人认为，这是“断章取义”，鉴定书所说的“自知力无”是指汪某在被鉴定机构问及日本遭受的种种不如意时，“显得情感欠协调，主动意志活动病理性增强，记忆、智能尚可，自知力无。”

  至于鉴定书对汪某作案时的控制自我行为能力，公诉人认为鉴定书的分析已经非常明确，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本次伤害母亲的行为源于因为要钱与母亲发生争执，而并非受幻听、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直接影响，但作案时处于发病期，细腻情感方面存在明显障碍，对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

  公诉人指出，“控制能力削弱”的意思就是指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根据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即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庭外余思■

  一位受伤的母亲

  严剑漪

  虽然儿子几乎要了自己的命，但病愈后的汪母仍然希望儿子“早点出来，快点看病。”

  作为受害人，这位母亲非常不愿意谈及事发时的种种细节，她在回答法庭问题时语调低沉，整个法庭因为她的“无力”而显得格外安静。而当看见儿子在被告席上不自主地擦鼻涕时，她又立即拿出口袋里的餐巾纸想要递过去，被法警阻止。

  “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汪母这样总结自己，她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及时带儿子治疗精神疾病。在今年日本地震时，儿子曾经告诉她“耳朵里有异响”，而早在2009年，她和丈夫也已经发现儿子的行为有些异常。“有一次他回国，我们3个人走得挺好，突然他大叫一声，我们都觉得很奇怪。”面对站在被告席上的儿子，汪母再三向法庭强调，事发时儿子并没有逃离现场，“他看着我，我对他说‘你走呀，你走，妈妈不会怪你的’，可能他当时发病，不记得了。”当说到儿子原本明年就可以毕业时，汪母一时哽噎。

  庭后，汪母又感叹，虽然自己为了家庭多年打拼，但是由于从事销售业务需要长期出差，与儿子聚少离多，“孩子跟我沟通，我又没时间”，甚至在儿子留学期间，她也会因为工作忙而匆匆挂断儿子的电话。而汪父喜欢喝酒，对孩子的教育不太注重方式。“孩子才是真正的受害者！”